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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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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以色列谷” 一个创新的国度是如何诞生的
仅仅2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培育出147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科技公司，超过欧洲所有公司的总和；只有800万的人口，为世界贡献了20.2%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这个创新的国度就是建国仅66年、周遭危机四伏的以色列，其科技对GDP的贡献率高达90%，在军用设备、通信和信息系统、生物科技、环境科技等领域，均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自然资源贫瘠的以色列，正源源不断地向世界输出高新技术、创意与企业。 以色列的创新成就引发全球“围观”，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便是其中一位。通过实地考察、访问等多种调研手段，王辉耀试图破解以色列创新之谜，为中国的创新道路寻求启发与参考。 “以色列谷”究竟是个什么“谷”？它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解放周一》专访王辉耀，与他一起，探寻“以色列谷”的炼成之路。这是一个什么“谷” 提起创新，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是美国硅谷，它位于美国加州的圣塔克拉拉谷，因最早研究和生产以硅为基础的半导体芯片而得名。尽管美国其他高新技术区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但高科技企业云集的硅谷始终处于创新前沿，是美国创新精神的圣地。 但是，“谷”并不只此一家，越来越多关注创新的人们把目光投向了“以色列谷”。 “以色列谷”究竟是个什么“谷”？是如硅谷一般有具体的地理界定，还是一种精神的表征？ 在王辉耀看来，地处中东的以色列，在22000平方公里、人口仅800万的土地上，成立了若干个技术创新园区，从物理形态上来说，这些大大小小的技术园区就组合成了“以色列谷”，它是推动以色列科技、经济发展的马达。 2013年，为了揭示以色列的创新之谜，王辉耀几乎遍访了整个以色列。 他从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出发，向北而行，来到海尔兹利亚技术园区。这是上世纪80年代以色列设立的第一个技术园区，“像一座工业花园，园内各处布满了门牌与海报，用以标注园内各家企业的名称和地址。”王辉耀在这个繁忙的运转中心看到，来来往往的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 园内还有多个小型碰头点，大家随时可以坐下来交流。 从海尔兹利亚出来继续往北，有个Matam园区，英特尔公司就在那里。园区管理人员向王辉耀介绍，资质相当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学生，可以来园区实习、读博、做研究工作，甚至在这里开展他们自己的创业项目。 另一家赫赫有名的魏茨曼研究所则在特拉维夫以南20公里处的雷霍沃特，该研究所曾入选《科学家》杂志的世界十大最适宜工作的研究中心。 看过大大小小许多园区，王辉耀发现这些园区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园区内都有一家大型跨国集团，处于领导者的地位，众多小型新兴企业围绕在它的周围。“园区像沃土，在这片沃土上，小公司可能会像蘑菇般迅速长大成大公司，也可能迅速枯萎消失。长大和消失，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王辉耀感慨。 写作《以色列谷:科技之盾炼就创新的国度》 一书时，王辉耀和他的合著者们，决定把这些散落在以色列各处的科技园区，取名为“以色列谷”。“借用了‘硅谷’两字中所富含的创新精神，但其实我们更想说，整个以色列就是‘以色列谷’。” 在王辉耀看来，“以色列谷”不是一个园区、一个城市、一个地理位置，而是一种创新的精神、创新的氛围。在以色列考察的那些日子里，他走到哪里，都听到人们在谈论创新。 “我参观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时，人们正在谈论该校教授发明的人脸识别系统，当时波士顿爆炸案刚发生不久，案件被迅速侦破靠的就是这套技术。我们去拜访时任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时，91岁高龄的他，和我们谈的也是创新。他说，因为历史的原因，犹太人在世界各地流浪了两千多年，如果不是因为坚持创新，这个民族‘活’不到今天。后来我们又去见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他说得更透彻，他说，大家好像都很惊讶于以色列持续不断的创新，但其实这是由我们的生存状态决定的。我们每天面临着恐怖威胁，所处的自然环境又十分贫瘠，三分之二的国土是沙漠。创新就是我们的生命线。” 不管是在政府、学术机构，还是在企业，创新像空气一样，在以色列不可或缺。这就是王辉耀对以色列最为深刻的印象。“谷”是怎么形成的 在当下，中国的创新愿望也很强烈，同样到处在谈论创新。然而，在一些较权威的世界各国创新能力评估报告中，以色列紧随美国，稳居在第二的位置，中国虽然在进步，但两国在这方面显然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为什么以色列会拥有持续而强大的创新能力？王辉耀将其原因归结为三点： 一是历史塑造了以色列人努力开拓、打破常规的创造精神。历史为以色列人遗留的是如影相随的危机感和夹缝中求生的强烈意识，危机感催生的创新力，成就了以色列今天的崛起。 二是以色列拥有四大研发“神器”。即具有科学精神的优秀大学、独一无二的人力资源、学术界与工业界的紧密联系、军事技术的民用化。 三是“六芒星之盾”构建了以色列高科技创业的成功模式。即国防军的科技之盾、人力之盾、信息之盾、创业之盾、新型企业孵化之盾和对未来预测之盾。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就是以色列的科技之盾。 除此之外，王辉耀更为看重的是人的因素：“创新最终是要人去实现的，没有人，怎么创新？就连创新体制本身，也需要人去设计。”说到这，儒雅的王辉耀提高了声音说：“如果我们仔细梳理‘以色列谷’的形成过程，就会发现人在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上世纪70年代，犹太原住民移民潮兴起，大量的科技工作者从俄罗斯、波兰、法国、德国等国涌入以色列，“寻根问祖”，使以色列人口得以增长，从建国之初的60万迅速达到了今天的800万，这些人中就有后来得诺贝尔奖的那162名以色列人。 而以色列对移民人才的重视程度，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以色列，“移民吸收部”与国防部是平级的，专门负责移民中人才的引进，其重视，可见一斑。 2009年，以色列又制定了“回到祖国”战略，吸引了2400名欧美国家的犹太裔顶尖科学家回到以色列。 “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色列人才战略是推动以色列快速发展、永续创新的真正法宝。”王辉耀说，“正是这些具备多元文化背景的高素质移民，让以色列拥有了将创新的热情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能力。”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色列政府又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扶持新兴高科技初创企业，帮助其中的佼佼者在纳斯达克上市。这种成功激励了更多的以色列创业者加快步伐，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投入市场，并大胆尝试跨领域的复合创新。 上世纪90年代，以色列政府主导设立了YOZMA基金，撬动了以色列民间资本的活跃度。同期设立的国家科技孵化器计划，把企业家与投资者联系起来，使科学与资本有效结合。这些动作引导民间资本逐渐介入科研领域，随着私有化程度的推进，政府逐步从初创基金、风投基金及高科技孵化器中退出。 21世纪后，以色列的创新更富有引领性，在绿色科技、新能源、生命科学等领域，无不占据世界高点，这也是政府引导的结果。 “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人才的重要，也看到了政府的作为，包括适时的有所作为和适时的不作为。而制定人才政策正是政府在建设创新社会中最重要的作为。”变吸引“外资”为“外才” 在王辉耀眼里，人才重要，国际人才尤其重要。“因为创新需要不同脑袋的 ‘碰撞’，单一教育模式和相同文化环境下造就的人才，难免缺少差异性，彼此间不容易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 王辉耀介绍，在以色列的大学里，教授几乎百分百都有海外背景，不是从海外回来的，就是出去接受过海外教育、有在海外研究治学的经历，否则没资格在大学任教。 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硅谷聚集了100万技术人才，其中国际人才的比例占到了70%，也就是说10个硅谷人中，只有3个是真正的美国人。 “这些年，北京中关村也聚起了百万科技人才，但其中国际人口仅1万，而这1万人中70%是‘海归’，真正的‘老外’只有两三千人。中关村是中国的创新高地之一，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国际人才就更是稀缺了。”王辉耀无奈道。 在他看来，国际人才的多寡就算不是决定中以两国创新能力差异的决定因素，至少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既然国际人才重要，为什么我们不多加引进？ 面对记者的疑问，王辉耀显得有些无奈，“我们受托为中关村管委会做调研，管委会听了我们的评估意见，也想把中关村的国际人口从现在的1%提高到至少5%，但是，难啊，我们国家在签证、‘绿卡’（给外国公民的永久居住许可证）等环节门槛都不低。” 高门槛成了阻碍国际人才流动的“壁垒”。虽然早在10多年前，我国就对国外人士开放了“中国绿卡”的申请，但由于条件严苛，至今也只发出了1万多张。我国还从2008年开始施行“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主要是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引进各学科领域的领军人物，至今已有5000多名高端人才来到中国。但是，一个国家若要走全面创新之路，需要大量的人才，有限的高端人才的引进，既形成不了全社会创新的氛围，也难以满足社会各行各业对人才的需求。 “外国留学生毕业后想留在中国工作、创业也很难，政策要求他们一毕业就回国。而包括以色列、美国、加拿大等在内的许多国家，都使着法儿要留住优秀留学生。比如加拿大，给予留学生三年的实习签证，实习结束后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绿卡。”王辉耀说。 来中国留学的国际生本身也少，因为国内大学缺乏英文授课的能力。“以色列的大学教授大都来自海外，中国香港的大学教授有40%是来自海外的，在美国，这个比例是20%。而在中国大陆，就连北大、清华的外国教授也不多。”改人才逆差为顺差 来留学的少，出去留学的却多，而且学成后很多人选择了不回归。王辉耀就职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上月发布了《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特别提出了“留学赤字”这一现象。 报告中的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在外深造的108.9万留学生，全部为攻读专科以上学历的学历生、博士后及访问学者。而同年，约37.7万来华外国留学生中，只有16.4万的学生是为了攻读相应学历和学位，其中读硕士和博士的就更少了，仅分别为3.5万人和1.2万人。而且，我们出去的学生主要学习商科、理工科，而来华的留学生大多是为了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 中美之间的“留学赤字”就更明显了。2013年，中国在美留学生数量为23.56万人，同期美国来华留学人数仅为1.44万人；2014年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总数为27.44万人，尽管美国尚未公布最新数字，但肯定不会低。 出去后再回来的人数还不到出去总人数的一半，回来的人中大部分是短期的硕士生，出去读博士的高端人才，回来的就更少了。 “我们的货物贸易是巨大的顺差，而我们的人才贸易是巨大的逆差。美国每流失一个人才，就要引进4个来补充，而我们则一直在‘失血’。我们人口众多，但人才奇缺；我们不缺资本的储备，但缺人才的储备。” 王辉耀呼吁，得拿出当年吸引外资的劲来吸引“外才”，“回来一个李彦宏，解决了多少人的就业？留学人才的回归，对中国创新是很有帮助的。现在国内活跃的风险投资，基本都是‘海归’创办的。” 王辉耀坚信，只要决心够大，壁垒总是有办法消除的。“就像15年前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消除了国与国之间货物流动的壁垒，我们的贸易额就翻上了七八倍。国际人才流动的壁垒一旦被消除，先进技术、多元思想就都能进来了。” 他同时举了农民进城的例子。“改革开放以前，城里人可以出去，农村人是进不了城的。虽然目前还存在着户籍等问题，但起码人口在现实中实现了流动，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 得益于壁垒的消除，中国成为了出口大国、制造大国，而一旦人才流动的壁垒也得以消除，中国便能向创新大国的目标又迈进一大步。 对此，王辉耀特别期待。文章选自《解放日报》，2015年11月9日
2015年11月10日 -
韩小红：身患癌症让我重新审视创业
理事简介韩小红，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总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 我先简单讲一下健康行业的特点，这个行业的发展也就十几年的时间，我们是以预防为核心的一个产业。我自己的人生经历是读书读了11年，到医学博士，这是一个基本的学历历程。然后当了七年的医生，然后创业，做了12年，12年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做健康体检，健康管理。其实我整个人生经历都是围绕医疗，医院，医疗健康产业来做的。癌症99.9%的死亡率让我没有任何成就感 什么样的机缘让我从一个以治疗为核心的医生开始走到以预防为核心的健康管理的路上？ 取决于两个原因，一个是我原来在 301当医生的时候，我一直做肿瘤科的大夫，我毕业的时候就给我分到这样一个科室，以癌症为核心的这样一个科室。我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年轻的医生其实有很多困惑，十年前的癌症99.9%都是晚期。所以，我们其实不是一个治疗病房，我们是一个临终关怀病房，来的人一定要走，癌症晚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治疗、用药、死亡，就这样一个路径。所以，对一个年轻的医生来说，没有任何成就感，面对的是很多的困惑。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医生的职业生涯，但是那个时候成为一个心理的关怀医生，其实明明知道来的人要走，但是我们还要撒谎，不能跟病人说真话，那是那时候中国的价值观和文化。我知道这样是错误的，应该跟病人说他真实的情况，让他了解病情，战胜困难，调整心态。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没有成就感。这也是逼迫我不断的求学，我就去德国留学，寻找新的思路和方法，最后发现这是无解的。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早期诊断是唯一的路径。后来在德国读书的时候听到卫生部长说过这样一句话，体检使这个国家的人均寿命增长了20岁，国外的很多体系是保险公司要求你做体检，因为只有体检才能早期发现疾病，做健康管理才能让你不生病，晚生病，这样保险公司的理赔少。这样的体制当时给我一些启发。体检让我救了自己一命 回国以后也是机缘巧合就开始进入这个行业。我当时干的时候在中国没有这样一个体系，也没有政策的支持和扶持，所以那个艰难可想而知。后来很多人说你是不是该信佛，你一定有灾有难，我每开一家店都有巨大的灾难发生，这把我的潜能巨大的激发起来了。现在回头想一想，那个过程其实我没有办法走第二次。但是，当时在那样一个历史环境下，我觉得我倒下就没有今天了。我觉得人的潜能是巨大的，人的内心也是巨大的，坚强的，因为不可以倒下，你没有可以倒下的资本！刚开第二家分店的时候，非典来了，然后就停业了。所以，那个时候300多员工必须休息，你还要付工资，付房费，半年多不能开业，压力是很大的。到第三家的时候，我们装修好了，医生招完了，一下就火灾了，我没买财险，一夜之间就烧了。 开第五家的时候我自己得癌症了。当我自己发现疾病以后，我重新开始审视我所做的这个行业的问题。不管怎么说，不管政策上多么不支持，不管压力有多大，我觉得我所做的事情意义重大！因为我自己在体检当中发现了疾病，而且我自己救了我自己的命。我开始重新审视我做的这个行业的价值和意义。我觉得还要做一件事，就是把体检做到真正有价值的体检，到底怎么做体检，什么样的体检才有意义，才能真正发现人的疾病。因为我自己的疾病不是在我自己的体检中心发现的，我是在国外考察，因为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我们所有的思想和理念刚开始在国内是没有的，我经常出去学。我无数次去日本、韩国、台湾、美国，我去看医院，看体检中心，看医疗流程，学习他们最先进的各种各样的角度。 所以，我去韩国学习的时候救了我自己，我05年在韩国做体检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体检中心的体检费用最高两三千块钱，他们那时候是2000美金，我也觉得太贵了，为了走人家的流程，我也接受了，然后发现我得了胃癌。回来发现我们体检的全面度不够，深度不够。当我疾病开始初愈的时候，我做了手术，做了化疗，开始重新上班的时候，其实我半年也没有休息，我一直在幕后遥控。等到我重新能够投入到工作当中来上班的时候，我开始下定决心要做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体检。文章选自腾讯财经，2015年5月20日
2015年11月9日 -
薛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
专家简介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即将提交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其核心内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将开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公共政策实验，成为联合国成立70年来全球发展与治理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国际社会对人类社会全面发展深刻认识的结果。维护和平、消除贫困、保障尊严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只有各国彻底消除战争的硝烟，只有全球每个角落都扫除贫困，只有不论种族和肤色的个人尊严都得到保障，人类社会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目标也是国际社会对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必要性沉痛反思的结果。随着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的破坏日益严重，国际社会逐渐意识到：可持续发展已经不再是一个奢华的选择，而是我们对人类未来必须担负的责任和义务。可持续发展目标也是国际社会对人类集体行动巨大潜力不断发现的结果。15年前的世纪之交，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世界各国领导人就消除贫穷、饥饿、疾病、文盲、环境恶化和对妇女的歧视，提出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今天，千年发展目标已取得很大成就，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提出和实施奠定了实践基础。 但应看到，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只是走出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国际社会必须做好充分准备，积极推广新理念、形成新机制、建立新秩序，才能确保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贯彻落实。 推广新理念——不再把世界上的国家根据意识形态、历史纠纷或治理体系划分为不同的派系或集团。几年前，《纽约时报》刊登了两位著名评论家的文章，把欧洲、日本等二战后在美国庇护下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地区看成同类和可以依靠的盟友，把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看成另类而加以排斥。但是，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舞台上日益活跃，为解决全球治理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金砖国家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使世界在2008年源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后免于更大规模的经济衰退。中国、印度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正成为发展援助领域的新成员。南南合作激发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的蓬勃发展。很明显，只要转变观念、求同存异，不同国家的差异就可以变成发展的动力和创新的源泉。 形成新机制——鼓励不同社会主体在解决不同类型的全球治理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可持续发展目标涉及困扰国际社会的全球治理问题，包括全球公共产品，如应对气候变化、传染病防控、网络安全、国际金融监管等；还包括具有明显国际外部性的各国社会、经济和民生问题，如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和饥饿问题、热带疾病等。而传统的依赖政府间谈判的治理机制很难解决这些难题。因为，一些公共产品属性的复杂和不确定，决定了具有不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政府从一开始就无法对一些问题形成明确一致的认识。例如，由于消除绝对贫困、消灭热带疾病的受益者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他国家政府对于这类全球公共品的重要性就难以达成实质性共识。而一些全球公共品的提供不仅涉及国家间的政策协调，还涉及实质性的资金分担和责任分担，极大增加了谈判难度。因此，必须探索并形成新的治理机制，鼓励不同社会主体在解决不同类型的全球治理问题中积极发挥作用。例如，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让跨国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更多地承担起全球性的行业标准制定工作。在科学发展领域，让国际科学共同体通过网络合作、行动倡议等方式规范科研体系内部的行为准则。同时，对于气候变化议题等高度复杂的治理问题，应允许多种治理机制并存。 建立新秩序——携手推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改革。应当说，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必须看到，这些国际治理体系设计从来就不是完全基于公平正义的理想，而更多的是当时国际政治经济实力的反映，带有深深的历史烙印和局限性。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重大决策的通过需要至少85%的支持率，而美国持有17.67%的投票权，实际上拥有了一票否决的权力。欧洲人和美国人分别推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领导人，也是这些组织的惯例。这些明规则或暗约定反映的就是当时欧美国家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但恰恰是按照同样的逻辑，面对今天国际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这些历史烙印和不合理的体系设计越来越落后于时代发展，这些国际治理机构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越来越令人质疑，其有效性也日益削减。因此，推动改革，让新的国际秩序更好地反映国际经济发展现实、适应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需要，是当今时代的呼声。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应该认识到国际经济秩序有其内在惯性，其变革艰难复杂，需要坚韧与耐心；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也需要转变观念、换位思考，以互相尊重与合作的态度同发展中国家携手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合理、稳定、有效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本文刊于《人民日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1月9日 -
【国际商报】丝路旅游投资站上“风口”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动下，旅游作为先行产业，已然站上风口，成为炙手可热的投资焦点。 在国家层面，关于丝路旅游的政策相继出台，产业发展进入机遇期。在地方，丝路沿线省市纷纷将此作为发展重点，并展开攻势，一股丝路旅游投资热已然兴起。 那么，丝路旅游的投资潜力到底有多大？海外旅游投资有哪些风险？沿线各地如何把握机遇？ 雷军曾说过一句话：“只要在风口上，哪怕是猪也能飞起来。”这句话用在当下的丝路旅游发展上，也不无道理。 那么，丝路旅游的蛋糕到底有多大？一个统计数据可以说明问题。据统计，未来5年内将有1.5亿人次游客前往“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旅游，创造近2000亿美元的出境旅游消费，同时能吸引8500万人次游客来到中国，创造约1100亿美元的消费。 基于此，近年来，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的投资热情持续高涨。从以下这一组统计数据中可见一斑：2008年~2013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规模，1亿~10亿美元间的投资最多，有289起；其次是10亿~100亿美元的投资，有75起。 尽管如此，我国对“一带一路”的投资还远远不够。据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介绍，2013年，我国对“一带一路”的投资只有100多亿美元，主要投资在东南亚地区，仅占全球对外投资总额的10%，投资规模还较小。因此，未来的投资空间巨大。 事实上，今年以来，旅游业海外投资的大项目也是不断涌现。今年年初，复星集团击败意大利竞购方，如愿收购拥有65年历史的欧洲度假领军企业地中海俱乐部（ClubMed）。其此前还收购了在欧洲生根173年的英国休闲旅游集团ThomasCook5%的股份，后者在全球经营1000家酒店，拥有92架飞机。 海航集团近年来在对外投资上也势头强劲，通过股份投资和收购，目前已经或正在收购西班牙NH酒店集团、美国红狮酒店集团、西甲西班牙人俱乐部、英国路透社总部大楼、瑞士空港公司、爱尔兰飞机租赁公司Avolon、法国FRAM旅行社集团等，将它们纳入其全球布局版图。 综观目前我国旅企的海外投资状况，不难发现，这些旅游投资大多并不在“一带一路”沿线。虽站在风口前，但面对“一带一路”投资，不少旅企却在犹豫和徘徊，“担心上去以后，不是下不来，就是摔死”。对此，有业内人士指出，虽然这块蛋糕对业内诱惑巨大，但风险极大也是导致旅游投资踯躅不前的主要原因。 王辉耀在会上也证实了这一观点。他表示，事实上，“一带一路”的开放难度比较大，且不是短时间就能完成的。原因在于“一带一路”涉及的沿线国家和地区达60多个，跨越了好几个目前有着宗教、文明冲突的区域，包括不同的政治体制等。目前，丝路沿线的一些国家还处于战争状态，还存在恐怖主义、宗教斗争等不安定因素，这使得企业在“走出去”时面临很多风险。在不熟悉的地区，包括叙利亚、利比亚和伊拉克等，一旦遇到了问题，就面临着巨大的损失。 此外，喜达屋酒店与度假村国际集团大中华区投资拓展副总裁张明武表示，“企业是否走出去投资，最终要看企业自身的发展战略，而不是根据出境市场。不过他也肯定，国内企业海外投资，可实现国内旅游产业与海外资源的新整合，为旅游业的进步和企业化做了铺垫”。 港中旅常务副总经理曲涛也表示，“无论是‘一带一路’沿线投资，还是境外其他地区的旅游投资，真正的产业投资才刚刚开始。中国企业已经走出初期交学费的阶段，正在向拓展业务、丰富产品阶段迈进。企业在走出去时，如何实现协同效应将是重中之重。” 除此之外，另有业内人士认为，巨大的出境游和丝路旅游发展机遇，给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海外市场机会的同时，也压缩了企业在国内投资的动力。这对国内旅游业的发展，有可能是一个坏消息。本文选自《国际商报》，2015年11月6日
2015年11月9日 -
张剑炜：助推中国交通运输提速升级
理事简介张剑炜，庞巴迪公司全球高级副总裁、庞巴迪中国总裁兼国家首席代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常务理事。庞巴迪拥有世界一流的技术，中国有巨大的市场，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庞巴迪具有丰富的国际市场经验和服务网络。庞巴迪把中国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这种伙伴关系是全方位的、深入的，既针对中国市场也面对全球市场。 近年来，中国轨道交通和航空领域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仅以铁路为例，目前，中国铁路的运营路程突破了10万公里，其中，高铁的运营里程已超过1万公里，占世界总里程的近50%。在这一“跨越式”发展的背后，拥有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扮演了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它们中的佼佼者——庞巴迪公司——在其中国区总裁张剑炜先生的领导下，既把握住了巨大商机，也为中国轨道交通提速升级做出了巨大贡献，实现了跨国企业在华投资经营的双赢共生。 张剑炜1957年出生于山东。高中毕业后,参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担任公社团委书记兼党委常委。1978年恢复高考后，他考入天津大学内燃机专业。在校期间，1982年,张剑炜荣获“全国三好学生”的殊荣。此后，他获得海外留学的宝贵机会。1991年，张剑炜以优异成绩从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毕业，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1996年，他又获蒙特利尔大学管理博士(Ph.D)学位。 在加拿大完成学业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剑炜加入了庞巴迪公司，此后20多年的人生轨迹就此确定。“博士毕业后，我作为项目经理进入庞巴迪公司，先从成本分析做起，进而从事项目管理。本想获得一些实践经验，再回到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没想到一待就到现在了。”他回忆说。庞巴迪公司始创于1942年。总部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是一家世界领先的创新交通运输解决方案供应商，是世界上第三大飞机制造公司，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铁路及轨道交通设备制造商。是世界500强企业，在全球拥有近8万名员工。 在庞巴迪这个高起点的职场舞台上，张剑炜凭借自己的勤奋努力很快脱颖而出。1995年任项目经理,1997年提拔为项目及业务开发总监,1998年被提拔为集团副总裁,1999年被派驻中国，负责开发庞巴迪在中国的业务。他当时在北京是单枪匹马，没有雇员,没有办公室，他只能在家里办公。在这种情况下，张剑炜扎扎实实做好基本功，以极大的耐心去争取客户，逐步拓展庞巴迪中国的业务，不到一年功夫，庞巴迪与南车的合资公司青岛四方庞巴迪铁路运输设备有限公司（BST）签订了第一份合同，为中国铁道部以及北京等铁路局生产338辆时速160公里、配置空调的高档城铁路客车。迄今为止，青岛BST已向铁道部交付了超过3000辆世界一流的铁路客运车辆，成为中国目前唯一制造铁路高速列车的中外合资企业。“我们的很多产品如高铁地铁牵引、总承包系统等都有一个逐步获得客户认可的发展历程，总体的说，庞巴迪在中国的市场拓展是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发展。”张剑炜表示。 2005年9月，他担任庞巴迪公司全球副总裁的同时，出任庞巴迪公司中国总裁兼国家首席代表，同时支持运输（集团）和宇航（集团）的业务。此时，庞巴迪在中国已经取得了骄人的业绩。而这份光鲜的业绩背后，是张剑炜超出常人想象的勤奋与努力。张剑炜是个典型的工作狂（最早甚至自己背着打印机和传真机出差），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不吃早点，靠烟和咖啡提神干活，从上午9点到下午2点，是他集中处理中国事务的时间。由于庞巴迪运输集团的业务总部在德国，下午2点到晚上11点，是他的欧洲时间，而晚上到第二天一大早，則是他的北美时间，因为庞巴迪公司总部和宇航集团总部都在加拿大蒙特利尔。 张剑炜带领庞巴迪制胜的秘密武器就是诚信。“真诚待人，真诚做事。”张剑炜打造的是庞巴迪的品牌，希望用户看到火车或飞机，就想到专注而满怀诚意的庞巴迪和庞巴迪人。自开拓中国市场以来，张剑炜秉承“产品一样，价格比别人低；价格一样，技术比别人强；技术一样，服务比同行好”的朴素运营理念，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积累各方用户的赞誉与口碑。 在人才战略方面，庞巴迪建立了“LocalRoots”战略，即人才当地化。这不仅仅是从成本考虑，更重要的是中国团队对中国文化和市场需求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对市场的要求能够更快地做出反应。因此庞巴迪在中国的团队都十分稳定和忠诚。庞巴迪的团队中除了个别技术高级工程师和部分从庞巴迪有关部门派来的总经理，其他的员工都是中国人。“人才当地化，将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人才资源优势，培养更多具有全球化视野和全球化经验的人才，理解并能够实施中西方的企业管理。”是张剑炜一直以来建立中国团队的理念并执行的人才战略。 在张剑炜筚路蓝缕地不懈开拓之下，10多年来，庞巴迪中国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绩。目前，庞巴迪在中国拥有7家合资企业和8家独资企业，5000多名员工，包括高铁动车组车辆、地铁车辆、高铁和地铁牵引设备和系统、信号系统、青藏高原列车、电力机车、机场全自动无人驾驶列车系统、机场快轨等。在公务机和支线机市场，庞巴迪已经成为主要供应商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庞巴迪中国与中国航空业、轨道制造业建立了多个不断深化的工业合作项目，发展后劲十足，市场空间广阔。上述成绩的取得并非偶然，用张剑炜的话来说：“成熟的产品、先进的技术、遵守承诺，这是成功的关键。” 张剑炜领导的庞巴迪公司，执着地秉承用户需求主导理念，融合中外市场文化差异，为中国轨道交通的发展和自主研发做出了卓越贡献，行事低调，仍难掩张剑炜作为领导者的个人魅力。2003年，张剑炜获评“百位爱国企业家”的荣誉称号，2012年，张剑炜荣获“影响中国改革20年20位企业家”的称号。2013年，张剑炜获得蒙特利尔大学高等商学院HEC授予“杰出毕业生”奖，同年被评为50位站在世界舞台的华人创新创意领袖。十七年前，他以庞巴迪运输集团副总裁的身份只身回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梦而不断奋进，今天，他依旧怀揣着对公司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带领5000多人的庞巴迪团队与中国的合作伙伴一起，驾驶着世界上最高速的列车和自主研发的飞机，朝着梦想的方向全速前进。
2015年11月9日 -
郑永年：中国与世界经济再平衡
无论是美国的TPP，还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我觉得是创造一种新的利益，只有这些新的利益者成长起来后才能改革老的体系。正如基辛格所说，我们处于世界秩序变动的过程中，如果前面的世界秩序中国没有参加，中国没有任何的创意，那么，现在中国应当积极的参与，担任一个积极的角色。 2015年10月31日-11月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和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在海口合作召开以“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共建‘一带一路’中的新兴经济体”为主题的2015’新兴经济体经济政策论坛，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以下是文字记录： 今天，我围绕中国与世界经济再平衡讲几点看法。 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们都知道，这是世界经济失衡的结果。到今天，我们世界经济还是失衡的，尽管那么多年过去了。从今天各个世界范围的经济来看，这种不平衡可能还会继续下去。今天也有很多欧洲来的朋友，欧洲的福利政策，社会投资过度，基础设施投资不足，这是比较难改变的。美国的经济尽管有点复苏，但是，我觉得还是失衡的。美国的金融业过度发达，制造业发展不足，消费过度，老百姓(603883,股吧)的积累不足。这也是很难改变的。亚洲日本安倍经济学，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对它抱有很大的期待，但是，到今天为止，基本上大家已经对他非常失望，确实很难改变日本的经济情况，很难有大的效益。大家都在讲中国经济的困难，我想经济的困难不仅是中国的经济，也是世界各国的困难，大家都是一样的。从横向进行比较，中国困难确实很大，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比其他的国家状况要好得多。尽管中国解决下行的压力很大，但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增长将做出巨大的贡献。 二、如何达到再平衡。每个国家都在不断的努力，今天我们提“一带一路”以外，还有美国的TPP。各国都是为了经济的发展。美国的TPP，一方面，尽管美国政府出面，但是背后是有资本推动的。TPP没有动力了以后，马上就会产生新的动力，主要是美国资本在推动，这非常好。我觉得对TPP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世界经济再平衡能扮演什么角色需要再观察。TPP是针对亚太地区的，但是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没有进入TPP，这个贸易组织是不完美的，不完善的，也是很难持续的。TPP如果实现了，我觉得它怎么运作下去，需要观察。我自己的看法，TPP很可能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一个扩大版，因为北美自由贸易区跟欧盟不一样，欧盟是平等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而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美国是主导，等级化程度很高，无论加拿大还是墨西哥都是高度依赖美国的。所以，这个TPP也有这种类型，我觉得主要是把这些国家的经济等级化了，把经济等级制度化，美国特别强调知识产权。TPP的实施，我估计，比如说对日本、新加坡等中等国家的积极作用不大。美国控制知识产权创造原创性，加工业流向越南、马来西亚等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开始的阶段，这些会获得很多的利益。但是，获得初期利益以后，怎么能够在这个体制内做到平等的贸易，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是TPP有很多超出了传统自由贸易的规范，涉及到劳工、人权等，这些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TPP，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不要太乐观。一旦这些国家对美国形成了结构性的依赖，就很难改变。以美国跟拉丁美洲的经济体为例，经过那么多年，拉丁美洲对美国一直产生经济性的依赖，到今天为止还是改变不了这种现状。我希望TPP不要产生这样的情况。希望真正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朝着自由贸易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体制内的经济等级化。 另一方面，中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因为美国在寻找一个它认为更自由化的贸易体系，中国也在做这样的努力。到今天为止，中国还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要扮演什么样的责任，不仅是中国的区域责任，还是经济责任。现在我们一直讨论新兴经济体，中国在新兴经济体中的份量很重，像金砖五国，其他四国的经济总量加起来远远小于中国的经济总量。我觉得中国的责任，下一步的发展要结合“一带一路”发展新兴市场。下一步，发达国家的增长动力主要靠技术发明、技术创造。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要开拓新的市场，我们讲消费社会，发达国家的消费已经是高消费了，未来发展方向不明朗。最广阔的现象是新兴经济体，这方面中国可以做很多。中国提“一带一路”，这是非常及时的。到现在为止，“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表现了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意志力。要推行创意版，我觉得“一带一路”的主体不是政府，应当是企业。只是说，我们各级政府说得多了，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政府要走出去，实际上不是政府要走出去，而是企业要走出去。中国也是面临着一个问题，它的“一带一路”主要的目标，我觉得还是为了中国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一带一路”的巨大动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的资本过剩，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一个伟大的成就，从80年代资本高度短缺的经济体转变成为资本过剩的国家，中国不仅有将近4万亿美金的外汇，而且老百银行存款很多。无论是外汇也好，还是存款，这不是资本，是现金。大家都在搞量化宽松，人民币每天都贬值。所以，我们要把现金转化成资本，我觉得“一带一路”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二是中国的产能过剩。李克强总理无论访问到哪国都要求产能合作，建议产业合作。再就是中国的技术，中国的基础设施现在在世界上不是说最高，也是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所以，我觉得“一带一路”有客观的经济在推动，不光是政治在推动，无论是中国过剩的资本，还是过剩的产能技术，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需要的，并不是中国单方面的。老挝、缅甸、柬埔寨还是很贫穷的。中国说，发展是硬道理；对这些国家来说，发展是更硬的道理。我们现在讲区域安全，我很担心这几年我们讲区域安全讲得多了。对很多国家来说，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如果不发展的话，很多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都成为问题，不仅是军事上的问题。所以，这是中国可以做的。 总体来说，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08年以后经济失衡，我们很难回到最平衡的状态。一方面，我们要思考如何巩固现有的体制，另一方面我们也想怎么改变这个秩序，如果直接改变联合国也不可能，里面都是既得利益者。无论是美国的TPP，还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我觉得是创造一种新的利益，只有这些新的利益者成长起来后才能改革老的体系。正如基辛格所说，我们处于世界秩序变动的过程中，如果前面的世界秩序中国没有参加，中国没有任何的创意，那么，现在中国应当积极的参与，担任一个积极的角色。谢谢！本文发表于和讯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1月9日 -
【南华早报】English exam body withholds results from 350 Chinese
One mainland English-language cramming centre, which offered coaching for the SSAT taken on September 19, boasted on its website that it had coached its students on up to 95 per cent of the test questions.Some of the students accused of cheating have been told they must take the exam again, but complained on social media that they had done nothing wrong.However, one Chinese education analyst Dr Miao Lu believes such practices are putting at risk future applications by mainland youngsters keen to study abroad.After the September 19 test, the SSAT Board sent out emails to the 357 mainland students on October 20 telling them their scores had been cancelled.Miao, executiv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Centre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think-tank, said international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were likely to pay much closer scrutiny to Chinese student’s application, and could even cut enrolment quotas for mainland youngsters, because of worries over their genuine academic abilities.She said students accused of cheating in one SAT – originally known as the 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 had scored high marks of 2,300 out of 2,400 in the test, but had been unable to speak in English to foreigners, Miao told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Such incidents cast real doubts on the credibility of all Chinese students sitting exams. It impacts not only on their own studies, but also on future admission rates of all Chinese students in future.“This scrutiny of their exam scores is only the beginning: it’s likely the whol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mmunity will have doubts about the ability of mainland students in future.”The students accused of cheating – and many others that were not penalised – will spend days beforehand memorising hundreds of authentic examination questions and answers from past examination papers collected together by English language crammers.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students on the mainland have done the same thing for the past couple of decades; they focus on memorising as many standard answers to old exam questions as they can.Most standardised tests feature past questions with a smaller number new ones included each time.Fro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 2, 2015
2015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