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洪才：中国最大的挑战是中等收入陷阱 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2020年6月23日
专家简介
徐洪才：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
导语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开来后，世界经济进入大萧条已成为一个大概率事件。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在国内，消费、投资作为驱动经济增长主要的引擎萎靡不振，老龄化社会渐行渐近，后疫情时代中国最大的挑战是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今年以来，在疫情的推动之下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政策举措，提振了信心，同时也指明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就是沿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坚定不移的进一步推动改革深化和扩大对外开放。
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未来要依托内需驱动经济
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世界，当今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中美关系日趋复杂化，这对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机遇期有很大的影响。2019年年底时大家对2020年的世界经济还寄予很大的期待，认为比2019年要好一些，但突如其来的疫情在全球蔓延开来后，大家感觉到一场大萧条的来临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萎缩3%。其中发达经济体萎缩6%，美国萎缩6%左右，欧洲萎缩8%，日本萎缩6%。中国算是比较好的，这主要因为我们早期应对措施有力，今年预测中国经济增长1.2%。3月中旬后，中国各地陆续复工复产，经济恢复正常化有序推进，但是世界经济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特别是下半年经济的发展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比如外贸，2月我国外贸受到冲击比较大，3、4月有序恢复，5月逐步进入平稳状态，但二季度以后外贸订单是急剧下降，这与国际供应链的中断息息相关。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关键的产业链条出现问题，对整个产业链会产生整体性的冲击，这种系统性风险可能是大家始料未及的，也是我们很难补救的。
在这种情况下又滋生了民粹主义、保护主义，世界各国现在都在搞保护主义。中美之间经贸摩擦未来还充满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从短期看很难出现明显的好转迹象。因此，我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外需这一块显然受到很大的冲击，尽管我们也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优化，现在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东盟，第二是欧洲，第三是美国。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美之间的贸易规模很大，我国每年向美国出口有5000多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同时形成3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在疫情冲击之下，特别是中美关系复杂化背景之下，未来这种中国依靠外需拉动经济显然面临很大的挑战。
虽然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发展中国家发展势头比较良好，但是总体而言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未来我们自力更生，依托内需驱动经济，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选项。
消费投资两大引擎萎靡不振，中等收入陷阱是最大挑战
过去十年，我们从外需、外贸依存度最高时接近70%下降到目前30%左右，未来可能还要进一步下降，但是中国的内需显然也是疲弱的，过去几年大家看到无论是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都是整体上回落。今年2月受疫情严重冲击，投资和消费需求史无前例同比下降10%以上，最近几个月有所恢复，但是总体来看，消费作为驱动经济增长主要的引擎其实现在是萎靡不振的，而投资方面，传统投资领域产生的效益是明显减弱，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两新一重”的重点投资领域概念，在新基建、新型城镇化以及重大的民生工程项目这些领域，我们还有很大的投资发展潜力，但投资未来的可持续性也有赖于我们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
另一方面，中国的老龄化社会渐行渐近，今年就业是一个很大挑战，“六保”“六稳”里面把稳就业、保就业放在突出位置，在宏观环境日益复杂的情况下，我们未来老龄化社会来临以后，储蓄力下降;另外中国的两极分化，中产阶级整体来看规模偏小，我们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积累下来，现在积累形成的中产阶级也不过4亿左右，未来后疫情时代，或者说从明年开始，也就是后小康社会，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2019年我国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未来要达到世界银行所设定的人均收入1.3万美元左右，整体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未来五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有赖于新动能的培育，有赖于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大和形成。
因此，未来中国面临战略空间、战略发展机遇期受到美国的挤压，受到后疫情时代变化的冲击，同时我们自身老龄化社会渐行渐近，还有城镇化进入后半场等一系列新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坚定不移地推动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战略目标的实现和实施?
中国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今年以来，在疫情的推动之下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政策举措，这为大家提振了信心，同时也指明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就是沿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坚定不移的进一步推动改革深化和扩大对外开放。因此，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方兴未艾，正在展开，在这种情况下，蕴含着我们营商环境未来还有赖于进一步的改善，包括创新环境、市场环境、生活环境。
国家之间的竞争、产业之间的竞争、地区的竞争、企业的竞争赖于营商环境的改善，近两年我们出台了一系列国家层面的战略举措，包括大湾区的建设，包括新一轮3.0版本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举措，也包括最新推出来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整体方案，我们的思路是清晰的，方向是正确的，那么沿着进一步推动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这样一个路径，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虽然充满了很大的挑战，但机遇也很多。
这些机遇首先是体现在农村城镇化，我们还有将近6亿农民，未来中国从农村、从农业社会转向一个工业社会，转向一个后工业化社会、信息化的社会，这里面多重层面的叠加，进入现代化国家，从经济层面上看，未来还有很大的潜力，新型城镇化会带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极大提升，这是中国未来内需发展潜力之所在。其次老龄化社会来临以后，银发经济、大健康产业、养老产业的发展蕴含着很多新的机遇。
再次就是我们自身释放出来改革的潜能，比如土地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新一轮的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呼之欲出，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特别是形成一个竞争中性的市场环境很重要，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公平竞争，一视同仁。按照国际上的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的标准要求，我们推动新一轮的扩大开放，这也是一个新机遇。很多领域也是通过扩大开放倒逼我们境内的改革，改革和开放之间形成一个良性互动，释放新的发展红利，特别是降低制度性的成本，这方面有很大的潜力。
最后就是中国未来的产业链高级化、高端化，在全球产业链当中占据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我们过去在制造业方面卓有成效，产业规模包括产业链完整程度都在世界上有目共睹的，未来对于创新动能培育这块有坚实的基础，特别是现代制造业、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中国有1.7亿人口接受了大学和专业职业教育，这一批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为未来的产业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面对老龄化社会来临以后人口红利减弱，为人才红利、人力资本价值的提升，潜力的释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因此，笔者相信在未来五年或者是略微长一点的时间，中国经济成功地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这可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这次疫情改变了世界的结构，原来的预期到2031年、2032年前后，中国的GDP规模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现在看来要提前一点，预期到2029年，顶多2030年，我国GDP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从微观层面上来看，各级政府发挥其潜力，发挥积极性，在改善自身的营商环境方面大家都开动脑筋，开拓进取，推出一系列更多的创新性的举措，这也为我们中国未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创造一个制度环境和有利条件。
文章选自清华金融评论，2020年6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