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对话7岁小女儿 工作比游戏好玩得多
2024年5月9日
梁建章，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携程集团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7年前，我和太太迎来了我们的第二个孩子——我的小女儿。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她就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同其他小孩一样，她也不愿意做功课。有一次，我试图说服她要努力学习。
“宝贝，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努力学习吗？”
“为什么，爸爸？”
我刚想说努力学习是为了赚钱，但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不对，不能说是为了赚钱，她迟早会知道我们家有钱。于是我说：“努力学习是为了工作。”
“但是为什么要工作呢？未来不是有机器人吗？”7岁的孩子会问一些深刻的问题。
“人还是要工作的，否则会很无聊。”
“真的吗？难道不能天天玩游戏吗？”
“工作比游戏好玩得多。”
“真的吗？”
“真的，因为不好玩的工作都让机器人做了。”
“好吧，那么为什么要努力学习才能工作呢？”
“因为好玩的工作就这么多，只有勤奋好学的孩子，才能获得这些工作机会。”
“你是说我现在少玩一些，长大后就可以一直有好玩的工作？”
“没错，宝贝。”
一直在旁听的太太悄悄说：“你真能忽悠女儿，将来早晚会被拆穿。”
我辩解道：“我不是忽悠，在AI（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时代，剩下的工作都是有趣且与创新相关的工作，而且只有努力学习才有能力创新。”
当然，我写《创新主义》不是为了说服孩子努力学习，而是基于世界和中国的大背景。
首先是世界的大背景。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科技创新以及由此带来的伦理争议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哲学层面价值观和意义的思考。例如，当人工智能取代了很多人类的工作之后，人类未来应该从事何种工作，追求何种意义？又如，随着全球变暖引发了全世界的担忧，当代人的利益和可持续发展应该如何平衡？要想解决这些难题，需要对人类文明的意义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其次是中国的大背景。中国社会面临的一大问题是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是否可持续，以及生育率崩塌会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这是令人担忧的问题，我在过去十几年进行了很多相关研究，也提出了很多关于生育福利的政策建议。但要想出台乃至落实这些政策，需要整个社会对创新和传承进行深入思考并达成共识。
最后是我的个人经历。身为企业家，我还有另一重身份——专攻人口研究的经济学家。这种双重身份使我可以从独特的立场与视角来诠释创新和传承的意义。有人可能好奇，我作为携程的创始人，怎么会成为人口经济学家？故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07年，当时携程已经成为中国领先的互联网公司，37岁的我决定辞去CEO（首席执行官）的职位，重回校园追求学术生涯的发展。之后我花了4年时间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硅谷当时是全球创新创业的中心，所以创新和创业自然成为我的研究主题。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一个国家的创业活力与人口年龄结构有很大关系，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创业和创新的活力就越弱。博士毕业后，我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应用经济系担任研究教授，继续开展对创新和人口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
我在关注中国人口问题时惊讶地发现，虽然当时中国的人口结构相对年轻，但是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更令人担忧的是，那时中国还在实行只允许生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我发现很多主流人口学家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知严重滞后，原因之一是当时社会上对人口政策缺乏深入讨论。因此，我决定尽己所能，深入研究人口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推动生育政策的完善。
在之后的几年里，我就人口问题撰写了很多文章，也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报告，出版了《中国人可以多生！》等著作。尽管我平时在携程的管理工作繁忙，但是我仍然充满激情和责任感地去做人口与创新研究，并且利用各种渠道讲述我的观点，希望推动改革。我感觉自己责任重大的原因是，我能提供独特的观点和视角。不同于其他经济学家，我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创新——来分析人口对经济的影响的。很多经济学家忽略了人口崩塌的最大危害是削弱未来中国的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是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2016年生育政策全面放开以后，生育率仅仅经历了短暂反弹，随后就继续快速下降。我的研究方向也逐渐转为推动出台各种生育福利的政策建议。我的一些观点引起了公众辩论，生育福利的很多政策，包括育儿补助和教育改革都颇具争议。然而，我坚信这种辩论是必要的。生育不只是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议题，它还与个人选择密切相关。广泛的公众讨论，可以引发人们对创新和传承的深度思考。
我很快意识到，创新和传承的深度思考会很自然地引出一些终极哲学问题：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每一代人应该肩负怎样的责任？创新和传承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人类文明的长期使命是什么？我认为，只有对这些哲学层面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认真解答，才有助于达成更新的社会共识和推动进步变革。我会在本书中总结和分享自己的思考，希望能推动必要的观念更新和政策变革，进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在《创新主义》这本书中，我向读者揭示了一种尚未被全面探讨的哲学思想和价值观，我将其命名为“创新主义”，其使命就是通过创新和传承来追求人类文明的长期繁荣。我详细阐述了这两项原则及其延伸的价值观，以及如何将创新主义从抽象理论转化为具体实践。
创新主义重视创新的力量，其中不仅包括科技和人文的知识，还认为生育带来的基因传承也是创新和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传统哲学流派中罕见的视角。与传统哲学流派相比，创新主义具有多种明显优势。首先，它结合了创新和传承的概念，而在许多传统哲学中，这两者通常形成对立。其次，创新主义论证了创新的追求是人类和动物最本源的区别，也应该成为人类生命的追求。最后，相对于传统哲学，创新主义所代表的价值观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比如创新主义强调科学、理性、包容和可持续性。创新和传承的价值观也给科技伦理的讨论提供了思想框架和指导。
科技创新在带来丰富的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在改变生活方式和逐步异化人性。人类要关注这些科技创新对生命意义的影响。按照创新主义的理念，就是要以人类长期文明作为目标，评估某项科技创新是否有利于创新和传承，从而制定相关的科技政策。其中的一个建议就是，要大幅度加大太空移民相关的科技投入，因为太空移民非常困难，但是能够让人类创新和传承的能力实现跃升。
科技创新引发了对科技伦理的讨论，可以从创新主义中获得启发。例如，人类在当今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全球变暖导致的可持续发展困境。在这个问题上，创新主义可以指导我们如何在当代人的利益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实现平衡。又如，一些人担心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将取代很多人的工作，那么人类的生命意义会随着工作岗位一起丢失吗？创新主义的回答是，因为创新工作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同时又充满了乐趣，所以人类不会把创新工作完全交给人工智能。未来人类的生命意义，会更聚焦于创新和传承。
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也会发生变化。人们对于爱情和亲情的需求，正在被不同的科技手段所取代。低生育率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与地域、文化以及公共政策都有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年轻一代选择不生育的理由多种多样。有些人追求自由和独立的生活方式，认为孩子可能会束缚他们探索世界和参与社交。有些人则面临经济压力，他们意识到养育孩子需要投入大量金钱，包括教育、医疗和日常生活费用等。有些人更关注职业发展，认为孩子可能会分散他们的精力，导致无法全力以赴投入职业中。有些人出于对当前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担忧，从而选择放弃生育。还有些人的选择基于个人价值观，只是简单地不想拥有孩子，或者认为自己无法胜任父母的角色。
生育是个人的选择，每个人的选择都应该被尊重。但我认为，如果一个社会能提供友善的生育环境，并且营造出鼓励生育的社会文化与舆论氛围，那么这样的社会环境还是能影响和改变个人选择的。让更多的人认识、理解并接受创新主义，则是创建这种文化和社会环境的首要任务。在达成社会共识之后，还要把这些共识转换成公共政策。由政府来承担一部分抚养孩子的成本，并且提供充足的社会福利，进而促进生育率的提升。
创新很难，需要付出长时间的努力。很多人的创新尝试可能以失败告终，所以创新主义的价值观不会自动成为社会主流。但创新的尝试无论成功与否，终将惠及全社会。正如前文所述，通过全社会认可创新主义的价值观，才能让更多社会资源投向环保领域和太空旅行的创新。
同样的道理，现代社会主要由家庭承担抚养孩子的成本，但孩子未来的创新却主要贡献于社会。考虑到养育孩子需要消耗巨大的成本，而且大多数孩子可能并不出色，所以生育文化不会自动成为社会主流。正因如此，几乎所有富裕国家的生育率远远低于更替水平。
总之，创新和生育之间存在着利益错配，在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当代人利益和后代人利益之间，都存在矛盾。大多数人虽然认可创新和传承的长期使命，但出于眼前的利益，很可能还是会做出短视的选择。
只有当很多人达成了新的社会共识之后，也就是把创新和传承当作文明的使命和生命的意义之后，才有可能推动公共政策做出必要的改革。与几十年前相比，当代社会富有得多，完全有能力投入足够的资源去支持创新和生育。目前真正欠缺的，是全社会对于创新主义价值观的普遍认可。希望本书能够引起更多的思考和讨论，这将关乎人类文明的发展前景。在宇宙的尺度，人类的生命非常短暂，地球也非常渺小，但是只要不断地创新和传承，就可以实现无限广阔和有趣的可能性。
文章选自绕梁说，2024年5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