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何伟文”共搜索到78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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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文:进出口贸易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2020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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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文:直面WTO生存威胁,捍卫世贸规则2019年11月13日
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9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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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文:贸易战只有池鱼,不会有得利渔翁2019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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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文:外贸没有在美国一棵树上吊死2019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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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文:为何特朗普对中国极限施压事与愿违2019年6月11日
专家简介 何伟文,全球化智库(CCG)高级研究员。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最近发推特说,华为可以成为潜在贸易协议的一部分。换言之,美国近期对华为的禁令并非真出于国家安全原因——这一指控毫无根据——而是将其当成与中国达成“伟大协议”的筹码。在美国宣布从5月10日起把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税率从10%提高到25%,以及美国贸易代表公布即将加征25%关税的3250亿美元中国商品清单后,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又立刻表示愿意继续和中国进行谈判。上述种种让人相信,这一最新的更粗大棒也属于特朗普“交易的艺术”,即用极限施压来获取最好协议。这也给最近中美贸易谈判突然中断提供了解释:美国政府欲索要更多。美国挥舞更粗大棒,逼迫中国投降的同时又要求谈判,这将确保美中全面贸易协议有利于美国。 特朗普总统似乎对这一结果很满意,宣称美国因上调关税可以从中国那里收到1000亿美元,并迫使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到越南。不过,这种“交易的艺术”却遭到中国断然拒绝,并且,特朗普的沾沾自喜也仅仅是因为错误的经济学知识,以及对历史的误解。 中国政府非但没有投降,反而立刻予以反击,提高了600亿美元美国商品的关税,并对华为表达了坚定支持。中国财政部还宣布,对中国的芯片和软件研发提供五年财政支持。外交部和商务部发言人均对美国最新举动予以谴责,强调中国不想打、不愿打,但也不怕打,并将奉陪到底。发言人还指责华为禁令是美国政府对个别企业的不合理打压。中国媒体也纷纷强烈批评美国这一做法。中国政府已经排除了达成一份倾向于美国利益协议的可能,并强调任何协议必须双方平等互利。 中国没理由同意美国予取予求 美国对中国的“极限施压”因此似乎完全无效。中国没有必要向美国让利,因为美国不是中国加入WTO的受害者。中国加入WTO不是美国仁慈的礼物,那一刻也不是中国经济和贸易起飞的开端。在中国加入WTO之前的17年(1985-2001),中国年均GDP增速就高达9.8%。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的17年(2002-2018),中国年均经济增速降至9.2%。中国在加入WTO前17年出口累计增幅为901.8%,而加入后17年的累计增幅为834.8%。由此可见,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始于1980年代早期的改革开放,而加入WTO只是总体开放进程的一部分,加入后的经济高增速只是既有趋势的延续。 此外,正如上文所说,美国绝非是中国加入WTO的“受害者”。据美国商务部发布的贸易数据,2002-2017年间,美国对中国出口累计增长了487.0%,是同期美国全球出口总额累计增幅(123.1%)的近四倍。同期,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累计增长了303.8%,是其全球进口额增幅(101.7%)的三倍,但增幅显著低于对中国的出口增幅。 关税和华为禁令同样损害美国 特朗普“关税由中国支付”的观念是基于错误的知识框架。基础贸易经济学告诉我们,关税是由进口者而非出口者支付的。事实上,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由美国进口商支付,他们再将部分负担转嫁给美国消费者和用户。据美国工商组织“关税伤害美国腹地”2019年5月24日发布的估算数字,2018年关税令美国消费者损失250亿美元,相当于贸易战每秒钟让美国人损失810美元。随着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被上调,额外3250亿美元中国商品还可能被加征25%关税,这些负担还将显著上升。 一个基本现实是,美国很难找到中国商品的替代供应方。目前已经被加征25%关税的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中,美国对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进口依赖度超过50%。例如,美国2018年从全球进口了4140.3亿美元电脑和电子产品,其中1864.5亿美元进口自中国,占比为45%,超过其他八大供应方的总和。美国进口商如今能去哪里找到替代供应商?2018年,美国玩具市场规模为280亿美元,其中进口额高达184.9亿美元。中国占美国玩具进口总额的88%,金额达163.2亿美元。美国玩具经销商从哪里去找这种规模的供应商?因此,美国进口商、零售商和消费者别无选择,只能支付更高的价格。在中间商品方面,用户们将面临更高的成本和更低的利润。据估计,对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将导致一个美国四口之家每年多支出767美元,并还将威胁到93.4万个就业机会。据行业团体“贸易合作伙伴”的分析,如果特朗普对剩余的325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也加征25%关税,将导致美国损失21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四口之家每年将多支付超过2000美元。瑞银集团(UBS)近期的一份研究预计,今年将有1.2万家美国零售商关门,而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将导致美国零售商成本进一步升高。沃尔玛、梅西百货以及其他主要零售商已感受到了冲击。 在中国供给侧一方,美国在中国的跨国公司贡献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50%。关税也将损害它们的利益。中国美国商会近期的一项会员调查显示,74.9%的受访者认为关税损害了自己在中国的竞争力,52.1%的受访者表示需求降低,42.4%的受访者表示制造业成本升高,38.2%的受访者表示出现销售额下滑。 特朗普政府的华为禁令也对全球半导体研发、制造和应用的供应链造成巨大破坏。2018年,华为在全球有1.3万个供应商,采购了700亿美元设备和服务,其中110亿美元来自高通等美国供应商。美国领先的芯片制造商也有自己的全球供应链。禁令迫使华为执行B计划,即采用自己的芯片和系统,这破坏了国际供应链,并同样损害了美国高科技行业。中国市场的销量占美国前十大芯片厂商全球销量的比重很大,思佳讯的比重达80%,高通为63%,科尔沃为60%,博通为52%,美光科技为50%,英特尔为23%。如果丢掉了庞大中国市场的销售额,美国芯片巨头们将难以维持它们对研发的巨额投入来确保其国际领先地位。这也是为何美国科技股在过去一周出现暴跌。 持续的紧张局势毫无疑问将影响中国的出口、工业、就业和经济增速。同时,美国经济也将受损。美国经济已经显露出弱化迹象。尽管2019年第一季度美国GDP增速仍达3.2%,但其主要支柱个人消费开支和私人固定资产投资合计只贡献了1.09个百分点,低于2018年第四季度的2.20个百分点。这一趋势在4月份得到延续,零售销售下滑0.2%,工业生产下滑0.5%。 世界经济也将成为中美贸易战的受害者。IMF最近一篇文章说,如果对全部中美贸易加征关税,全球GDP将损失0.3%。如果贸易关系继续恶化,经合组织预计到2021年全球GDP将损失0.7%,即约6000亿美元。 事实将再一次证明,贸易战不会有赢家。美国的单边贸易霸凌正在走进死胡同。唯一的出路是基于WTO规则的面对面谈判,达成双方平等互利的协议,结束目前的紧张局势,并将双边贸易、全球经济带回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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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文:汽车关税,美国对欧又一筹码2019年3月7日
专家简介 何伟文,全球化智库(CCG)高级研究员。 美国商务部对汽车进口232调查报告已于2月17日呈交特朗普总统。内容虽未披露,但建议对来自欧盟的汽车加征关税25%已被广泛报道。这一措施在欧盟内部引起强烈反响。 美国为什么要对来自欧盟的汽车进口拟加征关税25%呢?直接理由是影响美国国家安全。汽车是日用消费品,与国家安全实在扯不上。所以是个策略,目的是以“国家安全例外”避开WTO不得单边改变关税的规定。那为什么还要做呢?实际口实是美国汽车及零部件贸易有大量逆差,冲击美国国内汽车生产和就业。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字,2019年1月汽车及零部件行业就业人数100.64万,比1年前增加2.24万,比特朗普就任总统前的2016年12月增加7.24万。虽然据美联储2月15日公布的数据,1月份美国汽车及零部件生产同比大减8.8%。但商务部报告显然来不及反映这个情况。因此,我们只能把此举理解为国内选举需要。 历史证明,美国单方面限制汽车进口,经过时间检验,作用非常有限。上世纪80年代日本汽车工业如日中天,对美出口增长迅猛,引起里根政府极大担忧。经过谈判,美国迫使日本签订“自动出口控制”的城下之盟。虽然在短时间内刹住了日本汽车对美出口的猛增,但并未持久。丰田、本田等纷纷在美投资。很快,日本汽车在美国本土击败美国品牌。日本本国汽车产量从1980年的1104万辆增加到1990年的1348.68万辆,而美国汽车产量不足1000万辆。即便现在,美国依然无法阻止日本汽车源源涌入。这并不是关税的原因,因为日本汽车进口关税为零,比美国的2.5%还低。可见,决定汽车销量的是产品竞争力,是市场选择。 美国对欧盟汽车关税如果实施,虽然长远看不会有用,但足以在短期内造成三输。第一,欧盟特别是德国输。据各方估计,此举将使德国汽车出口减少7.7%,或184亿欧元;汽车工业产值减少70亿欧元,或5%。德国经济增长也将蒙上阴影。在很大程度上受汽车关税前景阴影影响。第二,美国输。据美国汽车制造商协会估计,因关税提高而造成的进口车及本土车(部分零部件进口)涨价,一半将由厂家承担,另一半将转嫁到消费者。进口车将平均提价6000美元,本土车将平均提价2000美元。密歇根安娜堡汽车研究中心新近研究表明,对欧盟汽车关税将使美国汽车销量减少130万辆,带来36.69万人失业。第三,世界经济输。据美银美林估计,美国对欧盟汽车关税如果实施,且欧盟以牙还牙,世界经济增长率将少增长1.0-1.2个百分点,并可能陷入衰退。 综上所述,美国如果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存在两种前景。一是简单地付诸实施,不计后果。二是引而不发,作为大棒,迫使欧盟做出有利于美国的让步。目前看来,后一种前景可能性更大。离特朗普做出决定还有70多天。即便做出,也可能是暂不实施,看与欧盟谈判结果。无论哪种前景,都是要欧盟让步,把关税降到与美国相同水平并取消补贴,作为美欧贸易谈判的重要内容。这样,美国可进可退。谈成与否,特朗普都可以在国内得分。 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9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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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文:美国贫富鸿沟加深说明了什么2019年2月26日
专家简介 何伟文,全球化智库(CCG)高级研究员。 当美国参议员沃伦不久前正式宣布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时,她还言称要向富人“发起阶级斗争”。2月19日,被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民主党参议员桑德斯在经历2016年大选失败后,再次宣布将参加新一轮大选。而民主党的一些参议员还提出应该对美国富人征收70%的重税。这些声音背后,其实是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对当前贫富差距鸿沟进一步加深表达出的不满。而这个问题,在美国和欧洲都有着相当程度的代表性。 资本带来的两极分化 据媒体报道,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祖克曼教授新近发表的研究报告表明,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悬殊的国家之一。占美国全部家庭0.1%的最富家庭,差不多拥有全国20%的财富,这已接近上世纪“咆哮的20年代”。这一比重,曾因大萧条后罗斯福新政而不断下降,上世纪70年代降到大约6%的谷底。但自80年代起又开始急剧恶化。 报告发现,2016年,占全美总数1%的126万个家庭户均拥有财富2680万美元,合计占全美家庭财富的40.8%,超过全美平均水平40倍,其平均收入相当于其余99%的家庭平均水平26.3倍。如此贫富悬殊的发展,日益形成巨大的社会问题。 必须看到,资本主导的经济增长必然带来两极分化,即靠资本收入和靠劳动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马克思和列宁早就揭示了资本运动过程中无产者的相对贫困化。因为资本所有者占据支配地位,其所得源于利润;劳动者则处于被支配地位,其所得仅是前者的成本。随着产业资本的主导地位逐渐让位于金融资本,资本市场的获利更多虚拟化,与劳动成本直接关联减弱。从而依靠资本增值积累财富的速度,更加快于依靠劳动收入积累财富的速度。 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数字,2000年至2016年美国人均个人可支配收入按2009年不变美元计算,增加了23.8%。但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的5年内,85.1%的增长额落到了1%的家庭手里。 在资本运动下贫富差距悬殊不是天然合理的,或应该被保护的。恰恰相反,资本运动虽然客观上带来收入差距巨大,但最后贫富差距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社会政策,即二次分配的结果。丹麦、荷兰、瑞典、德国等欧洲国家及亚洲的日本也是资本主导的经济,但贫富差距却比美国小得多。有英国学者认为,造成美国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的根源是美国政府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即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核心,维护富人利益。 减税加剧了贫富差距 2017年美国通过的《减税与就业法案》,初看起来给人以积极印象,即通过降低公司税提高企业投资活力,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提高居民收入和购买力。但进一步分析表明,这一法律主要是为富人服务的。美国联邦财政收入中,公司所得税所占比重不足5%。原因是利润的大头都给了企业,企业财产特别是金融资产越来越大,首先受益的是企业主。 至于个税的减少,据美国无党派机构税务政策中心2017年9月29日发布的一份初步研究显示,它的主要好处将落到富人手里。通过减税,年收入73万美元以上的富人税后收入可增加8.5%,即每年13万美元。而收入排在后95%的家庭,税后收入平均只能增加1.2%。随着时间的推移,到2027年全美80%家庭的税后收入将减少0.5%。而最富的1%家庭将平均少缴税约20万美元,税后收入将增加8.7%。更重要的一点,是该法取消了遗产税,致使富人财产不致减少。 在这种贫富差距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自然引发了“社会主义”主张在美国的回归。比如,2016年桑德斯就提出了国家调节贫富差距的主张,并得到美国年轻人的广泛支持。与两年前相比,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所以就有了沃伦以发动“阶级斗争”的高调口号宣布竞选2020年总统,民主党众议员科特尔兹则提出应对富人征收70%的重税。 公平与共同富裕是关键 美国及欧洲一些国家当前发生的事实表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同样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以市场为基础实行公平竞争,却依然存在资本主导和社会主导两种不同机制。一个为全体国民服务的政府,必须通过税收和其他杠杆,实现社会二次分配,节制资本、扶助弱势群体,把贫富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实现这个目标,一个重要途径是提高最高个税率。有人说这不公平,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成功,“富人税”高了他们就会跑。前几年法国奥朗德政府打算对最富者征税70%,造成一些富人恐慌和外迁而最终放弃。今年达沃斯论坛上也有此惶惶议论。当然,具体提高到多少需要论证,很可能远不及70%,但提高富人税乃属必须。这并无不公平,因为富人财富的积累离不开经济活动,经济活动离不开劳动者的付出。富人的财富实际上是企业主和劳动者共同创造的。 另一个重要杠杆是遗产税,高额遗产税有助于富人减少财产传承欲望,而部分地以捐赠避税,从而惠及整个社会。当然,除了税收政策外,政府还有多种工具可以使用。 也有人会问,对全体人民的高福利会不会养懒人,致使社会发展进入疲态?这也是不少欧洲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是政府社会政策的另一个难题。这种政策体系,必须建立在与劳动付出和经济增长相挂钩的基础上。坐享其成,同样不符合公平原则。 美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是一面镜子。它告诉我们,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经济能否持续发展和稳定的基础,也是政府工作的中心目标。这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精神实质。从实现全面小康,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直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都必须高度重视并认真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彻底消灭贫困,不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和收入水平,不断扩大社会福利,使所有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 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9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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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文:逆风前行的中国经济,今年如何实现稳增长2019年2月13日
专家简介 何伟文,全球化智库(CCG)高级研究员。 2019年是中国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一年,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要看到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从国际环境来看,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类风险叠加,冲击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2019年1月21日发布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其对2019年全球GDP的增长预期,从2018年的3.7%下调至3.5%。 从国内看,投资增速下滑、消费增速放缓,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有增无减,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深化……2019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愈加复杂严峻。 2018年6月8日,青岛港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的作业场景。(图片来源:北京周报) 下行趋势全面覆盖 工业生产和消费增速明显放缓,尤其是零售业。2018年1月至2月,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增值同比增长7.2%,上半年、第一至第三季度、10月和11月分别增长6.7%、6.4%、5.9%和5.4%。12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跌至49.4,跌破荣枯线(低于50),表明未来6个月增速可能进一步放缓。 上半年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9.4%,第三季度有所放缓至9.0%,到10月和11月则下降为8.6%和8.1%。固定投资同比增速也从头两个月的7.9%跌至上半年的6.0%,一至三季度增速更是跌至5.4%,由于政府的紧急投入,1至11月增速才回升为5.9%。 2019年1月3日,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员工在卡车生产线上工作。(图片来源:中国日报社) 第三大驱动力——进出口,对GDP增长的影响也是负面的。讽刺的是,尽管中美贸易局势紧张不断升级,中国商品出口仍然向前推进。2018年,中国商品出口比上年增长9.9%;商品进口增速更快,达到了15.8%。1月至10月,中国服务贸易出现了2222亿美元的巨额逆差。因此,2018年第一至第三季度,商品和服务的净出口将GDP增长拉低了0.66个百分点。 ▲ 2018年世界主要股市中表现最差的是A股:上证指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普尔500指数、CAC40指数、FTSE和DAX都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A股虽然不一定算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但其乏善可陈的表现也显示出,在面对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及其全球性后果带来的国内不确定因素和外部环境恶化时,市场信心的缺乏。 尽管有各种下行趋势和因素,中国经济仍未急速下降。因此,2018年第四季度GDP增速达到6.4%,全年增速达到了6.6%。 来自全球经济和市场的挑战 2019年伊始,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正因经济放缓而面临着日益增长的风险。截至去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的表现仍相当强劲,而之后却没能维持增长势头。同时,欧元区、英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态势也在急转直下。 IMF将2019年和2020年的世界经济增速预期分别下调至3.5% 和3.6%,并警告称,若美国的单边关税行动持续下去,中美两国经济增速都将下降0.3个百分点。 如果美国对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额外关税,其经济增速将下降0.5个百分点,而我国也将下降0.55个百分点。此外,如果美国对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征收关税,而对方对美实施报复行为,世界经济增速将下降0.4个百分点。 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曾于2018年G20阿根廷峰会上发出警告称,国际多边贸易体系正面临着自《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创始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据WTO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为4.2%,而2019年的预计为4.0%,远低于2017年的5.2%。 紧张的中美贸易局势、日益猖獗的欧洲民粹主义、即将在3月底落幕的英国“脱欧”……这一系列事件都在动摇着市场信心。更为根本的是,世界经济似乎正走向另一个下行周期。所有这些因素,都将对我国今年及之后的经济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中高速增长仍有望实现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1月2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介绍了2018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18年第三季度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 ▲ 根据初步核算,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超90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6%,高于6.5%的预期发展目标。 2018年12月下旬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研判中国经济形势,强调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提出了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六稳”应对策略。据估计,2019年我国经济增速将在6.2%—6.3%之间或稳定在6.0%至6.5%区间,虽然略低于2018年,但仍将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占据最高位。 自2018年10月1日起,我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3500元提升至5000元。 为了稳定增长,我国持续实施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政策,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根据2018年GDP三大驱动力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的表现,今年的增长前景将更为明朗。去年,最终消费贡献了5.0个百分点,将GDP增长维持在6.6%,而今年随着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全面实施,最终消费贡献率将继续维持在这个水平。 ▲ 2018年,资本形成贡献了2.13个百分点。我们看到,过去6年该贡献率稳步下降。虽然在此期间固定投资的总量大幅增长,但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仍可能会降至2.0个百分点以下。 因此,基于市场回报的考量,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尽管有些是必要的)应更多地转向实体经济领域。更充分的资金也应投入私营部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为稳定投资保驾护航,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这将确保2019年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达到2.0个百分点以上。 2018年,广东省的进出口量超过7万亿元(约合1.03万亿美元)。 2018年,净出口拉低GDP增长率0.6个百分点。如果净出口的负面影响为零,2018年前三个季度的GDP增长率能达到7.36%。但由于净出口贡献率为-0.66%,2018年前三个季度的GDP增长率仅为6.7%。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紧张局势持续,这令2019年的出口前景不如2018年乐观。 据估计,2019年中国出口将增长7.5%(2018年为9.9%),进口将增长13.0%(2018年为15.8%)。由于进口增长持续快于出口,净出口将继续对GDP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 整体看来,2019年最终消费预计仍将为GDP增长贡献5.0个百分点,资本形成将贡献2.0个百分点,净出口贡献率为-0.7%至-0.8%,预计全年GDP增速为6.2-6.3%。 如果这个预测是准确的,那么中国将继续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最大贡献。截至2018年底,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比重应该超过了15.0%。2019年,世界经济预计增长3.7%,中国经济若能实现6.2%的增长,将为其贡献0.93个百分点。 如果中国经济增速降为3.7%,世界GDP增速将仅为3.3%,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因此,中国经济的稳定、中高速增长,不仅对中国人民至关重要,对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金融稳定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 文章选自百万庄通讯社,2019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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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文: 政治风浪无法阻挡中美经贸合作2019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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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何伟文:拿“大萧条”比喻中国经济是肤浅说法2019年1月4日
专家简介 何伟文,全球化智库(CCG)高级研究员。 在送走2018年迎来2019年之际,国内外关于2019年经济发展趋势的展望、分析多如牛毛。由于渲染对经济悲观的情绪更容易在媒体中传播,所以我们不时会听到看衰世界经济、中国经济的声音。 其中有一种看法认为,2019年将是过去10年最差的一年,但却是未来10年最好的一年。意即下一个10年将大不如过去10年,并拿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与美国1890年至1930年经济发展黄金40年类比作为依据。由于美国1929年10月出现股市暴跌,1930年至1933年出现大萧条,GDP累计下降了50%。所以,该说法暗示,中国经济也面临大萧条危险。笔者认为,回顾一下美国历史上的经济高涨和大萧条的事实,可以发现这种描述看似有道理,其实却很离谱。 美国经济黄金期的起点 美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1819年,即第二次英美战争后,到南北战争后的1870年左右结束。历时大约50年。这是美国经济第一次高涨时期。钢铁、煤炭、机械等行业迅速发展。50年内人口增加了3倍。1870年,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大国,占世界工业总量比重为23%,相当于德国(13%)和法国(10%)之和,相当于英国(占32%)的70%。显然,美国经济的黄金增长期不是在20年后即1890年才开始。 1861年至1865年的南北战争,扫清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并形成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带来了1870年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其主要代表技术是电气和化工。美国由于没有历史包袱,来自世界各地源源不断的移民不仅带来了许多世界最新技术,而且带来了巨大的创新精神。加上铁路建设的热潮(1870年至1900年这30年内美国共建成23万公里铁路),特别是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建成,以及美国资本的集聚远超欧洲,促进了美国经济的高涨。直至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历时43年。这是美国经济史上第二次高涨,也是增长最强劲的时期。 1894年,美国超过英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如按工业生产衡量,美国超过英国约在1890年前后(因此说1890年是美国经济发展黄金期的起点显然不对,那年美国已是或接近是世界最大工业国)。1900年,美国占世界工业生产比重达到31%,英国降为18%。 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美国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好机遇。欧洲国家相互厮杀,元气大伤。美国则远离战争并闷声发财,战后一跃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战后从1918年至1924年是经济继续高涨的时期。也可以说美国经济第二次高涨从1870年延续到1924年,共54年。1925-1929出现的空前繁荣已经埋下重大隐患,直至大萧条发生。 大萧条的真正原因 美国经济在上世纪20年代后半期出现了表面繁荣,却存在巨大隐忧。即严重的国际国内不平衡,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不平衡。 第一,美国靠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大量向欧洲出口,而欧洲国家经历一战普遍成为债务国,进口能力逐渐减弱。第二,这一时期经济繁荣是靠大量投资带动的,但农业不景气,农民收入下降;工人工资提高很慢,且新技术排挤了部分就业;民众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跟不上生产增长。第三,企业大量发展赊购维持虚浮的繁荣,银行信用急剧膨胀。第四,企业把大量资金投入股市,然而1929年10月29日华尔街股市一天之内暴跌40%,银行资金链断裂,企业投资急剧缩减。 最终,在这些原因综合影响下,工人大量失业,消费者无法还贷,致使GDP急剧下滑。 相应地,美国政府两种完全错误的政策,使形势雪上加霜。 首先,是美联储不仅不放松银根,释放流动性,反而提高利息;胡佛政府也不提供财政支持,过度相信市场“看不见的手”,放任不管。 其次,是国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法,即《1930年关税法》,大面积、大幅度提高关税,遭英法加等国对等报复。1930年至1933年美国进口减少62%,出口减少69%。使大萧条程度更深,时间拖得更长。 不应选择性截取历史 中国目前的情况与美国1929年有根本不同。虽然存在投资效益递减、消费不足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等问题,但与美国1929年存在的上述问题不是一个等级。 而且,还有两个重大政策差别。一是中国坚持开放型经济,二是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及时进行宏观调控。实际上,经过上世纪30年代的教训,各国在10年前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都不同程度地利用财政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各国间的协调也大大增强。因此总体上可以避免大萧条的再次发生。 当前世界面临的主要危险,是美国政府的单边保护主义对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的重大影响。中国需要与各国共同努力,坚持多边主义,尽力维护世界经济增长环境的稳定。不久前刚刚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地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对2019年的经济工作做了全面精准的部署, 以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综上所述,那种认为中国面临类似美国大萧条前景的观点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既没有弄准美国历史上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段,也没抓住1930年大萧条的原因。仅仅是按美国1930年大萧条关口设定经济节点,然后按照中国迄今改革开放40年硬生生截取美国经济发展“黄金40年”,即倒推到1890年,再与中国类比。我们需要警惕这种因为迎合悲观情绪而得到传播,却缺乏历史事实和科学根据的肤浅说法,看清事实的本源。 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9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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