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可合作开展“一带一路”建设 共建美好世界

2021年11月18日

 

文 | 王辉耀

日前,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了首次视频会晤。在会晤中,习近平指出,中方所提的全球性倡议对美国都开放,希望美方也能如此。当天,美国总统拜登还正式签署了1.2万亿美元的两党基础设施建设法案。

“一带一路”倡议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作为中国提出最重要全球性倡议之一,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在美欧均推出基建计划背景下,若“一带一路”进一步多边化机制化发展,与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提出的“重建更美好的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 简称B3W)、“连接欧洲设施”计划等对接合作,可更大程度更高效率上推进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进程,对实现世界和平稳定、合作共赢及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旺盛

当前,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缺口巨大,无论是数字时代新基建还是传统基建,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都存在巨大需求。特别是欠发达国家迫切需要投资来改善基础设施,缓解国家贫困问题。根据20国集团(G20)旗下全球基础设施中心(GIH)发布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展望》报告,2016至204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增至94万亿美元,年均约增长3.7万亿美元。据估计,到2040年,中国、美国、印度和日本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占全球的一半以上。同时,资金供给不足、供需匹配难度大是国际开发性金融领域多年存在的结构性难题。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缺乏动力,主要国家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一直不足,甚至一度达到历史最低水平。

未来几十年,上百万亿基础设施建设将是全球经济发展一块巨大的“蛋糕”。面对巨大的资金及建设缺口,中国、美国及欧洲等单方面都不具备足够的融资及承建能力,而且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项目更偏信息化和科技创新领域,意味着市场主体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的参与度会比较高。因此,“新基建”项目的融资必须依靠多元化的融资体系,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并在融资方式上有所创新。中美欧在不同领域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经验、法规制度等方面存在不同优势,中美欧可在契合领域加强基建计划对接合作而不是相互敌视竞争。

二战后,马歇尔计划在援建西欧同时也加强了美欧之间的联系和纽带,这对于维护欧洲二战后数十年和平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可见,国家间合作共建基础设施可通过增进相互间人员往来及信息技术、经济文化交流等而增进国家间互知互信与友好稳定。越是相互隔绝不进行接触交流就越容易导致互不了解互不信任,从而使得矛盾升级。中美欧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纽带,通过对接打造更具国际化、包容性的国际合作公共平台,可以增进中美欧之间及与广发发展中国家友好联系。由此,基础设施建设有望作为国际合作最大抓手之一增进国际深入交流与合作,推进接下来数十年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合作共赢。

二、中美可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在基础设施包括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美之间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美国基础设施已严重老化,甚至达到威胁民众生命安全、影响社会经济正常运作程度,今年2月得克萨斯州大面积停电及之后佛罗里达州住宅楼坍塌事故便暴露了美国基础设施窘境。据统计,美国近四分之一的桥梁存在问题,其中10%属于结构缺陷,14%属于功能过时;超过一半的致命交通事故与道路设施条件差有关;客运列车的平均速度仅为欧洲的一半。美国存在明显的“宽带鸿沟”,农村和低收入社区缺乏高质量的网络基础设施。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去年发布的报告显示,约1800万美国人无法使用任何宽带网络,其中大部分人生活在农村地区。当前,美国海湾海岸出口天然气的多数出口基础设施仍在规划或建设当中,美国天然气等能源也无法出口到中国。

同时,政府在重振基建方面也因赤字高企、政治极化而面临挑战,政府资金不足使美基建停滞不前。据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估算,到2025年之前,美国基础设施资金缺口将超过2万亿美元。

到美国地方投资建厂是中国企业最容易受到美地方政府拥护的方式。根据2009年颁布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第1605条,涉及航空、铁路和公路等运输项目所使用的建筑材料和运营设备必须由美国国内生产制造。同时,也可由金融资本组团,联合参与美国基建。可由主权基金发挥作用,牵头建立由国家与产业界、民间私募基金、银行证券金融机构等组成的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参与基础设施PPP项目,增加对美基础设施投资。例如,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美国马萨诸塞州(也称麻省)斯普林菲尔德生产基地2015年9月3日举行奠基仪式,这是中国轨道交通设备制造商首次在发达国家投资建厂。目前,中国中车洛杉矶地铁项目实现了美国本土化制造,列车车厢的主体部件在美国制造,车厢外壳在中国生产,最后在中国中车位于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工厂组装。

中美可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方面交流对话,建立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促进机制。可由商务部、发改委或驻美领馆使节等牵头进行专项研究和定期磋商,有效推动美国基础设施项目信息推广和有关政策管制议题的深入探讨,为中美更多企业参与到美国基础设施建设中提供更多集中信息传播渠道。

同时,还可加强两国省州级政府互动,共同推动省州级基建项目合作。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各个州政府具有极大的自主权,也是吸引外资和多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责任主体。来自中国的投资需求是美国各州,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中国加强链接的动力。因此,美国州政府可成为中美关系“稳定器”,可推动每年在中美两地轮流举办中美省州长论坛,通过省政府和州政府的紧密联系来推动省州级基建项目的合作。

除了合作共建美国的基础设施,“一带一路”第三方市场合作也可成为中美关系缓和并增进合作的一个抓手,中美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B3W等倡议对接,合作共建第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在此过程中,“一带一路”也将行稳致远,实现多边化机制化发展,成为国际多边合作与全球治理持久稳定的国际化机制化平台。

三、推动“一带一路”多边化机制化发展

截至10月26日,中国已同140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6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建立了90多个双边合作机制。“一带一路”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一份公共产品,目前双边合作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在对接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 东盟提出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等现有区域机制与国际规则上,“一带一路”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推动“一带一路”多边化发展,建立健全多边合作机制,可使“一带一路”倡议更具包容性,从而使其更具生机与活力。

首先,可搭建组织架构和决策管理的多边机制,并将其常态化,强化“一带一路”国际公共产品的属性。如成立“一带一路”国际委员会、多边指导委员会,建立“一带一路”全球治理、区域治理的新秩序,设立秘书处等常设机构。还可依照G20、APEC等,在各国轮流举办“一带一路”年会,各国定期聚在一起讨论“一带一路”相关议程,开展广泛交流和协商,并通过协议、规划、机制、项目等方式,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在各个阶段的循序发展。

其次,可拓展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合作对象,建立“一带一路”与现有国际秩序框架下主要治理机构的联系。如成立联合国“一带一路”机构,充分发挥联合国的桥梁作用和国际影响力,最大限度利用增效作用,促进“一带一路”参与国之间的对话。还可吸引更多联合国机构参与进来,将“一带一路”相关理念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及一些区域性组织对接起来,使“一带一路”理念成为这些国际组织的相关议程。同时,可加强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投行、非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WTO、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移民组织等机构的合作。

第三,第三方市场合作是我国首创的国际合作新模式,是共建“一带一路”新的重要平台。近年来,我国已与法国、日本、意大利、英国等14个国家签署16份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第三方市场合作强调优势互补,可将中国的优势产能、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有效对接,协同发挥个体差异化优势,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新的路径模式,也是推动“一带一路”多边化发展的有效方式。

此外,“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巨额贷款,中国放贷如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可大大解除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疑虑。中国作为新兴的债权大国,尚欠缺有效管控外部债务风险的经验。巴黎俱乐部是主要债权国的常规沟通机制,中国可考虑加入巴黎俱乐部,遵循透明、可行、可持续借贷国际贷款规则,成为负责任的债权国。此举也有助于防范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债务风险,保障全球金融稳定。

四、搭建“一带一路”多层次公共合作与服务平台

推动“一带一路”多边化机制化发展还可搭建一些囊括各利益攸关方的多层次多角度公共合作与服务平台。例如,一是企业平台,建立“一带一路”国际企业联盟,采取“开放式”加盟方式,吸引企业响应并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打造最大的“一带一路”企业家平台。国际企业联盟可以组织国际论坛,比如制造业峰会、中小企业峰会、跨国公司与中小企业合作论坛等,交流企业间在“一带一路”上关于产业、投资、合作等方面的议题。

二是人才平台,建立“一带一路”专业人士联络服务平台。可以充分发挥专业人士国际组织作用,设立“一带一路”专业人士联络服务平台,聚焦“一带一路”建设的专业人士。平台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建立“一带一路”专业人才数据库和系统的服务体系,方便企业及其他机构寻找合适的国际化人才,以及专业人士寻找合作伙伴或发展平台。平台还可以与沿线国家的专业人士社团建立长期战略性合作关系,共同促进沿线国家的共赢发展。

三是金融平台,成立“一带一路”国际开发银行合作联盟,适时使亚投行升级为世界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开发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目前比较确定的资金来源有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组织开发银行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在此基础上,“一带一路”建设还需打造国际资金池,完善金融管理水平,探索担保、审核、风控和保险新机制。在融资体系方面,注重建设多元化的融资体系以及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可由AIIB发挥带领作用,并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全球开发银行进行合作,成立“一带一路”国际开发银行合作联盟,打造以国际多边开发银行为主的“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贷款共同体,形成国际多边开发银行共同贷款、共同发包、共同招标的国际化、规范化、公开透明运作体系。另一方面,在充分发挥各国政府融资作用的同时,还要鼓励各国民间资本进入,引导商业股权投资基金和社会资金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亚投行成立的目的主要在于促进亚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5年来,亚投行为28个成员的108个项目提供了金额为220亿美元的融资,不仅有效地满足了成员在各类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融资需求,还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增加。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经济体量逐渐壮大,融资需求在规模上进一步扩大,在地域覆盖上进一步扩展,在条件成熟情况下,可推动亚投行升级为世界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加强中国与各大洲国家合作,扩大其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及地域,为世界各地符合条件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提供资金等支持。

四是风控平台,建立预警或信息共享机制,构筑“一带一路”建设的“防火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针对这些问题建立实时且详尽的风险监控和预警平台,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至关重要。同时,欧亚腹地是全球地缘政治角逐的重要地区,该地区存在不同的安全结构级别,如区域级的欧洲安全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次区域级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开放性的跨地区的亚信会议等,对这些已有安全体系的充分利用可以建立多重“防火墙”,建立统一的预警机制或者信息共享机制。同时加强对北极通道的维护和发展。这套通道不仅从海上和航空商业运输来看能够节省时间和成本,更直关中国的军事、政治、资源和经济安全。

五是NGO平台,搭建“一带一路”智库等对话平台。智库是当今世界的重要力量,聚集了大批相关专家学者和原政府、原国际组织高级官员,他们具有丰富的政治、外交、经济治理经验和广泛的人脉,能够发挥较强的政策影响力。智库通过开展“二轨外交”,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各领域专业人士的沟通、交流,有助于消除“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经济和政治壁垒,促进政府间共识的形成。智库通过实地调研,也可以充分收集有效信息,更好地提出政策建议。同时,智库还可以通过加强国际交流,增进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一带一路”的理解以及相互间的信任,为合作共赢打下基础。

此外,在“一带一路”沿线,有众多致力于不同领域的NGO以及各种社会力量,他们对“一带一路”各类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相关议题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包括国际性和地区性的标准化组织、环保组织、社区发展组织,以及各种行业协会、工人组织等。例如,发挥各种国际、地区的标准化组织的作用,以标准化促进政策通、设施通、贸易通,支撑互联互通建设,助推投资贸易便利化,是各方互利共赢之举。推进国际合作共赢,也需要重视并加强与各种NGO和社会力量的对话沟通,促进利益相关方需求的有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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