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里·马达沙希：回望2025，一个在危机中被治理的世界
2026年1月3日
梅里·马达沙希（Mehri Madarshahi），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和可持续发展中心顾问理事、全球化智库（CCG）高级研究员。
导语：
回望2025年，国际秩序显露出多重变化：安全逻辑加速外溢，渗入贸易、科技、能源与数据；关税、制裁、出口管制等从“非常手段”变成日常工具，全球化也从“效率优先”转向“韧性与可控”。与此同时，多边机制仍在运转，却越来越趋向“程序性合作”，共识愈发难以生成。权力更分散、规则更分裂、成本更外显，各国正以“不稳定性长期存在”为前提重排国家议程。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IPP 荣誉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CCSD）顾问理事梅里·马达沙希提出一种结构性解释框架：全球治理之所以愈发困难，并非只是冲突增多，而是支撑治理的几张“地图”开始分道扬镳——地缘政治的边界、气候风险的地理、技术能力的版图，以及制度与责任的分配，不再沿着同一套逻辑对齐；同一个问题在不同尺度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优先级。
她据此将2025年界定为一个“门槛之年”，也是一个“转轴之年”。在她看来，危机不再只是偶发事件，而是在走向常态化。文章由此追问：进入2026年，如何在多张重叠的版图之间搭建桥梁，在缺乏共同罗盘的时代重建最低限度的协调与方向感，并重新把权力与责任连接起来。
引言：当世界版图开始错位
2025年虽不算是国际秩序“轰然崩塌”的一年，但自然也谈不上迎来复兴。它的意义在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清醒地意识到——长期影响世界运行的那些“图景”，无论是观念上的、政治上的还是空间意义上的，已不再重合。权力、合法性、领土、气候风险与技术能力，都沿着不同的逻辑各自运转。曾经看似统一、仿佛可以整体把握的全球图景，如今已经走向碎裂，甚至彼此冲突。
撇开冷战时期不谈，我从未经历过像2025年这样令人不安的一年——不只是因为多场重大冲突同时爆发，更因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有的冲突在地缘政治层面可能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
北约各国政府正处在高度戒备状态，紧盯任何可能出事的信号——不管是承载全球电子通信流量的海底电缆可能被切断，还是无人机在试探其防御体系的薄弱环节。与此同时，黑客也在不断升级手段，试图让政府机构和应急系统“停摆”。
2025年被三场性质迥异的战争所标记：乌克兰战事造成约1.4万人伤亡；加沙战争已致约7万人死亡，其中包括3万名妇女和儿童；以及苏丹境内两支军事派别之间爆发的极其残酷的内战。
然而，在即将到来的2026年，俄罗斯注意到美国总统其实对欧洲兴趣寥寥，似乎已经准备好、也有意推动自身取得更大程度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莫斯科也清楚地意识到：2025年发生了一件此前多数西方国家都难以想象的事——美国总统可能正背弃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战略体系，而且这位总统现在也反对欧洲目前的发展方向。这种令人震惊的观点，在那份声称欧洲正面临“文明被抹除的严峻前景”的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变得清晰起来。
2025年或许不会被记作一次突如其来的整体崩塌，但更可能被视为一个关键的转折之年。在这一年，战略竞争加剧、政治走向碎片化、贸易日益安全化、制度运转显露疲态——多重趋势交汇叠加，使“危机”不再只是国际关系中的偶发例外，而逐渐演变为一种常态化的运行状态。
这种区分至关重要。因为，一个“经历危机”的世界，与一个开始在危机中运转、甚至以危机来治理的世界，完全不是一回事。这种碎片化并非阶段性的偶发波动，而是一种结构性变化。20世纪末遗留下来的制度、规范与基本假设仍在延续，但支撑它们的现实条件却在不断被侵蚀。到了2025年，世界依然在被治理——只是越来越缺乏一个共同的方向标。结果并不只是混乱，更是一种系统性的错位：问题与解决方案之间错位，责任与能力之间错位，全球层面的雄心与地方层面的现实之间错位。
我想强调，2025年应当被理解为一个“门槛之年”：未来不再只是线性延伸，而是出现了断裂。要理解这一年的意义，就必须把地缘政治、气候、城市与制度层面的裂痕放在同一张图里看——它们不是彼此孤立的危机事件，而是同一场结构性转型的不同表征；共同指向的是：世界被组织与被治理的方式，正在发生更深层次的重组。
分裂中的世界秩序：权威犹在，方向已失
在地缘政治层面，2025年暴露出全球领导力核心的一种悖论：国际体系依然高度制度化，却越来越难形成共同的方向感。既有大国仍保有影响力，但同时深陷内部极化、共识衰退；新兴大国不断强化战略自主，却往往回避全球治理所伴随的责任与成本。其结果是——权威仍在，却缺乏协调。
多边机构在程序层面仍在运转，但其所承载的规范性约束力与凝聚力正在明显减弱。共识变得更脆，谈判更趋防御，宏大的共同目标则一再被搁置。这未必意味着多边主义已经走到尽头，却很可能意味着它正在转型——逐渐演变为一种更功利、更碎片化的运行方式。治理并未消失，但呈现出明显的选择性：在某些领域依然有效，在另一些领域却格外脆弱。
到了2025年，移民压力、非正规城市化、海岸退化与粮食不安全在多个地区相互交织——这些地区早已穿透并打破了传统的“南北之分”。风险不再局限于某些特定国家，而是开始集中聚集在三角洲、沿海地带、特大城市，以及长期被忽视的边缘地区。
这些带有结构性力量的转型，正在以制度化、强约束的方式重塑安全、金融和战略同盟；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气候适应、城市不平等与环境韧性等议题，往往被放入自愿性、软约束的治理框架之中，因此更显脆弱。这种不对称，正在塑造一种新的责任地理：风险被全球化，而应对却被地方化。
重新武装、重新结盟、并不断对冲风险的世界
回望2025年的世界，有一种趋势已不容忽视：主要大国一方面不断强调稳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在为长期对抗做着系统性的准备。
全球年度军费开支已突破2.4万亿美元，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国防预算的上升并非集中于某一地区，而是几乎在全球同步发生——美国、欧洲、东亚以及中东均不例外。美国正在推进核“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并扩张其国防工业基础。中国则持续推进的军事与海军扩张，目前已按舰艇数量计算，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
俄罗斯已经全面转入战时经济模式。在长期投入不足之后，欧洲国家正加快重新武装，北约内部的国防开支也在实际意义上出现了两位数增长。与此同时，同盟关系一方面在收紧，另一方面也在进行风险对冲。各国在公开场合继续作出承诺，却在私下里分散合作对象、供应链和安全保障来源。信任并未消失，但已经不再是毫无保留的信任。
冷战时期，威慑固然令人心生恐惧，但它是高度结构化的：有清晰的红线，有热线机制，有成型的战略理论，也有对灾难性后果的共同认知。而到了2025年，威慑却显得更加单薄、脆弱。升级风险之所以更高，并不是因为领导人更加鲁莽，而是因为牵涉的领域更多、参与的行为体更多，所依赖的技术也更加复杂。一次网络攻击、一场卫星系统干扰，或一轮供应链冲击，都可能在无需发射一枚导弹的情况下，产生具有战略层面的后果。
危机管理机制依然存在，但对其有效性的信任正在流失。沟通环境更加嘈杂，信息本身也充满争议。各国领导人不得不在持续的国内压力之下，以更快的节奏、在更低确定性的条件下作出决策。
当下真正的危险，并非蓄意发动战争，而是在高压环境下发生的误判与失算。这并不是在为一场特定的战争做准备，而是在为一个充满危险的长期时代作准备。
在2025年，安全已不再仅仅意味着坦克、部队或航空母舰；它所涵盖的内容还包括：
网络空间，在那里，一次攻击就可能瘫痪医院、港口，甚至干扰选举进程。
外层空间，在那里，卫星支撑着通信、导航以及金融体系的运行。
能源领域，其中的关键咽喉要道与价格冲击足以动摇政治稳定。
数据与半导体领域，在这里，掌控权意味着经济与军事上的双重优势。
供应链体系，一旦发生中断，便可能使整个产业陷入瘫痪。
这些新的安全领域催生了一种国家安全外延化的逻辑，并正在重塑其所触及的一切——其中也包括贸易。贸易不再被视为创造稳定的工具，而是被当作一种战略武器来运用。关税、出口管制、制裁以及产业补贴已不再是应急手段，而是日常化的权力工具。战略性产业受到重点保护，技术流动被严格限制，而相互依赖性本身也被视为一种脆弱性。
有必要澄清的是，尽管到2026年全球贸易体系仍将继续存在，但它已经发生碎片化。以效率为核心驱动的贸易时代正在让位于以安全为导向的贸易逻辑。供应链将受到更严格的审视，既有的相互依赖将被重新界定为脆弱性，经济工具也将被公开用于战略施压与博弈。全球贸易规模或许尚未崩塌，但人们对贸易的信任已经动摇。全球化正在被重新设计，而相互依存不再自动带来稳定——在许多情况下，它反而制造焦虑。
作为全球碎片化镜像的气候治理
气候治理，或许最能清楚地映照出这一碎片化秩序。到2026年，科学不确定性已不再是主要障碍，真正的难题在于政治与制度能力——也就是，能否把共同的判断转化为协调一致的行动。
一个很少登上头条、却在2025年深刻塑造全球气候治理不作为的重要因素，是将单边的领土介入，作为威慑与施压工具的战略性运用。
这些行动——无论是通过公开的军事存在、事实上的吞并，还是对争议空间的强制性控制——其影响早已超出主权本身。它们制造出一种高度不确定的安全环境，迫使各国重新排序国家优先事项，而代价往往是长期环境承诺被挤到一旁。对许多国家而言，尤其是中等和中低收入国家，领土不稳定释放出的信号十分清晰：一个安全不再由集体机制加以保障的世界，正在回归。
在这样的环境下，本质上依赖合作、面向未来、又高度耗费资源的气候减缓与适应行动，正变得越来越容易在政治优先级的重新排序中被边缘化。面对战略压力的政府，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更倾向于把财政能力转向国防、能源安全和边境管控，并将气候行动视为次要议题，甚至变成可以讨价还价的对象。
以信任、互惠和长期时间尺度为基础的气候协定，在这种规范性信心不断被侵蚀的环境中，显得尤为脆弱。如果支撑国际合作的秩序本身正在松动，各国又凭什么要为减排承担眼前、切实可感的成本？
在多边层面，这种侵蚀体现为一种“战略性的最低限度主义”。各国在形式上仍然参与气候谈判，但立场愈发谨慎，更强调灵活性，而非雄心。承诺被不断附加条件，时间表一再拉长，落实则持续后移。这或许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对气候问题的否认，而更像是一种“气候犹疑”——其背后的认知是：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速度，已经快于气候治理体系所能稳定下来的速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COP30等进程或许将同时象征着延续与张力：它们一方面重申了多边参与的持续存在，另一方面也清晰暴露出多边机制的边界。承诺层出不穷，但落实依然参差不齐。适应议题的地位显著上升，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隐含着一种共识——仅靠减缓行动，已不足以避免严重冲击。
真正的危险并不只是失败本身，而是对“不充分”的常态化接受：这一转变标志着一次关键的心理与政治转折。气候治理不再仅仅围绕防止灾难发生来展开，而是逐渐转向如何管理灾难后果。责任在原则层面得到承认，却在实践中被不断分散。全球气候版图，如同地缘政治版图一样，更多呈现的是妥协，而非协调与一致。
这是一个渐进式进展与风险持续上升并存的世界——一个雄心被不断下调、更多去适应政治上的可行性，而非地球真正所需尺度的世界。
很多国际机构原本是为促进合作而设立的，但到了2025年，善意正变得越来越稀缺。规则被选择性适用，一旦不合时宜，多边平台就被绕开。多边主义依然存在，却越来越像一个按需取用的工具箱，而不再是一项需要共同维护的事业。这并不是一场轰然倒塌的制度危机，而是一种更隐蔽、也更危险的状态——制度性的疲惫。
2025年留下的遗产：一个在危机中被治理的世界
2025年留下的遗产，是一种持久的心态转变：稳定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而是成为一种需要被管理、分配，甚至反复谈判的状态。
那么，为什么2025年比此前的年份更为重要？因为正是在这一年，一种微妙却决定性的转变发生了：各国不再把当下视为一段暂时的动荡期，而是开始以动荡将长期存在为前提来进行治理。
防务姿态趋于强硬，贸易限制被常态化；同盟关系更多采取对冲而非信任；危机工具逐渐成为默认手段，应急措施演变为长期策略，例外政策不再例外，危机语言也悄然融入了日常政治表达之中。
如果历史学家日后回望这一年，或许会这样评价：2025年并不是世界崩塌的一年，而是世界开始接受自身已难以被轻易修复的一年。这正是所谓“转轴之年”的含义所在——它并非不稳定的起点，而是不稳定被真正嵌入、并逐步制度化的时刻。
作为“门槛之年”的2025年
2025年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它化解了这些紧张关系，而在于它让这些紧张关系变得无法回避。关于世界能够回到稳定、统一秩序的幻象正在消散。取而代之的，并非必然是悲观情绪，而是一种责任——一种直面复杂性、对其加以治理而非否认其存在的责任。
人们对世界能够回到由一套单一规则所支配的稳定、统一秩序的信念，正在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项更为艰巨、也更具挑战性的任务：如何在避免碎片化的同时治理多元，在不走向解体的前提下容纳差异。
从2025年逐渐浮现的未来，很可能是多元的、不均衡的，也充满竞争与博弈的。进步将以局部、零散的方式出现，而在其他领域则可能遭遇挫折。治理形态也将呈现出混合特征——正式制度与非正式网络并存，城市与国家相互交织，公共权威与公民创新共同发挥作用。
在这样的格局中，真正的任务已不再是重新绘制一张单一的全球版图，而是学会在多张彼此重叠、相互交错的版图中前行：在碎片化的空间之间搭建桥梁，把短期的适应性应对与长期的结构性转型协调起来，以治理成效而非修辞话语重塑合法性，并重新将权力与责任连接起来。
“碎裂的版图”并不仅仅是一种隐喻，它在现实中具有明确的物理呈现，体现为风险分布的高度不均。气候暴露、经济脆弱性与政治不稳定性在空间上日益叠加、相互交织，不断强化脆弱性循环。
这种空间层面的复杂性，对仍然以国家为中心、以领土为基本单位的治理框架构成了严峻挑战。为有限、封闭的国家空间而设计的政策，往往难以应对那些具有系统性、流动性和跨国属性的风险。结果便是治理上的失配：在技术层面高度精密的干预措施，却难以真正触及社会现实。
因此，理解2025年，需要一种多尺度的视角，能够同时把握全球体系、国家层面的政策，以及地方层面的现实经验。否则，“碎裂的版图”就不再只是对现实的描述，反而会变成一种预设——不断固化分裂，而非加以化解。
结论：学会治理一个“版图碎裂”的世界
由此也引出了一个最终的问题：2025年所留下的影响，是否将具有长期性？
在“版图碎裂”的一年里所显现的未来，并不是对全球治理的讣告，而更像是一份关于转型的诊断书。世界并非不可治理，而是正在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被治理。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调整制度安排、认知框架与政治激励机制，使它们能够与当下现实的复杂性相匹配。
这需要一次范式转变——学会接受那些曾经被视为非常态的情形，正在变成日常：要适应缺乏清晰护栏的竞争格局，适应快于外交运转节奏的政治进程，适应由恐惧与机遇共同塑造的经济逻辑，适应依然存在却已难以形成广泛共识的制度体系；也要适应在危机条件下作出的决策，即便原初理由早已消退，仍会长期存续；适应例外不断累积，直至反过来重塑规则本身。最终，还要适应一种预期的下移——从对秩序的乐观想象，转向在无序之中寻求可持续的生存。
国际体系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发生变化的——并非一夜之间，而是通过一次次悄然的再校准。从这个意义上看，2025年或许将被铭记为这样一年：危机不再是例外，而是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存在。
如果说以往的时代追求的是通过一致性实现统一，那么2025年之后的世界，则需要在多样性中建立协调与连贯。城市、气候治理以及不断演化的领导形态，未必会整齐地汇聚到同一轨道上，但它们可以被引导形成共振。未来的关键，与其说在于修复旧有的世界版图，不如说在于培育一种能力——以审慎、合乎伦理且集体性的方式，去理解和辨读新的世界图景。
2025年很可能会被记住为一个多重危机叠加的年份；更重要的是，它并非危机降临之年，而是世界接受危机将长期存在的那一年——正是在这一年中作出的选择、面临的约束与持续的再校准，深刻塑造了此后多年的国际体系走向。而接下来将走向何方，则取决于适应究竟能转化为更新与重塑，还是滑向消极的接受与退却。
文章选自IPP评论，2026年1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