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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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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遵循国际人才流动规律引进人才
当代人才的流动不再简单的由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流向发达国家，除了生存和经济因素外，教育、发展、环境、文化认同等驱动因素更加显现出来 对于高级人才来说，世界是平的，若国内不愿意接受国际定价，他们就会外流到海外去工作，国家有时必须正视某些收入差距扩大化的趋势 未来不仅仅依靠重金高薪来争夺世界的顶尖人才，将“争夺”变成“吸引”，让那些怀有雄心的人才主动来中国，在全世界塑造一个“中国梦”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5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与外国专家座谈时指出：“要遵循国际人才流动规律，更好发挥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用人单位的主体作用，使外国人才的专长和中国发展的需要紧密契合，为外国专家实施才能、实现事业梦想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这为我国引进外国专家工作指明了方向。中国已经进入一个5000年历史中的最好时代，中国古代历来有“广纳贤才为我所用”的思想，在这样一个时代，更应抓住机遇，择天下英才而用之，打造一个让全球人才来中国发展的“中国梦”。 中国吸引人才的最佳历史机遇或将到来 人才是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谁能培养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当今世界，以难民、劳工为主的人口流动模式正在发生变化，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人才的跨国流动成为世界人口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经合组织的统计，2011年2.14亿的国际移民中，高技术移民占22%，商务移民约占20%。而且移民中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比率高于整体人口的受到高等教育的比率。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估算，在发达国家中，24%的移民拥有高等教育学历。 根据今年5月发布的《世界移民报告》，2013年世界移民人口数量达到2.32亿，移民流动呈现四种不同的趋势：北-南流动、北-北流动，南-北流动和南-南流动。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北-南流动的趋势日益明显。促使北-南移民的动因主要包括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发展带来的工作机会增加、跨国公司的扩张、海归和留学生人数的增长，以及有越来越多北方国家退休的人们选择去生活成本较低、节奏较慢的南方国家生活等。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吸引人才的最佳历史机遇或将到来。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才流动由北向南流动增加，将为中国带来更多人才流，从而带动商品流、信息流、技术流、文化流。 遵循国际人才流动规律引进海外人才 经济收入不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情感与文化日益重要。许多研究认为，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以上，产业技术资本密集达到60%以上，第三产业贡献率达到64%以上，人才将大幅回归。人才回流与国家崛起相辅相成。人才回流推动国家崛起，国家崛起吸引人才回流。但是，人才的回流不仅仅需要硬件，也需要软件。当代人才的流动不再简单的由经济欠发达国家流向发达国家，除了生存和经济因素外，教育、发展、环境、文化认同等驱动因素更加显现出来，打破了以往的人才单向流动的趋势，催生了人才从发达国家向母国的回流甚至环流。经济收入不再成为人才流动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并不是金钱决定一切。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好的回避自身与发达国家经济收入上的差距，利用其他优势吸引人才。特别是对于当前已经流失大量人才的国家，情感与文化是吸引海外人才回归的主要因素。根据《世界移民报告2013》的调查，对南-北移民来说，尽管与当地人相比，他们在经济上仍有较大差距，但是比起留在家乡没有选择迁移的同类人（指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来说，他们在经济上获得了较大的改善，但在社会地位和个人情感上的幸福感与留在家乡生活相比却有所降低。因此，一方面要尊重海外人才回归的意愿，开放地接纳人才回归；另一方面要积极打出亲情牌，争取人才回归。 国际人才全球定价，特殊人才特殊待遇。劳动者的收入会因为国界和地域的限制而明显不同，欧美蓝领的收入甚至可能超过中国的金领。由于发达国家的“选择性移民”政策，对于一般劳动者来说，他们很难打破国界的限制，只能接受“国内定价”。但对于高级人才来说，世界是平的，若国内不愿意接受国际定价，他们就会外流到海外去工作。在全球化时代，源于全球化人才市场的竞争，国家有时必须正视某些收入差距扩大化的趋势。但是，对顶尖人才和国际人才进行全球定价，对许多国家来说又意味着打破整个收入分配体系，甚至激发社会争议。因此，许多国家往往会对特殊人才及相关项目进行减、免、退、补税，提供民间基金、特殊津贴、丰厚奖金等支持，来间接提高人才的待遇。 政府猎头隐身幕后，企业、科研机构走上前台。人才引进与使用密不可分，相关专业人士往往比行政官员更熟悉同业高级人才的分布情况。因此，许多国家会通过研究机构和基金会等非官方机构去挖取人才。或者牵头组织、出资补助大学、科研机构、国有企业甚至具体的政府部门直接去全球主动招聘人才。英国政府就每年出资400万英镑作为启动资金，通过与沃尔夫森基金会、皇家学会合作，共同发起一个由研究机构直接聘请世界顶尖级科研人才的计划，以帮助英国在世界人才市场上争夺最优秀的科技人才。外国跨国公司的进入，即使没有政府背景，也会与当地政府和企业争夺高端人才，甚至激烈到对优秀人才苗子开展“预定权”的争夺，有媒体甚至夸张地说：“要到幼儿园去寻找科学家与工程师。”一些跨国企业并购不只是为了获得企业的技术，更重要的是那些创造技术专利的人才。许多国家也常常扶持本土企业成立海外研发中心发掘人才，并吸聚本国在海外的留学人才。韩国三星电子公司就雇佣了200多名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韩裔科学家。 注重文化输出和国际宣传，打造国际品牌形象吸引人才。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注重通过文化输出和国际宣传，塑造自己的“国家梦想”，并凝聚成为一种国际形象，进而吸纳全世界的人才。“联系新加坡”的主管陈达伟就说：“我们出售梦想。新加坡以世界一流的效率而闻名。因此，需要出售软实力——实现梦想的地方。”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说，“只要你有一个梦想，并且愿意努力工作，那么你一定会成功。正是因为这样的美国梦，我们吸引了百万人来到我们的国度，使我们的经济为世界所羡慕。”如果期望未来不仅仅依靠重金高薪来争夺世界的顶尖人才，将“争夺”变成“吸引”，让那些怀有雄心的人才主动来中国，在全世界塑造一个“中国梦”是必不可少的一步。这个梦想不仅仅是让外国人想来中国赚钱，发展自己的事业，还要让外国人才愿意留在中国扎根，把他们赚的钱以及产业也留在中国，甚至让他们愿意把在全世界赚的钱带到中国来安家乐业。作者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文章选自《中国组织人事报》2014-06-04 06版
2014年8月6日 -
郑永年：中国将继续学习新加坡
自从1996年底赴新加坡工作和研究，直到今天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研究学者郑永年一直专注于研究中国内部转型和外部关系，以及中新两国的发展模式，是对中国向新加坡学习持支持态度的代表学者之一。 近日，郑永年教授特别接受《凤凰周刊》专访，对中共新一届政府上台后中国发展的方向，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内地向新加坡学习的情况，阐述了自己独到的观察。 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将继续学习新加坡 记者：2013年中共新一届领导人执政以来，海内外媒体和观察人士一直试图描绘未来5到10年中国内地的改革路线图，包括美国《纽约时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在内的众多媒体，均根据中共一系列新举措，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透露的信息，做出了中国将继续学习新加坡模式的判断，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中共高层公开作出这样的表态，中国对新加坡模式仍然感兴趣吗？ 郑永年：首先我要强调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向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学习。作为一个“学习型的国家”，中国现在所取得的成功，一个重要要素就是善于向其他国家学习。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共就曾向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最早开始改革的国家之一匈牙利学习，也曾经在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后，向日本学习。真正开始学习新加坡，是90年代以后的事情，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第一次提出要向新加坡学习，而这也是中共领导人唯一一次在公开场合作出向新加坡学习的表态。此后，学习新加坡模式就大规模展开了。 如果你问我，今天的中国会不会继续学习新加坡模式，来指导本届政府下一步的改革，那么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当年（1992年）邓小平为什么要提倡学习新加坡，他想解决什么问题，现在这些问题是不是已经解决了？如果还没有解决，中国当然会继续向先进的国家学习。而只要新加坡经验与其他国家相比，与中国更有相关性，那么中国就会继续学习新加坡，而不是其他国家。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的回答是：Yes！中国肯定会继续学习新加坡。 记者：新加坡模式对改革开放以来，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共历届领导人来说，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 郑永年：现在回过头来看，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提出要学习新加坡，本质是希望中国在改革进程中，可以较好地解决“发展与秩序”的问题。 “发展与秩序”可以说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要面临的一对矛盾。直到今天，全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没能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国家例如泰国和一些拉美国家等，虽然经济在一定时期内有了发展，但是有效的秩序却没有建立起来，政治一直在专制和无序民主间徘徊；而另一些国家，特别是高度集权的权威主义国家，如朝鲜以及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则是有秩序，无发展；还有些国家甚至既无发展也无秩序。既有发展又有秩序的国家少之又少，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亚洲四小龙”可以说是少数的几个典型。 新加坡模式中所有易学的都已学完，现在已经进入难学的阶段。 记者：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对新加坡学习的成果？ 郑永年：现在回过头来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新加坡的评价是：经济发展很好，社会管理的也很好。实际上就是在强调既要学习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验，也要学习制度建设。 但是后来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中止），经济发展逐步被放在主导地位，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则停滞了。 从经济改革的角度来看，中国确实从新加坡借鉴了很多。自朱镕基总理以来开启的国企改革，国有企业为提高竞争力，一直试图学习淡马锡的管理模式。 金融体系改革也向新加坡学习了大量的经验。如从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制度逐渐向一揽子货币政策转变等。 在打造工业园区方面，中新两国政府层面的合作项目更多，从最早合办的苏州工业园区，到后来的天津生态城、广州知识城、新川创新科技园等，各地不断有工业园项目落地。 可以说现在的中国，无论经济发展还是城市建设，到处都可以找到新加坡的影子。 至于地方层面的学习就更多更细致了。上海曾经在90年代的住房改革中借鉴了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后来为控制机动车增长，又引入了新加坡的车牌拍卖制度。还有些地方政府更是整体地向新加坡学习，如广州，一直以新加坡为模仿和赶超对象。 说到整体学习，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要想向新加坡一样成功发展，要硬件软件一并学习，而且软件更重要。也就是说不应仅仅学经济发展，更要学制度。 虽然中国掀起了一轮又一轮学习新加坡的热潮，但是要把学习的强烈愿望转化成实践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新加坡来说，发展与秩序是同时进行的，但是中国在学习时，则把二者相对分离开来了。不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目前的情况是，中国各级政府仍过于重视经济发展，而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建设强调不足。 记者：所以您认为中国接下来将会向新加坡学习如何建立秩序？ 郑永年：是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与新加坡的发展经历不同，是分三步走的，先进行了经济改革，然后开始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现在的中国已经有了发展，接下来要学的，正是如何建立起秩序。如果秩序跟不上，也会制约发展。 新加坡的秩序有着自己的特点。它既拒绝西方的福利制度，同时又把社会保障做的很好；它没有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而是建立起自己的民主；它的法治、透明、廉政以及公务员建设，都具有自身的特点。实际上新加坡模式也是通过不断地向外国学习，再结合本国特点而形成的。 现在中共必须要做的，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让秩序建设也跟上来。当然，对新加坡的这种学习不应该、也不会是照抄照搬，而是将结合中国自己的特点。 记者：您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60条改革方案中，有多少是在借鉴新加坡？ 郑永年：很多。例如学习淡马锡模式进行国企改革。对中国国企来说，淡马锡模式最成功之处在于实现了市场化而没有私人化。不过可惜，目前国资委以及国有企业只学到了淡马锡的组织构架，他的去行政化、公开透明等内在精神仍未学到。 我认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仍会继续学习淡马锡模式，并且很可能加快地学，因为三中全会已经明确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 新一届政府的反腐工作也在向新加坡学习。在这方面新加坡的经验是，反腐首先要权力集中。新加坡只有贪污调查局一个反腐败机构，却将政府管理的那么清廉，原因之一是其高度集权。虽然中纪委目前正在这样做，但我觉得仍然较分散、内部划分比较多。 记者：说到国企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媒体曝光的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鹤等人提出的“383改革方案”曾经明确提出要学习新加坡淡马锡模式，不过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去掉了这样的字眼，这是否说明中国对于公开学习新加坡模式仍持矛盾心态？ 郑永年：“383”方案本来就是一个中国未来改革的民间版本，而三中全会公报则代表了整个领导集团的妥协。 要知道，说学不一定真的会学，说不学也不代表没有在学。例如中国保障房建设，就是学习新加坡经验失败的例子。虽然中国在住房改革中一直号称学习新加坡的组屋制度，让多数人都买得起房，但实际上，却在实行土地财政，走房地产治国的道路。同样情况的还有公积金制度。 这也说明，学习新加坡模式，应该学的是精神，然后结合本国的特点进行创新，创新很重要，如果是简单的模仿，一定会失败。 记者：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对新加坡的学习还很表面？ 郑永年：我认为，经过这么多年向新加坡学习的热潮，新加坡模式中比较容易学到的，也就是表面的东西，中国已经学过了。现在到了要学习难学的部分——也就是新加坡的制度以及探索精神。我们需要时刻问自己，新加坡模式是什么？我们要学哪些？要怎么学？我个人的感受是很多东西中国政府还没有接触到实质。 中国能否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学习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制度建设经验而建立起一整套自己的制度，决定了中国是否能继续崛起。文章选自《凤凰周刊》
2014年8月6日 -
李一：互联网金融将跃进至个性化服务
4月10日，瑞士银行中国区主席兼总裁李一接受腾讯财经专访时表示，中国的金融改革，正在为财富管理行业创造巨大的空间，其中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为财富管理行业带来了积极的改革，他认为，现阶段提供标准化产品的互联网金融仅处于初级阶段，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服务，将是互联网金融的未来。 金融改革难关待解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和2014年两会之后，金融改革的议题变得非常热烈。李一指出，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到了，必须要再进一步完善和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时候。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正常的经济社会现象，它也要完善自己内部的体系，来满足社会进一步的需求。另外，新的社会因素，包括互联网等因素，也催生了它改革的动力。所以整体来讲，目前金融改革的势头迅猛，但改革的困难较多，不过改革的前景激动人心。 金融跟其他事物一样，都有它内在的规律，有跟它相匹配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发展基础。李一认为，金融在中国的改革过程当中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但是目前整个中国的改革进入到一个新的板块，中国高层讲话里面提到，要破除众多改革当中的阻力，这体现出改革一定会触及到很多利益集团，包括习惯的力量，很多事物是按照过去的规律延续下来的，这些改革难度很大。另一方面整个社会也在深入改革，包括行政管理方面，中央要拿出新的政策和方法进行改革。行政管理里面很多方法跟金融改革是同步的，因为金融监管改革也是改革的一部分。 “国企改革也是一个大的难关，国企的领军人需要对金融有正确的认识，金融不仅仅是简单地融资，这只是金融当中的一个功能，金融有很多功能，包括盘活资产、合理分配资源、降低交易成本，使企业、社会的财富增值，令投资者受益。 金融里的风险意识，被经常被业界谈起，但真正把它提到专业角度和社会现象来讲，这需要金融文化改革来推进。所以说，金融改革应该讲是一揽子的改革，是系统的改革和思维的改革，其中也包括技术性改革。 在中国进行金融改革的同时，中国的国民财富也在迅速增长，财富管理的需求日益壮大。李一表示，改革三十余年，给中国的经济创造了很好的平台，未来5年、10年、20年，将会对财富的配置、管理提供一个非常强大的物理基础，这个财富管理行业空间广阔。 互联网给金融业带来改革利益 在中国的财富管理行业，互联网金融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李一指出，互联网金融或者金融互联网，它代表过去的两个思维或者两个社会现象在一个时间段的重合，是新的社会现象改更，颠覆了老的做法和思维。从参与者的角度来讲，众多成功的互联网企业开始进入金融行业，传统的金融业在互联网时代如何抉择，在这个时候走哪条路，是拥抱这个时代积极改革，还是防范或者是做一部分加强？这都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林林总总的社会现象。但总而言之，互联网将会对整个金融产业带来非常大的改革利益。 李一称，瑞士银行作为金融板块的一个成员，一方面积极地研究自己整个大公司未来的走向，另一方面在不同的部门当中，合理地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强联系。在面对客户上，具体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并没有完全成熟，但是瑞士银行也在考虑利用互联网的思维，一方面更贴近更多有效的投资者，另一方面是如何能够用这种技术产生出更多个体化的服务产品。 “任何事物都有它自身成长的规律和自身的特质，财富管理已经走到了面对个体化服务的时代，它面对的是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人，包括不同的人和不同家庭加不同时代或时期的财富管理这种特殊的服务。由于财富管理的物理技术已经接近成熟，中产阶级也在迅猛地形成当中。另外金融产品现在越来越多，金融交易所也越来越多，中国人对境外的各种金融产品、国际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再陌生，这使财富管理的任务更加艰巨。互联网能够迅速接近客户，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思维运用得好，可以更加强化个性化的服务。“很多人一开始讲互联网基本上都是标准化的东西，我觉得还不是，互联网将金融很容易达到标准化，当标准化达成后，金融产品可以迅速跳转到个性化服务。”文章选自《腾讯财经》
2014年8月6日 -
冯仑：在纽约投资地产有三种模式
2001年，拉登“强拆了”美国世贸中心，美国要重建，于是我们获得机会，在这栋541米高的大楼的最顶楼，做了一个“中国中心”。12年来，我飞了60多次纽约，获得一些体会，与大家分享。 乡下人到城里人的生活体验 第一个体会，就是我到纽约以后，包括所有的海外投资人，都面临着相当于我们刚从乡下到城里的生活体验。 这种生活体验大体上包括三件事，第一就是什么都不会。大家从乡下到城里，就好像一个乡下妞儿嫁到城里做媳妇，发现洗头水都这么贵，热水洗澡更贵，马桶抽水水费也贵，什么都贵，但是这就是城里人的生活。 在纽约做投资，律师费每天都不得了。所有的律师每天一出门就掐表，在路上的时间都要算我的钱。我们跟他讨论业务，我说话的时间他也收钱，所以就是贵。 所以，大家在纽约投资，一定要有大概投资预算加一倍的心理承受力。 纽约地产投资，太矫情 第二个体会就是投资纽约地产，复杂、矫情。乡下人可以随地大小便，挖个坑埋了，进了城，那叫不文明，有伤风化，所以提上裤子还得跟警察讨论讨论，这个事情该不该办，你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进城了，要在指定的地方办。 所以在纽约，所有的行为都必须按照当地的法律来。 纽约的人均年GDP是6万美元，它有很多特殊的要求。比如说凡是跟皮肤接触的地方，一定只能用美国的材料。我们当时想用中国的材料，便宜点，不行。因为美国人对生活质量有更高要求。 另外，所有的工人只能用工会的工人，只能8小时工作，而且，中间喝咖啡的时间必须保证。 特别是在装修上，成本的60%是人工。所以我们在最后所有的发展项目中一算帐，不断去“褶子”。比如你设计一个房子，里边设计的特漂亮，达到漂亮效果，人工成本就高。所以，现在能理解美国为什么室内都这么简单，要尽量把“褶子”都去了。 在美国，现在所有的建筑都要做绿色建筑，绿色的建筑平均售价比不绿色的要高10%—15%，所以你的建筑不达到绿色标准，你就不可能有客人，至少不可能有特别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进入。但是在这一点上，要加多少成本?一般成本至少加15%—30%，做到白金级。 服务标准特别高 第三个，客户对好东西的要求特别高，而我们这些“村里人”不知道好东西的标准是什么。 如果你是米其林标准的餐厅，盘子的光洁度，不能粘，甚至温度都有要求，这是标准。 我们在原世贸大楼的楼顶上做了“中国中心”，我们做高级用餐，俏江南有兴趣，最后发现太矫情，太复杂，要求太高，弄不了。后来新加坡的人接手做了，他们有国际化的管理餐厅经验。 所有中国人到纽约做房地产，大体上都有这三个心理上的体验，第一贵，第二矫情，事多，第三服务标准高，对方的客户要求太具体，太仔细。 在纽约投资地产的三种模式 第一个模式，财务投资模式。SOHO张欣做的就是这种模式，在一个成熟的写字楼里带有租约，在经济周期下行时，以低的价格买一个楼，管理还是原来的团队，继续收租。 这种财务投资模式风险最小。我刚才讲的这三件事，它都有道理。因为你就是买，买的时候有点律师费，剩下的事，包括运营管理，原来都有成熟的一套办法，不需要投资人额外去花钱。所以这种成功率相对比较高。只要你周期算得准，就OK了。 第二个模式，开发模式。这是万科在做的事情。开发只要你的合作伙伴找对，问题不大。万科现在的两个合作伙伴，汉斯在北京做了公园大道，对中国的地产比较熟悉。另一个合作伙伴在中国有七个项目，这两家公司熟悉中国的开发商思维，在当地又是大佬，所以万科的合作风险不大。万科用它一贯的竞争优势，再找到好的合作伙伴，就能够成功。 绿地也是第二种模式，但绿地目前没有固定的当地牛逼的合作伙伴。 第三种模式，房地产空间的经营。我解释一下这种模式，房地产是干什么的呢？一句话，是创造最有价值的固定的空间。郭广昌和我们一个模式，是拥有空间，结合经营。价值不在制造上创造出来，而在运营当中创造出来。 我们原来做预算的时候，我们没有考虑绿色，后来一看边上高盛已经是金级，那我们只能做白金级。所以我们把“中国中心”新楼都改造绿色环保的。 我们的边上有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改造的面积没有郭广昌那么大，已经花了一亿多美金，帝国大厦改造成绿色环保的，花了一亿美金。所以我们碰到的就是贵，整个在空间经营上我们非常简单。 再一个困难是经营。比如写字楼，全中国在纽约写字楼的租户中，中资企业租的所有的面积，加起来不超过十万平米，我们大概是2万平米的空间，复星集团差不多是16万平米的空间，都要面临经营，所以我们只能以当地市场为主，面临的问题就是经营这一块，这也是现在遇到最大的困难。 总体来看，这三种模式在纽约，财务投资的模式要买对周期，开发的模式要找对伙伴，经营的模式要舍得花钱。 举一个例子，我在“中国中心”有一层是俱乐部，俱乐部装修要上档次，一平米要七八千美金，但装修后以后客人到底来多少，在这个时候还是不精确的，我们经常纠结。 另外，设计非常重要。吃饭是社交的媒介，既然要社交，空间的特殊设计和特色风格，才能吸引客人。所以设计是最重要的，光一个灯光设计都几百万。所以现在我们在那做餐饮，不是为了让大家简单吃饱，得有空间的风格，用这个来吸引当地居民，挑战非常大。 总之，在美国有这三种模式，如果大家第一次去投，建议采取第一种模式。如果有点开发能力，找到好的合作伙伴，可以做第二种模式。但是尽量避免第三种模式，因为这个东西就像“村里的人能管好国贸”，我不相信。 中国人在海外投资房地产，优势是钱多人少，决策快，拍脑门快，所以美国人现在知道，这个楼卖给中国人，老板上去拍板就行，不需要看那么多东西。所以我们比较建议大家用前两种模式去做。 我们当时少不更事，比较年轻，12年前，我们跟拉登较个劲儿，你拆了我们建，而且要把“中国中心”放到最高。现在是“面子”上做到了，“里子”能不能做到最高境界？一年能赚多少钱？最后发展怎么样？还要拭目以待，还希望大家今后去纽约的时候去看看。文章选自中国企业家（2014-07-14）
2014年8月6日 -
沈南鹏：投资标准没法衡量
[摘要]：沈南鹏点评中美创业环境差别：1、以前中国创业者都在学习美国，但是现在很多中国的商业模式，在美国却找不到；2、中美之间的同和异：to C业务中美同步，TO B业务中国处于爆发前夜。 以下是沈南鹏的分享全文： 其实在这过去十年里，中美的创业环境变得越来越像了。 十年以前，中国很多创业者都是在学习或者揣摩美国的商业模式。那个时候，中国创业的领域和美国也有些不太一样，中国有不少更偏向于传统行业和现代服务业。但是就在最近5到10年里，中国创业的行业与美国越来越相似，原因是科技尤其是信息科技的发展在两个国家很像似的。我们看到过去十年里，最重要的一个科技革命化的话题，那就是移动互联网。两个国家都具有庞大的消费市场，为这个消费市场服务的科技应用，变成了这两个国家同样的创业主题。 另外，我们看到，虽然一批新的中国创业者还会去揣摩和学习海外好的商业模式，但是更多今天的创业者的想法，来源于自己对国内市场贴切的认识，和对用户习惯的熟悉，从而产生了中国本土独特的商业模式。甚至这些商业模式将来可能走到海外去。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些成长很快的企业，比如陌陌--这些商业模式在美国并没有，而是在中国创业环境当中看到用户的需求。他们的商业模式比较独特，有可能会走出国门，收到海外用户的欢迎。当然这些发展背后的背景是如今中国创业者逐渐成熟，今天的创业者成长环境优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在第一批创业者，尽管当中很多人也是有IT背景，或者海外留学的背景，但是毕竟以前都没有做过互联网。他们去创业的话，学习海外的商业模式是挺自然的。但在最近的几年当中，我们看到的一些创业者都是已经在互联网公司中摸打过多年的人，他们已经对用户、对产品有了很多实战当中的经验。所以他们在创业时，能够更快地把握中国用户的需求和痛点，对市场的感知会更准确。这也是今天的创业者与十年前的创业者不同之处。这样一种创业者的特征，相信未来在中国，将有机会出现更多优秀的企业，那是原创的想法和一个巨大的本土应用市场的结合。 在中美两国市场，有一个相同的现象：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不少优秀企业的崛起的时间越来越短，所花费的成本越来越低。而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无线互联网的发展确实已经铺垫了很多基础设施，所以今天去开发一个应用，如果能抓住用户的痛点，那么你所需要的成本并不会太多，短时间就能够发展起来。 二是因为移动互联网的规模效应加速。优秀的互联网企业可以很快地达到一个规模，这也是得益于平台的成熟。很多企业就是在几个月的时间，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千万级用户的产品，而这种现象，在过去的互联网时代是无法想象的。在美国我们看到的现象也是一样的，例如Airbnb、Dorpbox、Uber这些公司的成长历史，都是短于在第一代互联网的公司的。这个想象还是令人可喜的，因为我们看到了，技术能够让优秀的产品进一步放大，能够让优秀的企业快速成长起来！ 中美创业者的距离 我感觉中国创业者在互联网应用方面，并不见得比美国的创业者差，而且很多年轻的创业者具有全球视野，很多公司可能一段时间后就会考虑把产品做到海外去。如果真的要说我们还有落后的地方，那应该是在企业级应用领域。这个领域在美国和对C的应用可能是四六开或者五五开，B2C占据了半片江山，剩下的是企业级应用。而在中国，企业级应用发展还是很慢的，可能只占据了15％到20％的规模甚至更小。而这个现象并不是因为创业者本身，还是由于中国市场本身的条件所限制，因为中国产业化的成熟度相对还比较弱，发映在企业级应用里面。 虽然我们在对C的应用领域，还不能说赶超了美国的创业者，但是几乎处在一个同步前进的状况，而且越来越多的应用是很独特的，是根据中国客户的需求而开发的，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些企业都是典型的代表。美国市场也有自己本身的特点，他们也出现一些针对他们市场的产品。比如Airbnb，要是放在中国可能就不会那么容易发展起来，因为中国信用体系相对还比较弱。中国的创业者和美国的创业者似乎处在一个同样的发展阶段，在创业者很多特征上，比如年龄、眼界视野等方面都很有可比性。 在采访沈南鹏以前，i黑马曾对外征集外部对他的关注点，热心的网友的提出了以下问题，沈总做出了详细的解答： 问题一：投A轮和投B轮的方法有何不同？ 沈南鹏：我感觉投资A轮和投资B轮在根本上都是一样，包括天使投资也是如此。在一个公司相对早期的时候，不管是天使轮、A轮或者B轮投资思路是相近的。那个时候，公司没有太多财务数据可以看，更多的判断，是要看业务的大方向和团队的执行力，这两点至关重要。 雷军用“风口浪尖上的猪”来形容很贴切。业务上的大方向正确很重要，看看公司所做的事是不是站在行业发展最好的势点上。太早了可能不行，晚了也不行。看看背后的行业推动力是不是足够大，是不是有足够大的空间让企业高速发展。 第二个就是对创业者和企业家的判断。有创业经验的，或者有在大互联网公司工作背景的创业者更会有优势，当然我们也会看到一些草根创业者也有很好的发展。具体到一个项目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是没办法用尺子量化来做的，恐怕更多的是一门艺术。 问题二：BAT也来做投资，狼多肉少，创业者真的不够了吗？ 沈南鹏：其实从十年以前开始，资本在中国一直是不缺的。但是好的创业者，一直以来不容易找到。并且这些好的创业者，也需要时间去打磨成长。我们看的今天很多创业者不少都有过一次或两次以前的创业经验，好的创业项目不是能够催生出来的！我感觉，互联网发展毕竟有了十多年的历史了，已经培养了一批很有经验的创业者和在中大型互联网企业的有经验的从业人员。中国人有一点，和美国硅谷看到的是类似的：很有创业精神！愿意去尝试将自己的好的想法变成一个产品，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优秀的创业者团队会不断涌现。当然投资行业竞争很激烈，如今像BAT这些大公司也在积极投资一些早期项目，但是每个基金都有一些自己不同的角度，侧重的领域也不同。所以在未来的竞争当中，相信大家都能投到一些好的创业者。文章选自《金融界》（2014-06-24）
2014年8月6日 -
张亚勤：未来三十年属于物理化互联网
【IT时代周刊特别报道】中国互联网开始得到发展，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8年的这30年间。这30年间，中国的互联网追逐最新的技术，积极借鉴国外经验迅猛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果。 而以2008年为时间点，接下来30年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方向是什么？目前来看，还没有人说的清楚，讲的明白。 所以，业界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发掘和思考。有的人说是云计算，有的人说是大数据，有的人说是移动互联网，有的人说是社交……说什么的都有，每个人的说法也都有几分道理，但是总给人不全面的感觉。一言以蔽之，大家的着眼点还是在“术”的层面，并未上升到“道”这个等级。 有句话说，你所站的位置，决定你看问题的角度。 作为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张亚勤，在儒雅低调的背后，是对趋势性问题的精准思考和判断。在他看来，未来30年，互联网的发展将走向物理化，未来将是物理化互联网的天下。 其实，微软正在进行的创投加速器所遴选的初创团队里就有不少项目是跟这个概念相关的。张亚勤在接受IT时代周刊专访时也坦诚表示，初创团队通常是最接近市场创新前沿的，他们本身就是一种趋势的代表。在张亚勤看来，隐藏在这些创新背后的，恰是互联网物理化这一关键的点。 互联网的物理化发展是大势所趋 张亚勤大致把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到1978年，那个30年中国在互联网上的发展几乎为零。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到 2008年的30年，这30年是中国互联网不断学习赶超的飞速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其实是互联网是把物理的事物数字化和虚拟化的一个过程，比如人们把音乐、 视频等物理化的真实东西模拟化放到网上，然后再把他们连接在一起。比如，把人和人连在一起就是社交网络，把人和商品连在一起就是电商，把人与信息连在一起 就是搜索。第三个阶段是，2008年到未来的30年，发展趋势将是和上一个阶段相反的，是一个逐渐把数字世界物理化的过程，比如现在很火的物联网、车联网 等，就是互联网物理化的证据。 而互联网物理化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比较大的变化。第一点变化是，互联网开始走向物理世界的过程，比如通过智能 的方式把家里的家电产品智能化。第二点是，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将要发生巨大变化。第三点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会发生改变，随着互联网物理化的过程，人们的生 活将变得更加智能。 张亚勤认为，我们有很多的终端，也可以把互联网的这些模式应用到物理世界里去，然后收集到非常多的数据，用强大的计算能 力进行运算，创造更适合人们的生活方式，但这里面真正的突破其实是智能化。这种智能化既包括智能的硬件，比如机器人，也包括智能的软件，比如小冰从软件方 面入手越来越了解人，它的智力和人越来越相似。对智能化的应用，特别是物理机器人的发展将极大的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有些机器人在工厂里面的数量会渐渐超 过人类，而机器人本身也可以帮助人类解决很多的现实问题，比如亚马逊会用机器人拉货，谷歌在研发无人驾驶汽车。这些趋势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都会实现。虽然有 的是软件，有的是硬件，但都是同一个道理。 物理化互联网将主宰互联网未来格局 而且互联网物理化所带来的三方面的变化，对互联网未来的规模和影响要比现在大很多。 这一点首先体现在终端数量上，在PC互联网时代是5亿人的规模，到了移动互联网的时候已经是50亿人规模，而到了万物互联网的时候规模将会达到500亿人，甚至会更大。 第二点是，现在的互联网虽是消费互联网，但它会往到商业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的方向拓展。GE做了一个比较好的工业报告，提了一个概念叫工业互联网，它的主要 思想是：过去有两个革命，一个是工业革命，一个是互联网革命，这两个革命让生产力增加了上百倍。而下面这个世纪就是工业和互联网相融合的时代，而两者的融 合会产生新的产业，这个新产业将达到现在GDP的30%。工业和互联网融合的方面也非常的多，包括智能电网、飞机引擎、铁路运输、能源产业和制造业等。 但如何让这一切得以实现？其实现在IT技术的发展已经在往这个方向靠拢。目前来看，几个重要的关键技术，一个是大数据，一个是人工智能，一个是云计算。由于 有了大数据做基础，你才能快速高效的收集海量的数据，数据收集完毕，云计算基本的存储和传输能力，就会发生作用，然后再加上人工智能，就可以很好的读取分 析各种挖掘来的数据，最后转化成智能化的服务。所以这三个技术融合，可以让这个趋势变成主流。而且这个大的背景下面，中国会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 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互联网物理化的试验田 为什么呢？首先是从大数据方面来看，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的存在，中国的智能终端数量未来也必然是NO.1，所以由此产生的数据量也是海量的，未来中国将拥有 最大最多的数据。第二个是中国的需求很大，互联网的物理化将改变中国的传统产业，而中国的传统产业需要改变的点非常的多。这里面包括中国的城镇化推进，制 造业的升级换代等。第三个是中国很多的创业者比美国创业者更加大胆，更富有创业的精神。 现在中国很多的企业都在想，怎样拥抱互联网如何拓展技术，这里面包括做保险的经营餐馆的都在想这些事。但美国其实很少有人在想这些事情。举个例子，就美国的零售业来看，亚马逊作为电商公司第一次挤进排行榜 的前十（第十名），就会非常兴奋，而其他九家全部都是传统的商业模式，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其实，电商的发展在美国要比在中国困难的多。其他的如打车软 件，在美国虽然也可以用却要额外交一笔不菲的费用。这都是跟中国有差异化的地方。现在很多领域，中国的发展其实是超越了美国的，而这正是中国的进步之处。 【责任编辑/冯敏】文章选自IT时代周刊（2014-07-11）
2014年8月6日 -
王强：创业最重要的品质是信用
2014年5月29日下午，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王强在腾讯学院名家之声，就“迈向成功的创业者精神”发表主题演讲。 以下为王强演讲实录，有删节，未经本人审阅。 真正做一个成功的大企业，创始人身上最需要什么精神品质？ 第一个，你必须想得非常清楚，你的生命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最后创业胜出的人，全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明确的回答。不是为了钱，他要获得人生另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一张人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信用卡。 跟大家分享两个故事。 作为天使投资人，小平老师最近爆得大名。聚美优品他投了18万美金，小平老师这笔投资从2009年到2014年5月16号聚美优品在纽交所上市，已经翻了800多倍，接近三亿美元。 其实这笔钱不是投给陈欧做聚美的。2009年，陈欧从斯坦福回来，要创业的时候。他要做广告植入的一个什么东西，去找徐小平。陈欧一见到小平就讲植入，讲了两个小时，小平频频点头，最后说没太懂。 小平给陈欧投了18万，陈欧拿了18万在中关村租了一个小房子开始做，但是并不成功。后来陈欧转型做化妆品闪购。 小平一听他们转型非常兴奋，幸亏转型了。但是更担忧，说你们三个小伙子，都是20多岁，连个女朋友都没有，怎么做化妆品。陈欧讲了对化妆品和闪购的感觉，小平又一次眼亮了。但是陈欧告诉他，徐老师，我这次来，一个是告诉你转型了，第二个，我通知你一下，不需要你再投钱了。因为上一个公司虽然失败了，但是当时你投了18万美金，这18万美金将成为新公司的股权。 小平老师说非常好，知情知义，必成大事。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陈欧建立了一个信用体系，虽然我暂时失败了，但是请你相信我这个人。他其实已经获得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信用卡。 更令人感动的一个事，是2007年我和小平第一次做天时投资的时候，投了世纪佳缘。世纪佳缘是小龙女做的一个婚恋网站。从投资角度来说，我们当时也不应该投，因为小龙女一直融不到钱，一到资本面前，她就无话可说，既陈述不清楚她怎么赚钱，也没有展现出一个领袖应该展示的势如破竹的魅力。当时国内有几家婚恋网站已经跑到他们前面了，因为他们至少先于小龙女半年融到了一千万到两千万美金不等的资金。小龙女跑出来的概率已经不大了。 我们和小龙女一起喝了三四个小时咖啡，没有听到任何赚钱的主意。但是我当时跟小平说，我说从她身上看到了俞敏洪的影子，女版的老俞，吃苦、耐劳、坚韧，像骆驼一样。 其中还有一个细节，让我和小平认为非投她不可。 小龙女告诉我们，2003年，她做家教，每个月攒下几百块钱。她要买服务器，要上万块钱。她跟一个叫渔夫的网民借钱，渔夫这个人在杭州开一个软件公司，每年赚几十万块钱，渔夫说你需要多少钱，小龙女说，如果可能想多借一点，连生活费带服务器，一共借八万块钱。2003年，八万也不算小数字，但是对渔夫来讲无所谓。渔夫说你告诉我银行卡。第二天，果真八万块钱汇到了小龙女的账户上。后来渔夫就把这个事儿忘了。 到2007年开始融资，小龙女一直跟我们讲一个原则，如果没有当年的八万块钱，我没有今天。所以你们要想投我，你们必须同意，把八万块钱折算成股份。 后来，我们当然被这种故事打动了，当然同意了。渔夫的八万块钱变成了世纪佳缘原始股。 2011年5月11号光棍节，世纪佳缘上市敲钟，小龙女在网上搜寻渔夫这个人，结果发现这个人仍然在网上，仍然每年赚几十万块钱，非常惬意地保持匀速地发展。 小龙女说，你记不记得2003年，你在网上借给一个网名小龙女的人八万块钱？渔夫说，没事儿，当时八万块钱就想送给你的。 小龙女说，我今天通知你，5月11号我经营的公司将在纳斯达克成为中国婚恋网第一股上市，我邀请你作为敲钟的嘉宾，顺便还给你当年借给我的八万块钱。如果按照IPO的价钱，你这八万块钱已经成长了一千倍。也就是说，八万块钱，到2011年5月11号，世纪佳缘的IPO价，就变成了八千万。 确实像阿甘正传一样的神话。当我们跟中影韩三平他们谈的时候，他们要拍成电影，觉得中国还有这样的愚蠢的事情发生。这种愚蠢真正是巨大的智慧。 真正得天下的人，创业精神一个最大的基因是什么？是骗钱吗，是哄资本吗，是哄市场吗，玩脑残粉吗？NO，首先是自己的良知。这两个人获得的不是一摞金钱，他们拿的是人生的信用卡。 哪怕陈欧和小龙女投资失败了，他们再想创业的时候，所有的投资人都会在第一时间，甚至在梦中都会答应给他们钱的。因为这种人生信用卡一旦获得，作为引领者的第一块基因就具备了。 第二，分享你的梦想，让大家一起跟你实现这个梦想。合伙人的精髓是什么，就是分享。 作为创业者基本上都是白手起家的，这个梦想有没有能力点燃你周围的人，这是尝试你能不能成功的第一步。如果连你最亲近的人都没有办法被你煽动起来，你梦想的含金量太低。你作为一个领袖，驾驭全局的能力还是比较缺的。 当年老俞从加拿大游说徐小平，当然小平一下就回来了，因为他待业，只要有一个工作就来了。 老俞当然非常清楚我的薪水，他作为资本家，他很知道怎么有效地控制成本，因为当年在北大我们读的都是马克思的著作，我和小平读的是《共产党宣言》，他读《资本论》，我们是撒热血的，老俞非常懂得控制营收。 他当时跟我说，王强，你现在答应回来，不要跟我谈什么条件，咱们就在新东方起家，咱们把自己的才智扔在这个平台上，看看能做出来什么。你回来，别期望我给你什么待遇，第一个，我给不起。你现在和我在新东方干了一年的收入一模一样，我不能把我的全给你。我说这个没有问题。在新东方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和老俞花过一分钟时间谈个人待遇。 做了三年时间，1999年，新东方大了，有几十万学生，就进行了股份制改造。 东方合伙人的精髓，最后怎么样真正变成生产力？ 18页财务报表和3页审计报表是新东方的故事。新东方在纽交所挂牌上市的时候，我们是中国第14家企业。前面全是国字头的，中石油、中海油、东方航空、中国移动，全是这类公司。 乔布斯说做好一个企业就两个东西，一个是STAY HUNGRY，一个是STAY FOOLISH. 新东方愚蠢的事是什么呢？ 1999年开始股改，变成股份制，大家觉得既然我们都是股东了，我们要跟俞敏洪一样，拥有对这个公司全部的知情权、掌控权，当然这个掌控是按照股份有区别的，但是知情权要有一样的权利，为了这个打了三年。 从作账开始。2002年，新东方全部的利润大概也就是800万人民币，我们请世界五大的德勤来做账，德勤开出450万做新东方一笔账。老俞说，今年做这笔账，大家没钱分红了。大家说，宁可饿着，也要搞清楚公司究竟属于谁的。老俞非常郁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接受了集体的意志，同意花450万。几个月以后，德勤拿出了18页的财务报表，新东方的帐目非常简单。 德勤说没见过你们这样的企业，别说国营的了，私营的更不可能，你们收入这么少，做18页的账要干什么。 老俞非常郁闷，大家做完了以后也郁闷，今年没钱分了。但是幸亏当时大家对物质没什么期待，我回来骑了三年自行车，顶多再多骑一年，怕什么。后来董事会又说，德勤这笔账可不可信，要审计一下，我们最后心里这块石头才能放下来，大家才知道我们是不是作为一个战车往前奔。 第二年我们找到了普华永道，他说你们千万别花四五百万做这个审计，德勤你们应该相信了。我们不相信，我们说一定要花四五百万。最后，普华永道大概一个月出了三页审计报告，说德勤的账没有一个是错的。签了普华永道，盖了章，我们又交了将近450万。 把新东方将近一年的利润都花了，最后换来了21张纸。这21张纸大家非常珍贵，买了一个非常好的保险箱，让会计赶快锁了，人在保险箱在，这里面有大钱，里面存了800万人民币。 到了2004年，突然有一个咨询公司给我们咨询，说新东方会很值钱。我们说能值多少钱，他们扔出一个数字，怎么也值50个亿吧，当时新东方整个市值一个亿。 2004年底，美国老虎基金开始物色中国的教育市场，突然发现了新东方这个非常有特色的公司。他们的投资人陈晓红找新东方，有兴趣考虑考虑将新东方作为投资中国教育界的第一个试点。 陈晓红看到德勤和普华给我们做的报表，大吃一惊，说我考察中国那么多企业，没有一个企业拿出这样一个东西来。小红当时说，好吧，我投两千万美金进来，你给个价吧，一个礼拜以后把钱打到你们账上。就因为这21页审计报告，大家知道我们为了一个原则做出来了，不是为了资本市场，不是为了吸引投资做出来的。恰恰，它节省了半年的时间。 当你的梦想点燃了周围人的时候，你要让他们和你一样相信自己的梦想，你真正的团队才会诞生。只有这样，大家才觉得，你虽然是大股东，我虽然只拥有一股，但是我仍然是主人。因此，我全部的才华、心血、努力愿意倾全力为这个平台贡献。做到这一点，才能一加一大于二。 第三，包容。作为创业的老大，最难戒掉的一个东西就是你的自以为是。因为这个梦想来自于你，你就觉得天底下只有你能够完成这个梦想，其实这是一种错觉，甚至是幻觉。因为这个梦想实现的层次非常复杂，它要涉及的层面太多了，任何一个简单的产品投到市场，要穿过全部人性的各个层面，你才能最后完成它的销售，哪一环都不能少。所以这种情况下，大家思想的碰撞就成了日常的形态。你能不能有包容能力，能不能变得作为一个倾听者，就变成了你这个核心团队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 要成大事者，必须有胸怀。这个胸怀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刚才谈到陈欧事件，小龙女事件，这个就是胸怀展示出来了，我们可以不担忧他们企业能不能做大。只要胸怀不磨灭，他们永远会找到愿意跟他们奋斗的极优秀的人才。 你作为一个引领者，要历练你的心胸。我想用一个诗句，非常形象地来说明这一点。这是我非常喜欢的葡萄牙诗人佩索拉的诗，我的心只比宇宙大一点点。这一点非常关键，如果你想征服一个人，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论就是，你的胸怀只比他的大一点点，你容得下他，心胸只需要大一点点。比方他就看到十块钱，你只要看到11块钱就可以了，我再给你一块钱，你就拿下他了。当然金钱还是太简单的描述，任何东西，只要你的胸怀稍微比他宽一点点。你要想拿到这个市场，你的视野和胸怀只比这个市场大一点点，你一定拿这个市场，你要拿下中国，你的心胸要比中国大一点点。你要拿下世界，你的心胸要比世界大一点点。文章选自创业邦
2014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