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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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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部副部长戴均良：发挥留学人员聪明才智比以往时候都迫切
2016年7月31日，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暨2016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在京举行，700余位来自社会各界的海归参会。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戴均良，教育部副部长、欧美同学会党组副书记、副会长刘利民，国务院侨办副主任郭军，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主任夏文峰，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欧美同学会副秘书长许睢宁等出席论坛开幕式。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戴均良在致辞中说，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留学人员工作，将其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任务。当前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发挥留学人员的聪明才智，比以往任何时间都更为迫切。他希望和参会的留学人员朋友交流3点想法：第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举留学报国旗帜；第二，服务发展大局，在创新创业中勇攀高峰；第三，加强欧美同学会的建设，为留学人员发挥作用创造更好条件。 教育部副部长、欧美同学会党组副书记、副会长刘利民指出，2015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52.37万人，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40.91万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和最大的海归国，派遣留学人员到国外学习与深造，已经成为中国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重要渠道和方式。海内外广大优秀留学人才是我国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留学人员受益于海外优秀教育资源，拥有先进的技术、理念，是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生力军。国家正在实施的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创新驱动战略，给留学人员在国内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国务院侨办副主任郭军说，国务院侨办服务的6000多万海外华侨华人中许多曾是留学人员，国家“千人计划”实施以来，我国引进高端科技人才的90%以上是华侨华人，留学人员又占相当大的比例。近年来，侨办大力实施海外人才为国服务计划，通过多种形式搭建各类平台，鼓励和推动广大华侨华人回国或来华创业创新，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服务国家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今后侨办将继续禀承以人为本、为侨服务的宗旨，依法维护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正当权益，为华侨华人归国发展服务。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主任夏文峰说，2016年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明确提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和来华创新创业创造更好的条件，加大留学人才引进力度，集中国家力量吸引更多海外人才到中国创新创业。 据统计，从1978年到2015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404.21万人，其中221.86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留学生群体已经成为新时代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留学人员普遍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全球网络，掌握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商业模式，富于创新精神、饱含创业热情，在创新创业方面具有先天的比较优势，在中国社会发展、推动创新创业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圆桌论坛阶段，与会嘉宾围绕“新时期海归企业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与影响”“资本助推企业创新与转型”“中国海归创新创业的机遇与挑战”“海归职业发展与继续教育”“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激发海归创新”“文创产业打造双创生态圈”六大议题，各抒己见，充分探讨中国留学人员的创新创业之路，为未来吸引更多的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就业探索更为广阔的发展之路，激发创新活力。 本次论坛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主办，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协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承办。（记者 杨宇）文章选自中央统战部网站, 2016年8月2日
2016年8月3日 -
【CCTV NEWS】He Weiwen talks about the economy in the second half
【观看】
2016年8月2日 -
【CCTV NEWS】He Weiwen talks about G20 financial ARM Meeting
【观看】
2016年8月2日 -
王辉耀：2016美国大选如何影响亚洲
2016年7月27日，宾夕法尼亚大学劳德研究所和沃顿商学院联合赞助的“2016年大选对亚洲的影响”研讨会在宾大沃顿中国中心举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应邀出席，并担任“特朗普和希拉里：对亚洲的影响”的演讲嘉宾。出席的演讲嘉宾还包括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谢涛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何帆。王辉耀与与会嘉宾一起围绕美国总统大选及对中国的影响展开热烈研讨。 王辉耀在研讨会上发表了自己对美国总统选举中特朗普和希拉里竞选活动的看法。他指出特朗普的政治立场倾向于反全球化，这种反对自由贸易和反对移民的政策将会对全球经济与移民问题带来负面的影响。 王辉耀认为自由贸易虽然在短期内打击美国的国内产业，但是却能长期确保美元的国际流动。自由贸易使国家通过从国外引进廉价的货物来避免通货膨胀，并推动企业向海外发展，从而给美国经济带来发展契机。 除此之外，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会使美国丧失大量的高技术人才，尤其是以国外工程师为主的硅谷。每年有大约50万的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大部分的中国学生都深入地参与到STEM行业，能为美国创造巨大的潜在价值。 另一方面，希拉里主张给予毕业的STEM学生永久居民身份。王辉耀认为这项政策将会使中美之间的人才竞争更为激烈，因此对中国不利。但是，希拉里也鼓励美国学生赴中国留学，并曾在华盛顿出席了100K项目（知名中美学生交流项目）的开幕式。 最后，王辉耀在演讲中也谈到了TPP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他相信希拉里很快就会批准TPP，而特朗普有可能会提出TPP的替代方案。他认为中国加入TPP将有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一直以来都享受着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成果。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包括TPP、TTIP、RCEP和AIIB等诸多倡议，将给世界带来更多潜在的正面影响。王辉耀也指出，不同国家政策立场存在分歧无可厚非，但是在经济方面，各国都应该齐心协力，一起合作争取利益最大化。
2016年8月2日 -
【神州学人】期待留学人员在创新创业中发挥更大作用
【神州学人讯】 2016年7月31日，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暨2016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在京举行，700余位来自社会各界的海归参会。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戴均良，教育部副部长、欧美同学会党组副书记、副会长刘利民，国务院侨办副主任郭军，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主任夏文峰，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欧美同学会副秘书长许睢宁等出席论坛开幕式。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戴均良在致辞中说，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留学人员工作，将其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任务。当前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发挥留学人员的聪明才智，比以往任何时间都更为迫切。他希望和参会的留学人员朋友交流3点想法：第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举留学报国旗帜；第二，服务发展大局，在创新创业中勇攀高峰；第三，加强欧美同学会的建设，为留学人员发挥作用创造更好条件。 教育部副部长、欧美同学会党组副书记、副会长刘利民指出，2015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52.37万人，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40.91万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和最大的海归国，派遣留学人员到国外学习与深造，已经成为中国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重要渠道和方式。海内外广大优秀留学人才是我国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留学人员受益于海外优秀教育资源，拥有先进的技术、理念，是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生力军。国家正在实施的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创新驱动战略，给留学人员在国内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国务院侨办副主任郭军说，国务院侨办服务的6000多万海外华侨华人中许多曾是留学人员，国家“千人计划”实施以来，我国引进高端科技人才的90%以上是华侨华人，留学人员又占相当大的比例。近年来，侨办大力实施海外人才为国服务计划，通过多种形式搭建各类平台，鼓励和推动广大华侨华人回国或来华创业创新，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服务国家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今后侨办将继续禀承以人为本、为侨服务的宗旨，依法维护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正当权益，为华侨华人归国发展服务。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主任夏文峰说，2016年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明确提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和来华创新创业创造更好的条件，加大留学人才引进力度，集中国家力量吸引更多海外人才到中国创新创业。 据统计，从1978年到2015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404.21万人，其中221.86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留学生群体已经成为新时代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留学人员普遍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全球网络，掌握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商业模式，富于创新精神、饱含创业热情，在创新创业方面具有先天的比较优势，在中国社会发展、推动创新创业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圆桌论坛阶段，与会嘉宾围绕“新时期海归企业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与影响”“资本助推企业创新与转型”“中国海归创新创业的机遇与挑战”“海归职业发展与继续教育”“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激发海归创新”“文创产业打造双创生态圈”六大议题，各抒己见，充分探讨中国留学人员的创新创业之路，为未来吸引更多的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就业探索更为广阔的发展之路，激发创新活力。 本次论坛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主办，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协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承办。（记者 杨宇）文章选自神州学人，2016年8月1日
2016年8月2日 -
郑永年、莫道明、黄精洋：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的路线
智库在公共政策中所肩负的角色是特定的政治制度的产物。通过比较西方政治外部多元主义和中国政治内部多元主义制度，我们可以明确，中国未来智库建设之路不能完全跟随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道路。 首先，新型智库建设走的不是“反对派”路线，智库的主要目标是帮助政府和社会改善特定领域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效能，其工作的重心是提供基于实证政策研究而提出的政策备选方案，对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科学化的评估，帮助纠正政策在执行层面出现的偏差。在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各种类型的体制内的智库的角色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即使是民间智库也不会挑战现有政权，更不会成为政治反对的力量。这不仅仅是因为不被容许，而是政府主动去建设民间智库，其中的目标就是为了消除那些挑战政府的力量，包括反对派。民间智库远离权力中心，而接近社会，理解社会现实，它们更能为权力中心提供有效治理社会的方案。或者说，较之体制内智库，民间智库具有较高程度的自主性和自治性，它们可以“独立”地以自己的专业主义来完成政策研究，而这种“独立性”则是保障民间智库优于体制内智库。同时，这也说明了民间智库不可盲目地和体制内智库进行竞争，因为体制决定了民间智库不可能获取体制内智库能够获取的资源、管道等。如果民间智库简单追求体制内智库所追求的目标，那么就很难有成就。反之，如果民间智库能够充分利用自身独立和专业主义的优势，那么就可以生产出体制内智库所不能生产的知识产品，从而对政策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其次，新型智库建设不能走“完全市场化路线”。一旦将智库完全推向市场和社会，由市场和社会提供资金来源，智库很容易像美国发生的情景一样被强势利益集团所俘获，成为政策游说的工具。西方的确存在着一个思想市场，理论上说，这个市场对谁都平等。但正如经济市场上不同的经济角色不可能得到平等的地位一样，在思想市场上各个智库也不可能有平等的地位。并且在经济市场上，西方确立了诸如“反垄断法”那样的减少不平等的机制，但是在思想市场上不存在任何这样的机制。西方的思想市场基本上仍然是一个资本主导的市场，强势资本决定了智库生存和发展的命运。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思想内部市场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来主导，具有自主性的政府可以根据其政策需要的考量来筛选内部思想市场上的产品，而不受一个或者几个特殊利益集团的挟持。 再次，新型智库建设也不能走旧的“依附型路线”。即智库的发展仅依靠一个个围绕在特定领导人周围的智囊获取资源，甚至沦为政治的宣传机器或领导决策的传声筒。中国要有属于自己新型智库建设的路线图，这就是如何在一党主导下的内部思想市场中保证各个智库机构能够自主独立地展开政策研究，并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下在政策过程中展开竞争。这就要求在新型智库和党政机构之间确立边界，适当把政策研究和决策分离开来。这不仅仅是为了智库的相对自主性（至少对高校、党校和社科院系统智库而言）或者独立性（对民间智库而言），而且也是为了决策的科学性。同时，要通过制度设计使智库成为架接学术研究、政策实务和社会关切的桥梁，成长为开放的一党主导制度中连接国家和社会间重要的政治关联力量。客观地说，很少有智库可以自称为中立的，因为所有智库都必须受制于其所处的政治制度，但智库是可以实现独立的价值的，即研究人员在免受外在力量干预的情况下以专业知识完成政策研究任务，供决策者参考。 中国共产党要在不断制度化与其外部利益的关系的过程中来实现领导权，但这种领导权的确立过程也可能脱离整合各方政治社会力量利益的趋向，转为侧重于制造各方对政治权力的单向面服从。在不改变现行智库的组织结构的情况下，政府通过加大公共财政推动智库建设运动，是否真的能提高公共政策研究的质量，进而提高公共机构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还是说进一步使得研究者更加依附于党政机构，服从决策者的政治指示或政策预期，值得进一步观察。 新型智库的建设主张可以说是对当前过于封闭过度重视官僚系统利益的决策体制的回应，通过发展智库尤其是民间智库这一新的社会组织，撬动中国知识生产和决策体制的改革。无疑，这也从属于中国总体政治改革的一部分。在作者看来，中国政治改革包括三个方向，持续地开放、更多元的竞争和更广泛公共参与。这三个方向同样适用于中国新型智库建设。如前所述，自由市场路线的美国智库发展经验很难全盘适用于中国，而更重视多元利益比例代表的协调型国家的经验，如欧洲的德国和亚洲的新加坡等地的经验更值得借鉴。德国和新加坡智库的资金来源也大都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财政占主导作用的好处是在于避免智库被特定利益集团笼络和挟持。但是，为了防止政治和官僚权力对智库研究的过度干预，这些国家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规定了公共机构和智库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可见，中国要保证智库建设中智库研究的独立价值，在制度化的过程，要将财政拨付和项目委托中出现的契约关系设计成政府和智库间相对对等规约条文，避免智库成为现时单方面智库建设政策的执行者，成为政府资源俘获的对象。智库很难中立，中国的智库必然倾向于站在中国的立场，为这个国家的政府提供服务，但同时他们也有权利要求政府公开数据和了解政府内部实际运作状况，更有不依照官僚理念改变研究主张的独立性。这就要求设置能够保证智库进行独立研究的制度机制，即在政治和智库之间确定一定的边界；在政策决策体制中，将政策研究、决策和执行分开，并尽可能地在研究领域尽最大的努力，吸纳各方面意见。在智库内部治理上，要对过度官僚化的管理制度进行修正，通过引入理事会、同行评价、利益相关者评价制度，通过引入人才市场机制打破研究人员终身制等来保证智库的运作效率。 中国的智库受制度和历史的塑造，组织形式有机关部门、事业单位、高校系所和非营利部门，并且因它们组织制度的差异，它们在研究取向上也有不同侧重。若要实现不同系统的智库能在同一个平台上对话与竞合，就要尽量弥合不同类型智库间的信息鸿沟，打破学科藩篱和组织系统间界限，实现跨学科和跨部门间的合作。 智库建设更重要的是要打破国家对信息的垄断和官僚部门间的信息壁垒，使智库能对真实的政策过程有更深度的介入，通过开放更多的政策表达渠道实现政策观点的竞争。通过开放官员和智库研究者的双向“旋转门”实现事务界和知识界的交流，将技术官僚旋转到智库担任职务从事相关专业研究，作为选贤任能制度其中一个考察条件。 中国智库建设要利用国家能够超然于任何一个既得利益的制度优势，国家智库建设投入需要兼顾支持弱势群体的研究，保证多元的利益声音不以其能力的强弱都能反映在政策研究中。只有在政治过程和政策过程充分公开的环境下，不同智库的研究才有可能兼顾官僚部门、政策目标群体和相关方、社会大众和专家等行动者的利益和理念，通过这种途径生产出来的知识产品才能真正促成思想市场，服务政策决策。中国通过产品市场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了经济腾飞，现在也需要建立起思想市场的混合所有制来促成可持续的国家和社会繁荣。 --摘自郑永年《内部多元主义与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
2016年8月2日 -
项兵：西方体制造成政策短见 六大问题难解
项兵，长江商学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新浪财经讯 “新商业文明论坛暨长江商学院-哈佛肯尼迪学院第二届全球论坛”于2016年7月8日在北京举行。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项兵出席并演讲。 项兵例数西方国家出现的六大问题，认为其政治体制需要变革。而中美的深入合作不仅对中国很重要，对美国也很重要，甚至对整个人类都是至关重要的。以下为演讲实录： 项兵：大家早上好！非常感谢所有参加论坛的朋友，也感谢合作伙伴，以及肯尼迪学院。 这是第二次举办论坛，第一次论坛在美国举办。去年签署战略协议的聚焦点是希望两个学校商学院与政府学院合作，聚焦中国、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最重大的问题，比如说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如何实现包容性增长问题，创新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治理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企业家本身可以解决，不是政府本身可以解决，必须有更多的政府、企业，以及公民社会等多方位合作，更好面对挑战。 今天我真的很高兴，第一次在中国举办论坛。推动合作的时候，托尼·赛奇教授做了很多努力，他不仅是中国的专家，也是中国的老朋友，为培养中国青年干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希望借此机会讲一下今天的专题。主要是分享从月球下看地球的中美关系，我是谈中美关系的外行，希望大家多多包含。另外，我希望谈新商业文明，为什么长江商学院一直在推动新商业文明。 改革中的世界格局变化 第一，发展模式的变革。人类历史上这么多变革聚集在一起可能还是第一次，第一个变革是发展模式的变革。中国过去成功主要是新自由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结合，新自由主义源始于撒切尔夫人。过去30几年的改革开放可能是两大模式的结合，成就了中国经济的进步。面向未来，最可借鉴的模式之一是西欧流行的社会民主主义，西欧、北欧国家，他的社会福利已经到了非常高的高度，像丹麦这些国家从生出来第一天起到进火葬场都是国家的力量，上大学都是免费。西欧在实践福利主义方面有非常多成功的经验，当然也有非常多的教训。面向未来是三大模式融合，同时向中间漂移。这一点来看，福山教授的“历史终结论”肯定要终结。 第二，颠覆式科技变革，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第三，中国再次崛起对全球的影响。三年前，在博鳌论坛时我也谈到，过去三十几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被全球化，具体数据我就不说了。面向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全球经济被中国化也可能是重大的变革之一。发展速度比我想象得要快一点。 第四，政治体制、新社会契约与新政商关系。2008年以后我们对N多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包括政治体系和民主体系。民主体系也是人类重要的问题，是社会制度的创新之一。但是你会看到民主体系下主权债务危机问题普遍存在。在民主体制之下解决国债危机是有挑战，不承诺的话很难被选上，这是结构性的问题。 第二大问题是政策短见。西方体系当中任期是4-5年。 第三大问题是领导力匮乏的问题，尤其在美国哈佛大学本科毕业生很少到华盛顿DC找工作，斯坦福也好，哈佛也好，毕业生很少说到政府找工作，所以领导力匮乏的问题是西方民主体系的通病，至少对实现学而优则仕，和中国相比他们有一些差距。 第四大问题缺乏基层工作经验。像美国这样的体制，奥巴马总统没做过县委书记，竞选体制靠演讲，缺乏基层工作经验。 第五大问题权和钱走到一起的问题已经出现，我们五大朝代，三百年一个朝代，权和钱走到一起的问题已经非常明白。 第六大问题社会流动性问题。所以政治体制变革，社会体制变革是全球面临的重大变革之一。这是大变革的时代，包括政治制度的变革，新的一代可能需要。 第五，中美在全球贸易投资体系的博弈。美国一直推TTIP、TPP，我认为他希望创造新的、没有中国的WTO，尽管美国人说中国人可以随时申请，但是你想越南成为TPP一部分，中国还没有道理成为TPP的核心成员吗？这是有一定的针对性。中国也在推自己的全球投资贸易体系，包括最近的“一带一路”，包括亚投行，中美两个经济大国在投资贸易体系扳手腕行为也是世界变革的重大力量。 第六，全球治理重构。以前全球治理还是存在，二战以后美国主导建立一套全球治理体系，一定程度上确实起了作用，之前美国说是其他人不能说不，现在美国人说是，N多人说不。全球贸易、金融、投资、管理越来越全球化，但是治理方面，全球治理结构不到位，这也是一个事实。 第七，地缘政治变革。包括英国脱欧、难民潮问题，中美关系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伊斯兰国崛起，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抬头，包括最近反全球化浪潮的抬头，在大变革局势下，任何思潮都有可能有它的市场。当然也包括气候变化，包括可持续发展，包括我最近三年提出的人类集体短视，从政治到经济，很少有长线考虑，谁会考虑对人类重要的一百年两百年的解决，任何经济体系没有长线考虑，包括商学院鼓吹很多东西，比如金融贴现，200年以后贴现到今天是多少钱。我们培养一代又一代超级短视的企业家，我们手上有这么多科技，我们自掘坟墓，把人类推向毁灭都是可能的，没有任何长线的考虑。 我参加了N次有关中美经济合作的会议。会议上大家对中美差异谈得比较多，历史、文化、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等。但是对我们的共同点，我认为重视不足。其实中美在很多方面有我们没有看得清楚的共同点。比如，过去影响世界格局三大力量，新自由主义、新一轮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中国和美国走在世界前面。我们拥抱了新自由主义，我们拥抱了新一轮全球化，所以中国经济被全球化了，我们也拥抱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共同挑战方面中美有共同之处，比如收入财富不均。两国有非常大的差异，但是在影响世界格局重大变革方面，在拥抱变革的力量中美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我们有差异也有共同点。差异谈得太多，共同点重视不足。 人类历史上这可能是第一次，这么多变革的力量聚焦于一点，工业革命是科技变革为主，科技、政治、社会、文化、全球治理、投资贸易体系，这么多巨大的变革集中在一起，如果我们把握得好，这可能是最好的时代，也可能会变成最坏的时代。所以N多问题的解决，没有中美的合作是不可能的。中美深入合作不仅对中国很重要，对美国也很重要，对整个人类都是至关重要的。 新商业文明与中国企业的机遇与挑战 最近也讲了几年，新商业文明的提出，一个是中国企业家可能在下一步变革和转变之中有更多的担当，因为我们变革也很多。我希望强调一点，我们不仅要更多关注商业创新、科技创新，同样重要的是关注社会创新，其实这是我们和肯尼迪学院合作重要考虑之一，面向未来大企业要重视社会创新，我们希望通过两个学校在合作推动社会创新方面做出自己更多的应有的贡献。 全球视野和全球责任担当方面，可能是新商业文明核心的部分。一个苏格兰朋友问过我，说“你看苏格兰人口没那么多，但是我们出了亚当史密斯，我们也发明了青霉素，对世界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你们中国近代做了哪些贡献？”这话听得很刺耳，但是我们要反思，未来中国企业家要有更多全球视野，全球责任，全球担当，在解决人类文明上做出更大的贡献。以全球应对全球时代的到来。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们需要新的价值取向。最近2-3年我一直讲，中国创业创新对中国发展至关重要，学校做出了很多努力，包括创创社区。在现有一代企业和企业家方面我们市场份额和比重很高，但是在未来创业创新方面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如果中国创业创新要做重要调整的话，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更多中国和中国企业家应该超越为了创富创业而创新，更多中国企业家要为兴趣，为理想，为梦想，为责任，为担当创业和创新，中国才有可能出自己的亚当史密斯，出自己的青霉素，这一点必须改变，和而不同，必须有不同的梦想，为了兴趣、为了理想，为了担当，而不是为了简单的创富，为更多的财富。 同样重要的是我一直在鼓吹月球看地球的视野，从1840年到现在，也许更早，我们对西方理论都是西方高高在上，我们低低在下，如何把西方理论和东方智慧相结合，是西为主还是中为主，没有考量，没有引领，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追随美国，追随西方，他们出一个东西我们就拷贝，互联网时代就是拷贝，美国人今天创新我们明天就可以复制，但是我们永远出不了自己的谷歌，Facebook、特斯拉、Uber，我们永远是追随者，整个视野和思维中很少有原创，更没有引领。 面向未来，希望更多的企业家在中国再次崛起的时候，很好的思考和探讨中国企业在全球崛起代表什么道，不是更多的贸易机会，不是创造更多的财富。我们的DBA也好，我们和肯迪尼学校合作也好，重要的考量之一就是这个。全球参加了这么多会议，N多外国朋友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崛起代表什么价值。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在回避了。长江有这个责任，通过组织类似的会议相互学习探讨，探讨中国企业在全球崛起的道。 如果，这些问题的考量和实践能做得到，如果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能在全球重大问题解决方面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坚信我们中国会有自己的休谟，自己的亚当史密斯，我们会发明一系列青霉素这样的产品，能为人类发展做出自己重要的贡献。如果我们实现了这一点，我坚信，今天可能就是新一轮文艺复兴和启蒙的起点，我们的企业家有不可推诿的责任，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选自新浪财经，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