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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中国的创新力非常强 未来人均GDP将继续上升2018年10月31日
梁建章,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 新浪财经讯,10月29日消息,在携程19周年司庆盛典上,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梁建章表示,贸易战不是个大事,因为经济学家都会算笔账,中国出口美国的整个出口附加值,不到中国GDP的1%。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 梁建章还表示,自己对中国经济还是非常看好的,因为中国的创新力非常强。据统计,中国的创新力相当于一个比较中等的或者落后的发达国家,比现在中国的人均GDP,要超前很多,所以未来中国的人均GDP还会继续上升。梁建章在携程19周年司庆盛典现场发言全文: 19岁应该是一个特别的年龄,尤其是对我个人来说,因为我19岁正好大学毕业,开始做一些创新研究,也开始旅行了。 而19岁生日对携程来说,应该说也有着特别的意义。 最近国际局势比较复杂,今天也想跟大家说说我的看法。 先讲一讲宏观经济,首先是贸易战的影响,贸易战虽然听起来比较可怕,中国和美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贸易量也很大。但如果算笔账的话其实也没有那么大,因为中国和美国,实际上都是以国内为主,而且出口、贸易也比较多元化。 贸易战不是个大事,因为经济学家都会算笔账,最后中国出口美国的整个出口附加值,不到中国GDP的1%。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 那么中国出口美国,一共有多少量?差不多有三千多亿美元。三千多亿美元占中国GDP的多少?大概是3%左右。而这其中,很多东西,尤其对美国,其实中国只是起到一个中间加工的作用,比如iPhone,它的很多元件是韩国、日本进口的,然后到中国加工以后再出口,很多情况是这样。所以最后中国出口美国的附加值,不到中国GDP的1%。 第二,中国经济还是非常看好的,因为中国的创新力非常强,我们做过一个统计,中国的创新力相当于一个比较中等的或者落后的发达国家,比现在中国的人均GDP,要超前很多,所以未来中国的人均GDP还会继续上升。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是最能旅游的国家,中国人是最能旅游的一群人。 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出境人数最多、消费力最强的地方,我们看到,今年国内旅游发展得非常快,这得益于中国旅游的基础设施可能也是世界上最好的,汽车拥有量世界第一,中国的高铁里程数是世界上最多的,高铁是最快的也是最便宜的。中国人可能周末就可以跑出去几百公里,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没有能够享受得到的。作为中国领先的旅行服务公司,我们也推出了各方面的产品,比如高铁游,去服务最能旅行的中国人。 那旅游跟创新有什么关系?旅游、人口跟创新又有什么关系? 首先来说说旅行为什么对创新很重要。你知道人类的起源是在什么地方吗?是在非洲,热带草原——东非大草原,人类为什么起源于东非大草原,而不是热带雨林或沙漠?因为草原灵长类动物的活动范围大,轨迹广,通过辗转腾挪或奔跑、长距离的路径探索,去寻找果实,捕猎猎物。这就是旅游的雏形。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不断掌握了语言、工具等技术,并发展出很多创新。 所以旅行对人类是那么的重要。其实,大家也可以理解,西方文明为什么发展起来?跟它的大航海发展、旅行有很大关系。几百年前的中国为什么落后了?就是因为我们当时闭关锁国。而现在的中国开放包容,中华民族又成了世界上最能旅行的民族,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创新力、我们的经济就会越来越好。 说完了旅行,再来说人口。 我呼吁人口政策改革,其实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人口是创新力的关键,这个大家都能理解。携程的发展正是得益于中国人口的规模优势,我们现在无论从交易笔数来说,还是从用户量来说,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旅行服务公司。我们利用这样的规模优势,就能够用最好的价格、最高的效率,当然还要投入最旺盛的技术创新,去服务中国人。不光是服务一线城市的人,我们在二三线市场也增长非常快,当然我们也会服务全球旅行的人。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理解人口,旅行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创新的历史,创新和探索带来幸福和意义,旅行和人口是创新的关键。所以作为中国的旅行服务公司,携程不仅让旅行变得更幸福,也可以为中国和世界的创新和进步做出贡献。 我们携程不光有很好的文化,很好的待遇,我们所做的事情更是非常有意义。携程是一项值得大家奋斗终生的事业,值得我们一起奋斗终生的事业。 所以我愿意今后,再过一个19年,跟大家一起,一起走过一段共同创造、探索和幸福的旅程,谢谢大家!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8年10月29日
理事观点 梁建章 -
梁建章:个税专项扣除 ,“子女养育 ”减免严重不足2018年10月25日
理事简介梁建章,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 2018年10月20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正式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这份征求意见稿的扣除方案依然令人失望,离应对目前空前低生育率危机所需的鼓励生育力度更是相距甚远。按照该方案,子女教育、继续教育、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5项开支均可按标准定额从应纳税收入中扣除。有关子女教育部分是指,纳税人的子女接受学前教育和学历教育的相关支出,按照每个子女每年1.2万元(每月1200元)的标准从应纳税收入中定额扣除。这里学前教育涵盖年满3岁至小学入学前阶段;学历教育则涵盖小学到博士研究生阶段。父母双方可分别按每孩每月500元扣除,也可由一方按每孩每月1000元扣除。在目前的九年义务教育制下,小学和初中免收学费,但托儿所、幼儿园、高中和大学的费用仍需要家庭支付。近年来,养育成本,尤其是教育成本不断增加,影响了许多家庭的再生育决策。根据《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的数据,中国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0%以上。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等专项扣除,对于减轻育儿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的负担有正面意义。特别是,子女教育专项扣除额没有设定上限,而是与孩子数量成正比,反映了个税改革已经彻底摒弃了限制生育的思路。尽管如此,这份征求意见稿的扣除方案依然令人失望,离应对目前空前低生育率危机所需的鼓励生育力度更是相距甚远。01 方案没有覆盖3岁以下幼童的抚养费实际上,目前城市白领家庭养育压力最大的时段,恰恰是从孩子出生到3岁入托之前。这是因为中国严重缺乏托儿机构,而随着保姆价格飞涨,雇佣全天看护孩子的费用已经超出了很多城市白领家庭的承受能力。如果没有老人帮助,夫妻双方甚至需要牺牲一方几年的职业机会来照看孩子。此外,孩子的出生不仅会产生与养育相关的一系列开支,也会对原来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带来冲击。中国生育意愿极其低迷的重要原因正是,许多家庭面对低龄幼儿看护困境而不敢生二孩。因此,抵扣方案在孩子0到3岁时段的缺位尤其不合理。02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金额太低据新华网报道,目前我国公办幼儿园年均收费约8000元、民办幼儿园年均收费约2000元到1.4万元;高中年学费和住宿费900元到3200元;高校本科年学费4200元到1.9万元;研究生年学费8000元到1.3万元。这些还不包括目前城市家庭普遍需要支付的各种课外活动费用。目前一个典型的城市家庭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每年大约是3万元。考虑到边际成本递减,假设抚养两个小孩的成本为5万元。如果夫妻两人年总收入为25万元,按目前的抵扣方案,养育两孩每年抵扣额为2.4万元,在20%的税率下,这意味着家庭一年只能节省4800元,与年均5万元的养育成本相比微不足道。对此,我们建议将个税专项附加扣除中的“子女教育”扩展为“子女养育”,不仅让抵税时段涵盖孩子0-3岁的阶段,还应该提高抵扣金额。为了起到鼓励生育的作用,又不至于大幅减少政府税收,可以考虑按孩次实行累进制抵扣,而且抵税年限可以在孩子达到18岁时结束,以降低征税复杂性。比如,一孩按目前方案每年可抵扣1.2万元,第二个孩子每年抵扣3万元,等到生育政策全面放开之后,第三个及以后的孩子每年每孩抵扣5万元;未来抵扣额则随出生人口形势变化和政府财税状况做相应调整。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对养育3岁前孩子实施比3岁之后更高的抵扣额度,用以缓解养育家庭的冲击压力。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按孩次的累进制抵扣或者补贴,也是国外实施的鼓励生育政策中相对成功的经验。比如,法国个人所得税制度中,第三个及以后每个孩子的抵扣额度就是前两个孩子中每个孩子抵扣额的两倍 。在我们的建议中,依孩次的累进速度比法国更快。这是因为由于中国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率远低于法国,需要更大的激励力度才可能达到提升生育率的效果。其中第三孩的5万元抵扣额,在20%税率下,相当于每年节省1万元,接近养育第三孩的边际成本。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考虑到不婚不育情况以及生育一孩成为许多家庭的默认选择,只有让主流家庭有能力和意愿养育三个孩子,中国生育率才可能接近可持续的更替水平。采用我们上述按孩次累进抵扣的方案,并不会大幅减少政府税收。根据财政部财政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在2015年给出的数据,中国缴纳个税的工作人口约为2800万。估计其中约60%可以享受到“子女养育”附加抵扣。假设其中一半家庭生育二孩,1/10家庭生育三孩,那么与目前的方案相比,上述累进制抵扣涉及到大约 420万(即2800*0.6*0.5*0.5)二孩家庭和84万(即2800*0.6*0.5*0.1)三孩家庭。以20%的税率计算,每年从二孩家庭少征的个税为151.2亿元(即420*(3-1.2)*0.2),从三孩家庭少征的个税为94.08亿元(即84*(3-1.2 + 5 - 1.2)*0.2),总共少征税额约为245亿元。这个减免金额仅相当于2017年全国税收的0.195%,不到中国每年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的1/30。相比之下,中国在2018年中非论坛承诺的对非洲援助为6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000亿元,其中无偿援助为15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00亿元。上述对少征税额的估算未必准确,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如何提高减免养育子女家庭的税负,少征税额怎么也不可会超过年度总税收的1%。过去,计划生育政策基于完全站不住脚的理由,对所谓超生家庭征收相当于上年度人均收入三至六的社会抚养费。现在面临超低生育率危机,对养育家庭的减免的税收恐怕连正常收入的1/10都不到,很难让公众相信财税政策有扶助家庭和鼓励生育的诚意,实际效果更是有限。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表明,鼓励生育远比限制生育更加困难。由于中国现在只有少数工作人口缴纳个人所得税,减免税收能惠及的家庭并不多。因此,对于收入较低家庭,还需要考虑直接发放现金补贴。这也是几乎所有低生育率国家都是施行的政策。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该组织中欧洲、北美和东亚国家,对养育家庭的补贴相当于GDP的1%到5%,而补贴力度与生育率呈正相关。家庭补贴每多出GDP的1%,生育率平均高出0.1个孩子。其中,富裕的北欧和西欧国家对养育家庭的补贴一般相当于GDP的3%-4%,普遍高于相对贫穷的南欧和东亚国家。与此对应,西欧和北欧国家的生育率近年也从约1.5逐步恢复到接近2.0,南欧国家的生育率还徘徊在1.5左右,而东亚的日本生育率仅1.4,韩国的生育率更低,仅1.0左右。这些数据似乎说明,中国要显著提升生育率,对家庭的经济扶助至少应该占到GDP的2%-5%,也就是每年1.6万亿到4万亿左右,现在这个免税抵扣方案只能说在扶助生育的正确方向上迈出了很小的一步。按照该方案,赡养老人支出每年按2.4万元的标准定额扣除。相比之下,子女教育支出只按每个子女每年1.2万元扣除。虽然设定赡养老人支出抵税符合中华民族孝敬老人的传统,而且现实中也确实是必要的,但我们认为,养育小孩的抵税金额应该不低于赡养老人的抵税金额。这有至少三个理由:第一,不少老人自己拥有养老金、积蓄或房产,而孩子在经济上则完全需要依靠父母;第二,中国面临的是严重少子化和老龄化;相对于稳定年龄结构的社会,中国孩子比例过低,而老人比例则会越来越高。第三,老人代表的是历史贡献,孩子则是未来;我们需要维护历史责任,但更需要面向未来。作为参考,美国个人所得税制上,只有年收入极低的父母(2017财年收入在4050美元以下)才能计为被扶养人用以抵扣;而香港在2018财年,每个孩子的抵税额为12万港币,是60岁以上父母的5万抵税额的2.5倍。长远来看,低生育率是威胁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风险。2017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这一年的出生人口仅1723万,比2016年少了63万,比卫计委预测的最低值还少了整整300万。从各地已公布今年上半年出生人口数据来看,预计2018年出生人口比2017年显著减少。由于育龄妇女总数下降已经成为未来十年内不可改变的结果,并且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普遍低迷,即便在2018年底全面放开生育,出生人口锐减的趋势也不会有所改变。如果不能大幅提升生育率,未来人口将面临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这将严重威胁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乃至中华民族的正常繁衍。要应对这一空前危机,通过减轻养育家庭负担提升生育意愿至关重要。目前中国老龄化问题还不算很严重,减税和补贴生育在财政上还可以承担。但如果错过当前时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届时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财力都可能捉襟见肘,更遑论去补贴没有短期收益的养育事业了。因此,在目前个税改革的当下,将专项附加扣除中的“子女教育”扩展为“子女养育”并以累进制方式提高抵扣金额,对开启生育友好型社会正当其时。长期来看,对孩子的补贴本质上是对于本国人力资源,也就是对未来的投资。对于目前面临各种“产能过剩”的中国经济来说,投资于人力资源恰恰是回报最高的一种选择。文章选自财包公,2018年10月22日
理事观点 梁建章 -
梁建章:是不是羊太多,是不是车太多,是不是人太多?2018年10月22日
理事简介梁建章,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携程的创始人梁建章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劝中国人生孩子。 2018年携程集团年会上,带着小圆墨镜的他,表演了保留曲目《春天里》。每到副歌 “如果有一天”,同他在内的合唱三人用力喊出“生孩子吧!”、“去旅游吧!”。 这位市值1600亿公司的创始人,两度卸任CEO,却为了让中国人多生几个,7年间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告直至今日,哪怕在当年他的“多生”主张与主流认知相悖,被指“伪科学”“反智”。不少人认为,2015年中国全面开放二胎政策,梁建章实则功不可没。 可他图什么? 2007年,第一次从携程挂冠而去的梁建章赴斯坦福攻读经济学博士,研究人口、创业及中国的劳动力市场。 在进行研究的时候,他震惊的发现,中国的实际生育率平均不到1.4,这意味着每隔一代人,年出生人口将减少36.4%, 两代人将减少超过60%。然而,“这个生育率居全世界末尾的国家,仍然严格执行着计划生育。”梁建章曾表示。 不止如此,梁建章在完成博士论文的过程中,研究了各国有关创新、创业与人口的关系,以详实的数据及事实依据、完备的理论知识及强大的逻辑性,得出若干与常识相背的结论。 比如—— 北京的人口是不是太多了?一线城市的房价会不会很快下跌?逃离北上广深是不是一个好选择?为什么不投60后?机器人会抢走人类的工作么?中国、美国、印度,谁能称霸未来? 这些问题的答案,兴许都会让你出乎意料。 正好在今年,梁建章将他当年的博士论文翻译成中文,并在此基础上联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黄文政延展出一本新书,题为《人口创新力:大国崛起的机会与陷阱》。在书中,他们澄清了人们对人口问题的诸多普遍误解。作为一本严肃的人口学著作,这本书出乎意料的易读。 为什么你应该读这本书? 除了澄清若干紧要事实,把握当下趋势之外,更重要的是,你能够学到梁建章的一套思维方法论。 曾有携程高管表示,梁建章的“思考方式是固定的:是不是羊太多,是不是车太多,是不是人太多。”他还表示,用这一套逻辑过程,不管内部、外部创业都能受益匪浅。“James有整套的方法论诠释什么叫科学地追求完美,哪些追求完美的方式是不科学的。” 小到个人,再到一个公司,大到一国,其实都可以用一套贯通的逻辑来思考、决策。而这个《人口保卫战》专栏,很好呈现了梁建章的整套方法论。附: 最近,虎嗅精选在一辆老旧的奥迪A6上,专访了梁建章。采访围绕着“中国的创新创业”展开,由头来自于对创投圈的直观感受:今年以来,资本寒冬意味渐浓,资本市场上钱少了,除却头部,绝大部分机构的募资变得更加艰难,同时,市场上流通的创业项目也变少了。这些现实,对商业世界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在有些颠簸的路途中,我们的提问开始了: 创业创新 虎嗅精选:募资在变难,创业者在减少,是不是中国这一波创业浪潮接近尾声了?梁建章:创业少,这是整个行业发展的阶段,像互联网这么多的创业机会在历史上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移动互联网以后新的热点,大趋势肯定还是以行业创新为主流。具体行业而言,从模式、技术的角度来看,不是有IT人员就够了,你可能需要IT跟行业人才结合,那这就需要更多的积累和经验,也不一定能那么快。所以说,移动互联网以后没东西(大的创业机会)是正常的,不是说一会儿就会冒出一个特别大的、跨整个经济去支持一个行业的企业。虎嗅精选:那是不是可以说,目前市场上的创业项目的确少了?梁建章:相对于移动互联网那一波可能会少一些,但整体项目并不少,因为各行各业的项目有很多,以前没有太多机会的行业,一些新的行业抓住机会起来。虎嗅精选:现在,是不是传统企业更有机会?梁建章: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产业里面,可能用到一些高科技,但肯定是高科技与产业结合。比如之前电动车比较热,但这个行业不可能有几十上百家企业同时存在,可能最多十几家,而且很多不是新创公司而是原来传统汽车公司的创新项目。虎嗅精选:您在《人口创新力》一书中提到,创新在变难,这会对我们整个创业趋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梁建章:总体来说,中国的创新还是非常非常旺盛的。因为中国不光是前沿性创新,还确实有一些领域是中国以前没有进入的,现在在做追赶性创新。不过,美国应该是最旺盛的。但美国也是移动互联网、Facebook以后,不会有那么大的平台性的机会,但他也会有造电动车这些新的创业项目出现。虎嗅精选:中国都有些什么样的行业在做追赶性创新?梁建章:总体来说,都在逐步走到前沿。还不在前沿的这些领域,比如造大飞机,还是国家层面的行为,没有到民间去。手机是很大的产业,里头有很多细小的产业链;汽车、电动车、新能源,中国都在往世界前沿做,当然这都得益于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另外,虽然中国在科技上没有那么前沿,但中国是个制造业中心,每个行业的制造业中心都已经在中国,所以,一头有市场,一头有制造,再做中间就比较容易,因为他对两端都比较理解,再加上有人才,每个行业的人才。你不能以有多少大学生创业作为衡量指标,因为这个是我们互联网特殊阶段的一个特殊现象。而且从整体指标来看,中国的创新活力非常旺盛。虎嗅精选:眼下来看,还有什么行业存在巨大机会?梁建章:现在整个中国的创业机会还是全方位的。制造业里有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现在都进步非常快,因为中国本就是最大的市场。日韩擅长的行业,主要是制造业,未来中国都会逐步赶上。在服务行业,中国也有很多机会。当然有些政府主导的行业可能受制约大一些。而像医疗、教育、旅游这些服务性行业,比较放开的,机会多一点。旅游这块机会一直很好,无论是酒店还是航空公司都开放了,特色旅游机会也很多。还有文化产业,虽然现在管得比较紧,但也会逐步放开,人们对文化需求的增长跟旅游一样,会非常快。 虎嗅精选:那些平台型的互联网巨头们的存在,对创新而言,是好事么?梁建章:巨头如果完全没有对手,当然是有一点问题,他自己会变得比较懒,创业动力没那么足,因为他已经是最好了(笑)。他们所谓的更好,也是最好。实际现在并不是这样。因为像电商领域不断有新的公司冒出来,在支付方面,阿里腾讯两大巨头竞争也比较激烈,而且像我们OTA行业,携程也会遇到美团这样的竞争对手。还不光这些,国际互联网巨头也在中国或国际市场上,跟中国公司竞争,所以其实全球化以后,它的竞争对手实际上是变多了。现在不太看得到一家企业完全垄断的情况,至少中国没有。海外则不然,如谷歌、亚马逊,Facebook,基本上看不到对手。 中国似乎还没有到这个阶段,在国际市场上,中国还是一个追赶者的角色,竞争相当激烈。虎嗅精选:这几年,在创投领域我们看到大批项目被资本催熟,这是不是一种资源上的浪费?梁建章:在创新创业这个领域,基本上是民间资本在做。既然有更多的民间资本进来,并且以前的资本基本都赚到钱了,你很难说这是一个资源浪费。它可能确实需要通过烧钱来建立市场优势,当然会有人亏钱,但总体来说还是看好这个经济效益。人口与创新虎嗅精选:中国的创业趋势和我们的人口结构现状,有什么样的关联性?梁建章:中国当下的人口状况还是非常好的,就看你用什么质量指标衡量了。从绝对数量来看,中国现阶段人力资源规模肯定是最好的。从质量上来说,中国从2003年开始扩招,进行重大的教育投入,现在已经15年过去,那批毕业生都是80后,现在正好三十几岁,正是创新创业的黄金时间,本身80后这批人的数量也很大,因此目前这个人口结构非常健康。到90后、00后这代,人口就少了很多。那么10年、20年以后,人口总体状况就不如现在了。虎嗅精选:为什么到时候就会不如现在了?梁建章:现在每年人口数量在增长上相对稳定,最主要是二胎的补生的效应。一旦80后作为生育主体的时期结束,这种补生效应过去,到90后成为生育主体时,人数就会少很多。现在对人口进行干预的效果,也是30年以后显现,任何人口方面做的事情,效果都会出现在20、30年以后。虎嗅精选:那在这30年中间,整个中国的创新和商业活力会衰减?梁建章:对,10年以后,(创新活力)就逐步往下走一点,下一个台阶。这跟日本有点像。当然中国总体的潜在强大程度远超日本,因为中国的人口规模要大日本10倍。但相对来说,5到10年后会弱一些,15年到20年后又会比5到10年后再弱一些。虎嗅精选:埃隆马斯克也曾公开表达过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担忧,并且,他还因为担心地球资源殆尽,想把人类送上火星,创立了SpaceX。您觉得,人类面临的共同困境是什么?梁建章:从新能源发展现状来看,人类资源没有那么悲观,我感觉马斯克要人类上火星并不是因为资源问题,资源也并不是个问题。(事实上,我表述不准确,马斯克的原意是,我们现在都住地球上,没有备份,一旦地球遭遇自然或人为的危机,我们全玩完了)我认为,(马斯克创立SpaceX是因为)探索现实世界是非常有意义的,可能比玩游戏更有意义。如果人类都虚拟化了,就宅在一个地方或者星球(笑),那么人类的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虎嗅精选:所以,人类最大的问题还是人口问题么?梁建章:不是。总体来说,人类数量没有说太多,也不能说太少。人口太少的问题,只是限于相对富有的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还是挺快。人类碰到最大问题(梁声音放大)是,缺少了探索的欲望。人类变得很宅,大家都在玩游戏的话,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当物质生活已经不是太大问题,就要追求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房价虎嗅精选:有一种说法,2025年中国人口达到峰值开始下跌的时候,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也会进入下行通道,您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么?梁建章:中国总体人口已经不怎么增长了,中国房产总体来说也不那么缺了,但是在空间上还有一些错配。人人都希望到大城市来。这个也正常,因为中国的城市化还没有完全结束,要完全结束可能也就再过5到10年的时间,到时候,总体来说城市的房价就不再上涨了。但其实中国的大城市化还远远没有结束,我指的大城市是指排名前20的城市,这些城市,潜在的住房需求可能是现在实际供给的一倍吧,那么每年造个2%-3%,那你可能还有20年到30年的增长。所以大城市的房价,我认为至少在二三十年里是相对坚挺的,但小城市的房价5到10年之后就会出现下行。文章选自虎嗅APP,2018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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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高铁游将撬动万亿级旅游消费市场2018年9月27日
理事简介梁建章,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 9月17日,携程上线了“高铁游”频道,并在首页“九宫格”中进行了重要呈现。这让携程成为首家专门推出高铁旅游的企业,也是旅游行业中一次非常重要的产品创新。 对旅游行业乃至整个经济发展来说,这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需要新的刺激因素,高铁游就是搅动市场的“鲇鱼”。而携程的高调参与能够发掘中国高铁的独特优势,拉动巨量的旅游消费。 中国的高铁网络愈发发达,主要城市都已无缝连接。对比运营中的高铁里程数,中国占世界总高铁里程数的一半以上,达到26000多公里。得益于中国人口多、密度大的优势,同样一条线路,由于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欧洲的2.5倍,可以服务几倍于欧美的客户群,所以就获得了远超欧美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这是中国作为人口大国无可比拟的优势。 正是这种优势,使得中国高铁将来无论从规模还是效益上将引领世界。不久的未来,将达到3万-4万多公里,预计会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3/4,远超其他国家。中国高铁的优势除了如此庞大的高铁网络,更重要的是中国高铁的速度更快。欧洲高铁的速度平均是每小时200多公里,而中国高铁的速度大多是每小时300多公里。另外中国高铁的票价只有欧铁和日本铁路的1/3。 其结果是,高铁使得国人活动半径比其他国家大一倍,活动范围增加了4倍,将大幅增加周末出游、家庭游及老年游的出游人次,并带动高铁沿线城市旅游产业发展。这不仅将盘活各地的旅游资源,促进地方政府更重视旅游经济和旅游服务,也将更好地将整个旅游市场的“大蛋糕”再次做大,并最终盘活整个旅游产业链的资源。 初步估计,到2025年,高铁发展将带动十几亿旅游人次的增长,还是中长途旅游的人次,这会极大促进旅游。按照每人1000元的人均消费,就是万亿级别的旅游消费,这将额外拉动整体旅游市场20%-30%, GDP的2%左右。 中国高铁现在还处于整体亏损的阶段,未来盈利前景的好转,必须依靠旅游客人的大幅度增加。 当4万多公里高铁建成后,主要的大中城市已经连接起来了,探亲、商务等需求都解决了。这些需求基本上饱和之后,未来的需求将主要依靠旅游。据估计,到2030年,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建成以后,超过一半的高铁乘客将是旅游客人。如何满足这些客人的需求是高铁建设的关键问题。现状还是有待改进。 第一,价格市场化。当主流客人是旅游客人时,按照旅游需求的季节性变化,按照需求定价,可以合理引导需求,削峰填谷,更好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刺激淡季的需求。所以建议高铁票价尽快采取类似航空公司的市场化定价。 第二,与旅游企业深度合作。价格市场化后,可以进一步用市场化的方式与旅游企业进行深度合作,开发各种高铁游旅游产品,包括旅游专有车厢和专列。 第三,火车站接送的便利化。现在高铁站到景区和市中心往往不是很方便,停车尤其是停放旅游巴士尤其不方便。这个需要在车站设计方面更加考虑到旅游客人的需求。 总之,高铁需要旅游,而旅游更需要高铁。如果高铁和旅游能够深度整合,将是中国经济一个新的增长点。 我们期待相关政策的推出, 也期待像携程这样的旅游企业开发出更多更好的高铁游产品。而最终,高铁将使中国成为旅游强国。文章选自北京商报网,2018年9月24日
理事观点 梁建章 -
梁建章:为什么我对中国经济还是谨慎乐观2018年9月3日
理事简介梁建章,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近期,由于股市、贸易争端、房价控制和去杠杆等不确定因素,导致外界普遍对经济前景持悲观情绪,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的拐点,会就此跌入所谓中等国家陷阱。我对这个观点不以为然,至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比如5到10年间,中国仍将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首先要明确一个逻辑: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最终由其技术和工业化水平所决定。所以和美国比经济总量和总体科技水平没有意义(除非真要和美国开战),应该比较的项目,是人均收入和人均的科技和工业化水平。对于中国的经济总量和科技水平,会引发无休止的争论。但只看人均水平,却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确切的结论:1)中国的人均收入远远低于发达国家。2)中国的人均科技水平还低于发达国家水平。3)中国的人均科技水平还在快速成长,稳步追赶发达国家。4)和同样人均收入的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科技和工业化水平远远领先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是9000美元左右,和中国差不多的中等收入国家包括泰国、巴西、马来西亚等等。从人均研发投入、专利指标等科技创新指标来看,中国远超同等人均GDP的这些国家。由此可见,中国的人均科技和工业化水平远超这些国家,甚至接近于一些发达国家中相对落后的成员,比如希腊、西班牙等等,虽然人均收入还是远低于这些发达国家。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一个国家的科技和工业化水平,最终将会决定人均收入的高低。既然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超前于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那么中国的人均收入提高和经济提升就会在未来成为大概率事件。为什么中国经济的潜力要远远好于其他中等发达国家的呢?这是由科技和工业化水平决定的。比如说,当一个国家面临国内需求低迷的问题时,一种常用的手段,就是政府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来花钱刺激经济。对于一个工业化和科技水平弱的国家来说,如果政府决定花钱刺激需求,但由于其自身生产能力不足,势必需要进口很多工业品,从而造成贸易逆差和外汇流失,引发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甚至引发金融危机。几乎所有的中等收入国家,由于自身的科技和工业化水平 不够,都会经历周期性的货币贬值,虽然看似经济持续增长,但实际上货币贬值抵消了大部分的收入增长。而中国(类似以前的其他东亚国家)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如果需要用经济政策来刺激消费和投资,基本可以用国内的工业产能来满足需求,不会引起大幅度的贸易逆差和货币贬值(在资本适度管制的情况下)。正因为中国的工业产品具备国际竞争力,所以能在货币不贬值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中国的科技水平之所以胜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部分得益于中国人的聪明和勤劳。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人的数理化成绩好已经得到公认,中国人勤奋程度也有口皆碑。只要参与全球竞争(不闭关锁国),中国的科技水平就肯定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而且巨大的人口规模,也是中国科技创新的巨大优势。(详见拙作《人口创新力》之相关论述)。所以,中国的人均科技水平接近其他发达国家,应该没有太大的悬念。那么有人会问,中国的人均收入为何滞后于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呢?其中有很多原因,中国过去实行的计划经济和闭关锁国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科技水平会出现报复性的反弹。至于现在人均收入依然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则是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尤其是大城市化程度还太低。因为几乎所有的创新活动都发生在城市,特别是那些人口聚集的大城市。创新导致的效率提升主要体现在工业和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如互联网、金融等领域),而农业和资源型行业的效率提升十分缓慢。现在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5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就是说,将近一半人口还有大幅提升工作效率的潜力。中国不仅城市化率滞后,而且其大城市化率更加滞后。中国排名前二十的大城市人口总和,还不到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二十,这在世界范围内属于极低的水平。目前这种人口布局,既不利于收入提高,也不利于创新创业,更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中国为什么大城市化率特别低?这和过去的户籍制度和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有很大关系。如果未来中国加快大城市的扩容,让人口充分自由的流动,那么中国的人均收入就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一种理论上可行而且高效的扶贫方式,是让三千万贫困人口迁入有大量工作机会的一二线城市(这需要花大约1万亿在一二线城市的郊区投资建设廉租房和其他公共设施)。我们再来看看对中国经济悲观判断的几个常见论点:一、重蹈日本八十年代末贸易战的覆辙日本在八十年代末和美国产生贸易摩擦,结果是日元升值,引发房地产泡沫,以后经济一蹶不振。中国现在的情况表面上类似,但是这种观点还是犯了看总量不看人均的错误。当时虽然日本的经济总量是美国的一半左右(和现在中国类似),但是人均收入已经接近甚至于超过美国,而现在中国的人均收入还只有美国的20%,城市化率也远低于当时的日本,所以完全没有可比性。中国人均收入低,主要原因是因为城市化和大城市化严重不足所造成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经济不同于八十年代末的日本,还有很长时间的增长潜力。二、房价问题近年来,中国一二线大城市出现了房价高涨的现象,政府对此出台了各种限价政策。高房价意味着中国对于大城市的住宅还存在巨量的未被满足的需求。这会在短期内带来各种压力,但长期来看,正好说明中国在城市化和大城市化方面还有巨大潜力。中国在基建和造楼方面的效率是世界一流的,只要政府在这些城市大幅度加大土地供应,就能把需求变换成动力。三、低生育率问题中国的生育率未来将持续走低,但是低生育率的影响要二三十年,近期还不至于对中国经济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当然,我们要充分意识到人口规模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关键优势,要及时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才能确保中国人口规模的优势得以持续。总的来说,中国在人力资源方面还有巨大的投资潜力,既可以刺激经济,也可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相关论述详见《以人为本的刺激经济》)还有人会问,中国的科技进步能持续吗?会被美国封锁吗?应当说,美国政府发起的贸易争端的确会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但美国一国的关税壁垒和投资限制,对于整体中国的对外交流的制约作用并没有那么大。除非中国成为全球的公敌,大多数国家以及大多数美国的学者和企业家,都还是会和中国的企业和学者进行正常的交流。过去一段时间大家热衷于和美国比经济总量和科技竞争力,没有实际的指导行动的意义,又不是要真的要打消耗战。即使中国的科技总量未来超过美国,也只是世界创新体系的一小部分。所以,中国应该长期保持一种谦虚的态度,向全世界虚心学习的态度。正如习近平所说,建立命运共同体,保持和全世界尤其是其他的创新大国紧密的双赢合作关系。最近听说一些国际互联网公司正在和中国政府商讨回归中国,这对于中国的企业界和科技界加强对外的交流是非常有好处的。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8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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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只有真金白银补贴 人们才会提高生育意愿2018年8月3日
梁建章,CCG 资深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 “不生了,前两年怀孕生孩子,之后又哺乳一年半,什么都耽误了。”被问到打算何时要二孩时,王颖(化名)轻笑着摇头,“现在有了孩子,我没办法牺牲家庭去做很多工作,升职加薪也没指望。累怕了,不想再要了,一个就好。”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63万。王颖的焦虑解释了“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逾两年,出生人口数未达预期的原因。少子化和老龄化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在人口方面面临的双重挑战。 “由于堆积生育意愿的高峰,会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两三年内基本释放完毕,因此,需要尽快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携程旅行网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呼吁。 生育意愿下降 中国的人口政策几经变化。 1982年9月,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2月正式写入宪法。“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2011年11月,政府出台“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12月,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单独二孩”政策依法启动实施;2016年1月1日,正式放开“全面二孩”。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降低生育率比较容易做到,但要提升生育率却要难得多。近几年我国陆续出台了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二孩政策,从‘放宽’这个方向上来说是正确的,但步子太小、太慢。我国需要尽快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而不能满足于仅仅放开二孩。”梁建章强调。 “谁也没预料到老龄化会来得这么快,现实中这两个方面都比以往预估的更严峻。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之后,两年来生育率远不如预期,尽管去年二孩比例稍微有所上升,但一孩的比例却在下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政策决策者和生育主体思维方式的差异是造成落差的重要原a因,“改革开放40年,除了促进经济发展,也带来生育观念的改变。部分年轻人已经改变了生育观,不认为孩子多了是一件好事,在观念上对生一个孩子或者不婚、裸婚、同性婚都更加包容。” 陆杰华认为,社会经济发展以后,以前对生育很重要的一些有利条件转为不利条件。比如抚育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都成为生育上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此外,大部分年轻人具有多样性的人生目标,人生目标多元了,不见得就认为生孩子或者多生孩子是其必经的事情。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渐完善,也使得过去养儿防老观念逐步弱化。 鼓励生育的积极人口政策 面对人口困境,不少地方陆续推出了鼓励生育的支持性政策。 天津市提出对符合二孩政策的职工增加30天生育津贴;湖北宜昌按照“限额内报销”办法“对合法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对象,以县市区为单位,落实住院分娩基本生育免费服务,城区按每例2500元标准,并适时调整”;湖北仙桃全面实施基本生育免费服务,对符合政策家庭,生育二孩可获1200元补助;新疆石河子市对生育二孩(不含领养)的家庭,可领取顺产500元/户、剖宫产1000元/户的住院分娩补助。二孩0–3岁期间,每户还将给予适量奶粉补贴。 6月29日,陕西省也提出要“适时全面放开计划生育,出台鼓励生育措施,通过对生育进行补贴奖励等方式提高生育意愿”。 7月5日,辽宁省政府印发《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将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减轻生养子女负担。同时提出,辽宁省的总和生育率要从2015年的0.9提高到2020年的1.4、2030年的1.8。 辽宁是第一个从省级层面提出鼓励生育政策的,这背后是其步入深度老龄化及人口负增长的现状。截至2017年末,辽宁省户籍总人口为4232.57万人,60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958.74万人,占总人口的22.65%。辽宁省人口从2011年就开始进入了负增长,2016年和2017年辽宁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0.18‰和-0.44‰。 “生育率更低、老龄化更严重、流动外迁加剧等问题都集中体现在这一个过去计划经济时发展较好的省份上,辽宁的现状只是当下中国的一个缩影,未来各地可能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陆杰华不无担忧地坦言,“辽宁提出鼓励生育的政策,但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2030年恢复到1.8生育水平难度非常大。” 建议要用GDP的2%-5%补贴和奖励生育 美国经济学家哈瑞·丹特在《人口峭壁》一书中指出,人口下降将是中国债务、房地产泡沫加速破灭的根本原因。 丹特的预言是警示,放眼全球,少子化和老龄化并不只是中国面临的难题。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欧洲开始持续出现低生育率和极低生育率的人口现象,不久,低生育率迅速扩散到世界各地。到2012年,在除法国、冰岛、爱尔兰、新西兰等少数国家,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都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在亚洲,新加坡、韩国的总和生育率甚至低于1.3。 因此,相关国家推出生育福利政策,对提高生育率起到一定作用。以法国为例,现在法国的生育率已经接近更替水平,是欧洲生育率最高的国家。法国孩子出生首先可获928欧元奖金,0–3岁每月有185欧元补助,3–20岁每月有65–231欧元补助,视孩子排行和年龄而定。有三个以上孩子的中等或以下收入家庭,每月还可获得169欧元的额外补助。孩子满6岁前,父母休育儿假或返回工作还可获金额不等的育儿、托护补助。养育家庭还能减免所得税,算法向多孩家庭倾斜。此外,多孩家庭在交通和廉租房安置方面,还可享受优惠和优先。 在陆杰华看来,老龄化和少子化共生共存,其他国家也没有特别好的经验。“比如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推出的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也没有预期那么好。所以,应该客观地看待相关政策的效应,但不能不做,做能够使生育率保持在一定水平或者略有回升,如果相关政策缺失,生育率可能会更低。” 梁建章强调,除了提高教育便利、高考改革、兴建托儿所、提供各种生育福利之外,最根本、最重要的政策是直接的财政补贴以及减免税收。“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如果不通过财政补贴的手段降低生育成本的话,人们是不会多生的,只有真金白银人们才会提高他们的生育意愿。” 在梁建章看来,每个国家用于补贴有孩子家庭的财政补贴占GDP的比例和这个国家的生育率成正相关。“世界其他国家都给了GDP的1%–5%,奖励生育真正比较成功的北欧国家,给了GDP的5%。所以中国很有可能至少要用GDP的2%–5%来奖励生育,才能够提升生育率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水平。” 2%–5%是什么概念?梁建章算了一笔账,中国现在的GDP是80万亿元,5%就是四万亿元,四万亿元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但是如果分摊到中国两亿多的孩子,每个人每年也就只有一万多元。“我们知道大城市抚养小孩的成本远远高于这个数字,所以这个数字说起来多,但是其实不多,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大的奖励力度才能提升一部分人的生育意愿。”文章选自时代周报,2018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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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至少要用GDP的2%到5%来补贴和奖励生育2018年7月30日
理事简介梁建章,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 2018年7月11日澎湃新闻报道:今年以来,国家卫健委已组织专家,研究奖励生育的可能性,测算对不同孩次家庭给予奖励,所能带来对刺激生育的不同效果。这项研究预计将在年底完成,届时可能上报有关部门。 过去,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一直是限制生育,所采取的手段主要是处罚所谓的“超生”或“计划外生育”。即使有奖励措施,主要也是奖励少生,而不是奖励多生。但随着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日益严重,中国的生育政策正在酝酿根本性转变,从限制生育转变为奖励生育。 最近,辽宁省印发《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辽宁省的总和生育率要从2015年的0.9提高到2030年的1.8,并对生育二孩家庭给予奖励。然而,这一规划并未提出要对生育三孩及三孩以上的家庭给予奖励。 虽然中国从2016年起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但近两年的出生人口远低于预期。未来可能很快就会全面放开,但是整个的人口形势还是非常不乐观的。中国人的生育文化和东亚其他国家比较接近,在没有任何生育限制,而且在有一定的鼓励生育的政策下,这些国家的生育率仅有1.1到1.4,属于超低生育率。在全面放开生育但不鼓励生育的情况下,中国很有可能和这些国家一样也是超低生育率,而且更悲观、更糟糕的是,中国城市人群的生育痛苦指数比这些国家还要高,中国人的生育痛苦指数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第一,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居于世界上最高之列。2017年,北上深平均房价突破6万元,厦门、广州跟随其后,均价达到3万元,而三亚、杭州、南京、福州、天津则突破2万元。高房价极大地压抑了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 第二,中国的育儿成本相对于我们的收入来说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原因可能是中国人特别注重教育,除了孩子的衣食住行之外,具有中国特色的应试教育迫使家长不得不花钱上各种课外培训。在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养育一个孩子平均每年的花费是3万元,从出生到18岁就需要50多万元。如果算上二孩所需要的额外的住房面积和看护成本,在一二线城市生育二孩的直接成本就超过百万,堪比发达国家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然而中国一二线城市的白领工资还不到发达国家的1/3。 第三,在中国养育孩子,除了需要承担高昂的直接经济成本,还面临严重的看护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的托儿所奇缺。所以,如果夫妻双方在小孩两三岁前都必须参与工作,通常摆在他们面前的选项只有两个:一是长时间雇佣保姆,二是由家中老人来帮助看护。可是年事已高的老人们,现在已经越来越不愿意或者说没精力来帮着带孩子,尤其是二孩更难获得来自祖辈的帮手。所以很多父母在自己坚持工作的情况下,就只能雇保姆或月嫂。可近几年,月嫂工资薪资猛涨,与香港的菲佣薪资相差无几。 第四,中国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中国女性这么强,她们生小孩的机会成本也是很高的。许多职业女性面临要升职还是要生孩子的两难选择。在职场上,女性被要求和男性付出的一样多;而女性在生育和家务的角色上,社会也要求女性付出更多。 综合以上几点,可以说,在中国养育小孩的痛苦指数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这也是中国大城市的生育率处于世界上最低水平的重要原因。所以如果仅仅是放开但不鼓励生育,很有可能中国的生育率会比日本、韩国还要低。 所以仅仅放开生育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必须推出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才能扭转低生育率的颓势。应该出台什么样的鼓励生育政策呢?很多方面,比如说提高教育的便利、高考改革、兴建很多托儿所、提供各种生育福利……但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政策,就是直接的财政补贴以及减免税收。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如果不通过财政补贴的手段降低生育成本的话,人们是不会多生的,只有真金白银人们才会提高他们的生育意愿。 那么,奖励生育要花多少钱才够呢?下图的横坐标是每个国家用于补贴有孩子的家庭的财政补贴占GDP的比例,纵坐标是这个国家的生育率。可以看出这是个正相关的关系,所以更多的补贴能够提高生育率,图中的各个国家都给了GDP的1%到5%,奖励生育真正比较成功的北欧国家,给了GDP的5%。中国的生育形势比他们更严重,所以中国很有可能至少要用GDP的2%到5%来奖励生育,才能够提升生育率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水平。 2%到5%是什么概念呢?中国现在的GDP是80万亿,5%就是四万亿,四万亿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但是如果分摊到中国两亿多的孩子,每个人每年也就只有一万多。我们知道大城市抚养小孩的成本远远高于这个数字,所以这个数字说起来多,但是其实不多,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大的一个力度才能使一部分人改变想法,多生一个小孩。 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这么多财力去奖励生育呢?我们看这几个数字。中国基建已经在世界上是非常领先的,每年的基建投资8%,比其他国家多了5%。中国每年的投资率是40%多,就是中国每年GDP的40%多是用来投资的,这个比其他国家要高20%。那么,中国这么多投资能不能拿出一部分来投到人力资源或者给抚养小孩的家庭更多的帮助呢?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 自2016年底以来,很多城市通过放宽落户条件,提供补贴等方式吸引人才和人口迁入。随着更多城市加入“抢人大战”,各地抢人政策不断加码。抢人大战,意味着这些城市已经意识到人口的重要性。但是在国家层面,抢人只是治标,奖励生人才是治本。因此,远比“抢人”更为重要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奖励生人。 目前,中国面临比其他国家更严重的少子化危机,但奖励生育在财政上还可以承担,如果错过这个时机,缓解中国未来人口颓势将更加回天无力。长远来看,超低生育率是中国未来几十乃至百年的最大危机。因此,需要尽快推出大力奖励生育的政策,其宏观目标是提升生育率至更替水平附近,促进人口和经济社会的均衡与可持续发展,造福全体国民。文章选自凤凰网,2018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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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程梁建章:不应当为增加短期利润而牺牲客户价值2018年6月26日
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会主席梁建章近日在携程2018年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强调,不应当为了增加短期利润,而牺牲客户价值。财报显示,其2018年第一季度净收入67亿元,同比增长11%;净利润11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9倍,仍然是中国最赚钱的OTA(在线旅行社)。 易观近日发布的《中国在线度假旅游市场专题分析2018》显示,2017年在线旅游市场交易规模达到892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7%,行业在线渗透率从2016年的15.8%增至16.5%。 目的地碎片化整合 携程在公布一季度财报同时宣布线下门店已经成为携程生态体系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截至5月23日,携程旅游门店签约总数达到1107家,携程线下门店总交易额在第一季度同比增长约50%。为了激励门店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携程还宣布启动“门店分级管理体系”,实施“门店成长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途牛第一季度的亏损收窄也得益于门店开拓。5月24日其公布业绩报告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途牛非美国会计准则的净亏损为2380万元人民币,与2017年同期的2.262亿元人民币相比大幅度收窄。途牛旅游网首席财务官辛怡表示,亏损进一步收窄的原因是因为销售网络的拓展对销售与市场费用的下降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线旅游市场的痛点之一在于,用户到达目的地之后的旅游产品高度碎片化,每个目的地的资源方都不是同一拨人,信息整合非常困难,同时整个地面接待的细节和流程都会影响游客出行的感知。”马蜂窝副总裁都斌5月27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这是整个旅游行业最难做的一块,接下来谁能做好碎片化产品的整合,将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商业壁垒。 “在线休闲旅游市场,自由行需求增长非常快。客人有碎片化预订需求,这要求我们在目的地行程过程中提供碎片化资源。”途牛旅游网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于敦德表示。2018年初,途牛开始搭建“目的地频道”,解构旅游元素资源,引入碎片化资源。 美团平台市场营销负责人舒逸平5月27日对21世纪经济记者报道表示,美团旅行想做一站式旅行服务平台,解决用户在本地或异地旅行场景中各种各样的需求包括住宿、境内度假、境外度假、交通出行、票务、保险服务。 同一天,易观智库资深分析师姜昕蔚对21世纪经济记者报道表示,2017年以来OTA市场一个大的方向是做碎片化产品。“在线这个层面大家做的还是流量这件事,只是对消费者来说,是品质和服务的升级,把用户划分成了细分的群体。” 赋能商家 除了自营渠道的建设,2017年以来一些OTA及旅游平台也更加重视为平台上的商户提供增值服务。 都斌表示,马蜂窝目前向商家开放了平台流量、营销工具、运营数据、平台接口,更深层的用户行为数据,也将在未来逐步开放给商家。 “由于有针对用户攻略游记内容的渗透,我们在用户出行决策的第一个环节就已经可以捕捉出行需求。”都斌表示,大量的用户数据经过内部大数据的加工分析,可以比较准确地判断用户出行的时间、意愿以及出行的人数。 无独有偶。舒逸平透露,美团旅行平台的定位是连接用户连接商家,用包括数据、营销工具、支撑性的服务项目等帮助商户做好自己的业务。 飞猪也在近期提出了一个新概念,OTM(Online Travel Marketplace),即在线旅游市场。日前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与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宣布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成立川航阿里营销中心。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飞猪副总裁胡臣杰表示,年轻消费者对旅游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立体化,传统的单纯比价或交易式在线旅行机构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新需求需要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来满足,OTM在线旅游生态作为继OTA、META-SEARCH(搜索比价)之后的第三代在线旅游模式应运而生。文章选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18年5月29日
理事观点 梁建章 -
携程梁建章再次创业摩尔妈妈 共享育儿撬动中国人口问题2018年6月26日
摩尔妈妈6月1日内测上线,在上线前的媒体沟通会上,摩尔妈妈创始人、携程创始人梁建章表示,这个时代确实有很多的创业机会,但摩尔妈妈的意义在于,倡导的共享育儿模式,可以撬动中国社会现在阶段非常重大的人口问题、经济问题,甚至是民族存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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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人才观念的根本是以人为本2018年5月28日
梁建章,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2018年5月20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四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北京银泰中心举行。在当日举行的“人本全球化的中国推动”分论坛上,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CCG 资深副主席梁建章表示,人才观念的根本是以人为本。 梁建章表示,对外交流可以通过贸易和产品实现,但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中国在这方面还有政策提升空间,为外国人到中国来工作创造各方面的条件。比如携程现在也在做全球化,我们现在不光要服务中国人,还需要把携程旅游服务推广到其他国家,包括英语国家、拉美的、亚洲国家(日韩方面的客人),我们在推广当中要建立地区总部、营销服务中心,不同语言的人才需要招进来。 梁建章说,欧洲的总部是在伦敦,因为伦敦有欧洲各种各样的人才。美洲的总部就可以放在美国,因为美国虽然是英语国家,但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也能全覆盖,但亚太总部问题,发现最后讨论下来大家觉得上海不太适合。因为上海不像新加坡和香港有各种各样的国外人才。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国际大都市,但对外国人的吸引力还是不如香港和新加坡。梁建章认为,中国人才国际化整体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环境问题、房价问题和签证便利性等都是影响国际人才吸引力的因素。 梁建章表示,人才观念的根本还是以人为本,要让各种福利、各种设施跟着人走。如果真正做到这一点,让包括农村人口、大学生以及外国人在内的每个人的存力充分发挥出来,中国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 文章选自人民网,2018年5月20日
理事观点 梁建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