日前，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六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在京举办。本届论坛聚焦中国企业“引进来”与“走出去”，设置了“外商投资法细则，跨国公司的新机遇”“中美贸易摩擦下企业如何开辟新蓝海”“‘一带一路’上的热土商机”“WTO、CPTPP、RCEP等多边贸易体系创新与亚太区域经贸新机遇”“‘引进来’与‘走出去’中的合规与法律风险”等一系列紧扣当下热点和企业关切的议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加剧了全球经济下行风险。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实现相对稳健快速的发展，开启了新一轮对外开放，中国企业全球化进程也在加速发展。今年以来，中美摩擦加剧，保护主义仍在蔓延，世界经济复苏动力弱化，增速同步放缓。在此背景下，近300位海内外官产学研各界精英出席本届论坛，就世界经济格局动荡下的中国企业全球化进程分享专业经验，凝聚跨界智慧。

管控中美分歧，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不断攀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同时，中国的巨大发展也使得中美摩擦加剧。当前，中美关系日益复杂，从贸易赤字到人才争夺、科技纠纷、汇率风波等，中美摩擦呈扩大趋势，两国间竞争多于合作已成新常态。

实现国家的长效良序发展，需要相对稳定的国内外发展环境。笔者认为，一方面，寻求共识与合作，管控中美分歧，应是中方的一贯态度和主张，要努力争取，顾大局而不拘小节。另一方面，中国也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做好应对中美局部“脱钩”的准备，捍卫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权益。

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用实力说话。当前，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切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中国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在2019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习近平着重指出，中国将更广领域扩大外资市场准入，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更大规模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更加有效实施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更加重视对外开放政策贯彻落实。接连降低关税、举办进口博览会、新增六个自贸区、推出新版外商投资法……近一年多来，一系列切实具体的开放举措相继出台落地，展示了中国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和务实态度。

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为国内外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与会嘉宾也十分关切新出台法规政策的后续落实情况。在讨论《外商投资法》的分论坛上，中国澳大利亚商会北京首席执行官Nick Coyle（尼克）说，《外商投资法》的推出使中澳企业间贸易的整个手续流程开始简化，给双边交流和贸易来往带来了非常大的便利。但他也问道：怎样确保这些法律法规顺畅实施，并且快速实现目标？戴尔科技集团大中华区副总裁周兵也表示，希望今后一段时间内能够看到有一个明确的过渡期，对与新的《外商投资法》相矛盾的部门规章、行政法规等进行调整。对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崔凡指出，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立改废释以后，中国的《外商投资法》才会变得更加完善。

蓝图已然铺开，便多一些耐心与信心等待，也多一份决心与细心推进。笔者相信，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不仅是应时之需，也是稳扎稳打的系统性规划部署。在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将日益开放，给世界经济增添更多的信心和稳定性。

维护多边主义，创新多边贸易体系

多边主义是二战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基石。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一系列多边主义的制度设计，为战后国家间的合作与发展提供了平台，推进了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近年来，个别国家频频采取单边主义的行动，发出单边主义的声音，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任何国家都无法真正脱离他国而“独善其身”。维护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推进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创新，已成为许多国家的共识。

WTO是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多边贸易体制。当前，美国的阻挠使WTO上诉机构面临瘫痪风险，WTO遭遇严重挑战。如何凝聚多边共识，推动WTO改革，使其在发挥原有重要职能的基础上更为适应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议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CCG高级研究员霍建国指出，可以从原则性问题和规则性问题两个层面看WTO改革。一方面，在原则问题上要支持认可WTO的主要职能，如谈判功能、贸易审议、争端解决等，让其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涉及具体的新的规则，包括电子商务、新的国企的标准、公平竞争的标准，以及产业政策和补贴的变化等，可以再具体谈判。同时他指出，多边体制某种意义上是对弱小国家利益的一种保护，同时也对大国有所制约，发展中国家要大胆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最终还是要通过这个机制解决问题。此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教授，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屠新泉认为，现在WTO改革的谈判没有效率是因为时机的问题，在大范围形成共识需要耐心地等候时机。在等待时机的时间里，我们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渐进推进相应的规则调整。他指出，控制冲突、危机是最重要的，在美国这样的国家破坏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情况下，其余WTO成员国团结起来，维持现在的争端解决机制或者冲突管理机制。

在WTO改革前景尚不明朗的背景下，区域自由贸易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关注。区域自由贸易是经济全球化的体现，也是推进全球化的重要动力，可以对全球性多边自由贸易形成补充和促进。现在的自贸区谈判，除了关注贸易和关税减免之外，投资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劳工权益问题等都会在自贸区协定谈判中涉及到。与WTO多边贸易机制相比，地区性的多边贸易协定可以更好体现地区特点，发挥地区优势，实现国家和地区间取长补短、互利共赢。随着“一带一路”进入稳步落实推进阶段，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也可以为其提供很好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制度框架。加拿大驻华大使 Dominic Barton（鲍达民）也指出，虽然希望WTO是黄金标准，但是并不意味着在WTO多边框架下不能做更小型的多边或者双边的机制安排。WTO是更高的标准，但是CPTPP也是非常好的机制，还有RCEP区域性经济安排也在不断发展。

CCG一直关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发展并呼吁中国加入CPTPP。在CCG主任王辉耀看来，CPTPP在促使发展中国家加速开放的同时予以合理保护，将公平性与包容性较好结合，是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机制。因此，中国在推动RCEP尽快达成的基础上，适时加入CPTPP将成为深度参与亚太区域合作的有力抓手。

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海外抗风险能力

近年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海外销售、投资、建厂、并购等，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步伐在加快迈进。但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化的竞争力仍有待提高。安徽开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CCG常务理事范劲松说，今天中国的国力让一大部分中国企业有走向全球化的机会，但大部分中国企业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无论是从产品力、品牌力、渠道力，还是供应链能力和内部组织人才能力，都需要企业扎扎实实去做才能真正走向全球化。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远东智慧能源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兼首席投资官郎华指出，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是技术、品质和成本的聚焦点。

未知的外部世界往往可能潜藏着更大的风险，即便企业实力强劲，“走出去”的征程上也是机遇和挑战并存。新希望集团首席品牌官安峰山总结说，中国民营企业在积极“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着信息不对称、应对风险能力相对薄弱以及国际化人才匮乏三大困境。不少嘉宾也提到，许多“走出去”企业由于对当地政治生态、商业形态、法律规章、人文习俗、气候地质等没有深入细致的了解而面临很大的风险，遭受很大的损失。

信息力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加安全高效地“走出去”，企业必须注重加强相关信息的研究整合，提高抗风险意识。可以有针对性地咨询专业的律师、财务顾问等，主动寻求中国大使馆的帮助，加强企业间经验教训交流借鉴等。此外，中国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代表团原副代表，CCG高级研究员周小明还强调了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的必要性。他指出，在国外设立研发中心有独特的优势，可以做很多国内做不了的事，比如可以零距离了解和掌握本行业最新发展，利用国外的信息、人力和设施资源，比较快地实现技术进步。而且，通过相互间的不断交流，也有助于提升自身研发能力和建立国内自己的储备。

此外，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也要更加注意合规问题和融合问题。企业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走进去”，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风俗习惯等，实现作为外来企业的“本地化”。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原局长、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经济部原副部长杨益指出，企业合规是一种软实力，它不仅是国家法律层面的要求，也是企业自身发展内在的需要，是企业现代管理、现代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具体表现。过去中国企业对企业合规问题不够重视，而近年来企业合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成为现代企业发展潮流。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都通过立法立规，加强国际合作和对国际问题的监管。针对融合问题，小米集团国际政府事务副总裁王采宜建议说，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时，要学会做“企业全球公民”。不只是去当地投资雇人，帮助当地发展产业，同时也要关注全球可持续发展，要让当地人更加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企业文化。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缤纷多元的美好包容和各执己见的摩擦冲突都被放大了。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思维要跟上脚步才能走得远，走得好。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要抢占先机，把握机遇，更要不打无准备之仗。

政府社会齐助力，便利企业“走出去”

在全球化时代，企业间的角逐往往与国家间的竞争交织在一起，国家的保驾护航与企业的奋发有为密不可分。而且，随着全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社会组织也更加活跃，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更加积极重要的作用。针对企业“走出去”的痛点难点，国家和社会力量如何进一步为企业排解难题是需要探究思考的问题。

在国家层面，首先，政府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加完善的信息服务。如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等国家相关信息研究分析，并加大对企业的宣传力度，以更为机制性、常态化的方式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指导和服务。安峰山提出，希望政府一方面能够设立类似鼓励基金，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另一方面可以成立引导和服务部门帮助企业对接国际市场，通过通报其他国家的政府风险，设立一些投资红线和管控机制等，帮助和引导企业“走出去”，降低企业“走出去”的成本和风险。北京大学教授、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CCG特邀高级研究员王勇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商务系统可以借鉴日本Jetro海外商业信息收集机制的建设，二是国家可以集中起来建立相对市场化的信息服务机构，形成一种竞争机制，同时服务“走出去”的各种形式的海外企业。

其次，国家可以建立健全企业“走出去”相关法律法规，形成规范化的指引。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经济部原副部长，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原局长杨益建议说，中国对外投资已经超过了引进来的资金，中国企业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有很惨痛的教训，可以制订一部《对外投资法》，把这些年对外投资方面的做法、一些重要的问题以法制化的形式提出来，使其规范化，形成法律化的指引。

第三，国家可以在国际化人才培育和流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方面要培育和利用好中国本土的国际化人才。如在教育体系中增加国际化人才培育的相关课程、专业、院校等；建立政府和企业共同支持的基金，定向培育企业所需求的国际化人才；加强与高校和企业的联系，采用开设研修课程、专家讲座、员工培训等形式，有针对性、机制化地为“走出去”企业员工，尤其是管理人员提供相关培训服务；加强团结海内外华人华侨等群体，在一定条件下简化其出入境手续、签证办理等。

另一方面，也要使国外优秀人才愿意“走进来”，能够“留下来”。南京东屋电气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CCG常务理事闵浩认为，中国要国际化，人才是一个关键，我们要敞开大门欢迎全世界的人才来中国学习落户。这件事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非常大的动力，也能使中国有更多的国际化人才参与进来，让我们在融入世界的时候能够更好地与世界交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原三星电子大中华区副总裁、CCG常务理事丁丰则认为，中国并不缺少人才，而是没有将人才有效地利用起来。他指出，中国的外企高级管理人才、留学归国人士、驻派海外的央企员工等分散在各地，希望未来国家政策能够有更多的支持，建立一个咨询网络，提供一个平台将这些人聚集起来。

在社会层面，笔者认为，相关行业协会、智库、高校等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研究和联结职能，加强海内外相关领域的民间交流，并建立与政府的沟通渠道。其中，智库和高校可以在加强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推动其研究成果产生更广泛、更切实的影响力。而与企业有着更为紧密关系的相关行业协会以及商会等，一方面可以对企业间的学习交流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可以通过定期举办交流会，制作报告、手册、网页等，推广分享先前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和挑战、经验和教训等，为其他企业提供参考。另一方面，相关行业协会也可以收集、整理，并向政府提出整个行业存在的普遍性诉求、不公正待遇等，以维护其正当权益。

总的来说，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国内外企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但机遇和挑战并存。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美贸易摩擦前景未明、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地区动荡时有发生，企业在“引进来”与“走出去”过程中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在日益相互依存中竞争合作，企业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关，也与国际形势息息相关。推进全球化进程，使各国在合作中共克时艰，共享发展机遇，需要进一步凝聚海内外各界力量，发挥国际多边主义优势，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中为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增添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