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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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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苗绿: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
苗绿,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兼秘书长 我国正处于全面复兴与崛起的阶段,也是前所未有需要重视国际人才竞争的关键时刻。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个新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与此同时,全球化已进入第四个浪潮——全球经济治理转型升级的新阶段。面对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面临重大调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表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 从经济全球化流动中的企业主体来看,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和价值链重构引发新的全球商业版图调整。国家要在这一进程中取得国际竞争优势,关键是人才和创新。 纵观当今世界,谁拥有了人才培养、开发、使用的优势,谁就拥有了国际竞争优势。从根本上讲,国际人才竞争是培养、发现和使用人才的机制和制度的竞争,亦即人才战略的竞争。因此,需要研究并制定实施国际人才竞争战略,努力营造人才辈出、人才集聚、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把丰富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才资源优势,以人才赢得国际竞争的胜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才全球化趋势将不可逆转,国际人才竞争更为激烈。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从现在到二〇二〇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坚定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等国家战略。为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同时又提出了“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的要求。 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和目标,2008年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引进国际高层次人才的政策及战略,包括2008年推出“千人计划”、2010年出台“青年千人计划”、颁布《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1年出台“外国专家千人计划”以及推出“人才特区计划”、2012年实行“万人计划”,试点改革绿卡、居留、签证以及出入境制度,开始从面向国内人才资源到面向国内国际两种人才资源,实施更为开放的国际人才竞争战略。这些举措加大了人才的回流力度,但仍存在法律法规相对滞后、政策协调连贯性较差、政策法案规定模糊及操作性不强、人才发展配套环境有待完善、信息服务平台不完善等问题。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分析,我国的外国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只有0.06%,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0%)和世界平均水平(3%),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几乎为世界最低水平。同时,来华留学生比例仅为0.05%,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8%的平均比例。 当前,我国正处于国家全面复兴与崛起的阶段,也是前所未有需要重视国际人才竞争的关键时刻。国际人才竞争,将决定我国走向世界的命运。因此,我国必须根据自身国情,借鉴其他国家的战略手段,扬长避短,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完善和出台一系列能够与世界上主要国家进行竞争的国际人才竞争战略,引进自身需要的外籍人才,培养并留住更多的本土高层次人才,广纳天下英才为我所用,助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加快建设人才强国,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特别指出:“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鼓励引导人才向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基层一线流动,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这些新要求是加快我国人才培养的重要指引。 针对提升中国国际人才竞争战略,笔者建议:一是提升战略的法制化水平;二是建立移民制度,吸引优秀国际人才;三是放宽人才流动限制;四是试行普惠制人才激励政策;五是完善人才库及服务平台;六是提升人才发展环境;七是加强国际化人才培养;八是扶持国际人才竞争相关智库建设;九是处理好国际人才竞争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十是发起设立国际人才组织。 在党的十九大新的人才政策指导下,我国将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加积极的举措去参与国际人才竞争,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人才竞争战略,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文章选自《中国教育报》,2017年10月27日
2017年10月30日 -
【美中时报】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博士访谈录
2017年11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将首次访问中国。为了解美国政界、智库界、商界对当前中美关系的看法,研究中美关系的走向,全球化智库(CCG)专家团于10月份赴美访问,与有关机构展开交流、调研与论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日,就这次访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博士接受了美中时报的独家专访。美中时报:“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献策”是CCG的定位与宗旨。其中,中美关系更是CCG关注与研究的重点,发布不少研究成果。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华前夕,CCG此次美国之行的出发点和意义在于哪些方面? 王辉耀:此次美国之行,CCG团队在5天时间举办12场活动,与美国最具影响力民主党、共和党、无党派智库,美国企业精英组织,美国参议院、众议院议员、在美知名企业高管等多方交流,创下中国社会智库在美国活动的记录。 CCG的此次出访响应了不久前刘延东副总理提出的加强中美间的人文社会交流,CCG作为智库出访美国即是人文社会交流的重要方式。而我们的这次出访也为即将到来的中美会晤做了准备。通过我们的访问,美国方面了解了更多中国的现状,中美发展的机遇和在美中国企业的诉求,而我们也更加明白美国方面的政治决策,美国各界对于中国的看法等,在我们看来这些对中美未来合作发展都会有很大帮助。 此次CCG带着自身的研究成果与美国能够影响政策制定的各方人士进行了意见交换,让美国社会更好地了解了中国以及在美中国企业的需求,消除和化解美国各界对中国的疑虑。作为社会智库,CCG的优势在于更多地强调人文社会的交流,因此也能够从社会交往的层面来影响与美国政府决策直接相关的智库的想法和建议。在此次美国行的过程中,CCG不仅传达了中国声音,也了解到美国社会表达出的不同声音,对高层交流做出了补充,弥补了民间交流的不足。 美中时报:经贸关系被称为两国合作的压舱石,也是美方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据美中时报了解,CCG就中美经贸问题提出过许多建设性观点。这次美国之行,你们提出了哪些建议? 王辉耀:对于中美两国经贸的合作和发展,我代表CCG提出了四个建议。 首先,中美可以在基础设施方面加强合作。目前特朗普政府有意发展基础设施却没有牵头部门和启动资金,而即使是在经济发达交通网络密集的美国东北部和加州,其基础设施也远落后于中国。因此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来解决美国目前资金不足的问题,并以此推动双方经贸关系的改善。 第二点,美国应放宽中国对美投资。美国希望使制造业重回美国,而中国的投资即能帮助美国实现这一目标。以中国的福耀为例,福耀先前收购了通用汽车的一个废弃工厂并把它变为全新的汽车玻璃制造厂,创造了三四千的工作机会。目前中国很多企业已经升级换代,能够满足美国市场的需求。而制造业是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去年一年制造业投资便占到中国对外总投资的40%。制造业的在美投资可为美国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 第三点,现在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严重,但显然美国方面忽视了人才贸易给美国带来的巨大顺差。目前美国有几十万中国留学生,每年能为美国带来几百亿美金的经济效益。而中国同样是美国投资移民最主要的来源国。在旅游业方面,中国去美国旅游的人员远超过美国来华旅游人数,这些方面都为美国创造了经济效益,但却没有被重视。所以美国不应该仅仅关注中美之间的贸易赤字,而同样应着眼于人才贸易带来的收益。 最后,在全球治理问题上,中美应该实现共治。美国退出曾主导的TPP,TPP趋于难产,而中国参与的和东盟等国正在谈判中的RCEP还难看到短期的结束。因此在接下来在越南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首脑峰会,如果中美可以围绕亚太打造一个合作新机制,推动FTAAP的建立,共同参与亚太区域的治理与发展,这会给亚太地区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动力 美中时报:美国方面关注的问题有哪些?目前对中美之间合作的担忧是什么? 王辉耀:在本次出行中我们了解到美国决策方目前正担心伴随中国迅猛发展的一些原则性问题,比如中国的去产能、钢铁倾销、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两国互惠力度的问题,以及中国履行WTO的义务的问题等。同时他们也在关注中美关系的走向,尤其是朝鲜问题带来的地缘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但美国方面对于“十九大”和“一带一路”都表现了很大的兴趣。美国主流社会基本倾向于支持特朗普加入“一带一路”的决定,而美国社会对“亚投行”的印象也大幅改善,这将影响到中美之间下一步的合作。 我们在交流中向他们表明,美国决策方对于中国的发展无需过度担忧,尽管中国还处于转型中,但中国的开放度已越来越高,市场限制在逐步放宽,知识产权保护等也在不断跟进,中美未来的发展应当是积极乐观的。按照现在中美的关系态势,中美关系在未来几年都能保持稳定状态。同时我们指出,中美最大的黏合剂就是经贸。中美间持续的经贸往来能够帮助中美保持稳定的关系。只要经贸能够正常发展,利益会帮助两国保持关系稳定。 美中时报:就CCG 团队和美国两党的交流看,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政策方向和对华态度上有何异同点? 王辉耀:在我们看来,两党主张的差别仍在于其传统,即民主党更重视人权,而共和党则更强调商业利益。尽管双方存在理念上的差异,但他们明显都意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在对华态度上,我们发现一些美国的专家学者政治领袖对中国的了解其实非常有限。而且他们并不了解中美经贸往来给美国带来的积极影响。因此我们认为以智库为代表的民间机构应加强同美国各界的往来以改变他们对华的认识和态度。 美中时报:就CCG同在美中国企业的交流看,目前在美的中国企业主要关注的问题有哪些? 王辉耀:在美中国企业的关注重点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在美的中国企业对于现在的投资审查和知识产权调查问题表示十分的忧虑。审查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的难度和成本,而这也会造成企业竞争力的下降。 第二是他们认为人才不够,例如两国智库间的民间交流,智库与企业的交流等非常有限。 第三,美国的审批流程在他们看来费时费力,缺乏效率,而他们需要根据美国决策体系的特点来调整他们的发展模式,这一点中美之间存在巨大的程序差异。 最后,当下中美关系的不确定也增加了他们对中美经贸正常往来的顾虑。 美中时报:针对特朗普政府,CCG认为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在何处? 王辉耀:基于我们对特朗普政府的了解,特朗普作为商人出身,对商业利益非常重视,而我们可以通过创造利益来维持中美间的关系。目前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大大改善,在很多全球议题,尤其是经济领域,中国和美国已处于同一个话语平台。为了中国更长远的发展,中国应当更多地从全球的视角审视自身的行为与决策,而不是仅仅从一个国家层面来看待自我。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展开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而就中国市场,我们认为中国的市场应该变得更开放。目前中国市场已经有能力抵御开放后带来的新的竞争问题,而开放未必会给我们带来重大损失,相反则可能进一步加快我国企业的升级和走出国门。 美中时报:CCG对中美关系走向有何看法? 王辉耀:为了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我们认为中美之间的经贸往来会更密切。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为了保障两国的安全,中美两国也会形成牵制,采取协作以避免朝鲜半岛态势的进一步恶化。此外,由于中国和美国参与的众多贸易组织发展均不理想,为了贸易发展,双方应该采取更有效的合作,建立新的贸易机制,这对两国的经济发展和关系稳定都有重要意义。在新环境下,国家间交往不应再仅限于经济与政治领域,而中美之间的文化社会交流也会拉动两国间的友好关系。文章选自《美中时报》,2017年10月25日
2017年10月30日 -
张燕生:新时代要提高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
专家简介张燕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大事件,直面当前全球治理环境的历史机遇和严峻挑战,提升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过去五年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取得的成就 五年来,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取得了多方面的重要成就。 推动构建与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相一致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同志指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对照现实可见,全球治理长期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不能体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也未能及时反映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因此,消除治理赤字是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一大紧要任务。而如何推动全球治理民主化、如何解决“发展缺位”问题,都是全球治理应面对的难题。过去五年,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方面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比如,G20既引入“和而不同”的中国智慧,又引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既引入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中国治理观,又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基于西方规则的国际秩序和规则体系;既反映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又公正合理地反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真正构建基于和平、合作和发展规则的,尊重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不同宗教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的,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全球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着力解决经济全球化中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受损的不平衡发展问题。 倡议并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方面主动作为。在当前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形势下,“一带一路”建设对于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各国内生发展动力、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包容普惠方向发展。在“一带一路”沿线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理念相同的共同体,致力于实现共商共建共享,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有助于构建优势互补、合作互动、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立和完善金砖机制,完善有效开放、基于规则、有利发展的多边国际经济秩序。习近平同志强调,“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必须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我们要以此为指引,构建不断扩大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朋友圈,建立国际最广泛统一战线,和发达国家一道,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 我国仍处于危中有机的国际治理环境 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对中国的发展而言,挑战与机遇并存。一方面,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另一方面,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这种形势下,要充分认识当前全球治理环境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把握世界发展大势,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主动做好转危为机的工作。 逆全球化趋势可能带来一定时期的全球不确定性。当前全球性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和竞争加剧。在此形势下,“中国要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推动改善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作出应有贡献。 全球性新工业革命如何带动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长加速,对中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一轮产业革命如火如荼,同时,全球生产率却明显减速,不但增速低于历史均值,而且持续时间较长。从短期看,生产率减速拖累了全球GDP增速,更为重要的是,全球生产率减速可能将是一种长期趋势,降低全球经济中长期增长水平。劳动生产率变化,一方面与技术进步有关,可用全要素生产率TFP反映,另一方面也与劳动者素质、人均资本存量等有关,可用劳动生产率与TFP的差额反映。全球劳动生产率减速主要由技术进步减速导致。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人均资本存量、受教育水平等因素仍稳步增长,对劳动生产率增长有较大的正向贡献。 全球经济治理向何处去的困境,对中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G20杭州峰会留下了深刻的“中国印记”,包括“六个首次”:首次全面阐释我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首次把创新作为核心成果,首次把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首次形成全球多边投资规则框架,首次发布气候变化问题主席声明,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二十国集团议程。要推进全球治理改革,一是需要建立“基于公平”的共商共建共享合作机制,处理好包容性、共享性、公平性发展问题,推进绿色、开放、普惠、包容、共享的跨境贸易、投资、金融、产业合作。二是需要制定“基于创新”的增长蓝图,解决好实体与虚拟、金融和创新、资源开发和非资源产业、人力和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平衡发展问题。三是需要建立“基于发展”的战略支点,统筹协调好增长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现有增长有发展有共享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新时代面临新机遇 面对新时代新要求,应作出怎样的努力,全面提升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能力? 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强调:“当前形势下,全球经济治理特别要抓住以下重点:共同构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大局;共同构建开放透明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格局,巩固多边贸易体制,释放全球经贸投资合作潜力;共同构建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推动全球绿色发展合作;共同构建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以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目标,共同增进全人类福祉。”按照上述工作重点,我国积极推动“和而不同”的包容发展,构建新型合作关系,推动全球治理改革,不断增强创造和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的能力。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对此,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中国要带头推动同舟共济而非以邻为壑、相互协调而非孤立主义,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蔓延。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世界命运掌握在各国人民的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文章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6日
2017年10月30日 -
龙永图:“一带一路”和跨境电商新贸易发展
理事简介龙永图,全球化智库(CCG)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2017年10月26日消息,第四届中国(杭州)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潮起钱塘”第二届全球跨境电商峰会在杭州举办。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理事、秘书长,全球CEO发展大会联合主席、全球化智库(CCG)主席龙永图出席了本次峰会,并就《“一带一路”和跨境电商新贸易》主题发表了演讲,他表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在此大背景下,我国的跨境电商的规模迅速增加,2016年已经达到6.3万亿,超过了国家进出口总额20%。根据阿里研究院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跨境电商的总额将达到12万亿,超过中国进出口总额37%。 同时,龙永图指出,发展跨境电商最重要目的是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从三方面发力: 第一,是要充分利用电子商务这样一个新的业态、新的模式为实现“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的目标服务。 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大力支持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 第三个方面,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发展跨境电商的平台,能够推动电子商务在电子商务扶贫和青年创业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以下是演讲实录:“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非常高兴能够再次参加在杭州举办的跨境电子商务峰会,并就“一带一路”和跨境电商新贸易为题,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大家知道,习近平主席在今年5月14日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当中曾经指出,要坚持创新驱动,连接21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跨境电子商务作为数字丝绸之路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实现“一带一路”的宏伟目标方面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国政府对“一带一路”与跨境电商给予高度重视,在去年年底,由商务部等三个部委发布的“十三五”电子商务的规划当中也明确提出了要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电子商务合作。我们所在的浙江省也提出了要以“一带一路”作为引领统领全省新一轮对外开放的这样一个要求,根据这一要求,这次峰会特别以“网上丝路,联通世界”为主题,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在推动跨境电商、在实现丝绸之路的这样一个宏伟目标当中,能够起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把跨境电商的发展放在“一带一路”发展的大框架之下来进行考虑。大家知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目前来说是在全世界最贫穷、最封闭,也是地缘经济最困难的地区。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最重要就是希望能够帮助这些国家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我觉得我们的跨境电商也必须服务于这样一个总的目标,推动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发展跨境电商最重要目的,我觉得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发力。 第一是要充分利用电子商务这样一个新的业态、新的模式为实现“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的目标服务。习近平主席指出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我们中国的对外开放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也深深体会到国际贸易对中国发展的重要的作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是一无所有,一无资金,二无技术,我们仅仅有廉价的劳动力,当时正是通过了搞加工贸易,就是进口一些原材料、零部件在中国进行简单的加工以后再出口,通过这种加工贸易的形式我们取得了经济增长的第一桶金。目前“一带一路”的沿线的绝大部分国家都和中国当时处在同样的状态,所以我们要实现“一带一路”经济的发展的突破,我觉得也应该选择国际贸易。这种情况下,跨境电商作为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显得很重要,大家知道发展经济关键是企业,发展国际贸易关键是从事国际贸易的主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中国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就是因为我们在解放从事国际贸易主体这样一个问题上实现了重大的突破。 我们遵照我们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中放开贸易经营权的承诺,一下子使得中国的国际贸易从过去由一两百家国际贸易公司垄断的局面,变成了几万家、十几万家、几十万家外贸企业从事国际贸易的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局面,昨天我在萧山区还听到萧山的同志讲,在中国入世之前整个萧山只有一家国际贸易企业,入世以后一下子增加有两千个从事国际贸易的企业,从事贸易主体企业的数量和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的国际贸易的发展,而国际跨境电商它的主要特点就是一下子把成千上万个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从国际贸易边缘化的地方推到舞台的中心。所以互联网贸易包括跨境电商最大的特点就是解放了成千上万个中小企业,使它们成为国际贸易积极的参与者,我相信在我们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跨境电商的合作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培养跨境电子商务的企业主体,在这个方面怎么样更快地建立起必要的基础设施,训练出一些必要的人才,从而使得更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小企业参与到国际贸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 所以我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定要充分发挥跨境电商的这样一个开放性、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培养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进入到电子商务平台,参与到国际贸易的这样一个大的制度当中,从而形成我们在贸易畅通当中的“网上丝绸之路”。中国电子商务发展具有先发优势,中国产生了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的电商企业,我们中国在促进贸易畅通、发展跨境电商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我们应该义不容辞,来承担起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的担当。 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大力支持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习近平主席讲产业是经济之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只搞贸易是不行的,只有发展产业才能使这些国家强起来。我记得几年前我曾经和马来西亚的贸易部长做过一次对话,他告诉我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给马来西亚带来一个深刻的教训,就是我们不能只搞贸易,我们过去从事贸易特别是大宗原材料的贸易,我们出口石油、天然橡胶、棕榈油,一旦这些商品的价格大幅下跌,整个国家的经济就会处在一种崩溃的边缘,所以我们要学习中国、其他国家来发展制造业,来发展我们的产业,这才是马来西亚强盛发展的一个根本之路。在这个方面,我觉得跨境电商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快的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发展找出一个突破口的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当中,我们要学习一下杭州和其他地方的经验,支持我们的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电商平台走出去开拓新的市场,推动品牌技术和知识的出海,与此同时也就帮助了当地国家、当地的中小企业建立起自己的产业平台,在产业合作方面开始我们的“一带一路”的新的合作领域。我们要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电商平台,能够获取性价比更高的原材料零部件,从而也帮助他们能够在电商平台上找到自己的市场,从而能够逐渐地实现制造业的标准化和规模化。同时我们也希望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合作,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物流企业和其他产业链的各个组成部分合作,在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里面,逐渐实现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形成定制化、智能化的新产业。 第三,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发展跨境电商的平台,能够推动电子商务在电子商务扶贫和青年创业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大家知道“一带一路”的目的不仅仅是发展经济社会,不仅仅是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要通过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民心相通,进一步的凝聚“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团结和合作。在这个方面,我们跨境电商在两个重要的领域里面大有可为,一个是电商扶贫。电商扶贫在中国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在我出生的西部地区,通过电商平台,使得许多的农村特别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取得了很快的发展,我读过一篇报道,在远离西藏拉萨一千多公里的阿里地区,在一个海拔7000多米的高原乡村里面,一个年轻人打造一个电商平台,一下子使得这个村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电商扶贫的经验在我们中国有实践,很值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参考和借鉴,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大量的贫困人口,反贫困、减少贫困一直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大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电子商务在这个方面根据中国的实践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第二个方面,应该支持青年的创业创新。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互联网产业就是青年产业,我们的年轻人在互联网产业当中大有可为,而且沿线的国家年轻人很多。前一段时间我碰见一个在中巴经济走廊回来的中国工程师,而且我也和巴基斯坦一位高级官员做了交谈,他就讲到巴基斯坦有两亿人口,其中65%以上都是青年人,这些青年人他们现在也大量的学会了上网使用手机,在两亿多人口当中有1.25亿人有了自己的手机,而且有五千万人能够上网,所以在青年当中通过互联网来发展互联网经济,特别是发展跨境电商具有很良好的基础,在这个方面我们要争取习近平主席所讲的,在互联网的时代,应该帮助青年建立创业的空间、创业的工厂,成就未来一代青春的梦想。我觉得我们的跨境电商事业不仅仅在于促进这些国家的贸易畅通和产业发展当中发挥作用,也应该促进电商扶贫和青年创业,我觉得通过做好这两件事,我们一定能够使得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心靠得更近,因为贫困人口是一个社会的薄弱环节,我们帮助了他就帮助了这个国家,帮助了这个社会,青年是这个国家的未来,我们帮助了青年也帮助了这些国家实现了未来的梦想,所以我们跨境电商不仅仅是促进贸易创痛方面、深化产业合作方面能够大有作为,在促进民心相通方面也有广阔的前景。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贸易有非常广阔的前景,在过去三年当中,我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潜力很大,特别是我国的跨境电商的规模迅速增加,2016年已经达到6.3万亿,超过了国家进出口总额20%。根据阿里研究院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跨境电商的总额将达到12万亿,超过中国进出口总额37%。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在加强中国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的跨境电商的企业,我们觉得完全有可能在促进跨境电商在“一带一路”的合作当中发挥主导的作用。实际上,全球的跨境电商也正在迅速的发展,根据麦肯锡的报告,目前全球跨境电商在全球贸易当中的比重,货物贸易已经占到12%,服务贸易方面50%的跨境电商的服务贸易都以数字化的形式来呈现。所以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我们发展中国的跨境电商的前景是十分好的,当然我们也面临巨大的挑战,比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的建设特别是跨境电商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40亿人口当中,有39亿人现在还不能上网,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继续加大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我们扩大跨境电商的一个重要的瓶颈。因为只有扩大了这样一个互联互通的建设,我们才能进一步发展跨境电商的重要的产业链的部分,也就是物流。 此外,我们还需要看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历史文化,甚至经济、社会制度、宗教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发展跨境电商方面进一步统一认识,使大家能够对跨境电商这样一个新的业态建立信心,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总之,跨境电商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有很大的作用,最后我就想讲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在跨境电商的重要领域里面制定新的国际贸易规则的问题。虽然世界贸易组织在98年就提出了制定跨境电商国际规则的建议,但是由于过去很多年以来跨境电商种种原因发展滞后,所以国际跨境电商的规则制定一直没有大的突破。在这样一个方面,随着全球跨境电商的发展,特别是中国跨境电商的发展,我们中国的企业首先提出了建立跨境电商全球规则的问题,这个方面阿里巴巴提出了eWTP,起到了一个相当大的作用,而且在去年的G20的峰会上正式写入了公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在建立全球贸易规则,在跨境电商方面,我们是有很重的作用以及有很好的条件。 我想给大家描述一下跨境电商贸易规则的制定的一个路线图。第一,我们首先要在国内就跨境电商的流程、标准、监管等各个领域形成一套中国的做法。刚才徐市长、梁省长还有我们的商务部的领导都谈到了通过综合试验区的工作已经形成了很多好的做法,这些好的做法都可以首先在国内推广,然后我们逐渐地拿到国外去,来和国外的企业、国外的政府进行交流。所以第一我们要总结好自己的经验,推广好自己的经验。第二,我们要走出国门,和各国的企业、各国的政府特别是我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府来推广中国在跨境电商方面的政府监管、企业发展方面的经验,使得他们能够从中国的经验当中得到借鉴。另外,如果我们能够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支持,我们在促进跨境电商的国际规则方面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因为在几十年世界贸易组织制定国际规则的过程当中,曾经出现许多的所谓“诸边协议”,就是开始并不是得到普遍的政府的支持,而是得到二三十个政府的支持。这些“诸边协议”可以首先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中大家形成共识,再和其他一些愿意参与这些共识的国家一起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一个跨境电商的“诸边协议”,就像我当年参加WTO谈判的时候,国际信息技术产品协议仅仅是一个“诸边协议”,但是现在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成为全球信息技术产品协议已经为WTO所接受,成为WTO全球规则体系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衷心的希望杭州综试区作为在13个综试区走的最前面的一个试验区,能够进一步总结好自己的经验做法,把它作为制定全球规则最重要的基础。 刚刚闭幕的十九大提出来,中国要走向一个强国之路,我们走向强国之路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我认为中国成为一个全球强国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中国成为全球制定规则的一个参与者,甚至是引领者。如果我们在跨境电商方面有所突破,那我们在全球治理和制定规则方面就可以迈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步伐。所以我衷心的希望,我们的杭州试验区和其他的一些试验区,能够认真地总结自己这些年来在制度创新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把跨境电商业务流程、技术标准、监管模式、保护知识产权、维护跨境电子商务的质量安全方面认真地进行总结,这样的话,我觉得将为中国参与全球跨境电商的贸易规则作出重大的贡献。 最后,我衷心的希望跨境电商论坛成功,而且在总结我们在这些年来在探索制度创新方面的经验,从而为我们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作出我们的贡献。祝这次论坛成功。谢谢大家。(本文为速记初审稿,保证现场嘉宾原意,未经删节,或存纰漏,敬请谅解。)文章选自亿邦动力网,2017年10月26日
2017年10月30日 -
【华西都市报】2017亚洲教育论坛年会五大论坛聚焦教育话题 专家:中国人才政策要更注重国际化
“前段时间,我去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考察,那里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留学生毕业后想留在中国工作。”10月28日,在“2017亚洲教育论坛年会暨“一带一路”教育合作大会”“一带一路”高校智库论坛上,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做《全球化下的国际人才竞争力与中国人才发展》的主题演讲,他提及,在全球化浪潮中,经济等全球化带来了更多人才的流动,中国也应当张开怀抱吸引更多的国际人才进来。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这也正是新时代如何引进国际人才面临的新议题。王辉耀在演讲中提到,中国的人才政策要更加注重国际化,聚更多外国留学生在中国工作。 此外,“一带一路”高校智库论坛上,还有来自美国、法国、保加利亚、波兰、克罗地亚、印度等12个国家的专家,共同探讨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更好地运用“一带一路”高校智库资源,实现沿线高校在学术研究与人才交流上的互联互通。 据悉,“2017亚洲教育论坛年会暨“一带一路”教育合作大会”由中国高等教育指导,中国科技研发中心,亚洲教育北京论坛,成都市人民政府主办,大会邀请了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校长、专家学者,顶尖智库专家、及科技、教育、文化、经济领域的领军人物共聚成都,围绕高校智库、科学普及、国际教育、青少年发明、中小学教育改革等热点进行研讨和交流。 本届论坛设有五大平行分论坛,专家学者相聚一堂共话教育,除“一带一路”高校智库论坛外,还包括科技文化与科普教育论坛、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论坛、创意发明-中国青少年崛起之路论坛和互联网+教育论坛。 其中科技文化与科普教育论坛上邀请到了《科幻世界》杂志副总编姚海军、科幻作家韩松、中国未来研究会科幻艺术分会会长郑军等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探讨科幻、科普与科技教育等。 在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论上,与会嘉宾围绕中外国际合作办学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国际教育的发展方向及国际教育领军人物对话等方面展开探讨。文章选自华西都市报,2017年10月28日
2017年10月30日 -
张燕生: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专家简介张燕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十八大以来,包括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美国在推卸全球治理和全球化负责任大国的主要领导责任,英国脱欧引发的欧盟内部的分歧和分裂也在慢性发作,全球经济企稳向好的势头随时会面对“黑天鹅”、“灰犀牛”不确定事件而发生逆转,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在性质和重要性上发生的变化,都预示着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世界经济领域三大突出矛盾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一、 全球增长动能不足,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这次经济复苏是世界历史上最缓慢的一次。2009年以来,全球人均GDP年均增速仅有1.1%,是1990年以来最低的。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2015年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速只有十年前的七成,主要发达国家只有十年前的三成。即使是201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球经济出现全面复苏态势,且复苏基础遍及各种经济体。但它也不得不承认依然存在较长期的风险,潜在经济增长仍会较缓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始终是拉动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引擎。 二、 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说,全球治理供给不足。这种失衡被形象地称为“全球治理赤字”。如何消除这种赤字,是全球治理的第一大难题。全球治理长期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不能体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与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如何推动全球治理民主化,是全球治理的第二大难题。如何解决“发展缺位”问题是全球治理的第三大难题。目前,这“三大赤字”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全球三大经济体,美国在推卸全球治理的责任开始转向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欧盟深陷英国脱欧、民粹政治、保护主义泥潭。 三、 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1990年以来,发达国家普遍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困境。1%的金融寡头获得了最大的增长红利,99%的民众承担了科技泡沫、金融楼市泡沫破灭的代价。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深受1990年以来全球化伴随的两场大的泡沫经济之苦;另一方面,还不得不承受金融危机后,美、日、欧先后采取的各种类型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负外溢性影响;最后,还不得不忍耐近年来发达国家退出量化宽松、加息、减税、缩表、美国优先等宏观政策调整的代价。发达国家极右势力抬头,新兴市场参与全球治理意愿高涨反映了人心思变。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球经济治理观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关于完善全球治理改革。他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G20杭州峰会上,他全面阐述了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观。 一、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必须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当前,全球经济治理存在“平等”与“对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和政策。坚持“平等”的倡议和行动,如许多新兴市场学者说,“一带一路”很好,是一个以平等为基础,主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倡议,它从中国倡议变成我们的共同倡议。另一种是坚持“对等”的倡议和行动。如要求新兴市场采取“对等”的负面清单管理和市场准入措施;要求重新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但平等不是对等,对外开放不可能完全对等。 二、 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开放为导向 不搞排他性区域性或诸边贸易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事实上,十八大以来,我们经历了三种开放治理观的较量和演进。第一种是基于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多边规则体系推动的开放治理架构;第二种是基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排他性区域或诸边规则推动的开放治理架构;第三种是基于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WTP)一类微观交易网络规则推动的开放治理架构。目前最大的挑战是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之间的较量、妥协和变化。公平贸易隐含着的结论是双边贸易不平衡,保护主义和不公平竞争的结果,认为贸易逆差是“好伙伴”,顺差是“坏伙伴”。而全球化必然导致贸易不平衡。意大利前总理莱塔说过,民粹主义的根源在全球化。 三、 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合作为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的重点,是共同构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大局;共同构建开放透明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格局,巩固多边贸易体制,释放全球经贸投资合作潜力;共同构建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推动全球绿色发展合作;共同构建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以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目标,共同增进全人类福祉。其核心词是合作。然而,目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合作观。一种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大国间关系只有零和博弈。另一种是“和而不同”的包容,大国间关系可以超越零和博弈构建新型合作关系。中国积极推动后者,以合作而不是对抗,推动全球治理改革。 四、 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共享为目标 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不搞一家独大或者赢者通吃,而是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前面已经分析了传统全球治理有三个问题没有解决好:即公平(全球差距日益扩大)、创新(科技、金融、房地产泡沫侵蚀了创新动力)、发展(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问题)问题。“一带一路”将成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主动作为和最佳实践。当前全球产能严重过剩,全球流动性严重过剩,全球经济福利严重过剩,而“一带一路”沿线却严重短缺。如何把全球严重过剩的产能、流动性和经济福利通过全方位国际合作,转移到严重短缺的“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实现共商共建共享。习总书记指出,产能合作是把我国的技术、资金、管理和沿线市场需求、劳动力、资源等要素结合起来。依托项目群、产业链、经济区,在贸易、投资、技术、标准等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理念相同的共同体。在“一带一路”沿线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理念相同的共同体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它将有助于形成优势互补、合作互动、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十八大以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一、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推进国际秩序更加开放有效。在历史上,人类社会曾经历过三种不同性质的全球化。一是推动基于自然的全球化。如地理大发现、古代丝绸之路等标志性跨境交往活动,推动人类社会跨境活动的普遍开展。二是基于规则的全球化。即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贸易规则体系有序推进跨境活动的蓬勃发展。如1870—1913年,创立了国际金本位制度和自由贸易制度;1950—1973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体系,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WTO;1990年以来,建立了全球综合物流革命和供应链管理体系。三是基于开放包容的全球化。即现代新型全球化正在逐步替代传统标准意义上的全球化,建立基于规则多极、开放包容、创新驱动、绿色低碳的全球治理新体系。 推进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转型发展。二次大战后,国际社会基于对凡尔赛和约的反思,建立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等一系列国际治理组织,制定了能够确保经营好世界和平、合作和发展的国际秩序和开放型经济规则体系,形成了世界历史上少见的高水平开放期。由于二战后上述规则和组织推动了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开放期,也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兴盛期。谁把握住全球开放期与兴盛期重合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谁就能够取得经济快速崛起的增长实绩。基于开放的东亚模式与基于赶超的拉美模式取得不同的增长业绩,证明了开放的意义和作用。 推进基于和平发展规则的国际秩序创新发展。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基于市场机制、法治体制、西方规则的国际秩序体系,充分暴露了传统国际经济秩序的内在制度缺陷。以G20为平台的全球治理新机制开始重塑全球化,即引入“和而不同”包容的中国智慧,引入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方案,引入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中国治理观,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现有的基于西方规则的国际秩序和规则体系。既反映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也平衡公正合理地反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真正构建基于和平、合作和发展规则的,尊重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不同宗教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的,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全球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解决全球化中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受损的不平衡发展问题。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国际新秩序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形成了“五位一体”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二、建立增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 建立国际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机制。中国作为全球负责任大国,主动参与正式非正式、双边诸边多边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活动,逐步形成机制性安排,把宏观政策调整的外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尤其在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企稳向好的情况下,普遍采取退出量化宽松、加息、减税、缩表、增加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举措,很容易引发新兴市场资本大量外流、货币急剧贬值、外债负担迅速增加、国际收支状况快速恶化的冲击。推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需要从全球视野、世界责任、中国能力相匹配的角度,逐步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框架。在借鉴国际经验和重视国际合作的基础上,解决好中国有效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定位、目标、重点、机制和保障体系等重大问题,推动建立一个“战略清晰、内外统筹、平台多元、决策科学、配合高效、保障有力”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新机制。这既关系到中国近期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国际制度环境,也关系到中期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世界大国地位,还将关系到更长远的中华民族全面复兴大业。 建立国际贸易、投资、产业和其他结构性政策协调机制。贸易、投资和产业政策之间的协调,首先是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坚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敢于公开主张推进自由贸易而不是公平贸易,推进平等而不是对等,推进透明合理的投资审查而不是投资障碍。其次是在不平衡发展的背景下坚持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无论是市场准入还是参与竞争都坚持公平公正公开,能者上庸者下。为青年人、小企业和边远地区创造更好的条件参与国际交换、竞争与合作。第三是在全球经济低速增长的背景下推动低碳绿色发展。下一步的目标包括加强在推动低碳能源体系、能源立法与政策、标准制定、定价方式和治理机制的全方位国际合作和政策协调,确保实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各自国家自主贡献,为最不发达国家的项目提供融资保障,以及在多边论坛深化数据共享和透明度的合作。三、提升全球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能力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要因素是大国担当。目前,美、欧、中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发展直接影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新兴大国的担当,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一项重要公共产品。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希望通过构建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和美丽家园,以改造并替代“失序和碎片化的世界”。中美关系的基础是构建超越零和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增加战略互信,减少战略猜疑,真正做到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习总书记指出,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应该共同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这不仅有利于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合作,也有利于双方合作推动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中欧无论在经济政治关系还是在战略安全关系上都不是对手,而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由于美国正放弃支持并引领更加开放的全球市场,全球化对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也在全球引起了深刻的关切。在此紧要关头,中欧更应思考如何全面深化双边经济关系,增加贸易和投资,促进双方在气候变化、能源环境、全球治理等领域的合作,增进科技创新、基础设施、金融服务以及人员交流等方面的协作”。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二位因素是继续推动全球经济开放。习近平主席说,“历史上的兴盛期和开放期往往是重合的”。这个重合就是全球化时期,然而,当前的全球化有两种前途:一个是光明的前途,继续改善和改进全球化治理体系,推进全球贸易和投资开放,努力使全球化向公平、创新、良治的方向发展。另一个是黑暗的前途,全球化陷入间歇期,最坏的情景可能出现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或七八十年代的情景。在这种背景下,“一带一路”推动包容性的新型全球化向前发展,责任重大。一是需要建立“基于公平”的共商共建共享合作机制。处理好包容性、共享性、公平性发展问题,推进绿色、开放、普惠、包容、共享的跨境贸易、投资、金融、产业合作。二是需要制定“基于创新”的增长蓝图。解决好实体与虚拟、金融和创新、资源开发和非资源产业、人力和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平衡发展问题。三是需要建立“基于发展”的战略支点,统筹协调好增长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现有增长有发展有共享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三位因素是继续推动全球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和包容发展。G20杭州峰会留下了深刻的“中国印记”,包括“六个首次”:首次全面阐释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首次把创新作为核心成果;首次把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首次形成全球多边投资规则框架;首次发布气候变化问题主席声明;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二十国集团议程。中国推动全球经济发展计划之一,是“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涉及到亚欧非大陆上很多发展中国家,一些国家经济陷入了“低水平发展陷阱”,即始终无法突破贫困的恶性循环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另一些国家则长期无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即无法摆脱长期发展瓶颈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将为沿线相关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四位因素是赢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如“一带一路”的“五通”是最能够赢得民心的工程。其中,修铁路、修港口重要,修学校、修医院也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形成平等、公正、规范、绿色、共享的机制和文化。如“和而不同”,强调的是尊重不同文化、宗教、制度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包容是合作的基础。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平衡好基于规则和基于发展之间的关系。西方对“一带一路”批评最多的就是“基于发展”而不是“基于规则”,没有基于西方制定的现有标准、规则和政策体系的最佳实践。事实上,“一带一路”最重要的制度保障,就是要探索基于中国智慧的最佳实践,建立“基于发展规则”的先进适用型标准、规则和政策体系。这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着力点之一。 总之,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中国在积极参与和大力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主动作为、越来越贡献智慧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说,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展望未来,中国将在进一步完善国际秩序、构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机制、提升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建设等方面迈出更坚实的步伐,将我们共同生活的相互依存的“地球村”打造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美丽家园。文章选自《当代世界》,2017年第10期
2017年10月27日 -
【China Daily】Global talent flocking to work in China
A Russian student speaks with a representative of a Chinese company at the job fair held by Cirrus Project in Beijing on March 23, 2017. [Photo by Zhu Xingxin/China Daily]Forbes report says nation becoming major destination, international hubChina is becoming attractive to global talent on an unprecedented level because of the nation’s economic size and vibrancy, according to a report released on Saturday by US business magazine Forbes.The 2018 Global Talent Mobility and Wealth Management Report predicts the country will be a major exchange hub for global talent flow by 2022."By that time, China will be not only the largest export country of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but also a major destination for global talent to settle down," said Russell Flannery, Shanghai bureau chief of Forbes China.No country in history has met both criteria, he said, adding that although India used to have the largest number of students overseas, it has not been attractive enough to global talent, such as people from the United States."China’s role as a hub in global talent mobility will further consolidate, and it will help the country to integrate its educational resources globally. Meanwhile, it will provide more competitive job opportunities for overseas talent," Flannery said.It is the third year in a row the report has been jointly released by Forbes and Wailian Overseas Consulting Group, a Shanghai-based investment and immigration company.Kenneth Jarrett,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hanghai, said he has witnessed a growing number of US workers coming to China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as well as more Chinese students returning to China to set up their own businesses.To him, this is an indicator of China’s increasing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lso attached greater importance to global talent, especially since the Recruitment Program of Global Experts, also known as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was introduced by multiple government agencies in late 2008.As of the end of last year, the country had attracted more than 6,000 high-level overseas workers through the program.At the same time, the return of talented Chinese who studied or worked overseas has been noticeably increasing. Experts i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ctor have made up the majority of returning talent, prompted by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and rising domestic companies, according to the Forbes report."While other countries are tightening their immigration policies, China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come up with more open and friendly talent policies to attract world-class talent," said Wang Huiyao, founder of the think tank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From China Daily,2017-10-23
2017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