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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英:喊打喊杀的贸易战中,世界经济新秩序的雏形正在浮现2018年10月19日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目前,新的全球经济规则,甚至新的全球经济秩序,正在以下几类大事件中形成。 第一是已经签字组成、但是尚未生效的11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人们都知道,没有了美国的TPP,即CPTPP的规模大大缩小。但是,实际上也不小,因为包括了日本这个全球级的国家经济体,更有一系列中等经济体,以及关键的其实并不小的经济体(如新加坡)。 第二是墨迹未干的北美三国协定(这个协定需要美墨加三国议会批准)。特朗普治下的美国退出TPP后,强行要求重谈“北美自贸协定”(NAFTA)。请注意,这是“重谈”,并不是颠覆NAFTA。墨西哥最先被美国说服,加拿大最后也不得不接受。特朗普政府速战速决,改名NAFTA成功,NAFTA变成《美墨加协议》(USMCA)。在名字中,“自由贸易协定”(FTA)消失了,且加了符合特朗普政府奉行的、喜欢和追求的“经济民族主义”的东西,尤其是,所谓“公平”、“对等”等。中国评论界不要仅仅注意这个三国协定的“毒丸”(poison pill)条款——即针对“非市场国家”(请注意不是“非市场经济体”)的条款,而忽略三国协定的其他全球意义。 原来NAFTA与WTO在冷战一结束的并存,就为全球各地的其他自贸协定开了头。在过去20多年,三边以上的FTA几乎遍布世界各地,全球贸易治理不断“碎片化”。如今,美墨加三国协定替代原来的北美自贸协定,是否将开启新的替代自贸协定的过程?这个可能的趋势不能排除。 我的看法是:无论是CPTPP还是USMCA,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不是别的,而是这些安排在国际规则或者国际治理方面的影响:对其他方面产生的各种效应:示范、排除打击、竞争、合作,以及影响未来的国际竞争规则的形成。 第三,CPTPP和USMCA使WTO改革更加迫切。今年6月在加拿大夏洛瓦发表的《G7公报》,以及阿根廷为轮值主席国的G20进程等很多场合,WTO的改革都被强调,由此可见其急迫性。真正在“全球经济”中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尤其是欧盟),急于改革WTO。关于WTO的改革,有的国家当然不愿意。但是, 如上述,WTO在其诞生的第一天就带着缺陷、局限,而一系列的自贸协定(FTA),就因为WTO治理天下贸易的不足而产生。WTO问世后23年后的今天,不改革的WTO正在越来越失去其相关性。WTO改革主要是为了确定新的全球经济(至少是贸易)规则。 如果说TPP和USMCA是生产更多全球经济规则的安排,那么,一些谈判时间已经很长、仍然追求“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却可能对未来全球经济规则的形成方面影响不大。这些谈判主要是为了扩大参加国家之间的相互贸易,并没有在全球经济规则的未来安排上发挥作用的雄心和目标。 由东盟10个国家和印度、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的 16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号称一旦结束谈判,将形成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第6次RCEP部长级会议10月13日在新加坡散发给新闻界的《联合声明》中指出:各方将致力于“实质性地结束”(Substantial conclusion)今年年底的谈判。 我们知道,这16国RCEP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塑造全球经济规则,而是为了构建稳定的共同市场。东盟发挥了其“中心性”(ASEAN’s Centrality)作用,发起和促进RCEP的安排。当前的WTO危机和大国之间的“贸易战”让东盟深感不安,也开始感受其不良后果。在外部市场的确定性上,东盟更加需要RCEP。但东盟除了追求自身的经济共同体,其一些成员国参加了CPTPP。而日本则以CPTPP为中心塑造未来的全球经济规则,RCEP也对日本只具有开拓地区市场的意义。如同墨西哥或者加拿大,韩国不敢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搞坏关系,已经与美国重订贸易协定,加上与欧盟的自贸协定,韩国不用过分担心全球经济规则的不确定性。至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来都是寄希望于WTO及其改革,以维持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经济秩序,这毫无疑问。当年的“亚太”,澳大利亚最终失望,今日的RCEP对他们也是聊胜于无。对RCEP需求最大的是中国和印度。因为中国和印度不仅不在TPP,而且与美国存在贸易冲突。 总之,本文的看法是,在高度聚焦“贸易战”的时候,人们要看到,未来的全球经济规则仍然在形成中。“贸易战”并没有导致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失控。关于这一点,人们应该有充分的信心。未来的世界仍然是有秩序的,即规则为基础的。不过,世界各方之间的争论围绕着应该建构什么样的秩序、以及如何构建秩序展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一些上面提到的已有安排,尽管在某个“区域”之内,但却具有引领世界经济秩序、塑造全球经济新的竞争规则的作用。这提醒我们,诸如“一带一路”等中国推进的全球经济安排,更要有紧迫感,也要追求治理全球经济新的国际规则和国际规范。 文章选自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2018年10月16日
理事观点 专家观点 庞中英 -
庞中英:中国需发展海洋科学技术2018年9月18日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理事观点 专家观点 庞中英 -
庞中英:中国与世贸组织改革:积极参与制定全球经济新规则2018年9月14日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理事观点 专家观点 庞中英 -
庞中英:中国更该关注的是全球“软实力”排名2018年8月13日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目前国内正在进行关于中美“综合国力”(国家的综合实力)比较研究的争论。有评论者认为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超过美国的“综合国力”。但这一结论引起了广泛的质疑、不认同和反驳。本文无意卷入这一争论,而是想就“综合国力”这一议题的研究谈一点看法。 第一,“综合国力”是一个冷战概念。如今,“综合国力”再次受到关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令人忧心的冷战,在21世纪的再起。 在冷战鼎盛年代,美国和苏联学术界为服务冷战提出了“综合国力”的概念,并开展了多学科的“综合国力”研究。美国和苏联的要害政府部门大力资助了关于“综合国力”的研究。 为什么冷战时,“综合国力”至关重要?这很好理解:冷战是两大体系的全面对抗、全面冲突,两大体系靠的不仅是某国一些部门的实力,军力或者科技能力,而是全面的实力。 “综合国力”到底包括什么?可以说,涉及几乎所有的国家实力,诸如军事实力,外交实力也是其中之一。 毫无疑问,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变化,“综合实力”的内容也在发生变化。 在美国,在冷战即将结束前夕,关于国家实力的研究产生了一大重要研究成果,即“软实力”理论的产生(1990)。这一理论大大改变了“综合国力”的内涵,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苏联在与美国以冷战为大框架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最终失败的原因。 第二,理解“综合国力”的关键不在于“综合”。尽管“综合”的学问也很大,并不是一般感知的简单的加法或者混合,而在于“实力”。因为人们对“实力”的理解不仅差别非常大,而且是相互冲突的。 在当前的这场争论中,不少评论者理解的“国力”或者“国家的实力”也很不同。 有一个现象不得不提:在中国,有人继续排斥从英语power翻译过来的“实力”,原因不是别的,是因为power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的旅行史中,power这个词,从欧洲(部分的,中经日本)来到中国,一开始被叫做“强国”,即“强国”就是power。而一个个的“强国”,则被叫做“列强”。在中国,众所周知,“列强”曾是反抗、抵抗的对象。 但是,20世纪末期,中国也要“现代化”了,也要“发展”了,也要追求“富强”了,那么,现代化、发展、富强,是否就是西方说的power?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答案。不过,后来,多数情况下,尽管各种论坛在说“强国”,甚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一也包括“富强”,在理解power上,中国还是回避了“强”,power最终被翻译为了“实力”。 我们知道,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科学(包括国际关系学科),power是一个关键词中的关键词,可能是最难理解的。关于power的科学研究,源远流长,流派纷呈,文献汗牛充栋。 在中国,关于“实力”的研究,一直以介绍西方的关于power的研究为主。这种介绍是否已经改变了中国大多数公众对于power的认识,我没有调查,也不知道其他学者是否做过此类调查。 最近几年,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国内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深入研究“实力”,也有人致力于实力的“某种学派”。这是知识生产方面的可喜进展。 我说这么多,其实就一个意思,到底什么是实力,到底什么是国家的实力,到底什么是国家的综合实力,这样的问题并不能简单地回答。当然,有人在对国家实力进行量化或者测度研究,应该是以给定的或者假定的某种实力概念为前提的。这种量化、计量研究也许回避了实力的含义,但从其量化研究本身还是能看出,这样的研究者认为和主张的国家实力到底是什么。 第三,有人把各种各样的国家能力(如GDP,自然也包括过剩产能)等看作是实力,而“综合国力”则是各种国家能力的相加。这样理解实力或者综合国力,显然是错误的,甚至是大错特错的。中国民间经常说“大而不强”:看上去好大啊,实际上却乏力。这个说法就触及到事情的本质,即大不等于强。当然,此种说法没有正面、深入回答为什么会有“大而不强”现象。 “软实力之父”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一直强调,某某东西,比如一国的经济规模(GDP),一国的军事能力(有多少核弹头,多少航空母舰)一国的大学、智库,一国的演艺界,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该国的实力?各种各样的部门、行业、资源等,在多大程度上能转化为软实力? 受到奈的启发,本文特别强调“转化”。我的观察是,关于中国的实力或者中国的“综合国力”的研究,基本上没有研究,甚至严重忽略了奈说的“转化”。客观上,研究“转化”是十分困难的。美国的高等学校、智库可以换算为多少美国的国力?中国的各种资源或者某个部门的能力,到底能转化为多少中国的(真正)国力?为什么是软实力最重要? 所以说,对“综合国力”的认识并非易事。现在中国继续对“综合国力”感兴趣,可能是目前与美国关系恶化。但是,中国是否真的开展了与美国的在众说纷纭新冷战下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美贸易战是否将演变成为全面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如果是的话,中国是否汲取了当年苏联在与美国“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教训? 关于“综合国力”研究,我对国内现状的评估是:缺少对实力真正的科学研究的基础。许多人误以为诸如科技(即使加上诺贝尔奖得主的指标)等能力或者资源等,就是实力。正因为有这个错误,不管如何设计评估指标和模型,最后得出的“综合国力”结论可能谬以万里,或者这样的结论没有真正的价值,却有误导之害。 IMF早在2015年就认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其研究方法和指标是购买力平价(PPP)。但是,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不等于中国的经济实力也是世界第一或者名列前茅,中国真正的经济实力也许仍然没有进入世界前5名。我们知道,在几个权威的国际竞争力和全球软实力排名中,中国的排名是靠后的,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或者第二大经济体的称号完全不一致。 文章选自华夏时报网,2018年8月4日
专家观点 庞中英 -
庞中英:无核化与去全球化2018年8月10日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专家观点 庞中英 -
庞中英:欧美日要抛弃WTO?其实他们是在抢先筹谋全球经济的新规则2018年8月2日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专家观点 庞中英 -
庞中英:如何与“大弱化”共生才能避免大悲剧、大无序?2018年7月31日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我们一定要努力争取加强世界秩序(包括改革和重建已有的全球机构),同时,要现实主义、清醒地制定在一个世界秩序遭到持续弱化的世界正确的生存和发展策略,并为最坏的情况即世界秩序供应的大短缺甚至世界无序,未雨绸缪。 这里说的世界秩序主要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国际秩序(the post–World War II international order )。这一秩序经冷战、冷战后仍然存在下来,一直到今天。这一秩序的核心部分是“自由的国际秩序”(LIO)。 冷战结束和全球化加速,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及其LIO似乎获得新生,试图通过扩大、改革、重建以及新建等适应和服务于新的世界。 世界秩序的危机 然而,经历了过去25年的演化,非但没有出现人们预期和期待的新世界秩序,反而发生了当前世界秩序的危机。 第一,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联合国改革。从那时到现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困难重重,要求改革者为的是重新分配国际权力,而抵制改革者则为维护既得利益。如果不能宣布联合国改革失败的话,也不得不承认这一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期的进展。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即使是在对付共同的全球挑战上,联合国安理会的团结或者一致,只存在于少数情况。不过,联合国在一些新的领域,主要是在各种功能性和议题性的全球事务,例如维护和平、促进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态、减缓气候变化、改善人权等领域,还是取得了很多妥协性的务实成就。 第二,在全球贸易治理上,1995年,WTO取代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提供了对几乎所有国家都更具吸引力的全球竞争规则及其争议解决机制。WTO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突破,即具有了准世界政府(The World Government)的作用。中国等在21世纪初相继加入WTO,WTO一度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代表之一。但是,变得越来越包容的WTO,在推动新一轮全球贸易自由化方面毫无建树的同时,出现了一系列地区性或跨地区性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或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如TPP),全球贸易治理更加碎片化(各自为阵),主张新规则的和抵制新规则的在WTO之外展开。 第三,在全球金融治理上,国际货币基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在冷战结束后也被注入了活力。20世纪90年代,先后在亚洲(东亚)、俄罗斯、拉美等地爆发金融危机,IMF介入这些金融危机,却好心做坏事。在2008年爆发了以美国和欧盟为中心的全球金融危机后,IMF自身的危机也发生了。G20诞生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但是,真正起作用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G20提出和推动了IMF和WB的部分改革。全球金融危机催生了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该机构负责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监管并提出建议。与IMF和WB平行,除了欧洲复兴和开发银行外,在欧共体(欧盟前身)框架下,欧洲最早形成了共同货币政策甚至共同货币(欧元)。一系列其他地区性的开发性金融(development finance)机构,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和拉美开发银行相继建立起来。2015年前后酝酿和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则是这种努力的最新发展。尽管如此,全球金融治理并不如意,全球金融市场乱象丛生、危机四伏,有效的全球金融治理仍然缺位。 当前的世界是一个更加需要秩序的世界。遗憾的是,代表世界秩序的各种国际制度,不是受到进一步的加强,而是受到进一步的弱化。世界秩序的危机是真实和清楚的。这是我们必须确认、面对的现实。 在弱化的世界秩序中 本文的主题是提醒有关当事方、攸关方等,面对危机中的世界秩序,与一个遭到弱化和还将遭到弱化的世界秩序共生存。 美国向来被认为是世界秩序的生产国家(ordering power),但在特朗普政府治下,外交政策大变。美国政府目前对待世界秩序(多边体制)的政策加剧了世界秩序的危机。特朗普政府执政已经一年半多,其对现存的代表世界秩序的国际组织(国际制度)的态度和行动几乎都是消极的和攻击性的。截止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在破坏现存世界秩序的同时,并没有清楚地展示其愿意提供一种替代性的世界秩序。特朗普时代的美国不打算更多的依靠世界秩序。 我们必须指出,世界上并不是只有美国一个国家在弱化现存的世界秩序。跟着美国一起弱化世界秩序的力量大有人在。 进一步地,我们必须对产生当前世界秩序危机的根源,有历史的、客观的和深刻的认识。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因素导致了当前的危机。全球化和去(逆)全球化之间的互动,使现存的世界秩序无所适从。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刺激民粹主义的上升,民粹主义借助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各种旧式政治沉渣泛起(如在欧洲,法西斯主义重现)以及被利用。二战后的世界秩序及其核心价值和标准,受到质疑、攻击和否定。国家行为体的数量在增加,现在全球的“国际社会”(国际共同体)已经有200个国家。此外,非国家或非政府在全球行动的组织(NGO)大量增长。一些个人(不管是乔布斯还是马斯克,以及马云等)影响力敌国。目前的世界秩序之老旧,主要仍然是以国家为主的,并不真正体现新的全球格局。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及其产业化(如“工业4.0”)等形成了新的利益攸关方组成的利益链条,而现有的世界秩序与新的全球利益和全球价值相互脱节。 总的看,我想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尽管目前的世界秩序还在,联合国还在,WTO还在,全球金融机构都在,一系列国际多边公约或者协定都有效,不至于如有人说的那样耸人听闻,说世界到了大无序或者大混乱(world disorder)的地步。这夸大了。一些地区面对的一些问题,如大冲突中的中东和受难民问题困扰的欧洲,并非是不可管控甚至仍然能够根本解决的。甚至,一些国家寻求保政治体制的核武开发计划,是极其困难的议题却也并非没有解决方案可寻。 第二,由于对全球化和现存世界秩序及其代表(国际制度)在解决全球共同挑战(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上的严重不满,有的国家在国内层面解决长期形成的全球问题。调整、矫正、变革是必要的。但是,矫枉过正,洗澡水与婴儿由此一起倒掉,统治和治理层次不分,是应该和必须避免的。 第三,不管如何,本来先天不足、不完善的世界秩序将继续遭到大的弱化。世界各个构成部分,尤其是其中人口众多、严重依靠世界有序性(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的各大经济体,特别是美国、欧盟和中国等,将面对更大的不确定性、更高的成本和更大的风险。民族主义之间、大国之间,甚至文明之间的冲突,即使是新的“冷战”,如果发生后不加以遏止,未来的大悲剧、大无序或大混乱是不能排除的。 最后,我们要争取在加强世界秩序(包括改革和重建已有的全球机构)的同时,清醒地制定在一个世界秩序遭到持续弱化的世界正确的生存和发展策略,并为最坏情况即世界秩序的供应大短缺甚至世界的无序未雨绸缪。( 文章选自华夏时报网,2018年7月25日
专家观点 庞中英 -
庞中英:贸易战升级不可避免, “去全球化”VS“无核化”均将 “无效化”?2018年7月10日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过去30多年,世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个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个是“核武化”(nuclearization)。与“全球化”和“有核化”同时存在的过程是“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和“无核化”(denuclearization)。 也就是说,“去全球化”和“无核化”并非今天才有,它们是世界根本性大变化中常常被人们忽视的另一面。 “去全球化”VS“无核化” 在“全球化”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越来越引人注目。中美关系构成了“全球化”的一个主要方面。 美国特朗普政府带头搞的“去全球化”,中国是这一“去全球化”的主要目标。 在“有核化”方面,20世纪90年代末,印度和巴基斯坦几乎同时成为有核国家。而以色列比这更早拥有核武器。还有一系列地区性的国家有了核武器开发计划,例如利比亚、伊朗和朝鲜。 而在“无核化”方面,利比亚等放弃了核武器开发计划,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正在向朝鲜推销无核化的“利比亚模式”。逐渐地,全球“无核化”主要以伊朗和朝鲜的“无核化”为主。 为了实现伊朗“无核化”,2015年7月14日,伊核协议(JCPOA)达成。这个协议是大国之间多边合作的里程碑。但是,特朗普政府在今年5月8日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这一协议因此遭受巨大冲击。为了挽救该协议,有关各方正在冥思苦想,提出了一些替代方案。7月6日,中、俄、英、法、德与伊朗外长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伊朗核问题外长会,就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继续维护并执行协议发表了《联合声明》。 特朗普的美国在退出伊核协议的同时,却开始了与朝鲜的双边“无核化”进程。6月12日,第一次特金会后,特朗普政府急于落实这次峰会与朝鲜达成的无核化意向。2018年7月7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结束对朝鲜的第3次访问后说,他在与朝鲜官员的谈判中就“几乎在所有核心问题取得了进展”,包括制定朝鲜“无核化”的时间表。美朝就朝鲜无核化成立了工作组。也许是这位国务卿自我表扬夸大其词,因为朝鲜的说法与此不同,表达了“深的遗憾”,指责美国的“无核化”要求是单边的,认为实现半岛“无核化”的“最快方式”,是双方同时分阶段采取措施。 “去全球化”与“无核化”是一样的。“全球化”与“去全球化”构成一枚硬币的两面。 以英国退欧(Brexit)和美国发动全球贸易(global trade war)战为标志,“去全球化”已经实实在在地在进行。在笔者写这篇评论时,世界上并没有其他作者这样类比目前世界正在经历的贸易战。我不仅是第一个这样类比,而且还大声疾呼人们要从“去全球化”的角度看待全球贸易战,即,全球贸易战是在“去全球化”。 从“去全球化”的角度看,全球贸易战,尤其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战,升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不升级就“去”不了“全球化”。 目前是贸易战的第一轮,也许还有第二轮、第三轮,直到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政府认为达到了“去全球化”的目标。 关于英国退欧,有不少英国人说这就是最好的“去全球化”的例子。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也有人说,英国退欧不能叫做“去全球化”,因为“英国退欧的意图不是向内转”,甚至英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会更大,即不在欧盟的英国将与世界其他贸易伙伴达成更多新的贸易协定。但是,卡尼辩护说,退欧意味着英国与(世界最大经济体)欧盟之间的开放程度降低,而且这种降低“不太可能立即得到与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类似规模的新关系的补偿。” “无核化”和“去全球化”将无效化? 很明显地,“无核化”绝非易事。比“无核化”更难的不是别的,而是“去全球化”。如此巨大的困难意味着“无核化”和“去全球化”将无效化,甚至失败得十分难看。 最近,一些评论已经指出,英国的退欧面临着巨大的困难。5月30日,曾任欧盟委员的现任牛津大学校长彭定康(CHRIS PATTEN)著文称,退欧正在“陷于惊人的无效”(The Appalling Failure of Brexit)。确实,实际情况是,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主导的退欧进程目前已经陷入僵局。这一僵局如果持续下去,将可能使退欧变得更加困难。不排除英国举行第二次公投而不退欧。 退欧面对的巨大困难说明,特朗普政府的“去全球化”也将是困难重重的,甚至同样陷入“惊人的无效”。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Rome was not built in a day),“有核化”与“全球化”是长期形成的,“无核化”和“去全球化”哪能这么容易。 特朗普政府要求朝鲜“完全无核化”(CVID或者PVID)。由于实际困难巨大,这一目标可能最终归于无效。而特朗普政府的全球贸易战,来势汹汹,为许多美国的“经济爱国主义者”欢呼,但是,除了带来混乱,并不能真正“去除”美欧或者美中之间长期形成的贸易关系。 本文的一个小结是:“无核化”相对好理解,但是,我们对“去全球化”的认识还不到位。因此,我们对“去全球化”的认识要尽快到位。中美贸易战本质上是特朗普政府代表的美国“经济民族主义”势力反对“全球主义”势力的战争。“全球主义”打破国界,“经济民族主义”则重置壁垒。这一“经济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之间的对立最终结局如何,现在是无法预测的。 对于“无核化”,我们当然希望和祈祷其成功,“无核化”的世界,不管如何定义与理解,总是要更安全。但是,我们一定要为美朝之间的双边“无核化”的可能无效及其后果做准备。 我们要学习英国,重建中国的全球化。英国在退欧的同时,正与世界上其他地区和国家建立更紧密的贸易关系,减少因为退欧带来的冲击,弥补因为退欧发生的损失,重建英国的全球化。 这场被叫做“世界经济史上最大的贸易战”,将使世界贸易发生结构性变化:美国的开放程度下降,各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将减少,全球化的逆转加速。对等性的报复(tit for tat),冤冤相报,恶性循环。全球化的倒退,使非常依赖全球化的产业、部门和各色人等,不得不寻求其他的具有可持续性的替代安排。但是,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内向,替代性的全球安排将并不足够。就我国而言,政府能否协助厂商(不管公私)增加在欧洲、在非洲、甚至在拉美等地区的贸易,以弥补对美贸易带来的损失?如果欧盟也变得内向,我们将如何应对? 文章选自华夏时报网,2018年7月8日
庞中英 -
庞中英:美拒签《联合公报》谁的损失大?2018年6月21日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专家观点 庞中英 -
庞中英:上合与G7,两场峰会、两种组织、两种世界秩序的思考2018年6月5日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专家观点 庞中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