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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黄孟复：“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促进全球化进程
新华网11月22日电（记者张钟凯、郑玮娜、刘邓）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黄孟复日前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提倡的包容开放和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和路径有助于重振正在放缓的全球化进程。 “当前全球化的进程因世界经济放缓而受阻，封闭性的双边或多边贸易体系对全球化贡献有限，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则有可能间接推进全球化。”黄孟复在此间举行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表示。 黄孟复指出，世界经济从2008年开始进入了后金融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投资低迷，债务高企，而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本外逃、内需不振、结构调整等因素，增速下降也很快，全球贸易形势严峻，全球化的趋势受阻。 目前双边和多边区域自贸区正方兴未艾，成为各国和地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大措施，但是黄孟复指出，过于封闭性的区域贸易交流和合作有搞“小团体”之嫌，对于全球化的实现贡献有限。 在黄孟复看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是打破“小团体”，走向全球化的替代形式。 黄孟复指出，“一带一路”包含的国家不是现在所有的自贸区谈判的国家所能够涵盖的，它把亚洲、欧洲、非洲等区域通过“一带一路”全部联通在一起，实际上是实行全球化的过渡形式。 除此之外，“一带一路”是以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基础，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来推动工业化的发展，推动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从而促进全球化的进程。“这样开放、多元式的体系，对所有国家都是机遇，因为它都可以在‘一带一路’发展中，把自己国家的比较优势融合进去，从而实现互利共赢。”黄孟复说。文章选自新华网，2015年11月22日
2015年11月25日 -
郑永年：法国恐怖袭击——是西方的失败还是恐怖主义的成功
在反恐问题上，中国很难独善其身，因为恐怖主义今天已经是一个全球现象。实际上，中国本身也面临非常严峻的反恐怖主义任务。因此，反恐必须成为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的重要一部分。其次，中国本身的反恐必须防止西方化，尤其是美国化。 法国首都巴黎又发生了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这和上次恐怖袭击相隔不远。实际上，自从美国“911”大规模恐怖主义事件之后，恐怖主义似乎已经成了社会常态。 既然是常态，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社会似乎一直处于麻木状态。每次发生这样的悲剧，政治人物就会象往常那样，对受害者加以最深情的慰问，对恐怖主义加以最严厉的谴责，同时信誓旦旦地宣誓要和恐怖主义斗争到底。政治人物刻板的表现可以理解，但社会何尝不是如此呢！人们一边哀悼一边悲愤，以示团结和集体的力量。但过不了多久，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社会就俨然把悲剧遗忘了，他们的生活回归到了正常，没有做什么，似乎所能做的只是下一波恐怖袭击的到了。 更不为人理解的是，有关恐怖主义的话题经常被政治化，无论是内部政治还是国际政治。在内部，不同的政党尽管都对反恐表现出兴趣，但就反恐政策则并没有什么大的共识，而且往往是互相制约甚至否决。对反对党来说，似乎执政党的反恐政策一旦有效就会损害反对党的政治利益。此外，诸多反恐所采用的手段也经常违背西方一些国家的宪法精神，这也是反对党加以反对的法律因素。 在国际政治上，人们不难发现，西方世界尽管本身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但经常在反恐问题上持双重标准。例如，西方本身不管用什么方法来对付恐怖主义都是合法合理的，而一旦到了其它国家，就演变成为“人权”等不同性质的问题了。所以，尽管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反恐需要世界各国的大力合作，但这种双重标准一直在有效地阻碍着国际合作。 “911恐怖主义事件”过去那么多年了，而恐怖主义越来越盛。整个西方一直处于被动的反应。要真正有效反恐，恐怕就要回到恐怖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根源。如果从宗教文化因素看，恐怖主义有其悠久的历史。但理解今天世界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局面，人们无需回到很久远的历史，而是看看“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以来的历史，大体上就可以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简单地说，西方反恐的方式本身产生着更多的恐怖主义，反恐本身成为新型恐怖主义崛起的温床。如果不能跳出这个恶性循环，那么恐怖主义会继续扩展，社会会越来越没有稳定和安全的常态。 这里首先要提问的是，为什么今天会出现那么多的失败国家？在西方，中东等地区失败国家的出现一直被视为是恐怖主义崛起的政治背景？问题在于：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在这方面，西方尤其是美国要负很大的责任。“911恐怖主义事件”之后，美国就开始推行硬软两大方面的反恐计划。首先是“硬”的，即暴力打击，用暴力摧毁和清除美国认为是恐怖主义的基地、基点和主要人员。其次是“软”的，即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西方认为象萨达姆那样的专制政权是恐怖主义的政治根源，因此希望通过在中东实行西方那样的民主政权来控制甚至根除恐怖主义。 如果说武力打击激进恐怖主义者在一定的阶段表现为必然，但是人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暴力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以暴制暴导致更多的暴力，这是历史的循环。用“软”的方式因此也成为必然。可惜的是，美国所推行的“大中东民主计划”仅仅出于简单的意识形态考量，而非实事求是的做法。“大中东民主计划”因此事与愿违。在这些政权被推翻或者弱化之后，所出现的不仅不是西方所希望的民主国家，而是失败国家，或者类失败国家。不仅如此，近年来美国西方到处制造和推行的“颜色革命”，也在制造着更多的失败国家。 事实上的情况是，当象萨达姆那样的目标存在着的时候，西方诸国还可以同仇敌忾，加以围堵或者绞杀；但是当目标变得极其分散的时候，西方就束手无策。今天西方的反恐成本极其巨大。例如，政府需要动用数十人的力量才能“盯”住一个可疑的恐怖主义者的行踪。被界定为可疑的人，这个群体数量庞大。和日夜都要“盯”的政府安全人员比较，这些“可疑者”占据着有利的战略地位。他们不需要一天二十四小时都醒着，而是可以挑选任何时候来实施他们的计划。 这就说明了，政府不管如何强大，光依靠政府的力量，反恐要赢得胜利的机会并不是很大。这也就是这些年来，西方各国视恐怖主义为常态的一个主要根源。这不是说，西方政府承认恐怖主义具有了合法性，而是一种无奈的表现。 单单政府不可能取得反恐的胜利，这表明恐怖主义的盛行不仅仅是西方政府的失败，更是西方社会整合的失败。社会整合的失败表现在哪里？人们可以从如下几个主要方面来看。 首先是文化整合的失败。西方传统上是“一神教”传统。这一点西方和穆斯林世界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人们信仰不同的上帝。历史上，不同的宗教信仰导致无穷的冲突和战争。小布什当时把反恐战争称之为新的宗教战争并非一点也没有道理。 近几十年来，西方提倡多元文化或者文化多元主义，希望多元宗教信仰可以和平共存。但这仅仅是理想，要转化成有效的现实非常困难。例如，法国被认为是典型的“共和”，一个开放的自由民主政体。不过，究其实质来说，法国仍然是一个建立在一元化宗教文化基础之上的国家，因为只有接受了法国的“共和”精神，才有资格成为法国国民。从这数十年的历史来看，文化多元主义的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很高。无论是西方还是穆斯林文化，其本质是“同而和”，而不是“和而不同”。 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预见，这次庞大的欧洲难民潮会给未来的西方造成巨大的冲击。如果新移民不能被有效地整合，那么这些难民将改变欧洲的文化和宗教版图。从历史经验看，在这个过程中，很难避免充满血与火的暴力行为。 其次是社会经济政策的失败。尽管西方崇尚社会公平，但这个任何社会都接受的价值并没有反映在社会不同群体的社会经济生活水平上。往往的情况是，西方少数族群（尤其是穆斯林）处于社会的边缘，接受教育程度低、失业或者就业不足、所从事的往往是主流社会不愿意做的那些工作、收入水平和主流社会的差异巨大、日常生活空间流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等等。很显然，尽管西方社会往往有比较完善的社会政策，但社会政策显然并没有延伸到少数族群或者延伸不足。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的个人主义已经被推到一个极端。西方崇尚个人主义，这给西方社会带来了自下而上的勃勃生机。但凡事不只有好处，而没有负面结果。例如，在宗教种族问题上，西方基于个人主义之上的言论自由对穆斯林人口造成了无限的困惑甚至愤怒。自从西方开展规模庞大的反恐怖主义运动以来，西方的文化和知识界也利用自言论自由的优势，毫无顾忌地讽刺和谩骂其它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习惯。这种言论自由或者“畅所欲言”，不仅伤害了大多数穆斯林人口的宗教感情，更是刺激了激进穆斯林人口的愤怒。正如过去数年所显示的，结果是对西方社会的整体伤害。 实际上，言论自由历来都是有边界的。西方很多国家迄今仍然有“诽谤罪”。如果言论没有边界，那么行为也就不会有边界。如果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都可以完全不受任何约束的情况而自由地发挥出来，那么什么行为都是有可能的了，所不同的是，不同个人对行为的性质有不同的“定义”。而这个定义是高度主观性的，也就是个人“自由意志”的发挥。言论自由者有自己的定义，而激进主义者也有自己的定义。 “911恐怖主义事件”以来的反恐已经有些年了，人们可以从这些年的反恐运动中学到很多经验和教训。反恐的无效和恐怖主义的盛行表示人们并没有在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相反，因为很多无效甚至是错误的政策，反恐运动本身在为恐怖主义的发展提供着无穷的资源，拓展着无限的空间。今天的“ISIS”（伊斯兰国家组织）简直就是一支穆斯林世界的“联合国军”。数万人从西方各国投奔战乱的中东加入这个组织，而中东的激进分子又走向西方各国。这个形成中的庞大网络本身更在预示着一个不祥的未来。 恐怖主义的盛行和西方反恐的无效，对中国本身来说，也具有深刻的意涵。首先，在反恐问题上，中国很难独善其身，因为恐怖主义今天已经是一个全球现象。实际上，中国本身也面临非常严峻的反恐怖主义任务。因此，反恐必须成为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的重要一部分。其次，中国本身的反恐必须防止西方化，尤其是美国化。 在反恐问题上，尽管中国也要硬软两手一起抓，但关切点必须在软的一方面。反恐的重点必须是社会层面的民族整合。如果社会整合层面失败了，政府最强大的力量也会在恐怖主义面前无济于事。在社会整合方面，较之西方国家，中国的优势在于动用强大的国家力量来促进社会的整合；而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把国家的力量转化成为社会的力量。作为个体或者集体行为的恐怖主义，只有在社会层面，受到同样是个体和集体的制约（监督和管制），才能得到有效的遏止。 现实地说，如果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不能向下延生和融入到社会层面，那么任何形式的反恐只会是“外部的”。而任何形式的“外部”反恐仅仅是临时的和运动式的。只有植入社会层面的反恐才能成为“内部的”，是可持续的反恐。从长远看，国家的反恐政策只有深入到社会层面才有可能转变成为社会的反恐意识。 一句话，如果说恐怖主义成为了常态，那么我们所生活于此的这个社会就不再是常态了。要我们的社会重返常态，就必须遏止和清除恐怖主义。反恐任重而道远。 本文发表于观察者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1月20日 -
【经济日报】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加速
本报讯 记者徐惠喜报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近日发布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规模投资呈加速态势。去年以来，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已有141起，其中超过10亿美元的投资29起，1亿至10亿美元的投资55起。统计显示，2002年至今，中国企业在上述国家投资规模为1亿至10亿美元的投资407起，10亿至100亿美元的投资为122起。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采矿业、交通运输及制造业。同时，对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传输及计算机服务的投资有明显增长。 该报告建议，要通过打造样板工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报告称，中国的“一带一路”顶层设计已经具备，在落实过程中，要打造样板工程，通过发挥中国企业与当地开发区和产业园的合作经验，为以后推进建设树立模板。文章选自《经济日报》，2015年11月13日
2015年11月20日 -
【国际商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逐梦全球
随着自身实力的壮大、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以及国际经营能力的提升，中国企业更深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愿望日益强烈，并推动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走出去”向纵深方向发展。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呈现出哪些特点、面临着哪些挑战？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在近日召开的第八届跨国公司圆桌论坛发表主题演讲时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阐述，并就企业进一步“走出去”给出了相关建议。十大特点 王辉耀总结出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十大特点：一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规模实现了突破性进展。从双向投资对比来看，中国双向投资首次接近平衡，并成为资本净输出国。2014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达1160亿美元，加上海外利润再投入，实际已达1400多亿美元，超过来华投资额。从与其他经济体的对比来看，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仅次于美国（3360多亿美元），且增长势头强劲。二是民营企业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力军。最近两年民企对外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2014年同比增长300%，相当于2013年的3倍。三是中国企业中小规模的对外投资明显增多。其中1亿~10亿美元的项目占到投资项目总数的63%。四是中国企业的海外房地产投资高速增长，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局面。2013年中国海外房地产投资金额达219亿美元，同比增幅达88%。五是中国的制造业开始走进发达国家。美国已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目的地，如2014年福耀玻璃投资6亿元在美国新建汽车玻璃厂。据统计，制造业投资占到中国对美投资的41%，同比增长24%。六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开始重视当地的优质企业，投资领域覆盖了上下游价值链，如到澳大利亚投资能源项目势头开始减弱，投资者将目光更多地转向房地产和制造业。七是中国企业重视创新对“走出去”的推动作用，重视企业品牌建设和创新能力，包括华为、腾讯、阿里巴巴、小米等都开始走向世界。八是集群出海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方式，如中国五矿联合中信金属等企业投资秘鲁、江苏省组织企业集体投资海外等。九是私募基金海外投资活跃，如联想、吉利等的海外投资均吸收了私募基金。十是中国保险企业海外布局开始多元化，如平安集团收购海外房地产、中国人寿收购伦敦的码头、阳光保险收购酒店、安邦收购纽约华尔道夫酒店等。六个变化 在对外投资规模增长的同时，中企对外投资亦呈现出不少新趋势。首先，中国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流量稳定增长。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未来投资的重点，中国企业还将继续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其次，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从单一控股向多元化转变。此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比较倾向于控股，但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参股，包括参与国际跨国公司的管理，搭上他们的发展快车。第三，欧洲、北美超越亚洲成为最热投资目的地。传统上，内地企业境外投资大量集中在亚洲，如香港、新加坡等地，现在有意愿“走出去”投资的企业更多地瞄准了美国和欧盟市场。第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数量保持增长势头。第五，中国企业的TNT行业投资持续大幅度上扬，美国仍然是首选地。第六，各国升级版的产业园区成为中国中小企业全产业链集群出海的新模式，该模式亦将成为“一带一路”合作的新亮点。四点建议 “缺乏国际经营人才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最大挑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近期所作的调查显示，25%的企业认为缺乏国际化经营人才阻碍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50%的受访企业认为在经营过程中的障碍并非是由市场风险造成的，文化差异大、沟通不畅等成为主要因素。 就如何进一步“走出去”，王辉耀以“一带一路”合作为例，提出以下建议：首先，旅游业可成为“走出去”的有利抓手。2014年中国出国旅游超过1.1亿人次，海外旅游消费1600多亿美元，超过了同期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额。同时面对宗教、文化、地缘政治等各个方面的挑战，旅游及文化交流合作将很好地规避这些矛盾。其次，充分利用当地侨商的网络。过去有60%~70%的“引进来”和“走出去”项目依赖侨商的介绍或者投资，中国有6000万海外华人华侨、200万海外留学生，仅东南亚就有3000多万华裔，利用他们的网络可以大幅降低海外投资风险。三是建立海上丝绸之路港口联盟，建立海上互联互通机制。四是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培养国家人才。文章选自《国际商报》，2015年11月17日
2015年11月19日 -
【理事观点】跨国并购：人才大会战
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陶景洲在首届中国企业国际化论坛“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人才挑战”分论坛上介绍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各个阶段需要的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在谈到国际人才的作用时，陶景洲表示，作为国际化人才，你要脚踏实地，就像一个桥一样，在岸的一边立的比较稳，同时要把手伸出去，把在外面的事物接进来。 陶景洲：我是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的，一直在做跨境兼并收购。最早十几年主要做外国企业在中国兼并收购，建立合资、独资企业，比如麦当劳、家乐福、欧莱雅等。过去十几年又一直代表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参与过中海石油管道、油气田的项目和工业项目等。 中国企业“走出去”不是一个新课题。1991年时，我就帮助中远、北方工业公司、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在法国建公司，这也是走出去。只是那时大家都不太重视此事。最近这些年，中国成了跨境并购的主力军，大家开始真正关注这个领域。在国际兼并收购中，人才到底发挥什么作用？我认为国际兼并收购就是一场人才大会战。这里需要很多专业人才，比如审计师、会计师要为目标公司做评估；媒体联络、游说集团关系到未来项目政治上的风险和大众接受的程度；技术评估告诉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技术，在全世界受保护的程度如何，收购后能否消化；知识产权、专利商标注册权需要有人告诉你有没有侵权，在哪些国家有侵权的可能性，这需要法律和技术人才才能做到；并购中投行对作价、交易安排发挥很重要的作用；税务规划需要有人告诉你到底是直接从中国收购还是通过毛里求斯收购好，哪种在税收安排上可以减轻你的税负。简言之，这是一个团队的工作。有了各类人才，还需要将他们有机整合起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才库。所以，我认为“人才大会战”是国际兼并收购的一大特色。 国际兼并收购有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人才需求。 第一个阶段，收购开始到签订合同。收购阶段需要具备批评眼光的人，需要那些能站出来告诉老总这个项目不能做的人。可实际情况是很多国企老总都把兼并收购看作志在必得的东西，认为花了那么多时间，而且律师、兼并师、投行都请了，最后又说不做了。做到此点非常困难。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中国企业在世界上签了数以百计的无底洞交易，签完后亏得一塌糊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收购阶段没有人敢跟老总说“不”。在交易阶段，需要具有桥梁作用的人才，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具备两种文化以上背景的人，把中国的精神和国外的做法相结合。 第二个阶段，收购后的整合阶段。在此阶段，如何实现“1+1=2”或“1+1=3”的效果，需要看整个团队的运作。整合过程中还需要思考如何能留住当地人才。过去，很多大公司的高管不太愿意为中国企业服务。如何增加中国企业的吸引力，这当中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第三个阶段，发生争议需要退出或卖掉的阶段。现在，全世界有40%～50%的交易不成功。有20%～30%的交易要进入诉讼或仲裁程序。这不是中国企业做得差，而是交易本身就这样，在其他国家投资就会遇到风险，你要做好未来打架的准备，你需要在签订合同时把相应事项写清楚。当今社会是一个多元的、国际化的、需要各种专业知识的社会，需要不同的专家组成一个队伍，真正为我们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保驾护航。本文选自《出海潮：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主编王辉耀、苗绿，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年11月19日 -
【海归创业】当你苦心积虑办移民时 海归精英已开始追逐“中国梦”
追求人生价值是海归精英的目标，现在，越来越多人发现实现这一梦想的机会在中国。 头戴名校光环的留学生们正在一个个回归故里，他们发现实现人生价值的沃土，就在中国。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3年有35.35万留学生归国，这一数据的增速高达30%；2014年，留学归国人数达到36.48万人，与2013年相比增长了3.2%。截至2014年，中国留学归国累积总人数已达180.96万，占出国留学累积总人数的51.4%。 斯坦福大学教育学硕士郭曼文感觉到了“国内整个教育市场在起飞，政府在鼓励自主办学，加上二胎政策全面放开，这个市场在未来5到10年甚至20年都会非常火热。” 在斯坦福，她的研究方向是如何在教学过程中运用技术手段，比如在线学习软件、儿童学习APP。但她面临的一个尴尬的现状是，她的这一研究方向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很难在成熟公司里找到适合的职位。她只能不停地参加会议论坛，有时写写教育学科普文章。 她的一篇探讨美国教育界最新流行趋势的文章被腾讯等媒体网站转载后，竟很快有公司找上门来请求合作。郭曼文突然意识到，国内目前致力于教育创业的公司有很多，而且它们都需要专业人士的指导。目前，郭曼文在为有教育相关需求的公司客户提供咨询服务。 “随着出国留学人员总数持续上升速度的放缓，未来几年学成回国留学人数有望超过出国留学人数。”这是德勤在《中国民办教育发展报告2015》中的预测，这一图景已呈现在我们身边。 创业是这些海归实现理想的第一选择。近年来中国大力实施创新创业扶持政策，掀起了一波创业热潮。2014年，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正式投入运营，仅一年时间就有超过37家创业服务机构进驻；2015年10月，海淀区发布“中关村大街发展规划”，称将升级现有的中关村创业大街，将其打造为北京市的创业区域范本，并将此模式复制到全国。这让原来的电子商品卖场正在加速转型为中国的“硅谷”。 而在这个“硅谷”中，海归是其中的一支不可小觑的队伍。 斯坦福大学计算机数学（Computational Mathmetics）硕士童小侃走上创业道路，很大程度上是被国内火热的创业氛围所感染。 2012年微博最火的时候，童小侃回国加入新浪，这成为他创业的契机：当时他的几位毕业于华盛顿大学的朋友正沉浸在一个互联网招聘的创业项目中——2013年初，哪上班正式上线运营，当年年底拿到天使投资。2014年，童小侃正式加入这一团队成为首席运营官。他与合作伙伴一起在今年2月拿到2500万人民币的A轮投资，并推出了针对2年以上经验的互联网从业者的、运用算法提升求职者和公司匹配率的高端求职网站NextOffer。 童小侃认为虽然经历了2012年到2013年的一段创业氛围最浮躁的时期，但总的来说国内的创业大环境正在变好。“我们最开始的感叹是说中国以后肯定没有BAT这种机会了，但其实现在机会很多，尤其是企业服务方面。” 不仅是创业这一条路，越来越多的华人高端科研人才为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而回国。经合组织的调查数据显示，从2004年开始，中国的科技论文作者流出率大于流入率的情况得到扭转，在2009年至2013年期间流入率高达90%。 在这些科研人才中，一些人选择进入国内高校继续从事科研，还有一些人进入职场，或运用他们的特长自主创业。 2009年5月，还没有从清华大学毕业时王刚就已在清华科技园注册了第一家公司。在本科期间，他读了数学、物理和经济3个专业，为了更多地接触和商业有关的东西，他选择去北卡罗莱纳大学商学院攻读运作管理（Operations Management）博士学位。 王刚在博士期间的研究方向是留学、医疗这样的复杂服务供应链，他也做创业公司的研究，写过创业公司投产数量级策略的论文。 与此同时他也一直在做自己的创业项目。在美国，他组建起了一支拥有科研背景的创业团队，从夏令营游学项目开始做起，到2010年通过“博士全额奖学金申请服务”项目挣得第一桶金。2013年他将业务方向确定在留学咨询业务和基于网络的学生学业机会发现交流平台上。2013年6月，王刚团队中的第一批成员毕业回国，正式成立申请方。王刚则于次年毕业回国，正式启动融资，当月就获得了170万美金的天使轮融资。 强大的海外科研及工作背景让这个创业项目得以享受国家创业扶持政策的红利。当这一项目落户清华科技园时，团队获得了10万元的启动资金、10万元的留学人员创业奖励基金和1年免费场地使用权；王刚本人入选了北京海外人才“海聚工程”，为他的创业提供了不少便利。 虽然是回国创业，但王刚表示团队的目标还是做一款全球化的产品。申请方的教育资源数据库和申请工具最早在国外测试时面向的对象是英国人和印度人，而现在其实也有国外用户在使用申请方的产品。立足于国内市场，王刚将进一步把这一项目做成全球化的产品。 中国企业对海外高端人才的求贤若渴也让他们将回国就业当成一个最有吸引力的选择，起码从薪酬的角度来说是如此。怡安翰威特最新的人力资本情报调研显示，国内中高端人才的薪酬已不低于欧美发达国家水平。 印第安纳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方亮在2000年互联网最火的时候前往美国求学，在2015年中国互联网金融最火的时候回到国内。方亮的研究方向是分布式和云计算，毕业后在硅谷从事过电信、能源、医疗等行业的技术研发工作，并于2014年作为高级架构师加入了全球第一个互联网金融上市公司Lending Club。 Lending Club在金融P2P行业的超高知名度让方亮自加入这家公司起就一直被国内的互联网金融界所关注。在与国内互联网金融界人士接触的过程中，方亮发现国内（特别是北京）这个领域的发展甚至比美国还要火。于是，他开始主动关注国内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通过朋友引荐找到了普惠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的合伙人。在双方深入了解后，他正式决定作为首席技术官加入普惠金融，带领技术团队打造有中国特色的P2P金融产品。 方亮认为无论是从行业角度还是个人角度分析，他都有充足的回国发展的理由。中国的金融市场远不及美国那么发达，传统的银行服务对象不能覆盖到所有有金融需求的群体，特别是针对个人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市场几乎是空白，等待着新的金融产品去填补。这对从业人员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发展机遇。 对他本人来说，在美国15年的留学和工作经历也让他产生了一些倦怠感。他渴望面临新的挑战，获得更大的发挥空间。 和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留学生相比，当下的留学生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当生存压力小、出国只是为了求学时，中国学生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实现理想、哪里能提供更多的机会。康奈尔大学金融和经济政策硕士陈昳舟在2014年毕业后回国进入了一家国有银行作总行储备生；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硕士张畅在2015年毕业后回国入职于中信出版集团担任人文社科方向的电子书编辑。对于她们来说，所学内容在国内更容易发挥优势。 德勤指出，国内就业市场提供的良好机会与留学国经济大环境不景气之间的强烈反差，促使大批留学生回国寻找工作机会。 同样，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智联卓聘发布的《2015年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的分析，2008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欧美国家就业难度加大，那两年归国留学生人数增长率均超过55%，2008年达到57.5%的峰值；而欧元危机、欧盟经济衰退及部分欧洲国家因本土就业问题收紧留学生就业政策等，使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从2012年开始大规模归国，当年归国留学生人数增长率再次达到峰值。 美国的H1-B工作签证也是许多中国留学生选择回国就业的重要原因。该类签证每年的发放数量限定在8.5万个，其中2万名额分配给在美国大学毕业、获得高等学位的留学生。特别令留学生烦恼的是，要获得H1-B签证，就无法自由选择跳槽，因为一旦他这样做，公司就能立即终止他的签证，他就不得不在短时间内打包回国。 这也正是费城艺术大学工业设计系本科毕业生赏雪面临的问题：“我发现很多公司会拿H1-B作为筹码把薪酬压得特别低，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没有必要留在美国。”赏雪目前在上海的一家设计咨询公司担任创新策略分析师（Innovation Strategist）。这是个运用设计思维帮助客户做设计研究、趋势研究、用户体验研究，进而优化设计思路、提升品牌体验的工作。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说：“海归拥有国际的人脉、国际的网络、国际的资本、国际的视野，创业资源丰富，是中国新时期引进外资的一种新方式，发动海归纽带和桥梁的作用，将为中国未来的创新带来很大推动。” 而对海归精英们来说，中国是片充满机遇的“应许之地”。在这里，他们工作、创业、发挥才能、实现梦想。 文章选自界面，2015年11月17日
2015年11月19日 -
【光明日报】中国教育如何打造吸引力？
2014年中国在外深造的108.9万名留学生，均攻读专科以上学历，来华留学生中只有16.4万名攻读相应学历和学位—— 近日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显示，伴随着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留学“赤字”居高不下的矛盾正日益凸显，2014年达71.78万人。同年，中国在外深造的108.9万名留学生，全部为攻读专科以上学历的学历生、博士后及访问学者，而约37.7万名来华留学生中，只有16.4万人是攻读相应学历和学位，其中读硕士和博士的人数相对更少，仅分别为3.5万人和1.2万人，约占总人数的9.4%和3.2%。 中国留学“高输出、低输入”的弊端凸显 随着国际人才战的不断加剧，中国留学“高输出、低输入”的弊端正在不断凸显。 “根据统计，国际留学生占高等教育总在校生人数的比重，发达国家普遍在8%以上，澳大利亚、英国等甚至高于10%。在中国读学位的国际学生这一比例却仅为0.4%左右。”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说，留学“赤字”一直都存在，而挖掘留学“红利”早已是发达国家重要战略，“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开启新纪元，急需大批具备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留学，正是培养该类人才的重要途径。”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对来华留学生生源进行了分析：“亚洲是全球大洲中来华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大洲，2014年共有225490位留学生进入中国学习，近10年累计来华学生数超过170万。”他同时指出，不同地区的学生对于留学服务的需求也各有不同，发达国家学生更偏重短期语言学习；欠发达国家学生则更倾向于来华攻读学位课程，如医学、工程等。 大多数高校服务和产品不能满足学生需求 教育国际化的口号喊了多年，差距也依然存在，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王辉耀认为，四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来华留学规模的增长：“一是目前来华留学定价政策，对收费标准、调整幅度限制过死，使得高校很难通过向留学生提供高等教育服务盈利，导致高校留学生招生动力不足；二是我国现行留学政策规定外籍留学生毕业以后不能直接在我国就业或创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具有创新创业潜力的外国人才‘苗子’；三是在以往的教学管理中，国际学生往往由国际学院单独管理，课程设置、宿舍安排等都不能真正融入中国，难以形成文化吸引力；四是我国为非英语国家，又缺乏全英语教学课程，外国留学生来了多数要先学习语言，加大了他们的学习难度。” “这是一个人家想吃‘米饭’，我们给人家‘馒头’的问题。”陈志文说，目前大多数高校服务和产品并不能满足学生需求。他给出这样的例子：来华留学网调查显示，2014年，开设英文授课课程的中国高校仅占总招生院校的15%。而在高校英文招生网站建设上，该网针对100所高校进行的调研显示，有93%的高校网站打开时间超过10秒；86%的网站，有错误出现；34所学校，学生根本无法找到英文招生网站。 “营造开放包容的人才友好型社会环境，挖掘国际‘人才红利’” 在全球对人才展开争夺的今天，中国教育如何才能打造自身吸引力，引进“外脑”，为我所用？ “要撬动来华留学市场，国内高校应尽快建设以英文为教授语言的课程体系、针对发达国家学生设立混合学制的学位课程，并改变落后的信息化建设现状。”陈志文同时强调，在现阶段，来华留学的重心依然应该放在亚洲，放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引留学生也是一个文化软实力输出的过程。‘邻居’是不能改变的。目前，我们更能产生影响的是周边国家，而不是美国等发达国家。” “营造一个开放包容的人才友好型社会环境，是充分挖掘国际‘人才红利’的关键所在。”王辉耀建议，“一是可考虑放宽来华留学优秀毕业生的实习工作政策，允许优秀外国留学毕业生留华工作和生活；二是除了全球招聘外，通过教师外语培训、中长期国际学术交流、国外进修、建立海外培训基地等措施，培养拥有熟练使用外语、读写外语文献等技能的教师队伍；三是开放部分教育市场，鼓励本土教育机构与国外名校开展合作办学，通过国际学分互认等方式开设交换学生计划等方式，引入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引入我国紧缺专业和先进的管理模式、教学理念等。”（本报记者 邓晖）文章选自《光明日报》，2015年11月17日
2015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