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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不要对中国经济过分悲观2016年1月5日
【年关将至,有关经济下滑的论调依旧不歇。12月18日-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明确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会议重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为这“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当日,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罗思义发布长文,深入分析供给侧改革。罗思义认为,供给经济学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眼下中国经济发展确实需要从供给侧入手,打破西方“凯恩斯主义”的困惑。在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看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要谨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眼下经济陷入困境主要是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的不作为,无法将经济潜力释放出来。同时在经济层面要注意过度金融自由化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发展中小型企业。提及经济学界热议的供给侧改革,郑永年认为,这种改革不仅指经济层面,还包括制度层面的供给和重新。尽管困难重重,郑永年对中国经济依旧充满信心,认为中国发展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本文是郑永年教授在2015年中信线上年会的分享,经授权观察者网全文刊发。更多详细内容见郑永年新作《中国模式》、《未来三十年》(中信出版社)。】12月18日至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中国的经济下行压力非常大,根据我自己到中国各地考察的结果,我是觉得下行压力甚至比我们预期中的还大。我们把它称为“新常态”,当然是比较正常的。从一个高达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下行到现在的中高速增长,这是一个常态。那么为什么说中速呢?就是针对中国自己以前高达两位数的增长来说,是中速增长。但是如果跟世界其他国家来比较,无论是欧美的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很高速的。新常态要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对这个新常态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所谓的常态,那就是稳定的增长,如果说我们以后十到十五年,能达到一个人均6%到7%的增长,那么我们有望进入一个高收入社会。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讨论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现在面临的困难,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二战以后,一百三五十个国家里面,大概只有十几个国家成功逃离了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都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十几个国家里面,大部分还是中东石油、能源类型的国家。除了这些能源类型的国家之外,东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成功避免了这个陷阱。那么,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呢?我举个例子就很清楚了。东亚社会中,日本、亚洲四小龙是高收入社会,而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这些国家是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当然,低发展国家也有,亚洲国家很多,像柬埔寨、老挝、缅甸,这样一些国家一对比就非常清楚,这些经济体所面临的困难大家也是看得很清楚,不用多说。高收入社会往往是政治比较开明、开放、稳定,政府比较清廉。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就是腐败非常流行,社会不稳定,经常出现暴力。所以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必须逃避这个中等收入陷阱。我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他最担心的就是两个陷阱,一个是国内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必须避免。一个是国际社会上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是不要和世界大国搞竞赛,尤其是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我们要在五年之后,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的概念很清楚,明确具体的规定今天我们的人均GDP已经是7800美金,五年之后要实现人均GDP12000美金。这是什么概念呢?从今天开始,我们每年必须达到6.5%的增长,人均GDP才会达到12000美金。另外一方面就是扶贫,中国现在统计贫困人口是根据中国自己的标准,农村还有七千多万贫困人口,城市还有一千多万的贫困人口,这是我们自己的标准,人均1.5美元/天的收入。如果按照国际标准,我们的贫困人口规模更大,因为根据国际标准是2美元/天,如果这样算,中国还有两亿多贫困人口。所以从这个社会结构里看,中国现在的中产阶级还是很少的,社会底端群体还是太大。我们提出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我自己的理解,全面小康社会也就是我们执政党的中产阶级社会的概念,因为中产阶级概念可能比较敏感,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全面小康,或者中等收入社会,意义上是一样的。如果不能改变这个情况,从长远来看,中国可能会像其他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样,面临社会的不稳定。不要对中国经济过分悲观这个目标确定了,那么怎么样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人均GDP从现在的7800美金到12000美金?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现在我们一直在讨论两个百年,第一个百年的目标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第二个百年是到本世纪中叶,把自己提升到一个高收入社会,我觉得那个阶段比较困难一点,比接下来五年还要困难一点。虽然现在经济下行,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很的悲观,也有好的方面。第一,中国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个非常重要。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国进行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家如果去其他国家,哪怕是欧美发达国家去旅行的话,会发现中国现在的基础设施可能是世界上一流的。第二,中国已经进入了大规模的工业化阶段,有大规模的制造业基础,这些是世界上少有的,现在大家一般把中国看成是世界制造业基地,光是珠江三角洲就是这样一个基地。这么大规模的工业化,在其他新兴经济体很难发现,包括印度,如果今天我们去印度看看的话,大家就会发现他们的基础设施不行,更没有大规模制造业的基础。第三,中国的基础教育实在是做得非常好了,人力资源这方面还是没有问题的。从文化上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中国有传统几千年的商业文化。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因为这些都是东亚文化圈的经济体,这还是非常重要的。西方也有这个讨论,为什么早期发展的发达国家都是新教伦理圈,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论述的经济体,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五个经济体竟然也会成为高收入社会。中国当然是儒家文化圈的中心。尽管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做了很多反文化的运动,但是随着中国文明的自觉,文明的复兴,中国越来越像传统儒家文化圈的经济体的国家。当然经济学家是不太重视文化的要素,因为比较软,但我觉得还是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发生长远的影响。从一些微观经济形势来看,也有好的地方。中国已经很快开始从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向内部消费经济体的转型,一个明确的事实就是,习近平十八大反腐败以来,政府部门的消费,也就是“三公”消费,现在几乎是非常小。现在不仅政府部门自己消费减少了,政府跟企业家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总体来说,中国的消费水平还是提高很快,这表明民间的消费增加的很快。第二方面,就业市场还是不错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因为以前人口基数很大,发展出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说,甚至从各个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说,就业市场是他们最担心的。温家宝总理那时候提出保8的口号,担心的就是就业问题,就业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就会产生社会不稳定的问题。现在尽管经济下行,但就业市场还是有改善的。第三方面,新兴产业也在兴起,尤其是服务业最近几年兴起得非常快。我们现在感到比较悲观的就是有些产业,尤其是传统产业不作为,特别是房地产,因为以前房地产对中国经济做了很大贡献,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当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另一方面,因为中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过去了,所以造成了以前的钢铁、水泥等这些行业产能大量过剩。大家到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看看,会发现低端制造业发生了很大问题,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很多产业开始从中国往周边其他国家转移,这也是很正常的。当然还有农村这一块,待会儿我们可以讨论农村新的发展动力在哪里,农业对中国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一块,但农业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们还是要好好考虑的。总体来说,中国经济增长潜能是非常大的。什么潜能呢?就是习大大所说的从中国传统的数量经济到质量经济的转型,我们如果能正确理解质量经济一说,中国的经济潜力非常大。中国的消费者要跑到日本去买马桶盖、电饭煲,甚至买大米等农业产品,现在中国实际上是日本、韩国、台湾农业产品的最大外销市场。无论是电饭煲、马桶盖还是农业技术,我们是有的,中国是很容易做出来的,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当然如果要做欧美的那些名牌服装、名牌包包,可能需要很长的历史,但是技术类型的这些产品,我觉得中国是可以做出来的,只是我们不够重视,这是产业升级的问题。制度创新比技术创新更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政府提出来创新,怎么通过创新来触动下一步的改革?一般理解,好像创新只是一个技术的创新。我自己觉得,我们不能把创新狭义理解为技术创新,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体制的创新、制度的创新。最近李克强总理也讲到这一点,我也非常赞同,他把制度创新也包含到创新里面,是创新的一个方面。最近提出的供给侧改革,英文是Supply-side。但是到现在为止,大家还是仅从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供给,当然这也很重要,我刚才举的技术供给例子,中国有庞大的消费市场,但是提供不了技术,所以通过技术的供给来发展经济。不过我觉得,这个供给更需要制度的供给,要提供新的制度体系,这一点非常重要。供给侧改革实际上跟邓小平早年提出来的,通过培养新利益来克服老的既得利益的阻碍,这个思路是一样的。中国的改革从邓小平开始,都是通过培养新的利益来对老的利益构成压力,老的利益就是既得利益。要是在没有新利益的情况下,要改革既得利益,突破旧利益的阻碍,也是很难。你要改革老的利益,是需要成本的,这个成本谁来承担?所以在体制外培养新的体制,培养新的利益,对旧的利益和旧的体制构成压力了,这些旧利益、旧体制就可以去改变自己。同时新的利益也可以消化因为改变老的利益而带来的成本。供给侧改革的提法非常好,就是要有新的制度供给。没人干活,潜力没法转化成实际增长具体来说,我们回到经济改革的领域,过去30多年,基本上中国改革的动力在于五个角色,我把它简单称之为一个中央政府加上四条腿,这四条腿是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这非常重要,基本构成了中国30多年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我是学政治学的,大家在讨论经济发展、经济改革的时候,不要太抽象,一定要看谁在做,这非常重要。很多人都不讲这一点,经济学家光是强调经济潜力,这是不够的,怎么样把经济潜力转化成实际的经济增长?要有人来干活,没人干活,潜力还是潜力。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经济发展的潜力,哪怕是印尼、菲律宾,还有一些非常差的国家,经济发展潜力也是很大的,但是因为不同的制度,或者缺乏有效的制度,缺乏有效的经济角色、经济主体,他们很难把这些潜力转化成实际的经济增长。中国今天出现的情况,也是这样。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的?从中央的角度来说,用重新集权的方式进行了顶层设计,现在已经完成了。十八大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推出来的两个决议,加起来也有500多条改革方案。2015年年五中全会制定的“十三五”规划,我把它理解成行动纲领。但问题是,其他四条腿现在不太作为了,我们今天客观地看一看,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这两条腿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动作。民营企业除了互联网这一块还可以,其他方面也不是那么有作为。外资方面我们发展还是比较平稳,但是外资要有很大的增长也很困难。我们批评李嘉诚,实际上李嘉诚的心态也是很多外商普遍的心态。这四条腿现在不作为,就产生了很多问题。五大原因导致不作为为什么他们不作为呢?简单说有几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现在还没有从重新集权转型到重新分权的状态,因为经济的发展需要分权,十八大以后的集权完全有必要,我自己也做了很多论述。要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像习近平所说的好吃的肉都吃完了,要啃骨头了,就要有点权力。顶层设计需要权力,进行大规模的反腐败也需要权力。但是在这样一个集权目标已经基本达成的情况下,要重新分权,要把权力重新分配到那些经济角色、那些改革者手里面,地方政府也好,官僚机构也好,让他们去作为。如果他们没有权力的话,就很难作为,就需要分权。第二个原因,反腐败很重要,但是反腐败过程中,地方也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反腐败到了地方,大家就演变成互相举报,很容易造成人人自危,不能专心于做他的事情。第三个原因,今天中国民粹主义的情绪有点高。民粹主义表现在民间社会仇富、仇官的心态,我发现现在政商关系发生了很大的问题,一个企业家需要找一个政府官员,要吃顿饭,谈点事情,非常困难,企业家、政府官员完全是两个群体。这需要我们正确的理解,因为政商关系做不好,就很难发展经济。因为国家经济还是靠企业家这个群体来发展的,如果政府不能处理好和企业家这个群体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就缺乏动力。随着形势的发展,政府越来越不是经济主体,而是治理的主体。第四个原因,政府方面本身也有民粹主义的倾向。比如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前国有企业走了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路线,国有企业老总工资那么高。但是现在一下子把他们工资减得那么低,从以前的上千万减到不足一百万,那么就会影响他们的积极性;国企也不能市场化,现在强调任何改革需要法律基础,但是从实践中看,我们任何改革都要突破现行法律,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法律基础,就很难干。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和地方政府很多官员交流的时候,说我们现在强调主要领导对重大事宜要负终身责任制,但是规定又不太清楚,终身责任制是什么意思?我不能保证我做的事情百分之一百是能成功的,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很担心终身责任制,是不是我退休了以后,出了问题,还要重新把我抓回来,大家很担心,这就导致了大家不作为。经济层面需要纠正的几个错误经济政策层面,也是有一些问题需要纠正,有一些错误的认知。这是我自己的观察。第一,金融自由化很重要,金融自由化是十八大三中全会一个很重要的改革方案,但是我们现在过度金融化。很多省的实体经济下行,但是金融经济在上升。我觉得中国现在要发展的是实体经济,而不是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如果是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反而使得我们的实体经济发展不起来。因为本来金融自由化的目标就是为了帮助实体经济,但是因为金融这个部门太能赚钱了,大量的钱反而从实体经济转向了金融经济,这个趋势我觉得是不健康的,是不好的。第二,我们有些领导对中国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困境判断不准。一般认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就是因为缺少资本,当然很多中小企业发展确实是缺少资本,但也有很多中小企业发展不是,主要是缺少投资空间,而不是金融。实际上,中国现在是资本过剩的国家,即使在国有银行拿不到钱,但是如果这些民营企业能找到很好的投资空间,他们投资并不是很困难,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通过引入外资来做。从这个角度来说,国有企业改革还要深化,因为国有企业现在自己不作为,但大量的投资空间还是被国有企业占领着。现在国有企业改革方案出来了,分成几种,一个是商业性的,就是竞争性的,一个是公共服务部门,一个是垄断方面。如果是公共服务部门和垄断方面,国有企业还可以继续大作为,要做强做大。我觉得竞争性方面,国有企业应当退出来,把大量的投资空间让给民营企业,这是一个需要改革的方向。但现在很遗憾的是,大家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有些想法不正确。企业就是企业,国有企业就要赚钱,不赚钱就要倒闭。现在有一些思想不解放的或者比较左的人,往往把国有企业跟国家命运、跟执政党命运绑架起来,这不是好现象。一家、两家、三家国有企业倒了,国家不会倒的,执政党也不会倒的。所以我们觉得把这个东西不要过分的意识形态化。另外一个需要纠正的错误是,大家一直在谈互联网+的问题,我觉得互联网+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些领域确实是互联网+,像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他们是互联网企业,要思考的是通过互联网可以加一些什么。但更多企业是什么东西加互联网,这样是比较好的,因为互联网只是一个工具。这几年我们强调互联网没有问题,但是好像已经被创造出一个互联网乌托邦经济,我个人不认为互联网真正能成为中国的经济体。包括马云他们在做的东西,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一种销售,本身技术含量并不是很大,只是一种管理的方式。互联网很重要,但不能取代实体经济,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下一步要从中等收入走到全面小康、走到高收入的经济体,更重要的还是要继续发展实体经济,这一点大家不要被误导。下一步应制定“改革促进法”,允许试错下一步怎么走呢?我刚才讲了那么多,其实也是很清楚的。我想提几条。第一条,我们要分权,要把权力分到改革者手里,要大规模分权。第二条,要节制民粹主义,民粹主义要少一点,大家要走向法治,反腐败也好,各方面也好,都走向法治。工资水平要走向市场化。第三条,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非常重要。我经常去广东,在广东比较一下深圳、东莞、广州这三个大城市。深圳是全国最能创新的城市,和上海比较也好,和北京比较也好,深圳是最强的。这些城市都是共产党的天下,大家都是一样的体制,为什么深圳能创新?就是靠地方政府的创新机制,这非常重要。另外,企业跟社会的创新还是很重要的,如果企业跟社会不能创新的话,光有政府创新,也不行。到深圳去考察一下,地方政府跟企业、社会,三者都是互赢的游戏,大家都充满了创新的动力,大家有机会应该好好去考察一下深圳的做法。我最近也在提倡中国能不能制定一部改革促进法,或者改革推动法。改革缺乏法律基础,又要负终身责任制,那怎么样呢?使得好多人不敢作为了。我们应该制定一部改革促进法,把腐败跟改革过程中的试错分开来。因为改革一定要有试错,不让他试错,那怎么改革?人不是上帝,没有人可以保证我做的事情百分之百能成功。但改革中的试错不是腐败。行政过程要公开透明,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一些差错、错误,也不是腐败。把好多东西分开来,如果能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500多条改革,我们要改什么,这些改革需要哪些法律、法制条件,我们制定一个改革促进法或者推动法,下一步就可以把中央政府跟下面的四条腿,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重新调动起来。我们有充分的信心,这样五个角色合力,能把中国经济从现在的7800美元上升到五年以后的12000美元,再经过十来年时间能达到今天台湾、香港的水平。我相信,邓小平以前说的,要在下世纪中叶,实现民主富强的中国。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互动环节】您在采访中提到“民主在一定条件下是好的,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民主会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政体。”比如,波兰20年改革历程表明,短期内民主政治可能会给经济政策的制定造成很多困难。您认为,中国目前具备民主改革的条件吗?郑永年: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因为今天我讲经济,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专门就中国的民主化问题讲一下。我的书里面强调过,民主是有一定的条件。其实任何社会都可以民主化的,只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主。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理性的民主,还是劣质的民主?比较麻烦的就是,我们光看到了欧美比较好的民主,但是忘掉了拉丁美洲、亚洲好多国家的那些劣质民主,像菲律宾等的民主能怎么样?我一直主张中国改革三步走,先经济改革,接着是社会改革跟制度建设,然后再政治开放。我觉得中国还没有到这一步,当然也可以像西方那样进行民主投票,这很简单。我一直强调,人均收入一千美金的投票,跟人均收入一万美金的投票,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均一千美金的投票,可能选票是不值钱,一块肥皂、一盒火柴就打发掉了,一万美金的话,这些方面的腐败就少。我自己觉得民主是需要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想一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主。我为什么那么强调先经济改革,然后再社会改革,然后再政治开放呢?就是为了中国能实现一个比较好的民主、优质的民主,而不是说像其他一些亚非拉国家那样比较劣质的民主。具体说来,东欧的历史其实也是很好的例子。你去看一下东欧民主的文献会发现,东欧刚刚开始民主化的时候,大家感觉到非常开心,但是看现在这几年的文献,现在他们谈论的右派激进主义,美国也好,法国也好,西班牙也好,东欧很多国家都面临这样的情况,像匈牙利,中国20世纪80年代要学的榜样,现在民主化以后,右派的专制又开始了。以前我们非常熟悉的科尔奈,他的作品也讲了这个问题,可以供大家反思。当然像波兰抱怨西方答应得好好的,能给他们提供很大的经济援助发展,但是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还是把地缘政治看得远远比民主重要。所以民主要发展得好,还是要依靠内部的动力,如果要依靠一个外在的动力来推动民主,现在还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案例。除了二战以后,美国占领日本、西德,这两个民主比较成功之外,还真的找不到能用外力来推动民主比较成功的例子。到最终他不会关注这个国家的内部怎么发展,而关注他自己的地缘政治,肯定是第一位的。这一点我们还是要有足够的认识。您刚刚提到我们要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我理解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就是一种依靠投资增长的发展阶段,这是发展的必然过程,超越就是要在投资增长边际效用下降后找到新的增长方式,您觉得是这样吗?郑永年:我们现在说投资、消费、外贸,是中国过去几十年增长的所谓三驾马车。但是现在消费重要起来了,并不是说投资不重要,投资还是非常重要,只是说这三个方面,尤其是投资和消费之间要保持一个平衡,中国投资领先于消费,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没有投资就没有发展,就没有消费,先投资、后消费这是正确的。当投资发展到一定程度,比如中国现在的程度,就要注重消费。因为投资过度了,产能过剩了,也会影响消费的问题。外贸也是一种消费,外贸只是说你生产的东西、投资的东西让外国人消费,不是本国人消费。现在外贸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我们只能是转向内需。中国投资还是很需要,但要看什么样的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很大规模了,已经差不多了,大家不要再往这方面想。技术投资非常重要。我个人觉得,中国下一步的投资,一定要从经济性投资转向社会性投资。社会性投资非常重要,我们现在还没有社会投资这个概念,西方是有的。什么叫社会投资?社会投资就是对社会政策的投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这些都是社会投资。我们现在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决策界的很多人,还是把社会投资看成是消费,这不是消费。我们现在说消费,消费就要有中产阶级,在西方,消费跟中产阶级基本上是同义词,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消费。中国为什么消费增加不了?就是因为没有中产阶级,为什么没有中产阶级呢?就是因为我们投资不够。我们现在的居民,大部分的钱都要花在小孩的教育上,花在住房上,都是房奴、孩奴。我们也缺少充分的医疗保障,一家人如果一个人生了大病,可能会倾家荡产。我们现在的中产阶级,一是做不大,二是没有制度基础,这就是社会投资不够。下一波投资是什么?我们老龄化现在非常快,是可以看得见的,为什么我们不多造一点养老院、医院呢?我们现在改变二胎政策了,为什么不多造一点幼儿园、医院呢?这些方面的投资,实际上也会大量消耗产能,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我们现在解决产能过剩就讲“一带一路”,当然“一带一路”是当下很需要的。如果我们把很多产能用于社会投资,效果我们可以看到。所以下一阶段,中国不仅要搞社会建设,还要把很多社会投资做起来,这些社会投资就是下一步经济增长的动力。我们在这方面还是要继续解放决策者的思想,我们基本上现在把社会政策简单地看成西方那样的福利社会。我觉得社会投资不是福利社会,现在很多领导干部还是把社会投资看成是福利社会。我们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到西方福利国家那一步,投资是必须的,没有社会投资,经济很难可持续发展。您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模式》的专著,在您看来,中国是否形成了独特的模式?您还写了一本书《未来三十年》,那么,未来30年中国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所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又是什么?郑永年:中国现在是有两个一百年。其中一个百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我是把这个一百年分成三个阶段。毛泽东的30年,主要是把我们国家整合起来,当然也不是完全整合,台湾还没有“解放”,但基本上是把国家整合起来了。第二个是邓小平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35年。从现在到2049年,还有34年。所以我把这个一百年分成三个35年,第一个30年主要是国家统一,第二个35年主要是经济的发展,成就很大,以前那么穷的国家,现在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80年代初人均300美金到现在7800美金。第三个阶段,是今后的30多年,就是要搞社会建设、制度建设,尤其是以法治为中心的制度建设,基本国家制度建设,这是我在《中国模式》这本书里面非常强调的。我有个观点,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一定要在民主化之前。我前面提到,为什么有优质民主跟劣质民主之分呢?优质民主都是在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好了以后,尤其是法治建设好了之后,开始有大众民主的。而劣质民主是在没有基本国家制度建设的情况下,直接进入了西方所谓的简单选举,一旦这个民主化开始以后,这些国家基本制度再也建立不起来了,这是我自己观察历史的结果,我相信这个是正确的,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把现在的社会建设、制度建设,称为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如果在没有基本国家制度建设的情况下就开始大众民主化,是很难。西方200多年民主的历史,实际上真正的大众民主也只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开始,前面都是少数人的民主,精英的民主。在精英民主阶段,他们实现了经济的发展,成为高收入社会,进入基本国家制度建设。我们现在在做民主与法治的建设,从历史上看,首先必须有法治,再有民主。很多社会先发展了民主,但是没有能够发展出法治来。但是先有法治的话,就能比较简单、比较容易地发展出民主。我说的中国模式跟左右派所说的中国模式不一样。我把中国模式看成是中国一个客观的对象,供我自己研究、考察;不是左派所说的,中国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可以取代西方模式;也不是像右派所说的,中国模式根本不配,根本没有模式,中国改革就是要消灭中国模式。我对他们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争论一点不感兴趣。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的模式,到底怎么来的,现在到什么程度了,未来会怎么演化,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确实形成了自己的模式。比如说,中国学市场经济、学西方,但是永远不会变成像西方那样的市场经济。中国可以学西方,也可以引入西方式的选举,但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永远不会成为西方的政治制度。我自己其实还在写一本比较大的书,我把中国模式称为内部多元主义,而西方基于多党制以上的模式称为外部多元主义。上一次我在斯坦福大学跟福山他们交流,内部多元主义和外部多元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模式,大家都有各自的优势,怎么样通过互相学习来改进,而不是说谁取代谁。中国是文明型国家,就像美国是文明型国家一样,大家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我相信中国会往这个方向走下去,从客观层面来说,你喜欢它也好,不喜欢它也好,一定会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可以避免今天西方所犯的很多错误。西方大众民主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走到今天,也是很艰难的一个过程。各个党派互相否决,从民主制度走向互相否决制,也是他们西方遇到的问题,西方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产生不了有效政府,无论是社会的分化、收入的高度不平等、社会的不正义,还是恐怖主义,都不是西方政府所能对付的。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现在新一波右派又崛起的原因,我们也要看看西方的一些经验。您如何看待中美关系,是竞争多还是合作多?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会有何影响?郑永年:我自己对中美关系是非常乐观的。因为首先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习近平关心的第二大陷阱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就是不要陷入中国跟美国的争霸战争。另外,中国跟美国两者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中国跟美国的冲突只是一种间接的冲突,比如中国跟美国的那些盟友像日本、菲律宾等的冲突。今天中美之间不知道有多少平台在互动。以前有一些教授把它称为中美国,说明互相之间的依赖程度在升高。中国成为消费社会,中国会比较好地改变,慢慢美国就会依附中国多一点。美国在做TPP,是排他性的区域经济集团,中国所做的像“一带一路”,是包容性的、开放性的,欢迎任何国家来做。我觉得中国往这个方向发展,继续执行开放性的区域主义,实行包容性的区域经济,这样的话,中美之间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冲突。如果大家抛开一些政治表面上的东西,实质性的东西也没有多少冲突,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有政治考量,政治玩得比较多一点,其他实质性的冲突内容也没有多少。中国没有说把美国赶出亚洲去,中国也没有自己的门罗主义,这是很清楚的。中国也欢迎美国待在亚洲,只是让美国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从美国方面来说,一方面美国习惯了当世界警察,要做下去。另一方面,它确实是基于同盟需要的考量,如果不做一些事情,美国的国际威信就会下降。美国现在在世界很多领域的威信下降很快,比如中东,现在美国基本上已经没能发挥比较有效的作用了。在非洲,中国的影响力可能比美国更大。而且美国后院本身也没做好。在欧洲,因为俄罗斯普京,还有乌克兰等的做法,美国也没能怎么样。所以美国现在留下的这一块,就是亚太地区了,如果这一块地区没有国家相信它的话,那么美国这个霸权地位就比较麻烦。所以我觉得,如果双方真正从各自立场去看,没有很多根本性的利益冲突,更多只是一种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只要是处理得当,就像习近平所说的,中美两个国家,各自不要对对方进行战略性的误判,这个世界的和平格局还是会持续下去的。实际就国家发展而言,中产阶级的力量不可小觑,像日本、德国、英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所占比例一般都在80%左右,整个社会结构呈橄榄型结构,那么对如何壮大中国的中产阶级,我们从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新加坡,能吸取到什么有益经验呢?郑永年:中产阶级的问题是中国今天社会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四个全面的第一个全面,怎么说都不过分。西方花了200年的时间,把中产阶级做成现在这样百分之七八十,亚洲社会日本、东亚四小龙,他们用30来年的时间把中产阶级做成百分之七八十,这是他们最成功的地方。以前我也强调过,世界银行把东亚奇迹称为经济奇迹,但我觉得东亚奇迹更是一个社会的奇迹,那就是说日本、亚洲四小龙,通过不同的方式把自己的中产阶级做大,这也就是东亚现在无论民主化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多么曲折,但是东亚的民主化、政治发展是最稳定的。大家看看西方的历史,或者看看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民主化充满了血腥跟暴力,而东亚这几个社会的民主化,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都是和平、稳定的。这一点是跟它的中产阶级有关,无论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还是稳定的和平的民主化。我们现在衡量政府有很多指标,实际上我觉得很多指标没有必要。如果我们在今后15年定一个中产阶级的指标,不管怎么做,不用太在意怎么样能把中产阶级做大,不用做到80%,做到70%、65%以上也可以。中国改革开放从1980年算起有36年了,但是我们的中产阶级有多大?大家对中产阶级的定义不一样,但是普遍认为我们现在中产阶级只有25%到30%,这就是为什么社会面临不稳定这样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必须改变,因为基本上社会结构决定了政治结构。那社会结构由什么来决定呢?由经济结构来决定,这一点上马克思是对的,要怎么样通过改变经济结构来改变社会结构,通过改变你的社会结构,也就是把中产阶级做大的情况下,来实现政治开放。另外一个反例就西方不稳定。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数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研究显示,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中产阶级从以前70%下降到现在的50%都不到。这就很容易理解奥巴马总统讲中产阶级是美国的北极星,中产阶级很重要。我觉得把中产阶级做大,实际上应当是中国共产党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要务。社会稳定、法治这些如果没有中产阶级就免谈,如果有了中产阶级,其他事情就好做得多。本文选自观察者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专家观点 -
郑永年:如何应对美国的“国际秩序”定义权?2015年12月29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近代以来,在构建现存国际秩序的过程中,西方尤其是美国扮演了主导角色,因此也一直拥有国际秩序的定义权。 美国的这种定义权一直在影响和主导着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什么叫“国际秩序”?什么叫“区域秩序”?“区域秩序”和“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美国说了算,其他国家只能跟着美国走。一旦美国认为其他国家偏离了其所定义的国际或者区域秩序,美国就会以为这些国家是在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如果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就会加以施压或者打压。 在国际责任方面也是这样。尽管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大国,也在竭力承担自己所定义的国际责任,但美国不以为然。如果其他国家所认同的国际责任和美国所定义的不一致,就会遭致美国的压力。对美国来说,其他国家承担国际责任,就是向美国负责。 实际上,美国的这种定义权也一直延伸到其他国家的内部秩序。西方是近代“主权国家”概念的发源地,从原理上说,这个概念意味着,主权国家一律平等,任何国家不得干预另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但在实践层面则相反,西方的主权国家有强大的动力,去“同化”其他建立在不同文明和文化之上的“主权国家”。 美国要把其所认知的“人权”和“自由”秩序延伸到其他国家,并且美国也非常随意地从自己的意识形态出发,去界定其他国家的性质,民主、专制或者其他的。对美国不认同的内部秩序,美国会想方设法去改变甚至推翻它。多年来,美国各种政治势力在其他国家推动各种“颜色革命”,其目标就是要改变其他国家的政权。 美国掌握了定义权,也就是说,不管在这些方面美国采取什么样的国际行为,总能向其人民或者国际社会证明其合法合理性。国际秩序的定义权是美国外交软力量的核心部分。无疑,定义权包含着深刻的道德意涵,这种道德意涵证明着美国的行为,甚至是战争的“正义”性质。 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在这方面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说,这种情况不可避免。近代以来,西方塑造国际秩序,其话语权也很自然占据主导地位。基辛格博士著《国际秩序》(World Order)一书,有三点关于国际秩序的观点值得注意。 第一,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一个秩序,而是多个秩序共存的,无论是建立在宗教之上的秩序,还是帝国,或者后来建立在主权国家之上的秩序。 第二,每一个文明都有其自身的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国际秩序观。因此,一个文明崛起而占据主导地位了,其国际秩序观必然影响其所建立的国际秩序。 第三,自近代以来,西方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从西方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不过,尽管西方主导世界是一个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秩序是唯一的秩序。各个区域都在出现不同形式的区域秩序,对国际秩序产生影响。· 非西方世界“自愿”接受界定 · 西方国际秩序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非西方世界的“自愿”接受。非西方世界接受西方所界定的国际秩序,主要出于几个因素。 第一,出于利益因素,即接受西方定义的国际秩序或者处于这个秩序之下能获得很多利益。 第二,即使不满意这个秩序,但既没有力量挑战这个秩序,也没有力量建设自己所认同的秩序。 第三,即使有力量挑战,但找不到有效的替代秩序。前苏联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没有有效的替代秩序。 非西方世界接受西方所定义的国际秩序,还有深层次的思想根源。二战之后,很多国家独立了,但只是领土的独立,各方面的精英人物的思想和思维是被西方“殖民”的。 中国在过去30多年来迅速崛起,开始对区域甚至世界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有评论家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可能简单地把美国主导世界的逻辑置于中国之上。 但诚如基辛格所言,中国必然要对21世纪的国际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重塑现存国际秩序。不过,在这方面,中国面临巨大的挑战,主要是要处理自己和现存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和现存国际秩序的关系而言,有几个方面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事实。 第一,中国的崛起是在现存国际秩序内部的崛起。中国实行开放政策,把自身融入到现存国际体系内,并在这个体系中获得很大的利益。第二,中国在这个体系内部扮演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已经具备足够的能力重塑这个秩序。第三,中国也具有了足够的能力来倡议或者建设新的区域秩序。 这三方面的因素都在影响着中国和外在世界的关系。现在的情况是,尽管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秩序中举足轻重,中国需要更多的国际空间,但现存秩序(作为既得利益者)并不愿意提供。例如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面的权限,就因为美国国内因素而受到极大的限制。 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从增进自身的利益(可持续的发展),还是从履行更大的国际责任的角度,中国有必要利用自己所拥有的能力去倡议和构建区域秩序,例如“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金砖国家银行等。但中国的这些努力,又被美国定义为要取代和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往往导致中美之间关系的紧张。 面临这种局面,中国必须找到有效的方式来回应美国的国际秩序定义权。被动的回应阶段已经过去,因为经验表明,被动的回应做得最好,也已经远远不够。要在互动回应,中国至少可以做三方面的事情。 第一,中国要继续在现存国际秩序内部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中国并不是现存国际秩序的革命者,而是改革者。中国无意把激进的变革引入现存国际秩序,而是要在内部和其他国家共享国际空间。这一点非常重要。不管怎么说,现存国际秩序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互动的平台。实际上,中国一直在追求现存国际秩序的改善。· 构建自己的国际秩序话语 · 第二,中国需要构建自己的国际秩序话语,这个话语要说清楚两方面的事情,即一方面说明中国为什么要倡议新的区域秩序,另一方面说明这些新的区域秩序和现存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中国开始倡议新的区域秩序具有多方面的因素,例如具有了这方面的能力,实现内部可持续发展,承担更多的区域责任来谋求区域的共同发展等等。不过,中国必须向外界(美国)表明,这种所构建的新区域秩序,并不是要取代现存国际秩序,而是作为补充。 实际的情形也如此,中国所建设的AIIB不是要取代世界银行和亚行,而是承担诸多世界银行和亚行不能承担的责任。即使从长远来看,中国所建设的区域秩序具有了国际影响力,中国也无意取代现存国际秩序,而是作为另一个选择。中国是通过开放的方式(也即开放的区域主义)来建设区域秩序的,这个条件本身就使得区域秩序表现为开放性、参与性和国际性。 如果能够从话语层面,把这些说清楚,中国所面临的压力就会小一些,少一些。不过,话语与其说针对美国,还不如说是针对其他国家。中国现在所面对的美国,尽管处于相对衰落状态,但很难调整其意识形态,要继续维持其霸权地位。 中国尽管没有要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但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美国视为是在挑战美国。这么多年来,尽管中美两国的合作空间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但两国的政治信任程度仍然很低。这和美国恐惧中国的心理紧密相关。因此,中国如果要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管控好美国复杂的心理非常重要。 第三,在建设新秩序的过程中,中国要和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国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从而化解美国的阻力。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至关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关乎战争与和平的大问题。不过,如果从正面做受到美国的抵触,便要迂回进行。 从AIIB的创始和发展来看,中国是可以通过开放的方法,来找到其他更有效的途径。AIIB之初,就遭到美国及其盟友日本的强烈抵制,但在英国加入AIIB之后,其他西方国家纷纷加入,从而也促成了美日转变态度,至少没有那么反对了,并且包括世界银行和亚行在内的国际机构,也转变而持合作态度。 就是说,中国可以从英、法、德、加拿大等中等国家入手,来促成美国的转变。今天,这些中等国家有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它们和中国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尽管中美两国之间也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但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国际野心,另一方面因为美国的同盟关系(日本、菲律宾等),中国和美国利益的冲突是显见的。第二,这些国家已经没有很大的国际野心,要在国际事务上扮演重要角色。很多年里,外交事务已经不是这些国家的重要事务。第三,这些国家今天关切最多的还是国内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第四,这些国家尽管有时也讲“人权”之类,但这是虚的一面,实的一面是国际经济活动。第五,这些国家都不会放弃中国的巨大市场,都希望和中国深化经济关系。所有这些特征,使得中国和这些国家可以找到更多的共同利益。 国际秩序的变迁和国内秩序的变迁道理是一样的,即既得利益不会放弃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改革,只有到了新的利益形成,对既得利益产生足够压力的时候,旧的秩序才会发生变化。中国可以和这些中等国家发展具有实质性的关系,从而增加美国对中国的信心,继而对其产生压力。在面临足够大压力的时候,美国才会转变。国际政治是很现实的。本文选自联合早报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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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未来30年的任务2015年12月9日
民主权利人人都需要,但权利的实现有条件,要看什么制度可以帮助实现这些权利,什么制度反而会阻碍其实现。很多发展中国家人人去抢大饼,没有人做大饼。二战后六七十年了,社会怎么还是不发展呢?这是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无疑是近年来在中国最具公共影响力的政治学者之一。在他最近的两本著作《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和《未来三十年:改革新常态下的关键问题》中,他纵议中国发展道路与发展逻辑,为中国的改革与转型建言献策,并探讨中国应该在世界上占据的位置。郑永年的观点往往能超越各种政治化的主义纷争,保持独立的批判精神,给予公允和有说服力的解读与分析。 很明显,当下的中国正在经历又一个历史转折点。中国正在进入后改革开放时代,未来可以轻松摘取的“低垂之果”越来越少,改革的阻力日益增大,各方面的挑战性也不断增强。应该如何认识近几年来中国反腐等行动的得与失?应该如何处理改革中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中国的民主化建设应该走什么样的方向?中国又应为未来的发展培育什么样的思想资源?带着这些问题,FT中文网近期专访了郑永年。 郑永年认为,未来30年里,中国应该把目前正在政策层面推行的一些改革,逐步上升到制度层面,最后上升到法律和宪法层面。在下一步最重要的社会建设和制度建设,这样一来,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可望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以下是采访记录。 FT中文网:中国新领导层上台以来,政治、社会形势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总体上你如何看待这些变化? 郑永年:无论我们将这称为“改革”、“变革”还是“变化”,一个关键的字是“变”。先要说几句,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变化?变的东西都带来一种不确定性,如果不变,反而有确定性。我最喜欢的书就是中国的《易经》。《易经》的核心就是“变”,是a book of change。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变的,只有“变”这个道理是不变的。回到政治、经济、社会现象,无论是宪法和法律、制度还是政策,其实每个层面都要变化的,没有不变的。 十八大之后,中国在哪一个层面上发生了变化?十八大之后,宪法上没有变化,但是政策、制度两方面都变了很多。要问的是,怎么发生的这个变化?要知道,发生变化是不容易的,尤其是体制的变化。可以看到,十八大以来的变化,首先是引入政策层面的变化,目标是最后引发体制上的变化,以后再上升到法律和宪法方面的变化,但是要一步一步来。比如最近的军队改革,先是政策方面的变化,最后是形成新的军事体制。此外,经济、行政体制、社会、反腐等层面都是这样的,先引入一些政策变化,最终的目标是体制变化,就是从治标到治本。如果制度不变化,“标”层面的问题以后又会重复产生,只有一步一步来变才合理。 FT中文网:十八大以来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反腐败了。反腐败一方面得到了不少民众的赞成和支持,另一方面也有批评,比如反腐败带有某种政治性,或者治标不治本等,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郑永年:首先,在任何国家,反腐败不可避免地是一个政治任务。不讲政治的话就没有反腐败。这次反腐败和以前历次反腐败不同的是,这次带有政治任务——反寡头政治。我的判断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会出现经济寡头,“后共产主义”社会都是这样的。但是中国在十八大之前,这些经济寡头已经开始向政治寡头转变,中国官方对此叫“团团伙伙”,即党内的“非党组织”。这从政治学角度来看,就是非常典型的寡头政治。比如周永康的系统,令计划的“秘书帮”等,都是从中央到地方、横跨几个部的复杂集团。军方也有类似的情况。那你说,反政治寡头需不需要政治的方法?所以反腐肯定是政治性的,这是没问题的。 不可否认,这次反腐败很有必要,如果不反,你想想到了十年以后,这些寡头可能谁也动不了了。如果不通过反腐败来反对寡头政治,中国很快就会变成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或者演变成乌克兰。寡头政治是很可怕的。对寡头政治,一开始西方可能比较喜欢,因为有不同寡头之间的竞争,一个寡头一个政党,“民主”就开始了。但问题是,你要不要这样的民主,这是不是你想要的民主:你拉你的人,我拉我的人,根本不讲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只讲寡头的利益。 比如乌克兰发生的事情,很多人怪俄罗斯,但我认为,主要的情况是内忧外患,是寡头之争,只不过有的寡头亲俄罗斯,有的亲西方,做不同方面的代理人,互相争来争去,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呢?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也是这样。这种寡头政治的民主是任何一个国家都要避免的。再举个例子,在菲律宾,所谓的“民主”那么多年来,永远都是一些家族在统治。以家族为基础的政治寡头,也是一样的。那问题也是,我们究竟要不要这样的寡头政治?我们一方面要民主,另一方面要是看什么样的民主,你要不要,不是所有形式的民主都是好的。 FT中文网:但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反腐败的公平性问题?如何在制度基础上反腐败? 郑永年:反寡头政治,就必须表现出政治性,任何国家都是这样。政治就是要有斗争有妥协,任何国家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但如果政治上基本整治得差不多了,反腐败回归常态,那就是要讲公平性,发现一个抓一个。 不可否认,老百姓现在对反腐败也有一些抱怨。我也到处去考察,我发现老百姓对反腐败的抱怨,并不是其政治性。老百姓对反腐败的态度,在不同阶段也在变化。老百姓在反腐败刚开始时非常支持和拥护,但几年之后,老百姓就要问了:“我得到了什么?”结果发现并没得到多少真实的好处。有的地方反腐败反而导致整个官僚机构不作为了,老百姓去办事不方便了。以前虽然腐败严重,但社会经济在动态地发展,现在不作为了,经济也受影响了。老百姓就开始问自己得到了什么,开始抱怨了。 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反腐败运动出现了一些需要纠正的问题。比如到基层去看,现在出现了互相举报。互相举报很廉价,你举报我,我举报你,但法治就建立不起来,搞得人人自危。因为没有一个“底线”,就非常麻烦。另外,腐败的定义不清楚。反腐败并不意味着要让官僚机构不作为,但现在很多官僚都不愿作为了。官员执行政策过程中犯的错误不一定是腐败,改革中的试错也不叫腐败,这一定要区分开来。 另外,现在对一些重大问题,实现主要领导干部终身责任制,这在理念上都是对的,但如果不在细节上规定好,就很麻烦。我和一些地方官员交流,他们说这意味着,理论上即使退休了也可能被抓回去,对此很担忧。所以,互相举报现象,不清晰的终身责任制,改革试错与腐败之间的界定不清,所有这些问题,都导致现在老百姓给反腐败打上一个问号:“我得到了什么好处?”反腐败已经三年了,现在应该总结一下经验,取得了哪些成绩,哪些地方有需要纠正的问题。 现在的反腐败是政策层面的。而制度层面,要从治标走向治本。但是,现在制度层面的反腐,中国也在做。很多人说没做,老是说中国没有制度建设,这是不对的。比如,建立以中纪委为核心的反腐败体系,就很有必要。中国反腐败机构是世界上最多的:党口、政府口、人大、政协的,等等。但还是很腐败。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单一的反腐败机构:廉政公署和反贪局。为什么那么清廉?因为高效集中。现在中纪委将反腐败权力集中起来,这是对的。但这些还是不够。如何建立一个更有效的反腐败制度体系,仍是需要努力的。政策层面的问题要看,制度层面新的体系的产生也非常重要,不要让人说反腐败只是一场“运动”。 FT中文网:你刚才提到了民主的问题。在你看来,世界上的民主不只有一种实现形式? 郑永年:是的,民主是一国一个民主,各不相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发达国家早期的民主和现在的也不同,大家要好好地去观察。民主是需要的,民主权利是需要的,没有人否定在21世纪需要民主权利。但问题,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使人能真正实现权利。一些民主国家的民众,表面上有权利,但其实很多权利都实现不了。西方国家的民主也是经历了两百年的时间才成形的,今天我们看到的大众民主是从上世纪70年代才开始的。女性的投票权,美国黑人的投票权,都是很晚才出现的。 以前西方国家都是精英民主,只限于有财产的男性公民,有的还得是白人,妇女和少数族裔没有选举权,后来民主才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先实现了经济社会权利,才有政治权利的实现,不是一步到位。现在西方国家高层面的发展,强调政治权利,但很多发展中国家还远远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经济社会权利都还没有,政治权利怎么到位?很多发展中国家二战后学习西方,社会经济条件未充分发展,就马上实行民主,到现在还是那么穷。蛋糕本来就很小,各个党派再去抢,没有人强调发展经济、发展社会。 现在大家对民主的定义非常窄,就是普选。然而,人均GDP是500美元时可以投票,1万美元也可以投票,但,意义是不同的。在前者,大部分公民没有受过教育,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低,选票不值钱,有时一块肥皂一包香烟就收买了。但人均GDP1万美元,大部分人都受到高等教育,都能理性思考了。所以我们追求民主,要看什么样的民主。现在的知识分子看到的就是欧美的民主,但忘了欧美的民主是从早期一小撮人享有的民主发展过来的,从精英扩展到中产阶级,再到大众民主,其发展经历了好几个阶段。 西方现在对民主的理解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很多人看不清楚。以前的历史忘掉了,理解成一种可以一步到位的东西。民主权利人人都需要,但权利的实现有条件,要看什么制度可以帮助实现这些权利,什么制度反而会阻碍其实现。很多发展中国家人人去抢大饼,没有人做大饼。二战后六七十年了,社会怎么还是不发展呢?这是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现在,发达国家的民主也遇到了困境。比如一人一票,在西方福利社会是一人一份,这是我的权利,但这个制度要可持续发展,必须一人贡献一份,否则难以存续。民主制度肯定能保证一人拿一份,因为政治人物需要选票,但没有任何机制能保证一人贡献一份。西方人现在理解的是,我这个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中国人理解的则是需要打拼出来。如果干活不干活,都可以拿一份,那制度怎样去生成呢? 近代之后,世界形成了主权国家秩序,包括经济主权、社会主权、人口主权,政府可以去管,但在全球化情况下,资本到处游走,法国要对富人征重税,富人就会外流。美国也是这样。如果税收很高,很多公司就要迁走。所以资本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三者之间如何达到平衡,变成了一个问题。民主使得权利向社会倾斜,资本就会跑掉。现在世界上人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但民主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我们要追求民主,没有人否认民主的价值,但追求什么样的民主,是要研究的。不能只是像俞可平说的“民主就是个好东西”那么简单。民主在一定条件下是好的,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民主会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政体。 FT中文网:从古代到今天是不是民主观念本身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和古希腊时人们对民主的认识已经不同了? 郑永年:民主已经发生了变化。民主过去只是一种精英竞争的制度安排,没有意识形态和道德色彩。到近代之后,西方逐渐将它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自由市场也是,本来是一种人为解决现实需要而进行的实践,而不是价值观。现在很多人将其上升到道德、意识形态的高度,像上帝一样,这反而局限了我们的知识,导致我们看不清事实。 我非常敬佩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对古希腊各个城邦的制度都有描述,并没有说民主是最好的。他观察寡头、民主、专制,分析各种制度的利弊,现在则是意识形态化。一些西方左派将民主意识形态化,如李普塞特提出的“政治人”概念,认为每个人都是政治的,政治是实现人的最崇高的价值。但每个人都是“政治人”的假设是错的。比如搞艺术、搞学术的,可以不关心政治,甚至研究政治学的本身也可以对政治不感兴趣。西方很多假定的错误的东西,我们将它作为研究的前提,这就使我们的眼光越来越窄。 FT中文网:回到中国改革的问题。有很多人认为改革需要集中权力,但权力集中了会不会又回产生一些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问题? 郑永年:中国到了改革这一步,像习近平自己说的,肉都吃完了,要啃骨头了,利益集团、寡头政治,没有权力能反吗?顶层设计能推动吗?所以集权是需要的,不仅是为了推动改革。我觉得现在所有现代国家都是集权的,近代以来的主权国家都是集权的,只是如何在集权和分权之间达到平衡。 中国首先需要回答,是制度集权还是个人集权。如果是个人集权,我就要担心,会不会返回到毛泽东时代,即所谓的个人专制。但如果是制度集权,那我觉得在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制度集权是永恒的事情。集权不见得没有分权,不是所有权力都在中央。我的判断是,无论反腐败、顶层设计、克服既得利益,集权都是需要的,但权力还是要向制度倾斜,而不是向个人倾斜。现在中国建立的几个领导小组都是制度化的、公开的,以前的领导小组是不公开的。桌子底下的领导小组很容易成为个别领导人操纵权力的工具。如果摆在台面上,制度化了,就没问题了。所以,制度集权是需要支持的,个人集权是需要预防的。 不过,任何改革在发动的时候都需要集权,但在政策执行的时候又肯定要分权。现在为什么很多东西落实不下去。我觉得集权已经到位了,下一步就要分权。分权集权不一定是矛盾的,要选择性地集权和选择性地分权,该集权的地方集,该分权的地方分。现在的状态是,该集权的地方已经集中起来了,是对的,但该分权的地方还没分权。比如行政审批权的下放,现在还做的不到位。官僚体制不作为,又没有把权力分到社会、企业,自己把权力放到手里也不用,形成一种“权力挟制”状态。下一步要分权,该分的权力要分下去,否则就可能出现广泛的惰政。所以不要把集权和分权对立起来,所有的近代国家都有集权的方面,也有分权的方面,就看你的体制如何设计。 FT中文网:看来官僚体制的改革是个大问题。以前有“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说法,中央的政治意愿可能遭遇官僚抵制,怎么克服官僚制度的惯性和阻力呢? 郑永年:这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问题,比如中国历史上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官僚机构当然是需要的,问题只是如何使官僚机构顺畅地运作起来,这是很大的一个学问。在现在我觉得某些方面比较民粹主义,阻碍了官僚制度的运作。现在中国有点民粹主义,比如反腐中的互相举报现象,像我刚才说的,改革试错和行政执行错误,要和腐败区分开来。 我们现在有点过度的道德主义,有的老百姓仇官仇富。比如国有企业以前走华尔街路线,工资很高,但现在又减到很低,很多高管就不知道该怎么办。要公务员向社会提供服务,光有道德感召不够,还要有物质刺激,不可能要公务员不吃不喝,还要能提供优质服务。为什么现在又出现一波公务员下海潮?现在公务员有积极性吗?这方面,要看看一些国家高薪养廉的经,像新加坡。高薪养廉不一定就不腐败,但没有高薪养廉一定腐败,像吴思先生说的潜规则,权力寻租。但高薪要保持在社会能接受的限度内,也不能太高。中国实行贤能政治,还需要和企业界竞争人才,如果人才都流入企业,政府、执政党里充斥着二流人才,那经济还是要向下走。所以,还是要有物质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平衡,太民粹主义、道德主义,也很麻烦。 FT中文网:你写了一本关于中国模式的专著?在你看来,中国是否形成了独特的模式? 郑永年:我相信是,但尽管我也使用“模式”这个词,我和中国左派、右派所指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中国左派和右派只是对中国模式有个好与坏的道德判断、政治判断。右派说,中国模式根本不值得一提,改革就是要改掉这个模式。左派说,中国模式好的不得了,比西方的还好,是世界唯一的出路。这就没有意思。 我的观点是把中国作为一个课题,一个客观存在的制度模式。我的新版序里写的很清楚。中国怎么样来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都不会变成西方,中国还是中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一直存在着。30多年来,中国模式基本的大厦已经清清楚楚了:经济上的混合经济,政治上开放的一党制,把中国传统的贤能政治和西方的民主结合,把中国传统的选拔和现代的竞选结合,向这个方向走。 FT中文网:能不能解释一下“开放的一党制”? 郑永年:世界上两种制度,一种是外部多元主义,如西方的多党制,一种是内部多元主义,像共产党这样。中国是一党制,但这个党作为这个国家的政治构成,是开放的,是不被少数垄断者所垄断的,任何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都可以进入这个政治构成。这个政治构成里,大家互相协商、谈判、讨价还价、竞争。外部多元主义是,如果不满意了就另外组织一个政党。中国是一个内部多元主义,共产党是一个开放的政治构成。 如果能这样理解,实行开放的一党制,那么它的决策效率和政策实施效率要远远高于外部多元主义。西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比如议会分左边和右边,但实际上都是服务于政权的政党,一个左一个右,就像中国古代的左丞相右丞相一样。以前西方左右派互称“忠诚的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 不过现在进入大众民主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像福山说的,以前的民主是相互争论,以达到更理性的目标,现在则变成了一种vetocracy,互相否定的制度,为反对而反对。这是西方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我不认为这种多党制能一直走下去,大众民主的历史没有多少年,但现在已经走得很辛苦了。 开放的一党制,其他国家也有例子,如日本二战后初期的自民党,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强大的原因也是其开放性,是一个精英统治集团。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儒家统治集团也是非常开放的。皇权是垄断的,但相权是向全社会开放的,只要科举考试考得好的话都可以得到。我认为,中国近代最有意义的政治转型,是从以前传统的皇权转变成现在的党权。传统的皇权是以个人、家庭为基础的,但党权是一个组织,而这个组织是开放的。 FT中文网:在你看来所有制度都没有固定的模式,而是要基于具体的历史条件来发展演变? 郑永年:对。所以我刚开始就和你讲“变”这个概念。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只有变是唯一不变的。任何国家都一样。我们要从“变”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中国模式本身也在变,西方的也是在变。比较西方和中国的制度的话,互相都可以学一些,但中国的制度变不了西方的制度,西方的制度也变不了中国的制度,这就是我们说的“和而不同”的道理。 FT中文网:你还写了一本书《未来30年》。那么,未来30年中国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郑永年:中国要真正变成一个强国,要成为制度强国。从政策层面看,现在变得很好,以后的任务是上升到制度层面,法律、宪法层面。毛泽东的30年,主要任务是国家的整合。邓小平的30年,基本是在搞经济建设,把人均GDP提高,把一个穷国变成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下一步,就是社会建设和制度建设。这也需要30多年的时间。到本世纪中叶,成为民主富强的中国。如果把中等收入提升到高收入,把法治建设好,中国会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 FT中文网:但很多人看来,在民主的条件下才会有法治。 郑永年:这是一种错误理解。世界历史的经验是先有法治再有民主,先有民主再有法治的国家,一个都找不到,法治才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比如拉美、非洲国家,二战后就有民主、多党制、宪政、自由媒体,但有法治吗?成功的国家都是先有法治后有民主,比如日本明治维新,新加坡的李光耀。西方也是这样的。历史事实就是如此。 FT中文网:在欧洲人看来,法治是神圣的,中国没有这种观念,中国能建成法治吗? 郑永年:西方法治也是历史中形成的。古希腊的法治也是有钱人互相保护,奴隶可以任意处置。对奴隶而言,哪有什么法治?后来的法治也是精英民主之下互相保护的一种机制。但即使西方真正的法治也是花了两百年才建立起来的,建立法治的历史也是血淋淋的。 民主有不同的版本,法治也有不同的版本。西方的法治不是普世的。西欧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法治,这基于商人和国王之间的契约。国王统一国家,形成大市场,有利于商人,同时商人对国王借债,国王获得资金来实现其政治目标,这是一场对双方都有利的交易,法治就是在这场交易中产生的。这种西欧形式的法治,出了西欧就没有了,在阿拉伯世界、印度、中国都没有。不能把这种特殊的法治形式普世化。如果将其作为唯一的道德化的模式,如果你相信它,倒也无所谓,但是这解释不了什么东西。我们做学者的,要考虑能解释什么东西。 比如,李光耀是把中国传统的rule by law和西方的rule of law结合在一起,香港也是这么做,不要简单地去照抄照搬西方的东西。西方很多制度的东西是从其独特的历史中抽离出来的,一定要套用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FT中文网:现在中国知识界的争论很激烈,共识似乎日趋薄弱,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郑永年:我最失望的就是知识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有没有提出某种自己的思想。左派、右派整天照抄照搬西方的概念,有没有自己的东西?我在写一本新的书《知殇》。中国的文明是一个对话文明,但是以我为主的对话文明。中国古代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后来受到佛教的影响,宋朝之后又出现新儒家。先秦的百家争鸣是文明内部的对话,然后和印度文明对话,吸收了一些新的东西。近代以后中国和西方文明对话。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自己产生了什么?到现在还在照抄照搬。中国社会转型比起欧洲不知规模要大多少,欧洲转型产生了多少伟大的思想家,我们现在的转型呢?我们对世界社会科学的贡献呢? 中国很多学者在做的都是假知识,用中国的素材来论证西方的命题,而我们自己的命题还没找到,都是假命题。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发表的内容,都是西方的命题加上“来自中国的证据”(evidence of China),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我们大部分学者的脑子还是被西方殖民地化了。 很多学者连西方实际上怎么运作的都不知道。把民主、自由、社会公正等在西方有独特历史的东西,都看成普世的东西,都是拿一个抽象的、西方都不见得存在的理想状态来评判中国,这能产生知识吗?如果你是政治人物,那你鼓吹什么主义我不管。但如果是做学问,一定要去探究西方的很多东西是怎么产生的。从经验出发,究竟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中国现在很麻烦的是,谁都想当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还没有当好呢,就想当公共知识分子,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这不是把自己当成政治家了吗?你在规范层面,因为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性,支持反对也好,都没有问题,但作为学者就不应该。你首先要搞清楚,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怎么样的。现在谁知道中国的社会、经济等体系是怎么运作的吗?我想知道的人不多,很多人是在拿西方的桔子来看待中国的苹果。 FT中文网:福山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后来又有所修正,应该怎么看待? 郑永年:历史终结论不是福山提出来的,而是早就有了。这是西方人的一种进步主义观念,认为历史是单向和线性的发展。在黑格尔时代,西方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产生了,黑格尔就说历史终结了,因为此前是宗教政体、城邦等等,那么民族国家是最高级的组织。但后来经过几次世界大战,民族国家模式也受到了怀疑。福山也是这个思路,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是最高级的。 我想还是要回到中国的《易经》,人类历史是开放的,没有终结,如果有终结马上就有危机。福山现在修正历史终结论,我认为他提出来本来就是错误的。这个理论的影响不是在学术上,而是在政治上,刚好当时东欧共产主义集团解体,西方政治家就据此认为其民主模式是普世的。但看看现在的世界,我觉得不是历史终结了,我们又回到霍布斯时代了,面临着怎么重建政治秩序的问题。无论是伊拉克、欧洲、美国还是中国,大家都在面临如何重建政治秩序的问题。西方的观念往往是进步主义的,中国的思维则是轮回的,任何一个制度不可能是最理想的,人性都是恶的,制度总会腐化,到了一定的时候就需要重建,永远都会是这么一个过程。 FT中文网:“转型国家”一直是西方的一个重要概念,但近年来很多国家的转型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应如何看待“转型”? 郑永年:对于“转型”,我一直有疑问。西方说从A到B,B一定是一种西方式的社会。任何社会都在转型,但这是它本身的转型,不是说都变成西方式的。中国转型从A到B,但这个B始终都还是中国,即使转型成C,也是中国。现在的理解是要转成西方这样的,这是完全错误的。以西方为最终的模本,也是历史终结论。历史是终结不了的,历史永远是一个开放的过程。 FT中文网:西方的另一个著名判断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而且近年来似乎得到了不少事例的佐证,你如何看? 郑永年:福山是亨廷顿的学生。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是政治影响力大于学术影响力。文明冲突论其实也是老调重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已经延续了1000多年。亨廷顿是1990年代初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现在这个问题又被炒起来了。我认为只有中国文明是开放的文明,提倡“和而不同”,西方要求“和而同”。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的逻辑是一样的,因为都是一神教,中国则是多神教,各取所需,是真正的多元主义。我们的学者很奇怪,西方讲多元主义了,我们马上跟着讲,其实中国文明本身就是最多元化的文明,从先秦开始一直很多元。西方的一神教产生了种族、民族、种姓等好多排他性的问题,但中国一直都是多元文化。 FT中文网:你如何看待目前知识界的分化?目前似乎分裂地很严重。 郑永年:就像西方很分化一样,中国各派的分化也不可避免,因为利益是分化的,尤其是在当前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分化并不是问题,问题是缺少整合的力量。所以我一直在提倡,一定要把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分开,不能把前者当做后者,而要形成一种独立的国家意识形态,这非常重要。 FT中文网:国家意识形态,是文化意义而非政治意义上的? 郑永年:是的,党的是政治意识形态。以前中国就有国家意识形态,孔子就是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就是社会意识形态,大家接受之后,官方认为有用,董仲舒才将其变成国家意识形态,这样的做法很聪明,也很有效。每个民族、社会阶层都有独特的价值观,但也应有一些共享的价值观,这就是国家意识形态。 中国要把几个传统结合起来:几千年历史的“大传统”,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革命形成的“中传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小传统”。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要在三个传统的对话中形成。这三个传统,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都是事实,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生存环境。我们要面对现实,不能忽视任何一个传统。我想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构建共享价值观,在这三个传统的对话,以及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对话中,形成国家意识形态。自古以来,中国的文明就一直是在对话过程中进步的。本文发表于FT中文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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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法国恐怖袭击——是西方的失败还是恐怖主义的成功2015年11月20日
在反恐问题上,中国很难独善其身,因为恐怖主义今天已经是一个全球现象。实际上,中国本身也面临非常严峻的反恐怖主义任务。因此,反恐必须成为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的重要一部分。其次,中国本身的反恐必须防止西方化,尤其是美国化。 法国首都巴黎又发生了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这和上次恐怖袭击相隔不远。实际上,自从美国“911”大规模恐怖主义事件之后,恐怖主义似乎已经成了社会常态。 既然是常态,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社会似乎一直处于麻木状态。每次发生这样的悲剧,政治人物就会象往常那样,对受害者加以最深情的慰问,对恐怖主义加以最严厉的谴责,同时信誓旦旦地宣誓要和恐怖主义斗争到底。政治人物刻板的表现可以理解,但社会何尝不是如此呢!人们一边哀悼一边悲愤,以示团结和集体的力量。但过不了多久,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社会就俨然把悲剧遗忘了,他们的生活回归到了正常,没有做什么,似乎所能做的只是下一波恐怖袭击的到了。 更不为人理解的是,有关恐怖主义的话题经常被政治化,无论是内部政治还是国际政治。在内部,不同的政党尽管都对反恐表现出兴趣,但就反恐政策则并没有什么大的共识,而且往往是互相制约甚至否决。对反对党来说,似乎执政党的反恐政策一旦有效就会损害反对党的政治利益。此外,诸多反恐所采用的手段也经常违背西方一些国家的宪法精神,这也是反对党加以反对的法律因素。 在国际政治上,人们不难发现,西方世界尽管本身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但经常在反恐问题上持双重标准。例如,西方本身不管用什么方法来对付恐怖主义都是合法合理的,而一旦到了其它国家,就演变成为“人权”等不同性质的问题了。所以,尽管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反恐需要世界各国的大力合作,但这种双重标准一直在有效地阻碍着国际合作。 “911恐怖主义事件”过去那么多年了,而恐怖主义越来越盛。整个西方一直处于被动的反应。要真正有效反恐,恐怕就要回到恐怖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根源。如果从宗教文化因素看,恐怖主义有其悠久的历史。但理解今天世界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局面,人们无需回到很久远的历史,而是看看“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以来的历史,大体上就可以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简单地说,西方反恐的方式本身产生着更多的恐怖主义,反恐本身成为新型恐怖主义崛起的温床。如果不能跳出这个恶性循环,那么恐怖主义会继续扩展,社会会越来越没有稳定和安全的常态。 这里首先要提问的是,为什么今天会出现那么多的失败国家?在西方,中东等地区失败国家的出现一直被视为是恐怖主义崛起的政治背景?问题在于: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在这方面,西方尤其是美国要负很大的责任。“911恐怖主义事件”之后,美国就开始推行硬软两大方面的反恐计划。首先是“硬”的,即暴力打击,用暴力摧毁和清除美国认为是恐怖主义的基地、基点和主要人员。其次是“软”的,即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西方认为象萨达姆那样的专制政权是恐怖主义的政治根源,因此希望通过在中东实行西方那样的民主政权来控制甚至根除恐怖主义。 如果说武力打击激进恐怖主义者在一定的阶段表现为必然,但是人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暴力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以暴制暴导致更多的暴力,这是历史的循环。用“软”的方式因此也成为必然。可惜的是,美国所推行的“大中东民主计划”仅仅出于简单的意识形态考量,而非实事求是的做法。“大中东民主计划”因此事与愿违。在这些政权被推翻或者弱化之后,所出现的不仅不是西方所希望的民主国家,而是失败国家,或者类失败国家。不仅如此,近年来美国西方到处制造和推行的“颜色革命”,也在制造着更多的失败国家。 事实上的情况是,当象萨达姆那样的目标存在着的时候,西方诸国还可以同仇敌忾,加以围堵或者绞杀;但是当目标变得极其分散的时候,西方就束手无策。今天西方的反恐成本极其巨大。例如,政府需要动用数十人的力量才能“盯”住一个可疑的恐怖主义者的行踪。被界定为可疑的人,这个群体数量庞大。和日夜都要“盯”的政府安全人员比较,这些“可疑者”占据着有利的战略地位。他们不需要一天二十四小时都醒着,而是可以挑选任何时候来实施他们的计划。 这就说明了,政府不管如何强大,光依靠政府的力量,反恐要赢得胜利的机会并不是很大。这也就是这些年来,西方各国视恐怖主义为常态的一个主要根源。这不是说,西方政府承认恐怖主义具有了合法性,而是一种无奈的表现。 单单政府不可能取得反恐的胜利,这表明恐怖主义的盛行不仅仅是西方政府的失败,更是西方社会整合的失败。社会整合的失败表现在哪里?人们可以从如下几个主要方面来看。 首先是文化整合的失败。西方传统上是“一神教”传统。这一点西方和穆斯林世界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人们信仰不同的上帝。历史上,不同的宗教信仰导致无穷的冲突和战争。小布什当时把反恐战争称之为新的宗教战争并非一点也没有道理。 近几十年来,西方提倡多元文化或者文化多元主义,希望多元宗教信仰可以和平共存。但这仅仅是理想,要转化成有效的现实非常困难。例如,法国被认为是典型的“共和”,一个开放的自由民主政体。不过,究其实质来说,法国仍然是一个建立在一元化宗教文化基础之上的国家,因为只有接受了法国的“共和”精神,才有资格成为法国国民。从这数十年的历史来看,文化多元主义的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很高。无论是西方还是穆斯林文化,其本质是“同而和”,而不是“和而不同”。 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预见,这次庞大的欧洲难民潮会给未来的西方造成巨大的冲击。如果新移民不能被有效地整合,那么这些难民将改变欧洲的文化和宗教版图。从历史经验看,在这个过程中,很难避免充满血与火的暴力行为。 其次是社会经济政策的失败。尽管西方崇尚社会公平,但这个任何社会都接受的价值并没有反映在社会不同群体的社会经济生活水平上。往往的情况是,西方少数族群(尤其是穆斯林)处于社会的边缘,接受教育程度低、失业或者就业不足、所从事的往往是主流社会不愿意做的那些工作、收入水平和主流社会的差异巨大、日常生活空间流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等等。很显然,尽管西方社会往往有比较完善的社会政策,但社会政策显然并没有延伸到少数族群或者延伸不足。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的个人主义已经被推到一个极端。西方崇尚个人主义,这给西方社会带来了自下而上的勃勃生机。但凡事不只有好处,而没有负面结果。例如,在宗教种族问题上,西方基于个人主义之上的言论自由对穆斯林人口造成了无限的困惑甚至愤怒。自从西方开展规模庞大的反恐怖主义运动以来,西方的文化和知识界也利用自言论自由的优势,毫无顾忌地讽刺和谩骂其它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习惯。这种言论自由或者“畅所欲言”,不仅伤害了大多数穆斯林人口的宗教感情,更是刺激了激进穆斯林人口的愤怒。正如过去数年所显示的,结果是对西方社会的整体伤害。 实际上,言论自由历来都是有边界的。西方很多国家迄今仍然有“诽谤罪”。如果言论没有边界,那么行为也就不会有边界。如果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都可以完全不受任何约束的情况而自由地发挥出来,那么什么行为都是有可能的了,所不同的是,不同个人对行为的性质有不同的“定义”。而这个定义是高度主观性的,也就是个人“自由意志”的发挥。言论自由者有自己的定义,而激进主义者也有自己的定义。 “911恐怖主义事件”以来的反恐已经有些年了,人们可以从这些年的反恐运动中学到很多经验和教训。反恐的无效和恐怖主义的盛行表示人们并没有在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相反,因为很多无效甚至是错误的政策,反恐运动本身在为恐怖主义的发展提供着无穷的资源,拓展着无限的空间。今天的“ISIS”(伊斯兰国家组织)简直就是一支穆斯林世界的“联合国军”。数万人从西方各国投奔战乱的中东加入这个组织,而中东的激进分子又走向西方各国。这个形成中的庞大网络本身更在预示着一个不祥的未来。 恐怖主义的盛行和西方反恐的无效,对中国本身来说,也具有深刻的意涵。首先,在反恐问题上,中国很难独善其身,因为恐怖主义今天已经是一个全球现象。实际上,中国本身也面临非常严峻的反恐怖主义任务。因此,反恐必须成为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的重要一部分。其次,中国本身的反恐必须防止西方化,尤其是美国化。 在反恐问题上,尽管中国也要硬软两手一起抓,但关切点必须在软的一方面。反恐的重点必须是社会层面的民族整合。如果社会整合层面失败了,政府最强大的力量也会在恐怖主义面前无济于事。在社会整合方面,较之西方国家,中国的优势在于动用强大的国家力量来促进社会的整合;而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把国家的力量转化成为社会的力量。作为个体或者集体行为的恐怖主义,只有在社会层面,受到同样是个体和集体的制约(监督和管制),才能得到有效的遏止。 现实地说,如果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不能向下延生和融入到社会层面,那么任何形式的反恐只会是“外部的”。而任何形式的“外部”反恐仅仅是临时的和运动式的。只有植入社会层面的反恐才能成为“内部的”,是可持续的反恐。从长远看,国家的反恐政策只有深入到社会层面才有可能转变成为社会的反恐意识。 一句话,如果说恐怖主义成为了常态,那么我们所生活于此的这个社会就不再是常态了。要我们的社会重返常态,就必须遏止和清除恐怖主义。反恐任重而道远。 本文发表于观察者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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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与世界经济再平衡2015年11月9日
无论是美国的TPP,还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我觉得是创造一种新的利益,只有这些新的利益者成长起来后才能改革老的体系。正如基辛格所说,我们处于世界秩序变动的过程中,如果前面的世界秩序中国没有参加,中国没有任何的创意,那么,现在中国应当积极的参与,担任一个积极的角色。 2015年10月31日-11月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和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在海口合作召开以“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共建‘一带一路’中的新兴经济体”为主题的2015’新兴经济体经济政策论坛,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以下是文字记录: 今天,我围绕中国与世界经济再平衡讲几点看法。 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们都知道,这是世界经济失衡的结果。到今天,我们世界经济还是失衡的,尽管那么多年过去了。从今天各个世界范围的经济来看,这种不平衡可能还会继续下去。今天也有很多欧洲来的朋友,欧洲的福利政策,社会投资过度,基础设施投资不足,这是比较难改变的。美国的经济尽管有点复苏,但是,我觉得还是失衡的。美国的金融业过度发达,制造业发展不足,消费过度,老百姓(603883,股吧)的积累不足。这也是很难改变的。亚洲日本安倍经济学,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对它抱有很大的期待,但是,到今天为止,基本上大家已经对他非常失望,确实很难改变日本的经济情况,很难有大的效益。大家都在讲中国经济的困难,我想经济的困难不仅是中国的经济,也是世界各国的困难,大家都是一样的。从横向进行比较,中国困难确实很大,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比其他的国家状况要好得多。尽管中国解决下行的压力很大,但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增长将做出巨大的贡献。 二、如何达到再平衡。每个国家都在不断的努力,今天我们提“一带一路”以外,还有美国的TPP。各国都是为了经济的发展。美国的TPP,一方面,尽管美国政府出面,但是背后是有资本推动的。TPP没有动力了以后,马上就会产生新的动力,主要是美国资本在推动,这非常好。我觉得对TPP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世界经济再平衡能扮演什么角色需要再观察。TPP是针对亚太地区的,但是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没有进入TPP,这个贸易组织是不完美的,不完善的,也是很难持续的。TPP如果实现了,我觉得它怎么运作下去,需要观察。我自己的看法,TPP很可能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一个扩大版,因为北美自由贸易区跟欧盟不一样,欧盟是平等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而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美国是主导,等级化程度很高,无论加拿大还是墨西哥都是高度依赖美国的。所以,这个TPP也有这种类型,我觉得主要是把这些国家的经济等级化了,把经济等级制度化,美国特别强调知识产权。TPP的实施,我估计,比如说对日本、新加坡等中等国家的积极作用不大。美国控制知识产权创造原创性,加工业流向越南、马来西亚等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开始的阶段,这些会获得很多的利益。但是,获得初期利益以后,怎么能够在这个体制内做到平等的贸易,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是TPP有很多超出了传统自由贸易的规范,涉及到劳工、人权等,这些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TPP,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不要太乐观。一旦这些国家对美国形成了结构性的依赖,就很难改变。以美国跟拉丁美洲的经济体为例,经过那么多年,拉丁美洲对美国一直产生经济性的依赖,到今天为止还是改变不了这种现状。我希望TPP不要产生这样的情况。希望真正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朝着自由贸易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体制内的经济等级化。 另一方面,中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因为美国在寻找一个它认为更自由化的贸易体系,中国也在做这样的努力。到今天为止,中国还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要扮演什么样的责任,不仅是中国的区域责任,还是经济责任。现在我们一直讨论新兴经济体,中国在新兴经济体中的份量很重,像金砖五国,其他四国的经济总量加起来远远小于中国的经济总量。我觉得中国的责任,下一步的发展要结合“一带一路”发展新兴市场。下一步,发达国家的增长动力主要靠技术发明、技术创造。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要开拓新的市场,我们讲消费社会,发达国家的消费已经是高消费了,未来发展方向不明朗。最广阔的现象是新兴经济体,这方面中国可以做很多。中国提“一带一路”,这是非常及时的。到现在为止,“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表现了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意志力。要推行创意版,我觉得“一带一路”的主体不是政府,应当是企业。只是说,我们各级政府说得多了,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政府要走出去,实际上不是政府要走出去,而是企业要走出去。中国也是面临着一个问题,它的“一带一路”主要的目标,我觉得还是为了中国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一带一路”的巨大动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的资本过剩,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一个伟大的成就,从80年代资本高度短缺的经济体转变成为资本过剩的国家,中国不仅有将近4万亿美金的外汇,而且老百银行存款很多。无论是外汇也好,还是存款,这不是资本,是现金。大家都在搞量化宽松,人民币每天都贬值。所以,我们要把现金转化成资本,我觉得“一带一路”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二是中国的产能过剩。李克强总理无论访问到哪国都要求产能合作,建议产业合作。再就是中国的技术,中国的基础设施现在在世界上不是说最高,也是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所以,我觉得“一带一路”有客观的经济在推动,不光是政治在推动,无论是中国过剩的资本,还是过剩的产能技术,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需要的,并不是中国单方面的。老挝、缅甸、柬埔寨还是很贫穷的。中国说,发展是硬道理;对这些国家来说,发展是更硬的道理。我们现在讲区域安全,我很担心这几年我们讲区域安全讲得多了。对很多国家来说,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如果不发展的话,很多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都成为问题,不仅是军事上的问题。所以,这是中国可以做的。 总体来说,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08年以后经济失衡,我们很难回到最平衡的状态。一方面,我们要思考如何巩固现有的体制,另一方面我们也想怎么改变这个秩序,如果直接改变联合国也不可能,里面都是既得利益者。无论是美国的TPP,还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我觉得是创造一种新的利益,只有这些新的利益者成长起来后才能改革老的体系。正如基辛格所说,我们处于世界秩序变动的过程中,如果前面的世界秩序中国没有参加,中国没有任何的创意,那么,现在中国应当积极的参与,担任一个积极的角色。谢谢!本文发表于和讯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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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应依据经济水平设计“社会保护”制度2015年11月3日
中国以前基础设施投资已经过度,产能过剩很严重,但社会投资还不够,包括医疗、社保、教育、环保、公共住房等方面。社会投资太少就导致制度没保障。 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接受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应根据现在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设计一个社会保护制度。希望“十三五”能把大量已经过剩的基础设施投资转移到社会投资上来,同时扩大中产阶级。 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小康社会所处历史阶段做出明确表述,指出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十三五”规划必须紧紧围绕实现这个奋斗目标来制定。郑永年表示,小康社会就是使得大部分人富裕起来,使中国更多的人能享受到中国发展的红利。 郑永年表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的一大要务。如果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变会成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但如果中国经济增速保持6.5%-7%的增长,下一阶段中国进入高收入社会的话,所面临的很多问题就会解决。因此,摆在中国人前面的场景非常清楚,就是必须要进入小康社会,把中产阶层做大。 而对于中国目前中产阶级的现实情况,郑永年表示,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是太小。日本经济起飞的二十多年,中产阶级做大到百分之七八十,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产阶级还是很小。“中产阶级不大,消费社会就积累不起来,为什么中产阶级不大,就是社会投资不够”,郑永年说。 郑永年指出,中国以前基础设施投资已经过度,产能过剩很严重,但社会投资还不够,包括医疗、社保、教育、环保、公共住房等方面。社会投资太少就导致制度没保障。“中国人又要买房子,又要供小孩上学,又要看病,买一套房子就成房奴,养小孩就是孩奴,看大病就可能倾家荡产,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怎么敢消费?”郑永年说。 郑永年认为,“十三五”应该特别强调社会投资,有足够的社会投资之后,中产阶级就有保障了。中国应根据现在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设计一个社会保护制度。当然不能像西方社会那种过度福利,可以像新加坡那样既要有足够的社会投资,又防止成为过度福利社会。 对于“十三五”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十八届五中全会定位为“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理顺药品价格,实行医疗、医保、医药联动,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实施食品安全战略。本文发表于中国经济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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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谁才是中国的“出类拔萃之辈”?2015年11月2日
执政党是否选拔得出和留得住“出类拔萃之辈”,来统治和管理国家和社会,是各国都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统治和管理社会无非就是两个要素,一个是制度,一个是人。这两个要素必须互相配合才会有效。从前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有好制度,平庸者也能治理好国家。这一看法只对了一半。如果没有一套好制度,最有能力的人也难以治理国家。但是,如果说有了一套好制度,平庸者也能治理好国家,也不符合事实。 随便浏览一下世界的治理现状就不难看出,那些被视为制度很健全的制度(包括西方民主),一旦权力落在平庸的政治人物手里,最健全的制度也难以治理国家。因此,尽管在大众民主时代,也就是平民政治时代,如果再谈论政治人物的平庸和卓越,就会被认为是“政治上不正确”,但实际上,每一个社会都在呼吁出类拔萃之辈的出现。一旦平庸者掌权,无论是通过民主选举还是其他方式,大家只是有无奈之感。最重要的就是干部 “出类拔萃之辈”的变化和中国各种制度改革分不开。自1980年代开始,中国经历了诸波行政体制改革,而伴随每次行政体制改革的便是吏治制度的改革,即公务员制度的改革。 今天中国的治理问题面临多种挑战,其背后也有多重原因,但不可否认吏治是其中一个要素。今天的“出类拔萃之辈”去了哪里?中国的吏治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从平民百姓的角度来看,今天吏治的最大特征就是腐败了。从这次大规模反腐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来说,人们对吏治的腐败已经深信不疑。当然,腐败不仅表现为经济上的腐败,它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例如在干部队伍中,不作为的庸人多起来了。一些人尽管占据重要的干部位置,但无所作为或者消极怠工,效率低下。 吏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有几个因素尤其突出。最重要的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型。传统上“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的基础是农业社会。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很快向商业社会转型,官僚集团优越于其他社会阶层的经济基础开始动摇,对官僚集团的社会认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中国仍然具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但对中国的“出类拔萃之辈”来说,商业社会意味着他们多了一条选择途径,除了做官,还可以“下海”。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就出现了一波干部“下海潮”。此后,商界一直吸引了很大一部分中国的“出类拔萃之辈”。商界吸引“出类拔萃之辈”表明政治领域出现了竞争者。对政治领域来说,如果要吸引和留住“出类拔萃之辈”,就必须具有竞争力同商界竞争。实际上,新加坡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高薪政策不仅是为了养廉,也是为了和商界竞争人才。政治不是商界,从政者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水平。不过,重视道德并不是说其他因素就不重要了。如果没有一份体面的薪水,最高的道德也是不可持续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会对中国的吏治构成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其次,在最初的几波吏治改革之后,就没有什么新的进步。最明显的就是政务官和事务官没有区分开来。在1980年代,人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当时思想不够解放,认为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分野是西方制度,从而被当时的领导人否决。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制度,都需要这个分野,仅仅是因为治理所需。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制度,并且是当时最先进的,后来西方人学中国,并且加以改进。如果不能把两者区分开来,很难通过政务官的途径,把社会上的出类拔萃之辈吸纳到政权中来。公务员工资仍低 官僚体制的工资制度没有实质性的改革。除了一些经济部门例如国有企业,大部分公务员系统仍然表现为低工资。低工资又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干部的基本工资远远低于其实际收入,他们的收入的大部分表现为非工资形式的灰色收入;其二,干部工资可以七八年停滞不变。纵览世界,很难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找得到具有这两个特点的干部工资制度。如果工资七八年不变,干部肯定没有活力和干活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干部就会想方设法去得到其他灰色收入,甚至寻找腐败途径。 也可以把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运动理解为吏治改革运动。但吏治改革的前一部分比较容易,即反腐败,后一部分则非常难,即建立新制度。在反腐败过程中,民粹主义开始抬头,过去一些很左的意识形态因素抬头。一个最显然的例子是工资制度。过去因为受华尔街模式影响过深,国有企业老总的工资水平过高,现在很有必要纠正,目标是为了建设新制度,在确保企业运作不受影响的同时,使得老总的工资回归合理水平。但实际上,纠正的目标演变为去满足民粹主义的情绪。 在今天普遍的“仇官”“仇富”的民粹心态下,很多人希望的是官员不吃不喝,就能够为社会提供无偿服务,并且是优质服务。这是乌托邦。当然,民间的这种乌托邦和过于强调干部道德,而忽视物质保障的传统思维,也有很大的关联。如果一种制度不能符合基本人性,甚至与之背道而驰,这个制度很难有效运作,更不用说具有可持续性了。 在今天的中国,如果不能解决录用和留住“出类拔萃之辈”这个问题,从长远看,政治必然会沦落为二流政治,政府沦落为二流政府。这样一来,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国家制度建设就成为一个大问题。几乎在所有国家,无论是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国家制度的建设,都看“关键的少数”,所有这些方面的进步都是需要人来推动的。没有“出类拔萃之辈”,哪会有高质量的国家制度建设,正如没有设计师,就很难出现伟大的建筑一样。从这个意义上,不难理解华盛顿一代对于美国、明治维新一代精英对于日本、朴正熙一代对于韩国、李光耀一代对于新加坡的意义。 在中国处于深化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刻,录用和留住“出类拔萃之辈”的意义变得如此重要,没有人会去否认。近来,习近平主席也提出了“关键的少数”的概念,更针对干部不作为的现状提出了“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把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在中共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确定了改革的宏大计划后,最重要的就是要落实改革计划,把计划变成现实。而改革计划的落实则需要“出类拔萃之辈”的干部。 不过,如果在操作层面不能纠正民粹主义路线和改善意识形态环境,“出类拔萃之辈”的录用和使用不仅会继续是个大问题,而且会继续流失。如果中国要建设一流的社会,就还需要一流的人才。如果平庸主义流行开来,一流社会便是空想。本文选自新华网思客,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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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南中国海问题恶化,日本或是最大赢家2015年10月13日
中国如果要在东盟国家获取任何“软力量”,对小国的一些反应必须有所节制,要有理性,要思考自己的反应是否会走向反面。 针对南中国海问题日益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焦点这种局势,作为南中国海问题主要角色的中国,需要特别小心,理性地来处理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不仅有可能和主权争议国家发生冲突,更有可能和美国发生冲突。中国必须具有足够的政策工具,来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问题甚至危机。政策工具包括内外部政策的调整。从目前局势看,中国至少必须注意如下几个领域的问题,也可以在这些领域有所作为。 第一,中国对东南亚国家行为的反应应当有所节制,保持理性的态度。在东南亚国家看来,中国有些方面的做法经常缺少大国风范,因此很难确立人们对中国的大国认同。例如对菲律宾的态度。菲律宾所做的,尤其是其总统所做的,并没有得到很多东南亚国家的认同。相反,菲律宾的行为往往和东盟(亚细安)其它国家不合拍,人们对菲律宾多持有批评的态度。不过,每当菲律宾挑衅或者抗议中国的时候,必然遭到中国各个方面的口诛笔伐,很多超出人们可以接受的程度。中国的一些人和机构往往把国内“骂人”的方法带到国际社会。这就产生了很多相反的效果。很多东南亚国家都会同情菲律宾,而不管菲律宾有多大的错误。在国际社会,人们总是同情弱者的。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中,中国是大国,而其它都是小国。这本身决定了中国在“软力量”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 这就说明了,中国如果要在东盟国家获取任何“软力量”,对小国的一些反应必须有所节制,要有理性,要思考自己的反应是否会走向反面。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大国对小国是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口诛笔伐。世界上只有小国和弱国对大国和强国的民族主义,而不是相反。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和东盟国家打交道时,中国就不需要媒体战了。恰恰相反,中国要在媒体战场加倍努力。如本栏曾经所分析过的,现在的局势就是从前无声的“私下外交”的产物。中国所需要的不是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叫骂”,而是基于经验证据之上的理性论辩。有关人士和机构的“叫骂”,当然并非外交系统所能掌控的。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内部的协调。如果民间的情绪不能掌控,政府系统的情绪必须得到管控。 第二,中国可能不得不接受南中国海问题已经高度国际化这个事实。理想地说,中国-东盟关系就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双边之间的关系,和域外的其他大国没有多大的关系。但现实已经不是这样了。东南亚国家和美国一直具有紧密的关系,美国和一些东盟国家更有同盟关系。如果东盟小国感觉到来自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压力或者威胁,这些国家很自然就要邀请域外大国来干预(或者如一些东盟国家所说的“平衡”)。也就是说,东南亚国家需要美国。实际上,即使没有中国,一些东南亚国家也仍然需要美国。东南亚的情况非常复杂,并非中国所能解决的。至少有几个问题和中国无关。文化、种族和宗教问题 首先是文化、种族和宗教问题。东南亚是多文化、种族和宗教地区,不同文化、种族和宗教之间也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为了安全,一些国家需要域外大国即美国在本区域的存在。一旦遇到危机,他们可以依靠美国的力量来管控局面。第二,越南问题。越南在历史上一直具有扩张的野心和行为,这种行为不会因为越南成为东盟的一部分而消失。要遏制越南,东盟也需要其它域外大国的存在(实际上包括中国)。第三,印度尼西亚问题。印尼历来是东盟的“老大”,历史上也曾经对其它国家构成外交压力甚至威胁。所有这些因素证明了域外大国存在的合理性。对中国来说,不要把美国的存在的方方面面都视为是针对中国的。如果是那样,就很难处理好和东盟国家、和美国的关系。 第三,中国应当避免南中国海问题,成为日本扩张其地缘政治影响的一个极好国际大环境和机会。近年来,南中国海问题恶化,日本可以说是最大赢家。日本不仅在东海和中国叫劲,更是利用中国和东盟一些国家关系的恶化,发展自己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随着日本的国家正常化,其必须追求本身的地缘政治利益。今天,在美日同盟的保护伞下,日本正在追求这个目标。日本的地缘政治利益在哪里?在东北亚,台湾是其选择。一旦民进党掌权,日本会努力发展和台湾的关系。在东南亚,日本正在努力和那些同中国具有主权争议的国家,包括菲律宾和越南发展准同盟关系,也在和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等国家结成所谓的“民主同盟”,来应对“非民主的”中国。同时,日本和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关系也在强化,扩大在那里的投资,增加对这些国家的经济资助。 应当意识到,尽管日本在二战战败,但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看法非常复杂。在一些国家,日本被视为是帮助这些国家赶走了西方列强。在整个冷战期间,当中国成为封闭国家的时候,日本一直在发展和东盟国家的关系。直到今天,日本在东盟的经济影响力仍然非常可观,并不亚于中国。近年来,日本在东盟整体“布局”,把各种力量整合起来。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光专注于美国,忘记了日本,从长远来看,日本必然是赢家。实际上,南中国海问题也有可能演变成中国和日本之争,而非中国和美国之争。这是中国需要理性把握的。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必须管控美国所具有的那种军事冒险主义。美国从其涉及世界事务以来,养成了军事冒险主义精神。冒险主义精神一方面和美国“牛仔文化”相关,另一方面和这种军事冒险主义所带来的巨大好处有关。美国这个国家就是通过冒险主义式的扩张所形成的。自从一战期间进入世界舞台之后,美国几乎没有失败过。和前苏联的军事竞争中,美国不仅赢得了胜利,而且促成了前苏联的解体。中国要关切美国的军事冒险主义,不是胆怯的表现,更不是投降,而是要对此进行有效管控。冷战时期,美苏设立“热线电话”就是为了管控军事冒险主义。当然,当时苏联本身也具有军事冒险主义精神。更进一步言,中国要管控美国的军事冒险主义,也是为了避免自己在不当心的情况下,被动地被美国拉入军事冲突的轨道。在南中国海问题有效合作 对中国来说,处理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的原则,可以是寻求与其合作。如同前面所讨论的,因为美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以及东盟国家对美国的需求,要“赶走”美国不仅不可能,反而会走向反面,即促成美国和东盟一些国家的关系的更趋紧密。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可以转而尽量寻找和美国的合作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是互相排斥,而是有效的合作。例如海上航道的安全问题。这个问题关乎大多数东盟国家,也关乎美国和日本的利益。直到今天,美国担负着海上航道安全的大多数责任。中国的责任尽管在扩大,但还不足以担负起全面的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存在,对中国来说也并不是毫无好处,中国可以(如一些美国人所抱怨的)继续搭美国的“便车”。当然,中国也可以创始一些东盟国家都可以接受的区域性倡议,例如渔业协议。在南中国海区域,尽管存在着严重的渔业纠纷,但并不存在区域性的渔业协定。南中国海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仍然没有渔业协议的区域。不管中国的创始会不会成功,但可以完全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不管如何,一旦承认美国在南中国海存在的现实,类似的合作领域并不难找。 对中国来说,南中国海问题处理得好不好,不仅仅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更是国内现代化建设是否可以持续的问题。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今天中国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仍然是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即中产阶级社会)。在这个大背景下,南中国海问题就变得重要起来。人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第一,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除了内部的创新,中国会继续需要西方技术进口。如果西方进行技术出口制裁,中国内部的现代化进程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尽管也有可观的技术创新,但从西方进口的技术仍然是主体。这个局面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会得到彻底的改变。也就是说,中国会继续依赖西方的技术从事现代化建设。美国正在就南中国海问题对中国作一个判断,如果美国认为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侵略性”国家,美国必然会带领西方对中国实行技术禁运。要避免美国的这一判断,中国就需要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改变和美国的互动模式。 第二,中国的现代化仍然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在过去30多年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这不仅和中国的努力分不开,也和中国所面临的和平国际环境分不开。同时,中国本身的现代化建设,也为国际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个和平的国际大环境,仍然是中国可持续的现代化所需要的。实际上,维持国际和平乃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主要国际责任。在这方面,中国应当加大努力,使得中国的维持国际和平的责任,不仅体现在行动层面,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中。从长远看,中国必须下大力气打破美国西方把持的“西方是和平的使者,而其它国家是破坏者”的国际话语体系。维持南中国海和平,必然有助于中国确立国际和平话语体系。 中国应当避免南中国海问题,成为日本扩张其地缘政治影响的一个极好国际大环境和机会。近年来,南中国海问题恶化,日本可以说是最大赢家。日本不仅在东海和中国叫劲,更是利用中国和东盟一些国家关系的恶化,发展自己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本文选自新加坡眼,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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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TPP很难让美国人受益2015年10月12日
长达五年之久的TPP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尽管协定尚需要得到相关成员国国内的认可,但这项涉及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12个国家和地区,涵盖全球40%的经济产出的贸易协定势必会对全球经济带来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地缘政治。郑永年教授的这篇文章帮助我们理解TPP将带来的震荡。 有关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尤其是美国和日本的谈判的任何进展,经常成为本区域人们的关切。 人们一直把TPP作为一种国际贸易和投资形式,一种比世界贸易组织[微博](WTO[微博])更高标准的形式。因此,人们总是算计着加入TPP能够为国家带来多少的经济收益;如果被排挤在TPP之外,国家又会遭受多少经济收益。再者,人们也注意到了TPP所隐含着的地缘政治和战略考量。像越南、马来西亚那样的发展中国家被包括在内,而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则处于TPP之外。这里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和战略的考量是显见的。因此,也不难理解,中国不仅要担忧TPP所带来的经济贸易影响,而且更是其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 其实,人们可以从更深层次来思考TPP这样的贸易投资形式,提出类似这样的问题:从非经济的角度来看,TPP是什么、它的实现会对当地社会带来什么影响?跳出简单的投资贸易方式,人们不难发现,形成中的TPP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资本运作方式,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资本运作方式。可以预见,一旦成功运行,TPP意味着一个新型资本帝国的形成。这个资本帝国和现在的资本全球化不同,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资本帝国,也就是超越民族国家、不受民族国家影响或者有能力逃避民族国家影响的资本帝国。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形式源于西方,自西方扩展到非西方世界。尽管非西方世界包括中国,传统上也有些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但资本从未形成过一个自主的制度。从西方资本主义演变的历史来看,简单地说,资本已经走过了两个大的历史阶段,现在要步入第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民族统一市场的形成阶段;第二阶段,是世界统一市场形成阶段;第三阶段则是今天的资本帝国阶段。就资本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来说,在第一阶段,资本依靠政权力量而形成统一国家市场;在第二阶段,资本依然依靠主权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扩张;而现在的第三阶段,资本则试图建立自己的帝国,趋向于超越民族国家、脱离民族国家的控制。 在每一个阶段,资本运作方式的变化会深刻影响资本和政治的关系,从而是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在第一阶段,也就是西欧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资本和国家力量互相支持。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欧洲就不再存在统一的政治力量。城市国家自下而上产生,而统治城市的则是商人。国王需要扩张其统治地域,而资本需要扩张其市场,两者具有高度的一致的目标。资本出钱,帮助国王统一国家,同时也依靠政治力量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市场。民族国家统一市场的形成,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阶段。 在第二阶段,资本在国内市场开始饱和,过剩的资本需要走出国门,开拓海外市场。这直接导致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形成。帝国主义强调的往往是资本和商品的输出,和对非西方世界的资源的掠夺和劳动力的剥削。作为帝国主义核心的殖民地主义,更是西方资本主义对非西方世界的直接统治。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的历史是血淋淋的历史。西方自由主义一直相信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但历史的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帝国主义往往动用国家的力量,用枪炮打开非西方世界的大门。去资本“主权国家化” 随着反殖民地运动的崛起,西方资本对非西方世界的关系也开始“文明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了比较大的转变,最终形成类似于世界银行[微博]、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组织。这些组织都是西方资本和本国政府协调的产物,意在协调西方资本的行动。这些组织的形成,一方面使得西方资本更加有效地扩展到非西方国家,得到更安全的制度性保护;另一方面使得资本的行为更加具有软性,即“文明”。很显然,在这个阶段,西方主权国家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资本现在进入第三阶段,主要的特征是去资本“主权国家化”,实现资本本身的自主性和自治性,形成不受主权国家控制的资本帝国。资本帝国的形成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如同从前的全球化,这波全球化也是资本促动的,主权国家在背后支持。形成这波资本全球化的原因,除了资本逐利的本质之外,至少还有如下一系列因素。 首先是西方大众民主对本国资本的影响。二战之后,随着大众民主化时代的到来,选票决定政治权力,西方福利得到了快速的扩张。福利的扩张表明对资本的高税收,而高税收意味着资本必须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牺牲)和低收益。正如一些观察家所早已指出的,通过全球化,资本可以逃避本国的高税收。 其次是资本通过全球化逃避本国的规制。二战以来,西方普遍形成了规制型政府,对资本的运作进行各种形式的详细规制。对资本的规制也就是节制,有效地限制了资本的运作空间。这导致了资本很大的不满。1980年代英国和美国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革命”的核心,就是给企业(资本)“松绑”,即大大减少甚至取消对企业的规制(de-regulation)。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新自由主义减低经济规制是直接关联的。 其三是工业资本主义转型成为金融资本主义。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资本需要主权空间,具有主权国家边界,但金融资本则没有边界,或者不需要民族国家这个边界。西方金融经济本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也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金融经济开始脱离实体经济,本身成为一个自主的经济系统。而包括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在内的高技术发展,更强化了金融资本超越主权国家的能力。金融资本也就是今天资本帝国的核心。金融资本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要把所有的事物货币化,并且能够在全球内流动。 今天的资本帝国对主权国家和社会正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首先,资本脱离主权国家的控制。如果把一个社会的权力分成资本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只有资本是可以流动的,而政治和社会是不可流动的。资本的流动性决定了它有能力脱离本国政治和社会的控制。从前人们说是跨国企业,但今天的跨国企业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全球企业,独立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控制。很多全球性企业不仅其经济规模可以和很多国家的经济规模相比拟,也很难说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受哪一个国家控制。例如华尔街是自主的,美国政府很难主导华尔街。例如,华尔街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源,但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除了拯救华尔街之外,又做了什么呢?尽管深处危机,但华尔街投资银行总裁仍然享受天价的工资和奖金。很少有政府可以对庞大的资本说什么、做什么,但资本反过来则是可以绑架政府的。 其次,国家政治的“中央化”和“国际化”。政治本来就是地方的,尤其在民主国家。不过,在资本帝国的情况下,国家政治尤其是行政当局的关切越来越“中央”或者国际化,即国家和国际层面的事情。这是因为全球化所致。在全球化下,政府和资本是一对矛盾。全球化是一个既不可避免、也是各国都想加入的进程。因为加入全球化意味着资本的进入,和资本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政府如果不能善待资本,资本就会跑掉,而导致国家的发展问题。这使得各国政府必须关切国家和国际层面的问题,而往往和本国地方政治脱节。这在欧盟内部表现尤其明显,各成员国往往忽视本国内部的问题,而过度关切欧盟甚至国际问题。 政治的地方化和碎片化 其三,与第二点紧密相关的便是政治的地方化和碎片化。因为执政党过于注重中央和国际层面的事务,国内的地方事务经常被忽视。这次英国的选举所体现的变化很能说明这个趋势。传统的保守党和工党是整合英国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两大支柱,但现在都开始衰落。而政治的地方性质并没有改变,保守党和工党的衰落,导致了两个主张“地方独立”的地方政党崛起,一个是主张苏格兰从英国独立出来的政党(苏格兰民族党),另一个是主张英国脱离欧盟的政党(英国独立党)。尽管保守党继续执政,但国内政治版图的碎片性质很难改变。保守党仍然必须履行国内大规模分权、举行脱离欧盟公投的承诺。其他欧洲社会也都有类似的政治情势。希腊和欧盟之间的紧张关系,便是一个主权国家和一个超主权组织之间的矛盾。 美国的黑人种族问题由来已久,但经济全球化在恶化着情况。全球化使得美国内部的收入极端不平等,黑人的经济弱势地位凸显出来。黑人的愤怒表明对整个体制的不信任。实际上,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在扶持资本进行全球化,对国内事务的关切远不如对国际事务的关切。奥巴马成为总统之后,想进行一项只涉及到3000万人口的医疗保障改革,但不了了之。和地方政治的脱节,已经使得西方政治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向,对西方政治会产生长远的影响。 在资本的巨大推动下,美国政府在大力推动TPP。TPP如果形成,必然能够为美国的资本带来巨大的利益,但能够为美国人民带来同样巨大的利益吗?从过去数十年全球化的经验来说,答案几乎是否定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激进化成为必然。美国已经取消了政治捐款的限制。从长远来看,现在“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便会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为“一元一票”的民主。尽管美国社会表面上是多元的,具有多元的媒体,但多元背后都是由资本操纵,普通人民除了在不同的资本之间进行选择之外,并无任何权利。有美国政治家早就指出,美国民主是富豪的民主。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在考量TPP这样的贸易投资组织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必须考量其所包含的巨大的社会政治风险,尤其是国内内部的社会政治治理结构问题;否则,一旦资本帝国掌控一切,社会会变得越来越不公平,也越来越难以治理。本文发表于《联合早报》,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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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美关系的难中之难——南中国海问题2015年10月8日
南中国海问题越来越成为中美关系的症结。总体上看,中美关系涵盖了各个方面,南中国海问题似乎只是很小的问题,且也不是中美的直接关系问题。不过,现在它竟然成了中美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主要是因为两国对南中国海问题有不同的认知,而不同的认知又源于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不同国家利益观念所致。 对中国来说,南中国海问题的认知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主权问题。这对其他几个国家(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和文莱)也是一样的。主权问题有两个层面的认知,即“历史”和“近代”的。“历史”层面指的是长期历史上形成的概念,“近代”层面指的是近代从西方发展出来的主权概念进入亚洲之后,亚洲国家对领土领海权利的认知。对中国来说,主权问题乃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很少有退让的空间。当然,这对其他主权声索国也一样。正因认识到这点,中国保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在邓小平以来,一直主张对那些具有主权纠纷的领海进行“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 其次,中国坚持,主权问题是中国和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双边问题。中国这样做,并非没有理性。自近代主权概念诞生以来,主权问题一直是两个国家双边关系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通过双边谈判成功地划定了和俄罗斯、越南等国的陆地边界。这也使得中国更具有信心,通过双边来解决海洋的争端问题。 其三,中国相信南中国海问题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不喜欢把它国际化。中国因此反对菲律宾等国把主权纠纷提到国际法的层面。近代以来的国际法既不能解释历史问题,也很难解决主权纠纷。中国有充分的理由不想把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不管如何,美国本身也并没有承认国际海洋法。(小国家都倾向于把纠纷诉诸于国际法,而大国则倾向于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 其四,中国不希望南中国海问题“大国政治化”,主要指美国的卷入。对中国来说,南中国海问题不关美国的事情。历史上,南中国海问题一直是中国地缘政治范围之内的事情。二战期间,日本占领亚洲,南中国海成为日本的“内海”,由日本设在台湾的总督府管理。日本投降后,南中国海回归中国,国民党政府接管南中国海,这个接管过程更和美国相关。这也是今天“九段线”的来源。中国认为,今天南中国海问题的症结是美国卷入过多,因为美国的卷入改变了其他主权声索国的立场,企图依靠美国来应对中国。有美国和没有美国,主权声索国的立场是很不一样的。 中国一直处于被动 尽管在主权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始终一致,但就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具体方式,中国其实也有变化。早期邓小平主张“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不过很长时间没有其他国家理会中国的倡议或者感兴趣。后来,中国也努力和越南、菲律宾等国试着做一些共同开发的项目,但没有很好的进展。原因可能是一些主权声索国并不把中国的倡议当成一件严肃的事情。中国没有显示其有很强大的意愿和能力这样做,而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的自主行动,也没有受到来自中国的任何压力。这种情况直到最近几年才改变,中国开始了对南中国海进行石油勘测和填海等工程。直到最近,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一直非常被动。 中国的被动性很明显反映在填海问题上。越南、菲律宾等国早就在填海了。中国并不是不知道,但中国总是诉诸于所谓的“私下外交”,就是“私底下”和这些国家交流意见。现在看来,这种息事宁人的外交非常不明智。如果当时中国也把这些国家的填海活动公开出来,现在的情况就会很大的不同。至少,国际社会的认知就会不一样。今天,当中国开始填海的时候,整个国际社会都认为是中国在挑衅。很多人甚至并不了解越南和菲律宾等国也早就在填海造岛了。 即使这样,中国对南中国海问题的认识也是有进展的。早先,南中国海问题对于中国是一个非常模糊的问题。今天,中国主张使用“双轨制”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即把主权争议和海上航道安全区分开来。中国意识到,海上航道安全都是很多国家的关切,并且这些国家也有权利关切。很多国家相当一部分的海上贸易都要通过南中国海,而中国更是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海上贸易要通过南中国海。从这个角度说,南中国海航道的安全关乎中国的国民经济的正常运作。也正是这个原因,在保证南中国海航道安全问题上,中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是可以达到共识的。不过,对主权问题,中国仍然坚持是双边问题,要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 美国对南中国海问题的认知又是如何呢?第一,对美国来说,最主要的是其地缘政治利益。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对地缘政治哲学深信不疑,他们不仅创造出地缘政治哲学,而且也根据这个哲学去制定其国际战略和发展海外势力。对美国来说,至少在两个层面,南中国海对其具有深刻的地缘政治意义。第一,东亚秩序是美国冷战地缘政治秩序的延伸,能不能维持这个秩序,是对美国作为全球唯一霸权的能力测试。第二,在今后很长时间里,东亚地区一直会是世界经济的重心,美国能否在这个地区继续发展和深化其地缘政治利益,更是关系到美国的未来。 在东亚地区,中国、日本、印度和东盟(亚细安)在今后很长时间里,都具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维持比较高的增长水平,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忽视这个地区。不仅美国在“重返亚洲”,很多其他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和欧洲国家也在这么做。历史上看,哪个地区成为了世界经济的重心,该地区也必然成为地缘政治角力的地区。东亚局面表明,在今后很长时间里,会是世界地缘政治的核心地带。作为唯一霸权的美国,没有任何理由放弃这种激烈的地缘政治之争。 第二,美国面临同盟问题。同盟是美国追求和维持地缘政治利益的主要工具。因此,英国对于美国的欧洲利益,正如日本对于美国的亚洲利益。如果美国要确保其地缘政治利益不受影响,就必须支持其盟国。今天,围绕着东海和南中国海问题,美国的同盟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在东海问题上,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国,美国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日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如果美国不能对其盟国或者那些与中国有主权纠纷的国家,给予有效有力的支持,美国的国际信誉就会解体,美国的霸权地位也就保持不了。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力量从来就包括两种,即硬力量和软力量。美国的国际信誉就属于软力量。只要其他国家继续认知美国的这种软力量,美国仍然是它们心目中的霸权,否则美国很难继续其霸权。保卫在东亚的国际信誉,已经成为今天美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在东亚以外流失国际信誉 反恐战争以来,中东已成乱局。美国解体了中东的区域秩序,但无法再有能力建立新的秩序。美国在中东的信誉已经解体,很难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确立起来。在欧洲,尽管欧盟各国和美国对俄罗斯的所作所为恨之入骨,但无能为力。西方对俄罗斯所施加的制裁,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改变俄罗斯的行为。 就是说,美国在欧洲的国际信誉也已经打折扣了。而在非洲等地,中国的影响力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经济的“走出去”在日益增长。尽管中美两国在和这些国家的关系上并非零和游戏,但美国感觉到了中国力量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美国能否保持其在亚洲的国际信誉,影响到其在全球的地缘政治地位。如此看来,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很难放弃这些盟国,而和中国妥协。 其三,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要对中国做一个重大的战略判断。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把中国和国际海洋法绑在一起是有其原因的。如上所说,美国本身并没有接受国际海洋法,为什么要中国接受国际海洋法呢?美国本身超然于国际法,只是当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有选择地接受。但美国仍然需要国际法。对其他国家使用国际法不仅便于美国对这些国家形成制约,也能对其他国家的行为做一判断。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要对中国作一个判断,那就是中国是不是成为一个扩张性国家:其根据就是中国是否按照国际法行事。 其四,对美国来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问题不仅是主权问题,更是中国的能力问题。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国际事务上历来秉持能力原则。它们相信整个国际关系是建立在国家能力基础之上的,而非国家的主观意愿之上。对美国来说,中国填海所形成的岛礁不仅会变成中国“人造”的主权,更是显现了中国的能力。也就是说,中国有能力在国际社会进行“扩张”。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填海已经有年,但进展相当缓慢,中国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填出这么多陆地来,表明了中国的实际能力。这种能力都可以构成对美国的巨大压力。 更为重要的是,对美国的一些力量来说,既然南中国海问题发生了,就要把它做成一个有效的议程,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这背后有几股势力,包括传统上强硬派,往往是现实主义者(类似于小布什总统时代的新保守主义者),对华不友好和反华的势力(包括各种倾向于支持民主制度,而反对美国人所谓的专制主义的力量)和美国的民族主义者。这些力量一直是存在着的,也在找各种机会来应付中国。 现在因为南中国海问题,美国国内形成了一种非常不利于中国的“中国情绪”。这些力量必然要利用这种“中国情绪”来设立中国议程。简单地说,美国并不存在一个抽象的“中国政策”。美国的中国政策历来就是其国内各种力量角力较量的结果。当不利的“中国情绪”盛行时,这些力量就会顺势起来,造成对中国的巨大压力。本文发表于新浪智库,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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