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位置:
- 首页>
- 活动>
- ���������������
���������������
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
【人民政协报】王辉耀：以实际行动继续深入推动全球化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球化”成为众多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话题，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三次提及“全球化”，包括指出面临“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的挑战，“经济全球化符合世界各国的根本利益”，强调要“深入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包容互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这是政府工作报告首次给予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重要篇幅，再次明确表示了中国政府支持、捍卫和继续深入推动全球化的决心，也是进一步对习近平主席关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主张的具体落实。”在谈到“全球化”话题时，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对本报记者表示。 王辉耀认为，从去年的G20杭州峰会和APEC秘鲁峰会，到今年年初的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各国充分展示了中国维护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信心和决心。“特别是今年，习主席全面剖析和回应了一系列经济全球化问题，充分肯定了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积极作用，指出‘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重申‘要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继续推动全球化，这不仅是展示了中国引领世界经济共同发展的大国责任，更是我国切身利益的需要。”王辉耀肯定地说。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切实收获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这从一组数据可以得到验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00年的3.93万亿元，扩张到2015年的24.57万亿元，增长6倍多，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9.98万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67.67万亿元，涨幅超5倍，位于世界第二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0年的6280元增长到2015年的21966元，增长3倍多。同时，中国也积极参与和维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开展了多方面的良好合作，取得了丰富成果。 但近年来全球贸易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球贸易增速连续下滑，已经极大地影响到世界经济发展，也使得大家开始担忧经济全球化是否已经达到顶峰。同时，世界上一些国家的‘逆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王辉耀分析说。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即坚持主张美国主义而不是全球主义，认为美国加入的世贸组织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贸易协定中的很多条件有碍于美国经济发展，正式就任后更是立即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极大地助长了反全球化贸易的思潮。而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也大大出乎英国政治精英阶层和众多分析人士的意料，其影响也在欧盟内部持续发酵，法国、荷兰等国的极端党派也纷纷表示将仿效英国启动脱欧公投，对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形成了巨大挑战。这些都说明了经济全球化处于关键转折阶段，全球经济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王辉耀认为，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实际参与者，理应继续捍卫、推动全球化进程，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也就此做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包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外贸升级、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推进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措施，以实际行动支持和推动全球化。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主渠道地位，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谈判’无疑是其中的重要抓手之一，报告中也就推动具体的多边经济机制做出安排。当前，美国退出TPP，亚太各国仍在积极寻求区域经济安排升级，并对中国的参与抱有积极、开放的态度，RCEP（英文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的简称，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FTAAP（英文Free Trade Agreement of the Asia Pacific的简称，即亚太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有望加快，这也为中国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创造了机会，多边经济机制的升级完善已经提上日程。”王辉耀最后说。（记者;刘志国；孙琳）文章选自《人民政协报》第6版，2017年3月21日
2017年3月22日 -
王辉耀：以实际行动继续深入推动全球化 | 人民政协报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球化”成为众多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话题，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三次提及“全球化”，包括指出面临“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的挑战，“经济全球化符合世界各国的根本利益”，强调要“深入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包容互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这是政府工作报告首次给予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重要篇幅，再次明确表示了中国政府支持、捍卫和继续深入推动全球化的决心，也是进一步对习近平主席关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主张的具体落实。”在谈到“全球化”话题时，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对本报记者表示。 王辉耀认为，从去年的G20杭州峰会和APEC秘鲁峰会，到今年年初的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各国充分展示了中国维护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信心和决心。“特别是今年，习主席全面剖析和回应了一系列经济全球化问题，充分肯定了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积极作用，指出‘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重申‘要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继续推动全球化，这不仅是展示了中国引领世界经济共同发展的大国责任，更是我国切身利益的需要。”王辉耀肯定地说。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切实收获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这从一组数据可以得到验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00年的3.93万亿元，扩张到2015年的24.57万亿元，增长6倍多，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9.98万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67.67万亿元，涨幅超5倍，位于世界第二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0年的6280元增长到2015年的21966元，增长3倍多。同时，中国也积极参与和维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开展了多方面的良好合作，取得了丰富成果。 但近年来全球贸易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球贸易增速连续下滑，已经极大地影响到世界经济发展，也使得大家开始担忧经济全球化是否已经达到顶峰。同时，世界上一些国家的‘逆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王辉耀分析说。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即坚持主张美国主义而不是全球主义，认为美国加入的世贸组织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贸易协定中的很多条件有碍于美国经济发展，正式就任后更是立即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极大地助长了反全球化贸易的思潮。而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也大大出乎英国政治精英阶层和众多分析人士的意料，其影响也在欧盟内部持续发酵，法国、荷兰等国的极端党派也纷纷表示将仿效英国启动脱欧公投，对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形成了巨大挑战。这些都说明了经济全球化处于关键转折阶段，全球经济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王辉耀认为，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实际参与者，理应继续捍卫、推动全球化进程，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也就此做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包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外贸升级、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推进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措施，以实际行动支持和推动全球化。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主渠道地位，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谈判’无疑是其中的重要抓手之一，报告中也就推动具体的多边经济机制做出安排。当前，美国退出TPP，亚太各国仍在积极寻求区域经济安排升级，并对中国的参与抱有积极、开放的态度，RCEP（英文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的简称，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FTAAP（英文Free Trade Agreement of the Asia Pacific的简称，即亚太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有望加快，这也为中国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创造了机会，多边经济机制的升级完善已经提上日程。”王辉耀最后说。（记者;刘志国；孙琳）文章选自《人民政协报》第6版，2017年3月21日
2017年3月22日 -
毛大庆：多样性×文化智力才是创新，最重要的是连接
理事简介毛大庆，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优客工场创始人。什么是联合办公？什么是共享生活？什么是共享社区？共享经济 2.0 已进入深水区，人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场景。基于人处于自身的情感和情绪的代理中，我们切切实实感受到新的解决方案和新的意义表达层出不穷。我们不再满足于 Online 的“屏触”，也不再满足于简单空间的停留，真正打动我们的是空间、人、物之间的关系。网络效应已从比特中溢出，原子被关系重构，“混”才是出路。2016 年 4 月，毛大庆正式对外发布其新的创业项目“共享际”。这是一个创立一年即完成 4 亿人民币 A轮融资的新物种。首个项目“东四·共享际”于 2016 年 10 月 26 日开业，它在文化生活内容中嵌入联合办公，打造“空间+生活+社交”的活力社区。2017 年 3 月 12 日，毛大庆在《新物种学院：一期一会之新零售》上发表演讲，与同学们分享了精神商业时代社群经济的新模式和创新精神的新要求。近两年，各式各样的模式创新中出现了三个重要的词——混沌，李善友的混沌大学；混序，李文的混序部落；混合，吴声的混合内容。这三个词都是“混”，“混”的确是关键，因为没有了边界才会出现新东西。“混”是有理论的。《为谁留的空椅子：多样性如何驱动创新》这本书揭示了一个关于创新的新公式，创新是多样性乘以文化智力，其中多样性就是“混”。“混”之后，需要有方法，用文化智力驱动创新。在新的商业模式中，最核心的认知是——精神消费、社群、社群思维、社群经济，其中最需要找到的物理概念就是 IP。IP 代表着人的价值取向和消费取向。它从社群里衍生出来，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宗教是最大的 IP，而能够在这个时代制造商业宗教，所基于的是连接和互联网。今天的企业，如果没有能力制造自己的企业宗教，恐怕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一、消费模式从功能消费升级到精神消费基于以上，我们一起来探讨精神商业时代社群经济的新模式和创新能力的新要求：从微观上说，消费方式和结构正在发生着改变——从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升级，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升级，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其中需特别注意的是，高净值人群开始从金融、理财、保险等单点式消费向网状新增长点消费、复合型消费升级。所有这些升级都在我们身边潜移默化地发生。全世界都在消费升级，中国的消费升级空间尤其巨大，并且中国消费升级过程中，在精神消费领域的消费产品将是难以估量的。解决用户的精神饥渴是新商业的最大机会，而核心是能否找到人的精神诉求和真正为满足精神诉求所创造的新产品。你的每一个设计都是要找到那一群人共同的精神诉求，社群思维是这个时代最高段位的思维，没有这个能力，别的模式都免谈。满足消费者在精神层面的刚性需求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备条件。二、社群思维高于互联网思维我们目前做出的共享际，略有一些社群思维。做完之后好多人来取经，来了就拍照，什么都照，我说照片你拿走，房子也拿走，都做不出来，因为你没有社群思维。你只是看着房子好，可这房子有什么用？还是房地产。最终要有社群思维、社群经济。我个人认为社群思维真的是高于互联网思维，而互联网思维是构成社群思维的基础。不懂互联网思维，就更没有资格谈社群思维。社群经济是下一个时代里不断支撑经济发展的原力注入。社群经济有三个特征，它是人本经济，是人性经济，更是人格经济。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格经济，它强调企业需要塑造魅力人格体，不断提升品牌人格的正能量，才有机会得到用户的欢迎和拥戴。社群经济是人格经济，连接和交互是搭建社群的渠道，其中空间、消费、精神三点缺一不可。空间是社群活动投射的载体，消费是空间在物理方式上让社群链接的商业手法，精神是社群在链接过程中形成的共同价值观，是最稳固的形成商业护城河的核心。当网络只有一个节点时，它是孤立的，是没有价值的，但当所有人通过移动互联网连接时，表现出的推动和颠覆的力量将呈现指数级增长。所以，要把你的产品接入到已连接的网络，尝试让产品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产品产生连接，通过连接再搭建新的社群，这是非常关键的思维路径。三、C2B，用户社群之上的新商业模式什么才能够成为社群？首先有共同的基本价值观的认同，才能形成精神联合体，再达成利益共同体，我想这是在连接的时代大家必须要去理解的。当然在用户社群之上，未来会产生更多新的商业模式，比如 C2B 模式。当然，这个马云最近谈得很多，他说当企业拥有用户社群后，跨界延伸的能力增强，即使跨界也无需亲力亲为，通过集合用户的需求，倒逼供应链，对产品或服务进行反向采购，同时也拥有较强的议价能力。谁有更强大的社群，更能够集合社群，未来就会在新产生的商业模式中占得先机。在我个人的实践中，共享办公只是一个入口，终点其实是在共享生活上。占领了办公，再慢慢去占领居住，最后去占领消费，把这三者融合在空间里，才是我要做的事情，也是我们要做的共享社区。共享社区对原来商业综合体的颠覆是从单一的地产逻辑、空间逻辑，变为空间和人的连接，企业跟企业的连接，资源跟资源的连接，视角转向为用户思维，从原来的租户变成未来的用户，从原来的招商变成了 IP 的组织和发现，这是我们真正要学会的本领。精神商业中的成功企业，将会具备一系列独特的能力：能够打磨出自身品牌的精神内核，打造出极具穿透力和凝聚力的品牌 IP，能够不断为用户贴上精神标签并反复强化，能够将用户群打造成一种真正的精神联合体，能够激发它的用户社群产生出巨大的传播能量。从功能商业升级到精神商业是全球商业变革无可逆转的大趋势。在功能商业陷入困境的今天，精神商业肩负着一种历史使命，已经吹响号角。在未来精神商业时代中成功的企业，将会比今天功能商业时代的成功企业更加优秀、强大，因为它的最大能量是连接的能量。社群成为商业的孵化器，社群的真正价值，是让企业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找到生存之道，构建牢不可破的深度用户关系。社群生态的运营逻辑，做来做去还是这四句话，产品即场景，分享即获取，跨界即连接，流行即流量。我们自己的路径是，先塑造人格化的品牌，孵化小众社群，再到内容爆发产品引爆，制造流行文化，最后定义生活方式。我们任何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和制造周期，其实都是围绕这五步的产品路径图去发展的。当然，重构体验、重构价值、重构连接这是永远没完没了要做下去的事情。四、创新=多样化×文化智力创新能力，等于多样性乘以文化智力。文化智力是一个特别高端的智力，它考验你的合伙人、团队有没有能跨越多元文化、高效工作的人，他能不能够包容，能不能提炼，能不能愿意放大差异。同时也考验领导者能不能驾驭得了这样的文化环境，能不能包容及不断放大差异，并从差异里寻找创新的元素。团队成员是否具备文化智力，可以通过回答这四个问题来验证：第一，有没有文化智力的驱动性？所要验证的是他有没有内驱力、有没有自信、有没有兴趣去拥抱多元文化。如果他的想法就是要趋同，要大同小异，要最大范围地取得共识，这种人很难产生文化智力。第二，有没有文化智力的知识？这在于他认不认为能够从多样化的人群中提取他们身上的潜在价值，认不认为这里真的有潜在价值。第三，有没有文化智力的策略？关键在于他会不会去规划多样性，能不能用好多样性，能不能有计划地对社交之后的多样性进行有价值的规划。第四，有没有文化智力的行动力？行动力所强调的是，他能不能把多样性提取出来，把差异放大，最后快速地把它组建成一个新的产品。没有这四种能力的团队，说白了，再怎么创新也创不出来。最终归结到人，多样性乘以文化智力，才能有创新的产品。我用这些话反思自己做了两年的这些东西，成功的地方都来源于我们团队有几个人，敢于跨越多样性文化，敢于跨越自己，敢于否定自己，敢于放大差异，最后才能够创出新玩意儿。希望你多找到一些有文化智力的人，才能够真的产生出创新产品。文章选自场景实验室，2017年3月15日
2017年3月21日 -
【中国科学报】环境税能否破解污染难题？
去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已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按照“税负平移”原则将现行排污费改为环境税。环境税将于2018年1月1日开征。这也意味着，目前环境税已进入最后立法阶段。 从排污费改为环境税意味着什么？又会带来些什么？听听两会代表、委员们怎么说。访谈嘉宾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张连起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环境保护局原总工程师包景岭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青 将更加规范有效 《中国科学报》：用环境税替代排污费等各种已有环境税负是否为治理污染的最终解药？ 吴青：环境税只是其中的一个手段，并不是唯一的，环境治理需要多种措施，包括环境立法、环境政策和行政执法监管等。 张连起：要应对当前严峻环境态势，根本上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环境治理手段，当然，环境税是保护环境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手段，也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一个政策工具，对环境治理、向污染宣战是非常有效的。 建立专项转移支付制度，通过费改税，将税收统一上缴中央财政，由其统筹分配，拿出一定比例以专款专用的方式反哺地方。此外，除了从污染源头查处、防治外，还应建立跨地区的联防联控机制，让环境污染防治更有成效、更符合科学规律。《中国科学报》：环境税与以前的各种排污费有何不同？ 张连起：排污费征收制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形式上是一种行政收费，而且这种方式偏重筹资和排污末端治理，忽视了诱导机制的运用。 排污费是地方收费，没有环境税的强制性那么强，地方政府选择性收费也存在不公平的可能性，这种方式还存在征收程度不规范、征管法规强制性不足无法有效震慑违法行为、环保部门执法力度不足难以依法足额征收、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造成征收不到位等问题。 包景岭：环境税是一个很好的策略，相当于统一了标准。统一标准有利于统一管理。过去收费收了很多年，是各个省市按国家环保部很多年前统一制定的一个标准收，各个地区按此标准收费以后发现了一些问题，有的做了一些调整，这带来了一些差异。我们曾经做过一些统计，比如北京、天津和其他一些典型地区的收费标准，平均下来大概有这样一个比例，即9：7：1，用其他典型地区做1的话，天津收费是7倍，北京是9倍。环境经济红利 《中国科学报》：会带来怎样的环境和经济红利？ 张连起：环境税实施之后，减排力度肯定会加大，这是毫无疑问的。设计方案的杠杆作用大、执行力大。 特别是大多数企业都有环保设备，原来因为电费比较高，就不开减排设备，但实施环境税之后，如果不开设备，税比较高，它就会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通过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对排放有抑制和降低作用。 排污费由环保部门征收，专款专用，而环境税由税务部门征收，可以统筹使用，甚至全国的环境税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统筹使用，比如京津冀的大气污染，可以联防联控。 环境税应该到了最后立法阶段，会促使排污企业通过技术改造、设备与投资或充分利用现有的环保措施改善环境。 包景岭：会促进治理，过去有些地区收排污费比较少，大家治理环境积极性不高，除非有强烈的行政命令，现在通过调整税和费的关系，会出现有些企业达标了也要进一步治理的情况，因为税是按排放当量计算的。只要税非常合理，就会进一步提高企业治理的积极性。 吴青：环境税是费改税，是在原来排污费的基础上改成环境税的，其最大的好处是将政府收费变为了法定的税收。不交费或少交费并不涉及法律责任，但不交税或少交税就涉及法律责任了。 《中国科学报》：如何避免买了排污权，污染不降反升的情况发生？ 张连起：税的刚性与排污费不一样，对污染的抑制作用至少比排污费好得多，当然，现在环境的压力承载力是多方面的，在相当范围内是综合施策。 包景岭：环境税需要与其他环保法诸如《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统一，超标的地方一定要与其他惩处措施有机结合起来。 吴青：排污权只是解决企业排放总量指标问题，并不能解决企业是不是达标排放问题。所以，企业即使买了排污权，也还是要加强对排放的监管，包括达标排放，包括减低排放总量。应进一步测算、分析和完善 《中国科学报》：有了税就不再收费了吗？ 张连起：应该是取代费，各种费就没有了，从目前的几个意见看，环境税锁定的范围也不是所有排放，是不是完全取消所有费用，尚未完全确定。但改为税是大势所趋，水到渠成。如果企业排放少，自然要交的环境税少，是环境激励措施。开征环境税，肯定不是国家为了多征税，而是抑制污染排放。 包景岭：环境税是统一到一个底线，理论上达标了，其他的费用就没有了，但对特殊地区，要有新的计算方法，避免重复征税。这只针对正常达标排放的企业，对超标排放的有别的法律来管理。《中国科学报》：如何避免增加企业负担？ 包景岭：长期以来我国收的排污费用是低于治理成本的，当然中间也做了一些调整。例如，环境税的实施确实会促使一些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关停，同时让清洁生产企业减负。文章选自《中国科学报》，2017年3月16日
2017年3月21日 -
朱锋：东亚政治开启“新三国演义”
专家简介朱锋，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面对着困扰北京、东京、首尔三边互动架构的诸多消极因素,中日韩关系究竟应该怎么处?这不仅是一个争议性的政策问题,更是摆在东亚政治面前的世纪难题。当前中日韩关系的低潮并非偶然。 19世纪末以来,中日韩从未出现过同时强大和繁荣的局面,东亚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出现陆、海分离的地缘政治结构开始被打破的现实,而观念与制度层面更是前所未有的分裂。再加上美国因素的牵引与干扰,中日韩关系的“新三国演义”充斥争议和对立实属正常。 这是东亚地缘战略结构从未有过的新变化,稳定和改善中日韩三国关系也必定绝非易事。单纯从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入手,或者单方面的克制和忍让,恐怕都难以打开中日韩三边关系的新局面。从这个角度,笔者对笪志刚先生《环球时报》2月22日见报的《中日韩破局不能坐等域外国》一文存有异议。安全关切先于经济利益 国家间的经贸关系并非只是单纯的经济和贸易安排,背后的外交和战略考虑常常是决定经贸政策选择的关键因素。安倍政府在2013年下定决心加入奥巴马政府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TPP),首先考虑的不是日本的贸易和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十足的政治和战略决定。 TPP的本质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杠杆,其目的是通过建立排斥中国的地区性贸易集团加强“孤立中国”的地缘战略集团。安倍力压国内一度强大的反TPP势力,愿意向美国开放汽车、农产品市场,就是为了全面增强美日军事同盟,避免美国在未来可能的日中军事冲突中战略犹豫。 韩国在2016年7月做出“萨德”部署决定,最根本的原因同样是——韩国必须在朝鲜导弹与核武器威胁面前,强化韩美军事同盟作为韩国安全的可靠保障。这是1992年中韩关系正常化以来,韩国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战略“再选择”。面对来自金正恩政权迅速的核力量和导弹发展,韩国把国家安全的“宝”彻底押在美国身上。 近年来,中日韩之间出现的这种扩大的安全对立,有着深层的亚太地区战略性和结构性根源。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和安全是相互关联、但又彼此分离的两个领域。经济上的利益计算和相互依赖带来的红利,并不能必然取代和削弱安全问题的关注。 安全利益的评估和选择,对一个国家而言一定是优先于经贸利益的“高位政治”,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法则。经贸关系无法替代安全利益的估算,同样也是国际关系冷冰冰的现实。现阶段重在安全“止损” 然而,中日韩关系必须改善,当代版的东亚“新三国演义”已不会重复历史版的“联吴伐魏”或者“兴兵灭蜀”!“新三国演义”的基调和目标必须是三国共存共荣,致力于一个崛起的亚洲,着眼于一个团结和联合的亚洲,打造中日韩三国人民共享福祉的稳定局面。这就是中国领导人所提出的“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愿景。 为此,打开三国合作的钥匙不仅是经济的,更需要政治、外交、安全和战略的。但这必然是一个艰难的历史进程。其手段不仅在于实力对比的新变化,更是在于三国的成长与成熟,在于三国之间是否能够重建理解和尊重。 当中国的游客一到节假日就挤满韩国的明洞和日本的新宿,当中国赴日留学生远远多于日本赴华留学生,一个开始身强力壮的中国,“心”需要同样的宽大和壮实。上演好东亚“新三国演义”,中国人一定要有自信、宽容和坚定的战略意志,韩国人和日本人面对中国再度崛起的历史性趋势,则需要有同样的包容、理解和敬畏。 改善中日韩三国间的关系,不是简单地思考“经济出路”或者贸易变量,也不能奢望三国间的民族主义冲突能迅速平息,“历史问题”和领土争议的解决更是路途遥远。稳定和改善中日韩关系需要对三国深化的“安全困境”做出客观、全面和准确的判断和整体性的战略思考,无需一味指责对方,也不必用过度的恐惧或者仇视的心态看待彼此。 我们首先需要有足够的心理和战略准备,中日韩关系的改善进程很可能是缓慢、长期的。着眼于现有中日韩业已建立起的广泛与深入的经济社会联系,给中日韩争议和摩擦“止损”非常重要。 具体来说,就是要避免关系持续对立与恶化,避免出现直接的军事冲突,避免安全争议扩展到国家间关系的基础性领域,例如经贸和社会性交往尤为重要。而“止损”的关键,就是要在三边关系的各种冲突点上,建立和开展起双边事务性和功能性磋商,通过设定行为规则、培养信赖措施,以及增强彼此务实合作,有效管控冲突性议题上的潜在危机。在斗争中寻求破局 中日韩三国关系的改善离不开“斗争”,需要我们有决心表达和反映“中国关注”,在斗争中寻找“破局”的方式和途径。 在这方面,中韩与中日又有所不同。韩国虽一意孤行部署“萨德”系统,严重损害中国的战略利益和东北亚的战略稳定,但中韩之间的政治沟通仍然好于中日。中韩之间的安全对立,也远未像安倍政府的日本那样一心以“制衡中国”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尽管朝鲜问题确实是卡在中韩间的一道“坎”。 对于日韩无视中国战略关注、损及中国安全利益的行动,我们将坚决斗争到底。但斗争毕竟是手段,合作共赢才是目的。 中日韩三国关系的改善,更需要我们有坚定的“战略耐心”。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缘战略形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复杂和微妙。一方面,中日韩的经济社会联系前所未有地深化。2016年中国赴日游客数量增长28%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坚持中日韩经贸与投资合作,共同推动包括三边自贸区在内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是我们塑造亚洲繁荣与和平的基本信念。 但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以来中日韩之间安全利益的纠葛和对立,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严峻。在安全关切上相互“靠拢”,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找准方向、坚持不懈。三国的社会和媒体更需要担任起沟通的桥梁作用,为彼此的客观和理性认识注入正能量。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7年3月20日
2017年3月21日 -
王缉思：美国出了什么问题？
不管怎么说，最后特朗普当选利用的是美国白人工薪阶层对于移民的恐惧和对于过去逝去时代的文化怀旧。专家简介王缉思，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一、奥巴马八年政绩评估 美国出了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大家对奥巴马八年不满意？当然也不是所有人不满意，至少给特朗普投票的人觉得应该有一个“更好的美国”。 事实上八年前，奥巴马说上台后要带来变化。那时正好是三十年代以后最严重的一场金融危机，同时小布什又打了两场战争，极大地消耗了国力，美国形象也很受损伤。当时我引用了美国很流行的一句话形容那时候的美国——“没有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八年过去了，支持特朗普的人也这么说。八年前60%的人认为美国没有走在正确道路上，今天还有60%的人认为美国没有走在正确道路上，我猜想再过四年或者八年做调查还是一样的：美国没有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反正美国人民总不满意，也很难让多数美国人民满意。 其实奥巴马八年做了很多事情。一个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改变了财政状况，财政赤字削减不少；然后又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八年前奥巴马说“再工业化”，让制造业回归，还有一个出口倍增计划；现在特朗普也说要让制造业回归。奥巴马还依靠当时民主党在国会的多数席位，推行了全民医保；能源方面，民主党一贯的政策和奥巴马本人的想法，都把气候变化看作很重要的议题——美国应该开发新能源，不要依靠传统的石油资源；于是开发了页岩油、页岩气，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大大减少了能源进口，甚至有能力出口能源了。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法律规定不能出口能源，我们要看看这个法律会不会修改。奥巴马还改革了《移民法》，对移民相对比较宽松。 奥巴马说我这八年是“内政优先”，现在特朗普也是说“美国第一”。我先做一个断语：他们两个人的政策设想并不是完全相反的。奥巴马还说要“不做蠢事”，实际上是指小布什时代打了阿富汗、又打了伊拉克，花了几万亿美元，耗费极大国力也没有解决问题。我跟我的朋友写了一篇文章，说美国进入了“韬光养晦”的时代，外面的事少管，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外面事干的是什么？一上来就搞“巧实力”，搞外交公关，改善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重返经济优先的原则——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大家比较熟悉，他做了一些事。 奥巴马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这八年没打仗。这是我有点吃惊的地方，八年以前我想，奥巴马一定会打仗，因为前任没有一个不打仗，美国人几十年来永远在世界上打仗。居然八年没有打一场像样的战争。美国参加过利比亚战争（2011年），但这主要是欧洲人打的，美国人出动的军队，一架飞机没掉，一个人没死，花了几十亿美元就解决了问题。有人曾经出主意说要打伊朗，他不打；有人出主意甚至已经准备动手就是打叙利亚的政府军，他也没出手。所以说奥巴马使用武力很谨慎。不过无人机打死了恐怖分子，也伤害了不少平民。本·拉登是奥巴马在任时处死的。 军事方面，奥巴马有一件事情没有被广泛报道——开了“网络战”的先河。美国人觉得伊朗核武器对美国的危险太大了，于是通过网络，把伊朗发展核设施的电脑系统给破坏了。这是跟以色列人一起偷偷干的，伊朗吃了哑巴亏。以色列还当然搞了一些针对伊朗的暗杀活动。 同时，美国缩减了军事预算，调整了军事战略，在全球治理问题（尤其是气候变化问题）上比较积极。 最后，关于“亚太再平衡”，奥巴马光说不练，没有多少实际行动。 我对于奥巴马的总体评估是——经济复苏了，而且好于其他国家；失业率下降了，现在的失业率是经济危机以来最低的，4.6%左右或者更低；外交上，对于美国来说是得大于失；开发了很多新技术，对就业造成威胁——这点很重要，美国人现在很不满意，有些人说我失业是因为机器人和很多新技术代替了人工。 这几年奥巴马干得不好的地方也有很多。有些不是政策上的问题，而是长期以来美国增加了贫困人口，中产阶级财产缩水了。有统计说明，从1996年到现在，中产阶级的平均收入还是在6万—9万美元左右（一个家庭）。工资性收入占财富比重是下降的。同时左翼跟右翼（共和党、民主党及其他所谓的“茶党”）政治激化日益严重。有一次我访问美国，正赶上他们的债务危机导致政府关门。结果2013年10月初，政府机关真的就关门了。这是债务危机和两党之争造成的。比这个稍微早一点的是“占领华尔街”运动，说美国有99%是穷人，1%是富人。靠左的人主张要加强金融监管，靠右的人发起了“茶党运动”。茶党就是现在支持特朗普比较多的人群，他们在“占领华尔街”运动时期实际上就已经出现了，以白人、老人、男性居多；南方特别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茶党比较多。 这样一看，奥巴马八年来有很多令人不满意的事情，为特朗普当选埋下了伏笔。二、从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看美国面临的严重挑战 特朗普初选的时候就出人意料地战胜了诸多对手。而且他本来也不是真正的共和党人，却一路胜出，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这个房地产大亨、政治新手在各方面打破了传统。过去我们经常说美国是金钱政治，是靠钱来支撑的。今年看不出这种情况，因为特朗普本来就有钱。他没有花什么钱在电视上做广告，因为他本来就是干脱口秀等各种事情的，上电视本身就是广告，就是收入。这是一场依靠“特朗普”品牌和一个简单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就赢得的选举。这个人在美国政治精英中支持率是很低的，在共和党中一开始是孤立无援的。 我2016年去了两次美国，有各种各样的交流情况，一谈起特朗普，我的朋友（我的民主党、共和党都有）都说：“这样的人怎么能选上总统？”一个比较左的民主党人在选举前两三个月跟我说：“太悲哀了，居然有40%的美国人支持这样一个蠢货！”当时他完全否定特朗普有当选的可能性，但他仍然感到美国出了大问题。还有一个有名的国际政治学家叫约瑟夫·奈（他发明了“软实力”这个词）在特朗普当选前十几天到北大做讲座，私下跟我们说，没法想象这样的人居然能够去竞选总统。约瑟夫·奈的观点是美国不会衰落，下一个世纪还是美国的世纪。但那时他的思想开始有点动摇，觉得美国这个情况使人感到忧虑，但还是认为特朗普不会当选。 最后特朗普当选了。有人说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我们中国人一般对只要是发生过的事情，有一种思维的习惯，就认为历史必然是这个样子的，说“偶然性寓于必然性之中”。我本人不承认说是“必然”，还是有某些偶然性。我个人犯了判断上的错误。我以为希拉里会当选，原因是我观察美国那么多年，凭着经验，认为媒体还有民调基本上是准确的——90%以上的媒体都认为希拉里会当选，而且会以比较大的比例当选。那还有多少疑问？我就相信媒体吧。 但媒体失算了，民调也失算了。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包括技术原因，当然也包括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技术问题。比如民调的时候都会打电话或者通过E—mail等去了解大家到底支持谁，但忽视了可能有20%、30%的人拒绝表态或拒绝参加调查。这些人支持特朗普的多一点。为什么？因为支持特朗普的还有很多精英、大学生们，他们知道多数社会精英都觉得特朗普这个人这么差劲，知识浅薄，话都说不清楚，语法错误连篇，这样的人如果表示我支持，就显得我很弱智，所以民调时他们不说话，结果到最后偷偷地给特朗普投票——你们都觉得他不行，我就是喜欢他！ 我的错误在于相信媒体，以为佛罗里达州、宾夕法尼亚州等等“摇摆州”，肯定是民主党的，但后来摇摆州的多数都摇到特朗普那里去了。所以，隐藏的选民最后把希拉里给推下去了。 一般人去调查，总是去大城市、有点知识人的里头调查。但受教育比较少的人、乡镇选民投特朗普票的特别多，也有人干脆不投票。事后我看有文章说，媒体到黑人选民那儿调查，问为什么不投希拉里的票，黑人说八年前投了奥巴马的票，四年前也是投了奥巴马的票，觉得奥巴马上来以后应该对黑人好一点吧，结果没有见到黑人待遇改善，我还要继续他所支持的希拉里·克林顿的票吗？不投了，谁也不愿意支持。还有些人投特朗普的票是因对希拉里不满意，因为他们对现在的政治形势不满意。但特朗普坚定的支持者里，有很多人觉得他会改变美国的面貌。老实讲，我认为四年以后美国面貌不会有多大改变，那些中产阶级、蓝领、白领在四年以后的收入会增加很多？境遇有很大改善？我非常怀疑。也就是说经济可能是好转的，但好转的结果也许仍然是华尔街的“肥猫”和特朗普这样的房地产大亨把钱拿回去了。这是我个人的判断，未必正确。 政治方面的原因，主要是所谓“十月惊奇”——十月爆出的邮件门事件。为首的人是联邦调查局的局长，还有中央情报局等等，这些司法部门、情报部门的工作人员白人居绝大多数。这些人大概支持特朗普的人更多一点，所以把这个事弄出来，让希拉里措手不及。于是她动用她的资源，让司法部长（比FBI高一级）澄清说邮件没有泄密的行为。这时候特朗普抓住了把柄：第一，这个事情是有的；第二司法部长出来澄清，那就是希拉里这些人欲盖弥彰。一下子翻盘了，这时候很多人更加怀疑民主党、特别是希拉里的诚实度。三、特朗普上台利用的是美国白人工薪阶层的文化怀旧 八年以来，白人中产阶级收入没有增加，社会不公加剧。八年的经济增长最终没有给弱势群体带来什么收入，特别是工业比较落后、白人集中的的乡村地区，甚至有一些种族主义情绪。美国社会在这次大选中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分裂，白人和移民之间的分裂，（当然白人和黑人、一些老的移民也是有不同政治倾向的）。希拉里的团队和她的支持者里更多是有色人种，移民、拉丁美洲人的后裔等等。这些人从文化上来说，跟美国传统文化之间有一定的差距。美国传统观念包括同性恋不能结婚、不应堕胎等，还有基督教信仰。比较新的观念，即所谓“政治正确性”，是不能歧视有色人种、不能歧视妇女、不能歧视同性恋者、不能歧视信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的人等等。特朗普那些人觉得凭什么要遵守这些思想？实际上文化问题跟宗教、种族、族群这些非常有关系。 精英支持希拉里，支持民主党的人比较多。几十年来，民主党在知识分子、大学教授、青年学生里都是占主导地位的。可是在高收入人群中是分裂的，比如传统石油产业、军队里也有不少支持共和党。过去支持共和党更多的是传统的富人、白人，现在一些白人开始贫困化了，所以阵线就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内不是那么分明了。一部分支持特朗普，一部分人支持希拉里，还有一部分人支持谁？支持民主党里的桑德斯（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其实美国的社会主义跟我们相差很多，不过桑德斯相对来说更主张平等、更加注重穷人的利益。结果这些支持桑德斯的人，后来一部分偏向了特朗普。当然桑德斯本人最后出来是支持希拉里的。 不管怎么说，最后特朗普当选利用的是美国白人工薪阶层对于移民的恐惧和对于过去逝去时代的文化怀旧。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写过一本书——《我们是谁》。他说，我们是谁？我们是美国人，但美国人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是盎格鲁—撒克逊的后代，至少是欧洲白人为主，以新教徒为主的传统社会。如果更多人加入美国，像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的选民群体里那些新移民或者老移民，他们不一定信仰盎格鲁—撒克逊人所信仰的那些东西，那么美国就不再是美国了。现在支持特朗普的人，有一种怀旧——几十年以前的美国人多么纯真！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种族、共同的宗教背景，有一种美国的向心力。现在这种向心力被外来的人和所谓“政治正确”的人占领了，他们很不满意。特朗普上来过程中就一直在攻击所谓的“政治正确”。这个可能全世界都有，我们叫身份认同的政治（identity politics），现在这种身份认同的政治某种程度上已经取代了钱包政治。当然钱的问题、阶级问题也很重要，但阶级的问题和“我们是谁”、我们是哪个种族、我们是谁的后代等等这些问题结合在一起，跟宗教的问题也结合在一起。这是我对美国现代政治——特朗普上台原因的一种分析。文章选自腾讯思享会，2017年2月19日
2017年3月21日 -
梁锦松：香港未来重在“聚才”与“聚财”
2017年3月16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前香港财务司司长，香港南丰集团董事长梁锦松先生在CCG北京总部发表主题演讲 今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自香港回归以来，得益于与内地间日趋密切的经贸和人文交流，香港GDP总量、人均GDP等指标总体呈增长态势。近年受全球经济大环境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香港经济增长率逐年放缓，出现金融服务业等支柱产业增长乏力、人才外流等现象。比起内地或竞争对手新加坡，香港还是慢了些。过去20年,香港人均GDP大概每年增长1.6%，而新加坡差不多是3%。 尽管如此，香港在发展经济方面，空间仍然很大。香港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20年来一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香港是中西文化汇聚的地方，法治健全、政治廉洁、税率较低，也是全球犯罪率最低的地方之一。香港还是人流、物流、服务流、资金流、信息流最繁忙的地区。有权威机构做过研究，五“流”最融通的地方，往往经济发展潜力最大。 “聚才”“聚财”对香港来讲最实用，人才尤为重要。在过去的7年中，西方中央银行大都在印钞票，钱在某种意义上是现在最不缺的资源，反而知识经济最缺的就是人才。香港应成为全球精英乐意聚居和工作的地方。在西方民粹主义当道，对外来人才采取排斥政策的当下，特区政府和工商界应派专人，点对点地说服国外精英人才到香港工作、居住，因势利导推动由应试教育向创新教育的转型。香港总人口不应只有几百万，而应成为一个拥有1000万人的国际大都市。若没有这个体量，香港很难支持国家在各个方面的发展。 当然，“聚财”仍然非常重要。每个时区都得有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在可见的将来，亚洲这个时区应该还是香港和新加坡竞争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出意外的话，中国将会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届时若依靠新加坡为金融中心，可能会有国家安全风险。现在全球IPO头十家企业，6家在美国，4家在中国，但只有1家在香港上市。香港应积极调整金融规则和产品，以支持国家发展。香港人需要看到，在“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过程中，中国的资本项目短时间内还做不到完全自由兑换，这意味着会形成境内、境外两个资金池。这两个资金池的风险对冲管理跟流动，会成为香港金融业的发展机遇。 为“聚财”，香港还应大力鼓励“三创”(创新、创意、创业)，吸引高端研发机构到香港，大量吸收“三创”人才。香港应积极跟珠三角——尤其是深圳、东莞、珠海，开展突破性合作。应该想办法把香港制度上的优势——包括知识产权保护、自由市场、低税率等，跟深圳的体量，深圳、东莞所拥有的全球最好的制造业平台，以及珠海干净的空气土地相结合。若果真如此，我们就有能力打造能跟美国湾区竞争的粤港澳大湾区。在推动过程中，特区政府应注意与内地相关部门沟通，为“三创”人才流动创造便利条件，比如设立通关“金色通道”、突破港人外国人在内地逗留超过183天须缴内地所得税的限制等。 未来十年是香港承先启后的十年。有国家的支持，有“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有新老香港人和外来人才共同努力，只要新一届政府能跟市民充分沟通，提出一个清晰的发展规划，减少在政治上的不必要争拗，香港经济一定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民生也会得到改善。随着香港人幸福感的提升，对国家的爱护也会增强。在这个地缘政治局势多变的不确定时代，香港有能力为国家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者是香港南丰集团董事长、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前司长，本文整理自作者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的演讲)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7年3月18日
2017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