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天全:始终站在变革前沿 搜房网三大平台符合互联网潮
搜房网控股集团董事长莫天全 2014年，搜房网三大平台引领变革，启用新域名“fang.com”，全民发问“搜房到底要干嘛”？2015年，二手房佣金0.5%、租房0中介费、极限精装666/平米，三大新产品腾空出世。这一年，搜房网动作频频，聚焦改善用户痛点，引发业内广泛热议。用当下最热门的词汇“互联网+”来解释，搜房网PC移动平台、大体量的数据应用、各环节的实时协同等新模式均离不开“互联网+”。那么，搜房网为何要变革？三大平台如何协同合作，高效运营？怎么利用互联网的思维来让传统的产业在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方面充分的发挥作用？中国指数研究院院长、搜房控股董事长莫天全先生此次来到武汉进行了全面阐释。 搜房网三大平台符合互联网潮流 “我就是那个搅动‘快’的人”，面对记者提出互联网快速变化的现状时，搜房网控股集团董事长莫天全如此说道。 莫总表示，今年是搜房网16周年，从去年初开始，他就意识到垂直门户网站快发展到头了，作为房地产门户网站搜房网该怎么办？“我在搜房网内部发起了自上而下的改革，现在搜房网员工接近3万名，变革涉及城市100多个，改革对我们来说是项重大挑战。” 此前，搜房网是个信息媒体平台，PC平台是搜房网长期的优势，移动平台是搜房网的发力点。“2013年是搜房网移动年。”在这一年的北海搜房网年会上，搜房网确定了推动移动平台建设的方向，经过几年的打造，移动平台已经呈现出一定的规模。“但互联网的快速变化还是超过了预期，如今，我们移动客户端流量已经超过PC端流量。”对于每天有500万UV的搜房网，移动客户端是搜房网最大的资源也是最大的优势。 如今，搜房网已从信息媒体平台延伸发展为信息平台、交易平台和金融平台；其中，交易平台还分为新房交易平台，二手交易平台和家居交易平台。 莫总认为，金融服务和交易平台息息相关，支持交易平台的快速发展。“今天看起来，这三个平台跟总理推动的‘互联网+’是一致的，符合互联网发展的潮流。”据他介绍，搜房网新房交易平台去年成交了22万多套房源，金额在2500亿元左右，而今年启动的二手房交易平台，推出二手房0.5%佣金，相信将给市场带来较大冲击。 搜房网打造的买房、租房、装修、金融等环节，都是靠互联网交易平台系统支持。无论是购买新房还是二手房、无论是租房还是装修，均能通过手机来实现。在移动工具和技术手段支持下使整个闭环形成，才能把更好的服务给购房者和装修业主。 “这三个平台建设在早期是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现在来看这个转型方向绝对是对的。”莫总认为，现在各式各样的企业都在想办法进入这些产业，都在想办法把闭环建立起来，搜房网是当中启动得比较快的一家。“以前的优势有可能会变成改革的负担和阻碍，如果能够提前两年就启动，我们会更主动一点。我们期待在不远的未来，搜房网整个体系能够上另外一个台阶，跟家有关、跟房子有关的业务能做得更加彻底。” 信息透明化是未来发展趋势 二手房0.5%佣金、租房0中介费，那么，搜房网的盈利点在哪里？如何保障对客户的服务？ 面对记者这一提问，莫总抛出了“互联网赢者通吃”的观点。他表示，企业必须规模上去了很多协同效应才会显现出来。“搜房网的优势就是在于它的平台，有每天超过500万的客户登陆我们的平台，这500万客户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他认为，互联网思维的精髓在于两点，一是提高效率，二是降低成本。搜房网二手房经纪的效率非常高，传统经纪人每三个月做一单，而搜房网二手房经纪人可以一个月完成三单。“简单算一算，如果传统经纪人是2%的佣金，现在搜房网二手房0.5%佣金，我们的效率基本上是传统的5倍以上，只要有5倍以上的效率，那么0.5%佣金实际就等于2.5%的佣金，会比传统都高。”从成本来看，搜房网二手房的客户都是从互联网上获得，没有门店支出等，成本自然也比传统二手房经纪要低。“可以降低成本，同时还能提高效率，没有不赚钱或者不盈利的理由。” 中介行业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主要原因是一直以来二手房行业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而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从大的趋势来说，会使得信息越来越透明化，所以，经纪行业的中介费用降低是大势所趋，未来不可能靠封闭信息来取得市场占有。 莫总强调，搜房网新经纪的发展需要做到八个字——阳光、透明、真实、专业。“千万不能让别人说我们的中介是黑中介，这是我们坚持的底线。”
2015年6月3日 -
王辉耀：中国可组建人才WTO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纵观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三个浪潮带动了世界经济并改变了国际格局的整体走向：商品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和当前的人才全球化。自哥伦布航海和第一家跨国公司建立，商品和资本的全球化进程各自开启，形成跨越近几个世纪的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浪潮。随着科技的发展，人才的跨国流动愈加频繁，世界进入了全球化的第三次浪潮：人才全球化时代。 在全球化不同的发展阶段，世界各国为实现更好的全球治理，建立相应的全球治理主体并制定相应规则，例如为消除商品贸易和资本全球流动的壁垒，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相应成立，这些国际机制通过制定国际规则，引导贸易开展和货币流动有序进行。 而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从未置身事外，且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全球化：19世纪中叶，中国被动加入了全球化进程,却从此开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30多年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尤其加入WTO后，中国的GDP增长了6至7倍。 然而，在全球化货物与贸易的前两个浪潮中，全球治理长效机制无论WTO还是IMF，主要由发达国家创建，其国际规则也都是由发达国家制定，中国最多是其中成功的参与者，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大国地位的崛起，这种被动参与者的地位需要进一步提升。 如今世界已经进入以人才全球化流动与竞争为主题的全球化第三次浪潮。据统计，世界上有2.32亿人口不在出生国生活，移民、留学、旅游等形式人员的跨国往来、全球人才流动已经成为常态，并且很大程度影响到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然而，在人才全球化时代，人才的全球治理机制依然缺位，急需建立长效机制来维护人才流动与竞争秩序。可以说，谁把握制定国际人才流动秩序的主动权，谁就能抓住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主动权。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人才输出国和“海归国”，人才流动和国际人才竞争已经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深刻影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需要抓住这个时代赋予的历史机遇，发挥更大主动权，同时承担大国责任，引领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中国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与能力，组建有关的多边合作机制，发起建立新WTO（World Talents Organization）——世界人才组织，使之成为国际人才有序流动、高效协调管理的机制。中国创建并主导的亚投行截至目前已有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这标志中国在参与并制定国际金融游戏规则上已取得很大进展，抓住人才全球流动的治理将成为中国制定世界规则的又一重要突破口。 世界人才组织可以对世界人才流动进行调查研究，从人才和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对全球人才的流动进行专业分析，建立世界人才库。还可出台国际性条约，消除各种消极因素和相关壁垒，促进国际人才流动市场的形成，制定相关规则，协调成员国之间的人才流动矛盾，为其提供交流合作的平台。此外，世界人才组织还可为国际人才流动提供统一的、可操作的人才评价体系，推动文凭、技能和福利的互相认证；为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举办人才相关法规政策的培训班，提高其对人才的管理水平，促进人才快速融入所在国的社会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受益于消除货物贸易流动的壁垒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还需要尽快消除国际人才流动的壁垒，抓住先机建立人才WTO。这样一方面能占领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先机，广纳天下英才为我所用，引领国际人才流动新秩序，另一方面也能进一步履行大国责任，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文章刊于《环球时报》，2015年6月2日
2015年6月3日 -
世界智库解密之”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
本文选自《大国智库》，王辉耀、苗绿著 作为首个真正泛欧性的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于2007年10月发起创立，其目标是“就以欧洲价值观为基础的连贯一致的欧洲外交政策发展进行研究，并促进泛欧性的争论。”其组成和活动也具备明显的“泛欧”特征： 第一，泛欧洲委员会。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由100多位来自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候选国的精英组成，包括政治家、政策制定者、思想家和商人。通过工作小组的形式，委员向委员会就政策观点提供建议和反馈。委员每年会晤一次。 第二，欧盟成员国设有实体办公网络。与其他欧洲所有智库不同的是，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在柏林、伦敦、马德里、巴黎、罗马、索菲亚和华沙都设有办公室。这些办公室形成了一个研究、讨论、建议和沟通的平台。 第三，与众不同的研究和政策开发进程。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从全欧洲招揽优秀的研究人员和实习生，以此来实现其泛欧洲的发展目标 。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将新媒体应用于对外发布和推广成果。其研究成果的形式包括：研究项目（programm）、研究报告(publication)、博客(blog)和播客(podcasts)。博客主要用于发布内部研究员的文章和简短研究报告；播客则主要用于发布外部专家以及其他外交领域学者的各路观点。研究项目和研究报告也会通过博客或播客来进行报道和宣传。研究项目的项目周期往往较长，其研究成果往往作为其研究报告的来源。项目组会根据世界外交关系的突发事件设立新的研究任务，每个项目汇集的专家学者遍布欧洲或相关地域。 欧洲外交政策评估是委员会每年的必做功课之一。这一年度报告系统的评估了欧洲28个国家在处理与其他66个国家外交关系时候的表现。目前，委员会还承担的在研项目包括：亚洲与中国（Asia & China）、中东与北非（MENA）、欧洲再造（Reinvention of Europe）、广阔的欧洲（Wider Europe）。这些项目普遍规模大、参与人数众多、支持资金雄厚。每个都拥有独立的负责人和研究团队，在相关的研究地区拥有办公室或联络处。此类研究项目另委员会在外交关系研究方面深入扎实、全面细致、与时俱进，为委员会许多其他研究成果搜集了大量一手资料，是整个研究机构的核心和基础。 近年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对中国的关注程度也在明显提高。 2009年至2011年，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自连续发布3份关于中欧关系的研究报告，引发了欧洲内部关于对华认知和政策调整的热烈争论。 1.《中欧关系的权力审计》：宣称欧洲应该对华奉行互惠性接触政策。 2.《全球性的对华政策》：呼吁欧盟构建更有效协调统一的对华政策。 3.《争抢欧洲》：直言不讳地对中国的对欧投资政策表达担忧。 从这三份报告来看，欧洲智库的研究动向和结论，表达力欧洲对中国崛起态度从鼓励互惠互利变得更加谨慎、担忧，表达了欧洲内部的这些对华认知反应，折射了欧洲人对中国崛起的极为不适应和难以平和接受的心结 。 2013年初，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2013年十大趋势》报告，列出了2013年世界十大趋势，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其中一条是中国如何重新平衡经济和保持国家稳定、中国外交是否更具进攻性值得关注。 2013年10月28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就中国与美国关系发表了文章《为何趋同反而滋生冲突？》，阐述了中美两国在竞争中相互依赖、又互存分歧的复杂关系；指出了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格局变化，打破了中美经济的相互依赖，但又从全球治理的视角看，中国已加入改变全球秩序的复杂的多边外交活动，中美在这些方面开始趋同，两国的角力和分歧使得未来的世界格局难以预测。中国在角力重视始终太过保守、处于弱势。站在欧洲第三方的视角上，欧洲委员会的观点无疑更加客观可信 。 本文选自《大国智库》，王辉耀、苗绿著，人民出版社
2015年6月2日 -
李成：战略互疑是中美关系最大威胁
日前，美国学者兰普顿“中美关系正接近‘临界点’”的观点引发了争议。对此，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表示，中美两国一直在矛盾中努力推进合作，当前战略互疑是中美关系的最大威胁，寻求两国关系的突破还需对彼此立场、战略意图建立更清晰的认识和理解。 兰普顿对中美关系的判断，我不完全同意，尽管他是我非常尊敬的同事。 在我看来，兰普顿的观点也许有点说过头。众所周知，中美关系一直在矛盾中上升发展。从内部看，中美的矛盾点有很多，包括南海问题、东海问题、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网络安全等。不同问题的性质也不一样。有的是旧矛盾，有的是新矛盾，加剧了两国的冲突性。从外部来讲，如今利益集团不断发出各种声音，其中大部分不是向中美合作的方向推进——这也正是兰普顿等人担心的问题。 但是，看到影响两国关系的负面因素之余，必须同时重视两国发展的积极因素。美国民众现在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格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美国民众也能看到，中国在反腐败、市场化改革方面取得的进展。这两年，美中高层互访频繁，如果美中关系真的不好？那么这些访问不会如期举行。习主席即将访美，而去年，奥巴马总统对中国的访问非常成功。 我认为，兰普顿可能忽略了：美中关系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地交接，不管在教育、文化、艺术，还是在全球性事务以及经济合作中，两国的重合度和合作需求在不断延伸。总之，中美在矛盾、冲突中不断意识到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并还在努力向前推进。南海问题需要谈判化解 当然，当今中美关系中的两国力量对比远非昔日所能相提并论，中美对彼此战略互疑的程度也有所加深。 据我了解，中国很多人认为，美国通过扶植日本试图“围堵”中国；美国则有很多人认为，中国通过和俄罗斯结成一定程度的军事同盟，从而对抗美国。这些观点和猜测都是不全面的。在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中，中俄到底能结成多亲密的关系？这值得商榷；而美国能否真的为了盟国日本在钓鱼岛和中国开战？这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如果中美发生冲突，那么不会是因为两国意识形态的不同，也不会是因为现实利益的交锋，而是互相的猜疑、误判，由于误判、猜疑产生的对彼此的恐惧，这是很危险的。 如今，围绕南海问题的危险正在急剧增加。美国认为，中国咄咄逼人的姿态，借南海问题挑战美国。中国民间也有一种心态，认为和美国打仗也许比较难，和日本打仗也许比较难，但是在南海问题上，或许可以教训一下周边挑事的国家。 现在来看，南海问题是最有可能触发中美冲突的点。但它也不是唯一的点，东海问题、网络安全问题也有触发冲突的可能性。怎么办？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必须明确自己的立场，了解对方意图，建立机制以通过制度化、机制化或者一些双方的合作点，使问题不至于失控。而作为媒体必须清楚，美国某个退伍军官或者某个议员，他们所说的可能煽动两国情绪对立的话，事实上并不代表两国民众的真实想法。 因此，要化解南海危机，中美两国，以及相关当事国必须静下心来，好好沟通，认真评估各种举措的利益得失。尽可能了解对方战略意图 全面地看待中美关系，需要两国以平常心态、平衡观点了解中美各自所处的政治背景，通过更积极的方面进行解释。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金来尔出版的新书《相向而行——如何缓解中美之间日渐显现的竞争关系？》中提出，是时候美中各让一半，折衷妥协了。相向而行、互相妥协、搁置争议，这个观点很好。不过，如何平衡一方让步有限、另一方让步巨大的情况，值得探讨，但这本书的立场是积极的。 但这个立场也要建立在对对方意图有清晰理解的基础上。 美中现在对彼此立场、战略意图有很多不理解之处。比如，美国近日起诉在美华裔教授，指责他“泄密”。中国人可能认为，对华裔学者的起诉像是美国精心设计的。但事实上，尽管类似事件在美国的反响不一，但美国司法部门有自己一定的独立性，不受其他行政部门干涉。再比如，中国的政治也有自己的特点，各个部门之间的互动可能在美国看来也是不明确的。所以理解彼此，不能忽略美中两国国内政治本身的因素。 如果两国对各自政治多元化有清醒的认知，那么很大程度上，决策者就能避免采取一些冲突性的政策。 今年9月，习主席即将访问美国。这是中美关系发展良好的一个表现，将增进中美两国的友谊，并在此基础上寻求两国关系的突破。不过，在我看来，访问本身最大的意义是，通过习主席的来访，让美国人民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国力的变化、中国市场的开放、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和积极性，以及展示出即使邻国有问题但中国仍与其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合作的大国姿态。这些因素，才是决定中美关系发展方向的主要力量。
2015年6月2日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孙立哲
孙立哲，华章出版公司董事长、万国集团董事长。1969年延安插队知青。文革后首都医科大学的第一届外科研究生。1982年赴美留学，1992年回国创业。先后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医学院、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纽约大学斯腾商学院、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波兰法学院的医学、法律、金融、管理和MBA等多学科学位。跨学科研究兴趣包括行为金融学与投资决策、系统动力学与企业战略、肿瘤治疗学与新药开发、侵权法与公司治理、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情感经济学与幸福学、进化生物学与文化基因等。目前为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专业会员。同时或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心理系兼职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健康与卫生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东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和延安大学医学院外科教授；欧洲法律与医学研究院共同院长、商业银行及制药公司独立董事等。 孙立哲现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2015年6月1日 -
【新华网】我们在谈人口红利，发达国家已享受人才红利
??人才将是第三轮全球化的主要载体，中国现在是最大的人才输出国，在全球人才流动的浪潮中还没有掌握先机，这不利于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 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在清华大学时代论坛发表了演讲，以下为演讲内容整理：参与全球化，我国1: 3仍处于劣势 我把全球化分成三个阶段：自从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开始，我们就进入了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全球航海技术的发现，带来了疾病的流传，带来了种子、食品的全球流传。在这一阶段，中国是做得最好的国家。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GDP已翻了170多倍，对外贸易翻了60多倍，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关税大幅降低，中国不仅没有因为开放而丧失自己的产业，反而使国内各大产业竞争力明显提高。在入世的带动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降低关税是消除货物流动壁垒，这种壁垒的消失给中国带来了10年的高速发展期。 全球化的第二个浪潮，是全球的资本流动。从18世纪荷兰的第一个股票市场开始，全球的资本跨越全球、翻云覆雨，最近几十年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更是如此。但目前来看，发达国家依然是国际资本流动体系的主角。我国建亚投行，说明我国已经开始在全球资本市场发力，努力赢取这一红利。但是，现在依靠资本优势掌握全球经济主动权，这种优势已经不明显了，就像在WTO关税降低和近年来多个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之后，贸易自由化流动给世界各国带来的红利已经不突出。 贸易和资本优势不再突出，我们要靠什么实现全球化、把握全球化浪潮？我认为是人才。这就是全球化的第三个回合，全球的人才流动，中国现在还是最大的人才输出国，清华是美国博士生来源最多的学校。中国在全球人才流动的浪潮上还没有掌握先机，资本、人才都掌握在其他国家的手上，中国如果还是只能把污染、粗放式的东西留在中国，在全球化竞争里就会处于劣势。 如果说，各国参与全球化三个进程相当于三个回合，要3：2胜的话，我国在货物贸易方面占绝对的优势，在资本方面处于迎头追赶的阶段，人才方面还处于劣势，总体处于一个1:3的劣势地位。 因此，国际人才的竞争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国际人才的时代，我们要紧紧抓住。中国经济发展需更多国际人才红利 过去30年，发达国家在享受国际人才的红利，中国却以享受国内人口流动红利为主。未来30年，中国也要享受国际人才流动的红利。 现在发达国家是享受了国际人才红利，在移民型国家，外国人口占该国人口的比例大多超过20%，如美国为14.3%，加拿大为20.7%，澳大利亚为27.7%，新加坡为42.9%，新西兰为25.1%；即使是欧洲非移民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等，移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超过11.5%；在亚洲，日本的移民人口比例为1.9%，韩国为2.5%，而中国的外国人口只有0.06%，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10.8%，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2%，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6%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2%。同样是人口大国，印度的这一比例也高于我国，达到0.4%。可见我国外国人口比例几乎为世界最低水平。同时，我国在华留学生比例也仅为0.4%，远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比例8%，也几乎为世界最低水平。 国际人才红利都是发达国家享受的，中国享受了什么红利呢？中国在过去36年的改革开放阶段，中国享受了国内的“移民”红利。30多年前，国内的农村人口可以出村了，这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红利。深圳就是一个移民城市，现在人口超过2千万。中国今天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内人口流动的放开。美国创新源于多元化人才集群效应 为什么美国创新走在前面？答案是享受国际人才红利，这方面美国走在全世界的最前面。在美国，专利创造1/3是来自移民，诺贝尔奖获得者1/3是来自移民。在教育领域，美国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全数在校生70%是来自国外的留学生，美国博士学位就业人才里，国际移民的比例从93年的23%到2010年的42%，国际移民创造了美国1/4的高学历，包括谷歌里面30%都是亚裔，其中大部分都来自中国。 硅谷为什么那么发达？那是因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思想相互碰撞，没有任何条条框框，不同文化背景、语言背景的人才汇集到一起，时时刻刻产生新的点子、新的思路。 以色列是全世界创新创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只有60万人，现在800万，80%以上的人口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这些人才的履历和背景，为以色列发达的科技产业奠定了坚厚的基础。 看了以色列和美国的例子，再来看中国，现在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很少，过去两年，美国到中国来的留学生连续下降。奥巴马上台的时候提出要派十万留学生，现在离十万差的很远。中国去美国的留学生已超过了25万，但是到中国来的留学生非常少，这对中国吸引国际人才是非常不利的，对中国的创新和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中国现在已经是生源不足，如果不抓住国际留学生这个教育市场，恐怕将来很多学校都要倒闭。 为什么我们要开放中国的学校招收外国留学生？我们培养多少个留学生，就是培养多少个知华派、亲华派。一带一路，不光是中国企业要走出去，我们中国培养的人才也要走出去。吸引人才需去除人才流动壁垒 什么是人才流动的壁垒？就像关税和配额是货物贸易的壁垒一样，签证就是人才流动的一个壁垒。最早国与国之间是没有签证的。去年APEC会议期间，奥巴马来中国第一次宣布中美十年往返签证，以前办美国签证是一年半或两年有效期，去美国留学的签证是五年有效期，现在你可以办十年有效期签证。十年间可以说走就走，随时去美国，每次可以呆半年。这样就降低了人才流动的壁垒，加速了人才流动的频率，给中美都带来了人才流、创意流，有了创意流才有创新。 各个国家都在降低人才流入的门槛，像日本，获得永久居留证原来要求至少要居留十年，后来变成五年，最近又缩短到三年。我国在2013年的出入境管理法里增加了人才签证这个概念，当时是我提出来的，因为当前，这个世界最稀缺的不是贸易，是人才！中国驻外使馆应设立“人才处” 以色列专门设立了移民吸收部，是跟国防部同等重要的部门，中国台湾在海外也有办事处负责招揽人才，韩国成立了“联系韩国”，新加坡也成立了“联系新加坡”，常驻在使馆，目的就是到处延揽人才。中国可以在海外设立文化处、商务处、科技处、教育处，为什么不可以有人才处？其他国家使馆的移民处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北京各个国家的大使馆，最忙的就移民处。中国也应该设立一个人才处、移民处，专门吸收人才。为海外华人华侨发放“海外公民证” 近些年，很多国家开始放松国籍政策，像印度、巴西、菲律宾、俄罗斯、墨西哥，在90年代开始承认双重国籍。2012年韩国也修订了国籍法，承认了双重国籍，双重国籍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我们现在海外有6千万的华人华侨，分布在世界各地，可以考虑开放双重国籍了。比如在菲律宾，有几百万的华侨跟中国都有关系的话，这是一个很强大的影响力。在美国有四百万的华人华侨，如果他们与中国重新建立联系，将有可能影响美国对华的政策决策。 我们现在知道，在海外的华人回来一趟非常不容易。现在美国好了，有十年签证，但很多国家还都没有。所以说，发放海外公民证，消除人才流通的壁垒，是促进人才流动非常重要的方法。人才流动需要签证便利化 马英九在台湾执政6、7年间，最大的政绩之一是台湾的护照可以去100多个国家了，同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中国香港也有100多个国家可以免签。 我们护照的含金量也在逐渐提高，原来我们只有几个国家免签，现在有40多个免签和落地签的国家。我们每年出去1亿人，在海外消费1千多亿美元。按照有关预测，到2020年中国会有两亿多人出国旅游，包括留学生出国学习潮，大家对签证便利化的需求是很大的。中国需要更多国际化的领导人才 现在国际组织里面中国人非常少，韩国人、印度人很多，欧洲的也有，我们要推动中国人才进入到国际层面，国际领导人才的培养很重要。 阿里巴巴到美国上市，马云就讲阿里巴巴不是中国的阿里巴巴，是世界的阿里巴巴。去年我们的企业国际化蓝皮书也发现，中国到海外投资已经超过了来华投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代已经到了，但关键是有没有领导人才领导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需要培养更多的国际化领导人才，才能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更好地参与全球化。 文章选自新华网，2015年5月27日
2015年6月1日 -
郑永年：错误的国际战略将导致美国衰落
苏联解体后，美国是主导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唯一霸权。没过多长时间，各种迹象都指向美国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说，正如美国的崛起，美国的衰落也要归诸其国际战略。 美国从1890年代之前的区域性大国，发展到冷战结束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全方位大国，有其诸多国内国际前提条件，也经历了几个主要的阶段。这个过程，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国内的发展和制度建设。美国在189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此前，美国基本上实行孤立政策，不愿卷入国际性事务。当然，所谓的“孤立主义”只是相对的。美国的形成从根本上说也是扩张的结果。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实力的增强，美国的扩张主义也在形成。1823年的“门罗主义”，和欧洲列强争夺地缘政治利益，美洲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充其量只是个地区性大国。 第二，美国是被邀请扮演世界领导角色的。这与其他大国截然不同。美国之前的所有大国，大都是自己打拼出来的。美国被邀请是因为欧洲的一战和二战，这段时期是美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关键时期。当时，战争对欧洲各国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不仅自身很难恢复，更不用说是领导世界了。欧洲列强就邀请美国扮演世界领导角色。欧洲和美国基本上同属一种文化，美国人大多是欧洲移民的后代。美国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相似，即民主政治。美国是欧洲地缘政治之外的大国，没有和任何欧洲国家构成地缘政治竞争，容易被欧洲国家所接受。 第三，可持续的内部发展和有效的外部策略。这两方面都和美国式的市场资本主义有关。资本主义为美国内部发展提供了无穷的动力。不过，政府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规制资本主义的活动，使得资本主义可以持续发展。政府的作用在危机期间尤其明显，例如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时代。外部崛起的有效策略是先成为地区性大国，然后成为世界性大国。二战之后，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导者。但在冷战期间，美国充其量也只是领导半个世界，对苏联集团没有任何影响。 在冷战期间，美国的外部有效策略主要表现在其和苏联的竞争。而美国的策略和所实行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有关。苏联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为了和美国进行军事竞争，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很快把整个国民经济军事化。而美国所实行的市场经济，在和苏联竞争中，政府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不过是投向私营部门。美国很快在和苏联的竞争中赢得了胜利。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领导的西方很快把其地缘政治秩序扩展到前苏联的领域。苏联东欧共产主义一解体，美国各方面都没有了竞争对手。整个世界似乎都在美国的掌控之下。这是人类地缘政治历史上的奇迹。相对的衰落 但是，为什么在冷战结束之后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美国衰落了呢？ 在讨论美国的衰落之前，首先应当指出几点。第一，美国的衰落是相对的。较之其他所有国家，美国还是最强大的。第二，美国的衰落不是全方位的，在军事上仍然是世界最强。美国军事力量的强大在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不会有真正的竞争者。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表现为相对的衰落。第三，美国的衰落要经过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在衰落的过程中，如果美国能够做有效的政策调整，仍然有复兴的机会。 从国际战略层面看，美国相对衰落可以从如下五个因素来理解。 第一，冷战结束后，美国开始外交上尤其是军事上的单边主义。“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后，在反恐的方式问题上，因为得不到其主要欧洲盟国例如德国和法国的支持，美国开始走上单边主义路线。尽管这里的因素也很复杂，但主要是美国对其力量的错误估计和判断。作为独一无二的大国，美国相信本身能够应付恐怖主义。这场单边主义主导下的反恐战争，直接促成了美国开始走向衰落。 直到今天，美国的单边主义以各种形式仍然继续。近年的所谓“重返亚洲”就有这种味道。尽管“重返亚洲”强调其和亚洲盟国的关系，但在对自身能力的估计上，美国仍然是“单边主义”。因为单边主义最致命的地方，就是对自身能力的高估，脱离了美国一贯的现实主义路线。如果得不到纠正，仍然会促成美国的继续衰落。 第二是美国的“世界警察的包袱”。当“世界警察”是有巨大成本的。美国强大的时候，能够支撑其“世界警察”的角色。并且美国也的确是“税收国家”，通过各种形式向其他国家“收税”，来支付美国所提供的“警察”服务。但现在的情况很不相同了。美国国内经济不如从前，不仅其经济对外影响力减小，而且很多时候是负面的影响，例如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世界性金融危机。 同时，美国不像从前那样容易向其他国家“收税”了。在冷战期间，因为存在着共同的敌人“苏联集团”，很多国家愿意向美国“纳税”以求得保护。但今天已经不存在像“苏联”那样的敌人。尽管美国和一些国家也想把中国视为是新的“敌人”，但中国毕竟不是苏联。也就是说，美国国内国际的“税基”都在缩小。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世界警察”的角色难以为继。一旦做不了“世界警察”，美国所建立起来的世界地缘政治秩序就很难维持。推翻自己建立的秩序 第三是美国的“民主包袱”。美国坚定地相信，民主是其软力量的核心，要维持美国的霸权，就要把民主的核心价值推广到世界各地。但美国不切实际的做法，使得这种软力量实际上已经变成沉重负担，反而在加速美国自己所建立起来的地缘政治秩序的解体，导致其地缘政治利益的收缩。在中东，西方和美国可以说是在推翻自己参与建立起来的政权。 近代以来，中东主权国家的形成和政府的确立，同西方有密切的关联。但现在西方和美国的认知变化了。从前西方信仰主权高于一切，但现在信仰的是人权高于主权。而如何实现和保护西方所认为的人权呢？西方的回答很简单，那就是政权更换（regime change）、多党政治和选举，也就是西方式民主。但在现存主权国家和政府被推翻后，所出现的往往不是西方所希望的民主政权，更多的国家演变成为西方所说的“失败国家”。在现存国家失败之后，更导致了极端政治力量的崛起，例如“伊斯兰国组织”（ISIS）。 第四是“联盟包袱”。联盟政治一直是西方和美国国际关系的重要一环。冷战的结束表明一个历史性的转型，世界从“一分为二”转型为“一个世界”，美国成为唯一霸权。“一个世界”局面的形成，本来就不再需要冷战时代所形成的联盟了。但美国的战略失误，使其失去了调整联盟政策的宝贵机会。美国不仅没有调整，反而强化其联盟政策。但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结盟有巨大的成本。对美国来说，结盟似乎强化了自己的力量。在明显存在着敌人时的确如此。但如果不存在明显敌人，同盟便会产生两种成本。 第一，有可能把被视为是“竞争对手”的国家，转型为真正的敌人。例如美国把中国视为是潜在的敌人。如果中国也把美国作为直接的敌人，中国很有可能成为美国的真正敌人。第二，美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结盟的要求，来增进它们各自的利益；并在一定情况下，甚至被同盟所绑架。美国和同盟尽管有共同利益，但两者的利益不能等同起来。在很多时候，同盟国为了增进自身的利益，把美国卷入在内，给美国造成巨大困境。 现在的日本和菲律宾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局面。它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利用和美国的同盟关系，分别在东海和南中国海不断挑战中国。美国如果不能满足它们的要求，在它们和中国发生冲突时不提供帮助，就会失去“盟主”的信用，导致同盟解体。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陷入了“我的盟友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的联盟逻辑的原因。如果美国满足联盟的要求，就要牺牲和中国的关系，尽管中国本身并不是美国的敌人。 第五，美国的大国衰落“恐惧症”。任何霸权的最高政策议程就是维持霸权地位，这是权力的本质，无可非议。但是，霸权对自己的地位要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调整。例如，大英帝国在衰落时能够“光荣体面地退出”就是最好的例子。美国相对衰落了，但还是想充当世界领袖“一百年”（诚如总统奥巴马所强调的）。这个雄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美国的实力已经不容许。 在中美关系上，中国力图和美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就是承认美国是老大且不会挑战老大的地位，但是美国必须能够照顾中国有限的“核心利益”。中国和往日的大国不同，无论是大英帝国，还是后来的德国和日本或者苏联，都有称霸的国家计划，但中国没有任何挑战美国的国家战略。中美两国之间现在面临的问题，并不在崛起的中国来挑战美国，而在于衰落中的美国恐惧于中国。这种恐惧感使得美国很难“借力”中国来维持其霸权地位。一旦美国失去中国，可能回到美苏冷战时代。如果那样，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必然受到巨大的损害，届时至多领导半个世界。
2015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