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耀:​我们将用“十四五”这五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021年3月5日


朱光耀,全球化智库(CCG)顾问、国务院参事、财政部原副部长


2021年两会分别于3月4日和3月5日在北京开幕。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审议“十四五”规划纲要是本次两会重点议题。

曾经长期负责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近日出席中国网“中国圆桌”论坛,对当前国际形势和“十四五”期间的中国战略方向做出研判。以下为发言实录,未经作者审阅。

2021年对于中国和全世界而言都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面对的不仅是新冠肺炎疫情挑战,还有新冠肺炎疫情所导致的全球经济危机和全球治理危机,是全球范围的系统性危机。中国经受住了考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率先遏制住了疫情,恢复了经济。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是-3.5%。原来的预测还要低,是-4.4%,因为第四季度情况有所好转,所以现在调整为-3.5%。对全球而言,这是多少年都没有出现过的状况了,是二战以后全球经济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

G20成员国2020年GDP增长率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中国经济仍然增长了2.3%,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一个正增长的国家。美国的数据基本也出来了,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是-3.4%。那么中美之间的差距就出现了很大变化。2019年,中国经济规模是14.3万亿美金,美国21.43万亿美金,中国占美国经济规模的比值是67%。2020年,中国增长2.3%,美国增长-3.4%,那么中国GDP在2020年以美元计算就是14.6万亿,美国是20万亿左右,中国经济占美国经济规模的比重达到70%。

美国人对此感到焦虑,我想也是可以理解的。回顾历史,二战以后还有没有哪个经济体,规模能达到美国的70%?有。1995年的日本,经济规模就达到了美国的70%。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从那以后,日美之间的博弈就更加激烈了。尽管日美在体制、意识形态方面是相当一致的,但是美国丝毫不手软,对日本的经济贸易进行了强力打压。

我想,这种国家间生产力的竞争很正常,但它应该是基于规则进行的。大家要在规则的基础上,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竞争,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那样,用非市场经济的手段、用意识形态和政治手段进行打压,那是对全球经济秩序的破坏。

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在任期最后的“垃圾时间”里,还采取了一系列恶意打压中国的政策,这实际上也是对美国自身利益的破坏,是对继任的拜登政府制造的巨大政策障碍。比如说,特朗普对美国与中国台湾交往规则的改变,对中国新疆棉花、西红柿的限制,对中国赴美上市公司的打压,还包括对中国一些科技公司的打压,都是非市场的、完全错误的措施。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我们怎么样看待全球的发展态势?党中央总的判断是,和平发展仍旧是时代主题,中国发展面临着机遇期,同时也面临着挑战。这是对外部形势非常客观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意见,变得极为重要,极具战略意义和战略指导性。保持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对中国非常重要,而且中国更紧密地融入全球社会,对世界和平发展也非常重要。

今年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批准十四五规划,批准2035远景发展目标,这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为什么呢?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经济、科技实力,以及综合国力,都跨上了新台阶,取得了非常壮观的历史性成就,全面胜利完成了脱贫攻坚的伟大战役。

而在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将会达到更高水平,跨过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2019年,我们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万美元,而现行世界银行的高收入标准,是12535美元,我们离这个目标只差2500美元。只要我们保持每年5%以上的经济增长,十四五期间就一定能够跨过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2035年,我们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怎么评判?十九届五中全会公告中,明确提出了一个数据指标,就是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经济学含义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的说明中,进行了明确的解释,说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实现人均GDP翻一番。也就是说,我们的人均GDP要由目前的1万美元,翻番到2万美元。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以西方七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是什么水平。现在美国人均GDP是6.5万美元,我们GDP总量占美国的70%,但是比人均,差距非常大,6.5倍的差距。在美国之后,没有第二个西方国家人均达到5万美元,德国4.6万,加拿大也是4.6万左右,英国是4.3万,法国和日本大概是4万的水平,最少的是意大利3.6万。这些确实是高度发达的国家。人均2万美元的国家有哪些呢?希腊是1.95万,斯洛伐克是1.94万。中等发达国家大概就是这个水平。

我们将用“十四五”的五年时间,超过世界银行高收入标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整体和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都翻一番,GDP总量超过29万亿美元,人均超过2万美元。中国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将为世界和平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我们一定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把创新放在首位。用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用我们的人才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作为重要战略支撑,同时坚定不移保护知识产权,使得中国创新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落实好新发展理念,这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过程中,我们和世界要紧密融合,要处理好我们发展过程中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挑战,包括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同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同时也要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加紧密的团结,共同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事业做出贡献。谢谢。

以下为提问环节:

问:我们注意到,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利用自身优势调整经济结构。在现在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经济面临着前堵后追,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应该如何主动作为?

朱光耀:应该说,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全球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尽管我们人均还有很大差距,但是增长幅度也是相当大的。所以,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的台阶上,紧密融入全球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竞争确实是加剧了,我刚才给大家报告,中美的差距在缩小,美方感到焦虑,用各种方式对中国经济进行打压。

我们要正确看待这种复杂和严峻的外部挑战。观察过去两年多的中美贸易战,我们认为,从表层上看,中美矛盾体现在贸易争端上,从中层看是结构性问题,美国针对的是我们的国有企业补贴、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支持等等结构性问题,这也同我们自身的改革相互交错在一起。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谈,可以通过世贸组织,通过国际多边体系,大家共同建立规则来加以推进解决。

但最深层次的问题,是生产力的竞争,这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都应该正视这种生产力的竞争。因此我们必须要思考,怎么样引领新经济发展,特别是在第四次产业革命呼之欲出的情况下,数字经济这种新业态发展,对今后世界经济走向是至关重要的。人工智能(AI)、量子通讯,都是非常关键的技术,美国和西方一些人认为,这些技术事关国家安全,要跟中国脱钩,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制约中国发展。但是这些技术同样事关人类未来,即使涉及到国家安全,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国家,也必须通过沟通协调,来解决我们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政策性障碍。

今天的全球化进程,确实遇到了一些复杂因素,是二战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特殊情况。因为中国经济同西方经济的关系,和当年美苏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现在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是紧密融合在一起的,我们要客观承认竞争,但是也要在努力维护全球和平发展大局的立场下,来推动制定一个能够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规则。数字经济相关规则的制定,是其中最紧迫的问题。

问: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通过五年计划、通过行业补贴,以及各种宏观调控来促进经济发展,但西方国家对这种思路一直都有质疑。从结果来看,中国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是非常成功的,中国政府的这种能力从何而来?西方经济学认为政府干涉会导致经济混乱,他们错在什么地方?

朱光耀:中国经济确实有一定的特殊性。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我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毫无疑问,在体制上我们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跟西方有所区别。但是对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国人的勤劳和奋斗精神,西方也都是承认的,并且非常愿意同中华文明互相交流、借鉴、学习。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对中国产生了意识形态的排斥,用意识形态来替代了正常的竞争,我想这是完全错误的。

在同西方的交流过程中,我们一方面承诺,中国不输出意识形态,同时我们也要坚定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要跟他们彻底讲清楚中国的核心利益。恢复中国和美国,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正常交流机制,是非常重要的。除夕那天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的通话中,习主席明确建议要重建中美的各种对话机制,这是非常重要,这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美方的利益,同时符合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局。过去几年,特别是过去两年多里面,双方的信任受到了严重破坏,我们需要时间来恢复,但是持续交流、沟通是至关重要的。

问: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您认为接下来中国应该如何促进金融体制改革与创新?

朱光耀:首先一个总的框架,是要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特别是在复杂的国内经济形势和外部挑战下,我们加强货币财政政策的重要性更为突出。

第一个重点,是要特别重视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财政货币政策在支持经济发展、调节经济结构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财政货币政策如何协调,现在也是全球性的问题,特别是全球利率处于极低的水平,甚至是负利率的情况下,怎么认识财政货币政策,对世界所有经济体都是个挑战。

这里面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就是怎么样降低财政融资成本。从西方国家最近的数据看,尽管他们政府融资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是政府支付利息的增加幅度,要远远低于债务总量的增加幅度,就是因为利率不断下降。这个态势能持续多长,或者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密切观察。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密切观测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因为我们国内的金融稳定,跟国际市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双循环的背景下,我们汇率政策的变化,也要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经济发展总体的状况紧密配合起来。最后就是我们的宏观审慎框架,要真正发挥出重要的作用,为提高我们经济发展质量做出贡献。

文章选自观察者网,2021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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