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蔚华：地球的治病良方是可持续发展
2020年5月12日
2020年4月7日晚，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常务主席、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马蔚华先生受邀参加2020中国绿公司年会，与线上超过200万网友直播分享交流其在疫情期间对可持续发展的思考，并作题为“染病的地球和医治的良方”的演讲。
演讲全文实录：
云上、线上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理事马蔚华，原任招行行长，现担任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社会价值投资联盟的主席，同时还受邀成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可持续发展影响力指导委员会成员。总而言之，原来做金融，现在做公益，最重要的目的是推动可持续发展。
我在十几年前就加入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并参加了绿公司年会。企业家俱乐部也好，绿公司年会也好，它的宗旨是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十几年前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就提出了这样一个理念，所以每年的绿公司年会大家都要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还在蔓延，它改变了我们很多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我们这一次“云上绿公司”就是在疫情下创造的一个新交流方式。通过这个方式，我们俱乐部许多理事和大家交流了从新冠疫情到弘扬企业家精神，到推动商业可持续的话题。今天我也想就这个主题谈一点体会。
疫情发生以后，我们就居家隔离、居家办公。（我）两个多月没坐飞机、没参加会议。正好利用这段时间，我们一方面关注疫情，一方面也读了几本书。这几本书，一本是《瘟疫与人》，一本是《疾病改变历史》，还有一本是《枪炮、病菌和钢铁》。这几本书的内容都是讲瘟疫，或者病毒、疫情、疾病和人类社会的关系。趁着这段时间，我思考这些（问题），研究眼前发生的这场瘟疫，和以往发生的（瘟疫），它对人类社会的命运有什么影响？
这种瘟疫、这样的疾病不会是最后一次。我们反思一下、总结一下，增加我们对疾病、对瘟疫的认识，这对我们从未来长远认识这个疾病，（找到）如何和疾病抗争（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想和大家交流一下这方面的体会。我讲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瘟疫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第二，为什么这些年瘟疫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这背后是什么原因？我们也发现了气候变化（问题），发现地球病了，人类为了救治这个地球做了不少努力，现在我们才找到了一个医治地球的最佳良方，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所以，最后，我要倡导我们要坚持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一种新的商业文明。
瘟疫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
第一，我讲一下瘟疫和人类社会的关系。实际上瘟疫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不是一个新事物，因为在过去上万年、几千年的历史，没有瘟疫（的时代）是极其稀少的，所以瘟疫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同存共生的（关系），瘟疫始终伴随着人类，人类也不断地和瘟疫抗争。回顾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大小小的瘟疫影响着人类的变迁、宗教的盛灭、民族的兴衰、战争的胜败、社会的枯荣、乃至世界的格局 、政体的改革、产业的转型以及技术的进步等等。
我并不认为瘟疫是历史变迁的动力，但是这个瘟疫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中，它确实是在影响着世界、影响着历史。在历史上瘟疫对人类的发展影响最深的有几次比较大的，13世纪开始的在中国反复爆发的鼠疫。14世纪在欧洲或者在其它地方也蔓延的黑死病，16世纪在美洲暴发的天花，以及延伸到现在的霍乱疾病。进入20世纪以来，瘟疫更是成了人类频繁面对的挑战。
在中国的历史上，大家看过甲骨文研究出来，在商朝的时候就有商纣王得了类似瘟疫的记载。康乾盛世公元17世纪—18世纪，在这期间的133年间，就发生过49次瘟疫的流行。所以，瘟疫给中国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特别是鼠疫。在中国700年的历史上，鼠疫是连绵不断，它是使中国人口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也是激发社会矛盾很重要的因素。在金元之际，中国南北方人口损失了将近3670万，其中约有70%死于鼠疫，超过当时人口的六分之一。
鼠疫一般是在两个时期暴发，一个是粮食欠收，人和老鼠争食。第二，战争打响，军队行进，大规模的人口转移，很容易暴发鼠疫。
鼠疫使中国的老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更加激发他们的不满和抗争。因此，中国古代的这些政权的变化、朝代的更迭，有很多是跟这些瘟疫相连在一起。
历史上说老鼠消灭了明朝。什么意思呢？大家可能都知道明末清初那段历史，当时是1644年，那时历史舞台上有三个人，一个是明朝的皇帝朱由检，一个是农民闯王李自成，还有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再加上一个吴三桂，这是当时的主要人物。但是这里缺少一个重要的角色，没有这个角色，这个朝代不会改变，这个角色是谁？就是老鼠。最后是老鼠消灭了明朝。
当时虽然李自成有几十万大军，但是他进攻北京和明朝的御林军抗争还是很惨烈的事，所以他叫“惨胜”。最终谁帮助李自成打进北京？就是老鼠。1644年3月李自成进京的时候，北京城几乎就是一个鬼城，因为当时那个时代华北的鼠疫波及北京，叫做“十室九空”，当时北京80万—90万人口，鼠疫就死了20万，压垮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老鼠，就是鼠疫，就是瘟疫。所以，瘟疫在历史上确实影响了朝代的更迭。
我们还知道14世纪的黑死病席卷欧洲、波及世界。黑死病是怎么开始的？当时蒙古人围攻卡法，卡法就是现在乌克兰的一个镇。那个时候热那亚人早在那儿建立了贸易中转站，蒙古人和热那亚人开始战斗。蒙古人把鼠疫带到了战场上，也传给了热那亚人，双方因为鼠疫的发生都失去了战斗力。
他们就宣布停和。后来热那亚人就离开了乌克兰这个地方，回到欧洲，也把鼠疫带到了马赛，带到了君士坦丁堡，所以瘟疫就在欧洲流行。在这之后3、4年的时间，整个欧洲包括北非、波斯和中东，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失去生命，全世界死于黑死病的超过2500万人。黑死病在此后的300年还继续在世界上蔓延。这场跨洲际的瘟疫大流行，它的结果也促进了欧洲的社会变革。
社会变革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黑死病动摇了宗教的权威。当时信宗教的人、神职人员都说黑死病是上帝对罪人的处罚，后来看到传教士、神职人员也死了，大家都不相信了。
第二，旷日持久的疫情也使人们转向寻求预防与治疗。医学和卫生观点开始萌发和发展。
第三，黑死病造成人口锐减、劳动力缺乏，这样就刺激了人们创造、创新。没有劳动力就得靠技术弥补劳动力的不足，萌发了科学的种子。
所以，瘟疫带给社会（苦难），而社会因为瘟疫又重新开始，这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平衡。瘟疫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影响还有一个，16世纪时美洲暴发的天花，当时西班牙人有一个冒险家、航海家科尔特斯，开始征战古巴，后来去了墨西哥那个地方，听说墨西哥那个地方有很多黄金，他就带一帮人攻打位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帝国。
科尔特斯征服阿兹特克帝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当时阿兹特克在美洲也是有悠久历史，是一个头号强国，当时军队超过100万人。而这个冒险家科尔特斯只带了508名军人，还有200个古巴雇佣军，虽然很先进，但是相差悬殊。
最后科尔特斯只用两年时间就征服了阿斯特克帝国。我觉得这是个神话，实际上西班牙人之所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因为瘟疫帮了他的忙。印第安人死在病床上要比战场上死于欧洲人的枪炮要多得多。
当时是各种说法，有的说科尔特斯把带着天花菌的地毯送给印第安人，有的人说古巴雇佣军带来了病菌，结果印第安人包括皇帝都染上了天花。最后西班牙人科尔特斯取得了胜利，这个地方原来2000万人口，最后只剩下160多万人。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欧洲人当时是用殖民的方法占领美洲，人死了以后“鸠占鹊巢”，这件事对欧洲的殖民，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起到重要作用。首先，新大陆需要解决土地的问题，这些印第安人死了，土地得到了。
第二，资源丰富的美洲成了欧洲工业品的原料（基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原料有了。比如说棉花、蔗糖。
第三，是廉价劳动力。印第安人死了很多，他们（就开始）从非洲贩卖黑奴。所以说，瘟疫在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发展中应该是助纣为虐，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瘟疫虽然不是社会变迁的动力，但是它的蔓延却改变和影响着历史。瘟疫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它又是怎么样不断地扩展流行的呢？历史学家讲到这里经常用三个全球性的事件来说明瘟疫流行的转折点。这三个事件，一个是新石器时代，一个是发现美洲，一个就是19世纪的工业革命。
我下面简单地说一下这三个转折。新石器时代。大家知道新石器时代主要意味着人们已经由狩猎和采集转向农业生产。在狩猎和采集时代，人类都是以机动的小群体为单位，即使得疾病了，也很难传播。但是到了新石器时代，特别是到了后来的农业和畜牧业的分离，又出现了畜牧业的发展，这就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格局，一个是人的生产和居住越来越集中，城市生活方式出现了，人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
第二，畜牧业的发达，使人们生活中接触动物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所以，这两个变化都是促进瘟疫流行的外部原因。人类越集中，交通发展，所以瘟疫流行得越来越快。人和动物接触，病毒要寻找宿主，它不能直接把病毒传到人的身上，有的时候要通过动物，然后你成了病毒的宿主，这样就加快了瘟疫的流行，这是一个转折点。
第二个转折点，刚才我讲到的发现美洲。发现美洲，当时欧洲人殖民，把天花带给了与世隔绝的印第安人。在殖民主义者去之前，当地是非常落后的、封闭的，而殖民主义者不仅靠着枪和炮，而且还带去了瘟疫。同时这些殖民主义者回到欧洲，他们又把梅毒、其它疾病带到了欧洲。所以，欧洲从16世纪开始，也是疾病横行。这就是说殖民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把瘟疫流行的范围扩大到全世界。
第三个转折点是20世纪之后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带来了经济和世界的重大变迁，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带来了文明进步的同时，也使人和自然的关系发生变化，而这一个时期多种多样的瘟疫疾病就频繁地暴发，这里面包括1947年的埃及霍乱，1957年的亚洲流感，1968年的香港流感，1981年的艾滋病，1985年的疯牛病。
进入21世纪以后瘟疫就出现了更广泛的全球化流行的趋势，尤其是2003年暴发的SARS、2009年暴发的H1N1。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03年7月11号宣布疫情结束时的数据， SARS共感染了32个国家和地区，超过8000个确诊的病例。另外，当时有超过214个国家出现了被H1N1病毒感染的确诊病例。（如果算上H1N1流感引发心脏衰竭等并发症造成的死亡）最后统计的死亡人数可以超过40万。
现在正在全球蔓延的这场新冠疫情，未来怎么样还难以确定，但是它确实是百年不遇的一场大流行，这是“二战”以后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我们回顾一下人类历史和瘟疫的历史之间的关系，一个是它会影响历史，会改变历史，但是也是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瘟疫越来越广泛地流行，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它就是这样一个关系。
为什么瘟疫发生频率越来越高？
刚才我也讲到了工业革命以后瘟疫在全球暴发得越来越多，频率越来越快。下图的曲线是上升的，而且是波峰波谷越来越多。世界卫生组织记录，过去80年发生20多次跨国界的重大疫情，60%发生在本世纪，而其中8次发生在最近十年。也就是说最近十年是有史以来重大疫情（发生）频率最高的十年，包括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2014年的埃博拉，2016年的H7N7，2017年的疟疾，2019年的非洲猪瘟和眼前的新冠疫情。
为什么发生（瘟疫的频率）越来越快？重大的疫情和人类如影相随，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烦恼和伤害。为什么呢？背后是什么原因？我们这些病毒学家、医学家从技术的角度深入地研究，比如说病毒的变异、宿主的更替、人类免疫能力、疫苗的突破等等，而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则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去探索这个频发的疫情究竟和我们的环境和经济和人类社会更直接的关系是什么。
最近的一些研究报告，特别是世卫组织，揭示了近十年疫情频发的相关现象，这就是气候变化。什么叫气候变化？联合国有定义，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的改变全球大气组成导致气候改变。这不是自然的，是人为的，由于人类活动导致大气组成发生的变化，这叫气候变化。而眼前的气候变化的趋势是气候变暖。
我们也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律，19世纪末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变暖越来越明显。1906年到2005年这100年的时间，全球地表的平均温度升高了0.74摄氏度。根据美国一个研究所的数据，2019年的全球平均气温比80年前的1939年上升了1摄氏度。
大的规律看，最近这一百年是过去一千年中最暖的，而最近的十年是过去一百年中最热的。特别是2018年创造了有记录以来的新高。2019年1—10月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高出1.1度，又一个新高。特别是令世界震惊的是，今年2月7号，联合国发布一个消息指出，2月6号中午在南极北部的观测站测量南极的气温为18.3度。南极18.3度，有记录以来的最高，这也使大家感到震惊。
一个是最近的十年瘟疫频发。第二，最近的十年气温不断升高。它们之间有没有一个相关联的关系呢？我们经过分析，找到这4个关联。
关联一：全球气候变暖、环境的改变，扩大了动物迁徙的范围和频率。就拿去年澳洲的大火（来讲），大量的动物被烧死。劫后余生的动物就要大范围地迁徙，据说没烧死的蝙蝠成群结队地飞到一个城镇里。这种情况肯定是扩大了带有病毒的动物传播病毒的可能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关联二：全球变暖也给很多的病菌、病毒提供了更加适应它们生长的环境和生存空间。有些病菌和病毒是喜欢暖的环境的。
关联三：某些病毒在全球变暖的情况下可能对人类的致病性更高。比如说霍乱弧菌，气候越暖，它对人类的伤害越高。
关联四：全球变暖也使南极、北极的冻土逐渐地复苏。他们在南极看到由于南极冻土的复苏、冰川的融化，里面有封存两万年或者以前的那些病毒、病菌会重见天日，而且实验表明，被释放出来这些被重见天日的病毒，有再度为非作歹的能力。所以，这也是气温变化给瘟疫频发带来的直接原因。
我想它们之间的关联可能有这么几条，可能还有更多。从这几条我们可以看到，瘟疫的频发和气候变暖是有正相关关系的。
气候变暖的背后——地球病了
第三个问题，气候怎么变了？气候变化的背后是什么？环顾这个世界，气候变化带来的危机还不仅仅是瘟疫。大家看到了，从去年开始燃烧了221天的澳洲大火到肆虐独步非洲的蝗虫、非洲的猪瘟，这些都是人类面临的挑战，都是对人类伤害最多的事件。
（人类社会还面临着）包括极端天气、洪水、火灾等（灾难），还面临水资源短缺、公共卫生不良、食物不足（等威胁）。世界有40%的人口会受到种种灾害和这些灾害带来的这些问题的威胁，而且这个人数还在增加。
世界卫生组织在2019年披露的数据显示，全球有22亿人没有安全用水，有超过17亿人生活在河水流域用水量超过回补量，就是经常没水，每年有30万5岁以下的儿童因为饮用了污染的水而得上了霍乱、痢疾、甲肝等疾病而去世。所以，气候变化导致的种种问题，每天每刻都在威胁人类的生命。
为什么气候会变暖呢？我们再来追溯一下这个原因。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温室气体导致了全球变暖。实际上温室气体本身不是一个坏事，温室气体应该是自然产生的，它的作用可以阻挡太阳光反射回太空，它使地球的温度更适合生物的居住，对人类以及数以百万计的物种，它的生存至关重要。
它为什么“变味”了呢？在经历150多年的工业化砍伐森林、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含量增长到一个300万年前所未有的水平，也就是因为二氧化碳排放量大了。什么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剧增呢？毫无疑问是人类的城市化、土地利用、工业生产等破坏自然、砍伐树木的行为等，这就是导致气温变暖的一些主要原因。
温室气体的排放是我们快速发展的结果，是我们利用旧的发展模式快速发展的结果。我们的粗放模式就是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而且无节制地使用化石燃料，忽视了污染（问题），而且也造成了贫富差距。
美国科学院2007年有一个研究报告指出，2000—2004年世界二氧化碳的排放增长速度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三倍。人口的增加，人均GDP的增大，也是问题的原因。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主要是靠农业和土地使用以及森林的砍伐。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1990-2005年间，在低收入国家砍伐森林将近4.5万平方公里。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到现在，占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77%。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气候变暖。气候变暖，海洋在变暖，冰雪量在减少，海平面在上升。
有人预测由于气候变暖，冰川融化、冰雪量的下降，海平面在上升，到本世纪末如果不采取措施，海平面会增加两米左右。我们可以想像，很多城市可能就不见了。
所以，气候的变化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挑战。还不仅仅是我们看得见的挑战，还有全球气候变暖和导致变暖的粗放发展模式，还产生了贫困的陷阱和教育的缺失（等问题）。特别是饱受自然灾害威胁的这些地区，这是贫困的重要原因。在全球的104个发展中国家，有12亿人口日平均的收入不超过1.25美元，而且全球这些贫困人口，大部分在两个地区：南亚和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以南。这个地方的赤贫人口占全球的70%。
所以，自然环境恶劣、灾害频发，导致贫困不能得到根本解决。而贫困之下他们进一步地依赖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加剧了周边环境的脆弱性，这样使极端的天气更加频繁地发生，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由于贫困，特别是在贫困地区，贫困、饥饿、疾病使教育缺失，全球超过6.17亿青少年缺乏基本的教育和识字的技能，有超过2.65亿儿童失学。你想（缺失）教育更加使他们没法改变命运，形成恶性循环。所以，解决人类面临的挑战，我们必须寻根溯源。
我们过去的发展模式是竭泽而渔，它破坏了人和自然的平衡，人类社会必然遭到大自然规律的惩罚。不仅是气候变暖，不仅是瘟疫频发，而且使我们人类生活过得越来越苦恼。这一次全球性的疫情发生，可能给人类很多启发。人类受到的挑战，每一个人将感同身受。
今天我们缅怀着沉痛的心情去悼念那些牺牲的白衣天使和无辜染病的逝者，我们也应该多一份理性的思考，如何减少和避免这些悲剧的重演。我们应该深刻地反思，我们要找到这个疾病频发的深层原因，我们要寻找治疗这个地球的药方。
为救治地球人类所做的努力
刚才讲到粗放的发展模式、竭泽而渔的发展模式，使这个地球生病了。人类为了医治生病的地球，做了不少的努力。其实今天气候变暖、地球生病的情况，实际上很多先行者早就看到了。人类的历史上不乏清醒的吹哨人。
这里有两个吹哨人，一个是美国科普女作家——蕾切尔·卡逊在1962年写了一本书《寂静的春天》，就讲述了由于人类过度地使用化学农药而导致生态的破坏。山里没有了鸟叫，这是一种可怕的寂静。
另外系统学大师德内拉·梅多斯等在1972年撰写了一本名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为什么（增长）有极限了呢？就是人口膨胀、农业发展、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环境污染等方面的问题，以及高消费模式、高增长的模式，为人类和自然带来灾难。这都是在上世纪60、70年代两个吹哨人比较早地提出了预警的信号。
实际上还有很多，我们可以更早还可以追溯到16世纪，当时在商界就有人出于道德宗教的考虑拒绝从事涉及战争、人权侵犯、酗酒等投资活动，出现了道德投资。但是在这之后几百年，这些筛选原则仅限于教徒和宗教组织反对的有限的行业，它并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
到了上世纪60年代，当时随着人权运动，南非的种族隔离，还有越战等事件爆发，在投资界、金融界就出现了“责任投资”、“底线投资”和“使命投资”的说法。投资人想通过排除掠夺式发展公司的投资行为，比如你有越战，我就不参与投资；你歧视黑人、造成污染的企业，我就不投资，这叫责任投资。还有底线投资。后来联合国在2004年提出了责任投资的升级，ESG就涉及到社会、环境、治理三个方面。
在解决地球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乏一些先行者一直在探索。ESG一直到今天，已经在全球商界广泛发展。
我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当时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传到中国，那个时候大家对这个概念还比较陌生。当时我记得一些在华跨国公司推动这样的理念。
当时我还在招行当行长，我联合了一些国内的企业，包括TCL，还有一些跨国公司，包括思科、IBM，组成中国社会责任同盟，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发展，当时还是一个很新鲜的事情。
到了今天，不到20年的时间，企业社会责任已经广泛在中国企业中得到认可。我们国内A股差不多数千个上市公司每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这也是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发展。
我们也发现ESG投资比较关注在旧的发展模式中选择比较好的公司。一般来说经济发展了，我出了问题，我再拿出一些资金来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些问题一般是出事了以后才去治理，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无法迎接更多的主流投资者。
即使根据GSIA的统计，ESG投资在2018年突破了17万亿美元，应该是一个巨大的体量。但是我们放眼全球，气候变暖还仍在继续，甚至在加快，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日趋严重。所以，我们关心的这些问题没有有效的解决，甚至有的还在积累。怎么办呢？2007年世界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投资理念，就是“影响力投资”。
大家对影响力投资也越来越不陌生，什么叫影响力投资？就是一笔投资不仅有正面的财务回报，而且还要有可以量化的社会影响力，这就叫“影响力投资”。影响力投资问世以后，应该是得到了市场、社会越来越多的赞成。所以，影响力投资在全球的发展是几何级数的增长。
去年年底我到阿姆斯特丹参加影响力投资峰会，到去年年底（影响力投资规模）可能得超过1万亿美元以上。影响力投资为什么越来越受到社会的赞成？我记得三年前把“影响力投资”的概念带到中国、带到深圳，那次是深圳社会组织管理局的领导让我给社会组织做一场讲座，本来也就两三百人，结果我们这个消息一传出，当天到场人数超过一千多人，还设分会场。
这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但深圳很接受这样的新概念。
我们也看到影响力投资在中国发展得很快。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标准，很多影响力投资还没有用这个标准去衡量，但是它已经是影响力投资了，我们正在加快制定标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力指导委员会就是推动标准制定的。
2月19号，（由于疫情原因）我没法到纽约来参加指导委员会的会议，就在深圳通过视频戴着口罩参加此次会议。那个时候纽约还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他们对我们还是比较关心的。我们正在推动这个标准的制定，而且还提到我们要在APEC、 G20的层面，让领导更加重视。
所以，比起“责任投资”、“ESG投资”，影响力投资跟可持续发展可能是最为默契的投资理念，因为它追求经济收益和社会价值与环境的一体性。也就是在每一笔投资、每一个经济活动发生的时候，既考虑它的经济回报，同时考虑它对社会、对环境正面的影响的价值。所以，这比我们出了问题再去解决，出了污染再去整治，出现贫富差距再去扶贫，出现疫情再来捐款，比这些要主动、要本源。所以，我觉得影响力投资以及可持续发展这些投资理念，应该是我们改变旧的传统的模式，治理地球病最好的药方，这就是可持续发展，也包括影响力投资在内的可持续发展金融理念。
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实践是医治地球的良方
可持续发展，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这才叫可持续。当然这里有两个要素，一个是需求，当代人的基本需求应该优先考虑。
第二，限制。这里有三大支柱，经济发展、社会包容、生态保护等等。针对这些问题，2015年9月25号，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会上签署了2015—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议程，这个议程包括17个指标。第一个，无贫困。第二，零饥饿。第三，良好的健康与福祉。第四，优质的教育等等。这17个指标都是对人类命运的挑战问题。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的，我们世界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既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面临十分独特的机遇，这些都会影响人类的未来。我们把这17个指标简称叫SDGs，刚才有的网友问我戴的这个徽章，这就是这17个指标。这17个指标从三个方面向全世界提出了要求，什么叫可持续发展？
1.改变理念(Aim)。要认识到经济社会环境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可持续发展的另一个概念，也就是经济社会环境协调一致的发展。改变理念, 不仅要考虑当代三者的协调发展，还要考虑到子孙后代三者的协调平衡发展。所以，这是改变理念。
2.转换方式(Approach)。这个转换方式就是说在每一个商业决策中，我们都要充分考虑对经济社会环境的整体影响，每一个项目都要考虑。习主席说的“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义利是可以并举的，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有利于人类和我们自身发展的选择。
3.度量效应(Action)。衡量我们发展成果的时候要考虑到综合价值，不光是概念，还要落实，要有效益。
这三个理念也好，转变方式也好，度量效应也好，英文的第一个字母都是A，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3A。《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发布得到了各国的重视，各国都认识到了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但是在行动上大家的步调还不是很一致。
中国在这个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比如说中国的扶贫攻坚，到去年年底中国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将近1亿人（9899万人），减少到551万，贫困发生率由10.2%减少到0.6%，这绝对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前所未有。今年是扶贫攻坚的收官之年，551万人要脱贫，有很多措施，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重点在于三区三州。去年年底我们全国有770多个贫困县要摘帽，占全国的90%。中国对全球的扶贫、反贫困斗争的贡献超过75%。
第二是节能减排。节能减排我们在2016年“十三五规划”就出台了强制性的节能提效的目标。我们又把这个新的目标，碳强度从17%降到18%。所以，现在的数据显示我们现在是比较好地完成了这些指标。
第三是绿色金融。绿色金融是我们中国在杭州G20会议上写入G20峰会的成果文件里。中国也身体力行，我们现在绿色信贷总量全球第一，21家主要银行去年年末的绿色信贷总余额超过10.6万亿。绿色债券我们也突破了3000亿大关，增长了26%，居全球第二位。
这都是我们给全球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的贡献。尽管我们做出这么大的贡献，但是全球完成SDG任重道远。首先要解决17个指标需要钱，据统计，每年需要5到7万亿才能在新兴市场解决这17个指标的问题。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4万亿美元。我们现在政府的投入包括慈善捐赠，只能解决1.5万亿，还有2.5万亿的缺口，怎么办？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再靠政府的投入、靠捐赠是解决不了这么大问题的。一种新的发展理念，我们既要在每笔投资发生的时候，如果能既解决经济问题，注意财务回报，同时又能关注或者解决它的社会价值、社会影响力，我觉得每一笔都这样去做，理想地看，那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所以，可持续发展金融就是我们完成这个资金缺口、解决这个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可持续发展金融现在有目标、目的，有资金配置为核心推动目标的达成。我们现在仍然是以股权、债券、信贷为主，很快就会关联到全部资产、负债和中间业务，而且要激发新一轮的金融产品创新和跨界的创新。主体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各种各样的金融服务机构。所有产生社会环境、正向外部效应的金融服务，包括普惠金融、绿色金融、责任投资、ESG投资、可持续投资和影响力投资等（都属于可持续发展金融）。
可持续发展是时代的呼唤。这几年可持续投资增长也很快，比如日本2014年的时候就7亿美元，2018年就超过2100多亿美元。欧洲2018年达到1.4万亿美元。
欧盟新任的首位欧盟的女主席冯德莱恩去年年底一上任就立刻在内部签署通过了《欧洲绿色协议》，协议规定2050年实现0排放。2030年排放要降低50%。欧盟还是非常重视这个事，因为它意识到面临的危机是气候和自然的危机，它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它的战略，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金融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我们还发现了资本市场的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应该叫做资本向善，金融向善。
首先是在美国有一个明晟指数（多米尼400），按照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价值义利兼顾的原则筛选400只股票，我们发现在过去15年，它的收益率是跑赢大市的，跑赢标普500。说明在美国这个市场也不完全唯利是图，资本向善的趋势还是很明显的。在中国，我们这个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建了一个“义利99”的指数，就是我们在沪深300每年选99只股票，选的原则、标准是我们组织了300多个各行各业的专家制定的一个标准，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价值，每年根据不同的指标选99只（股票）。
回顾过去六年，我们非常惊喜地发现“义利99”的收益率不仅跑赢沪深300的收益率，而且跑赢中国几乎所有指数的收益率，这说明在中国资本向善、金融向善也是一个可喜的趋势。
博时基金是国内前几名的公募基金，非常有眼光，他们和社投盟合作，用“义利99”的指数创建了一个可持续发展100ETF的指数基金，这也是中国二级市场第一个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产品，得到了证监会领导的支持，也获得了众多机构包括散户的支持。
去年我们在参加联合国会议的时候，也向国际上这些投资者介绍了“可持续发展100ETF”，他们都非常赞同，他们认为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非常有前途的。
社投盟携手博时基金，发布“博时中证可持续发展100ETF”
持续发展指数(CSI:931268)，全称“中证可持续发展100指数”，是基于社投盟长期关于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的成果和数据，由行业头部公司博时基金定制，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编制。“博时中证可持续发展100ETF(515090)”产品已于2020年正式上市，该产品是采用完全复制法跟踪持续发展指数，由博时基金发布，弥补了中国市场在可持续发展价值挂钩的被动投资产品方面的空白，是可持续发展金融的首创。
我们在这次百年不遇波及全球的新冠疫情中，因为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挑战，这个挑战我们必须看到。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传统的发展方式，我们就无法应对气候变化。无法应付气候变化，我们就无法应付频繁发生的疫情挑战。所以，我们面对疫情，也应该多多地反思，从我们的发展理念，从我们的未来，从这个地球的未来来考虑应该怎么做。
实现可持续发展引领新商业文明
实现可持续发展引领新的商业文明，这是我最后的结论。伟大作家雨果说过，“大自然是善良的母亲，同时也是冷酷的屠夫”。我觉得面对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没有人能独善其身。这次疫情大家也看到，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我们人类曾经为了追逐经济的利益而忽视了与自然、社会、环境的和谐一致，所以我们不断地受到惩罚。惩罚我们的时候，大自然就变成了屠夫。
我们现在到了反思的时候。我觉得改变发展理念是一个伟大的纠偏，我们告别传统的竭泽而渔的发展理念，告别传统的破坏环境、破坏资源、破坏协调一致的这样的一些旧的模式，主张新的发展理念，这就是伟大的纠偏。
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世界需要一种新的文明，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我非常高兴地发现，我们中国的企业家比较早地意识到这种新的商业文明的趋势。所以，我们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十三年前召开第一次绿公司年会的时候，就提出了绿色理念。绿色理念的内涵就是推动商业的可持续，进一步地解释，希望我们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所以，今天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又召开了“云上绿公司”，也是推动可持续发展，宣传这个理念。我觉得企业家精神也包括这样的理念，报效社会的责任感就是企业家精神的一个内涵。去年亚布力论坛，中国企业家也发起了《社会企业家倡议书》，让更多的企业家做社会企业家。所谓社会企业家就是倡导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家，既关注经济效益，也关注社会价值，他们承诺要弘扬履行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精神。
去年8月，181个世界500强的美国企业的CEO在华盛顿召开圆桌会议，也发布企业宗旨的声明，他们要告别几十年过去追求的股东利益至上，转为社会利益至上，我觉得代表企业家的决心。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追求经济效益、社会协调。新的商业文明的时代应该已经开启。
我们过去70多年，中国的发展令世界瞩目，特别是这次抗击新冠疫情的“战斗”中，中国的做法和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令全球关注，中国为全世界的疫情防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的企业家也必然备受瞩目。我们在这次疫情发生后，企业家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投入其中，为疫情的防治、为恢复经济、为援助世界各国，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令世界赞扬和尊重。
我们中国企业家的宽阔胸怀和精神面貌还应该集中地表现在我们要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追求新的商业文明。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更要追求社会价值；不仅要为股东创造回报，还要为社会、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做出贡献；我们不仅要为社会提供好的产品、好的服务，还要尽自己的努力让这个世界更美好。作为中国的企业家，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在全球推动新的商业文明，这就是中国企业家的风范和价值。
文章选自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2020年4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