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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英:博鳌讲话为全球化困境提供中国方案2018年4月16日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宣布的对外开放新举措意义重大,是中国朝向如何解决自身问题、如何处理全球化危机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迈出的关键一步。 从1978年以来的40年,开放一直是为了解决问题的。这里的问题包括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两个层次。 开放是中国的一场“革命” 开放首先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 在国内层面,开放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起源和现代化发展的动力,这是过去40年的历史事实。中国目前面对着深层(结构)的发展转型的困境或者悖论。发展的新旧转型(不管是其“模式”还是“动能”),这些年一直在说,但进展相对有限,甚至,新发展仍仅是人们期待的目标。看来,新发展要取代旧发展,变革性的举措是必要的。 根据习近平博鳌演讲,开放再次被赋予了改革与发展的使命。“开放是一场革命”,我们期待开放会再次“倒逼”改革,突破发展的瓶颈。 在国际层面,当前的中美贸易冲突,绝不那么简单,这既有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的原因,深层次上,也是中国参与全球化40年来所累积起来的问题的体现。解决中国与全球化世界之间的这些问题的方案是什么? 对外开放是中国长期的基本国策,此次博鳌演讲提出的开放举措也是中国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进一步扩大开放。这在客观上也对缓解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有直接的针对性作用,展示了中国有能力妥善解决好中美贸易争端。到目前来看,博鳌演讲发出的信号得到了正面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习近平博鳌讲话的推特反应是良好的。美国市场对同一讲话的反应也不错。中国宣布的新一轮开放措施未始不能扭转中美之间可能陷入的恶性循环,并进而开启再次的良性循环。中美通过大谈判并进而达成战略性协议避免双输的“贸易战”的可能性大增。 在美国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试图发起贸易战的当下,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进一步扩大开放,正是中国在全球化面临危机时刻提供的“中国方案”。 对世界最重要的“中国方案” 2014年,习近平在德国的访问演讲中首次提出中国要为全球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方案”。5年来,人们争论着到底什么是“中国方案”、中国如何提供“中国方案”,以及“中国方案”如何成功地转化为全球治理等议题。 习近平这次在博鳌的讲话等于给出了这些关于“中国方案”议题的核心答案——进一步开放中国。一句话,进一步开放中国才是对世界最重要的“中国方案”。 新开放与“一带一路”代表的开放别国(别的市场)——“走出去”有所不同。“一带一路”尽管推动的是“新全球化”,但因为仍然是加速全球化,因而与“去全球化”势力——利用“国家的力量”改变全球化带来的国内问题的民粹主义,如美国特朗普政府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等——迎头相撞。博鳌演讲提出的举措是在“一带一路”推出5年后,中国开放战略的一次重大调整。习近平在博鳌讲话中,提到了“一带一路”,从进一步开放中国国内市场的角度看,他的讲话意味着“一带一路”在进入新阶段后要与中国国内的新开放之间形成新平衡。 进一步开放自己不仅包括加大中国进口别国的货物和服务以建立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贸易再平衡,也包括中国进一步在全球经济竞争中遵守“游戏规则”,加强同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并进一步参与已有的多边国际协议,加强多边框架内合作。后者可能比今年将要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更加重要。中国加入WTO已经16年,中国仍然需要深化与全球贸易治理之间的关系,即通过国际规则在国际体制中调解、解决问题。人们期待中国加入《政府采购协议》(GPA),以及其他与普通消费者利益切身相关的一些中国尚未参加的国际公约,例如《联合国道路国际公约》。中国已经有几亿驾驶员,却不能在国际旅游时自由使用其驾照。加入《联合国道路公约》将为中国驾照扫清全球路障。 诚如习近平在博鳌讲话中指出的那样,“幸福和美好未来不会自己出现,成功属于勇毅而笃行的人。”把中国开放的重点再次转回国内开放是正确的,但是,开放再次促进改革、新开放带来新发展,也许需要一定的时间。决策定了后,接下来是贯彻。未来的结果取决于现在的行动。 文章选自澎湃新闻,2018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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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英:“公域困境”、全球问题和“中国方案”2018年4月10日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最近,国际学术界有人纪念杰出的科学家哈丁发表《公域困境》一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by Garrett Hardin)50周年。 公域(the commons),可大可小,但是,不幸的是,公域是充满了问题的。“公域困境”,以前也译为“公地悲剧”。本文认为,这样直译tragedy也许是有问题的。哈丁的本意是借助tragedy(如同今天很多英语作者喜欢trap一词,以说明“问题”一样,trap也不幸在中国被直译为“陷阱”)。困境即问题。 哈丁之前,人们就注意到“公域困境”。但是,当时的“公域困境”并那么具有系统性的消极影响。但“公域困境”的提出却是至关重要的科学发现。提出问题后,关键是解决问题。问题的答案至关重要。 “公域困境” 真正回答“公域困境”问题的是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等人。奥斯特罗姆在1990年出版《治理公域问题:集体行动的制度演进》(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该书在国内被译为《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奥斯特罗姆尝试在理论上回答如何解决这种被概括为“公域困境”的问题。她的研究成就表明,“公域困境”不是不可以克服的。正是对“公域困境”等问题的科学贡献,奥斯特罗姆获得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治理公域》这一提法等于创造了一种公式,以后的人们都用“Governing某事”来说明各种各样的“治理”(governance)。有了这个公式,人们易于理解治理。当然,仍然有人把治理看做是统治(government)的一种方式、功能。实际上,治理是一个与统治、法律等并列的领域,尽管治理与统治、法律等密切相关。“治理气候变化”(governing the climate change)、“治理海洋”(governing the seas)、“治理互联网”(governing the internet)等,并不是“统治”(国际政治)或者“法律”(国际法)能够做到的,所以,才有了“治理”,尤其是在国际或者全球层面上的治理。 “公域困境”及其克服对于全球治理 在科学方面,这说明全球治理完全是可能的。当然,在全球层次克服“公域困境”要比在当地(地方)层次克服“公域困境”难多了。 在政策方面,克服全球的“公域困境”需要各国和他们之间形成的各种组织(国际组织)进行大的协和(不仅是协调)。协和是著名的欧洲“百年和平”(1815-1914)的主要原因(原理)。今天,为了克服全球的“公域困境”,需要更多、更深、更有效的全球协和(global concerts)。 集体行动中的“领导国家”? 在全球治理中的国际领导就是提供解决全球“公域困境”的方案。当然,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不全是领导国家提供的,但是,领导国家提供的方案必须是真正具有领导意义的,即“引领”世界走出僵局、克服问题、再造秩序。 中国内外的学者早就提出“中国方案”的必要性。但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说“中国方案”则是不久前的事情。2014年,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中,代表中国政府,首次谈到中国要为全球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方案”。这是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到底什么是“中国方案”?如果真正为了克服“公域困境”,这个问题的答案只在科学讨论中。 目前,美国特朗普政府为这个世界增加了根本没有必要的新的“公域困境”,例如新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世界经济自由化程度在倒退,世界经济中的公平性却未见得提高。全球问题因为增加了而恶化。在这个时候,对解决全球问题的方案的需求更加迫切了。 许多讨论已经指出,应对特朗普政府制造的全球问题的最好办法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更进一步地开放。中国在全球的关键时刻提供的最重要的全球方案不是别的,正是继续的有效的更大规模的开放。 中国在过去30多年在解决“公域困境”方面其实有不少经验。如果把过去四十年成功的中国经验视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或者,中国在参加全球治理中发现和使用中国经验,全球问题之解决方案的供给就大大增加了。 当然,这些有效的可以被概括为“中国经验”的东西,主要是关于在中国的国内层面上解决问题的。但是,任何在国内层面上有效的解决方案在全球层次上也是有意义的。 中国要考虑一下,到底哪些在国内层次上解决“公域困境”的经验可以用来在全球层次上解决问题?中国到底如何为全球治理供应方案?或者“中国方案”如何转化为全球治理? 这次中国政府的重组,强调了诸如国际发展合作和国际移民管理等,这是进一步在政府层次上应对全球挑战,但是,应对这些全球问题,仅有政府的统治或者管理是否足够,新设立的这些政府机构是否意味着中国找到了在国内层次上应对这些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是的话,这些解决方案是否将有助于在全球层次上的治理问题? 文章选自华夏时报网,2018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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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英:全球化的风幡将如何飘拂?2018年1月31日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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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英:中国贡献全球治理重在“最佳实践”2018年1月8日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内容提要 本文是对中国海洋大学国际关系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庞中英教授的专访:在全球化遭遇挫折,全球治理面临困境的2017年,中国为全球治理做了哪些贡献,在即将到来的2018年,中国和世界又当如何应对全球治理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澎湃新闻:在2017年,中国为全球治理做出了哪些贡献? 庞中英:总体来看,全球治理现在正面临危机。全球治理出现问题,是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的,最近几年表现更为明显。特朗普之所以当选美国总统,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全球治理面临危机的一个体现。而他的当选又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治理的危机。 在这种形势下,今年1月,中国领导人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和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重要演讲,为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方案”。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岘港会议上,中国领导人阐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中国理念。在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后,中国仍然坚定地支持并与国际社会共同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努力,始终做全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以及多边进程的维护者。在今年6月举行的首届联合国海洋大会上中国提出“构建蓝色伙伴关系”的重要倡议,通过建立多边、双边、区域、全球等各层面、各类型合作关系共同解决海洋问题。可以说,在当今国际体系中,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治理最活跃的动力,确实在“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甚至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中国在当前的全球治理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庞中英:中国首先是全球治理的参加者之一。中国现在参与了各种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并且在一些没有西方国家,尤其是没有全球霸权的地区组织中,中国还发挥着领导作用。尽管现在世界上有相当强大的逆全球化的声音,但这种声音并未动摇中国领导人参与全球治理的决心。其次,中国也是全球治理的改革者。在一些领域,比如金融领域,中国作为改革者的形象很清晰,也有具体的行动,建立了亚投行就是一个例子。 但中国不是一个“另起炉灶者”中国仍然坚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国内政治正在发生变化,这使得现有的国际制度处于困境中。美国和以色列先后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是其国内政治、国家主权与全球势力——全球化之间的折冲的结果,它们如果按现在的步调走下去,很可能会成为“另起炉灶者”。 澎湃新闻:特朗普上台后,美国退出TPP、《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这一系列“退群”动作,对全球治理有何影响?庞中英:不仅是美国,欧盟内部也有这样的动向。一个明显的影响是,这将引起全球性机构受到更大压力,由于“退群”经费就少了。而美国的“退群”或者英国脱欧是否会对其他国家产生示范、跟进效应?现在看可能会有的。所以西方现在常用collapse和end of来表述现有的国际秩序,给人一种现有国际秩序已经“摇摇欲坠”的感觉。尽管约瑟夫·奈不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会终结。但像美国这样“退群”有可能加剧现行国际秩序更早崩溃。 澎湃新闻:在全球化遭到挫折,全球治理面临危机的当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该如何应对? 庞中英:在即将到来的2018年,参加相关组织的国家需要切实采取有效改革措施,才不至于使国际秩序解体。如果各国都只追求私利,不肯担当责任,处理不好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命运的关系,改革之窗就关上了。 造成当下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危机原因是深刻的。过去30年的全球化带来了很多全球问题。为了解决全球问题,全球治理取得很多进展,但全球治理本身也是缺陷丛生。中国现在正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在讨论如何推进“新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可以看做是中国推动“新全球化”的工具,也可以看做是中国的全球化政策。同时,如上面所提到的,中国也需要注意非常负责、智慧和妥善地处理(协调、平衡)国家利益的局限性和全人类命运之间的不一致和矛盾。这方面美国的教训值得吸取借鉴:美国以“公共”“国际”的名义追求了、实现了太多的国家私利,这就使其行为的合法性慢慢消失了。 此外还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中国在通过“一带一路”提供公共产品的同时,也需要加强治理自身的问题。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之一,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继续坚定地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就是通过国内治理为全球治理做贡献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其二,在网络、深海、极地这些“新疆域”,尚未形成足够的、普遍接受的全球治理规则、规范和制度。对此,中国可以引领规则的塑造,但正如中国领导人所说的“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不可能由哪一个国家独自掌握。”新疆域的治理应该是与全球的有关利益和道德(正义)等攸关方采取集体行动这样才能避免新疆域的“公地悲剧”恶化。中国必须考虑如何帮助国际社会减少“公地悲剧”。 总之,中国要在全球治理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取决于中国能否在全球化危机和世界秩序危机(至少是困难)时刻提出真正可被接受的有效的“中国方案”,并带头“最佳实践”之。 文章选自澎湃新闻,2017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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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英:软实力、比较软实力及其对文化外交的意义2017年7月24日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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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英:消除全球治理赤字路在何方2017年7月17日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当前,世界经济出现向好势头,有关国际组织预计,今年世界经济有望增长3.5%。同时,世界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尚未解决,仍然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在日前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二十国集团要坚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大方向,为世界经济增长发掘新动力,使世界经济增长更加包容,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这一重要论述引发我们对消除全球治理赤字的深入思考。 “赤字”也叫“缺口”,多用于财政,意为亏本。从研究角度看,“赤字”是一种有效的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政策分析工具(方法),即借用财政分析方法或者“赤字”的隐喻强调某一议题的严重性。这一方法有助于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即理解为什么发生赤字、如何改善或者解决“赤字”甚至进入没有赤字的良好状态。 习近平主席提出:“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不同人对全球治理赤字的理解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全球治理赤字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冷战时,以美苏为两极,东西对抗,联合国安理会难以应对全球安全挑战,可以看作是典型的全球治理赤字,尤其是全球安全治理赤字。这一状况大约从20世纪4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不过,冷战的结束使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中的作用逐步发挥出来。20世纪60年代诞生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20世纪70年代诞生的七国集团(G7)等西方为主的国际组织或者国际会议,在管理、调节和控制世界经济方面一直发挥着中心作用,但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这些机构或者组织已经无法应对全球性的危机。这一情况反映了系统的、结构性的全球治理赤字。实际上,在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后,一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就认识到现存的国际金融治理无法预防下一次金融危机,于是,在1999年成立了包括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内的二十国集团(G20)。为了正视全球经济治理赤字,近年来,G20正在试图逐步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转型。总之,国际公认的结论是,全球治理赤字是现实,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需要全球治理却严重缺少全球治理,目前的全球性机构没有发挥出全球治理的应有作用。 讨论全球治理及其赤字离不开对全球化的深刻认识。全球化在带来世界经济繁荣、技术进步、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善和改变的同时,必然伴随其产生的问题。全球治理应当是关于全球对共同挑战和威胁的“国际集体行动”。除了国际合作,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另外,全球化产生了新的利益相关者,这些新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新兴经济体,也产生了对全球治理的强大需求。新兴大国崛起在现有国际体制中却没有导致新的国际秩序,这也是全球治理赤字存在的一个原因。 全球化的世界要求整体的和综合的解决方案,但各国宏观政策的协调与合作也十分困难。不过,全球治理的高难度并不意味着全球治理就不可能。总体来看,消除和填补全球治理赤字的途径和方法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改革现有的全球治理及其体制。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因此,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二是充分发挥联合国和联合国成员国的主导作用。联合国不畏艰难,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了进展,达成《巴黎协定》,树立了全球治理的一个典范。三是大国协调、大国合作、大国带头。如,联合国主导的气候治理进展,大国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再以全球金融治理为例,大国合作也至关重要,在这方面,G20应该起到相对有效而成功的协调和合作作用。四是坚持主权平等,形成完善全球治理的合力。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国与国规范彼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也是联合国及所有机构、组织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则。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各国平等参与决策,构成了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新形势下,要坚持主权平等,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同时,坚持与时俱进,建设新的国际组织、国际制度,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 文章选自中国经济网,2017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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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英:香港将塑造与世界的新关系2017年6月27日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一国两制”的实践走过了20年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未来30年将继续实行“一国两制”。那么,未来30年的“一国两制”与过去20年的有何不同?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提出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80年代,在“和平共处”下解决中国国家主权遗留问题,中英谈判的一个结果便是“一国两制”的创新和实践。“一国两制”为的是内地与香港代表的不同体制、制度等“和平共处”,具有历史的“存在”理由。同时,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和香港回归后的“自治”上,“一国两制”都发挥了比较好的推进作用。香港与紧邻的广东省,甚至与整个内地的广泛经济合作,使香港在全球经济的作用有了更大的国家基础。 过去20年,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人类历史上至少在亚太地区一段很长时期的和平。这一和平弥足珍贵,为新的“群雄并起”创造了条件,世界当然也因此出现“权力转移”,趋向“多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确定的、中间经过“冷战”和“单极”两段特定时期的世界秩序,终于走到再次“大转型”的十字路口。也就是说,“一国两制”的外部条件已经发生了大变化,未来的“一国两制”将在一个不同于过去20年的世界环境下运行。 中国已是全球的中国。首先,中国领导人正在探索新的外交政策及其当代化体制。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与过去20年相比的最显著不同,是中国对世界秩序与治理的不可或缺。其次,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不同,中国不仅是按照国际规则、国际惯例和国际制度向别国开放,而且现在要求世界也公平、互惠地向中国敞开大门。第三,中国不再仅仅谋求消极的“和平共处”,而是积极的全球治理。 当然,中国外交政策的大转变“不是为了另起炉灶”,因为中国已是现有世界秩序的一部分。与英国“脱欧”和美国退出联合国主导下的全球治理安排不同,中国并不打算离开现有世界秩序,而是继续加强在其中的积极作用。 “一带一路”是中国发起的国际发展倡议,代表中国对当今世界的新态度与新政策。从“一带一路”的角度思考,香港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地位不是弱化了,而是加强了。如果没有“一国两制”下的特区,“一带一路”就少了一个特殊重要的支点和节点。 “一带一路”并非仅是要通向经济潜力巨大的亚非拉,更重要的是重建中国与全球经济重心欧美之间的经济关系。香港和全球主要经济与金融中心之间建立在开放市场基础上的长期结构性关系,其他任何中国城市,包括上海等,仍然无法取代。香港更可以利用“一带一路”发展自己,以特殊的全球行动者,塑造其与世界的新关系。 文章选自环球网,2017年6月26日
专家观点 庞中英 -
庞中英:论“一带一路”中的国际“对接”2017年6月5日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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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英:中国的拥抱如何温暖全球化2017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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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英:全球化受益出现问题 世界秩序走向何处?2017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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