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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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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大庆 ：面对160万亿城市存量空间，该如何运营出新意？
理事简介毛大庆，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优客工场创始人。当我们在谈论空间时，谈论的不再是冷冰冰的房子，而是有温度的内容。“优秀的空间+内容运营”会成为新物种重要的来源，其中最核心的商业方法是混合内容。混合内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式“多样性×文化智力＝创新”，多样性的核心是连接，文化智力是产生IP的根本，最大的创新则是社会生态创新。12月10日，在第四期《奥迪·造物学：新物种商业方法》课程中，优客工场创始人、共享际创始人毛大庆博士，为造物学的学员们做了《混合内容再造城市空间》的主题演讲。优客工场创始人、共享际创始人毛大庆博士 以下根据演讲内容该整理，有删改。 我的专业非常复杂，本科学建筑设计，研究生的专业是城市规划，博士的方向是城市科学，博士后做的人口学和区域经济，基本上是从一个物理空间的设计者逐渐变成了研究人的人。今天的主题是“混合内容再造城市空间”，看似是谈空间，实际上谈的是内容，而内容真正的推动者、反馈者、受用者、再造者实际上都是人，物理空间只是一个载体。我一直认为只有研究完人才能谈空间，这是今天我要分享的一切观点的前提。 1. 城市空间是创新的来源“城市”是在人们生活中存在历史最久远的一个概念。“城”保证安全，“市”用于做生意。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其最大的表达形式是建筑和人创造的空间。任何的创新、任何的新物种，恐怕都难以离开空间，难以离开城市的物理架构。在今天的中国城市里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们过去30年花了X万亿造就了一个160万亿的存量资产，这个存量资产恐怕在整个地球上都是最大的物质价值的资产，它们是未来承载大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交易方式、交互方式的内容创新的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来源，也是房地产经济、城市经济以及城市创造力非常重要的物质来源。而优秀的空间怎么得到？怎么让未来的房子，变成一个让人产生情感关系、情感交互，同时帮助人制造出新的思想、创新思维，以及让人和人之间产生更多社交关系的地方，这是今天这个时代创造城市新物种最重要的思路来源。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160万亿的房子，关键在于有没有内容运营能力。“优秀的空间+内容运营”会变成新物种重要的来源，它是一二级市场资本联动的核心枢纽，是大宗不动产收益升值的引擎，也是一二级资本实现联动的核心。也许它出现的面貌是联合办公、无人职守超市，但最终回到的都是“城市空间+内容运营”。毛大庆《技术是社会创新的根本驱动力》 2. 多元化消费社会推动创造力阶层涌现多元化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多元化消费社会正在推动社会广大创造力阶层的涌现，这里面不得不谈一谈新人类和新青年。1985~1996年的这一批人是中国人口的分水岭，他们在价值观、消费观、社会观层面摆脱了穷、贫困、物质不足的概念，在精神层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关注新物种要特别关注人，当下新物种层出不穷，其背后的推动者和应用者恰恰是这批新青年和新人类。这一代人的变化在于，从简单的物质需求变成了在自己的精神层面寻找追求，推动着购买力社会进入多元化消费社会。他们恰恰构成了多元化消费中的社会创造力阶层，在工作和生活中展现出强烈的、充满活力的创造力，他们是中国的希望。这一批人大概有2.4亿，他们是中国产生根本变化的主要推手，表现为社会创新的参与者，新商业精神的推动者和新生活方式的引领者。这一批人的特点，可以从工作、生活、兴趣、社交这四个维度来了解。工作层面，高度融合事业和兴趣，新工匠精神很有可能在他们身上复兴，因为在他们身上，工作、兴趣、梦想会最大程度地结合；生活层面，关注自我的内心体验，“颜值+内心共鸣”是他们对新产品真正认同的必然要素；兴趣层面，这一代人在不断拓展兴趣的边界，他们会启发文化的生态，探索无限的可能，让跨界成为常态，斜杠青年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这个时代；社交层面，他们在社交上心态越来越开放，会去寻求主动社交，寻求跨文化的体验，拥有更多元、更包容、更折衷的心态和思维，在这一代人中，看见世界公民不断产生已经不再遥远。3. 共享际——精准连接在地性创造力阶层我们过去做优客工场，是共享办公平台，这已经不是新鲜事。在这之后，又做了共享际，这个产品希望把居住、文化、娱乐、工作、艺术再一次进行叠加和交互，让更多IP进一步相乘。东四·共享际对此共享际做了很有意思的尝试。在东四共享际，我们把7个网红IP放在一个20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尝试用IP产生连接而发生化学反应的生活实验室。最终，在3个月的时间，有47000多人出入共享际。这就是新商业的逻辑，它根本不用管人流，关键在于能不能找到IP，这是商业思路巨大的转换。过去的七年，BAT搬了八亿人到线上，现在又推动了一大堆人跑到线下，让他们变成各种各样空间新物种主要的内容制造者。今天在做共享际时，我们会着重去寻找这一批人，他们会成为我们生活实验室里的化学元素，是真正操纵内容和操纵空间的人。我们把若干房子改造成将生活、居住、娱乐、文化、饮食、工作、演讲、路演等功能聚合在一个综合体里的一站式服务平台，并希望它能够精准连接在地性创造力阶层。这个空间平台除了做到“职住一体”，变成有温度的微城市，还有各种丰富的组合性场景，由住户自由再造，形成自管理的微社区。社群、生态圈让共享客找到朋友和形成组织，更重要的是获得内心的归属感，最后将空间打造成一个自治的、内容不断滋生的新社区。所以，房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房子能不能让人产生自组织，但是不创造场景谈何组织。我们通过空间再造，让人们自然组成各种各样无穷变化的场景。我两年前看吴声的《场景革命》，实在难以想象中国人能写出这种思维的书，现在回顾“场景”，仍然是非常基础的话题，是非常重要的商业逻辑。当下，各种各样的空间设计层出不穷，很多空间美轮美奂，但是“场景不是搭景”，好多人搭出一些自认为很美妙的空间，其实毫无商业价值。在空间设计中，如果不从用户角度出发，不从用户感知出发，不从用户叠加产生的内容出发,做任何的场景都是扔钱，完全没有意义。打磨厂·共享际 4. 混合内容是核心商业方法我们商业方法论的核心总结起来就是混合内容，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式“多样性×文化智力＝创新”。一个公司能不能产生出新物种，能不能产生出真正的创新，来自于两个要素，一个是公司里的人具不具备文化智力，另一个是公司自身能不能创造带来多样性的创新环境。对于共享际而言，多样性在于空间里能不能促成连接的发生，如果不能促成连接发生，则根本无法产生多样性，那就是一个彻底失败的空间。所以“空间+生活+社交”是我们坚持在做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出现各种各样新场景发生的机会的最大化可能。混，是今天特别重要的一个文化氛围。文化智力是能够产生头部IP的根本，代表着一个人有没有能力突破自己的认知边界，有没有胆量去探索不熟知的领域，有没有本事放大差异化。如果不敢探索未知，不敢跨越边界，不敢放大差异化，是谈不上有文化智力的。我们做城市新空间，从传统的招商逻辑变成充满创意精神的IP孵化逻辑，这是创造新物种的根本。共享客们的聚会 5. 最根本的创新是社会生态创新今天大家都在谈创新，我想最根本的创新应该是社会生态创新。社会生态创新存在着三个大的价值体系。第一，推动社区价值的再创造。这是我们做城市空间新物种所坚持的道路。任何一件事情能真正吸引用户，让用户拥戴，首先要做到倾听和回应个体的诉求，并且将这个诉求激发出来，以真正打动人心的内容构建场景，营造多元化的产品和空间。第二，推动共享文明的规则建立。这是我们做城市空间新物种的愿景和价值观。共享文明的底层是文化生态，同时未来应该通过用户监管、运营监管、数据监管，而非政策监管，来建立符合国家政策的共享新秩序，是未来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方向。第三，推动社会整体幸福能力的提升。要利用160万亿的城市存量空间，去制造出大量能催生新消费阶层幸福感的完整生活场景，它可运作的内容特别多，共享办公、共享社区、共享公寓、共享会议、共享教育、共享剧场等等，但其最终诉求只有一个，打造可以提供完整生活场景、提升幸福能力的空间新物种。最后讲一句话，“场景中的幸福感，源于生活中真正的美好。”这句话倒过来说就是，人们在生活中对于美好的追求，推动着场景不断迭代。理解人，理解人内心想要的东西，并且知道什么东西能激发人们心中那一点点幸福感，然后围绕着这个去创造新场景，才能有的放矢，才可能真正形成有效的产品、产生经济价值。文章选自场景实验室，2018年1月12日
2018年1月22日 -
何亚非：“一带一路”构建中国对外投资新格局
何亚非，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 2018年1月11日，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主办的中国国际经济合作论坛上，原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何亚非就“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中国对外投资新格局的发力点表达了相关看法。 何亚非指出，“一带一路”是为中国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战略和倡议，是十九大确立的习近平新世代中国特色研究治理思想的，它凸显了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是相辅相成、密切关联的。 首先，“一带一路”将推动全球治理更加普惠、公平、合理。当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之间的博弈在加剧，政治极端化和民粹主义的趋势在上升，主要因为一是不少国家的贫富差距在扩大，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公，资本主义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矛盾在激化。二是美国作为全球治理的主导方面，认为现在全球化偏离了美国画的轨道，不愿意继续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开始修改或者重新制定国际规则。 其次，“一带一路”在推动世界经济的在平衡，为全球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强大的动力和有效的途径。目前世界经济继续承受下行压力，这是因为原来经济发展模式动能在减弱，债务危机很可能卷土重来，世界经济的发展需要新思路、新动力，新路径。 何亚非表示，“一带一路”将推动各国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促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这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对外投资提供了更多有利条件和机会。 对此，何亚非认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有几点值得关注。 一、“一带一路”的重点之一是亚欧大陆海陆通道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这是亚欧许多国家梦寐以求的目标，将为亚欧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可靠的基础，也将为全球经济新一轮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中国企业对基础设施的建设有经验、有技术、有设备、有人才，无论是投资建设还是带资承包，都有竞争优势。 二、中国企业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对重大项目进行可靠的可行性研究和评估能力还是不足的，所以需要借助外力，特别是亚投行、丝路基金、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新的和原有的投融资机构和组织对拟投资项目进行有效的投资评估，并积极参与结果上述组织国际机构考察后推荐的投资项目。 三、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在区域平衡发展、绿色发展、创新驱动、产能合作、全球生产链的转移，以及工业开发园区的建设等方面，既有时间经验，也有创新模式，可以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别情况进行复制和再造。尤其在工业开发园区和创新园区的建设投资方面大有可为。 四、中国企业需要跳出单个项目的思维模式，要加强对所投资地区经济、国家经济、和各种自贸区安排的深入研究，以及众多多变和双边的贸易安排，熟悉他们的规则和内容，寻找适合自己的投资机会。 五、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特别是与“一带一路”有关的投资，需要跟上全球化新的趋势，在反全球化思潮泛滥的今天，推动全球化更多惠及广大老百姓，减少贫富差距，实现市场效率和社会公平的平衡非常重要。 六、企业对外投资还需要有充分的风险意识，建立风险评估体系，加强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以减少和避免可能带来的损失。文章选自东方财富网，2018年1月13日
2018年1月22日 -
龙永图：跨境电商监管不宜过多过严
理事简介龙永图，CCG联席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2018年1月2日上午，前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在贵州卫视《论道》节目录制现场感慨说：“我们十几年的入世谈判，主要是中国适应西方国家主导制定的全球贸易规则，期待年轻一代人能在新外贸时代，制定新的国际贸易规则，甚至成为规则的领导者。” 跟龙永图对话的嘉宾是阿里巴巴中小企业国际贸易事业部联席总经理张阔。 这次《论道》的主题是，eWTP背后的中国方案出海。eWTP中文名称是世界电子贸易平台，被业界称为互联网版WTO。eWTP专注给全球中小企业提供一个全球买和全球卖的线上平台。 在节目中，龙永图表示，过去国际贸易的主力军是大概6万个跨国公司。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中小企业以低成本和高效率地参与国际贸易。中国是推动这一趋势变化的关键力量。所以WTO顺势而为，跟eWTP进行合作。 现场企业代表李芃森告诉南方周末，中小企业外贸从业者群体的主要构成已经是年轻人，大家习惯在手机上做全球生意。过去三年，她通过阿里国际站，实现了年出口额从0到1300万美元的提升。 互联网的发展，也催生了需求端的变化。比如消费者对于个性化、定制化产品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这就倒逼国际贸易趋势向“大额变小额”和“长单变短单”变化。 张阔介绍，过去中小企业因为订单过于零散，难以集装化，在单独销售时无法享受大公司在国际贸易中得到的福利。但eWTP为这些企业提供了一个集约化平台，把零散的出口订单集中起来，争取集装箱货柜甚至飞机货仓。 商务部数据显示，目前跨境电商占外贸进出口比重大约17%。龙永图预测说，5年后，这一比例会高达40%甚至50%。 不过，龙永图提醒说，过去WTO所遇到的问题，现在跨境电商也遇到了，比如跨境贸易纠纷和争端解决机制的问题。他呼吁，电子贸易平台要保障贸易的透明度和真实性，国家对外贸新业态要有所监管，但监管不能过多过严，否则不利于外贸便利化。 对此，张阔回应说，跨境电商需要买方、卖方、平台和国家至少四个方面的协同。尤其是回避不了各国监管规则的适配问题。阿里的主要办法是，让所有的贸易环节电子化和数据化，从而让贸易轨迹可追踪和可视化，保障贸易的真实性。 对于中国要推动全球跨境电商规则体系的建立，龙永图表示这是一条很长的路，因为要协调不同国家的不同利益诉求和关注点。他建议，eWTP的出海先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始，这样大家对规则的认识能够较快达成统一。文章选自南方周末，2018年1月11日
2018年1月22日 -
李稻葵：消费将继续领跑中国经济
李稻葵，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2018年世界与中国经济走势如何，有哪些利好及风险?1月14日下午，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应北京银行、中荷人寿之邀，在山东会堂畅谈经济热点话题。李稻葵预测:2018年金融监管力度还会加大，消费继续领跑中国经济。 李稻葵提到，2018年我国面临三大攻坚战，一是风险防范与化解，二是精准扶贫，三是环境治理。其中，风险防控是第一位的。经济领域的主要风险在金融方面，第一个是杠杆率过高，主要问题不是整体债务太高，而是结构不合理。他提到，“有毒”资产、“有毒”金融产品要“排毒”，不能掩盖，还要时刻警惕金融领域的不明金融风险；第二个是流动性太大，当前我国大量的金融资产以流动性很强的存款与现金的形式存在，折算成美元是22万亿美元，未来的十年、二十年，资金跨境的流动都需要加强管理。 为防控风险，2018年金融监管力度还会加大。他提到，在金融监管过程中，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金融与实体经济是相互影响的，金融风险要控制，“有毒”资产要排掉，但要避免“一刀切”，避免因金融监管收紧带来的连带损失。 提及中国2018年的经济走势，李稻葵表示乐观:首先，受益于全球经济复苏带来的进出口增长；其次，去产能、产业结构调整见成效，带动企业盈利增长，新兴产业生机勃勃；再次，消费继续领跑中国经济。同时，当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相对稳定，尤其是民间投资增速在恢复。“我国经济已经走出L型底部，但不是V型反转，而是U型上升，增长潜力比顶层设计应该还要大一些。”他说。 关于世界经济形势，李稻葵称“稳定回升”。美国纽交所、纳斯达克指数均达到历史最高位，房价也回到高点，失业率下降，银行呆账率下降，企业盈利上升；欧洲股市也创新高，多数国家房价回升；俄罗斯经济由负增长到正增长；巴西、南非等地经济复苏；世界贸易也在回升。 尽管经济向好，但2018年世界经济仍然存在一些风险因素，比如政治风险、贸易战、美联储加息可能引发美股下跌等。他提到，当前美国股价较高，但基础比较脆弱，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会触发价格下行，引发一定风险。文章选自《大众日报》，2018年1月18日
2018年1月22日 -
马蔚华：金融、科技正处“热恋期” 租赁信托大有作为
理事简介马蔚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原招商银行行长。 凤凰网财经1月14日讯由佛山市总商会主办，《财经》杂志、《财经》智库承办的“2018中国制造论坛”定于2018年1月13-14日在广州佛山举办，主题为：全球制造业变局下的新产业革命。招商银行原行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蔚华出席并演讲。 马蔚华称，他去国外开会时一个副总理曾说，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速度令全球瞩目，但是对他们的国家并没什么挑战，因为中国是仅仅依靠人口红利的低端制造业，这些优势会转瞬即逝。 马蔚华认为，一个国家的GDP有没有竞争力，不光看它的速度、数量，更重要的是看它的内涵和科技含量，国际上把GDP的科技含量用三个指标来表述，一是科研经费占GDP的比例，十三五的目标是2.5，深圳已经4.1，接近以色列和韩国的水平，二是科技成果的转换率，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标；三是技术进步对GDP的推动率，全球平均将近80%，而中国才50%多一点，还是很有差距的。要想提高GDP的技术含量，就是在结构调整、动力转换方面加大科技和金融的支持力度。 马蔚华谈到佛山未来的金融发展方向时表示，第一，在佛山要大力发展VC、PE各种产业基金，你要给它政策，吸引它，不仅是中国的，还是全球的，这是方向。二是小微金融，佛山大部分是中小微企业，我们有了人工智能和金融科技的手段，这个领域不再是别人不敢踏足的地方。三是产业链或者是供应链金融，这个传统的金融大有作为，佛山我一看，有那么多的产业基地，有那么多的产业集群示范区，还有像众陶联这样的平台，传统金融可以在这个领域发挥供应链金融的作用。他们都知道这块，我都不说了。四是不光依靠单一的银行投资，我觉得租赁在你这儿大有作为，租赁、信托各种各样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都是大有作为的，我觉得佛山处在一个转型过程中，但是佛山的战略，我看了有八条，这里需要再加大一点对金融的描绘，我觉得你们就会可持续的发展。以下为演讲实录： 马蔚华：尊敬的朱市长、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又一次来到佛山，好久没来了。过去佛山给我的印象有三点，一是中小企业多，尤其是民营企业多；二是市场化的程度高；三是这些中小企业基本上都是制造业，所以它充满了活力，那时候我当行长的时候寻求转型，所以经常到佛山，我看到佛山现在的工业排位已经是全国第六位，可见在过去这些年的发展速度还是很快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由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在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佛山的制造业应该怎么发展，这是大家今天讨论的课题。 我想从科技和金融的结合上，它们能给制造界带来什么，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现在有一个现象，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特别是科技变革的盛大风景线中，有一个靓丽的风景线，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关注到，就是金融在热烈地追求科技，而科技也在申请地拥抱金融，科技和金融正在热恋之中，情从何来呢？我想谈谈这个问题。 这样一种热恋的现象在宏观上，表现在全球的金融中心，都在努力建成金融和科技的双中心，比如伦敦，它在打造伦敦东部的技术城，它要打造属于英国的硅谷。纽约，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现在也在努力的营造科技中心，它的重点是应用科学众创空间，融资鼓励和设施更新四大计划，而且它拿出400多亿来建小公寓吸引科技人才，所以这几年纽约和伦敦科技人员就业的增长超过30%，高于纽约全市的4倍，现在纽约已经成为仅次于硅谷的第二大科技中心，新加坡现在正在打造“智能2025”亚洲创新之都，用了很多手段鼓励科技创新人员。香港也是，前一天参加特首的一个论坛，他们还想用粤港澳湾区粤港来和香港的金融中心配套来打造科技和金融的结合，在宏观上表现是这样。 微观上主要表现科技与金融的融合，体现在金融科技的大发展，现在叫忽如一夜春风来，遍地都是Fintech，像当年的互联网一样，有点野蛮成长的味道。如果说互联网金融本身是一种体验、替代的话，科技金融本质上是一种效能的提高，是一种商业模式的转换，它更有一种革命的意义，它不是翻盘就是的。包括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大量的把现在的高技术，包括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运用于金融业务之中，正在解决过去我们比较头疼的精准需求、风险管控、成本降低等等难题，这块还非常有限。 我过去在招行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信用卡还是不错的，刷卡量现在是全国第一了。我在十年前，信用卡正热的时候，我当时提出消灭信用卡，很多人说你说狂话，实际上他不懂我的意思，不是消灭信用卡的支付方式，而是消灭信用卡卡片的形式，现在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不仅是第三方支付中国迅速发展，成为超过美国50倍，而且我发现银联把所有银行联合起来，只要绑定一个信用卡，你就可以扫码支付，因此扫码支付不仅仅是第三方支付，腾讯、阿里特殊的功能，所有的银行卡将来都这样做了，信用卡就没什么用了，还得听天揣着很紧张，以后没什么用了，这就是金融科技的巨大发展。 情从何来呢？我有两点看法，一是物理学上有一个理论叫相似相溶，分子结构相同的物质之间可以相溶。经济学上，有比较优势理论，只有互补比较优势理论才能1+1>2，这两个理论都可以体现在里面。首先我觉得金融是有IT属性的大数据公司，特别是银行，就是个数据公司，而且质量很高。我这个发现，我当时在招行要搞零售业务，我觉得银行就是一个IT企业，因为历史上每一次IT的变革、通讯的变革都会带来银行的变革，招行当时几百个网点我就想搞零售，就是受之于这个启发。当时银行的IT都是租用IT企业的，后来比尔盖茨说我干脆不租你的，我就自己做，当时把美国银行业吓坏了，他们联合游说，否定了比尔盖茨的计划，比尔盖茨留下一句话你们这些银行业不变革，就是21世纪的恐龙，后来我跟比尔盖茨说，这你句话给了我20年的压力，银行有压力，就要追求变革。现在大数据发达了，我觉得银行所有的数据都是质量高的，它本身就是大数据公司。我们最早要求财务数据统一，当时我们就通过数据大集中和统一的合格系统，这是我们当时最早搞数据仓库的原因，接着我们要求客户的数据统一，智能多渠道服务和信息的整合准确判断客户的需求。然后就是建立组数据的管理模式，综合的分析、产品、客户、资金、组织、人员，确立企业的数据模式来确定你对他的服务模式，这些数据是非常有意义的，尤其对银行。现在金融业数据应用的体量大、种类多，访问的速度快，准确要求高，所以它是最适应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的方式，我觉得只要放开了，传统的金融如果在这方面发力，中国的金融科技发展就非常快，这是一方面。 从科技方面，为什么对金融业有非常深的感情，主要是缺钱。我们做过研究，从开发中试到投产对资金的需求是1：10：100，每个链断了，它就夭折了，付之东流，在这种情况下，科技特别的在乎金融的支持，一直想搞科技银行也没搞成，但是不是光搞科技银行就能解决的，我当时到佛山来就干一件事，就是投贷结合，去年克强总理讲投贷结合，我在七八年前就开始搞，在2010年就搞，当时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中国商业银行的制度没改，不能投资，我们在香港成立了一个招银国际，成立了一个基金，要不然银行贷款风险大，收益小，不能匹配，不能享受企业上市的溢价，这样投贷结合就是非常好的模式，当时冒了很大的风险。现在国内有效客户已经超过两万家，我们帮助了上百家企业实现了上市梦，目前有500多家IPO企业中其中有299家是招行开户的企业，所以中小企业成长性的，我们通过投贷结合给了它很大的支持，这是第二点，钱的问题。 第三点金融和科技的结合是产业发展内在趋势，金融没有产业链，它是块，科技有产业链，科技创新和产业涉及到高校、研究机构、企业等原始研发，涉及到产品的设计和专项服务，在横向上几乎所有行业都关联，企业和科技本身能使产业链从横到竖来不断延伸，它和金融结合起来，金融覆盖它，这个地区就能够得到一个充分的发展，有实体经济支持它的发展，它就能够解决单一的金融中心存在的收入差距、产业空心化、青年就业、阶层流动等社会问题。 为什么香港林特首特别重视这个问题，因为香港的年轻人现在有很多抱怨，香港的空间很少，又没有那么多产业依托，我觉得粤港澳湾区应该发挥这个作用，让香港的青年在这里实现创业的梦想，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这是金融和科技结合可以使产业链延长，可以解决单一的金融中心解决不了的问题。 第四点金融和科技的融合也是行业博弈一种自然的均衡，金融对于产业来说，应该有天然的诱惑，所以我们现在不管国企、民企都愿意拿金融牌照，不仅是融资的便利性，还有特许经营牌照的价值，杠杆带来的溢价优势，科技行业对金融也也念念不忘，因为它太需要钱了，包括比尔盖茨、索尼等等IT企业都愿意搞科技金融，但是还是让阿里巴巴、腾讯成功了，比尔盖茨想这件事的时候还没有阿里巴巴这样的形式，但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等等众多的IT企业进入了金融行业，有他们的必然性，过去的银行追求的是长尾理论，不太在于长尾部分，他们在于头部，带来最大经济效益的部分，他们不愿意，他们也没办法给菱形的、碎片的小众们服务，而互联网，像阿里巴巴的淘宝、支付宝就迎刃而解，而监管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限制，所以他们得天独厚发展起来了，从支付发展到信贷，因为支付有资料了，有信用依据了，就可以发展信贷，信贷有黏度了，有客户了，就可以发展理财，所以它一连串不断地发展，成为现在的金融集团了。这就是博弈的均衡。 现在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均衡，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对传统的银行、金融机构还是有巨大挑战的，这种挑战不是说份额的挑战，份额到现在还没有多少，更主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还有金融模式的挑战，比如红包，大家每天都在玩红包，红包就是插在银行客户和银行之间的一个屏障，给你插断了，让传统的银行和客户失去了一种密切的天然联系，你就沦为一个支付的手段了，所以银行还是挺紧张的，银行要和客户断了关系，我还能知道客户的需求吗？马化腾和马云还挺有点本事，这对银行的刺激很大，现在银行开始认识到必须搞金融科技，所有的银行都在努力的向金融科技进发，云闪付APP，可以看出银行业在支付领域对抗微信、支付宝的一个新的措施，你有支付宝，我也有了，之前一个老太太说你拿微信支付、手机支付，她都知道，我说只有信用卡，但现在可以了。 从这四方面，这就是金融和科技感情密切的由来，情从这来，这种结合，我觉得在今天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经济从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什么是高质量？几年前我去国外开会，一个副总理跟我说的，我受刺激很大，他说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速度是令全球瞩目，但是对我们没什么挑战，他说的很轻松，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是靠人口红利的低端制造业，你们这些优势会转瞬即逝，去年我又见了这位副总理，我说不幸被你言中，我们已经到了低端制造业难以为继的时候，因为靠那个你赢得不了市场竞争优势，我觉得现在没有必要再追求这个速度，如果我们要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高收入国家，我不知道那时候的水平是多少，现在的水平是人均两万美元就可以了，按照两万美元，到那个时候是28万亿就行了，用不变的汇率，这可能有点抽象，但是大体上现在每年增长五点几就够了，再把科研经费部分，把200个新的业态再统计到里面，我们没有必要为几点几竟折腰了，我们主要是在乎它的质量。 另外一个国家的GDP有没有竞争力，不光看它的速度、数量，更重要的是看它的内涵和科技含量，国际上把GDP的科技含量用三个指标来表述，一是科研经费占GDP的比例，十三五的目标是2.5，深圳已经4.1，接近以色列和韩国的水平，二是科技成果的转换率，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标；三是技术进步对GDP的推动率，以色列是90%，全球平均将近80%，而我们国家才50%多一点，这方面我们还是很有差距的。我们要想提高GDP的技术含量，就是在结构调整、动力转换这方面加大科技和金融的支持力度。 金融和科技的融合可以更好的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我们分析一下，这两年有很多的金融脱实就虚，一是因为可能金融的杠杆率高，特别是带来高盈利，银行自己做也能赚钱；二是在经济下行的时候风险还是比较大，银行不是不愿意支持中小企业，银行有个秘密，中小企业的资本消耗比大企业节省25%，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在这个领域，我们如果通过金融科技，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可以让我们的需求更精准地测量、精准地判断需求，而且可以防范我们过程中的风险，中小企业的风险，邮储银行跟香港一家大数据公司合作，把客户的手机连起来判断信息，最后一年下来不良率不到1%，所以发现了人工智能、大数据是支持普惠金融、中小企业金融行之有效的一把利器。 佛山过去的金融有三个偏向，一个是偏向于传统的银行，二是偏向于自己有金融机构，三是偏向于传统的信贷业务，造成金融压抑和金融支持不足，佛山将来干什么。我跟朱市长交流了，我很赞同他的想法金融支持成长性的企业，光靠传统的银行支持是没有大的劲头的，因为银行给一个成长性的高科技企业贷款风险很大，这个领域风险投资，VC、PE、产业基金是最有利的，撒切尔说过，英国的科技水平很高，银行很多，但是科技产业没有美国不发达，就是没有美国的华尔街风险资本，华尔街的风险资本和硅谷的技术结合才成就了美国高新技术的增长，深圳也是这个模式，我们在佛山要大力发展VC、PE各种产业基金，你要给它政策，吸引它，不仅是中国的，还是全球的，这是方向。 二是小微金融，佛山大部分是中小微企业，我们有了人工智能和金融科技的手段，这个领域不再是别人不敢踏足的地方。 三是产业链或者是供应链金融，这个传统的金融大有作为，佛山我一看，有那么多的产业基地，有那么多的产业集群示范区，还有像众陶联这样的平台，传统金融可以在这个领域发挥供应链金融的作用。他们都知道这块，我都不说了。 四是不光依靠单一的银行投资，我觉得租赁在你这儿大有作为，租赁、信托各种各样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都是大有作为的，我觉得佛山处在一个转型过程中，但是佛山的战略，我看了有八条，这里需要再加大一点对金融的描绘，我觉得你们就会可持续的发展，谢谢！文章选自凤凰网，2018年1月14日
2018年1月22日 -
李稻葵：中国经济——新时代新思维
李稻葵，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珠海，港珠澳大桥周边城市风光。光明图片/视觉中国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大场基地的总装车间内，正在进行批量生产总装的ARJ21飞机。光明图片/视觉中国新时代的中国经济有什么特点、有什么挑战，需要用什么新思维去应对，这是我想和大家交流的话题。新时代中国经济三大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认为，这个新时代的中国经济有三个新特点。第一特点是超大规模的实体经济和储蓄过剩。现在随处可见的共享单车几乎是一夜之间蹦出来，它反映了中国人生产自行车的能力很强。目前，我国自行车的生产量至少占全球一半以上，而且生产能力还有余。目前，中国经济实体经济规模为5.5万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2001年，本世纪初时，美国的实体经济是我们的3.7倍，日本的实体经济比咱们还高一点。但现在，我们实体经济的规模是美国的1.3倍。当今中国经济的储蓄非常多。清华大学团队花了13年时间，研究了北宋、明朝、清朝的经济结构、经济规模，发现从北宋到明朝、清朝，增长速度每年也就是0.3%左右，当时储蓄好的年份是3%。储蓄非常重要，它是经济增长之源。1868年日本才开始明治维新，而在1894年就开始和中国打仗了。按照《马关条约》，清政府赔给日本的银两，相当于日本每年财政收入的6.8倍，对日本工业化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中国的经济增长靠的是储蓄。中国的储蓄大部分是百姓辛辛苦苦攒出来的，股民朋友也是中国储蓄的重要贡献者。另一方面，企业储蓄比重比百姓的储蓄还多。目前，中国整个的国民储蓄一半以上是企业储蓄。我们不仅储蓄高，而且这个储蓄在国内还没有用完。尽管现在中国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比率非常高，增长速度一般都超过了整个GDP增长速度。2016年是经济增长速度不算快的一年，但是固定资产增长速度仍然超过了8%。尽管很多人批评中国经济存在投资过度的情况，但即使这样，还是没有用完我们的所有储蓄。怎么办呢？于是就出现了资金出国，一部分钱借给我们的“穷兄弟”，比如中国去埃塞俄比亚修铁路并暂时获得经营权，这部分资金就是来源于整个中国人民的储蓄。此外，中国一年有1.2亿人次出国旅游，接近全国人口的1/11，一些人还出国去买房子，这些现象的本质也是中国储蓄的外流。按照经济学原理去分析，过剩的储蓄通过什么形式消化？一定是我们的产品自己老百姓不愿意消费了，才出国去买。这基本上也可以理解为贸易顺差。在新时代里，中国经济的第二个特点是要素相对成本的大逆转。现在的中国劳动力价格已经上涨，但资本和资金依然相对充足。一些重要的电器生产商已经开始用无人车间，在车间里见不到人，全是机器。快递业也方兴未艾，20年前送快递是蹬着三轮车，现在是汽车、厢式火车，甚至是高铁、无人机。这些变化实在不可想象。在过去十几年，中国的劳动力几乎没有增长，但是，资本存量，也就是设备，正在以300%以上的速度增长，可以发放贷款的银行资金，也就是存款，涨得更快。如果算上贷款，那就是7倍以上的增长。这说明我国的劳动力贵了，但资本已经不贵了，这就是中国经济新时代的另一个重大特点：我们已经不是一个资本和资金短缺的国家，相反我们是资金和资本相对充足的国家。土地价格过去十几年翻了一番，土地价格上去了，资本的相对成本下降了。此外，获得技术已经不难，资本不再短缺。现在已经有公司在试验用无人机送货，同样说明中国经济的技术获得能力已经很强，技术不再那么昂贵，中国的发明专利数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的第三个特点是，国民的需求高端化、多元化。一旦国内满足不了高端需求，消费者就会出国消费。目前，宝马汽车全球最大市场在中国，超过了美国的使用量，他们在中国市场上热卖的车型是中高端车型，在美国反而是低端车型。这证明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在升级，中国的消费已经占到了GDP的47%，而且每年能够上升0.7%至0.8%。这些年来，消费始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怎么能够满足高端需求从而让经济升级，怎么能够让产业升级，把这些不断升级的需求留在国内，而不是把消费者推到国外？保证中国经济不断发展？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中国经济新愿景中国经济的未来怎么样？十九大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值得期待的蓝图，我们把它翻译成经济学的语言去解释。第一个节点是2020年。经过我们的测算，按照2016年的美元计算，2020年我们人均收入应该能够达到1万美元，这个数字非常接近于世界银行所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即1.2万美元。当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远不只收入水平这一项。2020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们的人均收入将会达到美国的27%至30%左右。到了2020年，中国人也可以骄傲地说，我们没有拖全球经济发展平均水平的后腿，迈入了平均水平之上。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全球的发展是极其不平衡的，高收入国家的水平很高，但是有大量的地区发展水平较低，两极分化严重。所以，到2020年，当我们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时，同样可以使全球不平衡的格局大大改善。2020年绝对不只是收入水平提高，更重要的是全面消灭贫困，把过去非常贫瘠的农村转变为现代化的富裕农村。2035年，十九大描绘的蓝图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层面上而言，我们就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了，发展水平进入中大型国家30强，而且人均GDP将达到美国的50%。这个意义很重大，按一般的发展规律，只要人均GDP到了美国的50%，经济就会比较稳定，因为我们的人口数量是美国的4倍。折算下来，届时中国经济总量就将是美国的2倍以上。到2035年，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将跟西班牙差不多。老百姓收入水平高了，社会民主、法治、百姓的文明程度以及百姓的心态，都需要跟上。2050年，我国发展水平进入中大型国家20强，人均收入和法国差不多。人均GDP应该至少达到美国的70%，GDP总量是美国的2.8倍，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前景。2050的发展目标，绝对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社会不断进步，社会法治、民主、文明建设得更加完善。2020、 2035、2050，这些美好愿景会不会太乐观？事实上，这样的推算是保守的。比如达到前面所说的那几个标准，只要我们在前面的13年按照5.5%去增长；接下来的10年按4%增长——4%是最近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的发展速度，不算很高；再接下来最后那10年按3%增长——3%也不算什么，美国也有几年增长速度达到3%；按5.5%、4%、3%这个标准区间发展。新时代中国经济面临六大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对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够实现的，一定要有艰苦付出的思想准备。哪些地方需要我们艰苦付出呢？我们未来的挑战是什么呢？新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些新思维，有几个方面需要特别关注。金融危机坚决不能有 国际经验证明，一旦发生金融危机，经济发展可能倒退十几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砸锅卖铁，老百姓连金戒指都卖了，韩国第一国民银行也被卖给了美国私募股权公司。整个金融体系元气大伤，优质企业也得不到融资。金融危机到底会以什么形式在这些国家出现呢？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自己没钱，借了很多钱。别人忽悠你，“你经济发展情况不错，我利率很低，借给你吧。”拉丁美洲国家、当年的东南亚国家、韩国都是这个情况，别人忽悠他们，借钱给他们。但是，之后债主们突然就变脸了：“你们的经济发展好像不太好，你们的企业好像竞争力量不太行，你们的政治制度没搞好，我不跟你续约了。”甚至说：“你把钱提前还给我吧！”拉丁美洲反反复复的金融危机就是这么产生的，这叫“国际收支的危机”。中国出现这种危机的可能性不太大。中国目前是储蓄大国，同时我们从外面借钱非常谨慎。关键在于必须提防第二类金融危机。第二类金融危机有点像2008年美国式的金融危机——金融体系自身没有建设好，过分依赖贷款、投资，于是产生了一大堆不值钱的金融资产，短期内的交易一旦出现问题，大家都去抛售。这一些商品抛售资产价格下降，导致公司破产，金融体系缩水，金融体系一缩水实体经济跟着倒霉。十九大报告指出，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017年7月份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关键词也是“稳定”，不能发生风险，这是底线，坚决不能突破。目前，中国的主要金融风险是流动性太大，大量的金融资产以流动性很强的存款和现金的形式存在，约合23万亿美元，而央行只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按照现在的换汇制度，只要有5%的中国人不相信中国的金融体系，准备要出国，我们的金融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未来的十年、二十年，资金跨境的流动恐怕都需要管理，绝对不能听一些所谓的国外主流学者、经济学家的忽悠，这条线是不能碰的。如果把这些银行存款和现金逐步转换成老百姓持有的公司债和国债、地方债，使流动性下降，情况会稍微好一点。大国发展思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有很多表现，包括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等。从经济层面来讲，我们现在集中表现为区域发展不平衡。即使是两个相邻的省份，经济状况差距依然很大。江苏省是全国人均GDP最高的省份之一，人均GDP是安徽省的2倍以上；安徽省人均GDP全国倒数第六，这就是中国经济的不平衡。不平衡恰恰是经济增长的潜力，就是要让那些短期内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地区发展起来。这就是我们大国发展的潜力，归根结底怎么弥补发展不平衡？经济层面上讲，资源尤其是生产力要素，要流动起来：或者资金带着技术从江苏流到安徽，或者是人口从安徽逐步挪到江苏省。提高劳动力素质 第三个挑战可能更加长远，即劳动力素质问题。现在北京快递员的平均月收入还不错。他们也应该是最有忧患意识的群体。因为未来社会的竞争主要是劳动力跟劳动力的竞争，同样的装配线，同样的流程，中国的劳动力能不能干得比意大利强，能不能够让工厂的生产能力留在中国，而不是去意大利或者匈牙利，这是关键。说到底这是劳动力要提高生产效率的问题，工作能力要提高，单位时间要效率上去，“周末不休息只加班”的模式不可持续。中国要实现2035、2050的愿景，劳动力的技能一定要提高，一定要对标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仅仅对标东南亚、印度是不行的。未来，快递小哥、工人等这部分人能不能够操纵机器，能不能够适应未来的柔性化生产，这是关键。未来还有一个竞争，就是人跟机器的竞争，会不会出现一个科技陷阱呢？快递小哥们会不会被以后的自动送快递的机器和车取代了呢？十年内恐怕很多快递工作就被机器取代了，届时上百万的快递小哥怎么就业呢？一定要依靠教育、教育、再教育，提升劳动力的素质，去适应未来需要。我们现在的短板在哪里，事实上是在高中阶段的教育。现在初中毕业的一大批劳动者，收入可能很高，大量的学生初中毕业赶紧去就业，没有耐心读高中。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饭碗很快将被机器替代，必须转变工作方式，所以政府要做点对应的政策，要求他们在学校里多学几年，要多学点软的技能，包括心理学、历史、外语等内容，这才能够适应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需求。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政府与市场同向使劲，比如政府增加教育投入，在未来几年内迅速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同时政府也必须给相关的家庭提供经济激励，让这些家庭和孩子有经济动力去读书，而不是在初中毕业后就进入工资日益高涨的打工大军。企业也必须有激励，多雇佣短期来看工作能力并没有迅速提高的高中毕业生，而不是简单的年轻的初中毕业生。合理应对老龄化 根据联合国2015年的预测，2050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3.6亿，约占人口的25%。要通过制度创新、政策创新来解决。最好的前景是，有工作能力还可以继续工作一段时间，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老有所乐也行，建议专门设置老年活动区，给老年人娱乐用。根据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到了2050年有接近1/4的家庭只有一个人。人最怕的是健康出问题，长期住院，给社会、家庭带来负担。人生应该三件事都得搞好：第一，智商要高。第二，情商要高。第三，“健商”要高，要懂得怎么管理自己的健康。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其实不容易，仅早睡早起这一件事，很多人道理都懂，但就是做不到，所以“健商”很重要。新型开放发展战略 第五个挑战来自于新型开放发展战略。中国经济储蓄高，必然要走出去投资。投资的学问很大，投资不仅不能浪费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还要获得好的回报，而且要对世界作出新贡献。“一带一路”的目的就是用好我们的剩余储蓄，支持周边沿线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兄弟国家搞建设，让他们跟中国经济一起往上走。所以2035、2050不仅仅是中国梦，也是一个世界梦。海外投资不能仅仅把储蓄配置在美国资产上，不能像当年日本一样，匆匆忙忙一窝蜂出国购置资产，那样一定会吃亏。走出去投资一定要谨慎，一定不能钱多、人傻，被世界笑话。进行商业谈判的时候，有时候多给人家钱，别人反而会瞧不起你，会认为你傻，认为你不精明。从中国故事到中国理论 中国发展起来了，世界不理解，觉得中国人占了西方人的便宜。面对误解和曲解，需要讲好中国故事。但仅有中国故事还不够，还要有中国理论，理论上不去，理论立不住脚，在国际上、在政策发展问题上难有发言权。十八世纪60年代，英国人搞工业革命，1776年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这本书被认为是经济学的《圣经》。《国富论》的基本思想是：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自我平衡。自由市场经济中，人人都能发挥效益，且人人都从中受益。亚当·斯密不仅创造了理论，还创造了一种思想，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接近一个世纪后，马克思研究当时兴起的英国资本主义市场生产方式。他的《资本论》有着非常鲜明的斗争性、实践性，充满了哲学的思考。他说，资本主义的制度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有着潜在的本质性矛盾。马克思的理论恰好给当时的工人运动提供了思想指导，并指导了各个国家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思想和理论。1933年大萧条，工人大规模失业，有人想买东西，但是工厂又不能开工。英国人凯恩斯作为那个时代顶尖的经济学家，看到了自由市场经济本身的冲突、矛盾，提出政府必须干预，政府发债券、雇佣工人从事劳动。他的思想在哲学层面实际上是继承了马克思。美国建国200多年来，绝大部分时间是搞贸易保护的，美国内战的结果是，搞贸易保护的北方战胜了支持自由贸易的南方，完全背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基本原则。美国从内战结束以后一直到二战结束，没有出经济学的大家，没有出思想家为自己辩护。二战结束，美国要主导国际秩序，蹦出来一位米尔顿·弗里德曼，芝加哥大学自由经济的领军人物，继承了维也纳学派。这符合当时美国所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精神。二战之后，哈佛大学当时最有名、最有影响的教授阿尔文·汉森，把凯恩斯主义引入到了美国，美国这么强大的经济体还要到英国去学凯恩斯主义，可见当时他们的经济学思想还是落后的。阿尔文·汉森的学生萨米尔森奠定了很多经济学的基础，建立了现在整个经济学的技术体系。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讲，萨米尔森是一个技术上的先驱者、完美者，但是并不是思想的领先者，他把凯恩斯主义跟自由市场经济混在一起，称为古典综合。这就是美国经济学的走势，一步一步地发展，总体而言，称得上成功。但是坦率地讲，思想层面有点欠缺，重大思想都是来自于欧洲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最悲情的故事发生在日本。日本的经济衰退为什么持续了将近30年？日本人非常勤奋，技术上精益求精，做一件产品几十年如一日。但是日本人的缺点是什么呢？没有学到西方的精髓，思想层面缺乏创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日本。此前，日本借了很多钱给东南亚国家，日本非常希望东南亚国家能够缓一口气，能够把这个钱还回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钱不够，日本建议由他们掏钱搞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由日本来营救亚洲国家，希望把这些国家扶起来之后他们能还钱给日本，就像美国人扶持墨西哥一样。美国人说，坚决不行，一定要按照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统一步伐行动，日本就这样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我们有责任把中国故事在理论上讲清楚，中国未来的发展，在2035、2050不仅要解决具体问题，而且要把中国的理论讲出来，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为什么我们要市场跟政府同时使劲？过去我们成功的经验是什么？未来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这些经验？要把这些在理论上讲清楚，这是我们的责任。中国的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仍然要走过漫长的道路。文章选自光明日报，2018年1月15日
2018年1月19日 -
[China Daily]Studying abroad: Wise decision or not
Columbia University. [Photo provided to China Daily]Studying abroad was seen for long as a guarantee of a great job and a promising future. But that view no longer holds. A recent survey by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a Beijing-based think tank, which polled 1,821 young people who had studied abroad, found about 40 percent of the returnees’ monthly salaries to be below 6,000 yuan ($922), lower than the average monthly salary in Beijing of 9,942 yuan. Up to 68.9 percent of those polled acknowledged that their pay was below expectations.The survey also showed that while the returnees enjoyed advantages over domestic students in terms of a global view, English-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they had a hard time fitting into the local job market.Studying abroad is a universal plan B for those who don’t have a better choice, but applicants who have an overseas education don’t necessarily enjoy an edge in the job market, according to Feng Lijuan, a human resources expert at 51job.com. Some experts say in order for Chinese students to reap the benefits of studying abroad, they need to "be pushed out of their comfort zones".But others believe the advantages returnees have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Studying abroad can be a life-changing experience as the students have to deal with everything in a completely new environment."By adapting to, communicating with and understanding a different culture and people, students can change their attitude toward studying and life, which has a lasting impact on their careers and personal lives," says Xie Shaoyuan, marketing director of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Group.So, should students still go abroad to further their education despite the current low-income prospects?At an international cultural festival held in October at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in Hohhot, resident studen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alk with a Chinese visitor. [Photo provided to China Daily]YESGlobal experience outweighs the financial burden.1. Studying in a foreign country can be a life-changing experience as students have to learn about different cultures and interact with people from various backgrounds. It is also a good way to nurture their sense of empathy and global competence.2. Today, studying abroad may not be as financially rewarding as it was a few years ago, but the connections and the new worldview developed through this unique experience is precious.3.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t will take them longer to earn what they have spent on their studies abroad, but with the right career plan they are likely to have a good future. Besides, with command of a foreign language and an international network, their salaries will see greater increase in the long run.NOCareer success not a given; opportunities at home.1. A foreign diploma is no longer a passport to a good job. Returnees do not necessarily enjoy an advantage in the local job market, compared with domestic graduates. The key to success is to work hard and have a clear goal, no matter where you study.2. Many Chinese youth pursue higher education overseas to avoid the pressure of the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 or seek to cushion their landing in the fierce job market. For those who find it hard adapting to a foreign environment, studying abroad is not a wise choice.3. It costs much money to study abroad, which is a financial burden for many families. And with China’s rapid development, students might miss some great opportunities at home if they spend years abroad.From China Daily，2018-1-17
2018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