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 | 全球动荡下产供应链“突围”实录，CCG第15期午餐会五位专家同台热议
2025年8月14日
2025年7月24日，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千禧大酒店成功举办第15期“名家对话午餐会”。本次活动聚焦“合作破局：强化经贸投资，共筑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主题，由CCG创始人、国务院原参事王辉耀主持，特邀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萍，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舜杰，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世贸组织研究院研究员纪文华，《外交政策》杂志主编拉维·阿格拉瓦尔（Ravi Agrawal）进行专题讨论。
以下为午餐会全文实录：
■ 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前沿解析：三大趋势、五项建议
CCG创始人、国务院原参事王辉耀：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非常高兴再次欢迎大家出席第15期CCG名家对话午餐会。时光飞逝，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15期。感谢大家在暑期百忙之中抽空参加此次CCG聚会。我们也注意到，今天有多位来自欧洲的驻华大使出席，其中一些是随欧盟领导人访华的。这次午餐会意义重大，再次感谢各位莅临。
由CCG发起并主办的CCG名家对话午餐会系列，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对话与交流平台。它汇聚了各国外交官、国际组织、知名企业、学术专家及媒体朋友，共同分享对中国发展的见解，在当今日益动荡的世界中促进相互理解与合作。
中外关系变化中有哪些至关重要的因素？今天的午餐会可谓恰逢其时，主题聚焦于强化经贸投资，共筑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就在几天前，北京刚刚举办了一场供应链大会，本次讨论紧随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圆满落幕之后展开。该博览会吸引了7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651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充分体现了在当今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强化全球供应链和贸易网络的重要意义。
我还要向今天到场的贵宾致以特别欢迎。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来自22个国家的外交官，以及媒体代表、跨国智库代表和重量级主讲嘉宾。今天到场的包括：巴巴多斯驻华大使、巴西驻华大使、塞浦路斯驻华大使、荷兰驻华大使、新西兰驻华大使、挪威驻华大使、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西班牙驻华大使和瑞士驻华大使。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此外，还有来自加拿大驻华使馆、克罗地亚驻华使馆、欧盟驻华代表团、匈牙利驻华使馆、印度驻华使馆、哈萨克斯坦驻华使馆、拉脱维亚驻华使馆、马耳他驻华使馆、巴基斯坦驻华使馆、罗马尼亚驻华使馆、土耳其驻华使馆、阿联酋驻华使馆和美国驻华使馆的高级外交官参与此次活动。我们也很荣幸欢迎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
此外，今天的午餐会还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多家国际知名企业的代表，包括拜耳、宾堡、字节跳动、埃尼中国、默沙东、宝洁、加拿大皇家银行、天嗅智能机器人以及蔚来汽车。同时，来自CGTN、中国日报社、科拉媒体、南华早报等媒体机构，以及多家知名智库的代表也莅临现场。再次对各位对本次活动的鼎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本次讨论主题重大，时机恰当，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拨冗出席。接下来，我将依次介绍我们特别邀请的四位重量级嘉宾，稍后我们将举行圆桌讨论。
首先介绍赵萍女士，她现任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曾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商务部从事经贸研究工作，主持完成了150余项由国际组织及中国政府部门委托的重点项目，长期致力于全球供应链、营商环境评估以及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研究。今天，她还特别带来了多份关于供应链的研究报告与大家分享。
第二位嘉宾是林舜杰先生，他现任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在政府部门和企业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以及在国际商务和品牌建设方面的深厚造诣。他曾与多家国际组织合作，并在多个国家协调举办重大经贸活动，精通行业政策，积极支持全球企业在华发展。
第三位是纪文华教授，他是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专攻国际经济法与全球经济治理，现担任该校世界贸易组织讲席教授项目共同主席，曾在商务部条法司知识产权处任职，并在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
最后一位重量级嘉宾从海外远道而来，昨日刚刚抵达北京——拉维·阿格拉瓦尔先生。他现任全球知名国际事务刊物《外交政策》杂志总编辑，曾任CNN高级制片人及其知名栏目“GPS”节目的制片人，并担任过CNN印度分社社长，以其对地缘政治趋势和外交政策问题的深刻分析而闻名。在他的领导下，《外交政策》持续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并吸引着各国决策者和广大读者。我刚刚与拉维先生会面时，他提到《外交政策》目前发展良好，拥有庞大的订阅群体，在此谨向他表示祝贺。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四位嘉宾上台。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萍：感谢CCG给予我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与大家分享我们对全球供应链的看法。今天，我想借此机会向各位介绍一份重要的报告——《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该报告基于我们在上周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发布的全球供应链指数测评结果。回应王会长刚才的问题，这份报告的框架包括三个部分：全球分报告、中国分报告，以及若干特定行业分报告。
我将先简要介绍全球分报告的内容，其数据来源为全球最新、最权威的统计信息。全球分报告依托我们在2023年首次提出的全球供应链促进分析模型，总结提炼了过去一年全球供应链发展的最新趋势。
首先，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持续提升，“全球南方”基础设施领域的质量和发展速度显著增强。此外，国际经贸规则更加重视全球供应链的包容性发展。世界贸易组织（WTO）新议程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供应链问题。近年来，新签署的大多数多边与双边贸易协定均由发展中国家主导或参与，并高度重视创新、绿色转型与中小企业发展，为抵消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降低贸易与投资成本提供了制度保障。
同时，主要经济体普遍重视提升本国供应链韧性，但部分政策呈现出保护主义和内向化倾向，不利于全球供应链合作。
此外，技术创新在推动全球供应链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增强现实、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日趋成熟，碳捕集与封存、智能电网等绿色技术加速发展，正在推动全球供应链进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新阶段。
最后，全球金融服务的包容性不断提升。国际金融机构相继推出多项支持发展中国家融资的举措，并建立相关监测与管理平台。供应链金融在弥合中小企业贸易融资缺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保障了全球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
促进全球供应链发展已成为国际组织、主要经济体和工商界的共同关切。今年，在2024年推出的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GSCPI）和全球供应链连接指数（GSCCI）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拓展了全球供应链指数研究的范围，研发了全球供应链创新指数（GSCII）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GSCRI），形成一个涵盖外部环境、互联互通、创新发展及发展韧性的综合评估指数矩阵。该指数矩阵以2018年为基期，基值设为1。根据指数矩阵的计算结果，主要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尽管当前世界经济中不确定性和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加，但四项指数的数值均呈上升趋势。积极因素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全球供应链正朝着更高效、更具活力的方向发展。这再次表明，经济全球化是时代大势，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第二，GSCPI、GSCCI以及GSCII的年均增速均高于GSCRI，并在2024年创下历史新高。而GSCRI自2022年以来已连续两年下降，虽然在2024年出现回升，但尚未恢复到2021年的水平。此外，当其他三项指数中任意一项下降时，GSCRI也会随之下降。这说明全球供应链的内在韧性相对脆弱，其安全与稳定仍面临严峻挑战。
第三，提高全球供应链韧性需要各方协同努力。只有当其他三项指数同时上升时，GSCRI才会随之增长。这意味着，只有在全球供应链促进体系的各要素协同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才能得到真正提升。基于本报告及指数矩阵的研究结果，我们提出以下五点建议：
第一，建设高效互联的基础设施网络，为全球供应链的稳定运行提供更加坚实的外部硬件保障。
第二，坚持多边与双边规则的开放性与包容性，通过对话与协商解决贸易争端，为全球供应链的安全运行提供更加公平、透明和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第三，制定互利共赢的供应链政策，摒弃保护主义与内向化思维，共同推动全球供应链的多元化布局以及安全高效运行。
第四，营造更加富有活力的创新发展环境，推动全球创新要素的跨境自由流动，为全球供应链的提质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第五，完善包容性和安全性的金融服务体系，确保全球供应链的安全运作。
顺便提一句，我刚才提到的这份报告今天也带来了，如果各位感兴趣，可以在会场外领取一本。谢谢大家。
CCG创始人、国务院原参事王辉耀：谢谢赵萍女士的精彩分享。这是一份内容翔实且颇具启发性的报告。您提及了多项重要议题，包括多边主义、开放合作，以及为确保供应链高效顺畅运行所必需的硬件基础保障。感谢您在报告中为我们精炼概括了这些关键要点，我们对此深表赞赏。
■ 直击供应链主题博览会，探寻创新发展新方向
CCG创始人、国务院原参事王辉耀：下面，有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舜杰先生发言。林董事长，我了解到您在中国国内外组织并管理了众多展览与博览会，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请问从您的视角，您如何看待供应链韧性的内涵与重要性？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来切实提升供应链的韧性？林董事长，请您发表看法。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舜杰：感谢主席先生邀请我上台发言，下午好，各位阁下。基于赵萍女士的介绍，我有许多内容想与各位分享。我不会让大家感到乏味，因为我们确实有数以百万计的精彩故事可以讲述。
我们举办了大量展览活动，不仅在中国境内，也在境外。每年，我们都会派出超过200个展览代表团前往其他国家。在疫情之前，这一数字还要更高。虽然我们正在逐步恢复，但不幸的是，我们又遇上了贸易战、关税战，这一切正如各位所知，充满了不确定性。
不得不说，今年我们确实面临一些挑战。对我而言幸运的是，我们在今年上半年已经完成了在美国市场所承接的全部项目。但对于明年，我们无法预测。因为目前，中国参展企业报名参加美国任何贸易展会的数量几乎为零，没有增长。虽然我们确实有部分已注册的参展商，但我并不能确定他们是否真的会成行，这还取决于对话的进展。我们希望下周在瑞典能够看到一些积极成果。
正如各位所见，我的业务与国际贸易和政治局势紧密相关，这意味着当前形势对供应链合作的影响非常显著。
我认为，现在正是讨论国际供应链合作的良机，因为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刚刚于上周圆满落幕。本届博览会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办、由我所在的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稍作宣传：我们公司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展览企业，企业名称是邓小平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亲自命名的，这使我们成为中国改革开放面向世界的重要窗口。
我在博览会上见到了来自75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位全球商业领袖。他们都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在当今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世界各地的利益相关方依然在积极寻求合作途径，努力将挑战转化为新的机遇。通过诸多国际交流，我们清楚地看到，全球对加强供应链合作的呼声正在不断高涨，这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同优先事项。
自2023年起，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就启动了一项新倡议——“千团出海”，即每年在全国范围内，贸促系统将组织数以千计的商务代表团出访国外，寻求加强供应链合作的机遇。去年，贸促系统共派出2249个代表团，访问了102个国家，超过5万家中国企业参与其中。作为“千团出海”倡议的一部分，我所在的公司在45个国家举办了供应链博览会巡展。我个人参与了其中的许多活动，并亲眼见证了供应链合作这一议题在世界各国的重要性。无论是政治家、世界500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还是创新型企业的所有者，都热衷于探讨如何使供应链更加稳定、高效与互联。
在南非，我们的代表团由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先生率领，会见了南非副总统保罗·马沙蒂莱先生——他上周刚刚访问了中国。双方就绿色农业、清洁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的供应链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南非副总统明确表达了对南中供应链合作的坚定支持，并随后专程赴华参加了第三届供应链博览会。在博览会上，我看到30多家南非企业找到了融入中国企业供应链的机会。据我所知，南非政府还推出了数十个项目，旨在吸引中国企业投资，并愿意支持南非及其他投资目的地延伸其产业链。这正是博览会的意义所在。
在巴西，我们会见了副总统阿尔克明，就深化供应链合作、“一带一路”倡议及金砖合作框架进行了讨论。阿尔克明副总统表示，巴西希望与中国的供应链建立更加紧密的对接，并鼓励本地企业参与供应链博览会。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会见了代表团，高度评价了中国在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方面的作用，并表达了在重点领域深化合作的浓厚兴趣。
在泰国，我们与工业部和商业部部长举行了会谈。双方一致认为，应在智能汽车、人工智能及高端制造等领域加强合作，并将供应链博览会视为推动更多联合项目的重要平台。我认为他们的观点非常正确。因为就在上周的博览会上，我了解到越来越多的中国汽车制造商计划在泰国设立更多工厂或授权更多二级供应商，这意味着，中国车企将不再仅仅向泰国出口整车，而是更认真地一步步在当地构建自己的供应链。
说到智能汽车产业，我必须指出，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扩展其供应链的计划更加宏大。在匈牙利，宁德时代和比亚迪的项目无疑为许多中国车企带来了启发，比如小鹏汽车——供应链博览会的忠实参展商，正与欧洲供应商开展长期合作。我认为，今年晚些时候他们将会有令人振奋的消息发布。据我所知，许多车企对西班牙、法国和奥地利表现出浓厚兴趣。当我会见宝马和梅赛德斯-奔驰的首席执行官时，他们都对这些投资动向表示了强烈支持。今年早些时候，我们与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的政府及行业协会会面时，也听到了许多务实的声音。因此，我认为，现在正是欧盟委员会出台更多积极政策的时机。我希望在本月晚些时候能看到切实的成果，让我们拭目以待。
过去几年中，类似的交流频繁发生，几乎涵盖了中国所有主要贸易伙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无论是资源型国家还是科技强国。大家形成了一个共同认识，那就是必须继续携手努力，使供应链更强韧、更有弹性。这正是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创办的初衷，也是其能够快速发展的原因。世界各地的企业在这里找到了价值，发现了新的合作伙伴、新的机遇，也增强了对中国供应链生态的信心。
作为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博览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汇聚了供应链的各个关键环节：上游、中游、下游；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科研界与产业界；国内与国际参与者。它不仅仅是展示产品的平台，更是交流理念、建立伙伴关系、推动供应链合作落地的舞台。正如刚才提到的，今年共有650家企业参展，其中35%为外资企业，而外资参展商中超过一半来自欧洲和美国。
再次，美国参展商的出色表现，使得美国稳居本届博览会参展国之首。我认为，美国企业之所以对这场博览会格外青睐，是因为他们比其他国家更深刻地理解与中国开展供应链合作的重要性。例如，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出席了本届博览会，并称中国的供应链是“一个奇迹”；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去年表示，没有那些优秀的中国供应商，苹果不可能取得如今的成就；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则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其上海超级工厂零部件本土化率已经超过95%的消息。我认为，这三位企业家是当今世界最聪慧的人物之一。许多外国企业会携其供应链合作伙伴共同参展，以“链主”与“链合伙伴”的形式亮相。他们的展品涵盖从原材料到先进技术、从绿色能源到人工智能的方方面面，为人们呈现了完整的供应链全景图。
供应链博览会的布局遵循真实供应链的运作逻辑。我们按照企业在供应链中的协作方式进行分组，鼓励大型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并展示从上游到下游的完整流程。同时，在横向层面，我们展示供应链服务，使参观者能够清晰地看到供应链各环节如何衔接，以及他们可以在大型企业供应链的哪些环节参与进来。在本届博览会上，大型企业通常会展示其供应链体系和标准，树立行业标杆，并提供优化产业链与供应链的解决方案。例如，苹果公司参加了历届供应链博览会，但从未展出任何苹果产品——没有iPhone，也没有MacBook。蒂姆·库克带来的是苹果在中国的顶级供应商，向大家展示他们如何生产、使用何种设备，以及苹果在中国保持怎样的标准。这为中国其他潜在供应商打开了一扇大门。他坚信，中国最完备的产业体系能够支撑苹果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业务。
对于创新型中小企业而言，供应链博览会同样提供了一个独特机会，让他们能够与大型企业同台展出，并有机会融入这些行业领军企业的供应链。而对于外国政府而言，我相信，这个博览会是了解七大产业链全貌、并从全球最优质、最合适的企业吸引投资的理想平台。
今年，我看到近170个海外政府及工商界代表团参观了这场博览会，这帮助他们确定潜在合作伙伴、识别自身最迫切的需求，并建立起有意义的联系。正如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博览会开幕式上所指出的，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持续汇聚共识与力量，以保持全球供应链的稳定与畅通。
因此，女士们、先生们，在供应链领域携手合作不仅重要，而且是实现美好未来的必要条件。我们将不断优化这一平台，促进更多的联系与合作，并期待与大家共同构建更具韧性与更高开放度的供应链。我认为，这不仅有利于我的业务——我的业务很小，只是做展览与会议——更将造福全球所有产业与企业。谢谢大家。
CCG创始人、国务院原参事王辉耀：谢谢林先生。您刚才的发言非常引人入胜，例如，您提到贵公司组织了五万家中国企业前往不同国家参加博览会。显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走向全球，建立海外供应链。这种国际化布局的趋势，将有助于促进供应链的深度融合，而不仅仅是将关注集中于某一个地区。
■ 多边规则如何守护全球供应链韧性？隐忧与对策
CCG创始人、国务院原参事王辉耀：接下来，我想请教纪教授。您曾在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均有工作经历，如今又在学术界研究这一现象。在当今这样一个动荡的世界，您如何看待供应链的发展？我们应当如何改进？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实现供应链的融合？从您的角度来看，我们又该如何进一步优化供应链体系？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世贸组织研究院研究员纪文华：感谢王会长今天的邀请。这是一场规格很高的活动，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就供应链产业以及供应链的韧性与稳定性问题，分享一些个人的看法。与之前几位发言人略有不同的是，在我研究这一议题时，发现了大量的中断、动荡与对立。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要讨论这一问题的原因——如果一切顺利，自然就不会有人担心稳定与安全。正因为过去几年，许多国家都采取了各种措施，全世界才会集中探讨如何应对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问题。
我曾撰写过一篇题为《加强多边规则构建，推动供应链安全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文章。作为一名法学院教授，我一直在思考，我们能够在多边层面做些什么来应对问题，并为世界经济创造一个更好的、基于法律和规则的环境——不仅是为了某一个国家，而是为了全世界。我的发言大体分为两部分，首先谈谈当前形势。考虑到时间有限，我会尽量简要。
首先，近年来，全球产业与供应链的结构日益复杂，并呈现出政治化趋势。大国战略竞争、地缘政治冲突、技术变革、全球疫情以及气候变化等挑战，都促使各国出台了各种国家层面的政策与贸易措施，旨在所谓“加强本国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据我的观察，这些政策应对与贸易行动大体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单边化、内向型的措施。一些国家通过国内法律与政策，对特定外国商品实施贸易与投资限制，为本国特定产业提供补贴，排斥外国竞争者，或严格执行出口管制。我手中有一份此类措施的长名单。这些国家还会对本国供应链开展安全审查，并推动与某些特定合作伙伴的“脱钩”。问题在于，尽管这些行动声称是为了减少外部依赖、增强本国供应链韧性与安全，但其中大部分措施都超出了多边规则所允许的合理范围。因此，这些措施本质上具有排他性与破坏性，通常违反多边规则，增加各方经济成本，并加剧全球供应链的碎片化与不稳定性。这就是第一类。
第二类是区域性与“小多边”安排。一些国家通过双边或多边机制，以小范围的合作形式，与特定数量的伙伴或盟友在某些供应链领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尽管这些安排可能在参与国之间提升一定的稳定性，但同时也会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制造新的分化，对非参与方形成更高的壁垒。根据我的经验，这类“俱乐部式”安排往往缺乏明确的规则，而且由于各国国家利益不同、协调难度较大，其有效性也十分有限。
第三类措施旨在通过多边机制实现规则协调与风险缓释。若干国家试图利用世界贸易组织（WTO）、二十国集团（G20）、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平台，推动贸易开放并加强全球在供应链韧性方面的合作。例如，2023年底，中国向WTO提交了一份有关加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性的文件，并在阿布扎比召开的WTO第13次部长级会议上提出了一份联合部长声明的建议。最终，该会议的成果文件中纳入了第六段，强调开放、包容、韧性、可持续、多元化以及可靠的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性。尽管这些表述中存在一定的自相矛盾，但未来在制定相关国际规则时，这些要素都应被考虑在内。当然，问题在于，这些多边倡议目前仍主要停留在概念层面，尚未产生任何具体可操作且具有约束力的文书或规制。它们非常空泛，会后几乎无人遵循。这正是我们在多边层面所面临的困境。
接下来，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是：多边主义的重要性。我们应当努力利用多边平台开展实质性工作，因为现实中，我们可能将面临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此期间，三类措施将并存且趋于强化，尤其是单边限制将日益普遍。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担忧，因为当别国采取措施保护自身安全与稳定时，它们也会加入这一进程，采取更多扭曲贸易的措施，保护自己、损害他人，而他人也会反过来损害你，从而进一步加剧全球供应链的中断。
因此，我认为，负责任的国家不能在全球规则不断被侵蚀、合作持续恶化的情况下袖手旁观。鉴于第一类和第二类措施的破坏性影响，加强多边机制、推动基于规则的供应链安全与稳定安排，应当被视为不仅是遏制或扭转当下恶性循环的手段，更是未来最具建设性的前进方向。这不仅是较优选项，可能还是当各国感到疲于应对时唯一可行的选择。在此背景下，我认为，启动多边讨论，以达成某种关于产业链与供应链安全与稳定的全球性安排或全球性共识，既可行又必要。当然，在短期内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可能性不大，但尽早介入是防止长期无序化和进一步经济“脱钩”的关键。
不过，这里引出了两个关键问题，我相信在座各位都有这样的疑问：第一，如何推动这一安排？第二，这一安排应当包含哪些内容？针对这两个问题，我提出一些初步建议。
首先，在推动过程方面，我认为应由一批志同道合、目光长远的WTO成员国发挥引领作用。这不应采取“观望”态度。然而，如今许多国家无论在供应链问题上，还是在应对美国加征关税时，均采取观望策略。“观望”在当下已无济于事。因此，应当在WTO或G20等平台上发起非正式工作组或“小多边”倡议，类似于“联合声明倡议”（JSI）的形式。这将有助于提高该议题的关注度并积聚推动力。
其次，在实质内容方面，这一安排可以包括哪些要素？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当然，这不是详尽清单。作为一名法律教授，我总是会设想在提案中应有哪些具体的条目。我列出七点建议：
第一，改革现有WTO规则的适用性与权威性，以凸显其重要性。
第二，反对基于国籍或经济模式的“脱钩”措施，推动开放与包容。这两点并非新鲜观点。
第三，明确在何种条件下可采取供应链稳定与安全措施。有时，确实有权采取某些措施来保护稳定与安全，但标准是什么？在什么条件下才允许？我们或许可以采用原则导向、例外规定与量化门槛相结合的方式，界定在哪些情形、哪些行业可以采取措施、这些措施的影响范围，以及是否应对其影响设定上限。
第四，明确在关键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国家的供应保障义务，并具体界定禁止采取的限制性行为。任何关键进口品的重要供应国由于其主导地位，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对全球供应稳定负有保障义务。因此，应当探讨设立此类供应保障义务。许多国家在特定领域拥有此类供应链主导地位，如果能够就此类义务展开讨论，其他国家可能会因此减少担忧。
第五，规范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使用，或可通过制定非限制性情形的负面清单加以明确。
第六，强化法律的可执行性。
第七，建立透明度机制。
当然，规则制定过程不会轻松，但我相信如果能够成功，世界经济和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都将从中受益。
总结而言，国际经济合作的可持续性依赖于法律规则、政治信任与制度稳定。唯有如此，方能保障供应链的长期韧性与稳定，避免陷入零和对抗的陷阱。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而非某一国独自承担。这就是我的观点，非常感谢大家。
CCG创始人、国务院原参事王辉耀：纪教授详细阐述了许多法律层面的内容。我们讨论了维系供应链的多边体系，这在WTO中尚显不足。当然，目前已有区域性框架正在加速发展，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后者也是一个重要的区域机制。欧盟希望加入，中国也有意参与。我们需要就这些供应链规则达成共识，避免过度安全化和由此导致供应链不稳定。
■ 世界进入“反弹时代”，改革还是颠覆？
CCG创始人、国务院原参事王辉耀：接下来，我想介绍拉维先生。他是一位顶尖思想者，同时也是《外交政策》杂志的总编辑，影响广泛。拉维，您在印度、美国和英国等地持续关注这一议题，最近还出席了慕尼黑安全会议。您提到供应链是一个关键议题。我们刚才听林先生提到像特斯拉、苹果等公司在中国拥有供应链，沃尔玛约60%商品依赖中国供应链。那么，我们应如何应对这一问题？我们是应鼓励更多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还是应聚焦于供应链多元化？
《外交政策》杂志主编拉维·阿格拉瓦尔（Ravi Agrawal）：当然，我认为以上所有观点都很重要。首先，感谢辉耀为我们准备了如此丰盛的盛宴并邀请我们参加。我得调侃一下——我在达沃斯、慕尼黑、多哈和世界各地都遇到过王辉耀。我必须说，作为编辑和记者，与中国保持联系对我来说至关重要。他所搭建的全球与中国对话的桥梁极其宝贵。因此，我衷心感谢他在全球各种论坛中所做的工作和推动的交流。
我不是贸易专家，也不会装作自己是。我没有准备好的发言稿，但我想简单说几句。
首先，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范围的“反弹时代”。在我看来，世界各地社会普遍感受到的是：过去三四十年里，最大的头条新闻是更多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城市化和技术变革。将这些力量叠加起来，世界许多国家确实取得了不少好成果，我还应该补充更多民主化的因素。这些力量共同改变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尤其是在西方。这些变化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在过去十年左右，情况发生了变化。
你可能会问，这与贸易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很大。我们早已知道，不论你如何定义这个体系，它并非对所有人都有效。当你与任何国家乡村社区的人交谈，你会感受到一种普遍的失落感，觉得事情并不顺利。有人认为城市化过度，社会变得空洞；有人认为不平等加剧，孩子找不到工作；有人觉得自己生活的状况不会比上一代更好。这些问题有很多原因。
但一种解读是：过度的贸易和全球化，过多的自由贸易和无节制的资本主义，使得社会的某些群体感到被抛弃。你可能同意或不同意这个诊断，但这确实是被边缘化群体的普遍感受。
首先，没人喜欢被告知自己被落下了。我说我们处在反弹时代，是因为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兴起，反移民情绪的加剧，过去三四十年无节制的全球化和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失望，这些情绪正在蔓延。无论对错，这就是许多社会普遍的感受。
这很重要，因为疫情期间，世界各国人民突然意识到，“哎呀，我们自己不生产口罩，也不生产卫生纸，问题大了。”因此，许多国家开始寻求近岸生产、友岸生产，保障供应链安全。这就是我们当前时代的背景，各国纷纷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你一开始说不应该有保护主义，但现实是，我们还将处于这个时代许多年。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对于你们这些政策制定者、外交官来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牢记，你们的民众感到现有的全球体系并不完美。年轻人最担忧的是，他们的未来不会像上一代那样美好。各国年轻人关心的最大趋势是，未来三十年人口增长将不可持续，尤其是在非洲。这将导致无序移民，进而激发更多反移民情绪和对全球化的愤怒。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气候危机。未来三十年，许多国家将变得更加炎热潮湿，这也会引发更多移民潮，其中不少是非法移民。
最后，谈谈解决方案。对于从事贸易领域工作的人来说，首先必须确保规则得到遵守。疫情后有一种普遍感觉是，越大的国家越能忽视规则。其次，中美之间的敌对气氛对大多数国家无益。绝大多数国家都视这两大经济体为其最大贸易伙伴，这一格局不会改变。对于依赖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国家——比如斯里兰卡、莱索托以及依赖旅游和全球贸易的国家——它们没有其他选择来保障自己的供应链安全。所以，当我们讨论多元化或保障供应链时，要记住大多数国家没有选择权。
那么，全球最大、最重要的国家能做什么？我个人认为，尤其是中国和美国，应重点确保发展中国家拥有资金和能力实现经济绿色转型。我对中国在电动汽车、太阳能和风能领域取得的进展深感钦佩。如果没有美国的限制，中国能够以低成本将这些技术输送到非洲、南亚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效果将是革命性的，能让人们重新认识自由贸易的好处，重新思考全球化的意义和未来可能。
总结一下，我想强调，未来三十年，反移民情绪将加剧，气候危机的忧虑也会增加，而我们所在的这座城市已掌握了脱碳和清洁电力的许多解决方案。我们需要共同努力，确保这些技术能够输送到最需要它们的国家，主要是在全球南方。这本身就将重建人们对贸易和全球化的信心。谢谢大家。
CCG创始人、国务院原参事王辉耀：谢谢您。您说得非常正确。正如我们所见，世界正经历全球化进程，但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副作用。其中之一便是贫富差距的扩大，这确实存在。因此，中国成功使8亿人口摆脱贫困，并努力防止更多人陷入极端贫困。这是中国较早开始着手解决的问题。同时，中国也认识到绿色转型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我完全赞同您的观点，我认为未来的供应链应当支持发展中国家，支持全球南方国家，我们需要拥抱这一绿色转型。
■ 现场问答：供应链稳定与全球规则的终极考验
CCG创始人、国务院原参事王辉耀：我认为我们刚才进行了非常精彩的开场讨论，现在我想开放问答环节，欢迎大家向各位嘉宾提问。请大家随意提问，这也是我们与来宾、各国使馆代表、媒体以及跨国公司代表互动交流的环节。那么，有谁愿意先提第一个问题呢？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拉赫曼·哈什米（H.E. Mr. Khalil ur Rahman Hashmi）：非常感谢您，辉耀博士。我有一个简短的问题，是对拉维先生刚才发言的回应。我认为他提出的观点极为理性且切中要害，但作为一个在这一体系中工作过的人——我的外交生涯有一半时间是在多边领域度过的——我必须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局面确实是史无前例的。说“遵守规则”当然很容易，也非常显而易见且合理，但现实是，我们看到规则并未得到遵守。那些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制度与架构的现状显而易见，无论是在贸易领域，还是在更具规范性、政治性、外交性的领域，我都不必赘述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情况。
因此，我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确保规则真正被遵守？问题的关键在于：当那些制定规则的国家自身都不遵守这些规则时，小国、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或其他智库又能做些什么，才能确保那些更大、更有权力的国家遵守规则？其余国家自然会跟随，但最艰难的挑战在于，如何让最强大的国家首先遵守规则。
荷兰驻华大使昊使博（H.E. Mr. André Haspels）：非常感谢您组织此次活动，也感谢各位发言嘉宾。我们今天不仅探讨了供应链问题，还讨论了全球不确定性以及存在的各种风险，尤其是在拉维先生的发言中占据很大篇幅。我的问题是：十年后，供应链将会走向何方？我们是否会继续推进全球供应链？我了解到，确实有许多企业正在努力推动“走出去”，也在吸引企业来到中国，但我同样看到，在全球贸易中存在许多风险，包括一些参与者不遵守规则等问题。
因此，全球供应链是一种选择，但也存在其他可能。例如，我们可能会转向以区域集团为基础、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更多区域性供应链的模式；甚至有可能回退到一种更封闭的形态，即在中国、欧洲、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分别维持各自的国家供应链。
所以，我的问题是，想请各位与谈嘉宾回答（不论谁愿意回应）：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背景下，十年后供应链会处于何种状态？各位的预测是什么？
《外交政策》杂志主编拉维·阿格拉瓦尔（Ravi Agrawal）：好的，我可以简要回答一下。关于各国可以采取的措施，我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当我谈到当下这种反弹、这种愤怒情绪时，我们首先必须承认人们为何会愤怒；这一点所有人都必须承认，确实有些地方出了问题。不论是政治光谱的左派还是右派，大家在诊断上都能同意：某些事情确实没有奏效。但无论是谁，我们无法达成一致的是，解决方案到底是什么。
在我看来，大致存在两个阵营：一个是改革阵营，一个是颠覆阵营。改革阵营认为现有体系、制度架构只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和改革，我们就能步入正轨；颠覆阵营则认为必须彻底推翻现有体系，甚至摧毁它。我感觉有些国家正在试图摧毁它们自身的体系，以及全球体系。同时，我也认为这种“推翻体系”的设想和做法不会奏效。我预测，也许在两三年、三四年之后，人们会意识到，颠覆带来的结果要比改革所能带来的好处糟糕得多。
因此，现在正是所有相信改革的人拿出明智改革方案的时刻，要有一套计划，这样当颠覆派失败时，就能有一份可立即实施的方案。而这一计划的一部分，首先是承认问题确实存在，其次是怀着谦逊之心说一句：“我曾经也是这个有缺陷体系的一部分。”然后再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所以，无论你是大国还是小国，我认为这都非常重要——既要有对过去错误的反思与谦逊，也要在恰当的时机准备好可执行的方案。
这同时也是我对您刚才关于十年后供应链走向问题的回答。十年后的局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届时的氛围——是颠覆派依然占据上风，还是改革派重返主导地位。而如果改革派重新回归，他们必须以一种不自满、不傲慢的姿态回归，承认体系有缺陷，并致力于修复它。我认为，这将会是未来十年全球最具决定性的一场对话。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萍：我想分享一下有关全球化的趋势。尽管当前关于重塑全球供应链的讨论非常热烈，但我依然坚信全球化仍是主流。过去几年中发生的诸多事件，例如新冠疫情、红海危机以及俄乌冲突，使人们开始思考：何种模式的全球供应链才更优。许多专家对此进行了探讨，并对全球化的趋势作出了诸多预测，例如区域化、多元化等等。
事实上，跨国公司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它们倾向于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在成本低廉的地方采购原材料，在需求旺盛的市场销售产品——只因为它们追求利润。而这一利润驱动的力量，正是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动力。
尽管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我相信，跨国公司始终会找到延续全球化的路径。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舜杰：去年我们访问世贸组织时，伊韦阿拉总干事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再全球化”。虽然当前世贸组织的声音较为微弱，但我必须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理念。我们应当理解“再全球化”的价值。正如拉维博士所言，为什么当今会有如此多的冲突？因为必然有人感到自己未能从全球化中获益。如今，我们正处于制定新规则的阶段，这正是为何如此多的国家正在就多边或区域贸易模式展开新的对话。
我认为，中国可以做的一件事，也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是鼓励走向国际化的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承担更多责任，帮助投资目的地，也就是相关经济体实现发展，延伸其本地产业链。这正是我再次强调我们举办此次博览会的原因。我们希望向世界展示中国最优质、最强大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并邀请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前来参观，与这些中国的行业巨头交流，并邀请他们赴海外投资。
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2023年我赴沙特阿拉伯参加中阿经贸论坛时，沙特投资大臣在与我会面时表示，他希望参观这场博览会。为什么？因为他非常渴望了解中国强大供应链的关键企业有哪些，并希望邀请这些核心企业赴沙特投资。他说，以前沙特也曾吸引过很多大型中国企业到当地投资，但往往两三年后便出现失败案例，这些企业就撤离了。原因在于，沙特国内乃至整个中东地区，当时都没有配套的供应链体系来支撑这些中国企业的运营。此外，与日本或美国企业不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历史只有大约二十年，缺乏经验；而日本、美国企业则有上百年的海外发展历程。于是，中国企业有时很勇敢地出海，但因缺乏体系支持而失败，最后只能撤回。我见过成千上万个这样的案例。
因此，正如那位大臣所说，我们应该做的是邀请一批能够沿着供应链相互衔接的中国企业一起前往海外，在沙特建立产业园区，以支持这些中国企业的发展。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他还表示，这一思路是借鉴了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经验。是的，我们确实这么做过，我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模式，我们可以与其他国家探讨并推动这一模式。但与此同时，从我所在的机构中国贸促会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教育那些“走出去”的企业，要与当地供应商进行合作，帮助发展本地供应商，而不是单打独斗。
正如我提到的汽车制造商案例，不同车企的企业主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有些企业主喜欢事事亲为，绝不分享资源；而另一些则非常聪明。比如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先生，他是我的朋友，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他告诉我，在访问法国和西班牙后，他对未来在欧洲的利润充满信心。当然，他同时认为，欧盟委员会应当兑现关税与税收政策方面的承诺。对中国企业而言，政策的一致性始终至关重要。许多中国企业对西方体系缺乏信任，正是因为那里的政策会随着政府更替而快速变化，从而导致它们浪费大量资源。
正如他所说，只要欧盟委员会能保持现行的税收政策，他就一定能够盈利，并且愿意在西班牙、法国和奥地利建立一、二级供应商体系。他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我认为，有数以百计的中国企业都可以这样做，我们应当支持他们共享利润，延伸其在投资目的地的产业链。这，正是“再全球化”的全部价值所在。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世贸组织研究院研究员纪文华：感谢大使提出的这一非常好的问题，涉及我们如何促使大国遵守规则。诚然，在多边层面上，这一现象对所有人来说都并不陌生。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对其加以指责，然后尝试形成统一阵线，考虑制定新的规则。这一过程需要时间，而企业则会寻找自己的方式来应对动荡并进行投资。
但我想指出，此类商业安排往往会带来一些问题。例如，如果您来此投资，而我给予您补贴，其他国家就会产生顾虑。当我们试图解决当前问题时，往往会出现许多新的问题。我之所以倡导多边主义，并非因为它是唯一的途径，而是因为它最终可能是最为有效的。当然，各国也可以在双边层面采取行动，但我并不认为双边措施能够迫使他国改变其政策。
回到全球供应链重塑的问题。我的观点是，如果全球供应链的重塑是基于经济考量和公平规则，那么区域性集团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在构建此类集团的过程中，故意设定一些不合理的标准，将其他贸易伙伴无理排除在外，那就会引发问题。
CCG创始人、国务院原参事王辉耀：或许在结束时，我也可以分享一些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两位大使提出的问题都非常精彩。实际上，我预期在十年之后，全球化仍将延续，且可能会以一种更具包容性、更与时俱进的形式存在。从这场贸易战中可以看出，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试图切断中美经济联系所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特朗普曾表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接近4000亿美元，但当他准备立即对此征税时，却不得不豁免1000亿美元，因为苹果公司80%的手机在中国组装，特斯拉50%的电动车在中国生产，沃尔玛全球60%商品采购自中国。如果特朗普执意推行这一措施，将会对美国自身造成打击，美国超市的货架都会空空如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快看到了中美在日内瓦、伦敦的会谈，而如今又将有在瑞典的对话。
不过，我确实看到，特朗普对各个国家一视同仁地加征关税的做法仍可能继续。这与拜登采取的地缘政治策略（如AUKUS联盟、戴维营会晤）是不同的取向。如今，特朗普甚至考虑放弃AUKUS，但却在建立“关税同盟圈”，比如与越南、印度尼西亚建立经济壁垒联盟。
与此同时，我看到中国采取了相反的做法。最近新加坡总理访问中国时提出，要将苏州工业园区的模式推广到其他国家。林先生提到，这些工业园正在将整个供应链带到新的国家。我认识一位在埃塞俄比亚建立大型工业园区的企业家，他是一位制鞋业巨头，雇用了8000名非洲工人，同时也引入了其他中国供应商。因此，该工业园区的一部分仍在帮助当地经济发展。
在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工业园区，尤其是在各类经济特区内。这些工业园完全可以将其供应链迁移到其他国家，以维持并支持当地的供应链。这很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一个趋势。
如果投资规模足够大，比如，几个月前我在办公室与世贸组织前总干事拉米（Pascal Lamy）先生对话，我们讨论了为什么不能让欧洲国家和中国开展合资（JV）项目？为什么不能与拥有供应链优势的中国企业一道走出去，在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投资？
特斯拉这样的公司同样可以这样做，为何不将上海的“奇迹”在美国其他地区乃至其他国家复制？如果没有过多的地缘政治干扰，这将可能成为未来的趋势。企业总会为自己找到最优解，我认为我们必须为此努力。企业会找到最好的发展路径。
这也是为什么我对林先生举办供应链博览会表示高度赞赏，因为在那里你们将所有企业汇聚一堂。他们会寻找解决方案，比如：“你能来我这里吗？或者我去你那里？”让我们共同打造新一代供应链，尤其是为了应对拉维所说的气候变化问题。
当前正发生着很多事情，而我们有这些思想上的碰撞，实属难得。我想我们可能已经接近尾声——我知道各位都很忙。我衷心感谢各位出席本次活动并分享宝贵观点，尤其是我们的五位演讲嘉宾。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致敬。
本文依据嘉宾在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CCG名家对话午餐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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