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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改革的路径与未来2018年2月26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改革如果按照先经济、后社会、再政治这样“三步走”是比较理想的,但是每一个社会不见得一定会按此三步走。比如亚洲和拉美很多国家就不是这样的,他们在人均GDP很低的情况下,在社会经济还没有发展的情况下就开放政治,结果产生了非常多的问题。从理论上看,这些国家都具备了西方所说的那些条件,多党制、宪政、法制、开放的媒体等,但都是名不符其实。这些国家实行多党制,每一个政党都想分大饼,而不是做大饼,因此社会经济一直发展不起来。一、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一)改革只能找突破口,每一个都是攻坚战从总体上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和改革都可以分成政治、经济、社会三大方面。从西方和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改革实践中,他们是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也就是先生产、再分配、最后才是民主。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从很多社会包括西方、亚洲日本和四小龙改革发展成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中国属于东亚社会的一部分,中国有可能也往这个方向走。这三步走意味着某一阶段会有一个主体性的改革,比如第一阶段先经济改革,但社会改革、政治改革要配合。第二阶段主体是社会改革,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也要配合。如果是革命,那么可以全面推行,因为革命往往是破坏。改革的理想也是要全面推进,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任何一个国家碰到的问题都很多,不可能几百项改革一起推进,在一个特定的阶段改革只能以某一方面为主。改革只能找突破口,每一个都是攻坚战。从历史上看,先进行经济改革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现在看到了西方民主,但很多人并不明白西方早期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他们还是先发展经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实际上是20世纪70年代后才开始的。西方很多方面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展都是在精英民主的时候进行的。一战之前基本上投票权属于极少数的有财产的男性,工人阶级是没有投票权的,妇女更不用说了。比如瑞典,这个国家被亨廷顿教授视为是第一波民主的典范,但到了1971年女性才有公民投票权。再比如我们现在视为最民主的国家美国,历史上长期实行奴隶制,到了林肯时代才废除。1970年以后通过黑人民权运动,黑人才开始有政治权利。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人一票”的民主并不是历史上就存在的,它产生的时间很短。实现“一人一票”民主之前,西方首先要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就是“先经济”的时代,是原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以后,工人阶级慢慢进入政治过程,到了二战以后大众民主才快速发展。根据欧洲的经验,我们可以认为,很多基本国家制度必须在一个国家民主化之前建立好,否则以后就没有机会建立了。这是事实不是理论。我们从西方的历史来看,大部分国家的基本国家制度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的,包括我们所看到的社会政策、社会制度、福利制度等。比如,法国的教育制度是拿破仑时代建立的,德国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福利政策是在俾斯麦时期建立的。当然,民主化以后,民主政治确实对这些制度尤其是福利有很大的推进。一般上,我把基本的国家制度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民主化以前必须建立的制度;第二类是必须在民主化以后建立的制度;第三类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起来,民主化以后会转型的制度,转型可以往好的方面转,也可以往不好的方面转。东亚社会的成功也是经历了这样的三步走,先经济,后社会,再政治。东亚社会在很长时间里出现了我们政治学里面讲的权威主义政体。比如李光耀的新加坡。在权威主义政体下,新加坡把经济从“第三世界”走向了“第一世界”(李光耀语),在此过程中再进行社会政策、社会组织、社会福利建设。很多人说日本是亚洲的经济奇迹,但是别忘了,日本、亚洲“四小龙”更是一个社会奇迹。日本在经济起飞的二十多年以后,不仅经济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社会发展上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把中产阶级做大到70%多。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当然每一个经济体在发展中产阶层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日本采取工资倍增计划和社会政策,台湾大力中小企业,新加坡发展政府企业和社会政策,香港也是在促进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基础上推行社会政策。在社会改革获得推进后,这些经济体才开始进行民主化。从简单的投票行为来说,一个人均GDP1000美金的社会可以投票,一个人均GDP10000美金的社会也可以投票,但人均GDP1000美金跟人均GDP1000美金的民主行为完全不一样。人均GDP1000美金的社会,就像我们从中国农村选举所观察到的,人穷的时候选票不值钱,一包香烟、一块肥皂就影响了选票。这不难理解,人均GDP1000美金的时候,大部分人还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没有理性思考的能力,投票的行为很容易受左右。到了人均GDP10000美金的时候,投票行为就不一样了,大部分人已经受过高等的教育,可以理性思考了,而小恩小惠就很难影响选票了,至少人们不会采用暴力的形式。所以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是世界历史上最为和平的,避免了欧美早期发展所出现的大规模的暴力行为。改革如果按照先经济、后社会、再政治这样“三步走”是比较理想的,但是每一个社会不见得一定会按此三步走。比如亚洲和拉美很多国家就不是这样的,他们在人均GDP很低的情况下,在社会经济还没有发展的情况下就开放政治,结果产生了非常多的问题。从理论上看,这些国家都具备了西方所说的那些条件,多党制、宪政、法制、开放的媒体等,但都是名不符其实。这些国家实行多党制,每一个政党都想分大饼,而不是做大饼,因此社会经济一直发展不起来。我们国家这几年一直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一些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对此进行了调查研究,表明二战以后一百几十个国家,只有十几个国家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而这十几个国家里面大部分是中东那些拥有能源、石油的国家,能源价格涨上去了,人民就富裕起来了。除了这些国家之外,其他的五个经济体都在亚洲,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就是按照“三步走”进行的,做得非常成功。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的眼中,亚洲有两个民主的“明灯”或者典型,一个是缅甸,一个是斯里兰卡。这两个国家当时开始实行西方式民主,经济开始发展。但结果呢?到现在,它们仍然面临很多问题。到了60年代,西方说亚洲又有两个民主“明灯”,一个是泰国,一个是菲律宾。不过,这两个经济体到现在也面临诸多问题。前两个国家仍然处于低度发展阶段,而后两个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我们应该从理论和实践上来研究,改革的秩序应当是怎样的,发展的秩序应当是怎样的。(二)中国自身的改革实践与路径选择对中国而言,也可以在任何阶段开放政治。不过,如果从西方的经验,从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的经验来看,我觉得还是三个阶段论比较好一些。根据我自己的观察,中国实际上可能也是在这样进行改革。我们从80年代开始进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时代,中国都是以经济改革为主体。80年代中期中国也进行过政治改革,但是碰到了很多问题,所以没有继续下去。90年代的改革把经济层面的国家制度建立起来,并且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8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人均GDP连300美金都没到,现在已经到了8000多美金。我们的经济总量更不用说了,从那么小的一个经济体到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今后十多年里赶上美国的经济总量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与经济优先的GDP主义相伴随,中国也出现了环保、社会等很多方面的问题。因此,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两个重大目标,即“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可以看出十六大以后,社会改革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通过社会改革来培植社会力量。这个思路,我认为非常正确。同时,鉴于有效的国家制度是高质量民主的保障,所以制度建设我们也必须进行,但制度建设是不是马上就像西方那样开放政治呢?我对此持保留态度。我觉得中国的人均GDP还很低,现阶段还是要重视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社会建设。二、中国改革的未来走向(一)发展经济,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十八大以来中央一直在集权,我觉得十九大以后应该做一个转型了。十八大以来是救党、反腐败、反寡头的政治,十九大以后还是要救经济。我非常认同“四个全面”的提法,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还是很重要的,也是不容易的。中国现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仍然很大,我们必须逃避这个陷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情况是很糟糕的。泰国、菲律宾以及拉美的很多国家,现在的收入跟几十年前的收入差不多,政治腐败、社会衰败、暴力横行等现象一直存在,这些都是由于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导致政治社会太过于分化的结果。我为什么一直强调中产阶级非常重要?我不认为现代的政党是整合社会的力量,政党是分化社会力量的,社会只能自己整合自己。西方社会今天所出现的问题,就是因为中产阶级变小了。西方以前的成功是因为中产阶级做大了。现在特朗普要在美国搞的那些东西,尽管你对他有意见,但我觉得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至于是否做得到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有70%—75%左右的中产阶级,但现在已经掉到了50%以下。这是说不过去的。欧洲也是这样。从前中产阶级很大,社会是一个橄榄形的社会,但现在中产阶级普遍变小。如果中产阶级占到75%左右,任何一个政党,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要照顾中产阶级的利益,就不会走向极端。但如果一个社会,就像泰国,50%是穷人、50%是富人,那么农民选出来的总理城里人不接受,城里人选出来的总理农民不接受,永远都会是一个斗争的局面。所以,中产阶级是一切,中国今后考核干部官员的指标的应当是能不能把中产阶级做大。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地区人均GDP差不多2万美元了,但中国总体人均GDP是8千美元左右。从现在的8千美元到2020年的1.2万美元,这本身就要保证以后每年6.5%的经济增长。但是,从1.2万美元达到台湾今天的水平,即2.3万美元,仍然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发展还是硬道理。现在老百姓过惯了好生活,如果工资不增加,生活变坏了,就会非常不满意。为什么以前抓大老虎的时候大家激动人心,现在不那么激动了呢?这是因为,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抓了那么多的大老虎跟他们有什么关系?老百姓去找政府办事情反而不方便了。官员不腐败了,可是商人们的生意更难做了。很多老百姓支持反腐败,但是他们也关心自己的经济生活是不是越过越好。无论对国家还是普通老百姓,今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如何从十八大以来的救党转型到十九大以后的救经济?这要求适度地分权。一定要把发展经济的四个主体——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如果不发挥出来,中央的顶层设计只能放在上面,很难落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能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有他们有利的条件。首先他们的经济体量小。以前我们说日本的经济体量很大,但是现在日本的经济总量连我们的一半都不到。第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有很好的国际环境,他们基本上是西方的一部分,西方美国一直对他们开放市场,没有遇到很大的阻力。日本和“四小龙”上升时期,西方也处于二战以后长时间的上升时期,它们借了这个世界发展的“东风”,基本上没有受到很大的阻力。但是,今天中国企业“走出去”受到西方的阻力就非常大。如果我们的地缘政治搞不好,以后这种阻力会越来越大。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并不好,以后还有可能会变得更糟。当然我们应当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保持乐观态度。比起其他国家,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有很好的人力资源,创新精神强劲。从所有经济要素来说,我们并不差。所以我们要做一些政治上的和政策上的调整,重新把经济推上去。(二)推进制度建设,发展内部多元主义不久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强调如何评价我们的制度进步。长期以来,我们光是用GDP来衡量我们的进步。GDP总量和人均GDP,这些当然很重要。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我们在制度上的进步。从国家的长治久安来说,制度进步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到今天邓小平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就是因为他对整个国家的贡献就是制度建设。今天,我们很多好制度都是邓小平先生建立起来的,包括国家主要领导人两届任职、退休制度、集权领导制度等。这些是避免大部分一党制国家形成个人专制的最有效的方法。还有现在所说的法制和法治,尽管还没有完成,但也是从邓小平开始建立起来的。如果邓小平没有所有这些制度建设,光有一个“南巡讲话”,他就不会对今天的中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我们要用制度来衡量。江泽民、朱镕基时代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建设,胡温时代对社会建设、社保制度的建设,都有诸多贡献。这一代领导人在十八大以后已经做了这么多事情,所有条件都具备了,接下来就是要大力推进制度建设。实际上,他们也在这么做。就拿反腐败方面来说,制度建设这几年进步不少。从前,中国的反腐败并不是没有制度,而是制度建设的方向不那么对,反腐败机构太多,太分散、太分权了。十八大之后,王岐山书记做得很好,一切权力归中纪委。现在,我们正在建设一个跟国务院平行的监察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监察委是国家广义政府的一部分,具有法律的权威和中纪委的政治权力,可能解决双规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双规制度有一定的缺陷,属于没有办法的办法。我觉得,共产党对自己的党员干部要文明一点、友善一点。如果共产党对自己的党员干部不友善、不友好,共产党的干部对老百姓的态度和方法会更恶劣。党员干部也是人,好多问题是制度造成的,并非他们的天性就坏。我们要从制度开始,要友善对待,他们也是人。如果你对他们不好,他们对老百姓肯定不好,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中国这么大的一个文明,整体来说,我们还是要考虑未来政治怎么走的问题。我在开头说民主政治是中国改革要走的最后一步,但要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呢?这也是我思考很多年的问题。我最近提出一个概念,我把它称为“内部多元主义”。我把西方的多党制称为“外部多元主义”,你不认可这个政党就可以脱离这个政党,组建反对党。我对西方基于“一人一票制”之上的多党民主持悲观看法。以前,英国的反对派是忠诚的反对派,英国议会下面两个政党,就像中国传统的左丞相、右丞相,两个人提的意见不一样没问题,但都是具有建设性的意见。而现在的反对党,是互相否决的,为了反对而反对,根本不讲任何道理。凡是你主张的,我就反对,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所以两党什么都做不成。90年代初福山写了《历史的终结》一书,认为西方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也是最后的政治制度。但现在福山不这样认为了。西方民主下一步怎么走对西方来说非常关键,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答案。近年来,我们和一些欧洲、美国学者包括福山开讨论会的时候,也会把中国模式放进去讨论,看看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怎么样解读?我自己把它称为是“内部多元主义”,我们走的是开放的一党制。当然,我们有民主党派,不过民主党派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有点像社会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我觉得不是。那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党权”有点类似于以前的“皇权”,区别在于,皇权是基于个人和家庭之上,而党权是基于集体和组织之上。我写了一本书,把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一个“组织化的皇权”。这个概念并没有贬义,只是一个分析的概念。这是我们的现实,我们应该在这个现实之上回答未来的问题。党内利益多元,这是客观的现实。以前,传统的皇权是不可以民主化的,但现在的党权是可以民主化的,因为它是一个组织。所以,我们说党内民主要做好。内部多元主义就是党内民主,党要开放。像从前一位领导人所说的,党是铁打的营盘,而领导则是流水的兵。领导人、党员都是流水的兵,营盘要对所有社会成员开放;如果不开放,封闭起来,社会就会有很多麻烦。为什么现在西方出现了那么多麻烦?理论上说,民主是有助于开放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现在的民主体制下都是强大的既得利益。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有什么区别呢?他们都是既得利益,也是为既得利益服务的。特朗普很聪明,他看到了这一点。尽管他也是既得利益的一部分,但为了获得政治权力,他就“脱离”了建制,转向支持体制外利益。所以,美国的这次总统选举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竞争,而是体制内外的竞争。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况。我觉得,西方民主不是像福山说的“历史的终结”,而是还会有大幅度的变化。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自己观察,因为任何政治体制的有效性是由其他经济社会条件决定的。中国现在怎么走?我个人是反对走多党制路线的。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简单地说,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个条件。为什么我那么反对寡头?如果寡头政治形成了,就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军阀寡头政治差不多。我们的制度建设远远不够。我最近在思考我们50后、60后这两代人的政治责任。我们在经济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怎么做制度建设?怎么实行党内民主?现在,我们重新提出了核心的概念,这非常重要。邓小平认为,共产党体制要求有一个核心,第一代是毛泽东做核心,第二代是邓小平做核心,第三代是江泽民做核心。核心并不是简单的权力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表明谁来承担政治责任。如果真正认识到中国政治的逻辑,那么核心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政治的责任。下一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核心如何和集体领导找到一个切合点?如何和党内民主找到一个切合点?这些方面,我们要做很多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还有中央与地方关系。1994年分税制以后,中央与地方关系实际上一直在变化。现在,在一些方面,中央、地方呈现一种紧张关系,地方缺少有效的发展动力。毛泽东以前说中央和地方“两条腿走路”。现在中央和地方也要一起走路,那么怎么走呢?现在的体制下,钱都收到中央去了,但是责任却一直收不上去;中央政府有钱,但是没有多大的责任,地方政府没钱但要承担很大的责任。怎样责权联动?从权力的逻辑来说,已经集中起来的权力要放下来很难,唯有怎么使中央多承担一些责任。(三)重视社会建设,扩大中产阶级规模我们的社会建设这几年进步并不大。社会建设应该是今天中国头等重要的改革领域,决定了下一步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会不会成功。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都是因为社会改革、社会政策没有做好或者做得不够。我们的经济一直在说要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社会,建立内需社会才可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那么,为什么内需社会建立不起来呢?简单地说,我们的中产阶级太小。我在前面说日本、亚洲“四小龙”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把中产阶级做大到75%左右。我们现在的中产阶级有多大?大家对中产阶级的定义不一样,但一般比较合理的估计是25%左右。经济增长40来年了,增长率比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还高,为什么我们的中产阶级比例还是那么小?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消费社会,消费社会跟中产阶级是等义词,互相可以替换。为什么中产阶级还小呢?因为我们的中产阶级没有社会制度基础。比如在英国,老百姓的存款率很低,有钱主要用于消费。他们干吗要存款?房子很便宜,看病不要钱,读书不用钱,那么存钱干什么用?这就是社会政策在起作用。北欧社会更是这样,企业家的税收很高,达到60%,甚至更高。他们基本上实现了马克思所描绘的社会主义社会,大家住的房子差不多,小孩上学不要钱,看病不要钱,富人跟穷人唯一的区别是可能出差坐公务舱,红酒喝好一点,就这样一点点的差别。北欧国家的社会政策更是保证了清廉政府。新加坡、中国香港是高薪养廉,但北欧社会政府官员的薪水并不高,可以说是低薪下的廉洁。这里社会政策发挥了主要作用。我以前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探讨怎么反腐败的问题。反腐败不能光靠反腐败机构的设置,而是要通过包括公务员制度改革、行政改革、社会改革,完善一整套的政策来保证一个清廉的社会。朱元璋的反腐败够厉害,但是没用,因为没有一整套的系统。所以,社会改革是最重要的反腐败方法。为什么现在中国老百姓仇富仇官?还不是因为贫富差距大,社会不公平。而这也是社会建设问题。实际上,中国的中产阶级很可怜,买了房子变房奴,小孩上学变孩奴,一个人生了大病一家人几乎可以倾家荡产。而在欧洲,社会被社会政策保护起来了。其实,无非就是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就是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不做呢?我们算过,如果不包括农村,即使在不增加新房子的情况下,存量房就足以让每一个城市居民有40多平方米了。现在还要大盖房子,为什么不像新加坡那样做公房呢?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城市,房价涨得一塌糊涂,而房地产的泡沫仍然巨大。我最近一直在提倡中国要走分散的城市化道路。世界上一个普遍的规律是“穷人的城市,富人的乡下”。德国的城镇化非常高,但80%的人口居住在2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我们过去的城市化道路方向错了,即把所有的优质资源全往那几个城市堆。有一位退休的领导给我说,在优质资源这样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中国要做好医疗改革,门儿都没有。所有人都想去北京上学,上北京去看病,因为最好的教授,最好医生都在北京,他们想去北京,这是人心所向,什么也阻止不了。我们的资源太过于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大城市化的弊端很难破解。大城市的资源要分散,至少不能再继续往大城市堆了。农村现代化也势在必行。如果现在农村的情况继续下去,农村流出性的衰落不可避免。农民有钱了就到城市去买房子,哪怕家里有房子也不住。政府对农村就那么一点投入,而且没有社会资本的流入。农村现在是单向地流出。要有双向流动,让社会资本也可以到农村去,这样才会平衡一些。光靠政府一家,政府资本进去了,能好一阵子;政府的资本一抽出来,情况马上变得糟糕。这不是可持续发展。所以,社会建设是重中之重。社会建设做不好,以后政治开放更麻烦。中产阶级是很好的一个社会主体,但我们现在把它高度政治化了。“公民社会”也是很好的一个概念,现在也把它政治化了。总有人觉得“中产阶级”一定要跟政府分权,如同在西方。但实际上则不然。像在日本和新加坡,中产阶级都是支持政府的,因为中产阶级是政府培养出来的,肯定是支持政府的。这跟西方的模式不一样。我们的很多学者和官员既不了解西方也不了解东亚社会,只会把一些现象做简单的“政治化”。公民社会是很好的,深圳的公民社会就挺好。社会成长了,政府的负担就会减轻。欧洲的一些国家,几个月没有总理也没有关系。日本大灾难的时候,政府并不作为,但老百姓自己很作为。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为主体的,但我们老是忘了建设社会。我觉得,我们对公务员、干部的很多考核,其他什么标准都不重要,就看看他们的社会建设做得怎么样。社会建设好了,我们就会有非常大好的明天。(本文系作者2017年4月17日在深圳创新研究院的演讲稿)文章选自IPP评论,2018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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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农村的集体组织还存在吗2018年2月24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近来,中国有关当局公布了将在农村推展的土地“三权分置”的改革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的“三权分置”。根据官方的解释,“三权分置”可以落实宅基地的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这一改革要改变政府作为居住用地唯一供应者的情况,研究制定权属不变、符合土地和城市规划条件下,非房地产企业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作为住宅用地的办法,深化利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完善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土地制度,推动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尽管宅基地的“三权分置”在法律上没有明确依据,但人们可以从物权法的角度来解释将要进行的试点,即将农户资格权看作是集体组织成员权的表现,而使用权则是可以流转的用益物权。旧有的政策是“一宅两制”,即房屋归农民私有,但房屋的宅基地归集体所有。尽管“资格权”和“使用权”合二为一,都是归农民所有的,但农民的“使用权”的流转则被严格控制。这次,有关当局通过“权利分解”,创造出一个新的权利来,即“资格权”。这意味着从政策层面开始推进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这一政策设计可谓用心良苦。对研究者来说,这份政策是一个绝好的案例,可以检讨中国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一意识形态条件下,农村改革如何举步维艰。01农村土地改革的两种极端在农村土地改革方面,中国一直苦于两种极端的意识形态,一端是坚持旧有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一端是主张“农村土地私有制”,双方都认为只有他们相信的“所有制”才是农村的根本和出路。多年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所讨论的改革思路也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两种极端的意识形态。因为“集体土地所有制”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因此任何改革都必须符合这个意识形态,即使一些做法开始和这个意识形态分叉,也必须通过哲学化的或者辩证化的解释(或者理论创新),使得人们相信原来的意识形态得以延续。这种“隐晦”的改革充分体现在“三权分置”的政策设计上。因此,“三权分置”尽管是为了推动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但有关当局也同时规定,严格限制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即“城里人到农村买宅基地这个口子不能开,按规划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这个原则不能突破,要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等”。说穿了,在给“使用权”一些“流转”空间的同时,又把它关在了“笼子”里面。从其主观意图来说,这一政策设计是让农民和农村分享国家发展尤其是城市化的成果。的确,这不仅仅关乎农民的权利,也关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权利和农村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一段时间是赋权农民和农村的,主要表现在生产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方面;容许农民进城打工(流动)也是一种赋权政策。但后来实现权利的途径越来越有限,到取消农业税之后,就没有可以赋权农民和农村的有效举措了。不仅如此,很多方面,反而呈现出“去权”的趋势,例如,城乡分割的户口制度得不到有效改革,城市化不能消化长年累月为城市服务的农民工,而城镇化则演变成为把农民赶上楼。实际上,对国家来说,不管做什么事情,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第一位的,而农民权利的实现是次要的,甚至只是附属品。现实地说,近年来实施的精准扶贫可以实现“保底线”的目标,但很难实现赋权农民和农村的目标。“三权分置”可以再次赋权农民吗?真的可以让农民分享国家发展尤其是城市化的红利吗?从实际层面来看,这一政策的目标就是让农民在自己宅基地上盖房子,即可以用来实现自己居住权,也可以用来出租给别人。不过,这里的问题在于,就农民本身来说,居住面积已经够大,不需要再用宅基地来实现自己的权利了。除了居住空间的质量问题,大多数农民的人均居住面积已经远大于城市。那么,谁来租赁呢?中国的三线、四线城市的住房已经过度,出现了很多“鬼城”。如果现行政策不变,城市人口仍然会继续向中心(大)城市集中,更多的小城市会演变成“鬼城”。在这种情况下,由宅基地改革所引导出来的农村“造房运动”很难改变农民的现状,如果不是恶化现状的话。这一改革政策唯一可以发挥作用的,就是大城市周边的城乡接合部,因此其适用范围非常有限。从有关部门对“适度放活”的表述来看,事实上也如此。根据有关部门的规划,政府可能将会首先在一些城市化进程较快的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进行有限度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和退出试点。为增加租赁住房供应,构建购租并举的住房体系,拓宽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增收渠道,按国土资源部、住建部的部署,京、沪、杭等13个城市正在开展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在试点城市,村镇集体经济组织可以自行开发运营,也可以通过联营、入股等方式建设运营集体租赁住房。很显然,这些实践已经发生多年了。就此而言,“三权分置”政策充其量也只是给那些已经存在的实践了事后的合法性。如果这样,人们不得不质疑“三权分置”政策的有效性了。决策者是否提问过一系列问题:这一政策的目标是什么?是为了维护既有的意识形态,还是为了在维护既有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催生一些有限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人们引入马克思的观点,那么就要继续问,这一政策在操作层面,谁来做?“谁来做?”这一问题很重要,因为它基本上决定了谁获益的问题。如果这一政策的目标是让农民获益,那么就必须考虑到政策的执行者问题。02农村问题历史背景复杂在中国农村问题上,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关乎于“集体组织”。在毛泽东式的“人民公社”和农村“生产队”组织体系解体之后,农村的“集体组织”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高度流动等因素,使得很多地方的大多数农民并不在农村生活,原来农民所属的“集体组织”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但问题在于,决策部门一直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个事实,“假装”着农村集体的存在。很多政策都建立在这个“虚设”的“集体组织”之上。今天,在理论上,所有享有农民身份的农民个体仍然享受着人们称之为“集体组织成员权”的权利,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对集体经济组织所享有的权利,而成员权被认为是兼具身份权和财产权性质的特殊权利。此外,和村民自治制度相关,农民也享有包括选举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在内的各种权利。从字面上看,农民所享有的权利一大堆。不过,如果熟悉中国农村现状,人们不难得出结论,所有这些权利仅仅是文字而已。也可以这么反问:如果这些权利真的存在着,那么农村的现状为什么会变得那么严峻?(如果人们不想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就可以耐心等待眼下这一波基层反腐败运动会揭露什么样的问题。)简单地说,享受国家为农民规定的各种权利的,仅仅只是农村的绝少数,包括农村有权力者、有钱人、地方强人,也包括一些地痞流氓和土豪劣绅。在毛泽东时代,国家不惜牺牲消灭整个地主阶层来打破农村的利益格局,但所换来的只是权力者主导的利益格局,农民从依附地主转为依附权力。在旧体制解体之后,有了农村的自治制度,理论上农民可以解放出来了,但传统的社会结构很快恢复过来,农民再次依附一个不叫“地主”的农村强人阶层,在很多地方,自治组织和“黑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就土地制度来说,尽管仍然实行“集体土地所有制”,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集体土地所有制”演变成为农村强人土地所有制。这是一种典型的集体土地管理者的所有制,并非农民的所有权。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打破今天的地方政府和强人垄断的土地权利。人们可以预测,在限制社会资本的前提下,“三权分置”只会强化农村强人的权利,而继续弱化普通农民的权利。尽管人们赋予农民权利观念,但在现实层面,农民太弱,弱得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权利。农民所能做的要不是自杀,要不就是简单操作的暴力。如果人们意识到权利的实现,需要阶层力量的平衡这一社会和法治制度环境,那么农民权利的实现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有可能。第一、给予农民宅基地的真正权利,而非仅仅是今天的使用权和资格权。这些都是纸面上的,对农民来说并不具备真实的意义。第二,容许城市中产阶级进入农村,造就另外一个有能力的阶层,制衡原本的农村强人。只有城市中产阶层具有权利观念,也具有保护自己权利的能力。中国农村的发展资源已经处于竭尽状态。在取消农业税之后,政府可以做的似乎不多了。人们的共识是,只有通过有效的土地制度的变革,才可以引入有意义的变革,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不能改变由农村强人所主导的“集体土地所有制”,那么任何变化都会是表面上的。农民需要分享城市化、工业化的成果,这要求农村人口的双向流动。一方面,需要容许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农民向往城市生活这个趋势不可避免,任何人也阻挡不了。但如果光是农村人口的流出,必然会造成农村的“单向流出性衰败”。今天的局面就是这样造成的。要避免“单向流出性衰败”,就需要容许甚至鼓励城市居民流入农村,在农村居住和生活。双向的流动需要土地制度的改革。农民、城市居民都可以拥有农村的土地,至少是宅基地。这样,在农村就会出现一种由不同社会群体拥有土地的混合土地所有制。这不仅是发展所需,更是农村社会阶层互相制衡所需。没有这种制衡,无论怎样的政治建设,农村的衰败和“黑社会化”不可避免。农村本身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农村本身不足以实现现代化,这在哪一个国家都一样,发达国家也如此。农村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帮助,但仅仅是政府的投入很难可持续。在世界范围内,农村的现代化取决于:第一,城市化能够吸纳消化大部分农民;第二,城市居民倒流到农村,实现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这两者都需要土地制度的变革。在中国,如果不变革目前的土地制度,这两种变化的发生就不可能。文章选自IPP评论,2018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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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精英坠落与世界秩序的危机2018年1月15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按照班农的说法,美国的命运掌握在小人物手中,在被遗忘者手中,在沉默的人手中。最近,美国自称为民粹主义者的班农(Steve Bannon)在日本演讲时宣称,美国的命运不掌握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手里,不掌握在班农手上,也不是掌握在某个著名政治人物或伟人手里。美国的命运掌握在小人物手中,在被遗忘者手中,在沉默的人手中。因为他们突然明白了,随着科技、互联网、通信技术的进步,草根运动不会再让你沉默。班农是特朗普选举时的关键人物,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班农也一度为官,但后来退出特朗普体制,开始到日本和欧洲各国从事民粹主义运动。班农的这番话是有所指的。第一,美国精英已经没有能力掌握国家发展的命运;第二,小人物被政治所忽视,但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发展,为小人物闹革命创造了机会;第三,小人物革命的发生是有可能的,胜利也是有可能的。实际上,特朗普当选总统的政治大背景,就是班农等人长年累月所从事的民粹主义社会运动。不过,班农的这番话也不完全对。小人物的确可以闹革命,但问题在于,革命之后又怎样?平民闹革命并不新鲜,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但革命之后往往又是老样子。或者说,革命能够改变小人物的命运吗?以美国为例。特朗普的确想代表“小人物”(这里指特朗普想代表的美国白人)改变美国(“使美国重新伟大”),但这位总统真的能够改变美国现状吗?是使之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坏,或者没有本质变化?这些问题都很难有明确的答案。这里就有一个政治人物(精英)和“小人物”(普罗大众)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政治来说,诚如意大利社会学家莫斯卡(Gaetano Mosca)和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所论述过的,无论古今,无论怎样的社会,无论怎样的统治方式,社会都是分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或者精英和大众两部分的。这是因为,第一,统治者永远都是少数;第二,社会尤其是政治领域的等级性不会变;第三,参与程度可以有不同,也就是统治方式会有变化,但统治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两位学者因此也以精英类型的变化来解释历史的变化。1. 精英堕落导致失序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世界各国内部秩序所面临的问题,尽管有很多原因,但精英的堕落无疑是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2014年,美国社会曾经讨论白人统治集团的问题(即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一些人认为,美国过去的辉煌和该集团一度掌控了政治、经济和教育资源有关。不过,这个集团的成员如今不再风光,也对自身丧失了信心,失去了担当领导的责任、力量和兴趣。美国现在没有了统治阶层,只有一个包括人称精英团体在内的管理阶层,差不多就是完全由知识界精英组成的贵族阶层。这个讨论发生在奥巴马任总统期间,其背后的政治动机不言自明。但这个讨论也是在检讨传统政治精英阶层衰落或堕落,所带来的秩序危机问题。今天的西方,精英阶层堕落的迹象和标志随处可见。所谓的Paradise Papers不断揭露世界各国精英阶层多年来逃税的故事,英国女王和各国最高权贵都在名单上。不管精英逃税的背后有什么原因,但作为统治阶层的精英都逃税了,这个统治阶层一定是衰败了。政治统治阶层是西方民主社会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民主政治是精英共识政治。尽管精英之间也有不同的利益,但这些精英大都来自“职业政治家”(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语)家庭,接受同样的教育,具有相似的价值观。只要精英之间有共识,即使不同精英(或者党派)轮流执政,也能维持体制的运作。同时,精英群体除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还须追求政体社会或国家的利益,用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话来说,统治阶层之所以能够成为统治阶层,就是因为其所追求的利益超越了本阶级。的确,从经验来看,西方国家的制度建设大都发生在大众民主之前的精英民主期间。尽管西方一直强调制度对政治人物的制约,但前提是政治人物会自觉地遵守制度规则。政治精英之间有遵守制度规则的共识,制度就可以有效运作;一旦精英之间失去共识,最好、最有效的制度也会遭到破坏。这类事情在世界各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经济精英阶层的衰落也是显然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论述的“道德情操”,或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新教伦理”,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精神,造就了西方数代企业家群体。这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经济基础。资本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竞争也是进步的动力,但竞争具有包括道德在内的目的性。随着宗教衰落和世俗化进程的加速,唯有金钱能衡量自身的价值。也就是说,唯有更多的资本,才能够衡量资本的价值。在这方面,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资本阶层已经表露无遗。这场危机本身就是资本造成的,危机发生之后,美国政府动用了纳税人的钱拯救市场,但在华尔街得到这笔庞大的“救济款”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分红”奖励自己的失败和不负责任。知识阶层的堕落,对秩序危机的加深也是不可忽视的。在西方,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知识界造就了强大的文化批评精神。这种文化批评精神(尽管有时显得过分)一直是西方进步的动力。今天,这种批评精神被大大减弱,甚至在消失。尽管在一些知识分子当中仍然残留着批评精神,但更多的知识精英主要是论证资本的合法性或权力的合法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直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尽管一直被视做为资本服务的经济学,也应当为包括2008年次贷危机在内的经济危机负责,但其主导地位不仅很难撼动,而且一直在强化。政治上,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西方学者以把西方式民主自由推行和扩张到非西方国家为己任,自觉地成为西方民主的“传教士”,但忽视了对西方自身体制弊端的批评。在与权力和资本结合的过程中,知识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今天的西方知识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民众的信任。无论在英国的脱欧公投期间,还是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民众已经不去理会知识界(包括媒体)所提供的分析,而求助于“假新闻”。尽管知识界提供的分析远比“假新闻”有效和真实,但在民众看来,知识界只是权力和资本的代言人,不再值得信任。概括地说,在西方形成了一个权力、经济和知识三结合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这是一个“自我服务”的集团,其利益追求很难超于本阶级(阶层)。这构成了学理上所说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深刻矛盾,而这个矛盾也是西方内部秩序危机的结构性因素。2. 政治精英“消费社会”化然而,精英阶层的堕落也是对环境变化的反映。换言之,精英堕落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避免性。二战以后,西方(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曾经就消费社会对现代政治的影响有过一场持久的争论。为什么这场争论产生在二战之后?这是因为当时的西方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向“富裕社会”转型。这种转型对精英阶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政治精英的行为开始“消费社会”化,即从传统的以“道德”为基础的行为,转型成为以“大众”为基础。现在人们不再争论了,只是表明西方已经完全接受政治以“大众”为基础。这种转型至少产生了几个方面的深刻影响。第一,精英阶层本身的经济机会大增。例如在美国,所谓的“出类拔萃之辈”往往选择经商而非从政。第二,大众民主崛起后,政治从“生产”政治转向“分配”政治。“生产”政治所依靠的是企业家(资本)阶层,而“分配”政治所依靠的则是大众的“选票”。第三,传统上,国家(政治)只是资本(经济)的代理(马克思语)。但当“选票”成为政治基础时,资本对国家的影响力减少。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资本找到了“合理”与“合法”的途径,流向世界各地,逃离“选票”所带来的压力。第四,基于“选票”的政治为“大众”跻身政治精英层提高了机会。在大众民主时代,贫民成为政治家的例子比比皆是。这种变化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表明政治不再为少数人所垄断。尽管统治者仍然是少数,但统治者可以来自贫民。不过,“没有免费的午餐”,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很多没有任何执政经验的平民一旦成为统治者,不仅执政经常出现问题,而且也经常变得更加贪婪,而且是永无止境的贪婪。前些年,英国出现议会议员贪图小便宜的大面积腐败。这在从前很难想象。以前是贵族统治,发财之后再去从政,但现在从政者必须首先考虑到养家糊口。精英阶层堕落之后,西方的执政就转向了简单的法治。因为道德水平不再,法治成为最方便的工具。尽管法治是西方世界近代以来最重要的政治传统,但简单的法治仅仅是维持西方的制度,而很难对现行制度作进一步的改善。实际上,法治已经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维持现状的最有效工具。正因如此,尽管法治在继续,但西方内部秩序问题也在不断恶化。没有人会相信,简单的法治能够解决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包括日益加深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化在内的社会问题。这些年来,西方各国民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崛起,是有其深刻根源的。这些主义的崛起正冲击着西方内部秩序和国际秩序,给西方和国际社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今天西方所面临的秩序危机,就其本质来说,就是统治阶级危机,或者说是精英危机。如果精英阶层继续堕落,无政府状态就不可避免,直至最后的秩序解体和重建。上述两位意大利社会学家用“精英类型”的转型来解释历史进程的理论,在今天的西方世界更具有相关性。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过程,也是近代精英的造就过程,构成了西方的进步时代。到今天,构成精英的传统资源似乎已经用尽,或者说,传统精英的“品德”和现代社会变得不是那么相关了。历史又是一个轮回。如何产生新一代的精英和重构精英的“品德”?这是很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文章选自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2018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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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如何让世界读懂中国?2018年1月9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具有了实质性的外在影响力。不管中国国内发生什么,都会对外在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举例来说,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人民币无论升值10个百分点还是贬值10个百分点都不会对世界经济产生有实质意义的影响,但今天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2个百分点的变动都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一直紧盯着中国的变化,尤其是政府层面的重大政策调整。也正因为这样,中国近年来把让世界读懂中国提高到一个战略高度。 “读懂中国”是一件既利己也利人的事情。对中国来说,一方面及时向外界传递国内的变化,以便世界了解中国及时进行政策调整;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本身了解世界的一个过程,发现问题之后,也可以自我调整政策。再者,中国和世界的沟通也有助于避免双方之间产生重大误判。更为重要的是,从长远看,让世界了解中国是中国软实力建设的一种有效手段。▲资料图片:2015年12月,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接受BBC采访,让英国民众更了解中国。不过,现实地说,“读懂中国”是一个长远的事业。从国际关系的历史来看,这并不容易,而是需要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努力。人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中国和世界沟通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总体上看,中国的“受众”分为发达的西方国家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两个群体尽管对理解中国都有深刻兴趣,但关切点不同。这里讨论的主要是中国和西方世界的互相沟通问题。 尽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和西方的沟通一直很频繁,但不难发现在很多对话场合,双方还是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里面,两个话语体系之间没有有效的互联互通,很多方面的沟通都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交互的地方并不很多。当然,这方面,中国并非特例,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 其一,最主要的是近代以来西方一直主导话语权这个事实。近代以来的整个社会科学体系是西方创立的,然后传播到其他国家。社会科学就是解释和理解社会现象的科学。不难发现,今天世界各国所使用的解释社会现象的概念、理论和方法都始于西方,来源于西方。西方的话语体系就隐含于西方社会科学之内,随着西方社会科学的传播,其话语体系也传播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其二,非西方的接受者的问题。西方的话语体系传播到非西方国家之后,非西方国家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话语体系。尽管非西方国家通过反殖民运动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但在话语体系方面并非这样。▲近日,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引发世界各地反美游行示威。(路透社)很多国家的话语体系始终处于西方的“殖民”之下,根本就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一些国家尽管试图想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但他们建立的体系不被西方所理解。 其三,西方话语已经演变成为政治意识形态。不难发现,西方国家往往把自己置于理想的一端,而把中国等国家置于非理想的一端,人为制造了不同话语之间的鸿沟和差异。西方善于把事物两分,例如“法治与人治”、“民主与专制”、“自由与不自由”等等。两分法说到底就是把世界简单分成“黑”与“白”两种,好像除了这两种颜色,世界上就没有其他颜色了。这种简单的思维使得西方自己为理解其他社会设置了无限的意识形态上的障碍。 其四,西方和其他国家的“时空错位”。生活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人们对感兴趣的经验现象很不一样。例如,美国因为已经处于社会经济的高发展阶段,对社会的政治权利深感兴趣,而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发展中国家对社会经济权利更感兴趣,因为对这些国家来说,社会经济的发展权更为重要,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前,很难实现西方式的政治权利。再如,美国对完全的经济自由感兴趣,因为西方的企业已经发展出了足够的能力而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竞争力,而发展中国家往往要通过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来赶上发达国家,为此国家很难实行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资料图片:2017年11月30日,美国宣布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企将面临巨额损失。(美国《华尔街日报》)同样,美国重法治而轻政治权威,因为它们的法治在经历了几个世纪之后已经相当完备,而发展中国家的重点仍然在如何使用政治权威去建立法治,因为这些国家往往既没有法治的传统,现实生活中也不见一套有效的法律制度。简单地说,西方希望能够在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中看到“现在的自己”,而发展中国家对西方过去的经验更感兴趣,而非西方的今天。 上述这些现象已经成为事实,不管人们喜欢与否,都不得不接受。对中国来说,人们也不能有太多抱怨。说到底,如何让世界能够理解中国,这是中国本身的责任。中国不能掌控西方如何理解中国,所能掌控的是如何创造各种条件让西方来了解自身。尽管作为建设软实力的有效方式,中国已经把“读懂中国”提高到一个战略高度,但在很多方面,中国仍然不知道如何有效塑造这种软实力。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的经验之上的,很难有效应用到中国。如果西方是橘子,中国是苹果的话,一种解释橘子的理论很难完全用来解释苹果,尽管两者都是水果。概括地说,对中国来说,要让世界了解中国,关键在于首先理解自己;在理解自己的基础之上,才能逐步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在缺失建立在自己的发展经验上的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的情况下,要建立这样一套话语体系非常困难。作为大国,中国很难像一些小国那样可以用西方的东西来“包装”自己。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建设自己的社会科学和话语体系,中国责无旁贷,因为这既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世界。 要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必须下大力气培养一批既了解西方社会科学和在此基础上的话语体系,更了解中国发展情况的人才。这样既可以避免自说自话,也可以避免借人家的话语来说明解释自己。▲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的召开,成为中西方社会科学领域交流沟通的典范。 现在的情况是,尽管很多人都想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但大都是自说自话,人家根本听不懂;而那些借用西方话语来解释自己的,西方也不相信,因为中西方经验存在着如此的不同。尽管培养这样一批人才是政治任务,但是这批人才并不能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性质。从意识形态出发只会对事物做一个简单的道德判断,而不能把中国的发展经验作为“社会事物”来进行科学的解释。因此,所需要培养的是一批社会科学家,他们能够客观独立地来认识中国、理解中国,在此基础之上形成建立在中国经验之上的社会科学及中国话语。 可以想见,这是一个长远的任务,但对一个崛起中的、对世界事务产生越来越大影响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件不得不做的大事情。文章选自参考消息,2018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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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特朗普与不确定的国际秩序2017年12月27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以来,在内政外交各个领域开始了一系列变化,令人眼花缭乱。在内政方面,在废除了被视为具有明显社会主义色彩的奥巴马医改之后,最近又推出了被视为是3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由大资本主导的减税方案。 在外交上,特朗普迅速地从美国人多年来信奉的多边主义转型到了单边主义,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协定和联合国多个委员会,减少甚至结束美国对国际社会的诸方面的承诺等等。 所有这些变化,都预示着国际秩序的急剧变化,因为无论是美国的内政还是外交,任何重大的变化都会对现存国际秩序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国际秩序的本质决定了美国在现存国际秩序中的作用和角色。经验地看,自从美国在一战期间结束了往日的孤立主义、卷入世界体系以来,这个世界体系的构建和发展一直和美国分不开。这是因为国际体系基本上都是因为大国而产生,因为大国而发展和变化。 没有大国就不会有强有力的区域秩序和国际秩序。传统帝国时代是这样,现代主权国家时代也是这样。在后冷战时代,尽管各国在多极化作出巨大努力,但在现实层面,美国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尽管美国这一帝国早已经扩张过度,但特朗普之前的历任美国总统一直在苦苦支撑着这个体系。不过,现在人们预期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从一个角度来说,特朗普是个现实主义者,并且这种现实主义是为美国利益服务,值得肯定。至少特朗普本人是这么看,因为他的口号一直是“使美国再次伟大”。无论是内政和外交,特朗普着眼的是解决多年来积累起来的国内问题。例如他废除了奥巴马医改,认为这个医改会促成美国发展成为欧洲类型的福利国家,“养懒人”,拖垮美国经济。又如最近推出的税改是为了吸引美国资本回流,并通过国际资本流入来复兴美国经济,“拯救”美国的中产阶层。 美国正释放出巨大外部影响力 不过,正是因为美国在现存国际秩序中的位置,美国的这些内部变化会释放出巨大的外部影响力。就经济来说,这典型地表现在税改和货币政策等方面上。美国是世界上的最大开放经济体,已经和其他经济体形成互相关联的关系,其他经济体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美国经济体。当然,这绝对不是说,这些其他经济体单方面地从美国那里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利益。 事实是,尽管这些经济体也的确从美国市场获得了很多好处,但美国从这些经济体所获得的好处更多。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推动了全球化进程,从中获得了最大的好处。美国的问题是内部问题,主要是因为全球化导致了美国收入差异的扩大和社会的高度分化。美国政府的确需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美国内部就会面临严峻的不稳定。 这里的关键是美国处理问题所使用的方法。因为有那么多经济体高度依赖美国,美国的方法可以成为这些国家的公共品(public goods),即对这些国家产生正面影响,也可以成为公共害(public bads),即对这些国家产生负面的影响。 也就是说,既然美国和这些国家的经济高度依赖性,形成了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秩序”,那么美国在寻找意在解决内部问题的方法时,必须考虑到其外部性,即对其他国家经济的影响。过去,美国在很多方面的确这样做了。例如在货币政策上,尽管美国主要的考量是美国利益,但也会在不同程度上考量到国际影响。但这次特朗普的税改则显示出美国的极端自私性。 不过,从一个侧面来说,这种极端自私性也象征着美国帝国的衰退,因为这表明美国已经不能为自己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公共品了。激进的税改完全是“单边主义”的举动。对商人特朗普来说,其中的合理性无可置疑。然而,国际秩序,无论是经济秩序还是安全秩序,都具多边性。一旦多边性遭到破坏,那么秩序就无从谈起了。 人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美国的“国际撤退主义”,而这也是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同盟所深刻担忧的。美国在国际社会的撤退有其深刻的内部原因,因为内部力量已经不容许美国支撑其绝对的领导地位了。但美国的撤退必然影响到现存秩序,因为作为秩序主体的美国动摇了,这个秩序本身也必然动摇。 这也就是这些年来国际社会所争论不休的问题。一些人希望美国能够支撑下去(霸权理论),一些人希望其他国家,例如中国来接替美国的位置(权力转移理论),也有人把美国地位动摇的根源归诸于中国的崛起,因而主张遏制中国(争霸理论)。 美国的国际撤退对其盟国的影响更甚。美国的同盟不仅在经济上高度依赖美国,在安全上更是美国安全体系的内在一部分。或者说,因为长期以来对美国的高度依赖,这些同盟国并没有自身独立的安全体系。 一些国家也预见到了美国的国际撤退,已经开始构造自己独立的安全体系(例如日本),但是要构建这样一个独立的体系,不仅要花费巨量的财力,更需要时间。更严峻的是,对一些较小国家来说,构建这样一个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使命”。小国家无论何时何地都需要大国的保护。很容易理解,很多美国盟国对特朗普的国际撤退已经大为不满。 进一步而言,美国的国际撤退并不意味着国际秩序的消失。就其本质来说,国际社会需要一个秩序,一个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历史上类似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经常出现,包括中国的战国时代、欧洲一战和二战时期等,这些时期都充满着血腥、暴力、战争和杀戮。 在一定程度上,今天世界的一些地区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例如中东地区的战争、伊斯兰国和全球性恐怖主义。对战争和死亡的恐惧表明各国对国际秩序的刚性“需求”。 也就是说,美国国际撤退所腾出来的空间,很快就会被其他大国或者政治力量所填补。这里所包含的不确定性同样巨大,很多问题有待回答。例如,会出现另外一个与美国同样强大的国家吗?如果有,那个国家有意愿替代美国吗?尽管很多人相信“国大必霸”,但经验地看,并非这样。 美国从国际撤退留下的空间 一个大国之所以被视为大国,不仅仅是因为其各方面的实力(包括经济、军事等方面),更是因为其有强大的意愿提供区域和国际公共品。区域和国际秩序本身就是公共品,而大国必须比小国提供更多的公共品。 历史地看,并非每一个大国愿意做这样的大国,即使有能力,也未必有意愿提供这种公共品。例如一战之前的美国并没有这种意愿,而数千年的中华帝国尽管强大,但根本没有发展出这种秩序概念。这也就是今天各国密切关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举一动的原因,因为中国被视为是唯一有可能替代美国,提供国际公共品的国家。 如果没有另外一个像美国那样的国家出现,那么是否会出现权力多极的现象?这些权力极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它们之间是否可以和平共处,还是群雄争霸?历史地看,尽管也有很多时期存在各个帝国并存的情况,各帝国内部维持着秩序,但帝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争霸)也是不断的。近代主权国家产生之后,更是战争连绵不断,尤其是一战和二战,直到一个有效的国际秩序的出现。 美国减少对国际社会的安全承诺,还不至于产生即刻而巨大的负面影响,因为人们相信美国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间里,还仍然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强国。只要美国的军事仍然是最强大的,美国的军事威慑力仍在。而美国在国际社会的经济撤退则可能是致命的。 原因很简单,因为经济利益是美国在世界各地军事安全卷入的基础。也就是说,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卷入、当“国际警察”,并非来自美国的“国际主义”道德,而是来自于其所获取的巨大经济利益。那么,如果一个地区没有了美国的经济利益,那么美国还会继续当这个区域的警察吗? 这个趋势是更多国家所担忧的。美国会不会再次走向国际孤立主义?美国是有这个传统的。1890年代,尽管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的最大经济体,但其并无意愿卷入世界事务。美国地大物博,有足够的条件再次实行孤立主义。用美国一些提倡孤立主义政策者的话来说就是,美国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活得好好的。 今天的美国一方面进行国际撤退,另一方面加速开发国内能源、吸引美国资本回国、再工业化等等,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正在走向一种新型的孤立主义呢? 除了上述这些不确定性外,还有两个同样重要的不确定性。第一,美国的国际撤退是临时现象,还是长期趋势?一些人认为美国没有衰落,仍然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今天美国的国际撤退主义完全是特朗普个人的“错误”决策,因此是暂时的,等特朗普时代结束了,美国会回归正常国家。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个大趋势,是美国衰落的必然结果,国家的兴衰犹如潮起潮落。不过,一个比较符合经验的观察是,美国的确在相对衰落,但衰落既是美国所不愿的,更是长期的。 这又引向另外一个不确定性,即美国的相对衰落会不会导向战争。这就是这些年来,美国一直在讨论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命题,或者“修昔底德陷阱”。一个衰落中的大国恐惧于另一个国家的崛起,这个深陷恐惧的大国,要在另一个变得足够强大的时候来遏制甚至消灭它,因此发生了战争。 这个不确定性远远甚于其他所有的不确定性,因为历史上毕竟曾多次发生过。根据哈佛大学一个研究团队的计算,从1500年以来,一共有16次所谓的权力转移(从现存大国转移到另一个新兴大国),但12次发生了战争,只有四次没有发生战争。 今天人们可以观察到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美国不愿看到中国的崛起,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衰落,更不愿去寻找自己衰落的原因,而是把衰落归于其他国家的崛起,即中国。另一方面,人们也看到中国的确崛起了,看到了中国继续崛起和成为世界强国的决心。 尽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自己和平崛起的国际话语,各种政策目标,从“韬光养晦”到“和平崛起”,再到“新型大国关系”,其内核就是和平。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中国领导层更是明确提出了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命题。 但美国和西方似乎并没有因为这样而放松对中国的警惕。在过去短短两百年间通过“暴发户”式崛起的西方,显然很难接受一个被西方打得落花流水的中国,再次在这么短的时间崛起了。 看来,今天的国际秩序已经进入衰败、分化、重组的过程,这无疑是一个充满巨大风险的时代。文章选自联合早报网,2017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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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大国担当2017年12月5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如何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对于全球治理有何影响?各国政党高层对话又将产生怎样的“化学发应”?日前,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就这些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记者:昨日开幕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对此,您如何理解?郑永年:人类命运共同体分为不同层次,有地方性的有区域性的,最后是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比较系统的阐述全球化,到今天,全球化已经把整个地球联系起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地球村,只有一个地球,彼此间的联系空前紧密。这次非常重要的是,谈到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中国责任。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中国应当怎么做、中国会怎么做。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中国,首先要把自己国内的事情搞好,一个国家也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国内的事情搞不好,就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现在大家非常担心美国所做的事情,或者欧洲发生的事情。欧盟以前就叫欧共体,现在英国脱欧了,如果其他国家都跟着脱欧了,那这个命运共同体就终结了。每一个国家要把自己的共同体构建好、每一个区域要把自己的共同体构建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形成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英国脱欧对欧共体是个很大打击。美国曾经在全球化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现在搞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我觉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方向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在构建过程中还是会出现很多的困难。记者:在逆全球化浪潮渐起的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对于全球治理有何价值?郑永年: 有些评论已经提出来了,希望中国人扮演一个更大的角色。以前美国、欧洲曾经扮演过这个角色,但是它们现在遇到困难了。往后走,回到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不太可能。往前走,也出现困难了。但是中国不同,把中国的发展放在世界地图里面,大家觉得中国是个强有力的支柱。可以看到,在各地逆全球化中,中国正在大力推动全球化。大家希望中国可以承担更多的区域和国际责任。韩国、日本、东南亚国家,它们觉得中国应当在区域上,扮演一个更大的角色。欧洲、美国希望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扮演重要角色。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希望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可以常态化、机制化,您怎么理解?郑永年:我非常赞同,也非常惊讶。尽管各国互相往来频繁,经贸关系已经很紧密,但是因为是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制度,之前的政治信任度还比较低的。虽然彼此做生意,但是信任度低。任何共同体,无论是国内共同体还是区域共同体,如果没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就很难构建。近代社会以来,政党就是组织国家政治生活最主要的工具,如果全世界各个政党之间有沟通、交流,那大家就能够达到某种共识。希望中国能够扮演更大的角色,把世界上政党对话的机制建立起来。我碰到一个美国朋友,他说,共和党、民主党在美国国内很难对话,互相吵架,但在中国,我们既可以邀请民主党、也可以邀请共和党。很多国家都是多党派,中国可以邀请不同的政治力量,提供这样一个平台来进行对话。文章选自人民网,2017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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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别人眼中的郑永年,可能是两个人2017年11月23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本文转载自解放日报2017年11月17日,采访者高渊系解放日报首席记者。这些年来,常有人批评我,说我是不是在投机?我对人家怎么说我,都觉得跟我没关系。其实,很多人所理解的郑永年,和我自己所认为的郑永年可能是两个人。 郑永年档案:1962年生,浙江省余姚人,中国问题专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英文《国际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郑永年是久居海外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是一位偏爱独处的公众人物。虽然常居新加坡,但每个月至少来两次中国,或参加论坛,或到各地考察,也会在媒体上露面。今年十九大召开前,在大型政论片《将改革进行到底》的第一集中,他便出镜亮相,谈改革必须啃硬骨头的问题。不过,他平时最爱独处。只要人在新加坡,便每天早上6:45分准时起床,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办公室,开始一天的读书写作生活。他经常两三个选题交替写作,英文写累了写中文,中文写累了写英文,一日三餐基本都在学校食堂解决,直到晚上七八点回家。 “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也不爱旅游,我在新加坡每天都按固定的时间生活,有点像部队生活。”55岁的郑永年腰杆笔挺,说一口带有宁波腔的普通话,甚为健谈。我和郑永年聊了一下午,他有问必答,聊到高兴时,还拿出口袋里的身份证,说:“我到现在还是中国国籍,今年刚把户口放到了老家宁波余姚郑洋村。”这位生于农家的学者,这些年笔耕甚勤。我问他,至今一共写了几本书,他说:“其实我自己从来不算的,有一次儿子跟我开玩笑,他说等我写到100本书,要为我开个派对。我就真的去算了一下,写的和编的加起来一共70多本了,其中七八本英文专著。” 19岁那年,郑永年走出了余姚山村,挑着扁担到北京大学报到。当时村里没有电话,北大招生的老师找不到他,中学班主任就为他选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1990年,他怀揣120美元远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逐步完成了从一个父母不识字的农村孩子,到国际知名学者的蜕变。对于这样的命运安排,郑永年显得非常满意。“如果从政或者经商,都要击败很多对手,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去。我是越来越觉得做学问实在太幸福了,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其乐无穷。做学问不用冒犯任何人,自己跟自己较劲就行了。不过,我对自己写的书从来没有满意过,好像永远都只是刚刚开始。”我向他求证,是否对外说过希望活到100岁?他很真诚地笑道:“我真的很想活100岁,如果能做到,那时候就可以把中国问题看得差不多了。”他顿了一顿又说:“当然这是开玩笑的,新的问题也会出现。”马拉松:“男人需要三种感觉:饥饿感、疲劳感和孤独感。”高渊:我关注你的微信朋友圈,发现你每隔一两周都要写一个“周日徒步日志”,每次都要走上三四十公里。 郑永年:对,最多的一次走了71公里。不过一般走35到40公里,接近一个马拉松。高渊:只走不跑吗? 郑永年:我以前喜欢跑步,还经常打羽毛球,但后来膝盖受伤了,就改成走路。现在,我只要在新加坡,每个星期天早上8点多开始走路。新加坡有个水库,那里环境很好,有树木挡着阳光,我平均一小时走6公里,中午吃个饭,走到下午三四点结束。 高渊:结伴而行还是踽踽独行? 郑永年:一般是一个人独行,有时候也有其他人,但大多数人走不了那么远,经常走着走着就剩我一个了。而且,我边走路边思考问题,中间除了吃饭从来不停,就是这样一直走,已经养成习惯了。 高渊:你走马拉松累不累,目的是什么? 郑永年:在我50岁之前,做什么事基本都不累,但50岁以后,如果在办公室写一天东西,就会感觉累了。所以我就强迫自己,一周要休息一天。这一天如果待在家里,估计就是看看书看看电视,我们男人又不爱逛街,最多去书店。 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走路比较好。因为我一直觉得,男人需要三种感觉:饥饿感、疲劳感和孤独感。走路可以同时获得这三种感觉。 高渊:为什么需要这三种感觉? 郑永年:我上大学之前一直生活在浙江四明山区,经常吃不饱饭,而且干农活很累,劈山造田、修公路、种树等等,我都干过。当农民其实是很孤独的,但我难忘当年的感受。 如果每天吃得很饱,不仅不利于健康,而且不利于思考。现在,我一周有两个晚上让自己有点饥饿感,这样身体就比较舒服。同时,疲劳感也是需要的。如果天天坐在办公室里,新加坡的空调又很厉害,这就是负能量。但走路的疲劳是正能量,睡一觉第二天就恢复了。而且,走路也是很孤独的。这不仅能锻炼身体,也能更好地思考。 高渊:一个人走马拉松,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的赛跑? 郑永年:对,走马拉松和跑马拉松不一样,走路就是自己走自己的,没有目标,能走多少走多少。 我从来不喜欢比赛,也从不参加、拒绝参加学术论文评奖等。上世纪80年代,读萨特的存在主义,给我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人只能自我衡量,评判标准只能是自己,不是另外的人或物。所以,我对萨特当年拒绝领诺贝尔文学奖特别佩服,他说人就是自己衡量自己。我的理解就是,自己跟自己竞争,绝不要跟别人竞争。郑洋村:“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父母亲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高渊:你生于1962年,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 郑永年: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父母亲都是文盲,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他们一共生了11个孩子,活下来8个,前面四个女儿,后面四个儿子,我排行老七。我跟我二哥之间有一个姐姐,在大跃进期间,她生病死了。这是后来我大姐告诉我的,她的小孩就比我小一岁,我对她的感觉就像对妈妈。 高渊:当时浙江农村情况怎么样? 郑永年:我家是浙江余姚的郑洋村,村里只有100多人,但有一个小学和一个赤脚医生。因为当时毛泽东要求,每个村都要有小学和赤脚医生。我读书的时候只有5岁,父母亲要种地,就把孩子丢在学校里。我们那个小学只有一个老师,她从一年级教到五年级。我那个年级连我在内,一共两个人,就是一张课桌,一个年级。 高渊:中学在哪儿上的? 郑永年:我们村在山上,中学我去了山下的鹿亭中学。那时候是初中和高中各上两年,而且基本上没有理工科,像物理我就没上过,当时课本叫《机电》,倒是教了我们不少实用技术,比如怎么开拖拉机,怎么装电灯之类的。 高渊:你高中毕业是1977年,正好碰上恢复高考,当时想过高考吗? 郑永年:我们乡下哪知道恢复高考,直接就回家务农了。当了生产队的记工员,我年纪小,当时壮劳动力如果是10分的话,我刚开始只有3.7分,连半个劳动力都不到。后来还教过夜校,就是晚上在煤油灯下,教农民识字和简单的算术。 到了1978年,我想去当兵,但名额都给了干部子弟。后来知道有高考了,因为广播里宣传少年大学生。我的大姐夫是鹿亭中学的民办老师,他支持我去考。 高渊:父母对你有什么期许? 郑永年:他们是文盲,经常被人欺负,所以希望子女能读多少书就读多少,我的姐姐们都上过小学,我跟我弟弟都上了高中。但我弟弟后来没考上大学,也当了农民。 高渊:农村生活对你的学术人生产生了什么影响? 郑永年:我现在想想,农村生活对我影响太大了。到现在我还是认为,我是作为一个农民在做研究,我从来不盲目相信教科书上的东西,因为中国的现实和书上说的东西,相差太大了。上北大:“我们那代大学生有点过于理想主义,但每个人都在思考。”高渊:1981年,你为什么考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郑永年:那次高考,我英文考了60多分,当时算很好了。语文没有考好,尽管我在乡下的时候,经常为余姚人民广播电台写稿。但数学考得比较好,考了80多分。考分公布后,就要填报志愿了,我的分数够上北大。 当时北大招生办已经派人到了浙江,我们村没电话,他们打电话到公社,还好我大姐在公社社办工厂上班,把消息告诉了我。我当时的志愿,前两位填的是北大中文系和历史系。招生办看我英文考得不错,想叫我上国际政治系,但打电话找不到我,我们中学班主任帮我决定了,去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高渊:这是你第一次去北京? 郑永年:当然是第一次,我到了余姚市里才知道火车长什么样。到北京下车,我用扁担挑着木箱和铺盖,木箱是我二哥帮我做的,反正特别土。 到了北大后,感觉我自己非常傻。那些城里长大的同学,唱歌、跳舞、画画什么都会,我真的是什么都不会,什么都没有见过。 高渊:在北大四年,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事? 郑永年:第一就是,我发现读书太容易了,远没有务农辛苦。第二是图书馆里居然有这么多书,真是看不过来,读了很多文学历史方面的书。 刚进学校的时候,我不太自信。但一个学期后,我就考全班第一了,后面名次靠前的全是女生。所以,我真是觉得读书没那么难。但也是因为对其它东西不会,也没兴趣。人家去跳舞了,我不会,人家去唱歌了,我也不会,只能读书。 高渊:当时生活靠父母寄钱? 郑永年:主要靠奖学金,我们农村去的学生一般都有,每个月二十三四块吧。那些父母有工资收入的学生,奖学金就会少一点。我的奖学金主要是用来吃饭,偶尔还可以买点书。 高渊:本科毕业为什么不选择就业? 郑永年:我毕业是1985年,我们北大国政系的学生,当时外交部、中联部都需要人。但就在那年,中国开始实行研究生推荐制度,我是全班成绩最好的,被推荐上研究生了。 我也没多想,就继续读书吧。80年代的风气很好,读书氛围浓,思想也开放。我读研的时候,就开始为浙江人民出版社主编一套《政治学译丛》,自己翻译出版了不少书,比如《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一直持续到1990年出国。 高渊:你在北大待了9年,对北大怀有怎样的感情? 郑永年:我总觉得80年代是最好的时代。那时候,我整天就待在图书馆和教室里,有时候春节也不回家,就在学校里看书。我们那代大学生可以说是思考的一代,当然有点过于理想主义,但不管怎么样,每个人都在思考。 当然,生活很艰苦,我上本科时是八个人一间宿舍,读研的时候是四个人一间。毕业留校后没房子,就住集体宿舍。后来在北大旁边租了间农民房,可以不受打扰地写文章和翻译书。那时候还没成家,冬天骑着三轮车买煤饼生火炉,饭也自己做,白菜豆腐之类的。去美国:“刚到美国,买一罐牛奶、一根香蕉花了3块多,把我心疼得要死。”高渊:1990年,是什么机缘去了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 郑永年:我联系了三所美国大学,哈佛、普林斯顿和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哈佛大学要先收几块美金的邮费,他们才给我寄申请材料,普林斯顿不用,直接寄过来了。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有个老师曾在北大当过访问学者,我给他当过助教,他把申请材料寄给我了。 当时,我考了托福,但成绩一般,没考GRE。圣巴巴拉分校说,到了那儿还要考我的语言能力。但普林斯顿没有要求。其实,那时我对普林斯顿也没多少感觉,人家说爱因斯坦以前在那边待过,我觉得还不错吧。 高渊:普林斯顿为什么一眼就看上你了? 郑永年:这也是我很多年来的一个疑问,普林斯顿为什么录取我?我找了不少老师和同学打听,据说录取我的是研究西方政治哲学的瑞恩(Alan Ryan)教授,我前些年买了他的很多本书,他是英国人,从英国到澳洲再到普林斯顿,是当今世界研究洛克最好的学者。遗憾的是,我在普林斯顿没有上过他的课。后来听另外一个教授说,我当年翻译西方的书,写了很多文章,把西方政治哲学引进中国,可能是这一点打动了普林斯顿。 高渊:去美国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郑永年:太贵了。当时我身上只带了120美元,从纽约下飞机到普林斯顿的车票要几十块。第二天,实在饿了,就到超市买了一罐牛奶,其实我不喝牛奶的,但不知道买什么才好。还买了一根香蕉,加起来花了3块多,把我心疼得要死。 高渊:你曾说过,在普林斯顿读博士是你学习生涯中最辛苦的一段。 郑永年:当然辛苦了,我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首先是英文,因为我对出国没有做很好的计划,说出去就出去了。80年代很多人想出国,他们一般会先去一个小一点的学校,把语言学好了,再转去一个大的学校,我是直接去普林斯顿的。 前面6个月很痛苦,基本上不会说。我虽然80年代翻译过书,但就是开不了口,很害羞。老师说,你怎么不会说呢?美国大学不错,专门有老师辅导英文。后来一位女老师跟我说,英文很简单的,开口说就行了。 高渊:半年以后把语言关过了? 郑永年:就是克服恐惧心理了,不能说过关,到现在我的英语关还没过呢。然后我就开始用英语写论文,天不怕地不怕地投给一些政治学期刊,发表了好几篇。 高渊:研究中国问题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郑永年:我主修政治哲学,还上一些别的课,像比较政治、国际关系等,普林斯顿的教授都蛮强的。后来,我从政治哲学转向比较政治,这是因为对中国感兴趣,我在中国的时候倒是不研究中国问题的。 对于政治哲学,我有了一些新的看法。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觉得哲学是不可研究的。每个人都可以是哲学家,但很难理解这个哲学家到底是怎么想的。100个人心中有100个尼采,哲学只能去体会、体验,所以我从来不去研究他人的思想。 高渊:听说你的博士论文最初想写中国农村改革? 郑永年:对,因为我亲身经历过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本来想用新制度主义来分析中国的农村改革,但对这些太熟悉了,反而不好写,可能会带有情感色彩。后来还是决定换题目,当时已经弄了好几个月,改成了研究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 高渊:博士论文后来出版了吗? 郑永年:我这人真是天不怕地不怕,论文写完后,就直接寄给剑桥大学出版社。两位评审说这本书挺好,但要修改。我花了不少时间改好后,但其中一位评审却改变他(她)的观点了,因为当时苏联垮掉了,他(她)认为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也会像苏联那样,我不认同他(她),就撤回了,因为我不能改变我的观点。诺丁汉:“我想组建英国最好的中国研究所,把东亚所成功经验复制过去。”高渊:拿到博士学位后,是怎么打算的? 郑永年:我毕业时有两个选择,要么工作,要么做博士后。我正好申请到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经费,这个研究基金蛮好的,基本上可以去任何学校,我选了哈佛。申请经费的题目,就是后来我的第一本英文书,研究中国的民族主义,这实际上跟中央地方关系也有联系。 后来出版的时候,我把书名定为“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翻译过来就是“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因为我觉得,站在纽约或伦敦看中国民族主义,和站在中国看,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同意西方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看法。所以,我坚持要写上“in China”。 高渊:在哈佛大学待了多长时间? 郑永年:从1995年到1997年,差不多两年。第一年主要在改写“中央与地方关系”那篇博士论文,以及写“中国民族主义”这本书。第二年,我是新加坡和美国两边跑,因为哈佛一位教授建议我研究一下“亚洲四小龙”。 高渊:因为常去新加坡,后来就决定加入东亚研究所? 郑永年:那时候叫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他们正好在美国登广告招人。哈佛大学的汉学家傅高义先生认识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吴庆瑞,他觉得这个地方挺好,建议我去申请。当时的研究所规模很小,但几个月后就发生了变化,吴庆瑞先生退休了,进行了改组。 我和王赓武教授同一年来到东亚所,他是从香港大学校长任上荣休后过来的,比我早几个月。改组后,东亚所加入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更名为东亚研究所,王赓武教授当所长。一开始,整个研究所只有我们三四个人,我们继续招人,所以,我刚来就成“元老”了。 高渊:后来有没有离开过东亚所? 郑永年:我在东亚所工作几年后,2005年去了英国的诺丁汉大学,在那里待了三年。当时诺丁汉大学名誉校长是杨福家,但我之前没跟他接触过,跟我谈的是英方校长。谈了以后,他又向杨福家去说,问他我这个人行不行,杨福家说行,这样我就去了。他们找我的目的,是要成立中国政策研究所。 其实我也不算正式离开东亚所,当时王赓武教授很支持我到不同的学术环境工作,我还是跟东亚所保持联系,参加东亚所的很多会议。那时候,我也是野心勃勃,看到英国对中国的研究基础比较差,就想组建一个英国最好的中国研究所,把东亚所很多成功经验复制过去。 高渊:在诺丁汉大学那三年有什么收获? 郑永年:我在那里当终身教授。因为由我主导中国政策研究所,我要考虑找什么人,怎么发展等,这种经验以前是没有的,以前都是在别人领导下工作。另外在学术上,我在英国写了好几本书。 2005年去的时候,在英国研究中国政治的华人教授,我可能是第一个。所以,来找我咨询的人很多,英国外交部、首相办公室、议会也请我去参加讨论。这使我学到了很多,也了解西方政界到底关注中国什么方面。更重要的是,那三年让我进一步了解政策咨询和学术研究的差别,前者要更多从决策者出发,了解他们到底在想什么。身份证:“我用的是中国护照,户口放在我的老家余姚市郑洋村。”高渊:后来为何选择回到新加坡? 郑永年:因为王赓武教授希望我回来,我对他非常敬佩,他待人亲切、学术精深,是我眼中的当代大儒。2007年,他当了十年东亚所所长后,转任主席。当时,请来芝加哥大学的杨大利教授担任所长,但不知什么原因,杨教授一段时间之后后就辞职了。 这时候,李光耀先生非常关切东亚所,问王赓武教授和黄朝翰教授(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东亚所接下来怎么发展的问题。黄教授就提了我,李光耀先生也熟悉我的名字,因为我从1996年起就为新加坡政府写政策分析文章,他也觉得我合适,要我回来。东亚所就跟新加坡国立大学商量,通过评审程序给了我一个“终身教授”,因为我在英国已经有终身教授职位了。对于李光耀先生的关心,我是很感动的。 然后,王赓武教授亲自到诺丁汉大学,邀请我回去。英国方面挽留我,而且当时已经申请到欧盟和英国的研究基金,我在那边会做得很好。但我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决定回新加坡。后来我跟我的学生说,你到任何一个单位,都不会是非常完美的,每个单位都有好和不好的地方,也都有不同的人,有的捣蛋,有的干活,但我的体会就是一条,任何组织如果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有干活的人,就像我以前当农民一样,我自己不捣蛋,当一个干活的人。 高渊:2008年至今,你一直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你现在是新加坡公民吗? 郑永年:不是,我现在还是中国公民,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我也没有考虑过要申请新加坡国籍。 高渊:这些年来,你在中国知名度很高,很多人都以为你是新加坡学者,甚至不知道你生在浙江余姚。你始终保持中国国籍,却又常年在新加坡工作,会觉得不方便吗? 郑永年:以前确实不大方便,尤其是去欧美国家,用中国护照手续相对麻烦些。现在好多了,而且我也不想老是出去开会,很多国家来请我,我也可以借此推脱。因为没时间,我就喜欢待在办公室里看书写作。 高渊:现在户口在哪里? 郑永年:我以前一直是北大的集体户口,今年我把户口放到我的老家余姚市郑洋村去了,办了新的身份证。我现在是农民身份证,但没有土地,因此是“失地农民”。 高渊:你打算一直保持中国国籍吗? 郑永年:对我们这种人来说,要放弃中国国籍是比较难的决定。倒不是说有多么抽象的爱国主义,就是觉得怪怪的。我1990年就去美国,要放弃中国国籍早就放弃了。其实在国外将近30年,我一直用中国护照,也习惯了。这些年我不知道换了多少本护照,以前要求五年换一次,最近这些年才是十年一换,但因为经常出国,两三年就用完护照页了。我想以后写一写我的护照的故事。 高渊:准确地说,你是“常年在新加坡工作的中国学者”。这样的双重身份,对于你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利弊? 郑永年:当然会有点困难,主要是认同上的。80年代我读马克斯·韦伯的书,他有个理论概念叫“价值中立”,至今影响我的学术态度。 当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你要完全中立是不可能,因为即使没有政治上的影响,也会有文化上的影响。就像我们东方人看西方,和西方人看中国,因为文化上的差异,要假装100%完全中立是不可能的。 但可以尽量争取做到价值中立,这是可能的。所以,我观察政治,包括观察中国、新加坡、美国的政治,尽量不把自己的情感加进去,这样的学术态度虽然比较难,但还是有可能的。而且,中国本身也有这个传统,司马迁写历史,就是要公正、持中,这是目标,是价值观。 实际上,对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中国学者来说,用西方那一套理念发表作品,要容易多了,但我不能这样,做学问还是要追求接近真理。更何况,向世界解释中国是中国人的责任,不是西方的责任。我是谁:“有态度地去做事,不参与那些无谓的争论。我观察政治,但我不参与政治。”高渊:你在中国有很高的知名度,你对此有没有感到过惊讶? 郑永年:实际上,我大部分的学术著作都是用英文写的,当然有几本翻译成了中文了。我经常被人误认为是专业的专栏作家,实际上我是写书的,也编了很多书,当然专栏也在写,但是业余的。写一篇学术文章或一本学术著作,可能没有多少人读,因为太专业,但专栏文章的读者多很多,这在任何国家都一样,这就是大众化。这也符合我的价值观,要写普通人看得懂的文章。 高渊:从什么时候开始为报纸写专栏? 郑永年:1996年底开始的,已经持续21年了。一开始是为香港的《信报》写,从2006年开始给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写。一周写一篇,从来没有停止过,现在要停也停不了,因为习惯了。 刚开始写专栏的时候傻乎乎的,把一篇很长的文章寄给编辑,编辑再分拆成几篇发。所以万事开头难,后来写起来就容易了。当时《信报》要求每篇在2500字以内,后来在《联合早报》越写越长,最长写到过5000多字,现在控制在3500到4000字。我在早报上的专栏是星期二发,只有出现非常特殊的情况,才会晚一天。比如,上次李光耀先生去世,那个版面基本上都是纪念他的文章,我的专栏就推迟了一天。 我的专栏是把学术思考和时事结合起来,比一般的时评更学术化,但语言会比较土一点,农民也能看得懂。 高渊:这些年来,外界对你有不少评论,有人说你是保守派,也有人说你是自由派,你自己怎么界定? 郑永年:其实我自己也搞不清,我希望是实事求是、就事论事。我基本上会把中国现在所发生的事放到中国的历史,放在东亚的历史,放在世界的历史来看,一定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地图上看,才能看清楚,所以很难说有什么意识形态。 有一位记者曾问我,如果你一定要有一个立场的话,你自己怎么形容?我说我是中国的自由主义,不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我认为,中国现在有太多的西方自由主义者,有太多的西方的左派,有太多西方的经济学家了,我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用中国的方式,而不是西方的方式研究问题。 高渊:你怎么看待西方? 郑永年:我觉得中国的不少学者既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西方。我比他们了解,至少我不会像国内有些学者那样崇拜西方,因为我看到了西方的事实,我不会轻易相信西方的教科书,我了解西方的制度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高渊:很多人很崇敬你,但也有些人会批评你,你在意那些批评的声音吗? 郑永年:这些年来,常有人批评我,说我是不是在投机?我对人家怎么说我,都觉得跟我没关系,文章只有写的时候是属于自己的,写完了就不属于自己了。其实,很多人所理解的郑永年,和我自己所认为的郑永年可能是两个人。说到底,还是要做自己的事,有态度地去做事,不参与那些无谓的争论。我观察政治,但我不参与政治。做智库:“自己不能是利益相关者,否则就不可能客观,这是人的本性,屁股会指挥脑袋。”高渊:你领导的东亚所是个知名智库,你认为什么样的智库才是好智库? 郑永年:做智库的关键是要说真话,只有说了真话,政府和领导人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没有真话,哪里能有好的决策? 像我们做智库的人,上至总统部长,下至流氓地痞都要接触。更重要的是,自己不能是利益相关者,否则就不可能客观,这是人的本性,屁股会指挥脑袋。 高渊:你现在经常去中国,主要是参加各种会议吗? 郑永年:我非常有选择地去中国参加一些论坛,像每年全国两会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高层发展论坛,像上海的中国学论坛等。有的论坛太虚,我参加一次就不再参加了。 其实我还是个农民,我更喜欢到处看看。我现在回国最主要是做些调研,我在广东有不少调研点,那里离新加坡近,像珠海、南海、顺德、东莞等都比较方便,老家余姚也经常去。 高渊:地方政府给你什么头衔吗? 郑永年:余姚和珠海市请我当顾问。尽管这些年做了很多政策咨询,但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研究者。我也更认同东亚所是一个研究机构,不光是智库,因为我们做很多的学术活动。如果没有学术关怀,政策咨询是做不好的,只会越做越浅。 高渊:作为一个经常做政策咨询的学者,你觉得应该和政府保持怎样的关系? 郑永年:首先要了解学术和政策的差别。做学术就要标新立异,我们两个人观点一样的话,不是你发表不了论文,就是我发表不了。而政策刚好相反,关键要有共识,我们几个人没有达成共识的话,就没法出台政策。 我喜欢打一个比喻,我们学者跟社会的关系,就像医生和病人。医生凭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给病人看病。如果没治好,很多学者喜欢说病人的病生错了,而不是说自己的知识经验不够了。而政府官员比学者更像医生,他们必须要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要研究社会,也要了解政府的想法,底线是不要把病人治死。 高渊:东亚所的研究方向是不是就是中国? 郑永年:以前只研究中国,因为当时新加坡还没和中国建交,所以用“东亚”来“掩护”一下。现在已经名副其实研究整个东亚了,包括日本和朝鲜半岛。研究人员是40多人,加上十多个行政人员,一共50人左右。 高渊:作为东亚所所长,你怎么把握东亚所的研究选题? 郑永年:所里的选题,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各个方面都会照顾到。像今年召开中共十九大,中国的经济改革、国企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法治建设等方面都要研究。 对我自己来说,当年去英国的时候,就规划要写“中国三部曲”,第一本是解释中国共产党,2010年已经出版了英文版,这花了我很多年心血。第二本书可能明年出版,解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第三本书现在开始写了,解释中国的国家形态。这三本书是互相关联的。当然,现在又有很多题目出来了,反正是做不完的研究。 高渊:东亚所的经费从哪里来? 郑永年:东亚所创办的时候,是一家政府资助的民间研究组织。后来,创始人吴庆瑞先生留下来一个基金,我们现在一半钱来自于基金,一半钱来自于政府的购买服务。看中国:“中国模式是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现在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高渊:你在美国、新加坡和英国的一流大学学习工作过,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研究水平如何?郑永年:美国人才很多,但现在对中国的研究有很大的不足,就是太过于微观,太过于量化。西方的社会科学有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在18和19世纪,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等几代人把宏观的理论都建立起来了,到二战前后,中观理论建设得也差不多了,走向微观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我上次去哈佛跟傅高义交流,他也蛮担心的。像他这一代汉学家要花很多时间搞调研,但现在的年轻学者很少调研,就找一套统计数据或者民意资料,然后就闭门写论文了。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问题更大,美国还有钱,欧洲要少很多。 高渊:我们自己对中国的研究呢? 郑永年:我觉得,中国的大学有时候比美国的还美国,比英国的还英国,我们的学术思想和评估系统,都比西方还西方。所以我一直说,中国的学术被殖民地化了。 我们的学术不能照搬西方,更不能比西方还西方,特别不能被西方某一派的思想占领。要是一直这样下去,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就没有自己的声音了。我现在有点使命感,所以我从不参加争论,要拿出时间做更多自己的研究。 高渊: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提“中国模式”,你认为“中国模式”存在吗? 郑永年:我相信,“中国模式”是存在的。但这个模式,不是说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中国模式”是世界最好的,也不像另一些人说的那样,中国改革就是要消灭“中国模式”。在我看来,“中国模式”是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而现在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高渊:接下去怎么走会很关键。 郑永年:非常关键。中国归根到底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政治这一步走好了,中国就真是一个新型的大国。就像去年习近平所说,我们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现在西方遇到了很多问题,打着民主的旗号走不下去了。这200多年来,西方国家大部分时间都是精英民主,但现在在大众民主的条件下,哪里有忠诚的反对派,都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这是走不下去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探索好的政治体系,并不只是中国在做,西方也在探索制度重建。 我惊叹于中国这个制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能通过转型,始终一以贯之,我相信中国政治也会是这样。文章选自《解放日报》,2017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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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执政党的政治认同基础2017年11月3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打开了中国和世界历史新的未来。世界亦在关注中国共产党所定出的历史方位,已经和将要对国际新格局形成产生的重要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先进性和领导力,在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清晰地呈现,接下来中国要走的路,亦一一被照亮。 近日,记者专访了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 以下内容根据采访实录整理。 使命意识 记者: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很多深刻而让人振奋的新论断。我们也能够体验和观察到中国过去这五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世界其实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恍若之间,中国和世界都变了,像报告所说的,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有了一个新的历史方位。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个报告的思想和内涵?郑永年: 按我自己的理解,不仅仅是十九大报告,就是十八大以来所发生的变化,很多人都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多年前我就感到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要判断一个执政党,领导人是相当重要的,党本身的使命也非常重要。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中国共产党跟西方的政党是很不一样的,是一个负有使命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认同基础,就是看有没有实现这个使命,具体来说就是向老百姓承诺的要做的事情,对中华民族所承担的责任。这跟西方计算选票的合法性是很不一样的。 从历史的时段上看,中国共产党是在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剧烈运动中,经过各种思想和实践的碰撞之后诞生的,具有鲜明的现代性。 现代性和传统很不一样,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不是去维持什么,就像中国从秦朝到晚清。就在维持一个体系的运转,能有效运转,就是最大的目标了,所谓历史的变化,也就是在维持、重复一个基本的社会体系。但中国共产党站在人类的进步观念,站在历史发展的一边。她需要不断地推动变革。她本身的现代性使其不断地自我超越和超越特定历史阶段。但各历史阶段又是不能割离的。 所以说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包括现在十九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开创的新的历史。记者: 这是一个不断地继承、开拓的过程。正是由于党在实践上的伟大探索和思想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使得中国在实现国家富强与现代化中没有迷航,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郑永年: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年,也就30多年的时间,实际上我们现在也就进入下一个30年。 我们看毛泽东时代,解决了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最困难问题,即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问题。1949年以前中国人民的苦难是痛入骨髓的。 邓小平解决了什么问题呢?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毛泽东解决了一个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的问题,邓小平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的问题,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那么现在,随着十九大的召开,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全面推进各项伟大事业的时候了。 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行动和热情 记者: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们是否可以预期接下来的一些变化?郑永年: 用大白话说,就是要干活,实干兴邦。从现在开始,要干得更多。重点是进行制度建设,这是这一代领导人对自己使命的认同,这一点很重要。 我理解,从现在到明年3月,肯定有很多制度的建设或会出台或在酝酿。记者: 在十九大召开之前,我们还没有形成如此清晰的蓝图——我们大概知道从哪儿来,也知道要到哪儿去,但具体如何走,有哪些阶段,该注意什么,并不是非常的清楚。而现在,十九大报告一定位,就把中国人民带入了一种参与创造历史的热情中。郑永年: 你说的这种社会的感受,从理论上说,其实正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思想所要回答的: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比如,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这30年分成了两个阶段,更具规划性和操作性。越看得见,越说明蓝图的科学,越能激发动力和热情。 可以说,十九大报告深刻回应了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切。记者: 现代性本来是一个多维度的东西,但是因为是西方先行,所以好像形成了一个等级结构,好像要按西方的模式来。但这只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性。其他国家,比如中国,也可以形成自己强大而极具吸引力的模式。郑永年: 现代性需要方方面面地看。 一方面,对于现代性这个概念,你要放到自己的历史里看;另一方面,现代性要放到世界历史里看,两者是辩证的关系。 很多人只是把中国放到西方现代性的语境里面来审视,这个就是胡扯的事情,因为中西方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路径。 每个国家的现代性有它自己的规定,从近代以来我们就在向西方学习,但不意味着我们就只是学习而没有创造,并形成自己的模式和方案。 而现在,中国已经有了这样的成功方案。同时,中国共产党还主张,对任何“方案”都不要生搬硬套,要尊重多样性。 领导力和向心力 记者: 观察一些西方政党对选民偏好的注重,似乎更多是在迎合选票以便让自己继续存在。而中国共产党坚持领导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是为了实现伟大的目标。郑永年: 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方向感,有自我革命的动力机制,而不仅仅是回应外部的挑战。 现在强调四个伟大: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一说伟大斗争,西方人一听可能就容易理解成权力斗争。这是完全错了,不是这个意思,说的是为了使命而斗争,是为了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这是一个政党具有行动力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是不一样的一个政党,我们前面说了,从一开始她就是一个因使命而成立的政党。 要解决问题的话就要有使命感,必须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但这是最低层面的。第二个层面是要与时俱进,时代发生变化了,也要自我超越。但这第二个层面也不够,还要有第三个层面,就是要引导这个时代的变化。这第三个层面是最重要的。而十九大,把这一层面阐述得非常清楚。记者: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一直是当今世界一个令人惊叹的现象。作为中国的政治主体,“领导性”是如何体现在党身上的?郑永年: 我们可以说一下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合称马列主义,这实际上是主义加组织。 党的这个领导性从哪儿来?就是先进性的问题。列宁主义解决了政治主体性的问题,解决了国家角色,解决了党的问题,所以我们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体的。 世界上很少政党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机结合到一起,但中国共产党是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结合到一起的。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性,其先进性的一个来源就是在思想上最先进、最具现代性的那些人。 纯洁党的肌体之所以如此极端重要,也是因为必须保持先进性。西方那样一人一票,选票多的就可以叫精英了,但中国说不是这样的。记者: 世界都在关注十九大,十九大所引领的历史新阶段会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郑永年: 西方会密切地关注中国的发展并调整相应的策略。这种基于经济利益的敏感必会导致政治上的一些变化。而国际新格局也会在这种互动中形成。 我们讲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是明确的,并且中国共产党有强大的动力和机制去做到这一点。 但西方未来怎么样?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去提出这个,未来是一个未知的、不确定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十九大在国际上也是中国的一种软实力。 领导力最终会体现为一种向心力。随着十九大后各种重大变革的推进,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文章选自新华网,2017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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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塑造中国崛起的新国际战略2017年10月26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改革开放以来到今天,中国的外交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和其他几个大国相比。自十八大以来,中共高层一直在讨论“两个百年”目标的问题,即中共成立一百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从这些年的发展趋势来看,在今后的几年里,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实现第一个百年的目标。第一个百年的目标早已经相当明确,具体体现在中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十三五)上,即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更具体地说,就是要在十三五结束时,中国的人均国民所得从现在的9000美元左右提升到1万2000美元;只要实现年均6.5%的经济增长率,就能达到这个目标。同时,中国也正在进行一场全国性的精准扶贫运动,以控制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一般认为,鉴于中共强大的动员能力,实现这些具体目标没有大的悬念。这意味着,十九大之后中共高层会把重点放在实现第二个百年的目标。尽管这个目标仍然需要细化,但大方向已经有了,反映在“中国梦”“中华民族复兴”等概念中。内部的发展目标对中国外交也必然发生重大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帮助了中国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无疑,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的目标,中国仍然需要有利的国际环境。改革开放以来到今天,中国的外交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和其他几个大国相比,中国的成就更是显然。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都在不同程度上挑起和卷入国际纷争甚至战争。但中国外交,用中国自己的话来说,则是“一心一意”谋求内部的发展和外部的和平崛起。这一外交“教义”促使中国能够抓住“国际机遇”。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即从早期的“抓住机遇”到“创造机遇”。在前面的数十年里,中国有效地抓住了有利的“国际机遇”。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作了一个伟大的判断,即认为国际大环境是和平的。在这一判断之下,中国才开始了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也定义了中国外交所应当有的方法,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在90年代,中国进而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战略,一方面加入国际体系,与世界“接轨”,另一方面要在现存国际体系内部“和平崛起”。这些政策无疑有助于中国“抓住机遇”,而中国也的确抓住了当时的机遇。中国加入了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所有重要国际组织,抓住了自80年代开始、90年代加速的全球化进程。尽管全球化也给中国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例如收入差异的扩大和社会的分化,但中国总体上也借着这一波的全球化,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过去的实践表明,如果对国际形势没有正确的判断,就很难制定正确的政策,抓住发展机遇。探索出本身的发展道路经过这几十年的努力,现在中国已经有了足够的能力来为自己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为自己创造有利于内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机遇。十八大以来,在总结前面的经验基础上,中共更已经探索出自己的一条道路,不管是针对大国、中等国家的还是小国。笔者把自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战略概括成为“两条腿、一个圈”。第一条“腿”即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尽管最先是针对美国提出,但这一概念的应用不仅针对美国,也针对俄国和印度等其他大国。习近平本身多次强调,中国要避免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和新崛起大国之间所发生的争霸战争。中国既不想和“守成”的美国发生冲突,也不想和紧随自己的新兴大国印度发生冲突。因此,无论对美国和印度,中国尽力保持克制,千方百计地寻求通过非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冲突。最近中印洞朗对峙局面,在长达两个多月的对峙期间,用战争解决问题的声音在两个国家都很高涨,引发了第二次中印战争的疑虑。不过,两国以和平方式结束了洞朗对峙局面。就中国来说,这可以说是成功地把“新型大国关系”引用到印度的一个成功案例。第二条“腿”即是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尽管“一带一路”涵盖发展中和发达国家,但其主要对象是发展中国家。沿边国家大都是发展中国家,有不少甚至是贫困国家。一方面,中国要通过“一带一路”实现“走出去”的目标,服务于国内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借此尽到大国的责任,为这些国家提供区域的和国家“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用中国自己的话说,就是容许发展中国家搭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这是一种包容式、开放式和参与式的区域和国际发展模式。“一带一路”已经有很多国家加入。即使是从前持怀疑甚至是反对态度的美国和日本,也在改变它们的态度。这两个国家都派代表参加了今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峰会。“一个圈”即中国的周边外交。周边外交可说是中国外交的核心,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地缘政治位置决定的。中国周边数十个国家,如果搞不好周边外交,中国崛起的难度可想而知。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早些年提出的“睦邻”“安邻”和“富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这些年来,尽管中国和一些邻居国家就南中国海问题面临紧张的关系,中国坚守自己的核心国家利益,但中国从来没有动用过西方惯用的“经济制裁”等手段;相反,尽管中国和有关国家政治和外交关系很冷,但经贸关系从未冷却。这也是这些国家之后能够快速改善和中国关系的基础。在国际层面,今天的西方因为内部经济困难大搞民粹主义,导致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使得现存国际经济体系岌岌可危。但中国领导层则清醒地意识到,无论是内部的民粹主义还是外部的经济民族主义,都不是解决内外部问题的有效方式,无论是反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都会雪上加霜。全球化既势不可挡,也是创造财富的有效机制。中国领导人利用各种国际场合,无论是2016年的杭州G20峰会,还是2017年初的达沃斯论坛,或者今年5月北京的“一带一路”国际峰会,都相继释放出继续推进全球化的强大信号。今天中国是少数几个大力推进全球化的国家。同时,中国也在努力探索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主要是财富分配不均和社会分化。例如,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让当地社会的大多数受惠。中国也要实现战略崛起尽管一些西方人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放弃了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的国际战略,但实际上,世界上从来没有像今天的中国那样“韬光养晦”的。从前的大国,在其快速崛起的过程中,无论是成功的英国和美国,还是失败的德国和日本,大都发展出如何扩张,甚至如何称霸世界的战略;但今天的中国努力探索的则是如何和平崛起,如何为世界的和平做贡献。不过,人们也要意识到,迄今为止,中国崛起的不同方面是很不平衡的。总体上说,中国在经济贸易方面进展很稳健,但在战略方面仍然面临巨大挑战。从以前大国崛起的经验看,崛起包括经济上的崛起和战略上的崛起两个方面。无论是大英帝国还是美国,它们是在这两方面同时崛起的。而前苏联的崛起主要表现在军事上,因此不可持续。日本的崛起只表现在经济上,而非战略上。日本因为是美国的同盟,战略上也不可崛起。这也表明,日本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能成为世界大国。中国既要实现经济崛起,也要实现战略崛起。而后者则显然是中国的“短板”。不过,在战略崛起方面,中国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东海、南中国海和处理同印度的关系中。在东海的钓鱼岛问题上,中国并没有对日本的挑衅退让,现在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互动模式。在南中国海,中国几经艰苦的努力,已经改变了从前被动回应的局面,转为主动掌控局面。尽管南中国海问题还没有解决,但现在中国已经处于主动地位,无论是美国还是东南亚相关国家都是对中国的“回应”。相信随着《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进展,各方可以找到更多稳定局势的机制和方法。在与印度的边界问题上,中国在耐心和克制的前提下,也通过各种方式对印度施加压力,和平结束对峙。尽管未来和印度的关系并不容易,但如果中国能够继续把“新型大国关系”应用到和印度的关系,是可以找到一条有效途径的。现在中国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即朝鲜半岛核危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已经面临着双重的国家安全威胁,即来自朝鲜的“核危机”和来自美韩的“萨德危机”。更为严峻的是,如果朝鲜成为核国家,中国的未来安全问题完全没有了保障。今天,中国周边已经有了三个核国家,即印度、巴基斯坦和俄罗斯。如果朝鲜变成核国家,一下子可能增加三个,即朝鲜、日本和韩国。日本已经是一个事实上的核国家,韩国发展核武器也不会有很大的困难了。更为糟糕的是,如果中国处理不好朝鲜问题,台湾也必然有野心来发展核武器。如果那样,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就会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历史地看,一个国家的大国地位,从来不会从天上自动掉下来,而是要经过很多次大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很多次国际大考,通过了,并且考得也不错。但如果这次朝鲜问题,中国考不过,不仅很难成为大国,更难保障未来的国家安全。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说,朝鲜半岛的这次考试甚于1962年美国的古巴导弹危机。如果美国当年不是冒着和前苏联进行核战的风险,来果断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很难崛起成为日后的美国。无论是南中国海问题、和印度的对峙,还是目前的朝鲜核危机,无疑都是对中国的考验。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些也是中国崛起的国际机遇。处理成功了,就崛起一大步。每一次危机,如果都能认真对待,在正确判断的基础上,果断行动,就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实现国家的真正崛起。文章选自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2017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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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希望十九大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伟大转折点2017年10月10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2017年10月18日在北京召开。这一重要会议的召开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日前,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在采访中谈到了他对相关问题的看法。 郑永年教授认为,近年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改革和建设。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国防建设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郑永年认为,制度建设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符合国家、社会与法制的需要。郑永年说:“大部分人关切中国的经济发展、反腐败成就等,但是忽视了十八大以来的制度建设。而十八大以来最使人鼓舞的成就就是制度建设。从十九大后,我们可能会见到有很多的制度得以体现。” 郑永年补充说,制度建设的重点体现在党建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郑永年认为,这四个全面中,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非常重要。郑教授说,强大的党成为了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政治主体,为解决中国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提供了好的平台,这是一些西方国家不具备的:“我们很多欧洲的朋友知道欧洲的问题出在哪里,也知道怎么解决,但是却缺少一个政治主体,没有一个有效政府。目前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出现了一个问题,多党制变为了互相否决制,反对党政治的任务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没有整个国家的大局观,只有党派的利益,所以就产生不了有效政府。从历史角度看,产生问题后谁来解决很重要。这一点中国目前做得很好,像之前说的习近平总书记的个性和治国理政的做法,(都说明)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来解决问题,否则什么都谈不了。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很多别的国家做不了的事情,中国可以做。” 郑永年认为,在治国理政方面“有人在干活儿”非常重要,而中国有这样的行动组织。国家的发展离不开有效政治主体的主导,而这样的政治主体也需要有力的领导人来引领。郑永年说,他曾经在多个场合聆听过习近平总书记的演讲,也曾经与总书记进行交流,习总书记敢于决策的行动派风格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对中国共产党、这个国家、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的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有非常强烈的责任感。他敢于决策。我认为他是一个行动派,注重于行动。” 展望即将召开的十九大,郑永年认为这不仅仅关乎中国未来五年或者十年的发展历程,而是关乎实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百年发展目标的大事。他说:“希望十九大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文章选自国际在线,2017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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