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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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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推动公务员选拔机制创新
专家简介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公务员作为就业的热门选择,其选拔机制备受社会关注。从一般国际经验来看,世界各国根据其国情和发展特点,通过社会培养、考试选拔、民主推荐等多种机制有机结合,形成了适合其国家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发展的公务员选拔制度。 印度人口基数大,公务员选拔竞争激烈,采取与中国类似的“国考”方式选拔,但其制度相对比较灵活;德国、澳大利亚等采取了“按需招录”的方式,其中,澳大利亚的招聘方式更多元,既有随机招考,又有针对学生毕业季的成批招考,还有部分招聘工作则委托给专业猎头,其选拔对象呈现出国际化的特征,既对国内公民开放,也对国际移民开放。美国公务员选拔,特色之一是从社会各领域的精英中挑选人才充实公务员队伍:各级政府每年都要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中聘用大批专业人才到政府机构中供职;政府官员需要充电时,往往回到大学进修或者到科研机构通过参加课题研究来提升自己。 近年来,通过不断的自我创新,我国公务员选拔制度也更趋规范化、专业化,尤其是在民主推荐、改进竞争性选拔办法、改进优秀年轻干部选拔机制、分类考录、提升公务员考录的公平性和科学性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改进。从我国公务员队伍发展的情况以及未来社会发展需求看,我国公务员选拔可以也应该借鉴各国好的经验,多元化选拔。比如建立对体制外人才的选拔机制,拓宽海外高层次人才进入渠道,增加对金融、法律等专业性强的部门人员选拔的灵活度等。另外,还可以借鉴一些国家的“按需招聘”,建立起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等多方流动机制,增加公务员选拔的灵活性,推动公务员队伍与社会各个行业、领域知识和文化的有效对接,形成整个社会人才队伍的良性循环。当然,我们只能根据我国国情和体制机制的具体情况有选择地借鉴别国经验,而不是全盘照搬。 公务员队伍建设对于国家可持续发展和参与全球治理水平的提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在我国当前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公务员队伍作为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和创新者,更应该从提升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的全局着眼,进一步加快选拔机制的创新。(作者为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文章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4月26日
2017年4月27日 -
洪为民:拥抱大湾区 深港合作从“心”出发
“拥抱大湾区机遇,需要从「心」出发,摒弃互相争先的心态,在珍惜自己的优势和价值的同时,也看到对方优势和价值,才能一同建立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品牌。我们尤其应以深港合作为切入点,以科技合作丶金融合作及专业服务合作为契机,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在「一带一路」及世界舞台绽放光芒。”理事简介洪为民,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前海国际联络服务有限公司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笔者相信这对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常态化合作机制丶协调三地基建及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品牌有很大帮助。粤港澳大湾区由广东9市(广州丶深圳丶珠海丶佛山丶惠州丶东莞丶中山丶江门丶肇庆)及港澳两个特区所组成,总面积5.65万平方公里。截至2015年末,粤港澳大湾区区内总人口6765万,GDP总和约为1.3万亿美元,区内进出口贸易额达1.5万亿美元。大湾区亦拥有世界级的海空港群,机场年旅客输送量接近1.4亿人次,港口集装箱输送量接近7200万标箱。随着港珠澳大桥丶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珠三角区域逐渐一体化,有利形成高端丶开放丶创新丶具实力的「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体。大湾区的优势互补长久以来,香港和广州丶深圳丶东莞丶惠州丶江门等城市都有密切联系。2015年5月,中国社科院发表的《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指香港「创新不足丶守成有馀」。但是香港在法治程度丶制度建设丶基础设施丶衞生与教育丶商品市场效率丶劳动力市场效率丶金融市场发展水准等方面还是要比任何一个内地城市要高,只是近年一直找不到新的增长点。深港密切合作成为双子城,那就是强强联合。深圳近年致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已形成良性循环,是继美国矽谷後的全球第二个创新科技之都,在应用技术方面领先。香港是全球服务业主导程度最高的经济体。然而,香港现时依重传统的支柱产业,即贸易及物流业(23.9%)丶金融业(16.5%)丶专业服务及其他生产性服务(12.4%)丶旅游业(5%),在新兴丶规模较小但具潜力的产业投放资源却有所不足,加上高地价和工资使香港的营商成本高企,不利中小企(尤其是初创企业)健康发展。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在融资市场上具有良好的结构及背景,香港在初创的天使投资,到A轮丶B轮丶C轮的投资,银行借贷丶上市融资,甚至私有化取消上市,以至私有化再估值再上市,都有充分的经验。香港的法律丶金融及市场体制健全,给予国际投资者信心,加上货币自由流通,是进行融资的好地方。融资又恰恰是科技创新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香港的设计,品牌市场化丶国际化也有很大的优势,能够和国际接轨。如果以香港丶广州和深圳的大学基础科研,香港丶深圳的融资,香港的品牌和设计,加上深圳的应用科技和创新,广州丶东莞丶惠州的高端制造业,香港的国际贸易配套和市场化,以及大湾区的空运和海运能力, 这简直是一条全球独一无二的完整产业链。过去一段长时间,粤港合作都处於一种不对等关系,粤港合作虽也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但总的来说都是快餐式合作。有些时候香港给人的感觉就是粤港深港合作就是要对港资更加开放,但有没有想过你香港又带给人家什麽价值呢?而内地对香港的了解也是流於片面,文化的差异也影响到沟通的效率。改变城市本位心态曾几何时,香港人对深圳的印象是罗湖商业城和东门的「A货」与翻版碟;东莞就是一间又一间的加工厂。一觉睡醒,深圳和广州经济总量和香港已经不遑多让,东莞也搞起了高科技。虽然「软件」方面香港还是有很多领先,但是已经不容许香港带着歧视的眼光去看这些「小老弟」。如果粤港澳大湾区还是要以某某市为中心,为龙头的话,又会陷入以前的心结。广州人文荟萃,历史悠久,又是省会和五大国家中心城市之一,当然认为自己是「老大」;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又是「中国矽谷」,当然也不愿意做小弟。而香港过去长期是珠三角区域最发达的城市,做「老大」做惯了,那麽大家要怎麽实现精诚合作呢?笔者认为,要发展大湾区,最重要是改变心态,从城市本位变成大湾区本位;放下成见,以大湾区集体利益为依归,从「心」出发,才能达至共赢。香港这几年出现一部分人仇视内地,惧怕共融。反过来,透过传媒,这种反对内地合作的声音又被放大,引起内地对香港的不满和怀疑。但是,我们没有选择,面对全球竞争和中国走出去战略及「一带一路」,如果我们还是没有解开心结,还是看不到「合则双赢,斗则俱伤」的情形,如何面对全球的竞争?这需要有促成合作的勇气丶魄力与干劲。粤港两地政府必须掌握形势,加强联络协调工作,尤其是让港深双子城得到最好的发挥。要拥抱大湾区的机遇,双方要以互惠互利的区域思维去协作,在「一带一路」发展策略分一杯羮。在粤港合作上,从深港出发,是一个很好的组合。虽然香港和深圳在很多方面仍存在着一些差异(如人口结构丶产业结构丶社会体制),两地的优劣恰巧互补,可以发展成双子城市关系(twin-cityhood)。硬件上,两地应加强协调一些基础建设的规划,以机场发展为例,香港机场与深圳机场若能有效连接并作适当分工,相信双方中短期内都没有兴建新跑道的必要。软件上,香港虽然在若干领域上(如法治建设丶讯息流通丶国际联系)领先深圳,但当香港被批评创新力不足的时候,深圳则被评为国家最具创新能力的城市之一。香港是外商高度信赖的国际都会,深圳则充分掌握内地市场,故港深绝对有条件合力构建中外资金双向流动的最佳通道。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立足点,向「一带一路」国家走出去是粤港澳很自然的发展路径。经过多年岁月蹉跎,面对我们今天资金驱动(capital driven)的经济模式,不少问题如物价地价高企丶缺乏实体经济支撑的问题一一涌现,香港实在需要透过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机会,藉着区域发展合作,向创新驱动(innovation-driven)的经济模式转型。我们不应错过这个黄金机会,我们不是要再争大湾区内「谁是老大」,而是整个大湾区和其他湾区经济体,如纽约湾丶东京湾丶伦敦湾比试。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品牌湾区城市群经济在世界上不是新事物,只要我们自己改变城市本位的思想,对外宣传的时候突出大湾区,就能够逐渐建立起「粤港澳大湾区」的品牌。「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即使在今天就已经比纽约市和三藩市湾区高,将来如果建立起「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专业服务中心,「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智造中心,「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中心等品牌,决定有机会争做世界第一的湾区品牌。要加强大湾区合作,必须在人流丶资金流丶物流和讯息流四方面加强流动。由於「一国两制」及国家金融还没有完全开放,今天路路畅通还未实现。一些历史的原因,大湾区内的基建设计也不完全科学。要建设好大湾区,中央和各地政府应该在基建方面更科学的规划和加强投入,建立真正的「一小时生活圈」,并对大湾区居民的出入境提供便利。广东省和各自贸片区,也应该携手港澳,向中央争取更宽松的金融政策,便利资金流。科技合作笔者认为深港科技可以从多方面深入合作,例如大数据丶智慧型城市丶移动互联网丶云计算丶电子政务丶数码娱乐丶电子商务丶互联网金融等。过去深圳欠缺世界顶级的大学去培育优良人才,基础研发机构也相对不多。香港有10间大学,当中有数间更是世界排名100大的大学。在科技合作方面,港深可以发挥协同效应,把全国乃至全世界优秀的科研人才集聚在一起。港深无论在人才上丶企业上,都有一定的合作空间,互补长短。我们下一步应一同思考,如何加大丶加快大湾区在人才丶科研丶产业丶企业之间等创新要素的流动,借助香港这个平台协助人才更市场化丶国际化;在产品的科研丶服务的创新方面多作投放,协助企业及产品「走出去」。专业服务合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2016年香港「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的讲话,特别提到了香港服务业专业化优势。「一带一路」建设涉及海量的商业活动及跨境贸易,需要专业服务配套以作保障。香港有良好的制度,在法律丶会计丶金融丶工程等领域均设有与海外标准接轨的严谨监管机制,通晓两文三语的人才具备国际视野,受到中外机构欢迎及信赖。国企和民企走出去,需要做可行性和顾问报告,而商务谘询丶协约丶纠纷调解丶投融资等亦需要专业服务的支援。现时有愈来愈多的内地企业准备回应国家「走出去」的战略,对香港而言这是一次历史性机遇。但是香港土地和工资相对较贵,而且人口基数少,而专业服务其实是「知识型劳力密集」的,所以不少香港或者国际专业服务机构,都会在深圳建立面对内地客户的中心,配合香港的国际窗口,从事融资合并等服务。长远来说,打造出「深港『一带一路专业服务中心』」的品牌,成为协助内企走出去的跳板,并船出海。拥抱大湾区机遇,需要从「心」出发,摒弃互相争先的心态,在珍惜自己的优势和价值的同时,也看到对方优势和价值,才能一同建立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品牌。我们尤其应以深港合作为切入点,以科技合作丶金融合作及专业服务合作为契机,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在「一带一路」及世界舞台绽放光芒。文章选自丝路智谷研究院,2017年4月25日
2017年4月26日 -
朱锋:美国对朝结束“战略耐心”的政策含义
专家简介朱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特朗普政府的朝核政策来势汹汹。先是进入3月中旬以来,国务卿蒂勒森在亚洲三国之行中坚定地表示,奥巴马政府所实行的“战略耐心”政策已经结束,美国将把包括军事解决在内的方案都置于“桌上”,甚至不排除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后是特朗普本人连续发送5条涉及朝鲜的推文,指责朝鲜正在“找麻烦”。美国军方也在造势,气氛紧张,似乎表明美国对朝动手已经“箭在弦上”。 然而,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之后又强调朝核问题要“和平解决”。人们不禁要问,特朗普的朝鲜政策到底怎么了? “战略耐心”的由来 奥巴马政府2009年1月上台,当时美国和朝鲜在“谈”还是“不谈”问题上的较劲。关于六方会谈第二阶段朝鲜核设施“去功能化”的查证进程,当时美国要“看彻底”,朝鲜只让“看部分”。压垮六方会谈的“最后稻草”,一是2009年6月朝鲜的第二次核试验,二是2010年3月的“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这让奥巴马政府下决心“不再第三次被朝鲜欺骗”。 “战略耐心”政策有三大要素:一、不降低和朝鲜外交接触和对话的“门槛”,强调美朝对话或者恢复六方会谈的条件是朝鲜必须拿出“可验证的弃核行动”的诚意;二、加强对朝鲜的孤立和压力,谋求遏制朝鲜核导开发所需要的资金、设备和材料来源;三、提高对朝鲜的军事威慑,遏制和回击朝鲜的军事挑衅。 特朗普政府强调“战略耐心”政策结束了,一是因为在华盛顿看来“战略耐心”是一项无效的政策。2016年朝鲜两次核试验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2270号决议和2321号决议制裁朝鲜,已经创造了联合国对一个单一国家采取最为严厉制裁措施的历史纪录。即便如此,在中短期内仍无法达到让朝鲜态度软化、重回弃核义务的目的;二是 “战略耐心”政策持续了8年,已被认为是一项危险的政策。这8年中朝鲜已经进行了4次核试验、超过65次各种射程导弹试验。朝鲜的核导弹技术有了实质性的进步。 但对特朗普政府来说,放弃“战略耐心”政策,并不等同于直接启动对朝“军事打击”。 朝鲜半岛周边地缘战略力量布局、朝韩直接相邻的地缘特点以及朝鲜多年来的“先军政治”体制,都决定了1953年朝鲜战争之后,韩美对朝军事打击预案没有一个是低代价的。在朝鲜事实上已经拥有核武器的今天,对朝“军事打击方案”更是“说易行难”。美国长期缺乏对朝战争行动的决心,不是美国及其盟国没有对朝军事打击的能力,而是缺乏“成本与收益”之间划算的、可操作的预案。这是朝鲜半岛内、外的政治、经济与地缘战略结构所决定的。 军事行动准备将加速进行 虽然美军对朝动手不会进入“倒计时”,但特朗普政府宣布结束“战略耐心”政策,仍然是美国对朝战略的决定性变化。这一变化的直接作用,是华盛顿要将解决朝核问题列为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优先事项”。正如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在韩国访问三八线非军事区时所说,美国需要“引导各种国际资源”包括加强与中国的合作等在内,将打破朝核问题现有僵局、抑制朝鲜核导能力的发展列为最迫切和最主要的外交议程。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全力应对朝鲜问题将成为特朗普政府亚太战略的优先议题。 相应地,特朗普外交也将由此调整和展开。至少有五个方面的工作,特朗普政府将全力推进:一、继续动员美国亚太同盟国家,为应对朝鲜局势做深入准备;二、努力推动和中国等国的合作,重新启动在朝核问题上的“大国协调”进程;三、加大在联合国机构内的涉朝攻势,推动对平壤政权彻底的“去合法化”;四、说服东盟、欧洲、中东、非洲等国家,全面加强对朝鲜外交人员、商务活动和人员来往等方面的限制和打击,进一步切断朝鲜经营的“地下网络”;五、全力说服国际社会尽可能多地采取针对朝鲜的“次级制裁”行动,在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涉朝制裁决议之外,全面压缩、甚至断绝与朝鲜的人员、经贸往来,以求最大限度地扼杀朝鲜的金融与经济来源。 与此同时,美国对朝军事行动的准备将会加速。从2015年开始,美韩联合军演就开始包括对朝鲜的“斩首行动”、战略设施控制、心理战等诸多内容。美国在韩国的军事部署,也增加了防核、防化等军事行动能力。美日韩军事同盟框架内的协调也在不断深入。2016年美日韩联合举行针对朝鲜的反导演习之后,2017年3月,美日韩又联合举行了首度针对朝鲜的反潜演习。日韩涉朝军事情报共享协定,以及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等行动,都预示着对朝战争行动准备确实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和平解决的钥匙在美朝手上 说白了,特朗普的策略是利用全面施压,迫使朝鲜丢掉“拥核自保”的幻想。如果朝鲜不妥协,“压垮朝鲜”、甚至因为朝鲜新的挑衅行动而借机“打垮朝鲜”,就是这一策略的结果。美国的这一政策,尽管有强势的一面,但也有应对朝核困局、美国在竭力“求变”的一面。 中国主张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中国政府和人民珍惜传统中朝友谊。同时,中国对半岛无核化的决心坚定不移。朝鲜需要珍惜中国发挥的特殊作用,珍惜中国的和平努力,尊重中国的利益与原则。否则,局势必然朝着朝鲜无法承受、它恐怕也不想承受的方向发展。 中国坚持对话,特朗普政府或许不会拒绝与朝鲜的对话。彭斯提到美国并不追求朝鲜的“政权更替”。中美两国追求的对话,是国际社会想要看到的对话,也是平壤面临巨大压力的同时做出选择的对话。即便美国不采取战争行动,在越发严峻的制裁之下,朝鲜究竟能够维持多久?美朝两国都要想明白,这将不再是简单以“停核”、“冻核”换取的对话,更不是对话启动就能让朝鲜迅速获得收益的对话,而是朝鲜弃核的同时重申六方会谈共同声明义务的对话,是诚心想要弃核的朝鲜同时真正能够获得安全保障与尊重的对话。 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需要勇气、更需要抉择。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7年4月21日
2017年4月26日 -
【环球时报】何亚非:全球化的变与不变
专家简介何亚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 如今的世界就像万花筒,越来越复杂、多变。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增多,全球治理议题几乎无所不包,国际规则正在改写。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新一轮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逆流”,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由此发生深刻的变化。 在如此混沌的局势中找出全球化新时期的轮廓和核心要素,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客观深入地认识全球化的“变”与“不变”,同时制定相应的对策是我们认识世界、了解全球化发展趋势,制定与时俱进的外交政策的基础。这不仅需要哲学家的洞察、政治家的睿智、经济学家的分析,同样需要普通人的直觉和感受。全球化的“不变”有三: “历史不会终结”。冷战刚结束时,美国学者福山曾断言,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和体系已占据永久的统治地位,人类政治制度博弈的历史终结了。而近几十年的历史发展表明,西方“自由秩序”被马克思预言所中,已成为“自身的掘墓人”。世界多极化、多元化势头日强,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的多边主义深入人心。而且,全球化已经把各国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随着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世界市场的形成、全球治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这些基本符合各国利益的全球生产链和贸易投资等制度性安排和规范没有因为全球化出现波折、变化而消失,反而更加深入地把各国卷入其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决定了全球化的不可逆性。 中国所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乘全球化之势实现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国际力量对比,呈现西方工业革命几百年来前所未有的东西方力量“大趋同”。全球经济中心逐步从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移,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安全,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的历史潮流不可逆转,东西方将真正平等地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的制定,共享全球治理成果,中国则可能是第一个成功参与引领全球化进程和全球治理的东方发展中国家。 孕育全球化、保障全球化的国际体制机制,主要是二战胜利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和制度性安排。它们不会一夜消失,将根据国际格局和全球化的演变而进行相应调整和改革,进一步趋于公正、公平、合理,据此在全球治理中,给予发展中国家整体发言权和决策权。与此同时,主要变化也有三点: 全球化主导者想改变“游戏规则”。美国人曾称“全球化即美国化”。后来,全球化“普惠性”增大,开始偏离“美国化”既定轨道,参与者和受益者多了,发展中国家赶上来了,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等矛盾激化了。于是,美国判断,传统的全球化已过时,中国等成为全球化最大赢家,美国想改变游戏规则,寻求建立于己更为有利的制度和体系,以重新分配全球化利益,防止被新兴大国超越。 美国大选“黑天鹅”事件频出造成政治极化、社会分裂,民粹主义、反精英情绪严重,已经造成美国社会政治生态的剧烈变化和政治制度的系统性危机。 欧洲从去年英国公投脱欧,到法国反欧盟、反移民的右翼“国民阵线”势力大增,再到西班牙、丹麦、匈牙利、希腊等国的右翼政党在政坛崛起,美国“黑天鹅”事件在欧洲很可能被复制,欧盟前景堪忧。 全球治理思想出现混乱和空白,亟待新思想新方案。近几十年,全球化是美国“经济新自由主义”及其“华盛顿共识”统治世界经济乃至全球治理的“黄金时代”,全球经济治理和经济发展模式都被它格式化、模板化。然而,物极必反,历史无情。这些年,凡采纳经济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无不遭遇经济停滞、社会动荡的“灭顶之灾”。就连美国自身也难以幸免,因金融监管缺失而遭受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这使得全球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被动摇、打碎了,全球治理严重滞后于全球化的演变。 作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大国,中国借全球化东风,坚持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迅速发展壮大,不仅彻底改变中国的面貌,也深刻改变着世界。如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大大提升。这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力量提升同步,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 综合国力上升要求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并力所能及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这是全球化新时期大国成长的必然路径。中国决心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积极投身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就是基于对自身和世界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 中国为此所做的努力有目共睹,既维护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等国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又对全球治理体系不尽合理之处提出可行的改革方案。2016年成功主办G20杭州峰会,2017年将主办“一带一路”峰会和金砖国家峰会,都是中国深入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标志性事件。 世界的未来离不开中国,中国的未来需要我们在自身继续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地参与和引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并对国际新秩序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作者是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终稿未经本人审阅)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7年4月25日
2017年4月26日 -
[China Daily]Seizing the opportunity to recruit more foreigners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CG. 9,April, 2017 / Photo provided to chinadaily.com.cnChina should make the most of the flow of capital and talent across the world driven by globalization, says Wang Huiyao, founder and president of the leading Beijing-based think-tank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The following is an excerpt from Wang’s speech at the 3rd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Roundtable Forum.The WTO and IMF are two organizations which were designed to regulate global trade and finance, while apparently an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authority is far from a requirement. There is no such agency right now to manage the flow of talent worldwide.Attractive destinations like the US have the largest talent inflow, topping the world, while China,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Pacific Ocean sees the least pop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talents as the ratio of foreign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is among the lowest in the world.Chi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re crucial to attracting smart brains to enlarge our high-level labor pool. Those companies like Huawei and Alibaba, now have adopted the idea of "using the talents instead of owning them". Such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could consider establishing research centers overseas to attract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talents to work there.With the tightening immigration policy of the new US administration, China faces an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Breakthroughs have been made recently on China’s international talent policies. In January 2016,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announced Beijing city would ease rules to facilitate foreigners’ coming in and out and provide favorable terms for them to acquire permanent residence.The new regulations will also allow short-term internships in Beijing for foreign students and permit them to run their own start-ups. The same policy has also been adopted by Shanghai, Guangdong and Fujian Province.Apart from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attract more international talents, we also need to figure out a way of to attract and nurture more foreign students. We also need to send more national talents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From China Daily,2017-4-24
2017年4月25日 -
[China Daily] Sino-US trade ties ’benefit both’
He Weiwen, Senior fellow at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and a former diplomat, says the recent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pointed to a return to normalcy. ZHANG WEI / CHINA DAILY Chinese manufacturers could prove to be solution to Trump’s Rust Belt job problem, says former diplomatHe Weiwen believes that despite the previous rhetoric,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ould be back on track.During his election campaign,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hreatened to impose a 45 percent tariff on imported Chinese goods.But the 72-year-old former diplomat believes the recent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Trump at the Mar-a-Lago resort in Florida pointed to a return to normalcy."The meeting again anchored China-US relations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managing differences through dialogue," he says.Trump also indicated on April 16 that the US is not going to declare China a "currency manipulator", something he had pledged he would do during his election campaign.He, a former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counselor in the Chinese consulates general in San Francisco and New York, says the measures that Trump intended to impose were never realistic options."The currency manipulator label on China certainly looks unlikely for the moment. It may, of course, crop up again later depending on the trade issues," he says."The across the board 45 percent duty on Chinese goods would never have happened, even if the Mar-a-Lago meeting had not taken place. Duties could still be applied on selected Chinese goods."The US had a $347 billion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in 2016, with US exports to China just $116 billion, compared with imports from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of $463 billion."Despite this level of deficit, I still believe the relationship benefits both sides. The trade imbalance is just the logical outcome of the different position the two countries occupy in the global supply chain."Although the US has these huge trade deficits, it benefits tremendously from lower prices from cheaper imports and the consequent effect this has on real earnings in the country."He, who was speaking from the offices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Globalization at Hanwei Plaza in Beijing, where he is a senior fellow, also believes that even before the first 100 days of the Trump presidency ends on April 29, there is room further agreements."China and the US should be able to work out practical ways and even projects, even within the 100 days, to increase the exports of US goods and services to China and provide the Chinese with more market access to the US."He, a highly respected figure who has written a number of books and regularly gives speeches at leading US and European universities, subscribes to the view that Chinese manufacturers could prove to be the solution to Trump’s Rust Belt job problem. Fuyao, the Chinese autoglass maker, opened a plant in Ohio in October, which is expected to create 3,000 jobs."Both sides should work out a concrete plan and pathway to increase Chinese greenfield investment in the US manufacturing sector and also become involved in US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projects."He, who is also the author of about 300 papers and articles, believes this is a far easier way of creating jobs than Trump persuading US manufacturers to move their plants back from China."There is just no point in General Motors moving its China operations back to the US. They have 10 assembly plants in China selling to the local market, which is the biggest in the world."He was born in Yudu County in Jiangxi province, although his family originated from Yiwu in Zhejiang province on China’s eastern seaboard.His father, He Zhengsen, an academic engineer who had studied in Paris, was a leading expert on hydropower stations.He, who was also partly brought up in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 went on to study foreign trade economics at the Beijing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 (now th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In 1968,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76), he was sent to Inner Mongolia, initially as a farm laborer and then as a teacher."Our family was all split up. My younger brother and two younger sisters all worked on farms too. My father suffered a lot because he had been educated in Europe."After the turmoil was over, He went to work for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Research Institute, where he worked for more than 10 years.In 1984, he moved to be officer-in-charge of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Center, for which he was sent to Cologne, Germany, to set up a European office."It was there that I learned how businesses could be done. I also experienced first-hand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of German companies, which left a deep impression. Everything was also rules based, whereas in China, it was all about good relations with your boss and the government. This did not matter in Germany."At the end of the 1990s, He became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counselor at the Chinese Consulate General in San Francisco, moving on to the same role in New York.It was a time when China’s trade status was being reviewed annually by the US Congress, which created uncertainty in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hen China became a member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 2001, the US had to give China favored nation status without condition."This whole issue has come up again recently with Donald Trump saying he wants to review this. There is, however, a separate commission for that, since it is a core principle of the WTO. If the US wants to withdraw this status, then it has to quit the WTO itself," he says.He was involved in contributing ideas to the final communique of the G20 Summit in Hangzhou in September."I believe there were some major changes made in Hangzhou. It no longer was the big countries club. I think it was important to converge the G20 agenda with the UN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e says.One of the themes of the G20 was industrialization in Africa, which He believes will become one of the defining trends of the 21st century."I believe Africa could make up 10 to 15 percent of industrial output within one or two generations. The continent has huge human capital. Its population is expected to double to 2 billion within 35 years. Western economies as well as Japan and China have aging, declining populations," he says.He says President Xi’s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in Davos in January was also a landmark event.The former diplomat says that even with China’s own version of globaliza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country is not ready to play a completely leading role in the world.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ill be held in Beijing in May."If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want to play a part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 for example, then it all becomes very difficult for China, the European Union and a large number of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BiographyHe Weiwen,a senior fellow at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and a former diplomat.Age: 72Education:Bachelor of foreign trade economics, Beijing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 (now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1967Career:Farm laborer and also teacher in middle schools, Inner Mongolia, 1968-73Research assistant rising to deputy division chief, International Trade Research Institute, Ministry of Foreign Trade, 1973-1984Officer in charge, rising to secretary general, Chin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formation Center, 1984-89Trade promotions director, 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1989-92Deputy editor-in-chie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aily, 1992-96Economic and commercial counselor, Chinese Consulate General in San Francisco (1997-2000) and New York (2000-03)Book: Unbalanced: 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 by Stephen Roach "Roach is one of the best US experts on China and one who really understands the China-US business relationship."Music: Symphony No 5 in C minor by Ludwig van Beethoven, Swan Lake by Peter Pyotr Ilyich Tchaikovsky and The Blue Danube by Johann StraussFilm: Les Miserables (2012, directed by Tom Hooper)Food: steak and caesar salad. "My father used to take me to hotels in Nanjing and Shanghai when I was young, and we would have Western food. Unlike most Chinese, I can eat Western food all week without a problem."From China Daily, 2017-4-24
2017年4月25日 -
黄仁伟:“一带一路”是纠正全球化中失衡现象的重大举措
专家简介黄仁伟,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中国要带头克服全球化带来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目前全球化出现的问题是全球生产力布局和全球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结果。三十多年来的全球生产力布局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西方国家为主的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转化为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共同的产业链、资金链、供应链。这样一个转变已经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的时候,全球大的生产关系没有发生变化,控制资金、控制技术、控制高端技术的国家还是在那里按照50年前的规则办事,这个矛盾现在非常尖锐。 全球化产生了全球的财富转移。全球财富转移里面很大的一块,是发达国家的财富向非发达国家转移以后,发达国家得到利润的比重减少了。这个比重减少以后,出现了发达国家内部中产阶级和社会保障系统这两个支柱的削弱,这两个削弱恰恰是现在发达国家黑天鹅现象的根源。发达国家既不能调整自己的各种生产关系,也不能调整它的上层建筑,所以民粹主义以及产生民粹主义的这些国家的政客在这一段时间就得逞。但是这些人或者这些现象不可能解决全球化的根本矛盾,所以这是当前全球化中“逆全球化”的一个核心问题。 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带头克服全球化带来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样我们就站在战略的制高点上,就主动了。如果美国不能调整自己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美国就在这一轮全球化的过程中战略上被动了。“一带一路”是纠正全球化中失衡现象的重大举措 “一带一路”是针对全球化中严重失衡的一种重大的平衡措施。导致全球化严重失衡的很大破坏因素就是热钱。全球热钱流动达到了几十万亿甚至上百万亿资金的规模,但是它们不到实体经济去、不到基础设施去、不到发展中的穷国去,而是哪里有利可图到哪里去,然后再席卷财富而走,到了哪里,哪里就是泡沫,离开哪里,哪里就是金融衰退和危机,这个矛盾没有办法解决。 中国把资金流向基础设施、流向发展中国家。我们用1万亿左右的资金,带动全球几十万亿的资金向基础设施、向实体经济、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对全球化来说是莫大的贡献。现在暂时还没看出这么大的效果,但是美国也认识到不加入“一带一路”是美国的战略失策。特朗普这样的一种态度都转变过来,在我们全球化、“一带一路”面前表现出某种积极的姿态,不用说,现在“一带一路”是世界上在全球化的逆流面前唯一一个亮点。 中国既是一个战略倡议者,又是执行者,是真正具有竞争力的竞争者。中国只在基础设施领域掌握了全面的比较优势,我们有资金、有装备、有技术、有人力,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可以做到这些要素都掌握的。所以“一带一路”既在战略上是重要的,在微观上对我们也是有利的,对我们企业来说也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总之,全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现了一个新的矛盾的转折点。“一带一路”是纠正全球化中失衡现象的一个重大举措。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