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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东难民悲剧也可能在亚洲国家重演2015年9月18日
在谈到中东难民悲剧时,郑永年撰文指出,尽管程度不同,亚洲也面临类似的问题。美国“重返亚洲”有其自身的地缘政治目的,这并不难理解。亚洲国家的问题在于,亚洲国家之间对区域秩序和外部势力的影响没有很多共识。中东很多国家尽管并不认同和配合美国和欧洲,但因为没有共识,很容易被美国和西方所分化。现在这个趋势在亚洲也是存在着的,并且越来越明显。即使具体到难民潮,亚洲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面临这个问题。朝鲜问题、缅甸等地方也一直在出现不同规模的难民潮。如果因为亚洲国内的内部政治变革失控,例如人们一直所担心的朝鲜政权解体,或者缅甸等国家的民主化激进化,各种矛盾(宗教、民族、宗族等)就会很快浮上台面,无政府必然导致难民潮。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欧洲国家正在经历二战结束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难民来自中东国家,源源不断,不仅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很多因素更会导致危机的恶化。德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出于人道主义,开始接受相当规模的难民,很多国家担心这种做法会“鼓励”更多的难民涌入。黑社会组织(人蛇等)也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通过人口走私来谋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更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中东很多国家要不已经成为失败国家,要不处于失败国家的边缘。很难想象,这些国家能够在不远的将来,建立起有效的国内治理机制。无论是内战或者类似的冲突,都会不时地推动难民潮的到来。 迄今为止,世界的焦点在于欧洲国家如何应付危机,很少有人去探究危机的起源。但如果不能明了危机的最终根源,就很难有效预防和管控危机的发生和恶化。中国人经常把危机归结为“内忧外患”,即既有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而外因是通过内因发生作用的。中东的危机也具有内外部因素。从一个侧面看,难民危机是中东国家内部政治秩序危机和外部国际秩序危机交互影响的产物。 中东国家的危机首先是内部政治秩序危机。在历史上,这个地区的国家经历了很多不同形式的政治制度,包括宗教帝国、神权政治、军人政权和比较世俗的穆斯林宪政(西方的称谓)等等。尽管中东国家一直在寻找比较能够符合其宗教文化需求的政体形式,但迄今为止似乎没有能够为国内的大多数民众所接受而稳定下来。如果近代以来的政治现代化,是以欧洲产生的近代世俗主权国家为标本,中东穆斯林国家几乎没有一个能够顺利适应这种世俗化为导向的政治变化。即使那些变得比较世俗化的国家,也是出于应对强势的西方国家的需要。就是说,政治变化的动力在于回应外部环境变迁,而不是出于内部的变革动力。 在中东,宗教和现代世俗政治之间的不相适应是一个永恒的问题。直到今天,尽管主流世界已经变得如此物质主义,中东的各种政治势力仍然在探索建立于宗教之上的政体。近年来崛起的“伊斯兰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伊斯兰国”要建立的不仅是基于宗教之上的国家,而且是没有主权概念的国家组织。如果成功,就会类似于中东传统那种基于宗教之上的帝国。对“伊斯兰国”这样的激进宗教组织来说,实现其所认同的“国家”形式就是实现“真主”的意志,而使用什么样的手段并不重要。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中东国家与区域秩序或者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形式一直处于强势地位,其建立在主权国家之上的国际秩序,从形式而言也扩张到世界各个角落,包括中东地区。从形式上看,中东地区也接受了西方的主权国家形式,因为不管怎么说,中东地区也发展出了具有主权国家形式的国家。不过,在实际层面,中东地区对西方式主权国家的认同一直是具有问题的,不同的力量一旦有机会,总是会尝试建立基于宗教之上的“真正”的区域和国际秩序。“伊斯兰国”就是例子。 中东主权国家秩序三大变化 内部的宗教派系纠纷、部落争斗、对现代化的不适等因素,使得中东国家充满“内忧”,而包括国家之间宗教冲突,对建立在主权国家之上的区域和国际秩序不适等因素,也同样为这些国家制造很不稳定的外部环境。不过,从外部环境来看,主要的是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 近代以来,无论是中东国家的内部政治秩序,还是外部区域或者国际秩序的形成和变化,都和西方国家分不开。近代主权国家概念和国家形式在欧洲崛起,尔后扩展到世界各地。主权国家概念就是说国内政治要留给各国内部处理,外国不能干预;所有主权国家,不管大小,在国际社会一律平等。尽管欧洲和后来的西方比较成功地建立了主权国家体系,但总体上看,这个体系似乎在西方国家内部(包括归依西方的非西方的国家)的成功概率,远远大于在非西方国家地区。在非西方地区,主权国家及其建立在主权国家概念之上的区域或者国际秩序,更多的只是理想,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就中东地区来说,主权国家秩序经历了三波大的变化,这三波变化都给这个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一波是欧洲殖民地主义期间。法国和英国等对中东国家进行殖民统治。殖民地主义者为了自己的便利,或者根据欧洲国家的主权概念“确立”其统治方式,往往不顾宗教、文化、地缘等因素,对被殖民的国家实行“分而治之”。殖民统治对中东地区的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非常负面的遗绪。 第二波是冷战期间的美国苏联对峙局面。美国和苏联在中东竞争地缘政治影响力,中东的国内秩序和区域秩序随着美苏力量的消涨而变化。为了对抗其对手,美苏两国都纷纷培养自己的支持力量,甚至对支持自己的力量进行军事化。这些军事化或者半军事化的力量,尤其是美国培养的力量,在进入后冷战之后发生了演变,很多就变成反西方(和美国)的力量。直到今天,很多力量仍然很活跃。 第三波是后冷战秩序的“去主权化”。苏联解体之后,西方成为赢家,美国更是成为唯一的世界霸权。前苏联和苏联阵营的解体,也导致了多民族国家的解体。很多在冷战期间被政治强权压制下去的社会力量(往往是国内的地方民族主义力量)迅速崛起,演变成为各种各样的内部冲突。这个时候,西方开始盛行“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这个理论改变了近代以来的主权国家原则,即外国不能干预主权国家内部事务,而使得外部力量干预主权国家内部事务合法化。 但在后冷战时代,对中东局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不仅使美国的“眼中钉”萨达姆成为阶下囚,而且促使一向与美唱反调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主动放弃核发展计划。美国更进一步筹划中东的总体政治变革,提出一项在中东推行西方式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大中东民主计划”。 “大中东民主计划”使用了广义上的中东地区定义,除了阿盟22个成员国之外,还将以色列、土耳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纳入其中。“大中东民主计划”触及到所有中东国家的切身利益。如果美国的政治改革方案得以实施,中东地区绝大部分国家领导人的执政地位将受到威胁。中东大多数国家领导人实行世袭制,虽然不合乎西方意义上的法律,但传统上被老百姓接受。 正因为这样,阿拉伯联盟(阿盟)、一些阿拉伯国家组织,以及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元首对美国的计划表示强烈反对。同时,“大中东民主计划”也没有获得阿拉伯国家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的共鸣。尽管中东地区国家的知识分子时常发出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但他们也认识到,改革必须符合中东国家的国情。如果不顾中东地区的现状,强行推行西方式民主,其结果可能就是非洲大陆的翻版。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与中东地区相近,美国在那里推行民主使非洲大部分国家政局不稳、内战频繁,这是阿拉伯国家各阶层都不愿看到的。 不过,各方面的反对并不能阻止美国推行其计划。中东国家内部面临的各种“内忧”,很容易使得外部力量找到影响内部发展的方法和工具。正如人们后来所看到的,中东国家发生了一波“阿拉伯之春”,即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是内外力量结合的产物,导致了中东政治的巨变。 对美国来说,“大中东民主计划”具有十足的地缘政治理性。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唯一的霸权,一个小国臣服一个大国,并非是真正的臣服,而仅是因为小国没有能力挑战大国,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冷战之后,美国想通过推行民主的方式,使得中东国家真正成为美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把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内部政治和国际秩序扩展到中东地区。美国这样做,除了实际的地缘政治需要,也是其使命感文化扩张的需要。和穆斯林文化一样,西方的宗教文化也同样具有扩张性。 “大中东民主计划”走向反面 不过,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很快走向了反面。无论通过军事手段还是和平手段推翻政权的国家,在原来政权解体后,所出现的并非是美国所希望的民主政权和资本主义;恰恰相反,一些国家演变成失败国家,一些国家处于失败国家的边缘,更多的国家政权失去了统治能力,不能提供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今天,整个中东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更为严峻的是,这种无政府状态为类似“伊斯兰国”那样的极端宗教组织的崛起,提供了有利的机会。“伊斯兰国”要建立自己版本的内部和世界秩序。历史上,类似这样的努力从来就没有中止过,一旦有机会就会重新出现。“伊斯兰国”现象并不足为奇。 各种冲突(内战、宗教、民族等)连绵不断,人民的家园被摧毁,基本生存环境不存。这便是难民潮的根源。在美国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的过程中,欧洲国家也参与其中。美国因为地缘位置避免了难民潮,但和中东连接的欧洲国家则没有这个幸运,现在需要承担难民潮的后果。 欧洲难民潮在很多方面,指向了现代中东国内和国际政治秩序正在解体的事实。如果中东国家内部政治秩序不能确立,而外部力量继续干预中东内部事务,就不会出现一个能够基本稳定的局面,难民潮会继续恶化。 中东已经乱了。亚洲会怎么样呢?尽管程度不同,亚洲也面临类似的问题。美国“重返亚洲”有其自身的地缘政治目的,这并不难理解。亚洲国家的问题在于,亚洲国家之间对区域秩序和外部势力的影响没有很多共识。中东很多国家尽管并不认同和配合美国和欧洲,但因为没有共识,很容易被美国和西方所分化。现在这个趋势在亚洲也是存在着的,并且越来越明显。即使具体到难民潮,亚洲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面临这个问题。朝鲜问题、缅甸等地方也一直在出现不同规模的难民潮。如果因为亚洲国内的内部政治变革失控,例如人们一直所担心的朝鲜政权解体,或者缅甸等国家的民主化激进化,各种矛盾(宗教、民族、宗族等)就会很快浮上台面,无政府必然导致难民潮。 如何避免类似中东的悲剧在亚洲重演?这也应当是亚洲国家所需要认真思考的。本文选自和讯网,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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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解读新加坡模式2015年9月16日
近期的新加坡大选引起了国内很多人对新加坡独特政治模式的关注,为什么在有反对党的情况下,人民行动党可以持续执政?选举为什么不会带来政权的更替?在多民族国家的新加坡,族群问题为什么在选举中不会成为引发分歧的政治议题?郑永年教授两年前撰写的《解读新加坡模式》非常清晰地分析了新加坡政治运作的独特模式,今天读来依然耳目一新。经著者授权重发此文。解读新加坡模式中国能不能学新加坡? 中国领导层从邓小平开始就一直对新加坡经验非常重视。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特意强调学习新加坡,学习他们的经济发展经验和社会治理经验。总体来说,中国前期是学习新加坡的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现在对新加坡的政治发展经验,尤其是执政党的经验也深感兴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向各国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对新加坡经验的重视不是其他国家所能及的。勿以国小而不学 中国领导层倡导学新加坡不仅希望学新加坡的具体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学新加坡的改革进取精神。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资源、建国不到半个世纪的小国,新加坡完成了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大转型。新加坡从前是亚洲“四小龙”一员,现在其模式似乎已经脱离了“四小龙”。在新加坡,华人占了绝对多数,基本上是个华人国家。这一点似乎表明新加坡经验较之其他国家,对中国更具相关性。自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各级政府派遣了无数代表团去新加坡学习和进修。人们不时会听到有中国地方官员问新加坡能不能学。有官员说新加坡太小,不能学;有的说新加坡好是好,但不能学,如果学,最多在市政管理方面。很多地方官员不知道如何学新加坡。对他们来说,学就是“复制”、“描红”。说新加坡很小,不能学。他们的理解是不能“复制”和“描红”。实际上这并不确切。世界上,很多管治不好的国家都是小国,很多失败国家也都是小国。小国不一定就好治理。同样,大国不一定难治理。大国对错误的消化能力强,犯一个两个错误不要紧;但小国,如果有一个重大的政策失误,也许整个国家就完蛋了。用国家的大小来判断能不能学,毫无道理。 一般说,权力集中就要腐败,但这并没有发生在新加坡一方面是权力集中,另一方面是权力的清廉。权威主义体系使权力有效集中我觉得很多人对新加坡的理解局限于一些具体经验,例如“公积金制度”、“住房制度”、“工业园区”、“淡马锡”、“金融监控制度”等。很少有人谈论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不理解其政治制度,就很难理解这些具体制度从何而来。人们一般把新加坡称之为权威主义体系,权力很集中。权力集中本身是中性词,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不能衡量一个政治制度的好坏。民主国家的权力也是集中的。美国是典型的民主国家,但其总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被很多美国学者称为帝王般的权力。就权力集中来说,有三个问题可提。一是权力以什么方式集中;二是权力集中如何维持;三是权力集中的目标。和其他国家比较,新加坡权力是相当集中的,尽管新加坡有很多反对党。很少有现存社会科学理论能够解释新加坡现象,一方面是权力集中,另一方面是权力的清廉。在新加坡,权力集中意味着能把政策、计划推行下去。在新加坡,掌权者没有浪费任何权力,权力是用来做事情的,推动着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发展到第一世界的转型。在西方发达国家,最优秀的人都去经商。新加坡要让这些最优秀的人来从政。人才来自于社会各个方面。政党融于社会是社会的精英部分权力集中能做好很多事情,关键是怎么集中,集中后干什么。在这些方面,新加坡有三点经验值得参考:政党怎么组织权力?怎么维持权力?怎么有效地使用权力?要有效集中权力、维持权力和使用权力,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权力要有载体,有组织结构。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是个精英党。党员分干部党员和普通党员。普通党员不多,干部党员更少。政党是隐性的、融于社会的,是政治领域的“看不见的手”。政党必须是社会的一部分,是社会的精英部分,这是列宁主义政党的要点。政治人物来自民间。如果政党变成了脱离社会的自成一体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么这个政党就会处于危机之中。新加坡尽管是一党独大执政,但政治体系是向社会开放的。从建国开始,新加坡的领导人就意识到,在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国家,政治人才是国家生存、发展和提升的关键。在西方发达国家,最优秀的人都去经商。新加坡要让这些最优秀的人从政。因此,执政党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扮演“伯乐相马”中的“伯乐”,在全社会寻找优秀人才。在新加坡,政府公务员是内部选拔的,但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会为执政党培养的。在上世纪70年代,人民行动党吸收了后来成为总理的吴作栋和副总理的陈庆炎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又吸收了现在的总理李显龙和前副总理黄根成等精英人才。这些领袖人物在成为执政党领导人之前,都是社会精英人才。执政党吸收社会培养的人才,意义深远。第一,执政党干部来自社会,使得其能够和社会维持有机联系。这样的人才来自社会各个方面,能够更好地了解社会的需要,更好地表达和代表社会各方面利益。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来自社会,社会对他们的认同度高,他们入党之后,就强化了执政党的合法性。这是执政党保存权力不变质的一个有效方法。第二,减少腐败。这些人本来就有很好的经济基础,腐败的可能性大大减低。他们进入执政党,担任公职,并非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为社会服务。在很多国家,包括民主国家,担任公职的人经常出现“寻租”现象。但在新加坡,这种情况很少见。第三,培养的成本很低。社会培养干部无疑大大减少了培养成本。新加坡的一些官员在从政前,都是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但是执政党很开放,政府需要的是具有建设性批评的人。一党长期执政的挑战是如何随时更新人才和政策在西方多党制政府,政府政策很容易转型。政党轮换,使得执政党不用背其他执政党的包袱。如何随时更新自己的人才和政策,这是一党长期执政的挑战。这就需要依靠党跟社会结合,体察社会,吸收社会精英。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国家。人民行动党议员都要定期和选民直接见面,讨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新加坡把民主和一党独大执政制度很好地结合起来。西方人说新加坡是非自由的民主,但名称并不重要,关键是民主要能够产生一个好且有效的政府。在西方国家,民主政治能够有效运作,这获益于民主化之前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也获益于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应当强调的是,任何政治制度都有可能出现一个好政府。新加坡用民主制度来保证好政府。执政党必须通过五年一次的“大考”,即大选。因为有很多反对党存在,尽管他们很小,但也构成竞争压力。反对党本身对执政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制约,在国会里只有少数几个名额。但如果人民不满意执政党,原则上在大选时是可以支持反对党的。因此,执政党始终有压力。同时,要保障真正的人才被录用。政府需要的是建设性人才。执政党最不喜欢光会讲好话的庸人。你有能力,有业绩,有建设性意见,党都可以把你吸纳进来。如何保持政权的开放性,代表社会利益,这是执政党要解决的问题,否则执政党本身就会演变成既得利益集团。 执政党要代表人民利益。新加坡政府的立国精神是民本主义,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精神。政府在“亲商”和“亲民”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亲商”就是重视资本的作用。要发展就要重视资本,重视商人和企业家的作用。没有企业家、没有资本,发展就谈不上。在西方没有“亲商”这个概念。西方的发展是商人主导的。前面说过,新加坡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政治人才主导。这就提出了政府要“亲商”的问题。政府要为商人和资本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让他们发挥很大的作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新加坡的工业园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多年来,新加坡政府在吸收外资方面花费了很大精力。如果没有政府的“亲商”政策导向,新加坡不会有今天的成就。但是,“亲商”和发展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亲民”。前者是工具,后者是目的。新加坡政府在提供基本政府服务方面是很多民主国家所不能相比的。“亲商”为服务型政府提供了经济基础。很少有政府像新加坡政府那样能够解决普通人民的居住问题。新加坡的大多数人都居住在政府住房,中产阶级也是。住房政策是新加坡非常重要的立国政策。建国以来,政府围绕着住房这个平台出台了一系列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包括社区、医疗卫生、公共安全、环保和教育等等。这里尤其要提一下新加坡政府处理经济危机的方式。每次经济危机到来时,政府必须考虑到资方和工人的利益,在两者之间作一平衡。一方面要帮助资方度过危机,否则工人的就业就会发生问题。另一方面政府也不遗余力地帮助工人。政府不会毫无目标地给穷人发钱,而是提供各种再就业培训和就业机会。 选拔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而选举是西方的。新加坡能够把两者结合得很好。“选拔”和“选举”结合,民主的本质是竞争政治可以集中,权力可以集中,但必须保证这些掌权人是社会上最优秀的人。在民主政治中,对新加坡执政党最有效的制约并不是反对党,而是社会,也就是人民。也有人说,只有多党竞争,选民才会有理性的选择。但这个假定可能并不符合事实。假如两个候选人,都是“烂苹果”,那么选哪个都无所谓。在很多年里,西方就有这种倾向,几个候选人都差不多,或者大家都认为这些都是“烂苹果”,所以投票率就会比较低。根据我的观察,新加坡的体制有一个好处,就是将“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人民行动党要保证,先要选拔出几个“好苹果”,再让老百姓投票来选举。选拔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而选举是西方的。新加坡能够把两者结合得很好。民主的本质是竞争,而不是政党的数量。党内竞争就是选拔,特别是一党执政制度,党内竞争就变得非常重要。像日本的自民党,党内的精英妥协就是精英的制度性竞争。当然,最理想的是党内投票。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候选人,也是党内各种势力竞争的结果,最后让老百姓去投票选择。英国的政党候选人的提名更是通过了变相的“选拔”制度。 保证候选人的品质、才能,老百姓投票才有意义。这点新加坡做得很好。议员要选举产生。 民主不一定是反对声音越大越好,关键是竞争,反对不一定是在外部,在内部也可以。新加坡的政治变革现在也很快,主要是有了更多的民主,反对党在国会内的比例在提高。新加坡不讲意识形态,只讲共享价值。它把文化与宪政制度结合,是亚洲第二个把东西方文明结合得最好的国家。强人政治,把理念转化为制度如果美国没有华盛顿,会不会尝试君主制?这是人们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国父非常重要,李光耀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新加坡是把西方的民主宪政跟华人文化传统结合得非常好的一个典型。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在强人政治下,往往没有政治竞争,接班人指定就可以了。李光耀也是政治强人。不一样的是,他能把自己的世界观、政策,转换成一套制度,将执政党的建设、反腐败制度都建立起来了。李光耀学法律 ,他知道要长治久安,一定要把理念转化成为制度。 新加坡不讲意识形态,只讲共享价值。它把自己的文化,与宪政制度结合,是亚洲第二个把东西方文明结合得最好的国家。我认为,日本是第一个把自己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政治民主结合得最好的国家。新加坡领导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一条政治道路。制度移植在新加坡没有发生,所发生的是制度创新。美国的制度已经经历了两百多年了,已经生根了。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多民主政体的运作很有问题,成了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本来民主的精神就是相互妥协,但这些国家往往相互攻击。在亚洲,很多国家实行民主已经有很多年,但政局还是那么乱,社会经济也不发达。新加坡避免了很多发展中民主国家所走过的弯路。制度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新加坡也提出了“后李光耀时代”。我自己的判断是,在“后李光耀时代”,李光耀时代所确立的制度正是确保这个制度延续性的制度保障,同时包含着巨大的制度创新精神。 中国可以进行分领域的开放,如教育、科研、社会和经济领域,这些领域应当大力开放给社会人才、真正的社会精英。新加坡模式对中国的借鉴对现在的中国来说,改革的关键是确立改革的主体。新加坡为什么能成功?最主要的就是思想和权威。李光耀能把他的想法变成制度。在确立权威方面,中国可以从新加坡学到很多。如果中国共产党真正能把党内精英和社会精英聚合在一起,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中国传统是最强调选拔的,但现在常常出现逆向淘汰。之所以产生逆向淘汰,主要是因为正式的竞争机制没有确立好。 在新加坡,竞争出来的都是社会认同度比较高的人。要吸引真正的人才,执政党必须向社会开放。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国可以进行分领域的开放。在一些敏感的领域,例如和政治与安全相关的领域很难开放,开放了以后也会出现问题。但在另外一些并不那么敏感的领域如教育、科研、社会和经济领域,应当大力开放给真正的社会精英。要强调的是,如果要吸引真正的人才,中国必须改变整个社会泛行政化的做法。在新加坡,行政级别仅仅限于政府领域,很多领域是没有行政界别的。银行、政府企业、学校和研究机构等这些在中国具备行政级别的机构在新加坡都没有行政级别。有了行政级别,这些职位就有了政治性,而政治性往往阻碍人才的使用。把人才和行政级别联系起来,不是使用人才,而是浪费人才。从人才方面来说,在新加坡分成两个领域,一是政治人才,二是专业人才。新加坡文明的水平是因为专业人才而得到提升,而政治人物则为专业人才提供一个理想环境。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民主一定要结合起来。另外,司法要有自治性。所有国家的司法体系,甚至连美国,总统通过对法官的任命,政治对司法也有一定影响。但是,不要去干预司法的自治性。社会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如果法官律师与政治扯不清,就得不到社会的信任。 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改革开放之前比较,进步了很多。横向比较也一样。党的执政能力是将整个国家整合起来的力量。改革是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党不能和其他力量隔离开。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呈现出开放性。中国只能在这个结构之下寻求民主化的途径。本文刊于《联合早报》,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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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一带一路 广东应抓住机会2015年8月10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近日,以“一带一路与中国经济新常态”为主题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网年度中国经济论坛在广州举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等作了主题演讲。郑永年认为,目前的“一带一路”缺乏主角,广东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郑永年认为,中国能做“一带一路”的除了大型国企,也只有广东、上海这些经济体量比较大的省份和城市。除了经济体量比较大,广东还有港口,同时也是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方。郑永年认为,目前中央层面和企业界都很活跃,但是地方政府不知道该怎么干,因此地方政府的决策非常关键。比如杭州曾说自己是上海的后花园,但现在反了过来,杭州聚集了一批阿里巴巴这样的民企,深圳也是一样,华为、腾讯等互联网巨头非常活跃,“同样是一片天,为什么有的地方就能做,有的地方就做不好?” 中新广州知识城总裁陈培进也在会上分享了广州和新加坡合作的经验。陈培进表示,现在转型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刻,知识城也即将在2017年迎来地铁,新加坡国立大学等正在与知识城建立合作,“现在已经万事俱备”。陈培进说,新加坡乃弹丸之地,只有广州市的十分之一,之所以能发展起来,就是因为汇聚了世界的人才。他认为,这也正是“一带一路”的关键所在。文章刊于《南方都市报》,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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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出类拔萃之辈在哪里2015年7月27日
针对中国近来的股市危机及其政府救市扑朔迷离的过程,有中国学者感叹道,最出类拔萃之类已经不在政府里面。学者这样说,指的是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对付市场的变化。有人更预言,中国共产党能够对付任何危机,但对付不了资本和其所带来的危机。这样的观察是否正确,见仁见智。但这场股灾的确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执政党是否选拔得出和留得住出类拔萃之辈,来统治和管理国家和社会。 统治和管理社会无非就是两个要素,一个是制度,一个是人。这两个要素必须互相配合才会有效。从前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有好制度,平庸者也能治理好国家。这一看法只对了一半。如果没有一套好制度,最有能力的人也难以治理国家。但是,如果说有了一套好制度,平庸者也能治理好国家,也不符合事实。随便浏览一下世界的治理现状就不难看出,那些被视为制度很健全的制度(包括西方民主),一旦权力落在平庸的政治人物手里,最健全的制度也难以治理国家。因此,尽管在大众民主时代,也就是平民政治时代,如果再谈论政治人物的平庸和卓越,就会被认为是“政治上不正确”,但实际上,每一个社会都在呼吁出类拔萃之辈的出现。一旦平庸者掌权,无论是通过民主选举还是其他方式,大家只是有无奈之感。 中国具有数千年贤能政治的传统。在大多数情况下,皇帝必须挑选最聪明的下一代来接班。但即使皇帝没有那么聪明,他也会选拔聪明的大臣来治理国家。传统社会的出类拔萃之辈,主要表现为儒家统治集团。这个统治集团通过科举考试等方式向全社会录用人才。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个统治集团,如何统治那么大的一个国家。中国历史上,只有在革命和造反的时候,才会诉诸于草根阶层。造反者一旦掌握了权力,登上皇位,又会恢复儒家统治集团。中国这个开放的文官传统,也深刻影响了后来西方的治国理念,尤其是近代以来。 当代东亚模式(包括早先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的成功,其中一个关键要素也是出类拔萃之辈统治国家。学界所说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实际上就是专家治国。在所有这些经济体,权力相对高度集中在精英统治集团手中。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有效社会政策的制订,或者更重要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等方面的成功,都和这个精英统治集团有关。精英集团在经济上把这些社会从低度发展经济体提升为高收入社会,在社会方面通过社会政策等手段培养出庞大的中产阶级,在国家制度建设方面通过整合东西方的最优实践,构建了一整套基本政治行政体系。在这些社会的经济到了高收入阶段,政治发生变化,民主化开始。在一些社会,随着民主化的开始,尤其是大众民主的出现,出类拔萃之辈开始离开政治舞台,转入其他领域。今天,一些社会的治理出现了问题,和出类拔萃之辈离开政治舞台、政治庸俗化有很大的关联。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类拔萃之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执政党录用的大都是革命者、或者“继续革命者”(即各种类型的造反派)。尽管毛泽东也强调“又红又专”,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只有“红”是资产,“专”不可避免成为负资产。邓小平一代领导人把执政党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相应地,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提出了“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革命化主要指的是对共产党的忠诚,而年轻化是针对当时干部老化的问题,知识化和专业化指的是专业能力。邓小平把科学和生产力等同起来,尽管在学理上并不见得说得通,但可以看得出当时领导层对专业知识的重视程度。 最重要的就是干部 邓小平强调,在路线确定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干部。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各种研究发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除了好的政策,主要就是干部录用和管理制度的变化。学界把这个时代称为中国的“技术官僚治国”时代。技术官僚的特点就是用科学和技术说话,实事求是。他们能够把握事物的真相,不仅不会被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化所迷惑,而且能够把很多似乎是意识形态化的东西,简约成为技术手段而加以应用。 “出类拔萃之辈”的变化和中国各种制度改革分不开。自1980年代开始,中国经历了诸波行政体制改革,而伴随每次行政体制改革的便是吏治制度的改革,即公务员制度的改革。 今天中国的治理问题面临多种挑战,其背后也有多重原因,但不可否认吏治是其中一个要素。今天的“出类拔萃之辈”去了哪里?中国的吏治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从平民百姓的角度来看,今天吏治的最大特征就是腐败了。从这次大规模反腐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来说,人们对吏治的腐败已经深信不疑。好像没有一个官员是不腐败的,一旦被查,没有一个嫌疑对象是清廉的。当然,腐败不仅表现为经济上的腐败,它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例如在干部队伍中,不作为的庸人多起来了。一些人尽管占据重要的干部位置,但无所作为或者消极怠工,效率低下。 吏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有几个因素尤其突出。最重要的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型。传统上“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的基础是农业社会。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很快向商业社会转型,官僚集团优越于其他社会阶层的经济基础开始动摇,对官僚集团的社会认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中国仍然具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但对中国的“出类拔萃之辈”来说,商业社会意味着他们多了一条选择途径,除了做官,还可以“下海”。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就出现了一波干部“下海潮”。此后,商界一直吸引了很大一部分中国的“出类拔萃之辈”。商界吸引“出类拔萃之辈”表明政治领域出现了竞争者。对政治领域来说,如果要吸引和留住“出类拔萃之辈”,就必须具有竞争力同商界竞争。实际上,新加坡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高薪政策不仅是为了养廉,也是为了和商界竞争人才。政治不是商界,从政者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水平。不过,重视道德并不是说其他因素就不重要了。如果没有一份体面的薪水,最高的道德也是不可持续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会对中国的吏治构成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其次,在最初的几波吏治改革之后,就没有什么新的进步。最明显的就是政务官和事务官没有区分开来。在1980年代,人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当时思想不够解放,认为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分野是西方制度,从而被当时的领导人否决。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制度,都需要这个分野,仅仅是因为治理所需。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制度,并且是当时最先进的,后来西方人学中国,并且加以改进。如果不能把两者区分开来,很难通过政务官的途径,把社会上的出类拔萃之辈吸纳到政权中来。 公务员工资仍低 再次,官僚体制的工资制度没有实质性的改革。除了一些经济部门例如国有企业,大部分公务员系统仍然表现为低工资。低工资又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干部的基本工资远远低于其实际收入,他们的收入的大部分表现为非工资形式的灰色收入;其二,干部工资可以七八年停滞不变。纵览世界,很难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找得到具有这两个特点的干部工资制度。如果工资七八年不变,干部肯定没有活力和干活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干部就会想方设法去得到其他灰色收入,甚至寻找腐败途径。 也可以把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运动理解为吏治改革运动。但吏治改革的前一部分比较容易,即反腐败,后一部分则非常难,即建立新制度。在反腐败过程中,民粹主义开始抬头,过去一些很左的意识形态因素抬头。一个最显然的例子是工资制度。过去因为受华尔街模式影响过深,国有企业老总的工资水平过高,现在很有必要纠正,目标是为了建设新制度,在确保企业运作不受影响的同时,使得老总的工资回归合理水平。但实际上,纠正的目标演变为去满足民粹主义的情绪。在今天普遍的“仇官”“仇富”的民粹心态下,很多人希望的是官员不吃不喝,就能够为社会提供无偿服务,并且是优质服务。这是乌托邦。当然,民间的这种乌托邦和执政党过于强调干部道德,而忽视物质保障的传统思维,也有很大的关联。如果一种制度不能符合基本人性,甚至与之背道而驰,这个制度很难有效运作,更不用说具有可持续性了。 在今天的中国,如果不能解决录用和留住“出类拔萃之辈”这个问题,从长远看,政治必然会沦落为二流政治,政府沦落为二流政府。这样一来,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国家制度建设就成为一个大问题。几乎在所有国家,无论是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国家制度的建设,都看“关键的少数”,所有这些方面的进步都是需要人来推动的。没有“出类拔萃之辈”,哪会有高质量的国家制度建设,正如没有设计师,就很难出现伟大的建筑一样。从这个意义上,不难理解华盛顿一代对于美国、明治维新一代精英对于日本、朴正熙一代对于韩国、蒋经国一代对于台湾、李光耀一代对于新加坡的意义。 在中国处于深化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刻,录用和留住“出类拔萃之辈”的意义变得如此重要,没有人会去否认。近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提出了“关键的少数”的概念,更针对干部不作为的现状提出了“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把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在中共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确定了改革的宏大计划后,最重要的就是要落实改革计划,把计划变成现实。而改革计划的落实则需要“出类拔萃之辈”的干部。不过,如果在操作层面不能纠正民粹主义路线和改善意识形态环境,“出类拔萃之辈”的录用和使用不仅会继续是个大问题,而且会继续流失。如果中国要建设一流的社会,就还需要一流的人才。如果平庸主义流行开来,一流社会便是空想。(本文选自联合早报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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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进行制度设计要警惕经济民族主义2015年7月17日
2015年7月12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银泰柏悦酒店举行。这是国内首次探讨全球化与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论坛,也是国内智库首次举办的广泛汇聚官、产、学各界精英的圆桌论坛。80余位官、产、学各界精英汇聚一堂,共同把脉全球化浪潮,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圆桌论坛二:从亚洲价值观到亚洲共同体”上发表以下演讲。本场议题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主持。 过去几十年,全球化的形势很好,但现在却遭遇了困境。过去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跟国际接轨,但现在国际局势发生了改变,需要进行主动的调整,尤其是内部制度的设计和建设。在全球化环境下,中国进行制度设计跟建设要警惕经济民族主义。 全球化环境下中国进行制度设计需要实事求是 中国的国际崛起有其潜力,但最终能否把潜力转化为实际的结果,还得取决于国内制度的建设,错误的政策会造成机遇的丧失,没有国内好的制度,中国也很难发挥这种潜能。然而任何一个制度的设计都要根据本国国情来进行,没有充分了解国内情况,所设计的制度是不完善的。以新加坡的金融制度为例,它的制度设计有其独特性,但确实和明细设计相关度很高。 此外,除了制度设计本身,其建设和调整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适度地进行跟进。目前中国需要政治企业家,需要这样的政治企业家来实事求是,将西方先进的经验和中国的具体国情以及实践经历结合起来,打造符合自身又能促进发展的好的制度。 亚洲价值观不具备排他性 如果从利益共同体的角度来说,中国几乎已经是利益共同体,周边国家从经贸上来说,大部分国家包括日本都高度依赖于中国,“一带一路”,照理说没有问题。实践上看,中国越推动命运共同体它在外面的阻力越来越大,中国不仅在世界上,在亚洲也越来越孤独,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而且中国内部本身也要考虑。 西方的成功,它不仅仅是技术和经济上,背后的软实力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崛起以后,大家都问中国代表什么?这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中国做的刚好和这个相反,而太侧重于排他性的特点,假如现在讲中国特色,或者道德意义上讲中国模式,这条道如果走下去中国会越走越窄,不管经济上多么强大,其他国家会对中国越来越害怕。 亚洲价值观实际第一波是在日本,日本是亚洲最成功的国家,但日本西化,是虚的,但日本的成功就是亚洲价值观,但遗憾的是没有强调亚洲价值观强调西方的,所以日本强调西方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所以就走上了这条道路。当然,日本是个失败的案例。 亚洲价值观是开放的概念,没有排他性,并不是说要排斥西方,恰恰相反,日本亚洲价值观的成功就是结合了东方的价值和西方制度的工具,并不是那么排他性的,亚洲价值观它也不见得一定要要求同样的意识形态,同样的政体,亚洲价值观和以前的儒家一样存在于不同的政体,不同的朝代。现在讲亚洲价值观主要讲东亚,没有把印度或其他的地方放进去,传统的儒家文化圈,这个在学术界大家的定义是不同的。 在开放状态下搞以人为主的创新 近几年中国提倡自主创新,但是现在过分解读,有些企业和地方政府,为了利益从自我创新就变成自己创新了,部分人觉得和外国竞争不过就用行政竞争力量把外国企业排挤出去。自主创新不是自己创新,不是关起门来创新,应该在开放的状态下以人为主的创新,如果我们关起门来自己创新会很麻烦。 人才需要有载体,体制开放才会有人才愿意留下。但中国许多国有企业、大企业人才就没载体,大学更没有。一个是人才,一个是基础创新,怎么样开放状态是重要的,如果这个趋势不完整的话,封闭起来以后会比较辛苦一点。 知识共同体是建设共同体的关键因素 如果没有知识共同体,无论欧盟、东盟大家都做不起来,现在中国做这方面的东西,我把它叫做“Intellectual nationalism”,因为美国知识界的民族主义很强,中国的知识界的民族主义实际也很强的,中美之间,以前美苏两个知识阵营,尤其近段时间以来,这是一个要注意的问题。 国内有些方面过于“义和团主义”的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不认为是民族主义,比如大不了就打一仗的想法。为什么知识共同体很重要?1997年回归以后,香港问题为什么搞得那么糟?1997年回归的第一天,金庸先生写一了篇文章“河水井水互相不相侵犯”,里面有两个小标题非常有意思,他说“一是到中国宣传民主,二是中国共产党要自动投降”,当时香港想着搞五十年不变,再过五十年、二十年中国自动变化香港,香港和中国自动也不用变了,是这样一个前提。 实际改革开放以后,整个西方和外部世界来看,中国就是这个,大家都会假定共产党肯定会垮掉,中国肯定会变成西方的,美国人这么想的,欧洲人这么想的,现在周边国家都是这么想的。实际中国不会走这样一条道路,你要说清楚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现在实际上在做是在做相反的道路,我们的知识界在做的是刚好相反的道路,它不是和其他国家大家求同存异,中国这个道理讲的很透,但我们往往在国际关系上,利益层面追求的是共同利益,做得越大越好。 在知识层面我们追求把“异”放得太大,追求“异”而放弃“同”,所以,这个意义上,无论普世还是亚洲价值观是我们必须做的一件事儿,因为中国不能伪装成另外一个西方国家,因为你变不成西方国家。否则世界对我们是虚无的。现在有人说中国是世界的,世界是中国的?我认为,什么叫世界?中国在亚洲都搞不定,你根本不要想出去,欧洲人、非洲人给你做点生意,你就是老大了?不是这样的。中国特殊的地位,就是在亚洲几十个周边国家,在亚洲搞不定的话你根本甭想出去。不要有像义和团思想一样的东西,好像经济大了,我力量强了,中国就是老大了,我想好像没有这样一件事情。 (本文摘自作者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举办的“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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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若误判美衰落将致颠覆性错误2015年7月6日
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再也没有比中美关系更为重要也更难以处理了。这对关系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双边关系,也决定了世界和平与战争问题。 只要中美关系维持在稳定状态,两国之间没有重大冲突,其它区域性冲突就很难改变世界权力格局。可以说,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一对结构,任何一方出现问题都会导致整个国际体系出现问题。 但是,中美关系也是很脆弱的一对关系,因为一个是现存的大国,另一个是崛起中的大国,或者说,一个是既得利益,另一个是新利益。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在西方,这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 人们发现,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最显著的就是德国。德国统一之后取代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行为和英国的反应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 在亚洲也有类似的经历。日本崛起之后,就想挑战欧洲殖民地在亚洲所建立起来的或者正在建立的秩序,重新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秩序,最终爆发了日本以反对西方列强为名,而侵略亚洲其它国家的战争。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竞争霸权是世界政治的“常态”,合作则是“非常态”;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是“常态”,和平则是“非常态”。 今天国际上流行的各种国际关系理论,都在指向着中美不可避免的冲突,包括霸权争夺理论(中美争夺霸权)、霸权衰落理论(中国挑战衰落的美国)、权力转移理论(世界权力从美国转移到中国)、民主和平理论(中国不是民主国家)等等。 中国领导层并不相信中美冲突的“宿命”,努力打破这个“宿命”。 中共十八大以来,明确提出要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即通过加强合作,避免冲突和战争,维持世界和平。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的话就是,中美关系要跳出“两个大国必然会发生冲突”的常态,而维持和平的“非常态”(《联合早报》,2015年4月12日)。 如果中国不能逃避“霸权之争”的“常态”,就很难和平崛起于世界。对中国来说,如何理性地和美国打交道,会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在很多问题中,最主要的是要理性估计美国力量,尤其不能对美国的衰落有错误的估计。错误的估计会导向错误的决策和外交行为,造就颠覆性错误。 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要意识到中美两国所结成的结构关系。冷战之后,美国成为唯一的霸权,世界权力结构呈现一霸结构。中国的崛起又再次促使这个结构发生变化。 发生的变化是什么?对此人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有人说这个变化是一霸多强,或者国际权力的多极化。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全球化状态下,世界只有一个,也就是说世界只有一个权力体系,一个霸权。如果说是权力多极化或者多强,也只是说是一种“内部多元主义”(internal pluralism),即一个权力极内部的多个权力中心,并且多个权力中心都是围绕着唯一的霸权即美国而运作的。 如果中国在今后不选择前苏联的道路,只有一个权力极的局面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到现在为止的情况看,可以说,中国不仅在过去没有选择前苏联的道路,今后即使要选择这条道路也很难。 这种情况的呈现形式,就是近年来人们所谈论的“G2”结构。尽管人们对G2结构有不同的理解,但这个结构的形成是国际政治客观权力结构变化的产物。G2结构不是法理上的,而是事实上的。这一结构的产生不仅是因为中国的高速发展,也是中国战略选择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加入了美国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这是中国“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结构性保障。尽管这个体系存在着很多缺陷,但中国并不是要在体系外挑战它,而是力图在内部改变它。中国已经在这个体系内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进而,中国内部的高速发展,表明中国在体系内的地位上升,几乎在所有中国已经加入的国际组织里面,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等,中国都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G2结构内部,就双边关系来说,中美两国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尤其是在经济关系上。这种相互依赖关系非常重要,使得美国要把中国作为“敌人”来对付就非常困难。如果没有这种相互依赖性,美国就很容易把中国作为“敌人”来应付,因为这不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直接的损害。但有了这种相互依赖性,美国如果要把中国作为“敌人”来打击,就会直接损害到自身的利益。再者,这种依赖性也有助于美国在制订其中国政策时,平衡其各方面的国家利益。 例如,美国在处理和日本等盟友的关系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平衡经济上的“中美国”(相互依赖关系)和战略上的“联盟”。如果两者失衡,美国的国家利益必然遭受严重损害。 对美国来说,中国和同盟都很重要。无论是处理和中国的关系,还是处理和同盟的关系,都是为了保持其霸权地位。没有同盟,美国的霸权地位会受到中国的挑战;而如果失去了中国,美国也同样保持不了霸权地位,因为届时有可能会形成昔日美苏冷战那样的格局。 中美关系具有外在性 同样重要的是,在G2结构内部,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越来越具有国际性(外在性),就是说,中美两国处理双边关系的方式,会对整个国际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投资、贸易、汇率、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双边关系,都会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这就要求两国把这些问题放置于整个国际关系的格局中来处理,而不仅仅是双边关系。 对中国来说,这种局面实际上有利于中国拓展国际空间,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在全球舞台上和美国互动。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但因为中国处于G2这一结构的“老二”位置,在和美国的互动过程中,中国的影响力很自然达到世界的各个地方。这和中国的主观意愿没有多大关系。 很显然,中美双边关系的国际性,不仅表明了这对双边关系会影响到整个国际关系,也表明这对关系必然受到整个国际关系的制约,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在处理与对方的关系时,也必须考量到双边关系之外的因素。不管如何,处理双边关系考虑其外部性,也是两大国各自的国际责任。 G2结构表明,美国必须和中国打交道来处理全球事务。尽管美国不情愿,在一定的时候,美国必须让渡更多的国际空间给中国,同时也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就其权力本质来说,美国是不愿意给中国更多权力的,但问题是,如果中国没有相应的权力,就不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所承担的责任,必须和其所拥有的权力对等。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美国不给中国更多的空间,中国也会去寻求相应的空间。中国创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仅是中国寻求与其能力相适应的国际空间的努力的开端。如果美国不想看到中国自己去追求更多的国际空间,就必须在现存国际组织和其他领域里,给予中国更多的空间。 美国的中国政策目标有二 首先就是要在体制内消化中国,防止中国走前苏联路线。美国的TPP战略尽管具有排他性,但始终否认要排除中国,在理论上是向中国开放的。说到底,TPP就是制定新的更高层次的规则;用规则来消化来自其他国家的压力,一直是美国的有效手段。 其次,美国恐惧中国的崛起,必须防止中国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反映到美国的实际政策中,美国要时时提防中国,和中国周边国家结盟、亚洲“小北约”、东海、南中国海、新疆、西藏、台湾等等,都是美国可以用来制约中国的手段。 不过,这对中国也如此。在很多方面,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像往日的美国,在经济上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欢迎任何国家搭中国经济崛起的“便车”,在社会政治上探索适合自己的制度体系。而美国则有些像往日的苏联,过度恐惧于中国的崛起,对外推销意识形态(民主自由),搞同盟战略,并且太过于聚焦于军事方面。 中国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和美国互动,不仅处理双边事务,而且通过合作来处理全球性事务,共同承担国际责任。尽管受制于西方,中国并没有打算要“另起炉灶”,脱离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相反,中国一直追求的是在现存国际秩序里面提升自己的地位,使得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能力相适应,并且中国也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 另一方面,和美国一样,中国也在发展自己的国际空间,来消化和抵御美国有可能对中国所构成的威胁。今天中国所进行的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丝绸之路”就是这方面的内容。相信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中国会拥有越来越多的政策工具来消化美国的压力。 和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既是一种合作关系,也是一种竞争关系。作为一对结构性关系,如果没有两国的合作,整个国际关系就难以运作。更为重要的是,两国可以从合作中获取巨大的利益。从利益这个角度来看,国家的自私性质会促成两国的合作。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的本质,也决定了两国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即各自竞争更大的国际空间。通过竞争国际空间,各自来求得安全。 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中美关系会维持在这样一个非常微妙的动态状态。无论是美国的相对衰落(或者再次复兴)过程,还是中国真正崛起成为大国的过程,都会充满着各种变数,冲突的情形会随时产生。 正如前面所引用的马凯硕的话,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是“常态”,而和平则是“非常态”。这个“非常态”则是中国所必须追求的。避免中美冲突的“宿命”,是“新型大国关系”战略的全部意义之所在。文章选自《联合早报》,2015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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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要避免轻信或者恐惧西方2015年6月18日
就国家安全来说,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中国最直接的危险仍然来自发达的西方,尤其是美日同盟。处理和西方大国的关系仍然是中国长期的挑战。对西方,中国存在着两种倾向性,即过分恐惧和过分轻信。这两种倾向性既表现在政策话语中,也反应在实际的外交政策层面。 两种倾向性都是极端心理,是自信不足的表现。过度恐惧西方往往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特征,或者说,对西方的过度恐惧经常导致极端民族主义式的反应。一些民族主义者把西方对中国所做的一切都视为是要“遏止”和“围堵”中国,把西方的一切都视为是“阴谋”。这种恐惧心理就要求中国针锋相对,准备好和西方的冲突和战争。在内政方面,过度恐惧西方的表现就是去否定西方的一切,相信西方模式已经衰落,而“中国模式”会取而代之。 过分轻信西方则往往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另外一个极端,也是没有自信的表现。在内政方面,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各种体制没有任何信心,总以为中国应当以西方为模式,实行西方式制度。对外方面,自由主义天真相信,一旦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西方就会接受中国的崛起。有人甚至认为,接受西方领导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保障。 但实际上,这两种心理认知都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走到了极端,就会演变成颠覆性错误。中国应当从前苏联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演变过程中学到很多经验教训。 首先是不能过度恐惧西方。过度恐惧西方是前苏联领导集团的主要外交心理,也是最终导致苏联和苏联集团解体的主要因素。二战之后,美苏之间很快就陷入冷战状态,各自组建了地缘政治集团,即苏联集团和美国集团。当时的苏联对“敌对阵营”(西方集团)无比恐惧,以最大限度动员国家资源来对付之,并且把重点放在军事上。苏联集团和美国集团之间的竞争是全球范围内的,并且多表现在军事方面。但是,正如后来的历史所展示的,两者之间的竞争最终导致了苏联和苏联集团的解体。 美国在二战之后成为全方位的强国,表现在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等各个方面,而苏联和苏联集团在政治、经济上并没有能力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进行竞争,而几乎把所有资源导向军事的竞争。这种完全不对称的竞争导致了苏联和苏联集团国民经济的军事化,最终经济萎缩,不仅不能支撑庞大的军事费用,而且更促成了国内的短缺经济,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最后苏联和苏联集团在和西方的竞争中,自行走向了解体。 不过,苏联和苏联集团解体之后,俄罗斯和很多东欧国家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即过分轻信西方。苏联时代的戈巴乔夫想通过民主化来促动国家的改革,结果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在西方的一片呼呼声中,戈巴乔夫俨然成为西方世界的“政治英雄”,因为戈巴乔夫以无声的方式促成了西方梦寐以求的目标的实现。在戈巴乔夫之后,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领导人也是高度轻信西方的,一方面轻信俄罗斯能够顺利地变成另外一个西方民主国家,另一方面轻信西方必然会接受和欢迎一个民主化的俄罗斯。俄罗斯是敞开大门迎接西方的。 俄罗斯国内的各方面改革“严格”按照西方所提供的方案来做,即西方新自由主义。在国际政治上,俄罗斯也自信成为西方的一部分,而忽视了西方的野心。这种战略松懈使得西方轻易地获得了原来苏联帝国的地缘政治空间,把西方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直接扩展到了俄罗斯的后门。 俄罗斯过度轻信西方显然是失败的。在内政上,西方式的经济自由化很快就导致了寡头经济,国民经济一蹶不振,并且出现成为西方经济附庸的趋势。经济寡头直到普京执政时期才得到遏止,但其恶果到现在并没有消化。俄罗斯尽管想走西方的市场路线,但今天俄罗斯所面临的各种经济问题正是西方式市场路线所导致的。在民主化方面,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也呈现出紧张关系。在经济寡头严重干预政治的情况下,普京对寡头进行了整治。同时,原来叶利钦时代的分权也走向了集权。这些变化直接导致了西方的不满。西方现在并不认为俄罗斯是民主国家。在外交方面,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往日苏联帝国所拥有的地缘政治利益。这并不是说,俄罗斯要回到前苏联时代。问题在于,作为大国的俄罗斯,其生存和发展必然要求其自身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这是乌克兰克里米亚问题的直接起源。 克里米亚本来是俄罗斯的领土,在前苏联时代,因为乌克兰本身是苏联联邦的一部分,因此划给了乌克兰。现在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这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很容易理解。但这直接导致了俄罗斯的“颠覆性错误”,和西方交恶,受西方的全面制裁。除了克里米亚问题,乌克兰东部也是俄罗斯和西方继续争斗的根源。人们还不知道,俄罗斯和西方什么时候才能走上关系的正常化。而现在的这种情形无论于俄罗斯还是西方都是不利的。 美国外交反映对中国的恐惧 今天的中国,也同样面临选择问题,是恐惧西方还是轻信西方?这两方面的选择都存在着。首先是过分恐惧美国。中国一些人过分恐惧美国主要是因为美国恐惧中国所导致的。就今天的中美关系来说,所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倒不如说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恐惧。中国花了很大的努力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美国的反应并不是中国所预期的。今天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说,今天的美国犹如二战之后的苏联。今天的中国尽管没有像前苏联那样来组建反美国的同盟,但美国对中国的恐惧犹如当时的苏联对美国的恐惧,并直接反映在其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 第一,同盟关系建设。美国实行“重返亚洲”政策、强化和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国的关系、努力发展新盟国(例如越南等)。 第二,大量增强其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二战后的很长时间里,美国曾经是一个全方位的大国。但现在则不一样了。经济实力不如从前,其所推行的软力量即民主自由也到处碰壁。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只好强调军事力量。 第三,发展排他性的战略性贸易。主要表现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方面。TPP是美国主导的区域经济组织,但明显排除中国,并且其中一个目标就是直接针对中国的国有企业的。 第四,想尽一切办法把其同盟国沦落为“附属国”,听从美国的领导。和日本的关系表现得很明显。在日本民主党鸠山任首相的时候,日本通过诉诸于建立东亚共同体来追求和美国较为平等的关系。东亚共同体被美国视为是“亲中国”的,因此很快就被绞杀。安倍上台之后,走的是反华路线,这不仅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而且美国不惜以牺牲和中国的利益,来鼓励日本等盟国挑战中国。很显然,美国所有这些方面的行为和前苏联的行为并无二致。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很多人,主要是民族主义者,也转而恐惧于美国,主张要以牙还牙。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则把目前中美关系的紧张归咎于中国的“强硬政策”,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在中日关系、南中国海问题、中印关系等等一些列问题上继续“韬光养晦”、配合美国和西方的“情绪”。他们的确相信,如果中国这样做,西方美国就会接受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的和平性质因此能够得到保障。 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情况看,这两种倾向性有可能导致中国的颠覆性错误。如果过于恐惧于美国,那么就有可能陷入和美国的军事竞争陷阱。一旦陷入军事竞赛陷阱,中国国民经济就有可能被军事化,就如前苏联那样。这种可能性并非假设,而是有制度条件的,主要是因为中国存在庞大的国有企业部门,一旦军事竞赛开始,大量的经济资源就会导入国有部门,而非民营部门。而自由派的“愿望”也一定会破灭,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很难会走东欧那样的民主化道路。执政党一直强调中国不会走西方民主化道路。第二,即使中国民主化了,美国也会同样把其地缘政治利益置于民主之上。 中国必须做正确的选择,在内政外交上避免因为过分恐惧西方和过分轻信西方而导致的颠覆性错误。在内政上,中国不可以简单照搬西方经验,但也不可以关起门来,自以为是地搞建设。一方面要意识到中国内部建设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国仍然需要虚心学习西方经验来促动和促进内部的现代化,另一方面要清醒地意识到到学习西方并非走西方道路。这里,中国需要一大批政治企业家,能够结合东西方最佳实践和经验,把内部经济建设和制度建设搞上去,学习西方,但做得比西方还要好。学习西方必须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而不能抱过多的幻想和乌托邦精神。 在国际层面,中国要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继续和国际接轨,在现行国际体系上往上爬。中国不可以学习前苏联那样,脱离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另起炉灶,建设和西方相对立的区域或者国际体系。在全球化时代,这样做,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不利于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建设性作用,而对国际和平更不利。同时,中国不能盲目相信西方会和平地欢迎中国的崛起。 中国要善于建立自己主导的、开放性区域甚至国际性秩序。这里要强调的是开放性。美国等主导的无论是战略上的同盟关系还是经济上的TPP等区域组织都是排他性的,中国主导的区域和国际组织如果要有竞争力,唯一的来源就是开放性,不仅向发展中国家开放,而且也向发达国家开放。目前所进行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这样一种开放性的区域组织,并且中国所确立的区域和全球性组织的目标,至少在早期并非取代现存国际组织,而是从补充的角度行使现存国际体系所不能行使的功能。未来的发展如何,取决于现存体系的改革和中国本身的能力。 简单地说,开放性是中国经济的本质。无论是内部建设还是国际秩序建设,都必须秉持开放性。而这种开放性就可有效避免过分恐惧西方或者过分轻信西方的颠覆性错误,同时也可确立和提高中国本身的自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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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要成为行动者,而不是空喊者2015年6月9日
一路一带是习主席访问中亚和印尼的时候提出来的。“一带”指的是陆上“丝绸之路”,从中国到中亚、中东再到欧洲这样一条带状之路。“一路”是指海上“丝绸之路”。其实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海外贸易早就有了,宋朝时非常发达,明朝有郑和下西洋。今天这个概念是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提出来的。今天我讲几点看法:第一,中国必须搞“一路一带”。第二,中国有能力搞。第三,不好搞。最后,我有信心中国能搞好。 1.中国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开拓海外空间 首先,国内很多人质疑中国内部的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处理好,搞这么大一个规划做什么?我认为必须要搞,是因为做“丝绸之路”有它内部的需求,也有外部的需求。 从内部需求说,丝绸之路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机部分。开放是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重要动力,在早期主要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无论是引进技术也好,出口中国商品也好,对促进中国的经济都起到了巨大作用。现在中国国内经济增长缺乏动力,需要新形式的开放。 中国现在人均GDP是7500美金,属于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国下一步要把自己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但是根据世界银行统计的二战以后100多个国家看,只有十几个国家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经济体。那么这十几个国家里面,大部分是资源性国家,除此之外,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就是东亚社会,比如日本、亚洲四小龙。除了这五个经济体,其它就没有了。虽然我们有信心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但是我觉得很难。 日本能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有它特殊的背景,战后它被美国占领,西方基本上把整个市场开放给了日本,日本没有花很大力气就进入了西方市场,成为西方一部分。亚洲四小龙也有特殊背景。第一,亚洲四小龙经济体比较小;第二,亚洲四小龙很多方面是属于西方治理的。中国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国际环境不好,西方对中国搞贸易保护主义。还有中国是13亿人口的第二大经济体,要从中等收入提升到高收入水平,这是世界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西方怎么发展起来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是西方经济发展的内在一部分。如果大家都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话,资本需要赢得更多海外空间,商品需要寻求更多海外市场。那么这不是说中国要搞帝国主义,搞殖民主义,中国可能会搞一种新形式的国际合作,抛开老殖民地主义、老帝国主义的做法。但从国际经济的角度说,中国同样需要寻求新的市场、投资空间,中国的产品也需要进入世界市场。 2.“一路一带”是国际战略意义上的表述 从外部的原因看,我觉得有两点。第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失衡,那么如何重新平衡呢?我觉得要把中国放到世界经济需要平衡的背景下。现在东西方、南北方互相指责,世界经济到底怎么失衡的,美国指责中国,中国指责美国。但实际上世界经济不存在理想的状态,世界经济失衡是每一个主权经济体本身失衡的结果,因为美国的经济是失衡的,欧洲的经济是失衡的,中国的经济也是失衡的。那么世界经济如果要重新走向平衡,就需要每一个国家的经济走向平衡,美国没有承担责任,美国的工业化和制造业比欧洲好些,但主导美国的还是金融资本,还是华尔街资本主义。美国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反而使世界经济越来越失衡。 欧洲主要是社会投资跟经济投资的失衡,因为它的成员国无法走出独立国家的范畴。希腊、法国的大众民主、一人一票跟它的经济结构完全不相配套。民主本身是个好东西,但是一人一票目的就是一人拿一份,大家都是独立国家,一人拿一份。但一人拿一份的福利制度要生存下去,前提是一人要贡献一份。但是大众民主的一人一票能保证一人能拿一份,却不能保证一人贡献一份。所以欧洲也没有能力改变世界经济的失衡。 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有能力改变世界经济。更重要的是,中国为什么必须做?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中国在上世纪50、60年代那么苦,仍然援助非洲,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不仅是经济学而且还是国际战略意义上的表述。比如毛泽东的“三个世界”。所以无论是国际经济战略还是中国本身的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必须走“一路一带”。 十八大以后,中国的外交格局基本上就是“两条腿,一个圈”。一条腿跟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第二条腿就是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路一带”。“一个圈”就是周边国家。从地缘政治环境看,中国周围几十个国家,如何处理好关系非常艰难。中国周边的环境在恶化,各方面都在恶化。这就是中国“丝绸之路”的国际大背景。 3.世界经济失衡,只有中国有能力再平衡 第二点中国有能力搞“一路一带”。中国是唯一有能力让世界经济再平衡的,美国没有这个能力。尽管美国重返亚太地区,但是在中东陷入麻烦,中东的政治秩序基本上是美国建立起来的,但是美国现在破坏自己建立起来的秩序。美国有三大负担,一个负担就是做世界警察,做世界警察要付钱;第二个负担是美国要搞联盟,比如跟日本、菲律宾等;第三个负担就是输出民主,比如中东的埃及和伊拉克,他们的政治建设都跟美国有关系。 一个人如果在台上的统治不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就要推翻他,建立起对它更有利的政权,美国这个想法太简单。美国破坏了原有的政权后,并没有建立起它希望的民主政权,而是造成了失败国家,在中东秩序基本没有了,现在以色列基本上不相信美国了。以色列总理去美国,不见美国总统,而是去国会演讲。所以美国所谓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中国是过分担心了。美国如何重返亚洲?它除了军事上最强大以外,其它就没有了。 对东南亚国家来说,当然希望对中国和印度的军事崛起有个再平衡,但他们不希望美国军事回去,因为如果中国跟美国之间形成一个军事的竞争的话,对东南亚国家最不利。他们希望美国经济力量回去,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凭什么回去?美国的资本走向哪里,美国政府没有影响,资本还是走向它自己该去的地方,美国政府所能做的就是一些政策上的调整,美国的资本还是自己说了算。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国家要吃资本的饭,跨国公司实际上不属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所以美国和欧洲都没有能力再平衡世界经济,中国为什么有能力? 第一,中国有过剩的资本,肯定要走出去。为什么有“丝绸之路”?这是资本走出去的需要,政府只是顺势推出。西方的开放,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开放都是资本推动的。 第二,中国的产能过剩,这也要有出路。中国大规模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时代基本过去了,东部、中部基本上饱和,也就西部还有一些空间,钢铁、水泥等等的产能过剩去哪里?必须找到出路,这跟西方以前一样,需要开拓新的市场、新的投资空间。资本需要投资空间,过剩产能需要新的市场。 第三,中国积累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经验。“丝绸之路”除了传统的贸易投资以外,现在还有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具能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一路一带”上,除了像新加坡这样少数的国家有钱,其它都是很平均的较低发展水平的国家,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过剩的产能、中国的资本、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都是这些国家所需要的。 东南亚、中亚都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所以中国建立亚洲投行,进行互利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方有几千亿美元的缺口需求。欧洲没钱,中国有钱,中国过剩。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和银行手里有很多现金,这么庞大的现金要转化成资本走出去,这是必须的。 4.中国走出去肯定会与既得利益国冲突,需要客观面对 但是“一路一带”战略不好实施,挑战很多。现在国际上基本分为三种态度。第一类是美国日本这样的既得利益国家。中国走出去的话,既得利益肯定反对,因为中国作为新得利益,既得利益反对新得利益,我想天经地义,中国习惯也好,不习惯也好,这是事实。 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上走过了三个阶段,“取进来”、“接轨”都不会跟外部冲突,但从本世纪初开始走出去,走出去就要发生冲突,因为你要触碰别国的既得利益,所以欧美反对很容易理解。 与之相反,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欢迎的,因为他们需要发展,需要资本投资,但西方资本投资受制于政治原则,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银行又设置了很多附加条件,比如民主、自由、人权、宗教等等,但这在发展中国家就是鸡和蛋的关系,我没发展,如何讲人权,如何讲自由?所以这些国家希望中国能去投资,中国不像西方那样设置政治化的条件,所以这些国家是非常支持中国的。 那么中间的就是对中国保怀疑态度的国家,这也分为两种。像韩国,本身对中国经济非常依赖,但是它受美国的压力,也不好公开表态,因为美国是它的战略同盟。澳大利亚也是一样,受美国的压力很大。另外像印尼这些国家对中国到底要做什么不清楚,所以抱怀疑态度。当然这也与中国做得不到位有关,“丝绸之路”已经搞一年多了,到底什么方案,现在也没说清楚,我们的知识储备不足,人家不了解也不为过。 对中国“一路一带”战略国际上基本就是以上三种态度。 5.对外投资基础设施要考虑其他国家复杂的政治 另一个困难是,我们现在只是强调“丝绸之路”就要走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道路,但这对很多国家来说就很麻烦。比如我们要修从云南到新加坡的铁路,越南就反对,这不是经济规划的问题,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像菲律宾、越南跟中国有领土纠纷,修高铁等基础设施,他们就要怀疑是不是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中国投资斯里兰卡,印度就担心中国是否建立对它的包围圈。 之前,中国在非洲、缅甸、斯里兰卡大规模的投资基础设施,已经损失了很多钱,中国无法保证资本安全。老殖民主义时期,签了合同你不做,军队就派过去了,现在中国不能那么做了。而且“一路一带”上的很多国家政治很复杂,不像中国有个共产党做稳固的政治支柱,比如泰国、埃及,军方、宗教势力、反对派都是分化国家的力量的。像越南总书记、总理、议会分开,可能是下一个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面对这些国家,我给这个总统签的协议,下个总统上来了就不承认了。 即使有这些困难,我觉得中国还是能够做好的,为什么有信心?是客观需要。世界还是要发展,发展是主题,尤其是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在东南亚,新加坡老是感觉到不安全,因为旁边都是穷国家。他们要发展只有中国有能力资助,“金砖四国”其他三块不及中国一块重。 6.“朝贡体系”其实是自由贸易体系,应该平反 中国为了探索新型合作方式,提出了“利益共同体”等口号,但我们需要考虑未来10年、20年的体系,我觉得今天我们该为“朝贡体系”平反,我们以前批判“朝贡体系”太过了,西方干脆把中国的“朝贡体系”看成中国的帝国主义。 但是实际上,“朝贡体系”是一个自由贸易体系,它不是指自己吃亏对方绝对得好处的不可持续的模式,也不是要回到“叩头”的状态下。它是我吃点亏也能得好处的状态,实际上中国跟东盟自由贸易区就是这样的“朝贡体系”。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什么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做得好,就是东盟国家要五毛,中国给一块,给东盟带来很大好处。 7.中国的“富邻”政策比马歇尔计划更好 如果中国要可持续发展,我觉得“富邻”这个口号就非常重要了,如果你富裕起来了邻国不富,谁买你的商品?其他国家也富裕了,大量买你的商品,才可持续发展。而中国的文化就有这种包容精神,所有我就更自信了。我觉得中国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非常好。 “一路一带”也可以简称为中国的“马歇尔计划”,甚至会比马歇尔计划做得更好。中国人常把马歇尔计划当成美国推行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实际上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经济确实非常重要,如果没有马歇尔计划,二战中被摧毁的欧洲经济就很难复苏。但它是排挤东欧国家的,只是针对西欧国家,如果马歇尔计划也是开放性的,也是向东欧国家开放的话,苏联集团就做不起来,很容易垮掉,正因为马歇尔计划是排他性的就形成了后面美国跟苏联之间的比赛。 我觉得中国“丝绸之路”就要非常开放,越开放越好,要让别人参加,开放可以减少成本。西方国家比如英国就有很多经验,中国走出去也就是才几年时间,所以中国要学习大国的经验,要谦虚些。 还有开放当然不仅仅是向国外的企业开放,而应当向中国的民营企业开放。其实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非常快,无论在非洲还是东南亚,都是非常成规模的,而且中国的民营企业走出去实际上比国有企业更早,鼓励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走出去,资本的构成就更合理。 8.中国要建立自己主导的国际秩序,否则会受惩罚 “丝绸之路”不仅是经济项目,更应当做成一个国际治理的项目,至少是一个区域治理的项目。就像基辛格说的,现在国际秩序、区域秩序,都是近代西方发展的结果,东南亚的秩序完全是西方的延伸,尤其是美国地缘政治影响扩张的结果。现在中国崛起了,美国的地缘战略慢慢缩回去了。 新加坡就比较聪明,把中国的国际空间看成自己的国际空间,台湾寻找中国之外的国际空间,不可能。中国地缘政治的扩张,不是说要搞帝国主义,而是你成长起来以后,自然而然会成为一个秩序,这是自然秩序。如果你不去建立这样一个秩序,走出去的利益就得不到保护,其他的利益就建立不起来,西方的国际秩序就是靠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来主导。 中国很聪明,不反对这个秩序,而是加入这个秩序,在这个秩序中往上爬,尽管美国不让你上去,但中国不应该从现在国际秩序中退出,还是要跟西方交往,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同时中国不要忽视自己的秩序,如果不去追求自己的利益,不想把自己国家利益最大化,最后反而会受到惩罚。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国际秩序或区域秩序中硬了,内部才会更稳定。这个世界非常现实,有些方面我是不怎么相信软实力的,我更强调硬实力,软力量必须建立在硬力量之上。现在外面说中国威胁论,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威胁,中国真正能对这些国家有威胁了,反而没有威胁论了,美国到处去威胁人家,人家说美国有威胁吗?中国还是要现实主义一点。 9.中国要成为美国那样的行动者,而不是空喊者 为什么大家不相信中国,相信美国?因为美国是它行动导向,有的人做错事,有的人做正确的事,有的人打胜仗,有的人打败仗,是敢说敢做的,所以美国经过了多次考试,中国连考试还没参加过。中国要走出去,跟越南和其他南海国家有小冲突没问题,邓小平先生早就说过,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但是为什么他们不理中国?因为中国自己不开发,别人开发,他们觉得中国不行了。现在中国也要去开发,他们就说中国威胁,如果中国早30年去开发,什么危险都没有了。所以中国要去做,如果你去行动,他们就会跟你坐到谈判桌前,作为大国能够实现让别人来谈判的目标就算成功。 我希望中国共产党不要成为一个话语的空喊者,而是成为行动者。现在说得太多了,做的太少了,口号非常漂亮,实际上找不到这个东西,所以要实事求是,要携带者资本、国家战略和政治走出去。现在中国搞得不好,既给了人家钱,人家还不高兴。资本就是资本,跟美国日本的资本没区别。中国人要自信,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都加入中国组建的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中国有句话说得有道理,你跟什么过不去也不要跟钱过不去。 10.中国要成立走出去的中央领导小组 中国有信心就可以走出去的,没自信钱就用不好。我就听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抱怨,如果是日本韩国有钱,他们尽量不要中国的钱,因为日本人、韩国人有礼貌,不像中国,比如云南一个市长去了也要国家总理总统接待,人家就觉得中国不自信,合作很麻烦。 中国要成立一个走出去的领导小组,因为中国的外交角色太多,国防部、外交部、商务部,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各种机构之间谁也不欠谁,稀里糊涂走出去了。所以“丝绸之路”在国内必须有一个领导架构,美国后面还弄一个国际发展署。 中国资本一方面要摊到海外市场,另外还要考虑能不能赚钱、获利。现在有些国企老总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建立一个自己的公司,把赚的钱放到自己的公司,亏损放到国有企业。针对这种情况,要建立像美国、欧洲那样的企业税收制度。 11.中国智库有“库”无“智”,需要知识先行 所以“一路一带”战略非常复杂,远远超过了习大大说的“五通”,但国内研究还没有超过习大大的“五通”,大家都在论证“五通”有多么高明,所以我说中国的知识储备远远不足。现在国内没有多少人学习小语种了,这样能对东南亚了解吗?根本不了解,光靠外交官是不行的,他不可能到处去跑。 美国不一样,尽管政府没有那么多智库,但是很多大学和企业都在研究小国家,我在新加坡的时候,美国的企业整天找我们了解情况。中国的民营企业在非洲投资那么多,但他们一辈子能去两三次非洲就不错了。而美国在非洲的学生,至少一年三个月在外面跑。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要求建立智库?因为中国的知识远远赶不上中国客观需要。我们常说中国发展太快了,制度建设跟不上,那是因为知识水平跟不上。中国需要知识先行。 中国人一直说“知行合一”,知识最重要。尽管现在中国已经有两千五百多个智库了,但我说这都是有库没智。投钱建智库容易,但提高“智”很难。所以要用“智”来引导库,现在库太多了,没有必要。 总之,国际政治是很现实的,中国要了解这个世界。中国的资本扩张非常厉害,在东南亚无论是中国的国家资本还是民间资本影响都非常大,但需要知识跟得上,这是我希望的。谢谢。 (本文为3月24日郑永年在亚太绿色发展中心、北京师范大学绿色经济研究主办的活动上所做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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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错误的国际战略将导致美国衰落2015年6月1日
苏联解体后,美国是主导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唯一霸权。没过多长时间,各种迹象都指向美国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说,正如美国的崛起,美国的衰落也要归诸其国际战略。 美国从1890年代之前的区域性大国,发展到冷战结束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全方位大国,有其诸多国内国际前提条件,也经历了几个主要的阶段。这个过程,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国内的发展和制度建设。美国在189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此前,美国基本上实行孤立政策,不愿卷入国际性事务。当然,所谓的“孤立主义”只是相对的。美国的形成从根本上说也是扩张的结果。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实力的增强,美国的扩张主义也在形成。1823年的“门罗主义”,和欧洲列强争夺地缘政治利益,美洲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充其量只是个地区性大国。 第二,美国是被邀请扮演世界领导角色的。这与其他大国截然不同。美国之前的所有大国,大都是自己打拼出来的。美国被邀请是因为欧洲的一战和二战,这段时期是美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关键时期。当时,战争对欧洲各国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不仅自身很难恢复,更不用说是领导世界了。欧洲列强就邀请美国扮演世界领导角色。欧洲和美国基本上同属一种文化,美国人大多是欧洲移民的后代。美国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相似,即民主政治。美国是欧洲地缘政治之外的大国,没有和任何欧洲国家构成地缘政治竞争,容易被欧洲国家所接受。 第三,可持续的内部发展和有效的外部策略。这两方面都和美国式的市场资本主义有关。资本主义为美国内部发展提供了无穷的动力。不过,政府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规制资本主义的活动,使得资本主义可以持续发展。政府的作用在危机期间尤其明显,例如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时代。外部崛起的有效策略是先成为地区性大国,然后成为世界性大国。二战之后,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导者。但在冷战期间,美国充其量也只是领导半个世界,对苏联集团没有任何影响。 在冷战期间,美国的外部有效策略主要表现在其和苏联的竞争。而美国的策略和所实行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有关。苏联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为了和美国进行军事竞争,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很快把整个国民经济军事化。而美国所实行的市场经济,在和苏联竞争中,政府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不过是投向私营部门。美国很快在和苏联的竞争中赢得了胜利。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领导的西方很快把其地缘政治秩序扩展到前苏联的领域。苏联东欧共产主义一解体,美国各方面都没有了竞争对手。整个世界似乎都在美国的掌控之下。这是人类地缘政治历史上的奇迹。相对的衰落 但是,为什么在冷战结束之后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美国衰落了呢? 在讨论美国的衰落之前,首先应当指出几点。第一,美国的衰落是相对的。较之其他所有国家,美国还是最强大的。第二,美国的衰落不是全方位的,在军事上仍然是世界最强。美国军事力量的强大在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不会有真正的竞争者。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表现为相对的衰落。第三,美国的衰落要经过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在衰落的过程中,如果美国能够做有效的政策调整,仍然有复兴的机会。 从国际战略层面看,美国相对衰落可以从如下五个因素来理解。 第一,冷战结束后,美国开始外交上尤其是军事上的单边主义。“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后,在反恐的方式问题上,因为得不到其主要欧洲盟国例如德国和法国的支持,美国开始走上单边主义路线。尽管这里的因素也很复杂,但主要是美国对其力量的错误估计和判断。作为独一无二的大国,美国相信本身能够应付恐怖主义。这场单边主义主导下的反恐战争,直接促成了美国开始走向衰落。 直到今天,美国的单边主义以各种形式仍然继续。近年的所谓“重返亚洲”就有这种味道。尽管“重返亚洲”强调其和亚洲盟国的关系,但在对自身能力的估计上,美国仍然是“单边主义”。因为单边主义最致命的地方,就是对自身能力的高估,脱离了美国一贯的现实主义路线。如果得不到纠正,仍然会促成美国的继续衰落。 第二是美国的“世界警察的包袱”。当“世界警察”是有巨大成本的。美国强大的时候,能够支撑其“世界警察”的角色。并且美国也的确是“税收国家”,通过各种形式向其他国家“收税”,来支付美国所提供的“警察”服务。但现在的情况很不相同了。美国国内经济不如从前,不仅其经济对外影响力减小,而且很多时候是负面的影响,例如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世界性金融危机。 同时,美国不像从前那样容易向其他国家“收税”了。在冷战期间,因为存在着共同的敌人“苏联集团”,很多国家愿意向美国“纳税”以求得保护。但今天已经不存在像“苏联”那样的敌人。尽管美国和一些国家也想把中国视为是新的“敌人”,但中国毕竟不是苏联。也就是说,美国国内国际的“税基”都在缩小。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世界警察”的角色难以为继。一旦做不了“世界警察”,美国所建立起来的世界地缘政治秩序就很难维持。推翻自己建立的秩序 第三是美国的“民主包袱”。美国坚定地相信,民主是其软力量的核心,要维持美国的霸权,就要把民主的核心价值推广到世界各地。但美国不切实际的做法,使得这种软力量实际上已经变成沉重负担,反而在加速美国自己所建立起来的地缘政治秩序的解体,导致其地缘政治利益的收缩。在中东,西方和美国可以说是在推翻自己参与建立起来的政权。 近代以来,中东主权国家的形成和政府的确立,同西方有密切的关联。但现在西方和美国的认知变化了。从前西方信仰主权高于一切,但现在信仰的是人权高于主权。而如何实现和保护西方所认为的人权呢?西方的回答很简单,那就是政权更换(regime change)、多党政治和选举,也就是西方式民主。但在现存主权国家和政府被推翻后,所出现的往往不是西方所希望的民主政权,更多的国家演变成为西方所说的“失败国家”。在现存国家失败之后,更导致了极端政治力量的崛起,例如“伊斯兰国组织”(ISIS)。 第四是“联盟包袱”。联盟政治一直是西方和美国国际关系的重要一环。冷战的结束表明一个历史性的转型,世界从“一分为二”转型为“一个世界”,美国成为唯一霸权。“一个世界”局面的形成,本来就不再需要冷战时代所形成的联盟了。但美国的战略失误,使其失去了调整联盟政策的宝贵机会。美国不仅没有调整,反而强化其联盟政策。但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结盟有巨大的成本。对美国来说,结盟似乎强化了自己的力量。在明显存在着敌人时的确如此。但如果不存在明显敌人,同盟便会产生两种成本。 第一,有可能把被视为是“竞争对手”的国家,转型为真正的敌人。例如美国把中国视为是潜在的敌人。如果中国也把美国作为直接的敌人,中国很有可能成为美国的真正敌人。第二,美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结盟的要求,来增进它们各自的利益;并在一定情况下,甚至被同盟所绑架。美国和同盟尽管有共同利益,但两者的利益不能等同起来。在很多时候,同盟国为了增进自身的利益,把美国卷入在内,给美国造成巨大困境。 现在的日本和菲律宾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局面。它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利用和美国的同盟关系,分别在东海和南中国海不断挑战中国。美国如果不能满足它们的要求,在它们和中国发生冲突时不提供帮助,就会失去“盟主”的信用,导致同盟解体。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陷入了“我的盟友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的联盟逻辑的原因。如果美国满足联盟的要求,就要牺牲和中国的关系,尽管中国本身并不是美国的敌人。 第五,美国的大国衰落“恐惧症”。任何霸权的最高政策议程就是维持霸权地位,这是权力的本质,无可非议。但是,霸权对自己的地位要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调整。例如,大英帝国在衰落时能够“光荣体面地退出”就是最好的例子。美国相对衰落了,但还是想充当世界领袖“一百年”(诚如总统奥巴马所强调的)。这个雄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美国的实力已经不容许。 在中美关系上,中国力图和美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就是承认美国是老大且不会挑战老大的地位,但是美国必须能够照顾中国有限的“核心利益”。中国和往日的大国不同,无论是大英帝国,还是后来的德国和日本或者苏联,都有称霸的国家计划,但中国没有任何挑战美国的国家战略。中美两国之间现在面临的问题,并不在崛起的中国来挑战美国,而在于衰落中的美国恐惧于中国。这种恐惧感使得美国很难“借力”中国来维持其霸权地位。一旦美国失去中国,可能回到美苏冷战时代。如果那样,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必然受到巨大的损害,届时至多领导半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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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TPP、资本帝国和世界政治的未来2015年5月26日
在资本的巨大推动下,美国政府在大力推动TPP。TPP如果形成,必然能够为美国资本带来巨大利益,但能够为美国人民带来巨大利益吗? 人们一直把TPP作为一种国际贸易和投资形式,一种比世界贸易组织(WTO)更高标准的形式。因此,人们总是算计着加入TPP能够为国家带来多少的经济收益;如果被排挤在TPP之外,国家又会遭受多少经济收益。再者,人们也注意到了TPP所隐含着的地缘政治和战略考量。像越南、马来西亚那样的发展中国家被包括在内,而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则处于TPP之外。这里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和战略的考量是显见的。因此,也不难理解,中国不仅要担忧TPP所带来的经济贸易影响,而且更是其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 其实,人们可以从更深层次来思考TPP这样的贸易投资形式,提出类似这样的问题:从非经济的角度来看,TPP是什么、它的实现会对当地社会带来什么影响?跳出简单的投资贸易方式,人们不难发现,形成中的TPP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资本运作方式,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资本运作方式。可以预见,一旦成功运行,TPP意味着一个新型资本帝国的形成。这个资本帝国和现在的资本全球化不同,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资本帝国,也就是超越民族国家、不受民族国家影响或者有能力逃避民族国家影响的资本帝国。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形式源于西方,自西方扩展到非西方世界。尽管非西方世界包括中国,传统上也有些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但资本从未形成过一个自主的制度。从西方资本主义演变的历史来看,简单地说,资本已经走过了两个大的历史阶段,现在要步入第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民族统一市场的形成阶段;第二阶段,是世界统一市场形成阶段;第三阶段则是今天的资本帝国阶段。就资本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来说,在第一阶段,资本依靠政权力量而形成统一国家市场;在第二阶段,资本依然依靠主权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扩张;而现在的第三阶段,资本则试图建立自己的帝国,趋向于超越民族国家、脱离民族国家的控制。 在每一个阶段,资本运作方式的变化会深刻影响资本和政治的关系,从而是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在第一阶段,也就是西欧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资本和国家力量互相支持。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欧洲就不再存在统一的政治力量。城市国家自下而上产生,而统治城市的则是商人。国王需要扩张其统治地域,而资本需要扩张其市场,两者具有高度的一致的目标。资本出钱,帮助国王统一国家,同时也依靠政治力量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市场。民族国家统一市场的形成,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阶段。 在第二阶段,资本在国内市场开始饱和,过剩的资本需要走出国门,开拓海外市场。这直接导致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形成。帝国主义强调的往往是资本和商品的输出,和对非西方世界的资源的掠夺和劳动力的剥削。作为帝国主义核心的殖民地主义,更是西方资本主义对非西方世界的直接统治。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的历史是血淋淋的历史。西方自由主义一直相信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但历史的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帝国主义往往动用国家的力量,用枪炮打开非西方世界的大门。 去资本“主权国家化” 随着反殖民地运动的崛起,西方资本对非西方世界的关系也开始“文明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了比较大的转变,最终形成类似于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组织。这些组织都是西方资本和本国政府协调的产物,意在协调西方资本的行动。这些组织的形成,一方面使得西方资本更加有效地扩展到非西方国家,得到更安全的制度性保护;另一方面使得资本的行为更加具有软性,即“文明”。很显然,在这个阶段,西方主权国家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资本现在进入第三阶段,主要的特征是去资本“主权国家化”,实现资本本身的自主性和自治性,形成不受主权国家控制的资本帝国。资本帝国的形成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如同从前的全球化,这波全球化也是资本促动的,主权国家在背后支持。形成这波资本全球化的原因,除了资本逐利的本质之外,至少还有如下一系列因素。 首先是西方大众民主对本国资本的影响。二战之后,随着大众民主化时代的到来,选票决定政治权力,西方福利得到了快速的扩张。福利的扩张表明对资本的高税收,而高税收意味着资本必须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牺牲)和低收益。正如一些观察家所早已指出的,通过全球化,资本可以逃避本国的高税收。 其次是资本通过全球化逃避本国的规制。二战以来,西方普遍形成了规制型政府,对资本的运作进行各种形式的详细规制。对资本的规制也就是节制,有效地限制了资本的运作空间。这导致了资本很大的不满。1980年代英国和美国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革命”的核心,就是给企业(资本)“松绑”,即大大减少甚至取消对企业的规制(de-regulation)。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新自由主义减低经济规制是直接关联的。 其三是工业资本主义转型成为金融资本主义。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资本需要主权空间,具有主权国家边界,但金融资本则没有边界,或者不需要民族国家这个边界。西方金融经济本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也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金融经济开始脱离实体经济,本身成为一个自主的经济系统。而包括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在内的高技术发展,更强化了金融资本超越主权国家的能力。金融资本也就是今天资本帝国的核心。金融资本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要把所有的事物货币化,并且能够在全球内流动。 今天的资本帝国对主权国家和社会正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首先,资本脱离主权国家的控制。如果把一个社会的权力分成资本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只有资本是可以流动的,而政治和社会是不可流动的。资本的流动性决定了它有能力脱离本国政治和社会的控制。从前人们说是跨国企业,但今天的跨国企业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全球企业,独立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控制。很多全球性企业不仅其经济规模可以和很多国家的经济规模相比拟,也很难说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受哪一个国家控制。例如华尔街是自主的,美国政府很难主导华尔街。例如,华尔街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源,但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除了拯救华尔街之外,又做了什么呢?尽管深处危机,但华尔街投资银行总裁仍然享受天价的工资和奖金。很少有政府可以对庞大的资本说什么、做什么,但资本反过来则是可以绑架政府的。 其次,国家政治的“中央化”和“国际化”。政治本来就是地方的,尤其在民主国家。不过,在资本帝国的情况下,国家政治尤其是行政当局的关切越来越“中央”或者国际化,即国家和国际层面的事情。这是因为全球化所致。在全球化下,政府和资本是一对矛盾。全球化是一个既不可避免、也是各国都想加入的进程。因为加入全球化意味着资本的进入,和资本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政府如果不能善待资本,资本就会跑掉,而导致国家的发展问题。这使得各国政府必须关切国家和国际层面的问题,而往往和本国地方政治脱节。这在欧盟内部表现尤其明显,各成员国往往忽视本国内部的问题,而过度关切欧盟甚至国际问题。 政治的地方化和碎片化 其三,与第二点紧密相关的便是政治的地方化和碎片化。因为执政党过于注重中央和国际层面的事务,国内的地方事务经常被忽视。这次英国的选举所体现的变化很能说明这个趋势。传统的保守党和工党是整合英国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两大支柱,但现在都开始衰落。而政治的地方性质并没有改变,保守党和工党的衰落,导致了两个主张“地方独立”的地方政党崛起,一个是主张苏格兰从英国独立出来的政党(苏格兰民族党),另一个是主张英国脱离欧盟的政党(英国独立党)。尽管保守党继续执政,但国内政治版图的碎片性质很难改变。保守党仍然必须履行国内大规模分权、举行脱离欧盟公投的承诺。其他欧洲社会也都有类似的政治情势。希腊和欧盟之间的紧张关系,便是一个主权国家和一个超主权组织之间的矛盾。 美国的黑人种族问题由来已久,但经济全球化在恶化着情况。全球化使得美国内部的收入极端不平等,黑人的经济弱势地位凸显出来。黑人的愤怒表明对整个体制的不信任。实际上,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在扶持资本进行全球化,对国内事务的关切远不如对国际事务的关切。奥巴马成为总统之后,想进行一项只涉及到3000万人口的医疗保障改革,但不了了之。和地方政治的脱节,已经使得西方政治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向,对西方政治会产生长远的影响。 在资本的巨大推动下,美国政府在大力推动TPP。TPP如果形成,必然能够为美国的资本带来巨大的利益,但能够为美国人民带来同样巨大的利益吗?从过去数十年全球化的经验来说,答案几乎是否定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激进化成为必然。美国已经取消了政治捐款的限制。从长远来看,现在“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便会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为“一元一票”的民主。尽管美国社会表面上是多元的,具有多元的媒体,但多元背后都是由资本操纵,普通人民除了在不同的资本之间进行选择之外,并无任何权利。有美国政治家早就指出,美国民主是富豪的民主。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在考量TPP这样的贸易投资组织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必须考量其所包含的巨大的社会政治风险,尤其是国内内部的社会政治治理结构问题;否则,一旦资本帝国掌控一切,社会会变得越来越不公平,也越来越难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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