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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光：美联储“豪赌”会起作用吗？
专家简介
2020年3月12日 -
黄亚生：一个完美的风暴——特朗普和新冠状肺炎
专家简介 黄亚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 编者按 截至美国时间3月10日，美国本土已经确诊了超过800例新冠状肺炎，其中28人死亡。面对愈发严峻的疫情，特朗普政府的应对是不合格的。其政府成员多次针对疫情发表前后不一的言论。特朗普本人更是多次直接表示新冠状肺炎在美国不是个问题。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表示，“在过去三年，每一个美国陷入的危机都是特朗普自己造成的，最后的解决基本上是以美国实际让步结束。比如年初的伊朗危机，特朗普政府基本上是不了了之。但是新冠状肺炎不是。病毒是一个客观存在，它不与人的意志而转移。英文有一个表达：“完美的风暴” （Perfect Storm），意思是由一系列负面和不可控的因素形成的一个危机局面。新冠状肺炎、经济下滑、全球供应链解体，选举年的政治动荡在一个巨婴总统任期发生了。这就是一个美国的完美风暴。” 全文共3230字，阅读时长约6分钟。 3月9日是美国股票市场的又一个黑色星期一。这天，美国道琼斯指数下跌了7%， 创下了2008年以来的下跌记录。投资者显然担心新冠状肺炎在全球的扩散。另一个因素是投资者表达了他们对特朗普应付和治理新冠状肺炎能力没有信心。 特朗普和其他官员在过去一段时间发表了互相矛盾的观点和不准确的信息。根据“华盛顿邮报”的统计，特朗普政府在新冠状病毒问题上，至少有14次前后矛盾的发言。举个例子，3月6日特朗普曾表示所有希望检测的人都可以被检测。但仅仅不到24个小时前，副总统彭斯还公开表示目前美国的检测能力远远跟不上需求。另外，尽管美国抗疫形势严峻，特朗普还是在2月26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新冠状肺炎的病例会快速下降，在几天内就会降到零。我们目前干得非常不错！”但是专家，包括美国政府内的专家，比如美国免疫学专家安东尼·法奇（Athony Fauci），没有这么乐观。现年79岁的法奇是美国预防传染病的顶级专家，曾参与帮助联邦政府对抗艾滋病、非典、H1N1、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 、埃博拉等传染病。就在3月6日接受美国CNN采访的时候，法奇表示美国至少需要进行数以百万计的新冠状病毒测试。 资本市场最不喜欢经济、政治和政策的不确定性。这次新冠状肺炎的爆发是到今为止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可以预测，美国的新冠状肺炎案发的速度会大大加速。截至美国时间3月10日，美国本土已经有超过800人感染新冠状肺炎，28人死亡。与此同时，美国疾控中心及其合作的实验室截止美国时间3月10日仅仅对4900余人完成了病毒测试。即使算上私有检测公司的检测数量，目前美国进行的新冠状肺炎检测也十分有限。与之对比，截至3月8日，韩国全国已经检测了接近19万民众。 但是我们应该搞清楚一个事实：特朗普上台以后对美国的公共医疗体制和预警机制已经进行了系统的破坏。美国现在应付新冠状肺炎困境一方面凸显了特朗普作为国家首脑的无能的领导，另一方面也凸显美国体制能力的严重的萎缩。 新冠状肺炎爆发前就存在的隐患 2018年3月，特朗普任命了时任马里兰大学医学教授罗伯特·兰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为美国疾控中心的新一任主任。这个决定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究其原因，是兰德菲尔德在上世纪80年代和美国基督教组织“为美国人提供有力的艾滋政策”有着紧密的合作。该组织一致认为艾滋病是上帝对于同性恋群体的惩罚。另外，兰德菲尔德曾在1994年因夸大甚至篡改试验数据和效果而被调查，但最后调查结果以认为他是属于无心之过而不了了之。 作为美国最为重要的对抗疾病的研究和政府机构，美国疾控中心领导人的选择应该慎之又慎。选择一名相信艾滋病是上帝对于同性恋群体的惩罚的人作为其主任，显然是有违疾控中心以科学为宗旨的理念的。最近几天，在媒体频频露面的兰德菲尔德花了很多时间在镜头面前赞美特朗普，而不是向公众解释新冠状肺炎。 2018年5月，特朗普政府解散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全球健康安全及生物防御办公室，其主任蒂姆·齐默（Timothy Ziemer）被辞退，其职位随后一直没有被填补。作为由总统亲自主持的最高级别国家安全及外交事务决策委员会，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至关重要，承担了在非常时期调动协调美国海内外联邦机构的责任。而齐默的主要责任之一就是对威胁美国的传染病进行国家安全层面的应急响应和指挥。他的离任以及其职位的空缺时的美国在应对突发传染病上形成了一个行政上的真空地带。除此以外，美国白宫国土安全顾问汤姆·波斯特（Tom Bossert）也在2018年4月被赶出了白宫。波斯特的顾问职责主要是帮助美国应对生物领域的国家危机。虽然波斯特离任后，陆续有多人填补了其国土安全顾问的位子，但专长和职责都不是生物化学或者疾病防控。齐默和波斯特的离开使得特朗普身边少了两名疾病防控的专家，而这个真空一直没有被填补。 除此以外，特朗普在其上任后的每一年联邦预算提案中都试图缩减美国疾控中心的预算。针对2018财年，特朗普曾提出要削减17%的疾控中心预算，这个数字到了国会被压缩到了削减2.3%。针对2019财年，特朗普提出要削减19.4%的疾控中心预算，国会没有同意，反而选择增加了3.7%的预算。在2020财年，特朗普再度提议削减疾控中心预算，但国会还是没有通过。可以说，如果不是国会的阻拦，美国疾控中心现在在应对疫情上可能会更加的捉襟见肘。 新冠状肺炎爆发后的协调失灵 我们文章开头已经提到，目前美国国内仅仅只做了非常有限数量的新冠状肺炎检测，美国国内实际感染率很可能要高很多。美国疾控中心目前已经宣布将在一周内完成超过1百万次的检测，而美国多家私人检测公司也表示马上就可以承担检测需求。美国1月21日就出现了第一例确诊病例，为什么直到三月份检测能力还是如此的薄弱？纽约州长在3月6日公开指责美国疾控中心和各州、地方缺乏沟通，对各州缺乏必要的检测支持。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疾控中心禁止各大学、私人公司以及地方研究院进行检测，检测只能通过疾控中心和其下属实验室，这人为加大了检测结果的周期。这个规定直到最近才被放松。而且，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出现症状且在过去十四天里去过中国的居民才有资格被检测，这个标准也才在最近被放松。
2020年3月12日 -
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康林松：中国人民战胜疫情的努力和付出，世界有目共睹
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梅赛德斯-奔驰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康林松在视频中向抗疫一线的医护工作者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2020年3月12日 -
刘世锦：当务之急是要尽快让整个产业链运转起来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保持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增速，主要靠结构性潜能的释放。下一步，当基建、房地产投资和出口等领域已经越过需求峰值后，如何激发新的结构性潜能是当下应该考虑的问题。
2020年3月12日 -
CCG全球政经动态观察【3月11日】——全球市场震荡加剧，各国应对措施升级
全球疫情发展情况
2020年3月12日 -
张连起：答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考卷
专家简介 张连起，CCG特邀高级研究员，财政部会计标准战略委员会委员，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
2020年3月10日 -
沈建光：疫情之下，“消费券”如何为内地所用？
专家简介 沈建光：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前瑞穗证劵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2020年2月26日，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将向18岁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发放1万港元，用以鼓励带动本地消费、缓解短期经济压力，引起中国各界的广泛关注。 近期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已进入严防新增、消化存量的新阶段；与此同时，尽快推动复工复产、对冲前期疫情的经济影响迅速成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消费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在此次疫情中受到冲击极大，其能否提振，将成为短期内中国经济能否恢复、步入企稳轨道的决定因素。 在此背景下，国内关于如何促进消费回补、带动经济恢复讨论热烈，其中，不乏主张动用“消费券”政策的声音。当前香港的做法是否值得借鉴？“消费券”政策在中国应如何运用？ 一、香港做法并非发放“消费券” 近期市场热议的“消费券”实质上是财政通过转移支付提振消费的一种形式，是一种需求管理政策，即以财政收入作为背书，向全民或特定群体发放特定形式（非现金且限定用途）的消费补贴，通过直接刺激提振当期消费。 但香港的做法并非如此。尽管实施细节尚未公布，但从目前公开信息来看，香港大概率将以现金补助的形式实现转移支付，最终形成居民拥有自主支配权利的个人收入；用途不受限制的情况下，考虑到香港的经济现实和居民实际经济压力（收入、房地产等），难以保证这些现金最终不会大量转化为私人储蓄或流入金融、房地产市场，最终对消费的直接带动作用可能大打折扣。 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当前需要的是更加直接有力、短期即能见效的刺激政策，而香港的做法可能使财政资金留在金融体系空转，不符合当前实体经济的需求。 此外，1万港币接近香港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水平，官方估算惠及700万人共需财政支出约710亿元港币，对其财政收支的压力相对有限；而中国则不同，当前18岁以上人口约占14亿总人口的80%，而即便以月最低工资水平较低的省市为标准（如?1500-1800元）向这部分人口发放现金，粗略估算需要高达1.7-2万亿人民币左右，即便不考虑中国日趋严峻的财政收支状况，如此大规模的全民撒钱也显然行不通。 二、“消费券”政策对内地更为可行 相较于香港做法，从作用机制和特点来看，发放“消费券”对内地而言更为可行。 “消费券”如同“导火索”。因为当期消费的提振，将扩大有效需求、促进生产端的回暖，进而保障和稳定就业、增加居民收入，从而为下一轮消费提供基础。从传导机制的特点来看，“消费券”政策经常应用于经济萧条、消费停滞之时，相对于传统需求管理政策，其目的更明确、作用更直接，这一点满足当前中国的实际需求。 当然，“消费券”政策也可能带来“副作用”，市场往往担心透支未来消费；但就中国内地而言，对这一点尚不必过于担心。原因在于，疫情冲击之下，中国当前消费需求的下降并非居民的主动选择，而是防控要求之下的无奈之举，疫情期间的大量消费需求实际上是被隐藏或压缩的；尽管大量服务消费需求（如餐饮、旅游、文娱等）可能就此沉没，但隐藏的部分实物消费需求却可以被重新激发和挖掘，如家电、汽车、服装等品类，可能一定程度上降低对居民未来消费的透支。 三、国内外“消费券”成功实践经验 事实上，国内外已有较多实践经验支持“消费券”政策的刺激效果。 1、美国“食物券” 早期的运用实例可追溯至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其首创的“食物券”计划始于1939年5月，该计划共实施4年，受益人累计达到2000万人次，覆盖了美国近一半的县（郡），总计耗资2.62亿美元，最高峰时该计划同时资助400万人。 由于在帮助穷人、避免饥荒等方面曾取得良好效果，“食物券”计划在1961年5月重启；立法也逐渐提上日程，1964年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提请国会通过了对“食物券”计划的永久性立法。延续至今，美国农业部已将“食物券”计划发展成一项常规的贫穷救济制度，即“营养补充援助计划（SNAP）”；最新公开数据显示，SNAP目前向约4000万美国人提供免费食品，领取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2%。 2、中国“家电、汽车下乡” 次贷危机来临之时，中国中央政府为应对外部冲击，推出了大规模的“家电、汽车下乡”政策。当时多项配套政策均明确了补贴的产品范围和金额，虽并未直接采用发放“消费券”的形式，但这种以财政资金作为支持，直接针对特定人群、特定商品进行的补贴方式，实质上与发放“消费券”无异。 政策的补贴力度空前。官方统计的数据显示，从2007年开始实施“家电下乡”政策，截至2012年9月，中央和地方财政累计投入补贴资金765亿元，平均向每个农村家庭发放补贴近400元，实现销售额6597.6亿元；在“汽车下乡”政策实施的22个月（2009.3-2010.12）中，全国补贴下乡汽车、摩托车?1791.47万辆，累计兑付资金265.67亿元。 效果也十分显著。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中国大宗家电出口同比下降7%；而家电下乡政策的实施带动家电行业销售产值从2009年6月开始由负转正，最终实现2009年全年增长3%；据统计，2009年全国“家电下乡”中标生产企业累计出货量近9000万台，全年销售额1500多亿元。截至2009年12月，商务部监测的千家重点零售企业家电销量同比增长18％，2009年全年汽车销量达到1364万辆，比2008年增长46％。 政策有效撬动了农村消费市场。在家电、汽车下乡政策的推动下，2009年农村消费增速自1987年以来首次快于城市，全年农村消费超4万亿元，同比增长约15．5％；而根据商务部数据，2011年家电下乡产品销售额占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10%；政策实施期间，平均每户农村家庭购置了1台以上家电下乡产品。 3、杭州“消费券” 同样是次贷危机时期，中国部分省市则直接使用“消费券”政策鼓励居民消费。例如，杭州曾在2009年1月24日和3月17日两次向特定对象（主要为本市低保和困难家庭、企业退休职工、学生等）发放“消费券”，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家电、手机、旅游、文化、体育健身等产品。 杭州“消费券”被认为直接带动了当地社零增速的迅速反弹，根据杭州财政局对第一期“消费券”的统计，截至2月8日各指定商家共接收“消费券”?4772.41万元，对商贸行业拉动效应为2.06倍，在家电、旅游等产品上则乘数效应更大，但并未剔除2008年12月开始的“家电下乡”政策的叠加效应。 此外，当时的成都曾向37.91万人每人发放100元“消费券”，公开资料显示其转化为真实消费的比率接近100%；台湾的“提振经济消费券”也有着相对较好的实践经验。 四、中国应如何运用“消费券” 综合上述分析，在笔者看来，疫情冲击之下，应当考虑将“消费券”作为中国经济刺激政策的选项之一。当然，也要对政策的实施方向、范围与细节进行合理设计，对其实际效果、可能造成的财政压力等副作用进行谨慎评估。具体而言，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实际情况出发，“消费券”政策应配合加快推动复工复产，否则实际效果必然受限。如前文所说，“消费券”本质上也是一种需求管理政策，而本次疫情与传统经济金融危机不同，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之下，中国实际上面临的是需求和供给的双重冲击。而当前复工复产的实际情况仍然不乐观，根据工信部数据，截至2月26日全国中小企业复工率只有32.8%，而基于发电耗煤指标估算的工业企业实际复工率也不理想。考虑到这一点，当前供给侧的冲击恐怕更大，且仍将持续一段时间，这意味着单纯依靠“消费券”政策是不够的，提振需求之外，供给侧也应当跟上，保证产能的恢复和产品的供应同样重要。此外，如不顾供给侧的情况而发放“消费券”，理论上存在产生需求拉动型通胀的风险。 二是“消费券”政策的设计不应忽视对实施细节的考量。需要指出，“消费券”政策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其能够真正被用于消费，而非其他用途。例如，1999年日本的“地域振兴券”就存在设计瑕疵，其被授权给日本各地方政府自行印制，有些地方印制得过于精美，造成民众争相收集而不拿去消费的现象，却变相增加了居民储蓄。香港当前的全民撒钱的政策也存在类似问题，最终结果是无法达到政策预期效果。 三是财政压力之下全面派发“消费券”不现实，关注特定地区、特定行业、特定人群。2019年以来，中国财政收支压力逐步凸显，疫情防控更是带来意外冲击，因而“消费券”的发放规模应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避免过度透支。例如，应考虑向重点地区（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的特定人群（如中低收入与收入不稳定人群）倾斜；应分情况分阶段有针对性的鼓励重点产品消费，例如，疫情有效控制之前，防控措施使餐饮、旅游等很大程度上不存在消费条件，而生活必需品、家电、汽车和线上零售相关品类可能是较好的刺激点。 四是财政分担机制也有待明确。如前文所说，发放“消费券”将不得不靠财政承担，财政出资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如何分配值得探讨。当前减税、基建、债务等问题已经对地方政府财政带来较大约束，土地市场因为疫情因素成交下降也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地方政府收入。在地方财政面临较大压力的情况下，最终可能不得不由中央财政承担部分“消费券”的补贴。压力之下，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困难要有准备和安排。
2020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