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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疫情后全球经济走向分析2020年4月26日
文章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2020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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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中美两国应加强对话交流 增强政治信任2020年4月17日
2020年4月9日,全球化智库(CCG)以“ 新冠疫情背景下,中美经贸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举办线上研讨会,邀请了来自美国主流智库、商会的领导者和代表与CCG专家学者就中美如何落实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如何促进有大量需求的药品和医疗用品的双边贸易的发展,如何评估疫情爆发造成的中美间的紧张局势等话题展开研讨,旨在增进中美两国的人文交流,为在全球共同抗疫的关键时期的中美合作拓展机遇。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表示,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说明,“地球村”的世界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程度空前加深。面对造成人类苦难的全球疫情危机,一些西方国家应摒弃意识形态的偏见,扩展全球公共卫生合作。中美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两国的团结和合作对两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此次疫情暴露了中美合作中的一些问题,同时也是中美经贸关系的根本问题,即两国缺乏政治上和战略上的信任。如疫情初期,美国媒体称武汉封城反映出中国政府治理体系的崩溃。他建议,两国领导人以更坦率和友好的方式进行谈话,并立即恢复必要的对话机制。中美双方应就文明治理体系进行深入对话,增强政治互信,并在政治和社会制度上相互学习借鉴,共同谋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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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疫情下的中美关系与国际大变局2020年4月15日
4月9日晚,“中国与世界”专题讲座的第一讲“疫情下的中美关系与国际大变局”于腾讯会议成功举办。本系列讲座由北京大学研究生会和各学院研究生会联合主办,目的在于帮助大家更加有效清晰地理解中国、世界现在所处于的位置和可能到来的变化。首场讲座由北京大学研究生会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会联合主办,邀请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勇教授为主讲教师。约400名人员参与讲座,气氛热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王勇教授 一、 疫情的蔓延与全球经济的影响 这次疫情可以说是1945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而且这次危机的形式非常特殊,现在全球经济和社会生活处在一种停滞的状态。随着疫情的进一步扩散,这种“停摆”情况未来会更加严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团结起来共度难关,称新冠疫情是“联合国成立75年以来最大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跟联合国秘书长通话的时候表示,“新冠肺炎病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必须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的地球家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政府、习总书记本人多年来在国际场合上倡导的,是中国贡献国际社会的非常宝贵的政策思想,展示了中华文明“世界大同”的理想与期许。 全球危机需要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证明了全球化意识的重要性,然而人类的意识落后于现实的发展,这是当前一个重要的挑战。在今天线上活动结束半小时后,我将与美国主要智库进行连线,就中美关系、经贸关系、中美与WTO、世界贸易组织等相关话题进行对话并做专题发言。通过与类似这样的沟通,希望能够促进美国同事、美国朋友们朝着这样的思考方向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一些人近年来一直在推动中美之间经济和科技“脱钩”,人文和社会“脱钩”,这是非常不现实的,逆全球化潮流的,损人不利己,其他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会遭受损失,也同样损害美国国家与人民的利益。 全球疫情至少有三次冲击波 第一波主要是在中国,疫情在中国的大规模爆发。对中国而言遭遇的是第一波的冲击,对全世界的经济而言冲击的是全球的供应链即全球的制造业。 第二波主要是疫情在欧美大规模的爆发,冲击的是全球经济,全球的股市暴跌等等。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加快复工复产,但是我们出口的产业却面临没有订单、没有需求的问题。因为经济全球化,这些都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 4月3号美国确诊病例累积是245,000人,到4月6号已经到33万多人。病例的高速增加说明检测手段的发展,同时也从侧面说明美国在前期相当长的时间里非常有可能至少将一些新冠肺炎病例当成普通流感来看待了。奇怪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美国公布的病例数据都是来自美国的学术机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美国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并未发挥很大的作用。现在面临的是新形式的全球危机,有人说其冲击力度超过1929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大萧条导致金融危机,同时伴随大规模失业,失业率超过35%,也包括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出现的状况。 第三波可能是发展中世界,尤其像印度等人口大国,如果疫情持续大规模爆发,感染人数可能会更多,全球卫生危机会进一步扩大。由于存在全球化的基本特点,未来疫情可能会有更多的冲击波。疫情有可能在南北半球不同国家间之间来回循环,有可能对人类生活造成持续长时间的影响,除非人类开发出疫苗或特效药。 美国经济的走向:美国与全球股市大跌的主要因素 3月12日,美国特朗普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引发了美国股市大跌,至少发生了4次熔断,距离美国股市最高峰时期,估值已经跌去了百分之四十多。美国政府采取几轮救市措施,包括美国推行基本“零利率”的政策,无限额的量化宽松,美联储绕过金融机构直接购买美国公司债券,相当于美国一些重要的企业与金融机构由国家接管了。3月底,美国国会推出2万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受益者既包括大企业,也包括中小企业与个人家庭。现在又开始讨论是否有必要推出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刺激计划。 美国经济生活方式、消费习惯,与中国及东亚地区差别比较大。股市对美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美国是一个以股市融资为中心的经济,也是一个建立在信用、信贷基础上的经济。疫情不断扩大有可能触发美国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疫情与金融等问题叠加在一起,有可能重演2007年次债危机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但是,美国政府吸取了2008年的教训,政府救市措施一步到位,首先保证市场上的流动性,政府采取的上述诸多措施就是为了安定投资人的信心,避免恐慌和抛售,这些救市举措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现在因为疫情走向不明,美国股市表现是暴涨、暴跌,与股市最高峰时相比还是跌去了20%左右的市值。 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给普通民众发钱,因为美国的个人与家庭储蓄率非常低,美国40%多的人或家庭拿不出400美元现金,这是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不太一样的地方。尤其是一些领周薪的中下阶层,在疫情影响下没有工作、工资,如果不给他们提供生活费用,后果不看设想。现在美国的失业率已经非常高了,而且还在继续攀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甚至超过“大萧条”时期。如果政府不集中发钱的话,美国又可能发生大规模的骚乱暴动,对经济的影响将进一步增加。 (一)投资人担心疫情大规模扩散 投资人担心股市大跌,美国经济不好,担心疫情大规模的扩散,尤其在美国扩散。美国前一阶段准备不足,医疗物资短缺、检测有限、防控不得法,可以说耽误了我们用巨大的努力甚至是牺牲生命为全世界赢得的宝贵的一两个月的准备时间。现在美国国内对特朗普政府的批评不断增加,尤其是来自民主党方面的批评。202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党派斗争会进一步激烈。按照相关研究,美国的疫情达到峰值可能要到5月底6月初,现在还是在上升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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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新冠疫情将重塑经济全球化的方向2020年4月1日
2020年3月25日,全球化智库(CCG)以“中国经验能否为世界所借鉴?疫情折射的全球化问题与趋势”为主题举办线上研讨会。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就疫情全球爆发和冲击的原因发表看法,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此次全球疫情危机带来的影响,强调在全球疫情下国际合作尤为紧迫,并面向未来,展望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秩序与全球化的趋势。 以下为王勇发言全文: 各位朋友上午好,今天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就疫情和国际合作的相关话题做个交流。CCG举办这个线上研讨会是非常及时的,专家们分享了中国的抗疫经验,评估了中国经验对其他国家的借鉴意义,学习中国经验需要结合本国的情况,就这些问题发表了很好的看法。我的发言主要是想回答我们这次会议组织方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新冠疫情全球危机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 我想讲四个方面:第一,简单回答一下造成疫情全球性爆发与冲击的基本原因。第二,如何从我所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全球疫情危机,有哪些启示?第三,简单谈一谈全球疫情与国际合作的紧迫性。第四,后疫情时代全球秩序未来的发展。 第一个问题,疫情的全球爆发和冲击的基本原因。 3月19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总部有一个视频记者会,他特别强调我们现在面临的是联合国75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危机,疫情造成了人类的苦难,影响了全球,摧毁着人们的生活,他呼吁国际团结。冲击巨大的原因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们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地球村”时代,贸易、资金、人员往来密切,病毒可以在一天之内传播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其次,从经济角度讲,疫情全球爆发第一波冲击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实体经济与全球供应链的运转,第二波冲击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金融经济、虚拟经济,美国股市暴跌导致全球性股市进入熊市。中美是全球第一大、第二大经济体,它们是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中心。中美受到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全球经济的根本。最后一点,新冠疫情爆发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结果,这一点现在讨论的还不多。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有关的记录,过去80年发生的20多次跨国界的重大疫情,有60%是发生在本世纪,8次集中爆发于最近10年,也就是说,类似的疫情爆发的频率越来越高,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另外,世界气象组织有一个统计,2019年全球的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平均气温要高1.1度。2010至2019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正好与近10年疫病大流行趋势高度吻合。如果我们对气候变化应对不利,气温继续升高,类似于新冠疫情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可能会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必须从保卫全人类安全的角度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第二个问题,如何从国际政治经济经济学的视角看待全球疫情爆发的影响。 前面有的专家讲到,中国应对疫情的一些好的经验与做法未能得到一些国家的重视与借鉴,这些国家错失了一些防控的机会;中国的防控模式连同国家治理模式也引发了不少讨论,未能得到足够的认可。从我所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些争执、误解最关键的原因是,尽管从经济上来说,我们有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但我们没有一个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世界政府,我们的国际政治仍然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在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和冲突。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强调政治、权力、国家和国际机制对国内国际经济社会事务与决策过程的影响。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我们看到全球疫情危机表现出下面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疫情下的国际社会合作机制是脆弱的,尽管存在着世界卫生组织这样一个平台,但这个平台比较脆弱,它主要是分享一些专业性的指导意见,其权威性和可动员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远远无法满足应对当前全球疫情的需要。第二点,疫情推动了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总体来说是淡薄的。某些国家、某些利益集团出于本国、本集团的狭隘利益考虑,不顾别国发生的人道灾难,落井下石,利用疫情加快推动自己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比如,美国对华鹰派利用中国疫情,加快中美经济和科技的“脱钩”,就是一个可悲的例证。第三点,疫情被意识形态化,导致所谓的国家治理模式和全球治理模式的竞争。此前,某些西方媒体,特别是某些美国媒体说疫情的爆发是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失败,这种论调当时甚嚣尘上。现在,它们面对本国疫情的爆发与失控,不知如何解释。在应对全球疫情问题上,意识形态的偏见要不得,害人害己。第四点,疫情被国内政治化,成为国内选举、党派竞争、政治合法性斗争的议题。 第三个问题,疫情的全球冲击与国际合作的紧迫性。 应对疫情全球性的蔓延,控制病毒的扩散,需要国际公共卫生的合作,这一点各位专家讲的比较多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分享经验,去除偏见,以真正科学的态度,制定适合各国情况的应对策略。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中国采取的一系列严厉的隔绝措施,在中国取得了成效,但是很多国家在采取中国应对方法时,还有很多的犹豫,主要是考虑有可能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的代价,甚至担心产生所谓的“次生”灾害。就这次抗击新冠疫情上,各国政府都碰到一个难题,即如何在抑制病毒蔓延保护国民的生命健康的同时,保持一定的社会流动性,让经济社会生活维持正常运转,这两个目标之间如何平衡,如何去拿捏?当前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我们还在加深对病毒传播与危害的研究。美国现在就试图在控制疫情的过程当中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但现在看来,它前面的路还很长。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领域专家数量模型的推演,疫情达到峰值可能要到5月底6月初,现在仍然处在一个深度大爆发的阶段,挑战巨大。 在应对全球经济衰退与危机的问题上,需要国际合作,需要国际政策的协调。当前看来,我们和2008年相比,在全球框架下进行合作,进行国际政策的协调还不够。从2008年到2020年,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其中一个变化就是,美国当前政府的倾向是“美国优先”,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按照“美国优先”的政策,不断“退群”,减少美国的国际义务与作为第一大经济体的国际领导责任。另外一个是中美关系的变化。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贸易战”,中美地缘政治关系全面紧张,而2008年中美之间密切合作,是保证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再蔓延扩散的最重要政治原因。此外,在二十国集团(G20)框架下开展抗击疫情的国际合作行动迟缓,令人担心。要最终成功抗击全球疫情,没有大国的合作,特别是中美之间的携手合作是难以成功的。 第四个问题,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秩序与全球化会朝什么方向发展。 我认为可能有几个发展趋势:第一个趋势,国家对市场的作用会逐步上升。美国优先、本国优先的做法,有可能会扩大。再加上中国模式的日益扩大的影响,国家加强干预、爆发更多的“贸易战”可能成为未来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第二个趋势,大国战略竞争将加剧,将会导致不同地区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秩序与格局的重组,在东亚、欧洲与中东等地区都会有不同的反应。 第三个趋势,科技创新和竞争会更加激烈,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将出现,它们将决定各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 第四个趋势,全球化两个方向的选择将更加明显,国际社会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全球化的方向到底是开放还是封闭,是合作还是对抗?我认为,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抉择时刻,我们要汲取历史上的教训,吸取一战、二战与冷战的教训,共同努力维护好全球化的发展势头,加强国际协作,加强全球治理架构,努力建设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增进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方面,我觉得存在较大的国际合作机会,因为这种合作能够保护全人类的健康与安全。但是,考虑到复杂的大国竞争与国际政治的情况,这种合作前景仍然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在未来可能浪费这样一个宝贵的国际公共卫生合作机遇。 最后一句话,如果中美不能合作,全球无宁日。我们要抛弃偏见,建立互信,真正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我觉得,这里关键的关键在于开展文明的对话,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模式的对话,通过对话建立互信。不同文明与治理模式之间应当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谢谢大家,这是我的分享,请朋友们批评指正。 (本文根据王勇先生在全球化智库(CCG)于2020年3月25日以“中国经验能否为世界所借鉴?疫情折射的全球化问题与趋势”为主题举办的线上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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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以开放自信处理中美关系2019年10月17日
王勇,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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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重中之重2019年9月17日
王勇,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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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从关税战到科技战,美国还没想好后果2019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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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中美双方应进一步加强沟通,美方应理解中国正关注的三大陷阱2018年10月23日
王勇,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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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中美贸易的十大真相2018年8月10日
王勇,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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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勇2018年3月26日
王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 1966年10月生于安徽霍邱。北京大学法学学士(1987 年)、法学硕士(1990)、法学博士(1996)。现任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外交部党校教授;北京大学香港特区高级公务员国情培训主讲教授;国家商务部北京大学非洲外交官培训项目教授;亚洲开发银行顾问;国际战略研究会(IISS,英国)会员;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EF)全球贸易体系全球议程委员会委员。研究兴趣包括中美关系、中美经济关系、贸易政治、区域合作、国际经济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治理等。成果包括《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中美经贸关系》、《中国与美国的经贸关系》、《最惠国待遇的回合—1989年至1997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知识经济对策:运作与案例》、《美国政治与外交决策》(合著)等多部专著和两本译著,多篇中英文文章。曾任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台湾政治大学、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等校访问学者;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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