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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英国脱欧和民主的黑色幽默时代2019年9月6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2017年,英国上映了一部名为《至暗时刻》(Darkest Hour,香港译《黑暗对峙》,台湾译《最黑暗的時刻》)的战争电影。该片的背景设定在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欧各国在纳粹德国进攻下沦陷,英国孤立无援下,刚上任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面临两难的抉择,他必须在与纳粹德国求和或领导英国力抗德国之间作出选择。丘吉尔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否则也不会有后来被人们所称颂的丘吉尔了。不过,崇尚自由的英国人的确不喜欢丘吉尔这样的政治强人。反法西斯战争一胜利,丘吉尔使命也完成了,就很快被赶下台。今天,当英国面临深刻的脱欧危机的时候,人们再次呼吁丘吉尔的重现。法国《回声报》(Les Echos)2019年1月16日发表该报金融与市场部主编纪尧姆·莫让(Guillaume Maujean)一篇题为《丘吉尔醒醒吧,他们都疯了!》的文章。文章称,英国对于欧洲问题的纷争由来已久,但脱欧过程的曲折已经让英国整个政治阶层都名誉扫地。作为议会民主之母的英国如何发展到了这种地步?在距离最后期限只有数周之际,英国是如何陷入这样的局势当中,导致无人能说这个国家将如何离开欧盟?一场混乱的会议,投票结果让首相遭受了历史性的、耻辱的失败,却得到了支持与反对退欧双方议员的一致欢迎。丘吉尔快醒醒,他们全都疯了!眼下英国的局势比莫让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显然更为糟糕了。特雷莎·梅黯然下台,被激进的鲍里斯·约翰逊所取代。约翰逊也的确很想扮演丘吉尔那样的角色,一上台就组成了意在“百日脱欧”的“战时内阁”(仿效丘吉尔的“战时内阁”)。“一切为了脱欧”成为其最高的也是唯一的政治目标。为此,他还破天荒地宣布暂停议会。英国的柔性宪政一直被视为民主的典范,但民粹政治一崛起,很容易滑向一场宪政危机。严酷的现实使得人们深刻质疑这位被称之为英国的“特朗普”的政治人物,能够像当年的丘吉尔那样带领英国摆脱目前的“至暗时刻”而走向光明吗?尽管前途未卜,但约翰逊所带给英国人民和整个世界的不确定性,至少要比当年丘吉尔能够带领英国打败德国的不确定性高数百倍。英国或走向更为黑暗时代 如果约翰逊的“脱欧”决心如他迄今所表述那样的坚定,那么对英国来说,只有两种选择,即有条件脱欧(“软脱欧”)和无条件脱欧(“硬脱欧”)。但无论是哪一种,都会给英国带来更为深刻的灾难,走向一个更为黑暗的时代。如果是“软脱欧”,那么一场经济(金融)危机不可避免;但如果是“硬脱欧”,那么不仅英国本身能否维持一个统一的国家会成为大问题,欧洲的局势(即英国和其他德、法等大国的关系)更有可能回到二战之前的局面。无论是经济问题的恶化还是欧洲地缘政治问题的恶化,英国和欧洲国家之间的互相怨恨会再次浮上台面,而越来越没有政治责任感的政治人物则会利用,甚至动员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为自己图谋私利,不断恶化局势。至少就英国内部来说,由于政治人物的操纵,民众对欧盟的怨恨情绪不时地显现出来。丘吉尔有一句名言,民主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或者说,民主是最好的制度。那么,人们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个“最好的制度”现在到底怎么了?经验地看,不仅英国,今天几乎所有的主要民主国家(美国、法国、意大利等)都面临这样那样的困境。尽管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特殊性”,即面临不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具有不同的根源,但无论是问题的产生还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似乎都可指向同一个根源,即民主政治的无效性。看不到这一点,就会找不到诸多问题的根源。概括地说,任何社会在不同的时候都会面临各种问题,否则国家(政府)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有了问题就需要解决它,就需要有效的政策和政策执行。而有效的政策和政策执行的前提就是有效的权力,没有有效的权力什么事情都谈不上。民主曾经是西方国家组织权力的有效手段,但发展到现在,民主已经演变成为消解权力的有效手段。西方政治制度旨在权力制衡 西方政治制度的设计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很简单,就是要解决“权力之恶”的问题。在西方,国家起源于暴力,即战争和征服。在理论上,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到英国的霍布斯,人们已经为通过暴力(包括战争)而建设国家路径的合理性提供了最有力的论证。霍布斯的《利维坦》(Leviathan)假定人类的原始状态是一个“无政府的战争状态”,他人就是敌人,人与人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为了求生存,就要结束这种不安全状态。因此,人们“让渡权力”给主权国家,并且和国家签署“契约”,让老百姓保留一部分不可让渡的“权利”。实践层面,欧洲近代国家从战火中诞生,并且绝对专制是所有近代欧洲国家的最主要特色。只有在近代专制国家形成之后,欧洲才开始了“软化”和“驯服”权力的过程,也就是后来被称之为“民主化”的过程。如果说霍布斯确立了绝对权力理论,那么其之后的英国思想家们也确立了如何制衡绝对权力的最好理论。洛克的以“有限政府”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理论开始“软化”政治的专制性质,而到了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所有权力都趋于腐败,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西方政治制度的设计目标昭然若揭,那就是“权力制衡”。西方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来达成“权力制衡”的目标,包括宪政、代议制、三权(即立法、行政和司法)分立、法治、多党制、自由媒体和多元主义等。到了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James K. Galbraith)那里,就连经济力量也是对政治力量的有效制衡,即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分离是西方民主的前提条件。必须指出的一点就是,所有这些制度设计都是当时西方诸国社会力量的反映。这套精心设计的民主制度在很长时间里相当有效。但就在福山宣布“历史的终结”(即西方民主是人类可以拥有的最好的,也是最后的制度)之后不久,民主就开始陷入危机,演变到今天的局面。那么,西方政治制度的危机到底如何而来?简单地说,西方民主体制设计过度强调制衡政治权力之“恶”的同时,既忽视了资本之“恶”的问题,也忽视了社会之“恶”的问题。这种忽视在制度设计的当时又是很容易理解,无论是资本之“恶”还是社会之“恶”当时并未显现。但问题在于需要应对资本之“恶”和社会之“恶”的时候,西方政治体制失去了其应有的能力。西方近代国家的产生本来就和资本不可分离,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国家本来就是“资本的代理人”。当国家本身是资本的代理的时候,就不会“存在”资本之恶的问题。并且,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那里,“恶”(追求私利)是一种积极的要素,他相信人们的“自私”行为可以自动导致公共品的出现。但其他人发现了资本之恶的恶果。对资本之“恶”,马克思进行了充分的理论揭示,法国作家雨果和英国作家狄更斯等作了文学描述。近代以来,各国通过社会主义运动,对资本之恶有了一定的制衡。在这个过程中,民主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马克思描述的原始资本主义阶段,西方议会里面都是传统贵族或者新生权贵(即商人和资本家),但随着民主的扩张,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议会和政治过程,西方政府权力的基础逐渐从资本转移到选票。社会分化加深的最主要根源 但是,当代全球化已经彻底改变这种局面,资本再次坐大。资本之“恶”可以被民主所制衡的条件就是资本具有主权性,即无论是政治还是社会可以对资本产生影响力。然而,全球化意味着资本可以轻易和主权“脱钩”。资本没有国界,也就是说,资本没有主权。一旦资本与主权脱钩,资本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无论是全球化还是技术进步,无一不演变成独享经济,而非往日的分享经济。全球化和技术的进步为人类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财富却流向了绝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并没有得到分享。这是今天西方收入差异加大、社会分化加深的最主要根源,也使得各种社会冲突浮上台面。与政治和经济相比较,在任何地方,社会似乎永远处于弱势状态。无论是宗教时代还是世俗政权下的帝国或者地方性政权,社会永远是“被统治者”。近代民主产生以来,社会力量的地位尽管有所改善,但仍然改变不了其弱势的局面。尽管社会之“恶”基本上是其弱势地位的反映,但也有效制约着西方政治体制的运作。今天的西方,社会一方面追求自己的权利,但同时也倾向于滥用权利。福利制度就是明显的例子。民主经常演变成为福利的“拍卖会”。尽管“一人一票”的民主保障了人们可以得到“一人一份”,但并没有任何机制来保证“一人贡献一份”。不过,如果没有“一人一份”的贡献,很难保障福利社会的可持续性。资本自然被要求多付几份,即政府通过高税收政策来追求社会公平。但很显然,一旦资本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就可以逃避本国的高税收。实际上,“避税”也是西方资本“全球化”的强大动机之一。进而,随着社会越来越不平等,西方社会各种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及其所导致的暴力行为横行,影响社会的正常运作。代议民主已名存实亡 当前的西方,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就是:政治上越来越民主,经济上则越来越不民主。也就是说,政治上已经充分实现了“一人一票”制度,但经济上则越来越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作为,因为政府代表着社会的整体利益。但现实是残酷的,西方政府不仅无能为力,反而趋恶,表现为政治精英之间没有共识,党争不止,治国理政被荒废。更为严重的是,党争往往和表现为形式繁多的民粹主义,甚至政治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造成了更进一步的社会分化。近代以来的代议民主已经名存实亡,因为政治人物已经失去了政治责任感,导致了“有代议、无责任”的局面。民主成为了各种社会冲突的根源。政党政治要么是意识形态之间、阶级之间、宗教之间、民族之间、公民与移民之间等种种冲突的直接根源,要么是为这些冲突推波助澜。这就是英国“脱欧公投”的政治大背景,也是西方诸国今天各种困局的大背景。这使人想起1980年代中国曾经有过的一场有关“人治”和“法治”的争论。没有人否认“法治”的重要性,因为法治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但同时,也必须意识到,所有的制度都是由人来操纵的。最好的制度如果遇到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那么这套制度也无能为力。说到底,一个国家的问题是精英的问题,并非是普通人民的问题。如果统治精英是负责的,那么没有制度就可建设制度,有了制度就可有效运作制度;但如果精英是不负责的,那么最好的制度也会出大问题。当前的西方政治精英们不仅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反而通过操纵普通老百姓的所谓的“民意”(民粹主义)来制造新问题。尽管危机越来越深刻,但人们看不到路在何方。在政治、资本和社会所有群体都成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可以站在既得利益之上的时候,谁来解决问题呢?在这样一个没有了船长、航向与方向舵的时代,人们呼吁丘吉尔的“再生”不难理解。乱世出英雄。今天人们呼吁“英雄”的出现,是意味着今天已经是“乱世”了,还是意味着更糟糕的“乱世”即将来临?文章选自IPP评论,2019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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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敢闯敢试敢干 要找到还“饥饿”的地方2019年9月3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增强信心、保持定力、坚定底气,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是我们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对广东、广州而言,“自己的事”最重要的是什么?如何划分轻重缓急?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广州如何进一步强化敢闯敢试敢干的锐气? 著名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多年来一直关注广东、广州发展。近日,郑永年教授接受广州日报《理论周刊》独家专访,深入阐述了他对中美经贸摩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改革开放等重大问题的观察和思考。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核心提示 对中国而言,要对世界作出贡献,首先就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反过来也成立,中国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发展还是硬道理,而开放带动的发展,更是硬道理中的硬道理。如何通过新的制度建设来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应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中之重。 对广州来说,办好自己的事最重要的还是深度开放。要靠制度建设,实现深度开放、高质量开放。 粤港澳大湾区就是要打破行政分割,实现资源优势融合互补,产生化学反应。 不同的体制机制在一起融合、碰撞,现在的障碍就可能转变成优势,因为我们可以在体制机制的融合中调试出更优的选择。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广州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广州要有新的定位,要打造世界级的经济平台。要进一步明确需要什么、缺什么,要把短板找出来、补上去。办好自己的事:最重要的还是深度开放 广州日报:中美经贸摩擦已持续一年多,其间多次反复,您怎么看待中美经贸磋商的前景? 郑永年:中美经贸磋商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因为中美两国都有各自的国家利益,都会基于国家利益进行考量,哪些可以妥协,哪些不能妥协,两个国家之间要努力寻找共识。说到底,中美之间不仅是一个贸易逆差、贸易平衡的问题,也涉及很多国际性的问题。尤其美国选举临近,贸易磋商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两边谈判到最后,就是两国内部的政治,谈判也是内部情况的反映。这几年,美国把中国视为其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之一。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贸易谈判就变成了一个较小的事情。当然在经济层面,贸易摩擦对两个国家都没有好处,美国损失也很大。贸易战是没有赢家的,谁都知道这一点,如果大家就事论事,仅仅从贸易摩擦的角度来看待,哪怕从技术、知识产权等方面来解决,都好办。但如果把贸易摩擦放在国际关系、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那就是政治、经济、安全都不分了,一体化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把各方面因素整合到一个篮子里,就很难找到解决方式,因为没有一个抓手,不知道从何处入手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如果真要取得突破的话,还是要贸易归贸易,政治归政治,安全归安全,这样才有希望解决。 广州日报:从中国的角度看,大家的共识就是要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情。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再次强调“办好自己的事”。如果要给“自己的事”分出轻重缓急,您会怎么排序? 郑永年:国内的事情当然是最重要的,每个国家都一样。尤其像中国、美国这样的国家,国内的事情做好了,外交关系也就更好处理。美国就是自己的事情做不好,才把国内的问题向国际转移,它又总以“老大”自居,所以美国出了事情,就想要全球其他国家都跟着遭殃。对中国而言,要对世界作出贡献,首先就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反过来也成立,中国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那么多的问题,优先顺序是什么?我是觉得,终归离不开发展和开放,发展还是硬道理,而开放带动的发展,更是硬道理中的硬道理。这一点大家很明确,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就更要推动全球化,持续深化开放。 发展是硬道理,但要什么样的发展?这个要搞清楚。以我个人来看,还是要通过新的制度建设去推动发展,这一点非常重要。世界历史表明,一个国家是否崛起的标志就是制度建设。如果光说GDP,中国在1820年是世界上GDP最大的国家。但很可惜,20年之后,中国就被英国打败。英国的崛起是其内部制度的崛起,所以不是英国的GDP,而是英国的制度打败了当时的清朝。 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发展多为粗放型、数量型的发展,如今要高质量发展,就更加离不开制度建设。如何通过新的制度建设来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应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中之重。道理大家都懂,关键就要抓细节。举个例子,现在国有企业也好,民营企业也好,存在不少细节问题,很多资本未能有效利用——一些中小型企业得不到足够的资本,有些企业则出现资本滥用,这些都要通过制度来重新规范。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如今很多制度、政策都已经非常明确,但有没有完全落实到位呢?这个需要比较长的时间,需要一点点细化完善。 广州日报:广州是国际商贸中心,外部环境对经济影响更大。所以,对广州这样的城市而言,办好自己的事,最重要的是什么? 郑永年:从历史上看,广州不仅是中国的贸易中心,也是世界的贸易中心。就当下来说,广州处于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位置,面临重大历史机遇。我觉得广州发展空间非常大。那么,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想清楚,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深化“一国两制”,推动三地开放,这方面大有可为。大家不要总是去问香港能做什么,澳门能做什么,还是要多问我们能做什么,能为港澳提供什么条件,如何吸引他们过来、让他们乐意参与共建。从这个角度看,广州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在我看来,对广州来说,办好自己的事最重要的还是深度开放。广州是国际商贸中心,贸易就需要开放,没有开放就没有贸易。开放,这是广州的生命。那么,如何实现深度开放、高质量开放?还是要靠制度建设。观察一下新加坡,你会发现,新加坡就是通过很多制度建设来推动开放。广州也要往深度开放这个方向走。当然,深度开放不仅是面向世界,也要面向国内其他省市,这一点不能忘了,应该是全方位开放。敢闯敢试敢干:除了方向明确,还必须“敢”,必须有信心 广州日报:日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要坚持眼睛向下、脚步向下,鼓励引导支持基层探索更多原创性、差异化改革,及时总结和推广基层探索创新的好经验好做法。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基层探索? 郑永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部分创新都是来自基层,无论是城市基层还是农村基层。你看广东走过的路就会很清楚,没有基层的改革,没有广州、深圳、东莞、佛山那些探索,广东改革开放很难有现在的成就。所以改革开放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是因为它是自下而上的。要两条腿走路,要发挥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中央的积极性,一个是地方的积极性。对地方来说也是一样,比如广东既要发挥省的积极性,还要发挥市、区等基层的积极性。 社会的积极性是最重要的,因为社会的积极性涉及每一个个体。如果能把每一个个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那就是最大的积极性,这就是鼓励基层创新的意义。我觉得广东的基层创新在中国各个省份中是做得最好的。如今要深化改革,就更加需要基层的活力和冲劲。 广州日报: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广州也是得益于先行先试才走到今天。但当前,敢闯敢试敢干的锐气弱化被视为一大突出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郑永年:应该说,锐气弱化也是必然的。以前经济没那么发达,大家一穷二白,为了吃饱肚子,拼命往前冲;现在有些人已经吃得很胖了,走路就变慢了,甚至走不动了。这是客观情况,也可以理解,但问题是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怎么把冲劲重新找回来? 这就要搞创新。哪些领域可以创新?哪些地方还处于“饥饿”状态?一座城市要定位精准,要找到自己的不足。中国人说缺什么补什么,我觉得一座城市也是这样,一定要看到自己的不足,一定要有压力感,没有压力感的话就不会进步。怎么才能有压力?根据世界各大城市的经验,就是要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来获得,要有参照物。广州说要对标世界一流,敢于向新加坡、首尔等先进地区“叫板”,这就是有压力感、紧迫感的体现。 此外,敢闯敢试敢干,除了方向明确,还必须“敢”,必须有信心。实际上,广州的优势不是一些城市所能相比的。比如,广州是一座老城市,文化底蕴深厚,很多好大学都在广州,怎么会没有信心呢?只要对标世界上的发达城市,积极进取,肯定会有大发展。 广州日报:那么对广东、广州来说,如何进一步鼓励基层探索? 郑永年:以前人们常说一个词,就是“松绑”。如果把手脚捆住了,你怎么能创新?所以要松绑,要思想解放。现在也一样,首先要给基层松绑,现在捆住他们手脚的东西还是太多了;第二,思想要进一步解放,进一步发挥基层的主观能动性。 时代不同,道理还是一样,只是不同的时代要有不同的内容。这几年,我去广东各个地方基层,发现还是有一些“虚”的东西束缚了他们的脑袋,一些条条框框捆住了他们的手脚。比如一些基层单位忙填表,忙开会。还有就是“紧箍咒”太多了,比如要推动经济发展,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肯定要多接触、多交流,现在一些基层干部怕犯错,跟企业联系少了,连吃便饭都不敢了。这些还是需要制度上的改进,既要减负,也要减掉一些条条框框,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更好地发挥积极性、创造性。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制度差异是障碍,但未尝不是机会 广州日报:对广东、广州来说,讨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必然要谈粤港澳大湾区。大湾区建设推进以来,已有初步成效,是否符合您的期待? 郑永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展很快,成绩值得肯定。当然,还是可以做得更好。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国两制”,欧盟则是二十多个主权国家。但你看现在大湾区内部的整合,还远远没有达到欧盟的水平。现在的整合还多是互联互通,包括水路、桥梁等物理意义上的互联互通。这一点已经比欧盟做得还好。问题是这样做以后,如果没有体制机制上的整合、衔接,会直接影响互联互通的成效。 今天,广东和港澳都面临着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问题。尽管港澳和珠三角9市各有各的优势,但由于一些体制机制壁垒,资源融合的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比如,广州的商贸、深圳的高端科技、香港的优质金融制度和教育科研实力,各个城市在各自领域都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但各地的优势尚未实现高度整合和有效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就是要打破这种行政分割,实现资源优势融合互补,产生化学反应。比如穗港澳合作,三地都面临发展瓶颈,各自为战去突破,有难度。但如果把三地的要素结合起来呢?可能就完全不同。这就和欧盟内部很像,分散开,各自力量不算强;合在一起,人员、资本、技术,全要素流动起来,就很强。 广州日报:您曾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成为“中国内部的欧盟”。欧盟有哪些方面值得大湾区学习? 郑永年:粤港澳大湾区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它跨越了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很多人经常去看东京湾区、纽约湾区,可以去看看,但借鉴意义不大,因为它们都是一个国家一种制度内部的事。我觉得像欧盟的融合方式,很多方面更适合大湾区学习。 在欧盟内部,很多法律法规、制度上的互联互通,都可以学。比如粤港澳现在有三个独立的关税区,看上去不容易对接,但欧盟内部有20多个关税区,它们是怎么整合的?比如法律,欧盟内部也有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等,但相互之间障碍并不多。还有,欧盟国家之间也有发展差异的问题,甚至差异非常大,人家是怎么融合的?在产业方面,三地融合也还不够。比如,香港有很多新技术,没有市场;珠三角有庞大的市场,但技术不如香港;港澳都有优质的服务业经验,但也没有市场。产业上如何重新布局,哪一部分可以放在香港,哪一部分可以放在广州、深圳?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 细节很重要。我们是“一国”,就更要从技术层面着眼解决问题。比如,三地的不同车牌如何快速通关?三地海关怎么协调、怎么省掉重复通关的中间环节?在大湾区注册企业,能不能都视为“湾区企业”,不再分内资、外资?不同的体制机制是眼下的障碍,但未尝不是机会。不同的体制机制在一起融合、碰撞,现在的障碍就可能转变成优势,因为我们可以在体制机制的融合中调试出更优的选择。 我觉得很多现成的经验都可以去学,没有必要自己“苦思冥想”。当然,学习有两个前提,一是要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体制机制衔接不能影响“两制”,它只是要解决中间机制对接的问题。二是学习不是要照抄照搬,而是借鉴人家的好经验,把它们学过来。要抱着学习的心态,而不是照搬照抄的心态,我觉得是大有可为的。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广州要打造世界级经济平台 广州日报:去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对广州提出了实现老城市新活力的明确要求。如果以时间划分,城市都有新、老之分。您怎么看待城市的老与新?如何加快城市的新老转化? 郑永年:新老转化不仅是广州面临的问题,很多城市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你去看看美国的一些城市,不转化、不与时俱进,就会很快衰落。所以我们常说不进则退,进步很难,衰落是很快的。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广州与过去那个“老城市”相比,已经很“新”了。如今,实现老城市新活力,这对广州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我的观察,广州这么发达的一个大都市,有的区域、有的方面已经很发达了,有的还需要进步。 举例来说,广州是国际商贸中心,但广州的国际化程度够不够?我觉得还不够。比一比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广州的国际化水平还有提升空间。比如国际化人才有多少?新加坡560万常住人口,将近一半都是外来人口,当然里面很多是劳工,但也有很大部分是专业人才。广州也有很多外来务工人员。我们绝不是说排斥外来务工人员,这是很自然的人口流动,外来务工人员对城市发展很重要,但怎么吸引更多高端国际人才呢?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有多少外国专家?广州的会计、律师等行业有多少国际人才?在全球化时代,外国人才的比例、对人才资源的集聚能力,是考量一座城市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标准。 此外,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广州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广州要有新的定位,要打造世界级的经济平台。看看新加坡、中国香港,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特色,中国香港有中国香港的发展模式,新加坡有新加坡的模式。广州要进一步明确定位,明白你需要什么、缺什么,要把短板找出来、补上去。目前,广州内部发展还不算平衡,怎么把一个城市统筹好、让各个方面平衡发展?怎么推动整个城市的升级?我们以前谈升级,很多人只会想到产业升级。那城市怎么升级?这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因为城市整体上得不到升级的话,其他方面都会受到制约。 广州日报:当前广州正着力建设科技创新强市、先进制造业强市、现代服务业强市、文化强市。其中在产业方面,广州多次强调推进5G、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全产业链建设。据您观察,新加坡在产业发展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供借鉴? 郑永年:新加坡的经验就是,不只是发展哪个产业,而是要做到城市的整体升级。分析新加坡的经验,其中当然会包括产业升级,但更要强调整个城市的升级,这是不矛盾的。新加坡就是打造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平台——整个新加坡本身就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包括各个方面,其中又有重点。因为新加坡跟广州不一样。新加坡很小,不需要一整套完整的产业体系,它在一个产业链条上找准一个部分、一个环节就够了,当然这也是它的缺陷。广州则不一样,它有中国那么大的市场,就可以发展更多产业门类,也就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那么,具体学什么?从城市整体来看,我觉得还是可以学很多。比如会展业,新加坡就做得很好;比如旅游,新加坡那么小,但它一年的游客数量很大。科技也好,现代服务业也好,其实每个城市都想这么发展,也都认为这些方面要发展。所以不要盲目说学哪几块,还是要整体解剖一个城市,这样就能看得更清楚。文章选自广州日报,2019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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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人类文明的生存和进步离不开交流互鉴2019年8月7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东南亚著名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15日在北京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后对记者表示,人类文明的生存和进步离不开交流互鉴,“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民心相通对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出席这次大会的郑永年说,文明对话本质上是人与人的交流,这有助于促进各国、各地区人民的相互了解,消除猜忌,化解矛盾。如果大家互不了解,互不信任,就无法开展合作,取得共赢。他同时认为,各国应当求同存异,而不应将利益分歧归结为文明冲突。郑永年指出,中国和东盟国家拥有丰富多彩的文明,多种文化和宗教和谐共处,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生动诠释了中国所倡导的“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他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是让当地人民受益,促进共同发展。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都在将合作向更高层次推进。郑永年最后说,媒体在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正确的认知建立于正确的信息。各国媒体应注重受众的信息需求,客观、准确地做好相互报道。文章选自国际在线,2019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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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一带一路”的开放会化解针对它的敌意2019年8月6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5月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随着大会的举行,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又再次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5月9日,外交部副部长孔铉佑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是推动“一带一路”“文明之路”建设的一次积极尝试。“一带一路”既是一条发展繁荣之路,也是一条文明交融之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不仅是通商易货之道,更是一条文明交流的大动脉。这次文明对话的盛会将进一步丰富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理念,谱写“一带一路”合作新的篇章。在上月底刚刚结束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包括中国在内,38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共40位领导人出席圆桌峰会。来自150个国家、92个国际组织的6000余名外宾参加了论坛。高峰论坛共达成6大类283项务实成果。显然,无论在人文交流还是经贸合作领域,“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了国际认可的公共产品。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近日在接受专访时就指出,现在“一带一路”在很多国家已经铺开了,也得到了很多反馈,接下去的方向就是如何做得更快更好、更具可持续性。截至目前,已有127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此前就总结道,六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已经完成立柱架梁的总体布局,下一步我们将完善和扩充“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务实合作架构,确保已签署的合作文件渗透落实到具体项目中。如何理解“一带一路”作为公共产品对中国及相关国家的意义,未来在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的具体过程中如何贯彻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又该如何应对可能面临的竞争和个别国家的抹黑攻击?郑永年在专访中谈了他的看法。以下为专访实录。“一带一路”的初心是什么?问:您认为我们可以如何从国际公共产品的角度来理解“一带一路”倡议?郑永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中国自己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过程,这个没有其他的模式可以模仿与参考,倡议是长期的,所以认识本身有一个过程;第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也有一个认识过程;第三,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之也有个认识过程。这三个层面是互动的。中国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现在认识上不断在进步,一方面是根据实践来调整,另一方面是根据外部世界对“一带一路”的反应来调整和改进。一些想法已经转化成政策和行动。“一带一路”现在在很多国家已经铺开了,也得到了很多反馈,接下去的方向就是如何做得更快更好、更具可持续性。问: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一带一路”能如何有利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郑永年: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一定要流动。否则哪会有经济全球化?中国改革开放就是打开大门,相当于其他国家来参与我们经济的发展,我们走出去就是参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资本加上产能,加上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这三者构成走出去的强大动力,走出去是为了国内。中国这几年一直在减产能,但是光有国内减不够,还要输出产能。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需要基础设施的建设的产能,这也是为什么“一带一路”聚焦在基础设施建设。一个国家富裕起来了,但周边国家还是贫困,那将永远不会安宁。就像一个国家要稳定贫富差距就不能太大,国际社会也是一样。“一带一路”的初心最主要是为了我们国内的可持续的发展。同时,“一带一路”是双向的,既有走出去也要走进来,走进来就表示我们会更开放。中国人大通过了《外商投资法》,建设大湾区、自贸港就是为了更加开放。现阶段中国发展需要更高端的开放。开放姿态下的经济竞争无需担忧问:您觉得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和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印度、日本,各自的角色是什么?郑永年:“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尽管中国扮演着“一带一路”的重要角色,但不是一个主导角色,还是双方、多方共建,向第三方开放。如果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那也有良性竞争和有恶性竞争之分。经济竞争是良性的竞争,军事竞赛、意识形态和传统地缘政治竞争是恶性竞争。只要有经济竞争就会有你来我往,就会有合作。现在美、日、印等国提“印太”概念,如果“印太”是一个经济概念,那是好事情,最后“一带一路”和“印太”可能形成一个合作的局面。如果“印太”是一个军事概念那就是个麻烦。“一带一路”从战略上来看,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大国之间的竞争能引向经济竞争,而不是军事竞争。问: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一带一路”如何同其他国家的发展计划对接?郑永年:其他国家都可以有自己的计划,只要是经济的,哪怕一开始有竞争,到最后肯定走向合作。现在西方国家讲究赚快钱、热钱,而“一带一路”是一个长期的投资和项目,现在来看只有中国有能力有意愿来做。我觉得,“一带一路”还需要一个中央层面的协调机构。比如“一带一路”合作高峰论坛这样的大会未来成为常态的话,就可以设一个秘书机构来做协调工作。问:目前“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一些大的建设项目遇到一些反复,您认为这是正常的吗?郑永年:哪个国家那么大的项目没有一点点问题?关键是保证方向,保证它的机制,一边做一边学。当然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推一个项目不是只跟中央政府谈好了就行了,还有地方政府、当地企业,要考虑到多元利益主体。不结盟的智慧一定要坚持问:目前有些国家把所谓“债务陷阱”的帽子扣在“一带一路”上,对于这种论调我们应该如何反驳?郑永年:所谓“债务陷阱”的指责,西方当然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钱投出去了,怎么收回来?中国当然不可能学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那一套。我们应当建立机制,比如多边合作,国家与国家之间、政府与政府之间向第三方开放,或者建立一个“一带一路”的多边机制,这样有利于减少风险。问: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中国签了一带一路所谓的谅解备忘录,“一带一路”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但也有一种声音认为,由于中国历来坚持不结盟政策,而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备忘录的西方国家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需要与中国合作以推进其国内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所以这个“朋友圈”只是一个利益集团,您怎么看?郑永年:中国坚持不结盟政策,我们是搞一个开放的经济圈,一个大家一起合作发展经济的朋友圈。这不是一个集团或者联盟。如果一些国家组成联盟来针对中国,而中国反而开放性发展,那么这个联盟不会太有效,因为其他国家不会感到你是真正的敌人。中国多年来一直强调“战略伙伴”,伙伴关系不是针对第三方的,而是为了大家共同做一件事,解决共同的问题。而联盟是有针对第三国的意义的,中国不结盟,这是中国智慧最最重要的一部分。不结盟就不会有大的冲突,中国现行的不结盟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一定要继续坚持。文章选自一带一路网,2019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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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开放与文明的复兴2019年8月6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明的才是可持续的。近年来,中国高层针对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满天飞”、盲目崇拜西方的现象提出了“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这“四个自信”中,最后一个自信“文化自信”无疑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很简单,没有“文化自信”,其他的自信都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甚至可以说,其他三个自信的根源就在于文化。中国之所以能够找到自己的道路、自己的理论和自己的制度,其根源就在于文化。的确,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免不了需要向西方学习,因为西方走在中国的前面,有很多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学习西方并非要把中国变成西方,而是使得自己变得更好。如果西方有什么中国就要学什么、西方怎么做中国就怎么做,那么就大错特错了。尽管中国和西方都属于人类社会,享有共同的价值,即普世价值,但并不是说中国可以用西方的方式来实现这些普世价值。即使在西方范围内,不同的国家都是使用自身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这些价值的。二战以来,有太多的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国家“东施效颦”,结果不仅实现不了这些价值,反而使得自己的社会陷于贫困落后,甚至无政府状态。而那些学习西方但没有简单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经验的国家和地区,反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方面,西方学术界有很多的经验教训总结,反而是发展中国家本身(包括中国)的知识界对此没有什么共识,因为在发展中国家,是否学习西方往往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而非学术问题。从经验层面看,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中国向西方或者外国学习是晚清以来的事情,因为之前中国认为自己是最先进和文明的。被西方列强打败之后,尤其是被中国昔日的“学生”日本打败之后,中国才走上了学习外国的道路。但每次经验都表明,凡是做外国的原教旨主义者,失败是必然的;凡是能够根据中国现实的需要来学习,或者能够把外国经验“中国化”的,成功的机会就大。这个经验从孙中山到今天都是如此。这里只讨论政治方面的学习,因为政治是核心问题。孙中山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中国不能原原本本照抄照搬西方制度,因此他和他的同仁创造出了一个“五权宪法”,即把西方的三权(即立法、行政和司法)和中国的传统两权(即考试权和监察权)结合起来。但即便如此,他试图引入的基于多党政治之上的西方议会制度很快就失败了。之后,他开始主张和转向学习苏俄。孙中山之后,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向苏俄学习的。但不同的学习方法导致了不同的结果。改变“敌视”西方观念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可以说是最痛恨、最反对原教旨主义的。在革命期间,他是通过反对照抄照搬西方经验而确立其领袖地位的。他竭力反对王明等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也就是反对原教旨主义版“马克思主义”,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的。建国之后,苏联视自己为“原版”马克思列宁主义,试图把自己版本的制度强加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同样,毛泽东在此扮演了反对原教旨主义的角色。当苏联进行大规模集权的时候,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实行大规模的分权运动。所以,尽管苏联和中国都实行所谓的计划经济,但两种经济体的运作方式全然不同。回溯历史,这也使得苏共和中共在日后具有了不同的命运。邓小平的成功也是这个路径。在共产主义阵营中,邓小平首先改变了“敌视”西方、视西方制度为“敌人”的传统思维和意识形态,而毅然向西方开放,向西方学习。邓小平及其之后的中共领导人始终没有照抄照搬西方制度,尽管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深度融入西方体系。这也使得中国各方面的发展包括道理、理论和制度具有了“自主性”。所有经验都表明,成功取决于创新,即以自己文化为主体的创新。也就是说,照抄照搬外国经验不行,固守传统也不行。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人们提倡“文化自信”不可以是“复古”,更不是庸俗文化的回归。但很可惜的是,在“文明复兴”和“文化自信”的表象下,优质传统没有回归,而那些劣质传统已经快速流传开来,成为了一些人的“实践”,例如盲目的儿童读经班、女德班和唐装和汉服之争等等。而这些在毛泽东时代都是被称为“牛鬼蛇神”而被清理,很多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目标。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复古”并非真正的回归中国;相反,所谓的“复古”也是照抄照搬西方或者被西方思想“殖民”的结果。“唐装”和“汉服”之争便是一例。对一些人来说,“汉服”比“唐装”更能代表中国。但问题是,“汉服”能代表中国吗?在中国文化中,直到近代和西方接触之前,“汉”不是民族,而只代表一种文化。用今天的话来说,到汉代,中国早已经是“多民族融合”了。种族意义的“族”的概念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是近代从西方进口的。当时的很多历史学家就反对使用这个概念,但被大量倾向西方思想的学者所接受。很显然,这种包含种族主义的“民族”概念,直到今天仍然对中国产生着巨大的负面影响。作为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中国的传统自然不能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封建专制落后”来形容。中国文明具有很多好的基本制度传统,例如“三层资本”的经济结构(顶层的国有资本、底层的民营资本和政府与民间合作的中间层)和“内部三权分工合作制度”(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两千多年里,皇帝来来去去,但这些基本制度都生存下来了。越应当明确指出的是,这些制度的生存和发展也大多是通过“内部革命”而实现的。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政治革命,消灭了欧洲和日本意义上的“封建”,确立了统一的政治制度。因此,美籍日裔作家福山说,秦王朝是历史上第一个近代国家(modern state)。这是确切的,因为欧洲到了近代才出现类似中国那样的官僚体制。更应当指出的是,西方近代官僚制度的确立,深受中国传统文官制度的影响。中国的世俗文化(主要是没有宗教的道德)在蒙古人打通欧亚大陆通道之后,就开始传向西方,对西方的启蒙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文官制度先是通过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引入英国,后来也影响了美国的制度。到了宋朝,中国进行了第二次政治革命,即基于客观考试成绩之上的科举制度的正式确立。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批评中国,认为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贵族,导致了政治专制。但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中国的汉唐都是大家族统治,唐之后的大家族更导致了门阀制度,导致了国家的分裂。唐朝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改革自汉以来的举荐制度,实行考试制度,但不彻底。宋朝竞争性科举制度的引入便是第二次政治革命。它彻底消除了政治大家族。尽管皇权是垄断的,但政权(执行权或者相权)则向全社会开放。中国也不存在像印度那样的种性制度,各个社会阶层都可以通过科举制度进入政权。这里就导致了一个什么是民主的问题。历史学家钱穆曾经认为中国有“中国式”的民主,当时被很多人批评。但钱穆的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只不过应当说得更清楚一些。在西方,民主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政治家族的统治。很多国家,直到今天还是由政治家族统治,几个大家族之间的竞争或者它们之间的轮流执政就叫民主。不过,政治家族的概念,并不出现在西方的民主教科书里面。亚洲的日本也一样,自明治维新到今天,日本的家族政治从未间断过。政治家族统治意味着什么?很明显,意味着政治过程被这几个家族所控制,多数人很难参与进去。民众表面上的投票权,并不意味着他们享有实质性意义的参政权。中国传统的优良制度因此,如果从量化的角度看,中国因为没有家族统治,能够参与到政治过程的人数会远远多于西方。中国传统的优良制度远远不止这些。就基本制度来说,除了“三层资本”制度和“内部三权”制度之外,还至少应当包括如下几项重要的制度:一、政教分离,即“敬鬼神而远之”。中国文化承认宗教生活,但认为宗教是个人的私生活,不能用来影响政治,用来执政。在西方,早期政教不分。政教分离是一个漫长且充满血腥暴力的过程。而在广大的穆斯林世界,直到今天仍然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二、政商分离,即“士、农、工、商”。“商”或者金钱不能直接转化成为政治权力。尽管商人不能自己参与政权管理,但商人的后代是容许和鼓励参加科举考试而进入政权的。商人也经常可以“购买”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政府职位。三、“有教无类”,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中国文化一方面承认社会事实上的不平等,但同时又强调通过制度设计可以实现平等,或者接近平等。科举考试制度是建立在“有教无类”基础之上的。对人的认识,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基于种族、肤色、宗教等之上的分类方法,而只是把人分为“文明的”和“野蛮的”,而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也只决定于是否接受了教育。四、经济管理和发展作为政府的内在责任。近代之前,中西方对政府和经济关系的看法大致一致,但近代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崛起,资本变成社会的主导因素,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就变成了资本的专利。今天,在西方,如果有人提倡政府干预经济,那就会被视为“不正常”。这也正是今天西方所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政府知道经济出现了问题,但没有权利来干预。在中国文明里,管理经济和发展经济一直被视为是政府的内在责任。二战以来,在亚洲,只有日本和“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些经济体之后,中国大陆和越南也迅速崛起。而这些国家都属于儒家文明圈,都享有“发展经济是政府的责任”的经济哲学。也应当强调的是,所有这些优良制度,之所以成为“优良”,是因为它们都能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自己,不仅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更要引领新时代。而“更新”就是制度的自我革命。如此看来,在提倡“文化自信”的今天,迫切需要一场新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既非“复古”,也非“西化”,更非拒绝现代化。它应当是文明的、进步的、先进的,甚至具有革命性的。如果“文化自信”演变成了“复古”、排斥其他先进的文化、拒绝人类社会现代化所需要的共享价值,只会导向国家的封闭和落后。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中国以往的历史教训,也会是今天的历史教训。文章选自联合早报网,2019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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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鱼”与“熊掌”的选择困境2019年8月1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近数十年来,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全方位发达的西方。西方所有的一切,包括经济自由、政治民主、社会福利等等,一切都令人向往,希望自己的国家也可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得到所有这一切。于是,在很多人的概念里,似乎所有好的东西都可以同时出现和同时得到。如果考察一下这数十年发生在西方和非西方国家的社会抗议运动,人们不难发现,有一个巨大的差别,那就是,在西方国家,社会抗议运动的目的往往是具体的利益,更多的权利;而在非西方国家,社会抗议目的更多的是抽象的价值,尤其是民主、自由和人权。在经济改革方面,很长时间里,人们对“大爆炸”(big bang)理论和方法持续争论。这一方法强调所有经济改革同时进行,毕其功于一役。这一理论符合很多人“急于求成”的心理,因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也在不同地方进行了实验,但人们对这一方法实际所产生的结果具有很大的争议。这一方法首先被1980年代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引用于英国的金融改革,主要是全方位放松金融管制。这一改革促成了英国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但人们也认为这一改革也促成了2007年以后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这一方法后来应用于俄罗斯和东欧的改革,即全盘私有化。不过,效果同样令人质疑。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尽管走上了西方所认为的自由市场道路,但这些国家的经济表现并不理想,并且经常出现危机。尤其和走渐近改革道路的中国相比较,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表现相形见绌。如果人们把“大爆炸”理论应用到一个国家的发展上,可以提出类似的问题,即一个国家是否可以同时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全方位的发展,一步到位变成西方那样的国家?尽管在理论层面,人们对此可以争论,但从现实经验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这样做。现实主义地看,就国家发展来说,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毕其功于一役”的发展模式,人们不得不面临“鱼”与“熊掌”的选择问题。即使在西方也是如此。今天西方所拥有的,是其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中逐渐实现的。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T. H. Marshall)提出了西方权利实现的“三阶段论”,认为西方国家实现权利的次序是18世纪实现了个人自由(自由资本主义),19世纪实现了政治权利(选举权),20世纪实现了社会权利(福利社会)。马歇尔的理论更多的是对英格兰发展的一种经验描述,说明权利实现的阶段性。但这一理论也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尤其是女权主义者,她们认为,马歇尔所描述的只适用于英格兰的白人男性工人,而不适用于其他社会群体,尤其是包括妇女在内的“第二等公民”。即使在理论层面,马歇尔的理论也存在着逻辑问题。例如,如果一个国家首先实现的是“个人权利”,那么“个人权利”如何发展成为体现集体权利的社会福利呢?如果个人权利首先得到实现,理性(自私)的个人就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利,让渡自己的权利给“集体”。从经验上说,的确,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保障计划发生在保守的德国,而非自由的英国。欧洲国家从马克思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到20世纪的福利资本主义,并不是说资本主义的自然转型,而是在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推动下,欧洲诸国政治社会改革的产物。西方有“资本主义的变种”理论,区分了强调自由的英美资本主义和强调集体的欧洲大陆(法国、德国等)资本主义。英国因为一战、二战和凯恩斯主义等因素,在二战之后实现了福利社会,但作为自由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到现在为止,在社会福利方面,仍然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01福利社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即使对福利社会,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也一直面临巨大的挑战。在理论上,在英国福利政策出现不久,就遭到严厉的批评。海耶克(F. A. Hayek)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和《自由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为批评派的经典。前者是海耶克在二战期间的英国伦敦写成,被视为反对福利社会的“圣经”。1970年代,西方因为石油危机等因素,经济滞涨,批评者就把矛头对准了福利社会,认为福利社会的扩张已经破坏了“民主的可治理性”,造成了西方的“民主危机”。到了1980年代,就出现了英国撒切尔和美国里根新自由主义革命。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经济自由(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管控社会(工会)和消减福利。美国奥巴马政府针对穷人(尤其是黑人群体)出台了一个医改法案,但特朗普一上台,就首先废除了这个法案。也就是说,即使在西方,各方面的权利的实现也并不是“自然”的,而是各种社会力量互动的产物。人们并不存在“鱼”与“熊掌”兼得的局面。不过,较之后来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情况,西方国家在不同权利逐步实现的过程的确表现为“自然”,即在没有高强度的压力(尤其是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实现的。这里可以举今天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普选权(政治权利)为例。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宪法,赋予人民普选权的国家。1793年宪法就规定了这项权利,但之后并无选举。1848年法国进行了第一次普选,不过之后法国的普选权就停滞不前,直到将近100年之后的1944年才赋予妇女选举权。瑞士被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视为是第一波民主化浪潮的典范,但这个国家妇女选举权直到1971年才实现。在其他很多欧洲国家,尽管男性普选权获得要比法国晚,但妇女选举权的获得就比法国早。这种男女性不同权利的情况,除了其他很多原因,更受观念的影响。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尽管也有少数哲学家呼吁普选权,但更多的哲学家包括最为激进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也认为政治是“公共领域”,而“公共领域”是专门属于男性的,只有男性才成为公民,而女性则属于私人、家庭或者“自然”的领域。在很长的时间里,类似的概念不仅男性接受,女性也接受。直到后来出现了新的思想,人们才意识到原来权利分配的不公平,女性在开始争取权利,或者被赋予权利。即使发展到今天,尽管比较而言,西方社会各方面都已经很发达,但大多数西方国家也在同样经历各方面发展的不协调,呈现出一个动态的过程。尤其是近30年的全球化,已经彻底改变了西方社会原来维持的均衡状态,导致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高度失衡。这也是西方社会今天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不管如何,西方大多数国家的国家建设,从领土边界的固定到领土统治权的确立,再到大众民主参与权的实现,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时间,具有足够的时间来逐一解决不同时期所面临的问题,往往是“一个时间做一件事情”(one thing at a time)。但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他们同时面对所有这一切。简单地说,和西方比较,大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压缩性”(compressed)发展,即同时面临政治、经济和社会全方位发展的需求。一个现实是,和西方比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是社会经济低度发展、发展不足甚至毫无发展的困境;但就社会需求来说,经济发展、政治自由和社会福利都是需要的。如果发达国家经历了三个世纪才实现了经济发达、政治自由和社会福利,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等待这么久,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这些方面的权利同时实现,至少是可以平衡地发展。这里就涉及后发展中国家的“劣势”问题,既表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观念层面。就物质层面来说,诚如新马克思主义所言,资本主义式经济自西方(中心)向非西方(边缘地带)扩散和发展,边缘地带本来就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例如处于产品和产业链的低端、缺少优质资本和技术等)。从观念上说,因为西方国家已经实现了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权利,后发展中国家也自然就接受了所有这些权利概念,而且也认为所有这些权利不仅需要也可以同时实现。无疑,观念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甚至是不可逾越的鸿沟。02“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的路径如马歇尔所言,西方国家先是实现了经济发展,再是政治权利,然后是社会福利。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二战之后,新独立的国家都是一步到位地把选举权扩散到男性和女性。也即是说,大多数西方国家花费了一个多世纪才实现的政治权利,在新独立国家体现为“即时的实现”。从表面上说,这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新独立国家的人民无需等待那么久,就随手得到了政治权利。但从现实面来看,因为没有任何社会经济面的支撑,这种政治权利往往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在发达国家,政治权利的实现有助于“分蛋糕”,即社会福利,但新兴国家的“蛋糕”很小,甚至不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权利不仅演变成为“为了选举而选举”,而且在更多的时候,成为了“把蛋糕做大”的一大阻力。不难观察到,二战之后的新兴国家,从理论上说,都具有西方所有的一些,包括宪政、多党制、全民选举、媒体和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等,但现实地说,这些权利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尽管这些国家的领导层的专制、独裁、腐败等等被视为权利没有充分实现的根源,但人们必须看到产生这些行为的社会经济根源。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被视为入世哲学家(worldly philosopher)的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不满古典经济学均衡发展理论,而提出了一个“非均衡”发展模式,就是说,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得到各个方面的发展,而是要“突围”,找到发展的“抓手”,逐一推动各方面的发展。“非均衡发展”理论认为,现实地说,不会所有的好事情都可以一起发生的,人们也很难同时满足所有的愿望。例如,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改善可以同时发生,也可以不同时发生;经济增长既可以和政治开放一起发生,也可以和政治专制同时发生;民主的巩固可以推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也可以和经济的衰退同时出现。 当然,这并不是说,后发展中国家就没有优势了;相反,后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多方面的优势,尤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哈佛经济学家格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提出的“后发展优势理论”并被广泛应用于后发展中国家。简单地说,后发展中国家可以向发展中国家学习,少走弯路,甚至可以(用今天的话来说)“弯道超车”。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的经验更能说明“后发展优势”。这些经济体的发展并没有按照马歇尔前面提到的“先经济、再政治、后社会”西方模式,而呈现出“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的路径。也就是,先充分结合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实现经济的发展,再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努力实现社会的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开始政治民主化。这种模式使得这些经济体不仅逃避了人们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历史地看,较之早期西方民主化,这些经济体的民主化也是相对和平的。今天,中国大陆的发展模式尽管有其特殊性,但基本上也遵循这种模式。直到今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既无“鱼”也无“熊掌”的发展阶段,如何发展仍然是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但即使是发达经济体(包括亚洲“四小龙”),也很难说可以永远做到“好事情走到一起”的局面。在经济好的时候,各方面权利的实现相对容易;但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就会出现“鱼”与“熊掌”很难同时得到的局面。更为严峻的是,人们的选择不一,一些群体选择“鱼”,一些群体选择“熊掌”,不同收入群体、不同政治倾向性、不同年龄段的群体之间的选择南辕北辙,这往往使社会失去均衡稳定状态,而处于极其分裂的状态。文章选自《联合早报》 2019-07-20 | 作者: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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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自由世界秩序还是多元世界秩序?2019年7月31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今天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在作为西方世界核心的美国,人们最为关切和讨论最多的,无疑是所谓的“自由世界秩序”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及其前途问题。二战之后,美英两国紧密合作,确立了人们所见的“自由世界秩序”(liberal world order)。这个秩序形成的背景,便是欧洲国家之间进行的一战和二战。这个秩序的首要目标,是要确保以后不再出现导致一战、二战那样的国际条件。美英主导下的这个“自由国际秩序”是具有特殊含义的。这里所指的“自由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国家内部“自由秩序”向国际社会的延伸。这个秩序所强调的各参与国内部要保护公民的人权,即内部秩序;在国际层面,这个秩序强调的是1648年欧洲版的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秩序,即这个秩序是建立在法治和对各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遵从之上的。同时,这个秩序也是开放的,即这些总体原则适用于全世界,各国可以基于自愿原则参与这个体系。在实践层面,也在美英主导下建立了各种国际机构以增进和平(如联合国)、推动经济发展(如世界银行)和促进投资和贸易(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更为重要的是,正如很多美国学者所指出的,无论是这个秩序的产生、维持还是发展,都离不开“美国霸权”这一要素,包括美国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其横跨欧洲和亚洲的联盟、用于威慑他国侵略的核武器等等。也就是说,“自由世界秩序”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接受的理念(即软力量),更在于美国和西方所拥有的硬力量。01自由和非自由世界秩序的对立 也同样重要的是,“自由世界秩序”的存在,还有赖于一个“非自由世界秩序”的存在,即以苏联为核心的非西方集团。这一前提至关重要,因为它意味着:第一,在冷战期间,西方的“自由世界秩序”在地域上是有局限性的,只限于西方集团;第二,这一“自由秩序”的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应付另一个“不自由的秩序”;第三,正是因为这个“不自由秩序”的存在,“自由秩序”内部的成员国愿意放弃一部分主权,给美国来主导和统筹成员国之间的关系;第四,西方集团和苏联集团对“世界秩序”有全然不同的理解。很荒唐的是,这个“自由世界秩序”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起点,便是这个秩序的全面胜利,即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尽管苏联和其为核心的苏联集团的解体,有其内部复杂的因素,但从西方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西方自由秩序的胜利。这一判断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内外部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少可以从这几方面来看。第一,冷战的结束导致了西方普遍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所可以拥有的最好、最后的制度,西方无须对这一制度进行任何改革了。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在西方名噪一时,就是西方这种乐观情绪的真实反映。在冷战期间,因为有一个“非自由秩序”的存在,西方政治人物还可以经常用外部的“威胁”,来对内部的一些问题达成共识。美国非常典型,政治人物总是用所谓的来自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威胁,来理解和解决内部所发生的政治问题(例如国内的社会运动)。在缺失一个明确外部“敌人”的情况下,西方内部党派政治环境反而恶化,多党民主经常演变成福山所说的“互相否决”政治。第二,冷战结束之后,在美国(西方)忽视内部问题和挑战的同时,其外交政策则是另一番情景。因为对西方自由民主过度自信,美国开始花大量的人财物力,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西方式民主,无论是通过各种形式的“颜色革命”,还是通过类似于“大中东民主计划”那样的政治军事手段。第三,美国和西方开始背弃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之上的主权国家理论,发展出所谓的“后主权国家理论”,对别国随意进行所谓的“人道主义”的干预,无论是通过军事手段还是其他手段。北约对前南斯拉夫的军事干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第四,美国因此开启了一些学者所说的“新(美国)帝国模式”。无论是推广民主还是人道主义干预,都是帝国扩张的手段和工具。但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帝国的扩张过度。帝国的扩张首先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苏联集团解体之后,美国西方很快占据了前苏联的地缘政治空间。其次,通过上述各种手段,迅速把其地缘政治向全世界各地延伸。帝国的过度扩张对美国造成了巨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地缘政治优先,经济基础跟不上,帝国成本过高,维持很难。摆脱了前苏联阴影的东欧国家,本来非常欢迎美国和西方的到来,但不久这些国家发现,美国和西方感兴趣的只是它们的地缘政治意义,而对它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既无兴趣,也无能为力。这些新兴民主得不到巩固,倾向权威主义的右派政治经常回归。其次,在很多区域(尤其是中东地区),美国的军事干预不仅没有促成西方式民主的出现,反而造成了无政府状态,极端主义甚至恐怖主义盛行,成为区域乃至世界不稳定的一个重要根源。再次,即使是美国的传统盟友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很多问题上,美国不顾盟友的意见开始走单边主义路线,早期表现在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上,近年来表现在巴黎气候协定、伊朗核协议等方面。同时,因为缺少一个类似苏联那样的真正可以对西方构成威胁的“敌人”,美国的盟友开始不那么乐意向美国付“保护费”。所有这一切使得美国要维持其霸权地位步履艰难。如果说美国所说的“自由世界秩序”有三个组成部分,即自由主义、普世性和秩序的维持,今天这个秩序的所有这三方面都面临严峻的局面。第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撤退。无论是欧洲还是北美,主要民主国家都面临高涨的民粹主义。各种政党都在借助政治极端化而急剧扩展它们的社会基础。在英国,脱欧公投的成功表明,政治精英失去了共识,而把如此重要的决策交给并不了解事情的大众。这一方面意味着从传统代议民主向直接民主的转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政治精英政治责任感的消失。围绕着如何脱欧的政治纷争,更是加深了英国各方面的危机。更重要的是,在自由主义核心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从来没有停止批评和攻击被视为自由民主基础的自由媒体、法院和执法机构。如上所说,东欧国家尤其是匈牙利和波兰的政治人物,对新生的民主不那么感兴趣,权威主义开始盛行。第二,美国构造“帝国”的意图,就是把自己的原则通过“自由”的名义适用到其他国家,但事实上刚好相反。尽管经历了数十年的全球化,但今天的世界很难说是一个整体。全球性多边秩序建设的努力失败了。美国本来可以是“自由世界秩序”的主体,但美国本身从这个秩序撤退,从维持者转变成为破坏者。“美国优先”导致了美国保护主义的崛起。全球层面新的贸易谈判要不无效,要不遥遥无期。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的互联网领域,则根本不存在人们可以达成共识的“规则”。同时,人们所看到的要不是区域秩序的兴起,要不是区域秩序的解体(尤其是中东地区)。简单地说,尽管美国花费了巨大的努力,但所谓“自由世界秩序”不仅没有扩张,反而变得更加脆弱。第三,“自由国际秩序”本身难以为继。在西方看来,现存“自由国际秩序”变得软弱不堪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他大国的崛起和大国竞争的回归。当北约使用武力干预前南斯拉夫时,西方认为这是正义的“人道主义干预”,但当俄罗斯使用武力改变了欧洲的边界(克里米亚)时,则被西方认为是侵犯了基本国际规则。崛起的中国更被视为“修正主义”,对“自由国际秩序”构成最严峻的挑战。这也就是美国把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是“自由世界秩序”的“敌人”的主要原因。02自由世界秩序的前景二战之后,英美之所以能够确立西方所接受的“自由国际秩序”,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首先,美国是被“邀请”成为西方世界领袖的。欧洲列强从一战到二战互相厮杀,战后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成为领袖,或被其他国家接受成为领袖,美国因此被“邀请”成为它们的领袖。其次,美国当时已经成为最强大的国家,有能力为西方社会提供公共品,尤其是马歇尔计划。其三,因为同属西方,霸权从英国到美国的转移是和平的。这个秩序为世界提供公共品并且具有开放性,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同和接受。更重要的是,这个秩序强调的是国家主权和各国之间的平等性,这是所有国家所追求的。不过,这个秩序具有先天缺陷。首先,西方国家已经解决了与主权有关的问题,但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在亚洲,很多与主权纠纷的问题是西方殖民地遗留下来的,到今天一些亚洲国家,仍然承受着殖民遗产之痛。也就是说,尽管非西方国家认同这个“自由世界秩序”,但很难用这个秩序的原则,来解决它们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尤其是关乎主权的问题。其次,“自由国际秩序”内部成员国的等级秩序问题。在美国主导的同盟等级森严,成员国迫于美国的强大和外在“敌人”的存在,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挑战美国,尽管不时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冷战结束之后,当美国西方把内部的“自由秩序”原则,毫无节制地延伸应用到国际关系的时候,这个秩序最深刻的危机便发生了。这也是今天世界所面临的局面。未来世界秩序会是怎样的呢?很显然,鉴于美国西方今天所面临的内外部困境、新兴大国的崛起(中国、印度等)、老牌强权的继续(俄罗斯),美国西方很难在推广扩张“自由世界秩序”方面有很大的作为,尤其是在把西方内部自由秩序“国际化”方面。一个更有可能的场景就是美国西方的收缩,“自由世界秩序”重新回到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即一个多元世界秩序。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最近也提出了类似的概念。在美苏冷战期间,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了“保障多元并存的世界”(world safe for diversity)的概念,主张美国和苏联的和平共处,建议美苏在一个政治体系多元、价值与意识形态完全相反的世界中和平共存。这个概念和上世纪50年代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类似的精神,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不过,从现实主义来看,是否能够回归和维持强调主权国家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仍然取决于国家间的力量对比。任何一种世界秩序都是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反映。从价值上说,美国西方的“自由世界秩序”的扩张冲动不会改变,只有当其遇到同样力量的时候,才能停止扩张。从这个角度看,国际政治权力斗争永远不会停止,和平是国家间权力制衡的产物。文章选自联合早报 2019-07-16 | 作者: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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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贫”与“富”的未来2019年7月12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大概从人类出现开始,贫与富现象就已经存在,所以几乎所有文明都把追求公平作为核心价值之一。不平等现象永远存在,但今天人们所见到的不平等,则是近代以后资本主义尤其是工业革命的发生、发展和扩散的产物。近代之前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因为技术水平落后,几乎所有国家人民的生活只维持在生存的水平,这是一种普遍贫穷的状态。近代工业革命一方面大大促进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加速了不公平和社会的分化。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经济增长速度更快,同时几乎所有国家内部收入差异也越来越大,社会也越来越分化。这造成了今天民粹主义扩展到各国的局面,而且越是发达的国家和社会,民粹主义越是盛行。没有一个绝对平等的社会,但如果一个社会过于分化,这个社会就失去了稳定的基础,社会冲突乃至内战变得不可避免。自西方发始的近代福利制度,无疑是人类应对极端社会不公平的伟大发明。自近代以来,社会的稳定与福利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维持紧密相关;而社会的稳定又为资本主义的常态运作提供了有利的大环境。如果把福利制度理解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资本主义创造财富,而社会主义分配财富。实际上,人们已经很难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来描述一些典型的福利社会了。福利制度产生的背景各异在欧美,福利制度的产生具有不同的背景和路径,包括自由主义模式(如英国、美国)、保守主义模式(如德国、意大利)和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如北欧国家)。但不管怎样的模式,它们都大同小异,所有模式都强调政府的作用,只是政府在收入再分配方面的作用大小不同罢了。不管怎样的发展途径,都围绕着三者之间的关系,即“资本主义+民主+福利”。福利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也是为了拯救资本主义而产生的。在一些国家,福利制度的产生和民主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在福利制度产生的时候,那些国家还没有民主。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保障制度(福利国家的核心)就产生在俾斯麦时代的德国。社会保障制度是德国保守主义的产物,因为俾斯麦看到资本主义动摇社会的根基,如果政府袖手旁观,社会就会动荡不安,资本就很难作为。促成福利制度产生的另外一个因素具有意识形态性。近代启蒙运动之后,欧洲思想界逐渐发展出各种人权概念,一部分政治和经济精英把同情社会、赋权社会作为精英阶层的责任。当然,精英阶层也享受着不可与普通民众同日而语的政治权力。在当代大众民主产生之前,只有社会的极少数(即精英)享受政治权利。民主的发展确实助力福利制度的加速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今天人们所体验到的“一人一票”大众民主,可说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二战之后加速,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普遍实现。从经验来看,大多数国家的福利制度也是在这段时间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不可思议的是,“一人一票”制度把政治权利赋予每一个公民,人们也因此得到不同程度的福利,但这并没有使得社会变得更加公平。在近几十年来,尤其是1990年代之后,在世界范围内,“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已经成为一个普世现象。也就是说,政治权利的充分实现,并没有赋予人们经济权利的实现。最近西方出现一条轰动一时的消息,说包括投资家索罗斯、面簿共同创办人休斯(Chris Hughes)在内的美国18位超级富豪,向2020年美国各总统参选人发表联署信,称美国政府有道德及经济责任向富人征税,以应付全球暖化、改善经济、医疗等问题,缓解社会问题,维持稳定,巩固民主。的确,美国民主党选战已经开始,各参选人在不同程度上显现出社会主义的趋向,使得一些人把此视为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始。民主党参议员沃伦(Elizabeth Warren)提出了富豪税方案,主张向那些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人士一年征收2%税,对超过10亿美元者征收额外1%。她认为,这样做,10年可为国库增加2.75万亿美元。不过,富人税并不新。财富税的设想在欧洲已经比较普遍,但这个想法从一开始就遭人质疑,因为富人是一个社会最有能力的群体,尤其是这个群体的避税能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有15个成员国早在1995年设立富人税,但迄今只有瑞士、比利时、挪威、西班牙等四小国实行这一制度,法国、瑞典和德国等因为实施困难而取消。富人的真正担忧在美国,尽管到今天仍然有人甚至认为富人税不符合“宪法”,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支持这项税收。美国Hill—HarrisX今年2月发表的民调显示,74%美国受访者支持这项税收,包括65%的共和党人。美国政治人物征富人税的想法和民众的支持,都是对今天美国社会现实的反应:在社会积累了巨量财富的同时,社会越来越分化、中产阶层萎缩、民粹主义崛起、社会呈不稳定趋势。美国联邦储备局6月21日发表的美国人财富分布数据显示,美国人由1989年第三季度至今年第一季的资产分布显示,过去30年间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总资产值增加了27.2万亿美元,达到31.9万亿,增幅4.8倍;最少资产的一半人,总资产值由原来的7500亿美元升至约1.3万亿美元,只增加了78%。如果计算通货膨胀率,底层的财富一直处于萎缩之中。据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的统计,美国最富有的0.1%掌握全国五分之一的财富,相当于最贫90%的所有财富。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的崛起,贫富差异和社会分化无疑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正如一些人所指出的,富豪自己主张征富人税,可能并不是因为这个群体突然“良心发现”,具有了高尚的道德感,更可能是因为这个群体害怕民粹主义的崛起破坏西方民主,从而影响甚至破坏他们自己的利益。富人可以高调地显示他们的道德姿态,借此来减轻富人群体所面临的政治压力。要意识到,民主制度尽管确实增进了社会福利,但主要用来保护富人利益,否则就很难解释“政治上越来越民主但经济上越来越不民主”这一经验现象。不管富豪群体的动机如何,这个群体毕竟太小、太富,向这个群体征税可以缓解人们(穷人)的情绪,但从经验来看,富人税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当“福利”变成人们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的时候,福利制度就很难持续了。如果是权利,没有实现这一权利的就努力去实现,权利不足的就努力争取更多的权利,而要减少这个权利则是“开倒车”,是万万不可的。如果“一人一票”的制度保障了“一人一份”的实现,那有什么机制来保障“一人贡献一份”呢?也就是说,当福利社会越来越贵时,谁来支付费用?富人可以到处流动(避税),穷人本来就没有钱,只好征中产阶层的税。问题在于,在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下,中产阶层也已经捉襟见肘,而且规模在普遍萎缩。一个严酷的现实是,这一波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穷人,而是遭遇困境的中产阶层,或者由中产阶层下沉为穷人的社会群体。解决贫富分化是严峻挑战即使政府通过开辟新的税种(包括富人税、机器人税或互联网流量税)来暂时缓解一些问题,但从经验来说,效果不会太好。欧洲一些发达国家(都是人口较小的国家)施行“一人一份工资”的普遍工资制度,但这只是新版本的福利制度,或者原来福利制度的延伸。对社会底层来说,普遍工资制度也可能只是现代版本的生计经济,即维持一个最低“体面”的生活水准。而对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普遍工资制度面临不可逾越的困难:钱从哪里来?毕竟愿意被征税的富人仍然是极少数。从经验来看,如果说贫富分化是今天各国各种社会问题的核心和根源,那无论在应付“贫”还是在应付“富”方面,各国政府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看。第一,技术与就业之间的矛盾。包括自动化、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在内的技术进步在加速。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技术的进步不可阻挡。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在于技术进步本身,而在于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好处流向了极少数人,大多数人不仅工作被取代,更没有得到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好处。在世界范围内,今天的经济形态是“独占经济”,而非“分享经济”。对大多数人来说,财富的来源不是通过政府税收而得到的“福利”,而是通过就业而得到的收益。没有就业等于没有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机会。当机器剥夺了就业机会的时候,“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趋势就变得不可遏制。第二,全球化与财富的集中。这里的矛盾犹如技术与就业之间的矛盾。全球化已经创造了巨量的财富。问题不在于全球化本身所带来的财富,而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被参与和主导全球化的极少数人所占有,而大部分社会成员分享不足,甚至成为全球化的受害者,即他们的工作机会因为全球化而流失,他们的工资水平因为全球化而下降。全球化意味着资本和技术的流动,资本和技术流向了拥有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的国家和地区。不过,就业者是不能流动的。资本和技术流失对原来的劳动者的影响是明显的。如果考虑到对很多富人来说,经济全球化也是他们避税的最有效方法,情况就更为严峻。第三,移民的挑战。移民往往是人口从穷国到富国的流动。穷人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富国实际上也是需要新移民的。一些学者认为,在一些国家,新移民实际上是变相的“奴隶制度”,因为尽管新移民提供了本地社会的诸多需要(尤其是低工资、劳动强度大的工作),但他们生活在“体制外”,得不到当地体制的保护。问题并不在这里。移民今天往往导致本地公民的不满,排外和反外是当代社会民粹主义最凸显的普遍特点。第四,现存体制的挑战。现存体制并非建立在流沙之上,而是建立在各种纵横交错的既得利益网络之上,并且经过长期和平发展(即没有战争),既得利益已经变得牢不可破。尽管一些既得利益有时候也会“良心发现”(如上述富豪),愿意为社会多做一些贡献,但若真正动到他们的利益时,情况就会截然不同,他们会拼命抵抗。这也就是当代政治“局外人”崛起的原因,即“局外人”通过有效使用社交媒体和“一人一票”而掌握政治权力。但是,迄今为止,没有看到任何一位“局外人”能够动得了既得利益。即使是被很多人视为是“政治疯人”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尽管成功从“局外”崛起并且处处与建制作对,但没有人会认为他有能力动摇美国社会的既得利益;相反,特朗普越来越成为他所认可的资本的利益。应当说,传统的“资本主义+民主+福利”模式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是成功的,至少较之其他制度更成功。但今天这一制度因为财富分配高度不均和社会高度分化,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现在看来,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放弃这一制度,因为这一制度本身背后就是巨大的既得利益。由此看来,这一制度如何转型升级、如何创造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如何寻找转型升级的中介(例如政治家),就基本决定了西方世界的未来,即使不是整个世界的未来。文章选自联合早报网,2019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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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经济战”与中美关系2019年6月23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美国社会很多精英提倡通过和中国进行经济战的方式来拖慢甚至遏制中国的发展。所以,不难理解,今天中美两国尽管进行着“贸易战”,但“贸易战”仅仅是一个名义而已,实际层面两国之间所进行的早已经大大超越了贸易范畴,包括商贸、投资、知识产权、技术等方面,可说是已经拉开了要进行全面经济战的架势。 美国要对中国进行经济战,这使人想起了中国近代一些精英人物提倡要和西方列强进行“商战”的主张。其中,以清末的郑观应(1842—1921)最具典型和影响力。郑观应曾任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的总办,与洋务派关系密切。 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认为外国侵略者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是造成中国贫弱的主要原因,他们因而主张不但讲求武备,加强国防,以抵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兵战”,而且必须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而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主要体现在他1893年出版的代表作《盛世危言》中)则更进一步,认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在他看来,学习西方,仅依靠热衷于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阵,讲求战事不遗余力,远不如西方各国那样倾其全力去发展商务。为进行“商战”,中国就必须破除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本抑末的传统成见。 他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采用“兵战”和“商战”的手段来对付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段更为隐蔽,更为严重,更为危险。所谓“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捭可敝国无形”。他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只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郑观应所说的“商战”类似于重商主义,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光绪皇帝,而且影响了日后的几代政治和知识精英,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从这个角度看,今天中国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赶超经济学”实际上也具有郑观应的影子。不管怎么说,学习、赶上和超越西方一直是这几代中国人的梦想,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列强任意欺负中国。 今天是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战 现在中国和西方的情况则倒了过来,是美国要和中国进行经济战。美国要和中国进行经济战的原因,自然和近代中国要和西方列强进行商战全然不同。今天的美国尽管经历着相对的衰落,但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几乎在所有领域领先其他所有国家,同时美国更没有如近代中国那样面临强大的敌人。 美国的问题是内部的,内部问题解决不了就外化成为国际问题,贸易战只是其中一种“外化”行为。很显然,美国不仅在和中国打贸易战,而且也在和其他很多国家包括墨西哥和印度在打贸易战。美国希望通过外部经济(贸易)战来解决内部问题,尽管没有人相信美国这样做会成功。 当然,对美国来说,经济战并不是新鲜事情。美国在立国后不久就和当时先进国家的英国进行了一场“经济战”,即实行重商主义,发展和保护民族工业。美国只有在内部强大之后才进行开放政策,进入世界的。美国189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然后在一战期间开始全面介入世界事务,二战之后成为整个西方的领导,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之后成为唯一的霸权。 不过,在这个期间,美国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战,或者经济战。整个冷战期间,美苏冷战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战。美苏冷战尽管表面上看军事竞赛,但背后则是经济竞争。所以,也不难理解,苏联解体的原因并非外部和美国的军事竞赛,而是内部的滞涨和老百姓的不满。柏林墙是从内部倒塌的,而不是从外部推倒的。 一旦当美国感觉到某一领域被(或者要被)其他国家所超越时,就会毫不留情地通过贸易战来精准打击和解决问题,甚至包括对自己的盟友例如德国、法国和日本。今天美国打压华为公司的手段和美国从前打压德国、法国和日本公司的手段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因为这些国家是美国的盟友,还可以在美国内部找到自己的朋友(例如美国国务院和军方),而今天的中国因为被美国视为“对手”,因此找不到内部同情者或者支持者。 贸易战是西方的概念,也是西方国家借以用来解决国与国之间贸易问题的传统手段。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展出类似的概念或者使用类似的方法。历史地看,在近代西方崛起之前,中国曾经是最发达的国家,为全世界各国输出了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产品。中国的四大发明流传到西方和世界各个角落,也从来没有今天那样的“知识产权”一说。 这些年来,人们津津乐道地把传统的“朝贡体系”,视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不公平贸易安排。但这是西方故意的曲解,因为用今天的话语来说,朝贡体系实际上是中国对其他较小国家实行的“单边开放政策”,外国使节通过“磕头”仪式“朝贡”中国皇帝,中国皇帝就许可该国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但中国皇帝并不要求该国也向中国开放。 因此,当中国皇帝的“礼物”“入不敷出”的时候,就要求减少外国“朝贡”的次数或者延长“朝贡周期”。这种封建性的贸易安排或许就是中国尽管曾经是贸易大国,但并没有发展出具有国际性的贸易规则的原因,也或许就是中国落后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西方国家对中国贸易战也并非第一次。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典型的贸易战。当英国在和中国的贸易中没有竞争力而产生大量贸易逆差的时候,英国就毫无羞耻地在中国进行非法的鸦片贸易。在中国被打败之后,各国列强更是展开了瓜分中国的竞争。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就是从这种耻辱中开始的。 现在轮到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发动的经济战了。从目前的状况看,美国的意图极其明确,就是要拖延和遏制中国的发展。未来的局势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如何回应。今天的中国并非吴下阿蒙,并非郑观应时代了,未来的历史并非美国一家说了算的,中国也是这个舞台上的一个主角。 中国需要回应,也必须回应,但回应的方法必须得当。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如果说是从毛泽东时代开始,那么当时的中国已经失去了走往日西方列强现代化道路的机会。西方列强无一不是通过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的方法来辅助内部现代化的。比较而言,中国走的是一条通过内部资本积累的内发型现代化道路。直到改革开放政策开始之后,中国才改变了这种情况。 应当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是打开自己的国门,欢迎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尽管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主要还是外国资本和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外国资本的收益极其丰厚,中国通过资本积累和西方技术扩散等方式也得到了发展,但所付出的各方面的代价(尤其是环保方面的)也是沉重的。中国的资本“走出去”只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事情。但没有多少年,就迎来了今天的贸易战。 也就是说,中国也经历了自己的重商主义发展阶段。内生型的发展模式使得中国经济并没有像其他很多经济体那样高度依赖西方美国。尽管归根结底,像中国那样的巨型经济体最终需要依靠内需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但这绝非闭关锁国。闭关锁国是必须避免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就开放政策达成了一个广泛的共识,即封闭走向落后,落后就要挨打。 这个共识到今天仍然没有任何变化。因此,当美国西方开始进行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时候,中国领导层一再宣言要坚持开放政策,并且开始了新一波的更为深度的开放政策实践。 也就是说,中国在以全方位的、更大规模、更深刻的开放政策迎战美国的对华经济战。和排他性的重商主义时代不同,今天的经济战所竞争的是谁更开放,看谁能够通过开放政策吸引到最优质经济技术资源,从而提高和强化自己的竞争能力,追赶或者保持经济的领先地位。 西方不会轻易放弃中国市场 从世界经济史经验来看,只要一个国家本身是开放的,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把这个国家孤立起来。同样,只要中国本身是开放的,资本的逻辑决定了中国是不可以被孤立的。美国经济之所以强大其原因之一是因为美国的消费市场,庞大的消费市场使得很多国家需要依赖美国市场而生存。这一逻辑也适用中国。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内部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70%。 尽管中国的中产阶层的比率仍然小于美国的,但其绝对规模已经赶上甚至超过美国。也就是说,中国拥有一个利润丰厚的大市场。美国的商品需要市场,美国的技术需要市场,没有人乐意放弃中国市场。即使美国的资本因为政治压力而不得不放弃,那么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呢?美国是否有能力施压所有西方国家放弃中国市场呢? 再者,美国企业如果放弃中国市场就会增加自己的成本,导致投资的减少,最终导致企业的衰落。美国进入世界体系以来,其经济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其一直处于不断扩张的过程之中。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资本的本质就是扩张,否则就会是死亡。如果借用西方的概念来说,中国便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个边疆。既然西方花了巨大的努力打开了中国市场,谁又会轻易放弃中国市场呢? 的确,在这场贸易战中,美国的企业家并没有为中国发声,有的站到了政府的一边。不过,美国企业界和美国其他的既得利益集团(包括安全和军工系统、政客等)的意图不同,企业家向中国施压是为了中国更大的开放,而其他利益集团则是意图遏制和围堵中国。从资本的角度来看,简单地说,中国越是开放,美国的贸易战越是难以打下去。 在国际舞台上,各国面临着现存多边主义组织解体的危机,尤其是那些美国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组织,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美国纷纷“退群”,转向了单边主义和双边主义。不过,对所有其他较小国家来说,包括欧盟成员国、日本和东盟(亚细安)国家等,仍然需要通过多边主义机构和方法来解决问题。 这个方面也是中国可以加以努力的。中国可以加快加入一些区域多边主义组织,包括没有美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同时中国可以创建新的多边主义机构,类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尽量把美国的盟友也包括进来;即使是像“一带一路”那样的项目也可以转化成为多边主义机构,向其他多边机构开放。 不管怎么说,即然美国向中国发起了经济战,中国即使想回避也很难,只有迎战。但迎战的过程应当是理性展现的过程,而不是情绪表达的过程。情绪很容易表达,而理性则是少有的。但只有理性才能保护和促成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也只有理性才能促成中国履行作为大国的区域和国际责任。文章选自联合早报网,2019年6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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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美国没能力办法改变中国 也无法围堵中国2019年6月9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6月4日发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的文章《中美关系的未来》称,美国既没有能力和办法来改变中国,也没有能力和办法来围堵中国,未来的中美关系可能呈现出“一个世界、两种体系”的局面。 文章称,如果说前些年人们讨论得最多的是中美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近来随着两国之间贸易战不断恶化,人们思考的问题不再是会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而是这个陷阱到底是怎样的。 文章指出,如果把今天中美之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贸易冲突,就会太过于简单。在今天的中美关系中,至少存在三个“战场”:一、特朗普及其团队中的一些贸易官员侧重的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平衡、贸易公平、规则等;二、美国国会主导的技术冷战,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有不可弥合的分歧,唯独在中国问题上具有高度共识;三、安全和军工系统试图把中美关系引向传统意义上的冷战,即美苏那样的冷战。 文章认为,就大国关系来说,今天的中美贸易战是中美关系发展到这个历史节点的必然产物。贸易战不是两国冲突的终点,而是不同形式冲突的起点(或者导火索)。 文章指出,一个简单的现实是,中美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都具有很大的韧性和消化能力,除非两国贸易突然脱钩,否则不会对两国的经济产生即时的巨大影响。这种情况表现在两国谈判上,就是谁也不会向对方给予过多的让步。今天,中美贸易谈判已经大大超出了纯贸易问题,而演变成了力量的较量。 文章认为,无论是贸易战还是其他方面的冲突,这些其实仅仅是中美关系的表象。美国真正的国家利益从来就不是这些所决定的。就其本质而言,美国外交政策最为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维持其在全世界的主导地位,或者人们传统上所说的“霸权”地位。 文章称,贸易战对中美两大国来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而热战则非两国的理性选择,唯一可行的便是技术冷战,或者美国一些人所说的“经济战”。但在两个深度互相依赖的经济体之间进行经济战,除了两败俱伤之外,并不能出现一个明确的赢家。一个孤立的美国打不了“经济战”,就是说,如果美国要和中国进行经济战,美国就同样要结成国际联盟来排斥中国。不过,现实的情况是,美国可以在本土市场以“国家安全”或者“国家利益”的名义来排斥中国,甚至美国的一些同盟因为受美国的压力也可以排斥中国,但美国没有任何可能把中国挤出世界市场。 文章指出,这里的前提条件就是:中国本身需要继续开放。而这也是这几年来中国所做的努力。中国不仅承诺更大的开放政策,而且在政策实践层面在加大、加深开放程度。在世界经济层面,中国更是在实行大规模的“走出去”计划,包括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这些都有助于中国和世界的深度融合,而非相反。 文章认为,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和中国的技术冷战对中国来说,既是一个危机,也是一个“机会”,是中国技术创新的机会。正如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所表明的,在很长历史时间里,中国的技术远远领先西方。西方只是在近几百年里大大超越了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今天的中国在改革开放数十年之后,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科技知识,中国不仅是最大的技术应用市场,更有成为最大的创新市场的潜力。 并且,只要继续开放,西方政府很难完全阻止科技知识的流传。放弃巨大的中国市场更是意味着西方技术发明的成本会大大增加。尽管中国的中产阶层在比例上小于美国,但中产阶层的绝对规模已经赶上甚至超过美国。因为中国市场的巨大消费能力,没有资本乐意放弃中国市场。 文章指出,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加快“走出去”,而美国也很难再次走向“孤立”,因此,两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迎面相撞实为必然。美国既没有能力和办法来改变中国,也没有能力和办法来围堵中国,未来的中美关系可能呈现出“一个世界、两种体系”的局面,即存在着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这两个经济体都具有开放性,具有一定程度的交往,而对其他国家而言则是选择问题,一些国家和美国交往多一些,另一些国家和中国交往多一些,更多的国家则是两边都交往,以求得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文章选自参考消息,2019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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