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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在清华大学时代论坛的演讲
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在清华大学时代论坛发表主题为《国际化进程中的人才挑战》的演讲。王辉耀主任在演讲中提出在全球化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中国亟需采取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和移民政策，积极联络海内外华人，从而更好地积累全球人脉。清华大学时代论坛成立于2003年，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把握时代脉搏，展现时代精神”，是清华大学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学生综合性论坛。 以下为演讲实录：参与全球化，我国1: 3仍处于劣势 我把全球化分成三个阶段：自从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开始，我们就进入了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全球航海技术的发现，带来了疾病的流传，带来了种子全球的食品全球的流传。在这一阶段，中国是做的最好的国家。过去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GDP已翻了170多倍，对外贸易翻了60多倍。特别是中国进入WTO后，关税大幅降低，中国不仅没有因为开放丧失自己的产业，反而使国内各大产业竞争力由了明显提高。在入世的带动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降低关税是消除货物流动壁垒，这种壁垒的消失给中国带来了10年的高速发展期。 全球化的第二个浪潮，是全球的资本流动。从18世纪荷兰的第一个股票市场开始，全球的资本跨越全球、翻云覆雨，最近几十年互联网时代功能是如此。但目前来看，发达国家依然是国际资本流动体系的主要角色。我国提建亚投行，说明我国已经开始在全球资本市场发力，努力赢取这一红利。但是，现在依靠资本优势掌握全球经济或治理主动权，这种优势已经表现不明显了。就像贸易优势，在经过WTO关税降低和近年多个双边自由贸易区建立以来，贸易自由化流动给世界各国带来的红利已经不突出。 贸易和资本优势不再突出，我们要靠什么实现全球化、把握全球化浪潮？我认为是人才。这就是全球化的第三个回合，全球的人才流动，中国现在还处在最大的人才输出国。我们现在在清华是美国博士生来源最多的学校。中国在全球人才流动的浪潮上还没有掌握先机。资本、人才都掌握在其他国家的手上中国只能是把污染、粗放式的东西PM2.5都留在中国，在全球化竞争里就处于劣势。 如果说，各国参与全球化三个进程相当于三个回合，要3：2胜的话，我国货物贸易的方面占绝对的优势，在资本方面处于迎头追赶的阶段，人才方面还处于劣势，总体是一个1:3的劣势阶段。 因此，国际人才的竞争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国际人才的时代，我们要紧紧抓住。过去30年，发达国家在享受国际人才的红利，中国享受了国内人口流动的红利。未来30年，中国也要享受国际人才流动的红利 过去30年，发达国家在享受国际人才的红利，中国享受了国内人口流动的红利。未来30年，中国也要享受国际人才流动的红利 现在发达国家是享受了国际人才红利。在移民型国家，外国人口占该国人口的比例大多超过20%，如美国为14.3%，加拿大为20.7%，澳大利亚为27.7%，新加坡为42.9%，新西兰为25.1%；即使是欧洲非移民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等，移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超过11.5%；在亚洲，日本的移民人口比例为1.9%，韩国为2.5%。而中国的外国人口只有0.06%，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10.8%，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2%，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6%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2%。同样是人口大国，印度的这一比例也高于我国，达到0.4%。可见我国外国人口比例几乎为世界最低水平。同时，我国在华留学生比例也仅为0.4%，远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比例8%，也几乎为世界最低水平。 国际人才红利都是发达国家享受的，中国享受了什么红利呢？中国在过去的36年的改革开放阶段，中国享受了国内的移民红利。30多年前，国内的人口，农民人口可以出村了，工作能对调了。开放国内的移民，中国带来巨大的红利。深圳就是一个移民城市，现在超过2千万的人口，创造高新技术、制造包括中国还有几千万，中国的移民城市带来中国的发展辉煌，中国今天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都是因为中国在过去改革开放几十年开放了中国国内的移民的红利。 中国现在才刚刚享受国内的人口红利，还没有享受国际人口红利。中国不是移民国家，不需要外国移民？ 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不是移民国家，中国不需要那么多移民。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一直是开放的多民族国家。蒙古族、满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迁入，形成了我国现在多民族、多文化的社会大家庭。并且，世界上不少看重民族血统的国家，也开始重视移民的作用。如德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其历史上非常注重日耳曼血统，对外国人入境和工作的控制十分严格。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移民还只有人口总量的1%左右。20世纪末，德国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出生率负增长、高科技人才短缺等现象。政府开始有条件的引进高科技人才移民。2013年，按照联合国的统计，居住在德国的移民已高达984.5万，占到了德国总人口的11.9%，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俄罗斯的第三大移民接收国，移民对于德国的经济增长和德国的崛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硅谷的创新创业文化源于多元化的人才集群效应 为什么美国创新是走在前面？答案是享受国际人才红利。这方面美国是全世界走的最前面，而且是做的最好的。在美国，专利创造1/3是来自国外的移民，诺贝尔奖获得者1/3是来自国外。在教育领域，美国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全数在校生70%来自国外的留学生。包括在计算机这些专业里面，国际学占了很大的优势。美国博士学位就业人才里，国际移民的比例从93年的23%到2010年的42%，国际移民创造了美国1/4的高学历，包括谷歌里面30%都是亚裔的，其中大部分都是中国的。 硅谷为什么那么发达？那是因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的思想相互碰撞，没有任何条条框框，不同文化背景、语言背景的人才汇集到一起，时时刻刻产生新的点子、新的思路。 以色列是全世界创新创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只有60万人，现在800万，绝大部分80%以上的人口都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这些人才的履历和背景，为以色列发达的科技产业奠定了坚厚的基础。中国需要吸引国际人才，积累全球人脉 看了以色列的例子，我们看了美国的例子，再来看中国.我们现在国际人才的储备外国留学生在中国少的很，过去两年，美国到中国来的留学生连续下降。奥巴马上台的时候奥巴马提出要派十万个留学生留学，现在离十万差的很远。我们中国去美国留学生超过了25万，到中国来的留学生非常少。这对中国吸引国际人才是非常不利，而且对中国的创新、中国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实际上中国现在每年已经是生源不足了，如果不抓住国际留学生这个教育市场，恐怕将来很多学校都要倒闭。 为什么开放中国的学校招收外国留学生? 当务之急，我国提倡亚洲命运共同体，全球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沿线有60多个国家。我们可以培养多少个国家的留学生，就是培养多少个知华派、亲华派。不光是中国企业要走出去，我们中国培养的人才也要走出去。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太多国家来合作。出入境法中更多强调人才概念，去除人才流动的壁垒 什么是人才流动的壁垒？就像关税和配额是货物贸易的壁垒一样，签证就是人才流动的一个壁垒。 加入WTO，对中国最大的好处是消除了货物流动壁垒。以前中国的产品要出口，都得申请配额。加入WTO后，中国货物出口一下就井喷了。在12、13年中国贸易翻了六七倍。 签证是人才流动的一个壁垒。最早国与国之间是没有签证的。各个国家都在说留学生。去年亚太APEC会议期间，奥巴马来中国第一次宣布中美十年往返签证。以前去办美国签证可能办一年半或两年有效的，去美国留学一次办五年。现在你可以办十年。十年间可以说走说走、随时去美国，去了每次可以呆半年。这种降低人才流动的壁垒，加速了人才流动的频率，给中美都带来了人才流、创意流。有了创意流才有创新。 我认为，出入境管理法里，除了要加强管理，防范安全，要控制外国人口以外，也要更多强调人才概念。所有国家的移民法，都几乎也是一部人才法，人才战略都融在里面。各个国家都在降低人才流入的门槛。像日本，获得永久居留证原来要求要居留是十年，后来变成五年，最近又缩短到三年。我国在2013年的出入境管理法里增加了人才签证这个概念，当时是我提出来的。因为当前，这个世界最稀缺的不是贸易、是人才！建议中国海外使领馆设立人才处 以色列专门做了一个叫移民吸收部，是跟国防部同等重要的部门。中国台湾在海外也有办事处负责招揽人才。韩国成立了“联系韩国”，新加坡也成立了“联系新加坡”，目的就是到处延揽人才。“联系新加坡”就常驻在使馆。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在海外设立文化处、商务处、科技处、教育处，为什么不可以有人才处？其他国家，使馆的移民处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北京各个国家的大使馆，美国使馆最忙的就移民处。中国也应该设立一个人才处、移民处，专门吸收人才的“处”。为海外华人华侨发放“海外公民证” 很多国家放松国籍政策，包括像印度、巴西、菲律宾、俄罗斯、墨西哥，在90年代的时候全部都开始承认双重国籍。2012年韩国也修订了国籍法，承认了双重国籍。双重国籍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我们现在海外有6千万的华人华侨，华人华侨已经分布至世界各地，可以考虑开放双重国籍了。比如在菲律宾，有几百万的华侨跟中国都有关系的话，这是一个很强大的政府或者说影响力。包括在美国有四百万的华人华侨，如果他们与中国重新建立联系，将有可能影响美国对华的政策决策。 印度就很聪明。迄今为止，印度在海外发放超过了1千万合法的海外公民绿卡，叫海外公民证。海外第一代印度人可以拿这个“绿卡”，二代以后的移民，因为祖先都是印度人，回到印度也随时被欢迎，不需要办签证。 我们现在知道，在海外的华人回来一趟非常不容易。现在美国好了，有十年签证，但很多国家还都没有。所以说，发放海外公民证这种人才流通的壁垒和变革和政策的宽松，是促进人才流动非常重要的方法。中国的人才政策正走向开放，技术移民立法值得期待 马英九在台湾执政6、7年间，最大的政绩之一是台湾的护照可以去100多个国家了。同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中国香港也有100多个国家可以免签。 我们护照的含金量在逐渐的提高。原来我们只有几个国家免签，现在有40多个免签和落地签的国家。我们每年出去1亿人，在海外消费1千多亿美元。按照有关预测，到2020年中国会有两亿多人出国旅游。包括留学生出国学习潮，大家对签证便利化的需求是很大的。 当然，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呼吁中国建立移民的体系，非常高兴的看到上个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来要探索建立技术移民制度，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去年年底中央首次召开了全国留学生会议。原来这个会议都是在教育部，去年是提升到了中央的层面。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要统筹谋划出国留学来华留学，来华留学和出国留学上升到同等地位。还有，李克强讲的留学事业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延东副总理也讲坚持教育开放合作、立足中国，走向世界。这都将留学上升到很高的标准。我们智库能够这么多年的关注、呼吁得到了中央的政策的重视，并有了体现。吸引留学回国人才和外籍人才进入高校，避免高校人才近亲繁殖 现在我国高校招收教师人员，有很多是近期繁殖，学生毕业后留本校。甚至有些招关门弟子，自己教出来的再招回来。但是，中国的教育可以更好更多的鼓励来自不同的学校的人才任教。我了解，哈佛大学学生毕业以后，可以留到学校也可以去别的学校。这种来自不同的学校的教师人员比例越高，对这个学校创新越好。中国需要更多的国际化的领导人才 国际领导人才的培养，实际上确实很重要。中国现在国际组织里面人非常少，现在国际组织在大量的可能日本也没有，大量的韩国人、印度人，欧洲的都有，但是国际组织里面中国人非常少，大力的推动中国人才进入到国际层面，这是提供领导人才的一个方式。 阿里巴巴到美国上市，马云就讲阿里巴巴不是中国的阿里巴巴，是世界的阿里巴巴。去年我们的企业国际化蓝皮书也发现，中国到海外投资已经超过了来华投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代已经到了。但关键是有没有领导人才领导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需要培养更多的国际化的领导人才，不光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能更好的参与全球化。各个学校包括像清华、经管学院、或者像肯尼迪，像公共管理学院,可能都在未来培养国际化的人才，包括领导力。
2015年5月25日 -
CCG携手亚协、摩根大通举办“领先一步”研讨会
5月12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亚洲协会香港中心、摩根大通在京成功举办 “领先一步”研讨会。就“中国人力资源储备：缩小经济转型期的技能缺口”，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一致认同培养并提高人才技能对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讨会上，嘉宾们详细讨论了当前中国面临的就业形势，并探讨了行业领袖、学术界和政府如何发挥各自的角色以缩小人才技能缺口。此外，参与圆桌讨论的嘉宾们还指出随着中国经济从制造主导向消费主导模式的转变，经济发展将对人才技能提出新的要求。 经济快速发展、有待完善的教育体制机制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供给和市场需求之间的显著失衡。多项调查表明，由于可用人才短缺，世界各地的企业都面临着岗位空缺的难题。这一问题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显得尤为突出。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而人力资源储备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技术劳动力的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差距将给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此次研讨会的目的是讨论并建议中国如何提高劳动力技能、增加就业机会，以推动经济增长，这些议题也正是中国政府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王晓初在其主旨演讲中详细阐述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就业市场面临的特殊挑战。 “中国正逐步向价值链的上游转移，因此中国教育机构需要加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以适应实际工作岗位的需求。此外，公司自身也必须寻求留住人才的有效办法。教育界、商界和政府联合解决这一问题，将会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有力的保障。”CCG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亚洲协会联席主席、亚洲协会香港中心主席陈启宗先生表示。 在中国，人才技能缺口这一问题在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行业尤为突出。信息技术行业的蓬勃发展为企业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很多中国科技公司急需大量高技能人才，以维持公司业务的高增长。在信息技术行业，企业需要采取创新策略来应对吸引并保留高技能人才方面的挑战，从而为企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保障。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先生在会上提出，应该从强调创业教育着手，创造更多高端或中端服务性工作的方式以缩小与西方的差距；此外，应该引进外国职业技术教育方面的经验，并将原来是职业高等学院升为大学的恢复成职业高等学院，国家应该回到职业教育的层面去培养更多人才，培养人才应该转变观念，许多高等技工可以获得超过大学毕业生的待遇；而中国的社会保障方面也应予以加强，流动人口应该给予本地居民同等待遇，技能人员才能留下来并成为高效率的劳动力。 CCG 副主席、真格基金创始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徐小平提出，在新经济的情况下有很多的工作机会被创造了，需要很多新的工作技能，工作技能每天都在被创造出来。政府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政策来鼓励创新，鼓励创业，对于年轻一代来讲面临着巨大的机会 。 CCG副主席、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汪潮涌提出，中国在未来需要四种人才来满足新经济的需求或是经济升级的需求。需要新一代的企业家具有创业精神；需要新一代具有良好技能与培训，效率高超的服务业劳动力人才；需要具有全球化意识与良好外语沟通能力的人才，因为中国的企业家、国有企业、中国的资本、产品都需要不断向海外拓展；此外，还需要专业化的管理型的人才。 “领先一步”系列研讨会旨在集合商界、政界、学界领袖，共同讨论全球性问题以及亚洲地区所面临的关键挑战，并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该系列活动由亚洲协会香港中心主办、摩根大通集团赞助，一年举行两次。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作为国际领先的国际化智库致力于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研究，CCG作为合作伙伴联合举办了此次北京研讨会。下一场“领先一步”的系列研讨会将于今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相关活动链接： CCG携手亚协、摩根大通举办“领先一步”研讨会 亚洲协会“了解中国行”走入CCG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与亚洲协会会长举办交流午餐会 CCG协办亚洲协会“中国经济改革及其全球影响”研讨会 亚洲协会举办“香港对话”研讨会
2015年5月14日 -
新型智库如何突显自身独特性？
2015年4月21日，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成功举办了“中美智库高端论坛”。论坛围绕中国的智库建设与国际合作展开了三场专题讨论，近20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做了精彩发言。 论坛的第二场专题研讨的题目是“多元化的中国智库：新型智库如何突显自身独特性”，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主持，察哈尔学会秘书长柯银斌、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共识传媒集团总裁周志兴发言并参与讨论。李成先生认为国际、国内、人才三方面的原因正在促使中国智库迅速发展，中国发展智库，至少在短期内，也许独立性不是其主要的追求目标，也许多元性应该是其追求的目标。柯银斌先生认为，中国特色就是多元化，新型就是要创造新型的价值，智库应该明确自己的功能定位，有重点地实现自己的功能。周志兴先生认为智库的多元化不光是形态的多元化，还应该有思想的多元化，应该是很多多元化的集合。 第二场专题研讨嘉宾发言全文如下： 王辉耀：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非常高兴主持今天下午这个分论坛。 我们都知道，中国这些年来进入了智库的阶段，进入了智库大发展的阶段，特别是两办发布了中国智库建设的意见以后，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开始。这可能跟中国智库的特色还是有关系的，中国本身的国情，国家很大，决策也非常集中，而且还相对比较高效，从上到下可以一竿子插到底。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我们没有存在西方国家的机制，比如反对党的机制、议论辩论等等，中国的智库如果很高效，能够充分论证得好那是有好处的，但如果论证得不好，也会带来政策执行不到位的危害。在中国还没有实现全面发展的情况下，智库就突显了它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决策机制上，过去60多年来是传统的模式，比如八大民主党派的模式、两会建言献策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智库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力量的推动，可能会带来中国更多的变化。所以智库在这个阶段得到相当大程度的强调和提倡，是适合中国这个独特的背景的。所以今天讨论多元化的中国智库，我们荣幸地请到几位嘉宾，布鲁金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也是智库的资深专家；第二位是柯银斌先生，察哈尔学会秘书长，也是很知名的智库；第三位是共识传媒集团总裁周志兴，也是一个智库型的传媒机构。三位嘉宾都是非常资深的，对智库也非常了解。 我们有两轮研讨空间，第一轮我想请嘉宾就中国智库的基本情况发表他们的见解，比如中国的新型智库如何发挥它的独特作用，比如为活跃中国的思想市场和政策市场做出贡献。我们知道，30年前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时候引进了民营经济、引进了外资，活跃了中国经济的市场，现在我们建立中国智库，包括各类智库、包括民营智库，能不能也搞活中国的思想市场和政策市场？新型智库有哪些新？包括品牌建设和它们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有哪些特点？首先请李成博士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想法。 李成：刚才您讲了中国智库的春天即将到来，我想，中国有一句老话叫“春江水暖鸭先知”，尤其是你们生活在中国，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我们海外智库也随时关注中国智库的发展。 我觉得，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期，这个时期跟美国50年代、60年代有点接近，原因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一方面是国际的，一方面是国内的，还有一方面是人才，这三方面正在促使中国智库的迅速发展。这里一个关键词是“多元”，所以我是同意Arthur kroeber先生讲的，中国发展智库，也许独立性不是主要的追求目标，至少在短时间中是这样，也许多元性应该是它追求的目标。多元性也是基于国际环境更多的多极化，刚才Martin Indyk也讲到国际社会迅速变化，非常复杂，需要作为大国的中国对国际事务，包括经济的、能源的安全的、气候环境的等等，都有进一步的认识。而国内政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非常多元。这使我想起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经说过的，怎么领导一个国家呢？有247种奶酪的国家，而中国也变得非常非常多元。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有时候想的是一回事，民众是另外一种观点，这种沟通，需要智库起很大的作用。 还有是一个旋转门，我知道王莉丽写了一本书就是以旋转门作为主题。前段时间多是一些退休的干部到智库去工作，在未来的几年或者十几年当中将会有一些更平衡的旋转门，一些年轻的、在智库工作的人也会不断地转到政府去，当然中国也有这种情况，像王沪宁、刘鹤（音），也是很好的例子，到了非常高的位置，到了习近平的经济顾问、到了政治局顾问，所以这三种因素促使中国智库在迅速发展，而本身的多元又是中国智库的一个新的方面，所以我想在多元方面讲一下自己对中国智库的看法。 王辉耀：就像当年我们搞活经济市场多元化带来了中国经济市场的繁荣，我们在思想市场、政策研究市场如果也有多元化的话，一定会带来思想市场、政策市场的繁荣，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智库的作用不可小觑。 我知道察哈尔学会是研究公共外交方面非常资深的智库，从专业化的角度看，柯银斌先生您如何看待我们刚才谈到的问题？ 柯银斌：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我理解，中国特色就是多元化，新型就是要创造新型的价值。作为多元化的中国智库，在活跃思想市场方面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功能定位。我们知道，一个智库的功能可能有五项，资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并非所有的智库都要把这五项功能做齐了，有的就可以做一项功能，或者以某一项为重点。中国的智库是多元的，那么每一个具体的智库而言，它实现的功能应该是有重点的。比如党政智库，它资政谏言就是必须的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比如胡老师的高校智库，在理论创新方面肯定是比较擅长的。舆论引导方面，周总做得肯定比谁都好。在社会服务方面哪些智库做得好呢？这有可能是民间智库发挥长项的地方。察哈尔学会是做公共外交的智库，所以再说一句话，所有的智库都要做公共外交。 王辉耀：谢谢，确实，现在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也成为了大外交的一部分，智库当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座的其他机构也需要发挥更大的公共外交的作用。 周志兴先生是很知名的传媒界人士，是共识传媒集团总裁，这些年来在打造思想市场，特别是在智库方面提供传播平台方面也有很多贡献，我想听听您的高见。 周志兴：本来到清华大学想着语出惊人地说几句话，想了半天还是说不出来，我想，因为没有一个智库来帮我写稿子。 刚才说到智库，王辉耀和其他许多人讲你们共识网就是一个智库，每次听到这个话我都是否认的，我们远远不是一个智库，我们甚至连个媒体都不是，我们只是一个有一点受众的网站而已。为什么请我到这儿来？我想是因为我最近去美国、去布鲁金斯去得比较多，所以李成就请我来了。我这三年每年都会去，都会见到布鲁金斯的领导们，我知道，美国的智库是我们心目中非常出色的一个智库，我想，中国可能在短期内不能像美国一样有这样的智库，但是中国现在在起步，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有苗不愁长”，有了这样的苗头就不愁长。 当然像日本的智库，我去日本比较多，日本的智库在资金上是比较充裕的，但是日本政府并不是那么听智库的话，不像奥巴马总统或者是克林顿总统，他们对智库是很尊重的。我去年在日本跟东京财团的人交流，我说，听说你们是安倍首相的智库？他们首先否认，但是我知道他们是。他说，我们是为日本人民服务的。后来我说，安倍去靖国神社，你们智库给他们出了什么主意了？他们说，我们说的话安倍不听。所以我想，每一个智库都不太一样，布鲁金斯在现在、在奥巴马这一届政府里，它的话语权格外强。 中国现在智库在起步，有很多智库。当然，如果说刚才李扬院长在这儿讲社科院是个智库的话，我们也不否认，刚才讲到多元化，我觉得这个概念不是清楚，多元化有几种多元化，一个是智库形态的多元化，比如有社科院？有大学的、有民间的，一个是智库思想的多元化，有这样想的、有那样想的，有这样说的、有那样说的，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需要我们去做的，所以多元化并不光是形态的多元化，而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多元化，很多多元化的集合。 王辉耀：周先生从他切身的经验阐述多元化，讲得很好，确实，我觉得多元化也不光是形式上的多元化，包括思想、观念和探讨议题的多元化，智库多元化的开放对中国未来的科学民主决策会带来巨大的推动，第一轮的话题大家讨论得非常好，而且有一定的共识，下面一轮针对三位嘉宾不同的背景谈一些具体问题。 我们都知道，布鲁金斯历年排名都是世界第一智库，布鲁金斯的三大法宝是他们智库安身立命的根本。我想问李成先生一个问题，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智库如何处理好和政府的关系？来建设性地给政府建言献策同时又不太受政府的影响？第二个问题，现在很多中国智库的资金来源成问题，像美国的智库生态非常好，有基金会、有捐赠的文化，捐赠的法律法规也很健全，但是在中国这方面都处在萌芽状态，特别是中国的企业家还处在捐大楼、扶贫救灾方面，他们还没有发展到捐智库这种最高境界，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智库发展缺资金的问题？ 李成：确实，布鲁金斯把独立性看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您讲到我们的座右铭是三个词，王莉丽在一开始的时候也讲到了，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但是我们不要把很多东西都神秘化或者太理想化，这是我们追求的理想，而布鲁金斯是信奉这个原则，但并不是所有的美国智库都是这样，有很多智库和政府有很密切的关系，有的智库有非常强的意识形态，有的智库是为某个企业、某个行业服务的，这些都是美国智库的多元化。但是布鲁金斯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在独立性的问题上，我们花了很多精力，包括在两党选举的时候，我们不能以布鲁金斯的名义站台，也不能够用布鲁金斯的资金来为选举服务，如果你请了民主党的候选人，也要请共和党的候选人，包括最近布鲁金斯中国中心的介绍，以前是用了刘延东和希拉里的介绍，现在我们准备把希拉里的照片换掉，因为她又开始竞选了，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敏感性。而我们每年也要写一个保证，就是不用布鲁金斯资源为某个利益集团服务，这方面都有很严格的规章制度在进行当中。 关于第二个问题，怎样发挥影响力，这也并不矛盾，我们当然希望通过我们的资源、通过我们的旋转门起一些作用，但同时我们看布鲁金斯的人员构成中，也许大多数是民主党派，但始终是有共和党的，我们保持了这样一个平衡，而这个平衡也是为什么中国布鲁金斯中心有影响力的来源之一。同时，也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准则，有了这样一个文化，所以有很多人意识到应该赞助这样的智库，维持它的独立性对整个社会有利，对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有利，所以它是没有附加条件的捐款，它是相信你，而不是希望通过什么途径影响你。正是因为这样，有时候很大的企业要捐助我们，我们是退掉的，包括有一个研究药物的企业要我们研究公共卫生，我们说不能这样做。这是你的政治文化，再加上美国对捐助的税务保证，使布鲁金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否则你很难想象85%的财经来源来自于捐款，能够使布鲁金斯能够发展下去。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在发生变化，加以时日，中国会出现中国的布鲁金斯、中国的卡内基，我相信在未来的10年、20年当中就会出现。但是智库的发展是需要过程的，它不可能一下子成为世界第一或者世界最有名的智库，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学习他人的长处、学习其他人的经验教训，在这方面，我们布鲁金斯学会希望和中国的同仁能有更多的接触，而我们在中国的中心——布鲁金斯清华中心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王辉耀：谢谢李成，他说得非常好，一方面我们要保持智库的中立性、客观性，另外一方面，在资金方面，布鲁金斯得到的很多是不受限制的捐助，这样对它的研究是很有好处的。包括它的运营机制、它的管理，布鲁金斯对中国的智库建设提供了很多很有益的经验，特别是中国特库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将有很好的参考。 下面请问柯银斌先生，大家都知道，现在公共外交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我记得前年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还讲，希望欧美同学会成为智囊团、人才生力军和公共外交的生力军。察哈尔学会智库作为一个公共外交很有特色的智库，你们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如何进展？包括怎样推动中国民间外交的进程？你们还有很多出版物，所以这方面请您分享一下你们的经验。 柯银斌：布鲁金斯学会有几个词，察哈尔学会2009年成立的时候也有几个词，叫前瞻性、影响力、合作共进，我们没有把“独立性”列在里面。但是其实我们是最独立的，你们是80%的资金靠捐助，我们是百分之百，所以我们没有政府的一分钱，也没有海外基金会的一分钱。独立性看怎么理解，如果从人才流动角度来讲，布鲁金斯是最不独立的，因为你们没有旋转门，智库专家到政府上班，政府的要员回到布鲁金斯学会任高级研究员，从人才流动角度来讲，你们并不独立，可能资金独立、课题独立。这是我对独立性的理解，我个人认为，独立性应该是独立的研究精神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这才是独立性的本质，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们又是独立的。 察哈尔学会作为中国的一个非官方的智库，我们在中国一直在推动民间外交的方面，这从一点上我们给中国的民间智库提点建议。 第一，我们要做一点稍稍有前瞻性的事情，2009年7月份当时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讲公共外交，我们9月份成立，之后就做公共外交。因为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把公共外交定位为他们的主要职能，加上我们学会的创始人韩方明主席是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所以把创办《公共外交》期刊的任务交给我们学会了，因为外事委员会要做，但是他也没有钱、也没有人，察哈尔学会作为这个杂志的承办单位，从此察哈尔学会在中国公共外交推广上一直在做，做到2012年，十八大报告里写上了“扎实推进公共外交”，第一阶段结束，第二阶段我认为还要更加专门化，所以从2013年察哈尔学会做公共外交，已经很少说公共外交这个词了，我们要说城市外交、企业外交、宗教外交、高校外交、女性外交、军事外交，这些更具体的公共外交形态。公共外交也许是水果这概念，我们下面要研究苹果、桔子、梨。我原来是研究企业战略出身的，所以我有一本书叫《立基战略》，小型的智库就必须抓住自己的立基战略，抓住以后还得集中全力、集中所有的资源做下去，不要东一下、西一下，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你看胡老师的国情研究，几十年来一直这么做下去。第三，因为中国的机会确实很多，要专注一个领域确确实实是比较困难的，大家都耐不住寂寞，要跑到别的地方去试一试。如果有新的机会来了，我的建议是要把这个新的机会和你原来的立基结合在一起，所以2014年察哈尔学会把和平学作为一个综合的领域，我们把和平学和公共外交结合在一起，我们做的公共外交就是以人类和平为目的的公共外交，而不仅是局限于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我们要做公共外交的内容也是以中国的和平为内容的一些公共外交。所以，一个民间智库，资源少、规模小的智库，就是要专注、专门、专心。 王辉耀：谢谢柯银斌先生阐释了你们对公共外交的理解和你们的一些经验。你刚才讲你们的智库很独立，但是你们智库的主席也是政协外事委员会的主任，也是来自于政府。 下面再问一下周先生，刚才布鲁金斯提到影响力，实际上在智库时代如何发挥影响力？您在传媒行业有很深的经验，那么智库如何发出它的声音？在中国这个多元智库的时代到来的时候，如何通过传播或者品牌来打造智库的影响力？包括它的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政策影响力和舆论影响力，你这方面可能有很多体会。 周志兴：我想，中国发展到了现在，这么多事情需要管理，就像李成刚才讲，戴高乐说有247种奶酪的国家怎么个管法？我在想，像中国这样有数不清的食品添加剂的国家，不是更难管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好的智库来给国家出主意。过去我们国家的主意都是在社科院这个层面就出了，其实社科院就是出主意，领导自己都有主意，现在很多智库就是给领导的指示来做诠释，比如领导说要搞四个全面了，然后就写我们怎么样落实这四个全面。真的智库不应该是这样，而是应该真正想出解决这无数种添加剂的办法来，这点上来说，我为我们的智库有这样几个关键点。独立性当然不用说了，但是独立性由什么来构成？首先是资金，李成最头疼的就是资金，如果说资金问题解决不了，李成就要被炒鱿鱼，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可怜他。我觉得资金的独立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企业家现在还没有捐钱给智库这种习惯，就算是有个别的捐了钱的，可能也要有制约，比如你要说什么、不能说什么，但是我们看到美国的智库应该是不受这些私人捐款的影响。第二，智库要有专业，没有专业肯定不行，就是刚才柯银斌讲的要认准一个方向，布鲁金斯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智库，但是在我们接触的还是中美关系、地缘政治方面接触得多一些。但是我认为，智库应该有自己的专长。第三，配合专长，应该有自己的专业人员，就是要有领军人物，就是今天傅莹讲的，每一个行业的领军人物在这里。第四，要有前瞻性，我们的智库不能光顾眼前，不能只是领导说什么了我们就来解释什么，而是要看到两年以后、三年以后甚至十年以后，可能要有不同的梯次来研究将来的问题。第五，我们的智库要有品牌，布鲁金斯如果是个品牌的话，我觉得察哈尔也是个品牌，现在公共外交的品牌，当然李成没那么独立，你刚才说自己完全独立我也不承认，但是你已经有了自己的品牌。第六，应该有自己的声音，就是要有自己的影响力出来。我们的智库的成果应该分成两种，一种是面向社会大众的，这应该是有影响力的，一种是中国人喜欢的递折子，这可能不是影响力，可能是在领导那儿有影响力，但是总而言之是一个影响力的问题。 当然现在有很多问题，首先是独立性的问题，因为资金问题解决不了，限制比较多，所以独立性解决不了。第二，我们没有一个这样的渠道，就是我们的官员真正下来作民间智库的研究人员，我们现在所谓官员下来做的民间智库基本上都是官方的智库，我不知道魏建国部长来了没有，都是这样的。我记得我去美国外交事务委员会，毅宁（音）领着我，推开一个门，这是前财长到我们这儿来了，又推开一个办公室，这是前前财长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没有这一说，当然，根据中国这种官场的习惯，一个部级官员到了我们这样的民间智库可能会不习惯。第四，有些敏感问题还不敢涉及。 王辉耀：您讲得很好，在智库的影响力方面，包括它的社会影响力、媒体影响力方面，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智库是通过它的社会影响力来形成社会共识，倒推社会影响力，说到底还是政策影响力，当然建立共识、社会影响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我们解剖了三个智库的案例，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都是非常有启发的。我个人认为，中国智库虽说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但是也还要注意三个问题。 第一，智库首先是非营利组织。现在一窝蜂而上，有的咨询公司也跟智库靠边，也说自己是智库，这样会把合智库的品牌做坏了，还是要跟公共政策有关的非营利组织是最重要的智库，影响社会大众，同时是非营利的，如果它要想营利，那你就是麦肯锡，是咨询公司，不能称之为智库。所以在目前中国这个概念比较混乱的情况下，需要我们作更清楚的澄清。 第二，智库实际上是需要人才的，特别是中国的智库现在在建设时期，我们特别需要智库人才，特别是缺乏领军人，像胡鞍钢的公管学院，带起了国情研究所，领军人才对智库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也赞同智库的建设最后是靠人才来实现，包括中国开放旋转门，允许退下来的官员到各类智库包括到民间智库去兼职，我觉得以后肯定会有这一步，我希望这方面能得到发展。包括我们的智库，龙永图是我们的智库主席，像吴建民大使都是我们的顾问，这也可以吸引民间资本参与智库的建设。 第三，智库要形成和社会、和中国企业界互动的文化。现在智库好像和社会、和企业比较脱离，实际上我们也需要企业的非限制性捐助来扶持中国智库的成长，如果没有中国企业家起来，或者就像国外的基金会、企业家的捐助，智库也走不了太远，因为说到底智库也是智力密集型很高、费用很高的行业，需要社会的捐助和企业家的支持，而且是不带限定性的支持。中国的智库应该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目前决策特别需要更多智库参与的情况下，智库也是加强基层民主、科学民主决策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这是特别值得提倡的。 最后我把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在座的听众来提问。 听众提问1：我来自新华社瞭望智库，我作为智库研究的记者已经干了三年，专盯国内外大小智库的动态，这是我们新华社的一个很新的业务。我有一个问题请问李成老师，人才的重要性，领军人物的重要性。我记得十天之前有一篇文章非常火，题目是“中国知华派专家”，李成先生榜上有名，而且排名靠前。我想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知美派、知日派、知英派这些外交政策的领军人物在国外的发展以及他对中国智库建设的意义？我个人感觉，这可能在未来是中国智库发展比较有意思的新兴趋势，我们是不是要打造这样一些知日派、知华派、知美派的明星？这可能是智库发展中的必然趋势，您取得二者的必然逻辑是怎样的？ 李成：首先我要讲外交学院的这个评比也是尝试的，不一定有完全的科学性，不管怎么样，很高兴我们被选上，在前十位当中有五位都是布鲁金斯学会的。在美国十大知华派里有五个都是布鲁金斯学会常驻研究员，这本身也反映出布鲁金斯学会的实力。 但是这个问题在于中国实际上有非常好的一流学者，包括胡鞍钢老师和在座的很多，布鲁金斯学会在过去几年当中也出了《中国思想家》丛书，我们准备有12个思想家，各个领域选一个，包括政治学的俞可平，法学，人口和经济学的胡鞍钢，我最近在编何华宁（音）教授的伦理研究，还会做青年研究、女性研究、宗教研究，希望把中国最好的学者介绍到西方去，因为这是不对称的，你到中国的书店可以看到很多西方学者的书翻译成中文，但是你到美国的书店去看，有多少中国学者的著作能够在美国书店的书架上？几乎是零，这是很不对称的，这对美国等国家是种损失。假以时日，中国的思想家会走向全球，但是这需要一个宽松的、开放的学术环境，这很重要，尽管我刚才讲了，追求独立也许不是目前中国智库发展的重点，但是有一个学习的氛围，有一个开放的氛围，有一个多元的环境，这会帮助中国能够产生世界一流的学者。而目前这种情况，中国对外交流的方式、中国智库的声誉还处在低潮期，这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智库发展不是搞公关、不是搞宣传，更多的是一种交流，是一种文化的对话，我们不能夸大了文化上的不同点，在有些方面中国当然有它的特色，但是如果过度强调特色以后，你就会限制自己，所以为什么中国的许多学者本来应该有世界知名度但是没有实现，有很多原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氛围，当然还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但我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开放，尤其是中国对思想库建设的重视，不断地会有新一轮的年轻思想家或者是世界性的思想家诞生。 听众提问2：我是外交学院的博士生刘畅，刚才新华社的这位听众提到的外交学院的报告就是我的老师带领主持的，我作为课题组的其中一员全程参与了整个活动，这个报告的研究是外交学院副院长主持的。我的问题是，我们做这个报告的根本目的并不是搞一个排序，科学性可能是有一定问题的，我们是在做一个尝试，但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其实是探讨一个如何让美国的专家更了解中国人怎么想的途径，以及把更多的美国研究中国的人介绍到中国，特别是一些中青年学者，当然像李老师、李侃如先生这些大家不用说了，一些新生代的中青年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是怎样的，我们希望引入到中国来。根本的目的是寻求中美两国之间拒同化异的渠道。所以我的问题就是，智库合作和智库交流在中美两国之间的知识界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做这个研究的根本目的，请问李教授，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智库合作如何能够在制度性上面有一个创新性的探索，使得中国和美国之间智库层面来带动整个两个国家社会之间、民众之间的互相认识，能够创造一个有利于中美两国和平稳定发展的支持性、建设性的氛围？ 李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答案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就是开放和交流。我自己和刘亚伟的中心本身就是开流的受益者。开放和交流在布鲁金斯也很明显，中国外交政策当中有一大批人都是在布鲁金斯曾经作过访问学者，包括王莉丽、王辉耀，都在布鲁金斯待过很长时间，包括很多中国研究外交的学者。但是你会看到，从中国的角度来讲，研究中国的人能够到中国智库待过很长时间，能够成为美国的思想界、外交界有影响的人是很少的，很不对称，我希望看到中国在这方面也是很开放的，只有你开放了，包括你到智库来访问，你可以看到智库的很多弊端和问题，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你就会知道并不存在什么阴谋论，像布鲁金斯这种跟政府关系很密切的，更多的是一种善意的批评和良好的愿望。对我来讲，我本身进入智库也是八九年之前，这以前我也有很多奇怪的想法，到了智库以后才发现这种想法有多可笑。这种开放可以帮助两国改善关系。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是要加强智库的开放和合作，用战略的角度来讲，能够形成互信，本身智库就会带来很多朋友，而这种朋友带来的影响，它影响民众、影响政治、影响决策，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尤其我们看到未来一代，我们智库里有很多中国学生，他们回去以后会知道华盛顿是怎么运作的，我们希望我们更有机会来提供这样的条件。但是遗憾的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赞助来支持交流，美国考虑的更多的是财政来源的安全，中国更多的是其他的考虑，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需要两国维持和加强这样的交流。 听众提问3：我是来自澎湃新闻的记者。 这个问题给在座的各位老师，这个环节大家谈到智库要多元化发展，同时也谈到中国的智库迎来了春天，但是也有这样的观点，已经有人谈到中国的智库是不是有大跃进的迹象，希望各位老师谈一谈如何既要发展又避免出现像早年“大炼钢铁”的情况？ 王辉耀：我希望不是把中国所有的咨询公司都定位为智库，其实智库更多的还是跟公共政策有关，而且是非营利的。 柯银斌：一个是功能定位大家样不一样，在实现同一个功能里，大家的战略也不一样，在战略定位同样的情况下，大家在战略里的领域不一样，在同一个领域里的方法方式也有不一样的，如果这三个层次的不一样加在一起，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功能定位、领域定位、方式定位，三个定位都很清晰，大家都不一样，是个生态系统。 周志兴：你说的情况一定会出现，就会大跃进式地涌现，但是这句话你不要作为新闻的标题。为什么呢？我们国家历来都是这样，只要是最高领导有提倡，下面就会一窝蜂地上。我觉得也没什么可怕，就是可以慢慢调整，在实践的过程中，有的可能就被淘汰了，有的就被消化掉了，最后剩下的是好的，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现象出现，就是浪费了钱、浪费了时间，但是我想，一个好的智库成熟，可能需要这一步，如果现在就采取国家调控的办法，符合什么条件才能办，你这个可以办，那个不可以办，也可能把好的东西扼杀掉了，如果在市场竞争中有好的东西出现，那可能比行政手段要好得多。 李成：我觉得中国智库的发展目前最忌讳的是雷同，它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我也同意大浪淘沙必定会把很多东西淘汰掉，这也不只是中国的问题，包括美国等很多国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这引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处理好人才的竞争和智库本身的建设？布鲁金斯学会本身有100年的历史，人才可以走动，最终是一个布鲁金斯的品牌创造出来了，所以两者的关系是互动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小的智库也许会做得很成功，智库不仅是与个人相关，如果想要长久发展，要有个性，这取决于智库本身的建设，这方面，不光是大而全还是小而精，这是不同的模式，我们布鲁金斯走的是大的模式，但是并不是大的模式都可以这样做。而且实际上我知道，社科院也在创建新的智库，有七个新的智库成立了，习近平提倡建设新型智库，他们的调整也非常快，这方面会有很多新的变化，这是好的事情，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应该批评过多，因为这是早期必然出现的现象。 王辉耀：这场三位专家跟我们分享了非常精彩的观点，我得到的关键词，包括智库的多元化，如何打造中国的思想市场，如何建设中国最好的智库和发掘智库的人才、提升智库的管理，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再次感谢三位专家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讲。文章选自清华布鲁斯中心，2015年4月27日
2015年4月30日 -
CCG主办“国际移民与人才流动论坛”
2015年4月21日，一场汇集世界各国移民与人才流动专家的高规格论坛在京举行。这场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2015国际移民与人才流动论坛”，旨在探讨世界各国、各地区在国际移民和人才流动方面的现状和对策，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吸引人才的经验，搭建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和专家学者之间进行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和网络。与会嘉宾、专家合影国际权威专家齐聚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各国应该如何发展人才战略？又该如何吸引并留住人才？作为国内领先的移民与人才流动研究智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邀请了来自国家外国专家局、人社部人事科学研究院、国侨办、公安部等有关部门领导，国际大都会组织、国际移民组织（IOM）的负责人与专业人士；世界各国移民与人才流动专家专程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葡萄牙、日本、印度、瑞士、卢森堡、奥地利、德国、土耳其、新加坡等地来到北京参与本次论坛。我国相关部门代表，各国驻华使领馆代表，国际组织驻中国代表，国内人才、人口流动相关行业代表和国内外主流媒体代表约近200位嘉宾参加论坛，交流和探讨国际移民与人才流动的现状大势、梳理对策、展望未来。这是国内首次汇聚中外移民、人才流动相关政府部门、机构就国际移民话题进行深入探讨的高规格论坛。国际移民组织(IOM)主任Ovais Sarmad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凸显，中国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劳动力成本也在不断提高，依靠了30年的“人口红利”难以为继。李克强总理曾多次强调，要转变中国过去依靠“人口红利”的发展模式，充分释放“人才红利”。 事实上，如何留住人才、利用人才，并非是只存在于中国的问题。在多元化和循环性的全球移民潮大背景下，全球老龄化问题和劳动力短缺问题也困扰着其他国家。迫使发达国家更加开放移民政策，而曾经是主要移民输出国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也更多的受到国际移民的青睐。深入探讨人才流动趋势与政策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先生在开幕式上表示：纵观世界移民大势，国际人才的流动与交流日益广泛。国际移民缓解了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老龄化问题，对世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移民输出地之一，中国的移民立场不仅和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也会对世界移民大格局和世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变化的版图：全球移民趋势与移民政策的对策”、“人才流动放宽：中国在全球移民管理中的角色”、“北美与澳大利亚在移民发展中的经验与挑战”、“全球经济危机后欧洲移民融合的现状及前景”、“输出还是引进？亚洲国家国际人才流动及其立足点”等议题构成了整场论坛。 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也需力争成为全球人口流动最大的受惠国，虽然中国并非一个传统的移民国家，但面对现实所需，中国必须积极制定人才流动的政策与规则，利用人口红利，开放包容，从而促进人才流动，引进更多国际化人才。论坛上的建设性观点对推动国际移民与人才流动制度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智库凭借影响力参与国际战略议程 智库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次论坛，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国家外国专家局、人社部人事科学研究院、囯侨办等机构代表中国参与国际议题，凭借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设置战略议程，设计和引领国际议题的走势，影响国际行为体和国际公众对某项战略议程的认知理解和重视程度，进而服务本国政治。也是论坛的一大亮点之一。 本次论坛是国内首次汇聚中外移民、人才流动相关政府部门、机构就国际移民话题进行深入探讨的高规格论坛。此次盛事除了受到业界的高度关注外，也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媒体到场竞相报道。论坛上的建设性观点将整理成建言献策，供国家有关部门决策参考，以推动国际移民与人才流动制度改革。论坛纵览[论坛开幕式] 国际移民与人才专家共贺“移民与人才流动论坛”召开主持人：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演讲嘉宾：徐皓庆，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Howard Duncan，国际大都会组织总干事Ovais Sarmad，国际移民组织(IOM)主任柳学智，中国人社部中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分论坛一] 变化的版图：全球移民趋势与移民政策的对策主持人：Par Liljert，国际移民组织驻中国联络处主任演讲嘉宾：Ovais Sarmad，国际移民组织（IOM）主任Howard Duncan，国际大都会组织总干事[分论坛二] 人才流动放宽：中国在全球移民管理中的角色主持人：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研讨嘉宾：刘国福，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广发，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总裁崔大伟，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讲座教授、CCG副主任[午餐会] 国际上如何处理移民申请主持人：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演讲嘉宾：David Manicom，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助理副部长Par Liljert，国际移民组织驻中国联络处主任[论坛三] 北美与澳大利亚在移民发展中的经验与挑战主持人：Howard Duncan，国际大都会组织总干事研讨嘉宾：Michael Willard，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移民与边境保护部公使参赞、东亚区总监李唯，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地理科学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Mihaela Vieru，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研究专家[分论坛四] 全球经济危机后欧洲移民融合的现状及前景主持人： Jurgen Schroder，德国联邦劳动力 与社会事务部资质融合事务负责人研讨嘉宾：Bernd Geiss，德国联邦政府工作人员前主管，移民、难民与融合部专员Jürgen Schroder，德国联邦劳动力与社会 事务部资质融合事务负责人Anne Guller-Frey，德国跨国协作Migranet 区域网络“门到门”融合项目负责人Rodrigo Vasconcelos de Oliveira，葡萄牙亚速 尔自治区政府外事局副秘书长Christel Baltes，卢森堡大学教授、性别代表， 欧洲移民网络国家联络点协调员[分论坛五]输出还是引进？亚洲国家国际人才流动及其立足点主持人：陈亮，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副院长演讲嘉宾：Howard Duncan，国际大都会组织总干事雷风云，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与开发研究会理事、研究员何梅，外联出国顾问集团董事长Yasushi Iguchi，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教授Binod Khadria，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教授
2015年4月23日 -
CCG主任王辉耀担任国际移民组织（IOM）顾问理事会理事
最近，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博士应邀成为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机构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rganization, IOM） 顾问理事会理事。IOM顾问理事会是IOM最高端的顾问和咨询理事会，专门针对当前全球移民趋势与现状为IOM决策层提供独立的、客观的咨询建议。 IOM是国际上最权威的有关国际移民和人才流动的组织，有157个成员国和10个观察员国参加。IOM国际顾问理事会仅有10人组成。同时获聘担任IOM 国际顾问理事会的国际知名专家包括部分国家前首脑、重要政要，联合国前官员和世界著名高校的权威专家。王辉耀博士是IOM国际顾问理事会中唯一来自中国的人选，也是国内少有的在知名国际组织中担任国际高级顾问职务的中国专家。其他理事会专家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彼得·萨瑟兰，牛津大学马丁学院院长伊恩·高登，菲律宾内阁秘书长伊梅尔达·尼古拉斯，吉尔吉斯坦共和国前总统萝扎·奥通巴耶娃，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联合创始人凯瑟琳·纽兰，孟加拉国外交部长沙德希·哈克，荷兰亲王康斯坦丁·冯·奥兰治-拿照·冯·阿姆斯伯格殿下，国际天主教移民委员会政策部主席约翰·宾汉姆等国际知名人士。
2015年4月14日 -
CCG智库圆桌会（一）：跨国公司发展新阶段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速，中国企业加入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的行列。越来越多全球市场的出现促使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转变，这一变化在过去20年中更加明显，这一转变主要包括企业发展全球化、公司管制结构全球化、企业责任理念全球化这三大变化。通过学习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的转型过程，有助于支持中国企业提升自身全球化程度与全球竞争力，迅速成长有竞争力的全球公司。 2015年4月13日下午，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CCG智库圆桌会：跨国公司发展新阶段在CCG总部会议室举行。本期CCG智库圆桌会特邀请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王志乐教授主讲。王志乐教授为著名研究世界近现代历史的经济学家，自1993年以来，先后完成了德国、日本、韩国、美国和新加坡企业在华投资研究，将跨国公司作为研究重点，迄今共访问调查80 余家著名跨国公司在华代表机构，包括50余家跨国公司国外总部、香港地区总部以及它们400余家在华投资企业。在此基础上，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全球化、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竞争、跨国公司的战略管理、国家经济安全、自主创新、外资企业等问题的论文与著作。 圆桌会上，王志乐教授分享了近年来的研究心得和最新出版的著作《全球公司跨国公司发展新阶段 》。王教授提出，市场全球化带动价值链的全球布局，跨国公司走向全球公司的新阶段，在全球吸纳资源与配置，实现市场营销、组装制造、研发设计的全球化，从而构建全球价值链。同时，全球公司责任文化发展也步入全球责任的新阶段，在法规、规制、规范方面实现其全球的责任文化。 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何茂春教授等研讨嘉宾共同探讨了中国企业与全球公司的话题。 本次圆桌会讨论内容将整理成建言献策递交国际有关部门，并收录进《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报告2015》蓝皮书。 CCG智库圆桌会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系列圆桌活动，针对人才国际化、企业国际化、慈善研究、国际问题等话题，汇集政策制定者、学者、CCG理事、相关产业精英等召开的经常性的圆桌研讨会。 主讲嘉宾：王志乐，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王志乐，著名研究世界近现代历史的经济学家。现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兼任国家产业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外经贸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主讲嘉宾介绍：王辉耀，CCG主任 主持人：孙玉红，CCG副主任兼秘书长 点评嘉宾：（按姓氏音序排序） 何茂春，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研讨嘉宾：（按姓氏音序排序）陈伟，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主任科员、龙永图秘书陈新华，挪威石油中国区总裁黄智虎，商务部办公厅处长彭德智，美国史带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陶景洲，CCG常务理事、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魏彩虹，美世大中华区合伙人、哈佛大学博士赵斌，CCG常务理事、高通无线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全球副总裁刘洪川，世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世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洪川 挪威石油中国区总裁陈新华 CCG常务理事、高通无线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全球副总裁赵斌 美国史带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彭德智 商务部办公厅处长黄智虎美世大中华区合伙人、哈佛大学博士魏彩虹CCG常务理事、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陶景洲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主任科员、龙永图秘书陈伟参会嘉宾：（按姓氏音序排序）来维涛，国核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国际部项目经理吕云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博士孙丽霞，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策划总监王辰国，核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国际部项目经理王海潮，北京租赁协会副会长、乔治海茵茨飞机制造集团副总裁王智慧，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项目办公室主任项妮，中国航天工业科学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杨成凡，北京哈德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美国HEC公司CEO总裁余开阔，阜新华通海外事业部总经理张梅，中国投资杂志媒体协办： 中国网
2015年4月14日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主持博鳌分论坛《出口企业：转移，还是转型？》
2015年3月26日-29日，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会于海南省博鳌举行。本次论坛年会主题为《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年会围绕宏观经济、区域合作、产业转型、技术创新、政治安全和社会民生等领域设置70余场正式活动。 CCG主任王辉耀受论坛邀请，参加了3月28日下午举行的《分论坛：出口企业：转移，还是转型？》分会。 28日下午，分论坛在博鳌国际会议中心一层举行。分论坛由王辉耀博士主持，参加讨论的嘉宾有国家海关总署署长于广州；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家黄益平；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蒋锡培；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广州市例外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毛继鸿等。各位嘉宾就出口企业的经营环境变化展开热烈讨论，分别就企业国际化创新升级转型；拓展新的出口市场、一带一路等几个议题深入研讨，现场气氛热烈，观点异彩纷呈。 博鳌亚洲论坛由28个国家发起，于2001年2月27日正式成立并永久定址于博鳌。作为亚洲和新兴经济体的首要对话平台，每年春季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汇聚来自亚洲和世界的10余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80多位部长级官员和国际组织负责人、50位经济学家、150家财富五百强高管、1600多位企业家、1000位媒体代表，就亚洲和全球的重大问题进行平等、坦诚和开放的思想和智慧碰撞。 链接：CCG集中社会多领域相关研究与实地考察，在企业国际化方面做出精深研究，形成多份出台报告。"迈出国门，走向世界"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选择，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来自中国的资本已经洒遍美国曼哈顿地产、非洲煤矿、德国机械等全球各个角落。CCG集中跨国投资领域官产学三界的智慧，推出了《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在这本国内首部企业国际化蓝皮中，CCG通过对2000年至2013年间的1300多个"走出去"案例的研究，构建了以国际化战略、国际化人才、国际化市场、企业社会责任和国际化绩效为指标的中国企业国际化评价体系。CCG创新性地将企业社会责任和国际化人才纳入评选体系，推荐和评选了中国企业国际化50强。同时根据"走出去"企业的创新性与影响力，推荐了中国企业国际化新锐50强。并在CCG举办的首届中国企业国际化论坛上发布。 同时，CCG企业国际化团队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尤其融入了论坛中各国的专家、学者、企业家的经验和观点，对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相关热点进行分析研究，形成了多份研究报告，具体有中国企业走出去十大模式、中国企业国际人才战略发展报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调查报告、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十大风险与防范等。
2015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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