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洪君：党的对外交往不断与时俱进
2021年7月2日
于洪君，CCG顾问，中联部原副部长
文章选自于洪君先生在“中国国际问题论坛2021”上的主旨演讲
非常感谢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参加此次高层论坛。在座各位很多都是老朋友，难得有这样一个交流机会。今年是我们党成立一百周年，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我们这个百年大党如何总结自己的历史，如何规划自己的未来，如何应对百年大变局，如何处理新时代的对外关系。前两天我们和巴西政党进行一次对话，巴方各派政党无一例外地都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表示真诚的祝贺，都说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党自成立时起，就是国际共运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主力部队，就是具有远大国际情怀、以推动人类共同进步为己任的先进力量。所以，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通过广泛的和灵活多样的对外交往，把马列主义引入中国，把科学社会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赢得了宝贵的外部支持。
最近有人在网上留言，对我们借助共产国际的帮助建党表示不解。我们要这样看：我们党的对外交往在建党初期，是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一个重大举措，没有那一步就没有后来的一切；而且，正是这种特殊的对外交往，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赢得了宝贵的外部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对外交往因势利导，与时俱进，成为新中国外交不可或缺的重要战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可替代的独特贡献。我主要讲三点：
第一，党的对外交往为新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前，1949年新年前后，毛泽东和当时的几位中共领导人集体在西柏坡秘密会见了来访的斯大林特使、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1949年夏天，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中苏两党高层这两次非常重要的会见，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过去谈得不多。但不可否认，这是我们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之际，对外交往从服从革命战争需要向服务政权建设、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转变的关键一步。这两次会见主要谈的就是怎么建立新政权，新政权建立之后怎么建立国家关系，双方在国际舞台上如何相互支持。
还有一点，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我们派驻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同时也是中共中央驻所在国执政党的党代表。这些大使除了按惯例递交国书外，还要另外安排递交毛泽东写给那些党的领导人的组织关系介绍信。王稼祥就是这样做的！这种做法一直到50年代中期。新中国第三任驻苏大使刘晓到苏联时，还带着中共中央给赫鲁晓夫的一封信。所以，党的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国家关系的引领作用、核心作用、基础作用是非常独特的，外交史上没有先例。
1951年初，李维汉同志提议，我们党把对外交往从国际统一战线工作范畴中剥离出来，专门成立对外联络部。中央接受了这个建议，1951年初组建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王稼祥受命担任首任部长。党中央的对外联络部门，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机构，直到今天。那时候，民间外交是在党的对外交往框架下进行的，工青妇组织的对外活动，完全由中联部来协调指导。另外，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亚非团结委员会等民间团体的对外交往，当时也是在中联部指导下开展起来的。
对外联络部成立之后，党的对外交往和国家外交“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的特点逐渐显现出来。50年代中后期，由于非常复杂的多方面原因，中苏两党关系出现了问题，两国的国家关系开始疏远；进入60年代后，问题就更多了，我们这里就不讲了。但是总体来看，党的对外交往必须服从国家关系的根本理念，一直没有变化。虽然执行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但党的外交要服从国家外交，并且是国家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指导思想一直没有根本性变化。
第二，党的对外交往与时俱进，从形式到内容不断调整创新。1977年，＂文革＂结束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和南斯拉夫联盟恢复了联系。南斯拉夫过去曾被戴上＂老牌修正主义＂的帽子，被骂得很厉害；中南两党两国恢复正常关系后，国内外反应非常好。以此为契机，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有关部门，同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建立关系，同时也要考虑对西方国家的老牌共产党以及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等，也要开展工作。对东欧国家执政党，也要开展工作。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从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邓小平和胡耀邦等同志那时候就提出来了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关系的新理念，“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作为党的对外交往四项基本原则，写入了十二大文件。前面还有一句话，“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后来把前面这句话去掉了，目的就是要更广泛地超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差异，开展对外交往。所以，党的十二大以后，我们党陆续恢复了同意共、法共、西共等一些老共产党的关系，同时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陆续建立了联系，另外还同发展中国家政党，特别是非洲的民族民主主义政党开展交往。对外交往以意识形态划线、以中苏关系划线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改变。
1981年和1985年，由中联部进行业务指导的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和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相继成立，目的是要通过更加变通、更加灵活的方式同世界各国友好的政党和组织开展交往，扩大我们党同外部世界的联系。80年代前期，我们同东欧国家的关系，包括党际关系，开始逐步改善。同周边国家那些长期搞武装斗争的共产党的特殊关系，也开始进行调整。同这类政党的关系调整起来难度很大，但我们党还是根据国际形势变化、根据我国周边环境变化和国家外交需要，做了新的安排。80年代末，中国和苏联也实现了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这时候，党的对外关系调整全面完成，对外交往新格局初步成型。但也就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瓦解，世界政党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苏东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垮台，执政党消亡了；另一方面，政党政治却更加活跃，像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国家，出现几百个政党。苏联解体之前、俄罗斯独立之初，政党和社会政治组织也是数以千计。所以，政党国际交往成了更为的普遍现象。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继续奉行党际关系四项基本原则，努力开辟对外交往的新渠道新途径，不断探索对外交往的新方式新方法，努力打造对外交往的新机制新格局。这和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思路是一致的。党的对外交往卓有成效地配合了冷战后中国对外关系的新架构、新布局。
新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们党已经和140多个国家、4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接触联系。这些党有的正在执政，有的联合执政，有的虽然不执政，但是有很大影响，属于对华友好的＂潜力股”，我们也都积极做工作。关于党的对外关系和国际交往，我们自己也有了新的认识。这不仅是各国政界领袖社会精英走进中国、拓展和深化对华认知的特殊关系渠道和桥梁，也是我们党本身认识了解和外部世界、对外宣传我们的政策主张、发展成就的重要窗口和渠道。所以说，我们党的对外交往也是党自身建设的一条重要战线。
第三，新时期党的对外交往仍以促进国家关系发展为宗旨。近些年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不断向纵深发展，发展道路多样化和文明进程多元化进一步交织，国际形势更为复杂多变，我们党也更加重视对外交往。2012年十八大时，我们党郑重表示，要进一步开展对外联系。此后，党的对外交往作为国家总体外交重要组成部分，形式更加灵活，内容更加丰富，特点更加鲜明。习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对外交往，他在十九大上做了明确表述。在同世界各国政界要人进行会见会谈的时候，习总书记多次谈到政党交往对于国家间关系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总是主张把政党交往纳入国家关系总体进程。正是在他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我们党的对外交往服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开拓性、建设性、独特性进一步彰显和突出。
十九大闭幕后，我们党立即举行了与世界政党的对话会。这是我们党对外交往中的一个重大创举，也是世界政党交往史上首开先河的盛会。在那次对话会上，习主席作了一个郑重宣告。他说，我们党既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他讲了很多，特别强调我们不输出中国模式，也不会要求别人复制中国做法。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通过这次对话会，国际社会对我们党的历史使命和国际责任有了新的认识，其中，我们的“初心”是：既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进步做贡献。我们党开明开放的良好形象进一步确立，政治上道义上的感召力进一步加强。
当前，我们党的对外交往已经超越了过去的对外关系传统模式，形式丰富多彩，内涵不断拓展。
这方面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即在所有的党的对外交往活动中，交流治国理政经验、促进务实互利合作、推进国家关系发展，受到了普遍赞赏和欢迎，做得非常到位和成功。
此外，宣传我国改革开放成就和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传播和平发展的新时代观与互利共赢的新合作观，倡导新的国际秩序观和共同安全观，阐释相互尊重与平等互鉴的新文明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党的对外传播的核心任务，正在成为影响或者引领当前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最重要因素。
现在，可以说国际社会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发展壮大的根源在于执政党的领导；要全面认识和了解中国，必须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要探讨中国成功之路或者解开中国崛起之谜，必须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发展路径。从去年年初到现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国际关系更加复杂。我们党的对外交往在这种情况下聚焦于治国理政最新成就，特别是我们抗疫斗争的战略性成果、全面脱贫攻坚的辉煌业绩，地方组织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各种经验，为新冠疫情与霸权主义双重冲击下的国际社会带来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动能，展现出开拓进取、共克时艰的新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