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圆桌：国际变局下共话中欧经贸合作与可持续发展
2022年6月20日【中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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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19日-21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八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京举办。近百位前政要、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及国内外著名学者等政产学研各界精英，围绕“把握世界发展变局，应对全球危机——不确定时代的中国与全球化战略”论坛主题，以线上线下结合形式共议中国与全球化热点议题。
论坛举办了以“以全球可持续理念推动中欧经贸合作”为主题的中欧圆桌，国际组织、国际商会、国际NGO代表，前政策制定者，中欧研究学者，企业界代表就中欧如何推进与维护多边体系共同利益，欧盟如何定位中国作为其“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系统性对手”多重角色，中欧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上可如何协调推进，中欧以何种商业战略应对疫情防控常态化及“碳中和”目标下供应链的动态变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CCG高级研究员莫天安（Andy Mok）主持会议。
英中贸易协会政策研究员周成（Joseph Cash）表示，应当重视多边关系中产生的新问题，比如CPTPP在环境保护、劳工法、劳动法和就业标准等方面越来越严格，但是国家间秉持的标准有所不同，在可持续发展上将会各执一词。未来在国家和国家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可能签定更多自由贸易协定。CPTPP在将来会考虑更加长远，中国和英国也将在CPTPP上找到更多的合作空间，亚太地区未来仍然将是贸易的前沿基地。
世界银行中国局代理首席经济家易卜拉欣·乔杜里（Ibrahim Chowdhury）表示，中国品牌在世界上，尤其在服务贸易上，所起到的作用日益增长。中国和其他国家经贸往来更加频繁，劳动力的输入输出，服务贸易的双向流动在日益激增。中国正不断开放服务贸易市场，使中国服务贸易得到发展。政策制定者需要进一步培养人力资本和技能，降低服务贸易障碍，鼓励竞争、创新和提高生产力，在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同时确保中国的消费者和生产者获得更高质量、更低成本的服务。数据管理限制降低、推进跨境贸易的转移也会给新的服务带来机会。但是，还需要进行监管和治理的改革，要降低监管的不可预测性。中国也可以推动区域和全球服务自由化。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表示，现在最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要停止任何倒退的脚步，中国和欧洲比以往更需要彼此合作。地缘政治对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非常大，这种不确定性也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决策。把目光从地缘政治的核心焦点挪开转移到其他发展方向上需要时间。对于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很多监管规则在欧洲逐渐形成，但现在双方并不清楚未来新经济、新商业发展模式下应该形成什么样的业态。对于俄乌冲突，他认为现在国家间应尊重事实，做出有实际意义的工作，来更好地实现互联互通。需要有新的观念，不管是RCEP、CPTPP，还是其他什么机制协定，一旦加入中国就不能退出，让欧洲真正意识到这种合作的重要性或者说与中国进行合作的重要性。一旦合作模式能稳定下来，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也会逐渐稳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表示，中欧关系越来越受到内部因素的影响，中欧有不同的政治体系，对于人权、香港问题等欧洲内部也有很多不同意见。过去几年，欧洲人来中国，强调的是合作和商业利益。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新闻标题都变成了“坚持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了。面对地缘政治问题，欧洲在考虑是不是可以依赖中国，如此大程度地依赖中国是否可行。中国高层领导人和官员需要与欧洲开展更多的对话和沟通，帮助欧洲了解中国，中国不是欧洲的安全威胁，但疫情使这种沟通很难继续进行。视频外交是不可行的，国家间需要面对面沟通和交流来相互了解，也需要鼓励商界人士保持合作的努力。
默克中国总裁安高博（Allan Gabor）表示，默克正面临着一系列生产生物医药关键部件断供、人员流动受阻和人才战略发展等问题。比如公司的在华外籍人士下降2/3，这非常影响公司的领导决策。同时，员工焦虑感上升，开始出现心理健康问题。从更广泛角度来讲，经济形势在下滑，商业环境的不可预测性影响了欧洲对中国的信心。欧洲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对中国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和其他国家应该建立起双方都可接受的方式，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中欧应关注实际合作的领域，比如疫苗、共同消除旅行限制等。此外，还可从新冠疫苗发展、5G、新能源汽车发展等多领域创新继续推动中欧更快地向前发展。
外联出国顾问集团董事长何梅指出，在新冠疫情持续蔓延、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和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新常态”下，越来越多的企业采取系统性海外并购战略，一方面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另一方面扩大品牌的影响力和进行海外扩张。在中国常态疫情防控和争取实现“碳中和”目标背景下，这一战略显得尤为重要。正如CCG研究指出，中国企业“走出去”应重点关注如何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通过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在自身优势产业领域以“走出去”加强国际合作，巩固国际供应链市场份额。在美国印太经济框架和常态疫情防控双重影响下，确实会加速中国制造业外迁和降低全球份额占，但同时也是升级转型的契机。中国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以开放心态和全球化视野实现转型升级，通过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真正从挑战中找到机遇，增加就业机会。
CCG高级研究员、中国驻旧金山及纽约总领馆商务参赞何伟文发表了如下观点：第一，目前全球动荡使很多人怀疑全球化可能已经走到了一个终点。中国和欧洲是积极支持全球化的，中欧需要合作、互相支持。中国和欧洲应求同存异，跨越地缘政治分歧，建立更加高屋建瓴的合作关系。第二，中欧应以联合国宪章为基本原则，使其成为彼此间友谊的基础。第三，中欧需要打造开放自由的、综合和具有韧性的国际供应链，需要关注最近中国和欧洲之间贸易的逆差问题。
中国德国商会总经理、德国工商大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晏思（Jens Hildebrandt）指出，推动中欧之间合作需要找到各种平衡点，对德国公司来说尤其如此。在双边关系中，德国扮演着重要角色。德国是中国在欧洲重要的贸易伙伴。同时我们低估了俄乌冲突的影响，需要寻找未来的机遇。几十年来第一次，德国社会在经济上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中国是德国的合作伙伴，也是竞争对手，如果看新的对华战略，朔尔茨政府特别关注供应链和市场依赖，德国汽车巨头在中国都有投资。多样化也很重要，德国部委现在倾向于和其他国家，比如东南亚国家、亚洲国家进行对话。国家安全也是相关话题，和供应链方面的依赖性相关，德国正在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合作也很重要，现在大家还在思索，除了脱碳以外和中国还有哪些方面可以进行合作，譬如农业、流动性等领域，与中国的合作也会出现调整。考虑到德国是欧盟最强的经济体，很多国家也会参考德国的做法，思考如何与中国合作。
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康怀德（Alexander Kallweit）分析了近代的历史背景，指出欧洲经历了五百多年的军事冲突，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然后出现了新的情况：欧洲第一次出现了超级力量——欧盟，之后欧洲大陆被冷战所分裂。冷战有两个不同的阵营，相互之间缺乏信任，仿佛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逼近。1970年代初出现一个新的阶段，双方开始进行关于安全和合作的谈判。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议》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克制使用武力，不可侵犯领土完整，和平解决纠纷，这实际上是中国人经常说的“双赢”。对东方阵营来讲，《雅尔塔协定》的边界争端被西欧国家所认同了。对于西方来讲，所有国家，包括超级大国都会遵守这个原则。一个新的秩序形成了，所有国家都会遵守规则。但这种情况在今年二月被破坏了，所以欧洲国家觉得我们正在倒退，不是回到1990年，而是回到了1970年代。不仅如此，我们回到了1950年代互不信任的情况。这个冲突会继续持续一段时间，北约的秘书长说可能会持续几年。没有任何一方在军事上能胜利，所以还是要进行谈判以重建信任。这又要花更多的时间，但这个过程越早开始越好。欧洲希望中国也能够帮助建立基于规则的秩序。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驻亚投行代表处首席代表李新星指出，中欧在气候变化上有很多机会可以合作，因为双方都致力于推进《巴黎协定》，可以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4月中欧峰会中，中国提出努力实现脱碳，实现在COP26之前做出的国家层面的承诺，而且中国和欧盟正在加强在低碳经济、洁净能源、绿色交通等方面合作。今年开始，中国和欧洲在绿色金融上的合作逐渐加多，欧盟和欧洲企业开启了绿色新政，中国也对低碳与“碳中和”做出了承诺，包括“十四五”规划中低碳发展也是举足轻重的，还有新的绿色对外投资战略等。中国的举措和欧洲这些全球倡议是相辅相成的，中欧合作正在进行当中。不仅是欧洲的企业投资了中国，很多中国投资者也投资波兰、匈牙利等欧洲国家，希望未来可以生成各种合作，多多益善，各种项目可以生成，气候议程上可以推动各种成果得到拓展。
克诺尔中国区副总裁、欧盟中国商会政府事务论坛主席刘畅认为，现在国际贸易和经济面临非常大的挑战，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反全球化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性的决策，在经济、金融、供应、关键材料的供应这四个维度将产生巨大影响。创新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应该做到：第一，持续创新。投资到生产、研发当中，尤其对高科技含量的企业进行投资。第二，实现数字转型。现在中国在全世界的数字化过程中是先驱，这不仅能够让中国企业获益，也可以支持其他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第三，紧随能源保护或节能增效的国家战略。他指出，跨国企业必须维持在中国的运营，同时深入和深化拓展在中国的运营，这最终会有效化解供应链危机的负面影响，同时在未来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可以重塑未来的供应链。
百济神州副总裁祁彦指出，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创新药国家，百济神州也在随着中国的步伐前进，目前共有40多个在欧洲的临床实验室，收治了数千名病人，这个行业的发展和公司的发展都得益于全球化。同时，可持续性对这个行业的发展非常关键，尤其对生物技术公司，可持续性不仅仅意味着产品的开发，还包括它的可负担性。百济神州推出了三个在中国同类里第一的抗癌药物，有全球水平的质量，但价格是一般人负担得起的。作为一家公司，百济神州有责任真正地推动和支持全球化，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和增长。
CCG 高级研究员、商务部欧洲司前司长孙永福认为，欧盟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2020年开始，中国就成为了欧盟的最大贸易伙伴。贸易和经济关系是双边关系中最重要的。虽然中欧遇到了政治上的困难，但双方企业都认为经贸关系仍然是最为重要的部分。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对于中欧经贸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希望能找到好的方法真正解决协定停摆问题，因为这对于欧洲企业，对中方来讲都不利。此外，中欧贸易数字仍在持续不断增长，中国政府已表明将会更加对外开放，中欧合作将会越来越多，也会更加有效地去管理双方所存在的竞争。合理的竞争对双方企业来讲都是好事儿，虽然任重而道远，但坚信双方的伙伴关系会持续向好。
中国英国商会副主任Rachel Tsang表示，英国商会自2020年以来一直支持中国抗疫，见证中国创造了很大的抗疫成就，现在很多生产和供应链也都在中国。2021年他们进行了调查，当时媒体和企业界对中国是持乐观态度。但是现在短期的信心受到了影响，需要中国政府提供更大的政策倾斜，重建这方面的信心。英国公司仍然把中国看作是巨大的市场，特别是在气候行动方面，已经看到有很多英国企业和中国进行合作，建立ESG标准、开发可再生能源和绿色金融等。英国商会也积极推出了绿色商会计划并做出承诺，以衡量抵消和减少碳排放。英国商会进入中国市场有40多年了，需要多方合作确保各方面的多边关系都能够存在，包括企业对企业、政府对政府、人民对人民，只有这样双方才能共同前进，实现脱碳和净零的全球目标。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谈到了欧盟商会如何看待现在的中国。首先，中欧是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向欧洲出口大于欧洲向中国出口，中国更依赖欧洲市场，而不是欧洲更依赖中国市场，所以希望中国有更大的开放度。欧洲对华投资是深层的、长期的、富有承诺的，欧洲商界成员表明，他们不会离开中国，但欧洲商界觉得中国更不可预测了，所以会考虑在其他地方有更多投资。伍德克称他最近学到两个词，一个是“近岸”，就是让设施不要离开欧洲太远，比如就在地中海地区或者北非；第二个是“友岸”，就是把设施放在意识形态相近、关系比较友好的国家，不会被批评的国家，在那里找到合作的关系。他表示，中国在数据方面的立法使其工作受到了一些影响，其在中国做基础研究的意愿在削弱。作为做化学品的公司，想建立全球化工行业就必须来中国，但很多时候很难跟别人解释为什么到中国来。“友岸”就是一个因素，在其他国家不需要做这些解释，但现在在中国就需要进行这样的解释，这使得问题变得复杂。
联影医疗国际业务部总裁夏巨松认为，中欧之间历来都是十分重要的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主席去年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对话，对中欧进一步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前景，也为中国企业在欧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对双方都是互惠互利的好事。新冠疫情对全球医疗机构提出了很大挑战，智慧科研是未来中欧合作的重要领域，双方均有一批优秀的科研机构和高科技企业。联影医疗将秉持“创新驱动，合作共赢”原则，以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推动中欧经贸合作，希望在中欧开辟一条合作共赢之路，一条互尊互信之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与欧洲各国一道集结当地产业、临床、科研等多领域的力量，结成创新共同体，共同开启中欧合作的新模式、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