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式现代化要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2023年4月28日
郑永年，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
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如何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4月28日，郑永年教授在首届大湾区“未来论坛”上作主旨演讲时表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路径要从“高质量发展”中找答案，要坚持改革、开放、创新“三大法宝”。
郑永年教授现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他在接受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纵观世界各国发展经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以技术为核心的产业升级；打造人才友好的环境，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将是未来要面临的重要议题。
本次主旨演讲用时约一小时，以下为部分内容的整理摘要：
现代化涵盖三个层面
郑永年教授总结道，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涵盖了三个层面：第一，是物质意义上的现代化；第二，是人的现代化；第三，是社会制度的现代化。
在物质现代化方面，社会共识相对广泛，世界上大部分的群体都在追求物质现代化，建造高楼大厦、高铁、高速公路等，推动工业、农业、科技、军事的现代化。物质现代化是可以被量化衡量的，比如高铁的时速、航天工业的水平等。
此外，要关心的还有人的现代化。现代化最终的目标是服务于人，如果离开了人，就会毫无意义。人的现代化要从身心健康的角度来衡量，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安居乐业、精神富足。在这个过程中要把握平衡，一方面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发展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价值观。
制度现代化是建立在物质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基础之上的。什么是好的现代化制度？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判断：一是看哪种制度更能推进物质现代化；二是看哪种制度更能推进人的现代化；三是看哪种制度更能协调物质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西方的现代化被视为一种“标准”，但在今天看来，西方现代化过程也可以说是“毁灭式”的。物质现代化对传统社会造成很大冲击，旧秩序被破坏的同时，新秩序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一些亚非拉国家就在现代化过程中，陷入了无政府状态。直到近年来，我们才意识到，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把别人的制度照搬过来，无益于本国的现代化。
因此，制度现代化就是要探索建立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制度。历史经验表明，那些符合自己文明、文化、国情的现代化是成功的，而不符合自己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往往是失败的。现代化有一些共同价值追求，但追求这些价值的道路是不同的，取决于每个国家、每个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物质制度条件。这就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多元，不会把自己的模式输出强加给其他国家。
高质量发展需要“开放新系统”
如何实现物质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三者协调发展？郑永年教授认为，答案要从“高质量发展”中找。高质量发展不是简单地等同于GDP增长，要追求那些能增加国民财富的GDP增长，而不是有损于国民财富增加的GDP增长。
郑永年教授观察到，当前，投资、消费、贸易对经济的贡献仍然十分重要，但高质量发展仅依靠这“三驾马车”是不足够的。中部、东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已经趋于饱和，就广东省而言，珠三角的基础设施也已非常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基础设施投资更应该“精耕细作”，避免粗放式的投资。
在城市，当前城市化率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但有的城市质量并不高，城中村改造面临困局，廉租房建设不足、分配效率不高。随着车辆保有率的提升，停车难也成为了困扰市民的问题。这些都可以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突破口。在农村，随着人口流动趋势的变化，大规模基建投资难以看到收益回报。应该转变思路，用“绿水青山”创造“金山银山”，发展旅游业和高质量农业。除此之外，教育、养老等方面基础设施仍有不完备之处，这些都是下一步城市整体升级的空间所在。
消费方面，目前中产阶级的占比仍然不高，而中产阶级正是消费的主力。当前不明朗的世界经济形势下，我国外贸出口也受到一定影响。
如何破局？郑永年教授认为要坚持“三大法宝”：改革、开放、创新。其中，开放正可以为改革和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开放新系统”可以具体到三个方面：一是开放的科教与人才系统。人才是科研的核心，想要吸引外流的人才回到本国、并吸引世界各国的人才加入，就需要开放自由的学术环境做载体。二是开放的企业系统。如果企业过分强调互斥的市占率和独占的产业链，忽视开放协作，就会使得细分领域竞争减弱，难以形成合力去到国际舞台上竞争。三是开放的金融系统。科研成果转化落地成产业，有开放金融系统的支撑至关重要。因此，金融发展应把实体金融化与金融虚拟化分开，一方面用稳定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另一方面把开放的金融打造成基础科研到应用技术的“转化器”。
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技术进步。郑永年教授提出，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将是未来技术升级要面临的重要议题。
如何实现技术升级？郑永年教授认为，须具备三大条件：第一，拥有一大批有能力进行基础科研的大学或者机构。第二，拥有一大批能把基础科研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或者机构。第三，拥有能对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提供足够金融支持的金融机构。这与前文所述的“开放新系统”正一一对应。
郑永年教授表示，从这个角度来说，粤港澳大湾区有着显著的协作优势。香港有八所大学，其中五所世界QS排名前100，三所世界QS排名前50。香港也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如果香港的大学和内地的大学能够协作融合，科研实力不容小觑。
珠三角的企业转化能力很强。中国加入WTO后不久，珠三角就发展成了世界级的制造业中心。直到今天，许多科技公司在北京科创板融资，但产业转化是在珠三角进行。这方面正是香港薄弱的地方，香港独自去做转化也许要花费五年、十年甚至更久，也没有必要独立去做，完全可以让珠三角的企业去承接。
香港也是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中心，可以与上海金融中心在不同层面发挥作用，塑造活跃的风投市场。粤、港、澳三地将各自的优势有效融合，将会产生积极的放大效应。
在实践中，基础科学需要的资金或许比想象中要少，更为重要的是制度改革创新。基础科学并不是资本密集型，而是“自由密集型”。给科学家们体面的工作，优化科研评比制度，给他们追求学术爱好、科研兴趣的空间，这样对产出科研成果会更有帮助。
科研成果的应用转化是资本密集型的。在这方面国有资本应发挥引领作用，做长线投资。此外，也要给民营资本一些施展的空间，解决民营企业家“为什么要做”“做什么”“如何做”的问题，为经济发展注入信心和活力。
文章选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23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