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 天才人生背后的商业魄力与社会担当
2020年7月22日
梁建章，CCG资深副主席，携程集团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年少时便被称为神童，求学之路一帆风顺，创业过程中更是进退得当屡破困境。然而在人们都以为他的生活将就此固定，他却决定投身于学术，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和呼吁推动了国家生育政策逐步放开；而当人们开始以“人口学者”的身份定义他时，他又重回商界，将深陷危机的携程带回OTA行业领先地位。在本次新冠病毒蔓延的情况下，他多次带领携程出台服务政策保障消费者利益，并在疫情期间积极发声，为国家建言献策。在同时拥有商业影响力和政策影响力的人物名单中，梁建章绝对算得上是其中的佼佼者。而这份跨界认可的背后，是从1999年创业到今天，梁建章带领携程20年走过的每一程都扎扎实实，竭力发出的每一声建言终得回响。
从“电脑小诗人”到人口专家，0 和 1 代码后端的温度
人们说梁建章是智力超群的跨界天才，而他说：“人生的目的并不是被当作天才而高高在上，而是脚踏实地解决问题，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1989年，年仅20岁的梁建章就拿到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计算机系硕士学位。他不会想到，自己会在三十年后，成为改革执行了 37 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推动者。然而，回看梁建章的人生轨迹，这位年纪轻轻就被冠以天才称号的神童，他的成长道路充满着各种不可思议的结合。
他既是85届复旦大学少年班中唯一一名初中生，也是如今中国最大的在线旅行服务公司携程集团的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更是致力于推动中国人口政策改革的人口学者。在外人眼中，梁建章能兼具这些看似“分裂”的身份实在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但细细梳理不难发现，在这些多重身份下却深埋着共通的人文基石。
“对技术的使用，展现了我们对科技的理解、对文明发展方向的努力，善用科技，即使是将工具用于商业，也可以从事让人更方便、更幸福的商业领域里。”当被问及自己为何从美国顶尖公司Oracle的信息技术高管转向国内市场营销领域时，梁建章坦言道。这种对“让人更方便、更幸福”的追求贯穿着梁建章的成长过程。他13岁时获得首届上海青少年计算机程序设计选拔赛金奖的作品或许是这种精神的初现。当时还是初中生的梁建章是个电子计算机爱好者，他还对诗歌很感兴趣。谚语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他想到有了记忆就可作出动人诗句，于是突发奇想——运用计算机强大的“记忆”本领和处理字符的能力，让电脑来当诗人。但要教会电脑作诗，首先自己需要懂得诗词创作方法。梁建章在课余时间阅读了《唐诗三百首》《千家诗新注》和《中华诗韵》等大量专业书和诗词格律，还熟读了《数据库原理》和《人工智能原理》及有关逻辑学的书籍，成功设计出了一个“计算机诗词创作系统”来教会电脑作诗。人们熟知的“电脑小诗人”称号因此而来。一边是冷冰冰的0和1的理性代码，一边是充满感性和人文气息的中国古诗，这个看似矛盾的命题，却正是他希望用技术上的创新去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起点。
携程在纳斯达克上市后，已取得行业里的领先地位，管理团队也很稳定。骨子里一直有学术精神的梁建章决定抓住这个“放心”的时机，重返校园。处于对研究行业问题的热情，又具有数学领域的基础，梁建章把目光投向经济学，而携程网的创业经历又让他尤其关注创新。他辞去了CEO职位，选择攻读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在美国人力资源经济学权威 Edward Lazear 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 Backer 门下，梁建章主要研究人力资源、教育和经济。
在学习过程中，通过一系列数据分析，梁建章不仅发现了创新、创业与人口结构的重要关系，而且在此基础上他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那就是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在全球处于末位却还在实行严苛的计划生育，而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中国人口将出现巨大变化，会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他对中国人口结构和社会发展的近忧远虑成为他专注加强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与坚持发声的重要动因。
在谈及人口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时，梁建章做了个比喻：“人脑之所以发达是因为众多的神经元连接。而人就如同神经元，城市就如同大脑，人口越多的城市，内部的连接就越复杂，就越有活力，也就越能够创新。”
有着科技行业多年打拼经验的梁建章深知创新对于一个公司乃至一个国家进步的推动作用。他观察到，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普遍都是靠创造性产品赚取高附加值的收入，中国未来也将如此，所以创新力是衡量中国未来竞争力的关键。他还总结了一个“创新力公式”，指出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以及内部、外部交流量将成为创新力的决定性因素，其中内外部交流量也与人口数量、质量密切相关。
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社会活力能反过来促进行业的发展。有人评价，梁建章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带动携程的发展。尚且不论这对行业产生实质性影响所需的时间，让梁建章“急于”奔走呼吁的，是他从长远考虑后对人口现状的担忧，是实现人生阶段性的目标时，始终未忘的兼济天下。
两个“梁建章”？
面对中国人口越来越不容乐观的事实，梁建章愈发觉得有必要将理论付诸行动。
2011年，他自制了一部纪录片《中国人可以多生》，简明扼要地把人口问题的几大症结直观呈现。然而，纪录片上线不久，就被网站告知要从推荐位置拿下，因此这部片的反响并没有预期那么大。
随后，梁建章又连同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建新用一年多时间合著了一本《中国人太多了吗？》，辗转找了数家出版社，最终在被拒绝多次后得以出版。这本书一经出版立刻引起轩然大波。成功引起公众注意和讨论后，梁建章并没有停下脚步。2012 年 11 月 20 日，他联合三十多位主流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共同发起一份签署建议书，呼吁尽快停止计划生育政策。
除了传统出版物，梁建章还积极利用自媒体为中国人口问题发声。在微博上有两个“梁建章”，一个是“携程梁建章”，发布微博总数 83 条，另一个是“梁建章 – 关注人口问题”微博发布总数则高达 2085 条。
“在网络上发言、争取更多大 V 的支持，当累积的民意聚集到一定能量时，就有可能得到有关部门的回应。”“另外，利用关键的节点事件发声也是有效的方法。”梁建章分享着自己作为“第二个梁建章”多年来的经验。在这些经验背后，付出的努力和碰到的墙壁可想而知，然而，他仿佛只关注是否有真正可行的建议得以提出和施行。“发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道路上也许会遇到很多弯路，但集思广益、缜密推行，迈出第一步，非常重要。”
而事实也证明，这些努力对中国生育政策的应时开放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这些年里有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已经在商业领域功成名就的梁建章甘愿冒着被社会各界批评的风险去挑战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我觉得我有责任说出来。”这是梁建章的答复。“改变生育政策不是极端的建议，而是维持民族繁衍，确保中国的长期稳定和繁荣最终必须要做的事情，而且没有任何理由再拖延。”
创业是一种激情，更是一种担当
如果把解决人口问题认为是梁建章更高境界的公共情怀，携程的成功则是这种执着背后一个创业者对善用科技、提高人们幸福指数的追求。1997年他通过 Oracle的内部招聘，回国担任中国区的咨询总监。工作中，梁建章一方面多次为国内多家企业担任管理、软件和电子商务方面的顾问，参与策划了民航和中国电信等国有大型企业管理系统的建设。另一方面，他也在观察和探索如何在中国市场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成立一番事业。
经过两年多的准备，1999年，梁建章在上海的一家餐厅内同其他3名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开始为一个宏伟的计划展开讨论，他们要创办中国第一家在线旅游服务公司，让互联网改革传统的旅游行业，让简单快捷的鼠标点击代替繁琐耗时的排队购票。
2003年，仅四年时间，携程就成为中国最大的在线旅游公司。同年12月，携程在纳斯达克上市，股价从 18 美元发行价涨到 37.35 美元，涨幅高达88.56%，成为纳斯达克市场上开盘当日涨幅最高的一只股票。
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让梁建章的名字在业界如雷贯耳，而其他3名合伙人不是别人，正是各有所长的季琦、沈南鹏、范敏，与梁建章一起被称为纵横商界的“携程四君子”。他们的创业故事，成为伴随着中国互联网行业崛起的又一个创业神话。
事实证明，梁建章当初辞去CEO职位去斯坦福深造是一个双赢的抉择。要知道2006年的携程正如日中天，而梁建章在校期间，充分挖掘携程的数据做研究分析，把研究成果发在了世界顶级期刊上。之后当携程陷入危机时，梁建章对行业问题的学术研究又帮助携程再次崛起。
2013年，当梁建章潜心钻研中国人口问题与城市创新发展时，携程遭遇严重危机。当时正值智能手机行业在中国发展的黄金时期，据皮尤研究所报告指出，2013年中国智能手机的普及率为58%，超过一半的中国人都在使用智能手机，毫无疑问手机客户端将是互联网公司竞相角逐的重要市场。在竞争对手迅速抢占市场的时期，携程网的滞后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
2013年2月21日，携程宣布任命梁建章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梁建章的回归，带给携程的是八个月后190%的股价上涨率。2016年，携程营收增长了76%，每股盈利超出华尔街预期17倍。携程再次坐稳中国旅游业的第一把交椅。
但其实在回归之初，家人并不赞同他的选择，“不仅可能赚不到钱，还甚至可能会身败名裂。”他们当时这样提醒梁建章。然而，他早已在心里为携程的改革画了下蓝图。当时，任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已经有一年之久的梁建章注意到，多年以来携程因为缺乏竞争压力而内部管理制度逐渐落后，行动滞缓，面对新的行业革命浪潮，一时间难以应对。
如果说携程需要做的是重新调整方向，那么这艘巨轮的船长就是梁建章。回归之后，他进行了一系列战略调整，并利用在斯坦福研究时的研究支撑，力挽狂澜。和大家一起再次体验创业艰辛的梁建章，不仅带领携程重回行业龙头，还整合了一系列旅游资源。
正确的方向指明了成功的航线，而勤奋则扬起了朝向成功彼岸的风帆。重新上任携程CEO后，梁建章几乎每天上午六点半就到公司，晚上七八点才离开。不仅如此，他对自己和员工高效率的严格要求已成为其管理方式的一大特点。员工在评价梁建章时总是说道，“第一印象就是讲效率”，“在公司内部错了就是错了”，“他从不跟你和稀泥”。
一种态度，一方境界
在诸多成就背后，很多人评价梁建章有洞悉事情本质，长线思考的能力。梁建章对此分享到，“首先要保持好奇心，其次要学会专注、坚持地去做一件事情，然后是要保持学习的习惯，慢慢就会想得比较深入和长远了。”
的确，“保持学习”是梁建章的人生态度，也是他个人不断提升竞争力的途径。16 岁时他复旦没毕业便去了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4 年的时间他就修完了学士和硕士课程。对于外人看来如此快速的成长历程，梁建章谈道：“这可以让我有时间学到更多的东西，做更多的事。”
“长线思考”则是梁建章的思维境界。从13岁的计算机神童，到90年代末互联网创业，再到2012年呼吁尽快放开计划生育，梁建章一直走在时代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沿。他对未来趋势的洞察比常人更加全面和深刻。
如今，每个领域的平台都做得大而全，梁建章意识到，如果要细化到每个人的诉求，实现个性化、定制化、人情味，现在还依然未能面面俱到。“这是未来发展的新机遇”。梁建章相信，医疗保健、旅游业、娱乐消费和金融在领域细分的趋势上更有优势。
在梁建章眼中，未来的全球化公司必须具备三大条件：供应链的全球化，品牌全球化，创新和研发全球化。他表示，参照这三方面的条件，携程正在努力不断完善，也更有机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取得更好的成绩。目前，携程成立了全球化人才中心（GTC），通过内部人才培养、海外人才招募等方面创新机制，为快速推进的全球化战略提供人才支持，希望能够从加速年轻人才培养、英文提升和测评、鼓励员工参与国际化项目、国际化专题高管直通车等多个维度提供支持。
将来，携程作为世界上领先的旅行服务公司，将加快产品创新，加大技术投入，以最好的价格、最高的效率服务全球旅行者。梁建章还透露，也会根据国人的出行需求，制定出如小团定制游、高铁游等更多更新的产品。
他在采访中说到：“我始终认为，旅游是一份值得我们奋斗终生的事业，我愿意跟大家一起继续去共同创造、探索幸福的旅程。”2019 年正是携程20周年，正如其文案所说，只想和你一起，每一程都尽兴。
践行使命担当以责任助力疫情防控
自2020年1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愈发严重，在全国上下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携程成为旅游业首个推出疫情全面保障政策的企业。作为行业标杆，携程任何一项服务保障政策的出台，都会带动行业其他企业积极跟进。同时，携程拥有数百万家全球合作伙伴，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也联动上下游，几乎是集全行业之力，共同帮消费者承担损失。
不仅带领携程履行企业责任，作为亦商亦学的杰出代表，梁建章也异常活跃于社会领域，积极的就疫情防控提出应对方案。他在最新的专栏文章中提到，隔离政策正在被过度使用，“整个社会目前正在为这种无效的旅行隔离政策付出高昂代价”。他认为，当前某些隔离政策更多是从当地自身的指标（“KPI”）考核角度出发，忽略了对实际情况的考量。
梁建章曾撰文建议运营商联手互联网公司开发防疫App 软件，鉴别用户是否在14 天内去过重点疫情地区。有了精准数据辅助人员排查，非重点疫情地区的人员就可以尽早实现出行正常化。
除了呼吁减少不必要的隔离外，梁建章还建议政府落实减免税费的政策，延迟开工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营压力，尤其是中小型企业，虽然自从二月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出台帮助中小微企共度难过的帮扶政策，比如延期缴纳社保等，但是对于受到重大打击的行业，国家层面还需要考虑提供必要的低息或无息贷款，帮助这些企业渡过资金方面的难关。
在提倡国家内部的扶持建议之外，梁建章还建议加大对外交流开放力度。“由于疫情导致的很多国家相继出台了入境管制措施，一些国家的政策还是可能会使中国面临‘脱钩的风险’，为了减少这种风险，我们就需要在对外交流的内容，在人员交流，信息交流及开放投资方面全方位的加强与世界的联系。”
实际上，在加强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方面，梁建章此前也曾建言，在出国受限后，需要更畅通的国际网络。他认为，国际网络畅通有利于科技创新，吸引国际人才，商品出口以及提升国际形象。提升国际网络交流的畅通性，保持中国经济的开放和繁荣。
在恐慌和悲观情绪弥漫的特殊时期，梁建章以一个理性的学者思维，和有担当的企业家胸怀，在以实际行动降低疫情对消费者造成的损失，带动整个行业以一个积极的方式应对危机的同时，也通过发声和建言，为国家应对疫情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贡献智慧。
中西合璧，以国际视野为中国建言
2016年，梁建章将携程CEO的职位交棒原携程CFO孙洁，宣布退居幕后，但仍然肩负着携程的顶层战略管理重任。而与此同时，他不断深耕人口研究，他的另外一个身份还是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
CCG是最早致力于研究人才国际化的中国智库，梁建章非常看重CCG既提供了思想平台，又是活跃的智库平台，而且在人口、人才，尤其国际人才方面进行了多年研究，推动了一系列政策。梁建章也多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人口、创新和城市规划，与CCG研究领域有诸多契合。早在 2017年1月CCG就举办了梁建章围绕《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的专题演讲并展开圆桌研讨。
当前，相比出境游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入境游赤字明显，为寻找我国入境游发展的症结，探索解决方案，携程与CCG自2017年起每年联合发布“从出入境旅游看中国全球化发展”系列报告，以追踪调研和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推动中国跨境旅游产业和全球化进程。
在CCG关于人才流动的多个论坛和会议上，梁建章对于吸引国际移民也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应该适度放宽移民条件以吸引海外人才。对于设立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动议，梁建章更是乐观其成，并指出“具体措施方面，放宽签证是首要问题，签证是入境游的水龙头，是打破入境游困境的第一个关卡，只有把这个水龙头先打开，才能保证后面的工作顺利进行。推动中国的签证更加便利、开放，让大家不至于在来华旅游的第一步就被挡在门外，这一点非常重要”。
而关于人口问题，许多人认为如今对孩子的养育成本太高，就算放开生育也很少有人能够负担得起养育费用。面对着网络和现实中的质疑，梁建章并没有选择回避，反而坚持积极发声。他认为，从政府层面来说，国家应该拿出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鼓励政策，来让国民有信心生孩子。企业在梁建章眼中也是承担责任的重要角色。除了建议企业可以在生育上进行科技创新之外，梁建章更是以身作则，去支持、鼓励携程员工生育，比如为孕期员工提供额外生育津贴、为她们报销上下班打车费用，为她们配备专用的孕妇躺椅等等。据悉，仅仅是孕期员工打车报销的费用，携程每年就支出超过300万人民币。
除了上述政府补贴和企业支出之外，如何让新生儿童受到有质量的教育也是梁建章关注的一大问题。大量年轻人不敢生育“二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看护孩子的时间和精力的成本高昂，这特别体现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学困难上。因此，梁建章建议把0-3岁的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高到50%左右，要做到这点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约十万个幼托心。同时考虑到学前教育极高的回报价值，他进一步建议把学前看护纳入免费的义务教育范畴。
针对城市中非户籍孩子入幼、入托、入学难的问题，梁建章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根据城市户籍人口规模来规划配置教育资源的政策，让许多农村孩子成为留守儿童。虽然很多外地户籍人口在大城市工作和缴税，但他们的孩子却不能享受同等的教育福利。”而这样带来的后果是，不少到了结婚生子年龄的年轻人，面临着要么离开城市、要么让孩子回乡成为留守儿童的两难选择。不少人也被迫推迟生育计划，甚至放弃养育小孩。
梁建章对此建议，取消各地非户籍人口的入学限制，只要是中国公民就可以在任何城市获得义务教育，让外来人口真正留在城市生活，并让他们的孩子方便地就近入托、入园、入学。他认为，“这不仅是提升生育率的重要措施，更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正如他所愿，中国放弃了严格的计划生育，全面开放二胎，他以学者的身份参与改变了计划生育政策，被称为“人口禁区”的叩门者。
深谙“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献策”的 CCG宗旨，梁建章希望，“CCG 能够发展为既有高远的全球视野，又有中国智慧的中西合璧的智库，发挥对国际了解更多的优势，给国内建言。”而他自己，不仅是全球最大商旅出行互联网企业的创始人，也是一位富有远见的思想者，前瞻人口形势，献策危机处理，带领携程继续履行企业使命担当，为中国的创新发展和民族的未来，不遗余力。
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月刊》第8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