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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民:经济结构的变化将推动保险业改革发展2019年7月9日
专家简介朱民,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2019年7月5日,“第四届国际保险节暨2018年度保险名家颁奖盛典”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由著名主持人杨澜、赵普、百克力到场联袂主持,5500 位保险界精英代表、高管、 获奖名家、保险业高净值客户与百余名重量级知名专家学者、企业家参会,活动由上海鼎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独家创办。 本届大会寻根溯源,以“本源·本末”为主题 ,旨在引导从业者在新的历史时期不忘初心、强本弱末,回归本源。面对全球社会经济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不平衡性等因素,大会特别邀请到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在宏观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为在场嘉宾阐述其对世界和中国经济根本结构性变化的认知,并对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进行展望。 以下为演讲的部分内容: 大家好! 感谢会议的邀请,有机会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希望我能够给各位精英有一个共鸣。我想把我对世界和中国经济的一些根本的结构性的变化给大家做一个报告。 因为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一些根本的变化,我们以前所思维形成的一个线性的波动的、周期性的变化,正在遇到一个迎面而来的面的结构的变化,一个巨大的冲击,这个冲击会影响到各位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而各位的努力也会对未来的变化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我很愿意把我的一些观察给大家做一个报告。 我的题目叫未来已来,用改革开放创新的三种方法,来迎接经济结构断裂性的挑战。未来已来,危机已经过去十年了,整个世界经济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人口老龄化,这和在座的各位密切相关的,气侯变化又是密切相关的,经济结构的轻化,又是和在座各位密切相关的事,都在根本上改变我们整个经济和投资结构,人工智能的崛起正在颠覆整个世界,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从1万美金到15000美金中收入到高收入的增长阶段,未来的三到五年决定中国为的五十年,这些结构的变化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也重要的。 我们面临人口的变化,大家可以看到世界的总人口是在上升的,到2100年世界大概有112亿人口,现在是73亿人口左右,但是人口的分布非常不均衡,但是看绿的,发达国家、中国和美国的年轻劳动力供给,它的顶峰恰恰是08年,曲线到2040年为0,以后是负增长,在减少。而非洲的人口不断的上升,顶峰是2070年,到2100年仍然有五千万每年净劳动力供给,世界人口增长但不平衡,这是我们面临人口的第一个大背景。 把2050年世界的人口和2015年的人口比较,看净增的人口,都在60岁、70岁、80岁,50岁以下净增的人口都是规模相对比较少,但是净增的主要部分在老年人,这又是个很大的变化。日本,大家可以看到2050年净增的人口都是80岁年龄段,连60岁人口年龄段都在下跌,所以这个变化是巨大的。 中国呢?中国同样进入老龄化,大家可以看到在中国,到2050年净增的人口都是60岁、70岁、80岁年龄段的,50岁的都在减少。老龄化的发展是非常快的,不只是2050年,在座一定会活到2050年,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往前看,到2035年的话,对比一下,蓝的柱子是35年的竞争,红的柱子是50年,到2035年60岁以下的人口已经在净减,2050年增长最多的人口是70岁和80岁,老龄化的进展远远超过我们所有人的想象,它在根本上改变我们未来几乎所有的一切。当然在根本上改变你们,也需要你们。 日本是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以日本看,从94年到06年日本老龄化的变化,日本的建筑业萎缩、制造业萎缩、服务业萎缩、金融保险萎缩,唯有健康社会活动、专业科技、通讯等等在上升,整个社会支出,医疗卫生的支出在增长,其他的增长都没有任何变化。所以这个老龄化影响是巨大的,我们都说日本的房地产业经历了90年代泡沫,这是对的,日本的房地产从90年代开工和完成数急剧下跌,房价经过急剧上升以后急剧下跌,现在回到了60年代的水平。日本房地产业当然是有泡沫的原因,但是根本它的房地产业跌的如此的迅猛,是因为他触动了老龄化的恐惧。 老年人还会要那么多房子吗?老龄化是在根本上改变我们未来的最主要的推动力,老龄化产生三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年轻劳动力的供给在减少,所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会变得非常困难。第二个,老年人越来越多,老年人改变整个社会的需求,改变整个社会的供给,从根本上也改变整个社会的财富,当我们老年人多、青年人少的时候,谁来养活未来的老年人,保险就变成如此之重要。老龄化给保险业开创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但是也是新的挑战,人越活越长,我们怎么样设计保险产品,你的客户越来越多,你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你的产品怎么样满足活的越来越长人的需求,保险业是在这个结构性变化中受益和挑战最大的行业,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产业。 气侯变化,我们对于气侯变化可能不太注意,如果我们今天对气侯变化不做任何处理的话,50年以后,地球上人居住人的地方会很少,只有加拿大的北部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环境污染的影响是巨大的。环境污染的原因是因为碳排放的大幅上升,这是一万年我们做的一个测量,每一千万地球有一个热周期和一个暖周期,热周期一千年碳排放有上升下降,直到工业开始,碳排放直线上升,是因为我们消耗更多的能源、石油、煤炭,所以控制气侯的温度变化核心就是减少碳排放,就是提高能源的效率,这个变得特别的重要。 但是我们看这一排,从每美元的GDP需要排放的碳来看,中国是1.01,美国是0.3,日本是0.19,所以我们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5倍,所以能源效率还很低,所以整个环保污染治理、能源有效性,都会成为未来新兴的产业,这也给保险业开拓了一个完全崭新的领域。 我们对环保的基础设施投资中国急剧上升,会超过美国,我们在环境污染治理、工业污染治理的投资都是以万亿计的数量规模,而现在在这个领域的保险也正在开始。城市环境的基础设施投资都在不断的增长,全球可再生能源整个投资和产量都在上升,因为科技的发展,再生能源的成本在急剧的下降,所以能源正在从传统的煤走向油,油走向天燃气,天燃气走向再生能源,这是一个完全新的领域,保险和再保险的未来也在根本上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举个例子来说,我想说明一下冲击会有多大,今天全世界电动车占一般的汽车的产量是1.12%,我们国家的目标是到2030年把电动车的规模达到整个汽车规模的40%,如此巨大的目标和变化,我觉得这个很难达到,但是努力很重要。生产汽车发动机的企业会怎么样,整个汽车的底盘、仪表、架构,整个行业会发生根本性的洗牌,跟随的保险业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经济结构轻化,这又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整个经济从危机以来是持续的低速的阶段,投资和贸易都不是很强,投资从08年到今天相比,与07年预测的结果,大概美国为例跌了25%,所以这个社会从重投资走向轻资产,走向服务业,服务业的比重高居不下,一直在70%。未来主导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消费,在发达国家消费的推动力越来越大,在中国消费的推动力越来越大,消费越来越多的服务业,这又是一个根本的变化。我们会消费这么多的教育、医疗、娱乐、旅游,所以整个的经济结构在这里又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中国今天进入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大家看到我们人均GDP上升到一万美元左右,我们GDP到6.2、6.3左右,未来的经济怎么走?一个重大的变化是走向服务业。 我们可以看到,红线是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蓝线是制造业比重不断下降,这是中国现在的情况,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但是问题是这条曲线,我们看到工业仍然比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高20%,所以挑战就是如果我们服务业的比重不断上升,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工业,那么服务业比重上升的同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下降,所以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包括在座所有的保险业也变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把服务业分成两个类型,一个是市场化的服务业,银行、保险,一个是非市场化的,教育、医疗,这两个劳动生产率的差别特别大。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和世界比这个趋势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的金融,包括在座的各位,劳动生产率高于世界的趋势,红的是中国,其他是其他国家。我们的零售、电商,高于世界水平很多的,随着人工智能的话,未来金融业也会走向这个趋势,但是我们的健康、医疗、教育还是低于世界水平很多,这是未来的发展机遇。 第四,当我们面临这些根本的结构的时候,人工智能正在全面颠覆我们的未来,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我们了解人工智能都是从阿法狗这个机器人战胜了韩国的选手,但是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阿法狗以后,阿法零战胜了中国的选手科杰(音),阿法狗是训练这个机器人下棋,用人的棋谱和思维方式,用它的强的算力来战胜人。阿法零没有下过一盘棋,它只是用这个机器告诉下围棋的根本原则是什么,让机器自己跟自己下,它知道这个原则以后不断的学习和创新,所以在五天之内阿法零打败了阿法狗,在25天以后阿法零打败天下无敌手。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因为阿法狗是学人的智慧长大的,阿法零是超人的智慧,是告诉它一个规则,最优的一个机器。25天以后科杰(音)上它不下棋,阿法零不下棋了,今天这个广泛用于各个行业,这在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人工智能的理解,机器可以自己学习和发展。 我们把这个人工智能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计算机,现在已经全部机器化了,第二部分是推理和视觉,现在基本上完全可以智能了。第三个部分,现在逐渐正在走向的是逻辑的演化、规划最优,这是已经走到一半了。第四个阶段是创造力,我们不知道它会不会产生一个新的爱因斯坦。第五个阶段是智慧,我们不知道它会不会产生像中国老子和孔子这样的悟性。但是在今天这个人工智能的情况下,它已经能够产生足够大的应用了。 这是我们给机器一个命题,说秋水,机器自己写了一首诗,我们说给这首诗谱曲,机器给它谱曲,我们说能不能演唱一下,机器演唱,这就是这首歌。 操作系统还没有人工智能化,以后再请大家听这首歌。机器不但取代劳动力,还在取代人的艺术能力,这个变化是很大的,所以马云,包括IBM的总裁都说,人工智能正在根本性的改变世界,人工智能未来仍然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它会不会产生爱因斯坦,但是我现在在给深圳做人工智能的发展规划,这个过程中我学到很多东西,就是把已有的人工智能技能,我把它总结成十种最根本的能力,现在已经完全模块化。供应链成熟,这十种技术的应用就是了不得事情,包括计算机视觉,包括语音和声音感知,自然语言处理,搜索、信息处理和知识提取,预测性分析,规划和探索代理,语音生成,图像生成操作和控制,导航和移动。保险业是场景最丰富的行业,所以我们可以预测保险业将是最根本和最早被人工智能全面颠覆的产业,在座的准备好哦。 剩下的,就是所有的彻底的数字化,我们讲文本的数字化,语言处理数字化,信息数字化,多媒体数字化,人际沟通数字,物联网全面数字化,最后出现数字化栾生。 到2020年以后,随着5G的出现,我们的生活将发生根本的变化,整个的医疗、教育、金融、零售、政府、制造都在发生根本的根本的智能化的变化。工业的产业链的变化,预先维修、优化,这个都很普遍了。我在深圳看到制造业走在前面的,这个也是保险业现在正在用的一个新的技术,就是三维智能空间,一个是垂直的生产空间,一个是垂直整体的供应链管理空间,一个是在这个过程中产品设计和产生的周期完全自动化。根据信息的返回,根据这个产品在留存中的变化,现在产品完全是自我生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革命。中国的人工智能前景非常远大,在制造业,我刚刚说了,我们的机器人,韩国每一万个员工有520个机器人,中国只有20个,所以机器人和自动化空间很大。 制造业的服务业开始走向世界,这又是一件很大的事情,物流,我们看到以前物流都是人工的过程,都是人搬、人捡、人理,今天全部智能化。现在物流正在从生产地开始逐渐全智能的送到消费者的手中,打包、交换、转型,我们现在满街看到快递小哥,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所有的快递小哥,只占整个物流业的7%,物流业是一个巨大的行业,物流业占整个GDP12万亿人民币,是GDP的15%,你能想想从7%再扩展的话,这个未来怎么样。制造业的智能化未来会怎么样,金融业,特别是保险业,因为场景,汽车保险现在已经几乎全部自动化了,以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结合卫生医疗的系统等等也在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很大的,医疗,我把国内在座的医疗的人工智能企业列了表,做远程预防和护理、诊断支持、医疗方案支持、研发,现在无数的企业在做医疗,而这些医疗企业收集的信息在根本上改变保险业的精算。 我把我们国家主要的人工智能企业,把它归成这张表,它分成应用层、技术层和基础层,分成金融、安防、无人机、家居、医疗、客服、个人助理、移动互联、无人驾驶、机器人、综合性巨头十大类别。我觉得保险业正在被颠覆,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 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数据好、场景好,这是保险业,供给还比较弱,所以有待于各位发展,但是视觉与图像应用已经开始领先,这是我们现在保险业用的最多的。中国的规模产生技术,我们看到这个红线是中国的零售,电子商务占商务的比重2013年超过美国,阿里巴巴每秒钟处理的速度是12万,远远高于美国同类公司的3倍左右,这个场景带来的变化,谁又是保险业很大的有适合未来的变化。 把所有这些放在一起的话,我们正在面临一个深刻的结构性的变化,面对这些变化,我们能做的就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创新。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去年宣布中国全面的金融开放、全面的制造业开放、全年的服务业开放,这个正在实行。在大阪宣布了五大领域的开放,进一步改革开放是中国未来的主潮流。与此同时,国家高度人工智能,在2030年,十年以后把人工智能的水平提到世界最高的水平,这是一个很大的目标。所以人工智能变成了最后的我们来面对这个结构变化的很重要的方面。他已经跟我说谢谢您,意思就是你的时间没有了。 中国现在处于历史的关键点,我们从三千美元走到一万美元,在这个分界点,能否走向高收入国家,进入台湾和韩国的这个曲线,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会落入永远的中收入陷阱,那就是马来西亚、墨西哥和巴西,在这个关键的根本的结构变化,就是我刚才讲的,人口、气侯、产业结构的轻化以及整个经济的智能化,这个会在根本上改变未来。如果我们能顺利的实行转型,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就能继续发展,所以这是特别关键,也是特别重要的。在整个的挑战中,所有这些挑战都和保险业息息相关,未来是巨大的市场,未来是巨大的机遇,未来是巨大的颠覆,未来是巨大的挑战,我希望明年在这里再开这个大会,所有人都是赢者,会继续在这里,当然输者也是必然会发生的,我预祝大家都成为未来的赢者,谢谢大家!文章选自人民网,2019年7月7日
专家观点 朱民 -
朱民:世界共享中国改革开放成果2019年7月7日
专家简介朱民,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第十三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也就是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三届新领军者年会7月1日在大连开启。来自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0多名嘉宾将围绕“领导力4.0:全球化新时代的成功之道”展开两百多场讨论。 作为达沃斯论坛的老朋友,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见证了中国怎样在达沃斯论坛发出最强音。 我们在论坛遇见朱民的时候,他刚刚结束一场有关中国经济前景展望分论坛的演讲。连续20年参加达沃斯论坛,他越来越感受到世界希望了解中国,希望中国参与共建世界治理机制的迫切性。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夏季达沃斯也是(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达沃斯以外的唯一的世界性的会议,参会的人越来越多,现在都已2000人以上。 朱民表示,中国在达沃斯地位的变化,也是中国在世界地位不断提高的一个缩影。越来越多的世界领先企业选择同中国合作,看中的不仅是中国的市场潜力,更是中国不断扩大开放、引领世界发展潮流的智慧与能力。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11项金融开放,到这次大阪提出的五大开放,然后又最近提出的外资企业的(准入)负面清单一系列(举措)。所以中国的市场是准入方面是全面打开、产品全面打开、地域全面打开,特别是通过这次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坚定不移地拥抱全球化,我觉得这是世界企业界最大的信心。 朱民表示,中美重启贸易谈判,对全球经济发展是个利好信息。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保持了经济运行的平稳。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改革红利永远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中国所谓的传统的低劳动力竞争优势不再存在的时候,出现了科技,出现了人工智能,所以中国迅速地抓住这个机会,全面地推创新、推高科技、推智能化,那么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坚定不移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又支持了世界。文章选自央视网,2019年7月2日
专家观点 朱民 -
朱民:全球科技产业链不可分拆2019年7月3日
专家简介朱民,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在7月1日举行的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又称“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意让美国公司继续销售产品给华为,说明了全球科技产业链的不可分拆性。 他指出,美国不给华为供货严重损害了美国作为一个开放和自由的科技市场的信誉,对美国科学和企业界的伤害巨大。 朱民指出,2018年,全球芯片市场规模为4780亿美元,其中,中国进口超过3000亿美元。“如果中国不进口,这些芯片卖给谁?工厂丢掉三分之二的需求,它的利润和股价怎么走?”朱民指出,科技行业的产业链是最为全球化的,而且也是不可能分割的。当然美国对华为的后续供应可能还会遭遇波折,但还是应该努力推进科技产业链的全球化。 朱民指出,这件事也给中国科技企业提出挑战。如果一个产业链上的一个环节卡住了,企业就没办法进行生产,那么其销售就会受制于人。中国投资建设自己的芯片产业核心工艺、技术已经越来越紧迫。 针对科技的标准,朱民认为,标准是不会变的,全球不可能出现多种不同的标准。统一的标准为全球科技企业产生竞争动力,“谁走在前面,专利越多,争取制定标准,就越有能力打破世界的封锁”。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9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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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民:全球危机永远是从流动性开始2019年6月19日
作者简介朱民,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作者简介徐钟祥,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后。 在稀疏的线索中探索未来。这就是我们的观察:《危机10年:我们面对的未知市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 因为宽松货币政策,对银行的严监管,全球金融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银行资本充足且流动性改善,低利率环境下,保险公司盈利弱化,资产管理公司发展迅速,全球所面对的金融风险和挑战在结构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为重要的世界金融新生态的变化之三。 一、 银行业资产负债表趋于健康,流动性大大改善 全球金融危机后,多国央行采取的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带来了全球持续低利率的环境,使收益率曲线向上倾斜,短期收益率小于长期收益率。低利率的环境对银行是极其有利的,银行可以通过较低筹资成本向储户借钱,再以相对较高的长期利率放出贷款,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危机后的全球低利率对银行是有益的。此外,危机后,美国、英国和欧盟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对原有的金融监管理念和规则进行改革,第三版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一致通过标志着全球新的金融监管体系得以确立。在监管收紧和市场监督加强的背景下,银行的资本缓冲提高了,整个银行业的核心资本率在危机后不断上升。整体来看,全球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趋于健康。 如图 1所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资产规模不断增加,到2012年达到近60万亿美元的顶峰,此后逐年下降,到2017年降至约53万亿美元。而银行总资本持续增加,到2017年已近4万亿美元,全球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持续得到改善,经调整后的资本充足率在2015年之后超过7%。从流动性角度来看,2008年以后,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所持有的长期资产比例出现下降,对如同业拆借、质押式回购、大额可转让存单等短期批发性融资的依赖性在降低,存款比例上升,贷款与存款比例从十年前高位持续下降到2017年接近75%,流动性状况大大改善。 二、 保险公司面临盈利压力,竞争力下降 与银行相比,保险公司更偏爱高利率,这是由保险公司的商业模式决定的。保险公司通过提前收取保费获取现金流,通过现金流投资获取收益,并在后期支付小于本金和收益的赔偿金来获取利润,高利率可以带来较高的投资收益。因此高利率是决定保险公司盈利能力的关键因素。在危机后全球低利率的环境中,保险公司利润受到严重的影响。此外,全球正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美国,欧元区,德国,日本和中国等国家65岁以上人口数占总人口比重在不断增加,日本上升幅度最大。在人口老龄化以及人的寿命延长的影响下,人寿保险公司负债和隐性债务将大大增加,面临中长期偿付危机,进一步降低保险公司的盈利水平和竞争力。为应对较低收益的环境,保险公司在危机后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美国、德国和日本保险公司纷纷降低了新保单的保证回报率,并且重新调整了产品结构和投资组合配置。但是这些调整对于资产负债表的影响非常缓慢,保险公司依然面临盈利压力。 如图 2所示,当保险公司净资产收益率(ROE)低于8%时,则说明公司盈利能力较差,而高于10%时,则公司相对而言比较健康。在美国、欧洲、日本寿险公司中,ROE低于8%的公司比例在危机后都在上升。其中美国在危机后的2014年到2016年期间,ROE低于8%的公司是危机前的近4倍,欧洲情况更为严重。在日本,平均有超过95%的寿险公司在2014年到2016年期间回报率小于8%。可见,在低利率环境下,保险业盈利能力受到巨大的影响。同时, 投资者仍对寿险公司的商业模式感到担忧,这反映在市场估值上。在美国和欧洲保险公司样本中有一半公司目前的市净率低于危机前水平,同时也低于1。反映出人们对低利率环境下未来盈利能力的担忧,以及风险评估方面的困难。 三、融资结构发生改变,直接融资比例在上升 全球融资结构的改变是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市场最重要的一个变化。银行在监管收紧和市场监督加强的背景下,市场金融风险向非银行金融机构转移。危机后,包括美国,日本和欧元区在内的主要发达国家中,全球银行资产规模开始下降,股市和债券市场资产规模上升,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的资产超过了银行的规模。这说明整个社会融资的重心从银行走向市场,以美国为例,主要是走向债券市场。如图3所示,1995年时,美国的银行所有的总资产是5.5万亿美元左右,美国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只有2万亿美元左右,通过银行业融资的规模大大超过通过资产管理公司融资的规模,到2018年,虽然银行业融资规模已大幅增长至约17.6万亿美元,但通过资产管理公司融资规模已经达到约25.1万亿美元,超过通过银行业融资规模。所以,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企业倾向于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而不从银行融资,整个融资结构发生根本的变化。 当社会融资的重心从银行走向非银行机构的时候,流动性的供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全球银行是国际金融中介的关键支柱,他们历来是提供全金融市场流动性的核心。在市场流动性出现紧张时,银行便会提供流动性,原因在于银行所秉承的价值文化是以客户为中心,并与客户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关系,为客户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当整个融资结构走向资产管理公司的时候,资产管理公司便成为了流动性的提供者,然而资产管理公司在文化监管的责任上并不对流动性负责。危机永远是从流动性开始,当整个市场流动性的供给者发生改变时,银行不再是流动性的坐庄者,市场风险增加,这也正是过去12个月里市场流动性波动极其巨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银行是市场流动性的坐庄者,当资产管理公司成为融资的主要渠道时,他们并不是市场流动性的坐庄者,这是当今全球整个金融结构的一个巨大失灵。 四、 影子银行规模继续扩大 FSB定义的广义影子银行是指不属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上市金融机构及金融附属机构的其他金融中介机构(OFIs),侠义的影子银行是指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银行体系之外的信用中介机构。游离在监管体系之外的影子银行被公认为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主要推动者,尽管金融危机给整个金融体系造成重创,但近年来影子银行规模继续扩大。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机后,在欧洲和美国,银行进行了大规模的业务重组和裁员,从多元业务回归核心业务,力图降低成本发展优质资源来改善盈利能力。银行瘦身,导致当市场金融功能被需要的时候,其他金融中介机构便开始再次发挥作用。 据FSB和IMF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29个经济体的其它金融中介的资产规模达到99万亿美元,占GDP比约150%,增长速度超过银行、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的资产增速。侠义影子银行的资产规模达到45.2万亿美元。整体来看,全球影子银行的规模和银行规模的差距在逐渐缩小(见图 4)。可见金融危机后,影子银行发展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10年后影子银行规模还在扩张。此外,在包括中国在内一些新兴国家,游离在监管之外的新形式的影子银行与传统银行的关系连接更为紧密,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上升,增加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五、 金融的集中度在增加 在从银行走向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时候,资产管理公司变得越来越大。根据韦莱韬悦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500家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中,排名前20的公司资产规模占总资产规模的43%。IMF数据表示,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持有大量大型企业发行者债务的资产管理公司数量有所减少,五个全球主要基金持有的单个公司的债券比重也可以高达60%到70%左右,同时,持有新兴市场公司的债券比例超过20%。资产持有的高度集中,导致企业和新兴市场主权债券发行者在市场融资方面高度依赖少数资产管理公司。当这五家资产管理公司稳定时,金融市场也会比较稳定,但同时也说明着当这五家金融机构发生换手或者策略转换时会对市场造成很大的影响。市场是由无数个个体组成,无数个个体相互综合作用的抵消产生了均衡,个体的经济行为对整个市场的影响非常小。当市场高度集中时,均衡不在了,几个主要的大型机构的波动便会影响整个市场的波动,那么市场风险将会急剧地增加。 总体来看,全球金融市场发生了根本变化,银行变得更加健康,保险在弱化,竞争力下降,银行贷款业务从银行向非银行金融机构转移,改变了市场流动性的坐庄者,导致金融结构失灵。同时非银行业的集中度在增加,规模在扩大,全球金融结构和2008年相比有了很大改变,资产管理公司在整个金融系统中的影响不断提升,同时也增加了全球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9年6月12日
专家观点 朱民 -
朱民:老龄化、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在改变未来经济2019年2月22日
专家简介朱民,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2月16日,“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九届年会”在黑龙江亚布力举行,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出席并演讲,他表示有三股力在影响今天的经济,三股力改变未来的经济。⇥影响今天经济的三点是:①增长周期的力;②结构的力,整个的全球经济在走向轻缓;③超级关联,拉美股票市场和亚洲股票市场的关联性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的密切。⇥改变未来经济的三点是:①老龄化,经济学不能解决的问题是老龄化;②气候变化,到2069年大家可以看到世界上如果不给予任何控制的话,按照1.5度的话整个相当大的部分都会变成极度的干燥、干旱和炎热;③人工智能,它正在颠覆世界。下附全文:⇥朱民:感谢东升理事长,感谢田源理事长。今年是第十九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那个时候是在风车山庄的时候,我记得很小,当时亚布力办成了一个中国的达沃斯,为办成中国最好的企业家论坛的理想一直在深耕,现在长到如此的硕大,所以用掌声祝贺亚布力论坛一年比一年办得更好。我也很佩服田源、东升初始创始人的眼界,真是不容易的事儿,因为我知道其中的艰难。⇥会议让我讲讲经济,而且对我特别的宽大,每人发言15分钟,给了我30分钟。讲形势我觉得容易,但是我想我们更重要的是理解未来,而未来达沃斯之所以焦虑,是因为整个未来的经济正在发生非常深刻的结构性的改变,我看全球经济,包括中国经济三股力影响今天的经济,三股力深刻的改变未来的经济,所以我就用我的时间给大家报告一下我的观察。⇥全球经济的第一股力是增长的周期,周期的力。整个经济的增长我们可以看到从危机以来,它有一个很大的反弹,反弹以后逐渐的往下走,红的是发达国家,黄的是世界平均,蓝的是发展中国家,总体是在一个中速的区域,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是非常大的,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还是在一个中速的区间,理解周期是过去十年的经济增长,平均速度低于2008年危机以前的十年,低于2008年以前30年的平均速度,过去10年是中速增长,2008年是全球在过去10年中经济增长的顶峰,今后几年经济开始下滑,这里不存在悲观和乐观的问题,只是一个周期。⇥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会从3.7%降到3.4%左右,2020年会继续往下走,周期的力量,所以没有乐观没有悲观,从整个我们预测的未来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到2022年未来三年可能会低于5%,低于6%,大家可以看到美国的经济跌的更厉害,会从4%左右,今年逐渐的会降到2.2%、2.3%左右。那么逐渐会降到1.5左右,日本的经济会跌的更为的厉害,跌到2020年只有8.7%,这是一个周期。在这个后面很重要的力量,是劳动生产率的急剧的下跌,这始终是我们今天仍然没法理解的一个问题。科技如此的发展,但是科技如此的发展加上全球化的竞争,使得产品的使用价值增加,但按照马克思说它的市场价值在减低,所以利润空间在减少劳动生产率在下跌,美国劳动生产率在过去7、8年危机以来跌的非常厉害,从1.2%、1.3%的增长速度跌到0.3%左右,所以第一股力量影响今天的经济是周期的力量。⇥第二,是结构的力量,整个的全球经济在走向轻缓,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在讲增长的时候,这个黄线是增长,绿线是投资,红线是贸易,整个的贸易和投资都在往下走。发达国家今天的投资和2007年我们当时给它做了一个预期的投资增长比较,今天发达国家的投资和2007年的预期,也就是说假设没有危机的话,跌了25%。十年中少了25%的投资占GDP,你这个经济增加可能强壮?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还是在一个低于2007年那个高的、优的、均衡水平的一个低水平层面,所以投资是很弱的,在过去的十年里面。⇥投资弱,经济增长更多的是由消费主导,而不是由投资主导。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红的,红的是消费,占GDP的比重,蓝的是投资,发达国家消费推动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新型经济国家这是第二排,消费的比重也是越来越大。所以它越来越成为一个消费主导的经济,理解这一点也很重要。⇥服务业仍然居高不下,美国的服务业今天还是占78%,欧洲占74%,危机的时候都说美国的制造业太低,服务业太高,所以美国奥巴马开始要把制造业拉回去,当然没有成功,包括现在特朗普也是想这么做。服务业的比重居高不下,在欧洲还在上升。所以整个经济在持续转型,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发现人的需求偏好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发现如果把今天的人消费的结构和十年前比的话,现在的人消费更少的物质产品,消费更多的服务业。我们做了一个统计特别有意思,整个服务业增长的速度远远快于商品的制造业,我们用的是人的居民收入增长,比如说每一块钱今天和十年前比,你有多少比重花费在进口的物质商品上面,如果这个比例是不变的,我们称之为收入的进口消费弹性,那所有国家都应该在这45度的斜线上面,蓝的是发达国家,红的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红球是中国,最大篮球是美国,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45度斜线之下,也就是表明十年后的今天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花更多的钱在服务上,而不是在物质商品上面。更多人的消费是消费教育、消费医疗、消费旅游、消费文化,而消费更少的冰箱或者彩电、或者车,包括车的消费下降了。⇥经济学家有两件事是改不了的,第一,就是对人的偏好是没法改的,人的偏好发生了变化,这个偏好将在未来越来越多的主导经济结构,因为人的偏好决定总需求的结构。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全球贸易的速度增长,在没有贸易战以前贸易已经开始增长了,贸易战以后贸易增长速度会更大的放慢。大家可以看到,从80年代危机以前,全球的贸易增长增长了46%,危机以来到现在十年全球贸易战GDP整体比重是下降了13.6%。第二股力量,我称之为结构的力量,全球经济在轻缓,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说轻资产,轻资产。就是这个市场的感觉到了。⇥第三股力量,是超级关联,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如此密切关联和互动的经济体系里,任何一个人的运动都会影响到其他人。这是我们做的对金融资产,对拉美的股票市场和亚洲股票市场的互动的关联性的问题。我举一个比如说拉美的,这是美国和日本,这是五大州的金融市场,我举一个拉美的例子,96年的时候,拉美的股票市场和亚洲金融股票市场的互动率只有16%左右,随着全球化不断的上升,不断的上升,危机的时候,这个金融资产的关联度高达90%,危机以后有所下降,现在也在70%左右。也就是说,亚洲的股票市场动一个百分点,拉美会动一个百分点,发现拉美更多的时候冲击亚洲。70%以下很少发生这种事情,因为它的关联性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的密切。⇥产业链的形成使得全球经济紧密的联合在一起。2000年的时候产业链的主要的部分是德国,是代表欧洲的产业,还有一个是美国的泛太平洋产业链,中国是通过我们的台湾省,通过我们的台湾省在这个地方,然后通过韩国再到美国。所以当初世界是两个制造业,美国的泛太平洋制造业产业链,今天这个世界变成了三个产业链,德国为中心的欧洲的产业链,美国的产业链变成了北美区,中国成为了泛亚洲和泛太平洋的产业链中心。这个产业链的形成使得制造业和物质生产的经济密切的连在一起。所以全球经济增长的互动性急剧上升。这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观察到过的现象。⇥这是在危机以前,危机以前全球经济增长波动的关联性,这条棕色的线是发达国家,所以他们的关联性比较强,其他的波动关联都低于10%。危机的时候整个的关联性,大家可以看到,一下子高到80%,危机以后有所下降,仍然在40%到50%之间,也就是说,今天的经济是要涨,大家都一块涨,要跌,大家都一块跌。整个关联性从金融市场延展和扩展到实体经济,这是影响今天全球经济运动一个特别重要的力量。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整个经济行为的改变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以前当整个经济行动变化的时候都是自上而下政策的变化,大的世界的变化,而今天所有的人都有手机,能在同一时间得到几乎是同样的信息,在这个时点上所有的人会采取或多或少同样的行为,通过产业链可以在瞬间改变经济。假设我们今天在这个时候同时接到一个信息,纽约地震,华尔街大火,你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股市肯定跌,全球经济肯定有危机,你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觉得该抛的都要抛,东升晚上本来说要请所有人吃法国大餐,说对不起,危机来了我们省省这个钱吧。在座所有的人这样想的话这个市场立刻动摇,贪婪到恐惧之间的变动是分秒之间的变动。恐惧到贪婪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缓缓的变化。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经济波动会如此之快,因为所有人采取同一个行动,同一个方向,这是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最大的经济动力。⇥我一直说“风起青萍之末”,当风起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是哪一片萍叶动了,这是影响今天全球经济的另一个特别重要的力量,它使经济变得不确定和变得动荡了。美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影响我们做了一个测试影响很大,如果美国经济东一个百分点的话,它第一个动的会是加拿大,第二个是墨西哥,它会影响加拿大0.9个GDP的下跌,墨西哥0.75个GDP,也会影响中国0.35个百分点GDP的下降,我们把这个影响分成蓝的实体经济的影响和红的信心的影响,大家可以看到信心的影响在里面起相当大的作用,比如说西班牙和法国,法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法国受美国的直接影响非常小,但是美国影响通过信心影响,通过欧洲和中国影响法国,同样影响法国0.35个百分点。所以整个世界今天是如此密切的关联在一起,信心的冲击影响是如此之大,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在急剧扩大。我们做了一个分析,如果中国的投资下降一个百分点,不是GDP,投资下降一个百分点,影响中国的贸易伙伴GDP的冲击,对大宗商品中国的贸易伙伴,大家可能没想到影响最大的国家是什么?是智利,大家可能从来想不到智利会影响最大,铜、煤、铁,还有什么?我们吃的所有的水果,第二赞比亚,第三个沙特,制造业的国家影响最大的是我们台湾省,中国一个百分点的投资下降会影响台湾省0.8个百分点的GDP,马来西亚、泰国等等,0.4个百分点GDP的下降,所以中国现在对世界经济抑制力是巨大的,我们生活是在一个密切关联的系统里面。大家同方向移动,所以在这个时候很多的时候每个个体都会成为我称之为无辜的受害者,因为这个风起的时候,你的个体挡不住。⇥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就讲三点,还有更为深刻的三个力正在影响明天的经济。⇥第一,老龄化,经济学第二个不能解决的问题是老龄化,经济学没有办法。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算人口从今天到2100年,全球的人口是上升的,今天是74亿,2100年是112亿人口,人口是上升的,但是人口的结构特别的不均衡,这个绿的是发达国家新经济国家,包括中国、美国,他所有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大家可以看到最高峰恰恰是2008年,以后逐渐下降到2040年左右下降为零,以后逐渐劳动力的供给为负,这个红的是南部非洲撒哈拉国家,他们的年龄是不断的上升高峰在2070年一直到2100年,还有5000万的竞争劳动增长率。严重的均衡和不均衡是很大的问题,可以移民吗?谁给他们工作,就业和发展呢?世界远远没有准备好,在这个大的格局下,人口的第二个挑战就是全球老龄化,老龄化讲了很多,我做了一个特别直观的图,这个图很简单,我把2015年人口的结构延伸到2050年,2050年对比2015年净增长的人口在哪个年龄段。这个特别清楚,净增长最多的是60岁的年龄段。我很惭愧,因为我也属于那个年龄段,所以我也贡献了极其微妙的一分子,70岁人,80岁人,而在劳动力的40岁的、30岁的、20岁的增长的部分非常小。日本到2050年相比2015年,日本净增最多的是80岁以上的老人。你说这个经济怎么搞?就是2050年,我想我是看不到了,中国的老龄化同样非常的迅猛,到2050年我们中国整体的人口是下降的,整体的人口我们会下降,但是我们净增的人口里面是在60岁的年龄段、70岁的年龄段、80岁的年龄段,我们40岁、20岁的年龄段急剧的下跌和减少。这会从根本上改变所有的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日本是老走在最前面的,所以我以日本作为案例,1994年和2016年整整20多年的时间,因为老龄化日本的建筑业急剧的萎缩,制造业急剧的萎缩,大家可以看到制造业萎缩,建造业萎缩,服务、金融、保险业在萎缩,房地产业是租赁,租赁在上升,信息专业和健康服务在上升,整个政府的开支里面上升急剧增加的是医疗支出、国防等等其他的开支几乎是不变的。⇥胡总是我们著名的房地产专家,日本的房地产在老龄化之后,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开工、开方和新建,在泡沫达到顶峰的时候急剧的下跌,也许很多人会跟我说,日本的房地产的下跌是泡沫,我同意,日本的房地产下跌有相当大的原因是泡沫,但是泡沫只是触发的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老龄化,泡沫触发了对老龄化的恐惧,日本的房地产从此只会下滑,不会上升。因为如果是泡沫,它可以上升,它可以下跌,它一定反弹,日本20多年来连续的房地产的下跌深刻的原因在老龄化。⇥第二个变化的力量是气候变化,我们对气候变化关注很少,但是气候变化是很严重的,到2069年大家可以看到世界上如果不给予任何控制的话,按照1.5度的话整个相当大的部分都会变成极度的干燥、干旱和炎热,人们能居住的地方只有西伯利亚地区以及加拿大的部分地区。所以这个状况是不能承受的,所以我们必须,产生这个状况很多的原因是因为碳排放,我们做了一张一万年的表,这个指数是1000年,大家可以看到在1万年的期间,人们有冷周期和热周期,所谓碳排放有高有低,但是在最近的1000年,这个碳排放急剧的上升,远远超过人类在任何工业革命以前的时候,碳排放的上升是因为我们对能源的消费急剧的上升。所以要控制温度上升,控制能源的消耗和碳排放变得特别的重要。所以现在中国对于气候变化引起的基础设施投资在世界领先,新能源的成本迅速下降,对再生能源的需求会不断上升。整个的能源变化会引起整个产业的变化。⇥我举一个例子,今天全球的电动车和混合车占全球汽车的销售只有1.12%,今天只有1.12%。未来中国的目标是在2030年把这个新能源汽车占到整个销售汽车的比重达到40%,所以这是为什么要讲电动自动驾驶共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觉得这个市值很难实现。但是只要朝着这个目标走,整个的汽车制造业的产业链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不仅仅是一个发动机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电池的问题,整个的底盘、框架、仪表、汽车的概念根本变化,所以气候变化会引起整个工业的根本的结构性变化,而不是一个能源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大宗商品的价格我觉得不会上升。⇥第三个力量,就是人工智能正在颠覆世界。我们理解人工智能是从AlphaGo,是韩国的顶级选手,但是其实更为深刻的是Alpha零,AlphaGo和Alpha零的区别,AlphaGo是学了13000盘人类象棋学会了,它的项目工程师是一个华人,是一个新加坡人姓黄,Alpha零没有学过一盘人的棋,告诉它的规则是什么,在五天之内Alpha零打败了AlphaGo,在七天之内打破了AlphaGoMaster,在20天Alpha零打败天下无敌手,所以柯洁输了以后哭了,因为他觉得这不是和人在下棋,因为这个棋他从来没有见过,它不只是比你想得快,想得远,它的棋路是新的。如果人工智能给它规则,它就能够达到最优,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所以Alpha零广泛的运用预测、导航等等一系列的,机场、铁路、运输,只要是规则明确的它就去优化。所以这个改变是根本的,这是2000年在瑞士银行照的一张相,一个大厅1000个交易员,24小时全世界交易,当时我是非常的震惊,我想什么时候中国银行能建这样一个交易大厅,我真的是死而无憾了。⇥今天这个大厅空空如也,为什么呢?被机器取代了,机器的交易配售、财富管理远远超过了人做的事情,所以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就业、安全、娱乐,甚至包括军事,无人机在杀人,无人机已经能携带相当吨位的炸弹,机器人负重可以达到500公斤以上,我们还需要士兵吗?所以人工智能的变化是特别迅猛的,人工智能已经遍布金融业、银行所有垂直领域,零售、公司、投资等等的,金融业以后是一个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融合提升效率、提升安全、提升客户的感受。所以这个变化是到来了。⇥那么我们做了分析,人工金融科技对不同银行界的冲击以圈的大小,这里影响都会很大,从现在来看还在支付和零售,而未来来看是公司贷款和财富管理。所以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和发生。人工智能在根本上改变制造业,我们这个做的大数据、机器视觉,这个从设计、生产、检测、运输、仓储、配送,现在几乎普遍运用到了所有的过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给大家讲一件事儿,智慧制造三个维度打通工业企业的数据流,我发现他们在打通第一个数据流,工业互联网现在开始把从车间生产水平的数据垂直到财务、规划,然后上升到云,所以它把垂直的生产的管理部门打通了。第二个它可以把供应链打通。⇥第三个它把整个的产品和设计改变了。也就是说,随着信息的返回每一个产品生产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数据的影像,这个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这个数据影像在不断的更新。这个三维空间通过人工智能打通是未来智慧制造,我可以说对未来的制造业,任何产品都会是,也必须是像苹果的手机一样的产品,不是从市场的需求返回得到的,而是由企业家通过洞见未来和机器的分析得出来新的产品。而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在市场上站住。所以这把整个的销售理念根本的颠覆掉了。⇥当然人工智能使得制造业变成服务业,这是一个最标准的案例。人工智能在物流的领域是巨大的,现在从生产开始、运输、仓储、派送到消费者,而我们现在见到的仓储和快递小哥只是整个物流最后一公里,物流占全世界GDP的比重,大家可以看到,平均占GDP的12%,中国是十二万亿人民币的市场,这是一个巨大规模的市场,而我们最后一公里的物流只占这十二万亿的7%。所以这个物流的智能化这个空间我觉得是非常宽广的,医疗等等。⇥MRT对全球3000家大企业做了调查,就问他们人工智能对你们影响在什么地方?今天他们认为只是在20%左右,就是在效率的提高和产生新的产品,他们认为五年之后就可以提高到60%到80%左右。⇥五年,这是全世界顶级的企业家的对人工智能的反映。我们现在还只是在人工智能的初创阶段。所以人口的老龄化和结构的不平衡,大气温度的提升和对能源的关注和排放,以及人工智能,我觉得这是三个非常巨大的力量,正在深刻的改变未来所有的经济变化,从行业到产业,从产品到效率,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怎么样?中国的经济占世界的发展,在90年代的时候中国只占全球经济的4%,今天中国占到19%,所以中国经济占全球的比例上升的非常快。⇥未来到2020年,黄的部分是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这是用PPP衡量的,这是用市场价格衡量的,都维持在30%左右。所以在这个大的变动的格局下,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不管它的速度是6.5%,还是6%,它增长的能力和动能是在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和驱动力是在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中国经济是两个政策,一个是改革开放的政策,一个是创新的政策,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创新的政策两个政策支持稳定和发展。⇥那么在改革开放,我们会继续看到中国的经济调结构,消费的比重继续上升,储蓄率会继续下降,收入会提高。工业的比重会继续下降,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会继续上升。所以中国经济在这个大的格局下,通过改革继续朝这个结构的方向走,那么与此同时,通过去产能,通过改革对国有企业,包括一系列的政策,包括整个金融改革来提升劳动生产率,我们估计所有的改革可以使中国的潜在增长,多增长一个百分点的GDP,所以改革实际的间接推动力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包括金融改革。⇥那么在科技方面,我们在能源和环保,现在已经是非常关注投入非常大,人工智能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和美国竞争的第二大人工智能大国,那么现在走的也是非常的前沿,刚才我们的校长介绍了我们的科技发展,那么现在是从研究走向科创、走向创新、走向产业化和企业化的过程。那么在这两个力的总和下来推动稳定和发展。⇥所以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很有信心。⇥好,我就此打住,谢谢大家!文章选自金融界,2019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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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民:在达沃斯20年从没见过达沃斯是如此焦虑和不安2019年2月15日
专家简介朱民,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瑞士小镇达沃斯,海拔1529米,人口1.2万,坐落在瑞士东南部格里松斯地区,是阿尔卑斯山系地势最高的小镇。小镇坐落在一条长长的峡谷上,就一条主道,弯弯整整,两边是典型的各色瑞士小店铺,从巧克力到军刀,安安静静,从咖啡到餐馆,干干净净。冬天,店铺往上,则是连边的雪山,陡峭的雪峰,舒展的雪坡,白云围绕。每年一月的最后一周,世界各地的政治领袖、政府高官、商界精英、科学家、艺术家、学者、社会组织负责人、传媒人士等3000多名代表齐聚雪山小镇达沃斯,就为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今年达沃斯天气出奇的好,虽然气温总在零下7-18度之间,整整一周却难得没有下雪,连阴天也没有,天天阳光灿烂。走在大街上,呼吸着1500米高地的新鲜空气,抬头看两边皑皑雪峰,低头听雪踏在脚下嘎嘎的响声,阳光当头,真是满心欢喜。各界代表到达沃斯来,正是来把脉未来经济金融走向,达沃斯论坛的“情绪” 是世界经济金融新一年的晴雨表。论坛的350场讨论议题满满,场场人头攒动;100多场早餐、午餐和晚餐会,讨论的热情冷落了精美的菜肴;更不用说上千场双边会议和会场边的窃窃私语了。但今年会议的讨论并不轻松,经济增长放缓、中美摩擦、民粹主义盛行、政府不作为或短期行为,不确定性不断上升。和去年的乐观情绪相比,今年整体情绪不安。今年,我聆听了王岐山副主席的主旨演讲,并参加了论坛主席施瓦布为王副主席举办的欢迎晚宴以及王副主席与国际工商界人士的圆桌讨论。作为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常务董事,我还参加了世界经济论坛的董事会会议、世界经济论坛国际工商理事会会议、世界经济论坛的“未来金融与货币体系”督导委员会会议、世界经济领袖非正式会议;以及关于中国金融业的分论坛、“贸易的未来”分论坛等会议。我组织和主持了国资委“中外企业之夜”、清华大学“一带一路达沃斯论坛”、“达沃斯中国之夜”等多场活动。期间,我和论坛主席施瓦布单独共进早餐。双边会见了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纽约大学教授诺奖获得者斯宾塞、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斯特恩、以色列创新之父瓦尔第等经济金融界人士和学者。我还接受了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社、CGTN、CNBC等多家媒体的采访。我参加达沃斯论坛20多年来,从听众开始到发表演讲,以后成为论坛董事会董事,又成为董事会的5人执行委员会成员,成为了常务董事。每次参会总会学到很多东西,也常常兴奋,总想写些什么,但20多年来,公务繁忙,每次来去匆匆,总也没时间动笔。今年会议结束后,1月25日,周五晚上,达沃斯突然飘起了鹅毛大雪,把达沃斯小镇又一次埋在洁白的大雪之中。第二天晨起,看着窗外一片白雪覆盖着静谧的小镇,一夜之间, 仿佛过去一周的会议在达沃斯不曾存在,我一阵恍惚。当飞机穿破云雾爬上万米云空时,阳光从窗外辣辣地洒进机舱,一周的激辩又在脑中回荡,这次会议还真有新的感触。我拉开餐桌,打开电脑,开始写我20多年来的第一个达沃斯手札。今年的达沃斯会议和以往有很多不同,特别是一改2018年的乐观情绪,普遍焦虑、不安。倒也不是悲观,只是不安。一切都在变化,四处弥漫着不确定性,2019年好像正孕育着什么,好像又不明确。行前,我收到好友、桥水基金创始人和总裁瑞·达利欧的新年贺卡,打开,是他劲逸的手书:“超过所有的一切,今年我唯一的期许,是地球上的和平。愿变动的力量和你在一起” 。似乎隐喻。在达沃斯的正式活动之间,我挤时间去参加各个分论坛,聆听发言,参与讨论,会见诸多代表,感受达沃斯的“情绪/气氛”。我对2019达沃斯关注的世界热点议题观察如下:1、 除了2009年,我在达沃斯20年从没见过达沃斯是如此焦虑和不安。今年达沃斯整体“情绪/气氛”是焦虑、不安。 倒也不是悲观,但是不安。没有人预测2019年会发生危机,但也没有人认为2019年会是顺利、高增长和高回报的。似乎在一瞬间, 所有以往的架构都变了。会议期间的分论坛讨论,早餐、咖啡、午餐、下午茶,酒会,晚餐会、会后咖啡的交流和激辩,都是关于新一年世界经济金融走向的疑惑;都是关于民粹主义蔓延的争议;都是对气候变化的恐惧;都是对技术变化引发社会和伦理问题的挑战; 都是关于全球治理机制瘫痪的担忧;都是关于中美会否爆发更大范围争端的热议。全球化和反全球化,需要站队吗?到处是分歧。全球经济金融走势仍然是主要关注点。全球经济增长在放缓,会演变成衰退吗?美国10年期国债和2年期国债利率差已经为零,以往这是衰退到来前期指标,这一次呢?美国股市经过20%的调整,还会下跌吗?经济放缓后美联储会从升息走向降息吗?降息对市场的冲击?政治关注主要在美国国内政治变化。新一年美国民主党夺回众议院后和共和党之争走向?特朗普的支持率在下降,支持他的农民在2018年的收入在急剧下降,家庭债务大幅上升,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是历届最低,还会滑落吗?国会会弹劾特朗普吗?这一切会演变成怎么样的美国对外政策“冲击”?时间上,2月份美国政府能开门吗?3月中美能达成贸易协议吗?3月英国硬脱欧?5月意大利银行/金融风险爆发?6月份美国二季度经济增长和就业能稳住吗?10月美国债务上限再次到来,全球金融稳定命悬一线。虽然有无数的争议,但当达沃斯的代表们离开这个雪山小镇时,在他们的心中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2019年唯一确定的事是不确定性,而且不确定性在增大。2、2019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并将在2020继续放缓。宏观上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危机的巨大破坏,过去10年全球平均经济增长率低于危机前的10年平均水平,属于中速恢复。 2018年全球经济3.7%的增长,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的最高点,2019以后,美、欧、日经济周期性下滑,贸易放缓幅度大于经济放缓。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关注宏观数据,但达沃斯有众多的世界500强企业,我也经常听听他们的微观视角和对他们所在行业的判断。他们的判断经常和宏观数据不一致,但今年,他们的判断和宏观数据高度一致。美国企业家对2019年在微观上表示不乐观,尤其是制造业,汽车、化工、矿资源、建筑业、石油业、住房等行业。他们认为特朗普的财税改革影响正在衰减,特朗普宣称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减少各行各业的监管、开放石油出口等进展缓慢。世界各国的其他其企业家比美国企业家更悲观,他们对特朗普的政策表示担忧——担心贸易战和汇率波动,担忧传统国际秩序的变化和新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全世界的企业家都担忧特朗普贸易战会影响和改变全球产业链的配置,因此不敢做任何中期以上的投资。2018年全球FDI已经从2017年1.47万亿美元降到1.2万亿美元,下降了18%,就是明证。企业家表示因为同样的原因,他们对2019年的投资更为谨慎。全球经济下行引发与会者对金融市场的担忧和困惑。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预计,在美国、欧洲经济继续放缓的趋势下,未来货币政策不得不放松。当前央行政策空间有限、民粹主义兴起、政治与社会冲突迭起,在此种情况下,央行将难以应对再一次的经济衰退。他关于美联储加息政策可能改变,从加息转为减息的观点,真可以说在达沃斯激起千层浪。 这样,全球金融市场仍然处于低利率、低通胀、宽流动性,金融市场将继续不断波动,全球投资者都将面临重新估值的挑战。金融危机十年以来,全球增加了约29万亿美元的公司债券,新兴经济体的公司债券增量远高于发达经济体,这是全球金融的潜在风险。美林证券董事总经理Karen Fang、智利财政部部长Felipe Larraín Bascuñán 认为,如果美联储不再加息,给出了调整的空间。在低利率环境下杠杆率其实不高,与债务泡沫并不一样。他们认为,市场可以忍受暂时的资产与债务错配,能够纠正错配,因而债务泡沫破裂的极端情况出现的可能性不高。IMF副总裁David A. Lipton强调必须有一个底线,关注负债企业的盈利能力、利率上升与美元的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冲击等方面,考虑怎么防范可能出现的债务风险,财政、货币政策有多少空间去对抗衰退。我观察到,对于2019年,市场认为需要关注利率、汇率、经济增速下降、中美贸易摩擦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冲击。3、 达沃斯几乎一致认为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特别是特朗普政策不确定性是2019年最主要风险。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与地缘政治议程“负责人Aengus Collins报告,2019年风险预期问卷调查的三个特征之一,即地缘政治问题成为连续三年关注点。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民粹主义继续发酵,发达国家政府普遍不作为或短期行为,企业家普遍抱怨经营环境在恶化。特朗普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在于税改的财政刺激作用已经接近尾声,新的政策尚不明确。财政赤字的压力已经显现,2019年美国将有高达1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以及持续占GDP约3%的贸易赤字。双赤字对美元利率的影响尚待观察,但2019年10月特朗普面临提高美国债务上限的国会批准,我听到代表们都担忧这可能是今年世界的一个重大风险点。政治上,特朗普是历届总统在该阶段民调最低的,他陷于各种随时可能激化的矛盾之中。特朗普和国会的矛盾正在逐渐展开和激化。民主党夺回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国会将加大对特朗普的制衡。代表们特别担忧美国国内政治恶化,包括共和党和民主党矛盾激化、对特朗普的调查深入、美国收入分配继续恶化和新税收政策。代表们也担忧美国国内政治恶化的国际影响,特朗普对朝、对墨、对伊朗、对中导条约、对WTO等政策变化无常。特朗普的思维逻辑是商业经营和企业管理式的,他的行事风格是高调威胁、恫吓、逆反、不按常规出牌,挑战对方底线,其实内心明白,目的明确,作风迅猛。当对手以为他会胡来而准备妥协时,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因为他挟美国的霸权,行动猛烈,故常得以奏效。“政府关门”充分显示了特朗普作风强势和“自我中心”。我的观察,这是工商界非常反感的不确定性。4、 美中贸易摩擦占据了会议各个议题。代表普遍希望中美能在三月达成贸易协议,但企业代表都担心中美三月初可能难以达成协议,或达成短期协议,长期仍然摩擦不断。因为中美贸易摩擦谈判过程中美国要的是市场开放、保护知识产权、公平竞争、国企改革、调整产业政策等更为广泛的条件,这些结构性问题,不是能在短期内解决的。中美经贸长期摩擦,会影响今后数年的投资、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我第一次观察到,代表们都表示美国为了转移自己国内的政治矛盾,把世界拖入贸易争端和巨大的不确定性,不符合国际原则也不道义。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全球贸易环境发生变化,引发全球贸易体系的改革和发展讨论。欧盟贸易委员Cecilia Malmström认为全球贸易体系有两个趋势,消极的一面是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争端等威胁依然存在,同时一些国家对全球贸易规则的无视;积极的一面是很多国家认为全球贸易有很多好处,很多双边的贸易协定已经达成。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Christian Sewing指出全球贸易形势最大的影响是冲击人们的信心,多边或者双边贸易协定的达成对重建市场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Roberto Azevêdo)认为,停滞不前的多边体系是不可行的,多边体系必须不断改进和发展来适应不断加速改变的世界。他指出改变现状的办法不是祈祷,而是参与进来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世界仍然期盼用多边主义解决贸易争端。我参加的一场关于全球贸易的分论坛开始时,现场观众投票结果显示100%的观众认为多边主义仍然是全球贸易可行的方式;43%的观众认为全球贸易走向将是加强多边和双边合作,26%的观众认为合作将减少,21%的观众认为合作加强但只限于双边合作,其余10%观众认为合作减少,将是一个零和博弈。5、 代表们普遍对英国脱欧表示悲观。理性派希望英国和欧洲继续谈判,找到妥协的空间,但现实中,英国议会和欧洲议会都已经表明没有妥协的空间了。剩下只有再次政治决策,即再次公投或改组政府。对英国脱欧,过去两年里,达沃斯整体“情绪/气氛”是英国和欧洲会谈判成功协议脱欧,今年风向大变,普遍认为无论是再次公投或大选,也无论是“硬脱欧”、“软脱欧”或“不脱欧”,脱欧走到今天,英国社会已经分裂,并将引发社会、经济、政治和外交的进一步不稳定,也会引发伦敦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欧洲的动荡。英国脱欧是2019年全球又一个重要风险点和引爆点。英国脱欧对欧盟也形成很大冲击。针对当前英国脱欧、欧洲东西鸿沟、南北分歧等问题,欧盟更大的挑战是如何定义和维护欧盟的身份认同。但显然,多元化的欧盟各国都有自己的标准。在“欧洲新动能”的讨论中,荷兰首相Mark Rutte提出,让年轻人继续保持欧洲人的身份认同感,需要繁荣、共同和集体的安全感、价值。他认为保持成员国之间的公平很重要,欧洲国家要共同承担难民问题以缓解东西鸿沟,欧盟委员会要对意大利、法国的财政预算进行约束以缓解南北分歧。此外,他还提出欧洲需要建立统一的服务业与电子商务内部市场。爱尔兰总理Leo Varadkar与欧盟贸易委员Cecilia Malmström认为团结至关重要,复杂的全球问题需要欧洲共同处理。波兰总理Mateusz Morawiecki则提出要承认欧洲的多元化,并赋权大众。针对如何让欧盟获得内部与外部世界信任的问题,爱尔兰总理Leo Varadkar提出欧盟的政治影响要进一步扩大。波兰总理Mateusz Morawiecki认为欧盟要学会听取人民的意见,同时保持成员国之间公平的竞争环境。荷兰首相Mark Rutte则继续强调信守承诺与坚持规则的执行。关于如何避免类似于处理难民问题的不团结,波兰总理Mateusz Morawiecki认为税收要更加的公平,比如消除避税天堂;此外欧盟要保证成员国遵守相同的标准。桑坦德董事会执行主席Ana Botin提出要强化机构的作用,遵循实用主义,加快服务业与银行业联盟一体化、保证相似金融功能机构的税收公平。我明显感到,英国面临脱欧之难,欧盟在英国脱欧的冲击下,欧盟的身份认定和前景有更长的路要走。6、 全球化4.0时代,多边合作仍是解决全球化问题的可行方式。在“塑造全球化4.0”分论坛中,与会者们的讨论主要围绕着“如何联合世界力量来打造更包容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架构”这一问题展开。挑战仍然重重。IMF首席经济学家Gita Gopinath从贸易不平衡的角度讨论了全球化的变化特征。她强调全球化带来了众多好处,从国际贸易来看,全球化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生产效率等等。然而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即便我们创造了最完美的系统和秩序,也将会有一部分人失败,那么国内的补充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美国微软公司CEO 萨提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指出,当前全球化主要面临着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和公平分配难以实现的双重挑战,如何打造全球化的下一步架构,实现公平增长的美好愿景?需要合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技术增长和资源创新等发展机遇,转变思想方式,以推动全球化的本土化来应对各国的实际发展需求。新兴技术的发展推动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亟需我们进一步重视对于数字安全、网络安全、未来工作的技能需求等未知挑战的应对。日本城镇可持续发展公司RDND联合创始人兼通信总监Akira Sakano指出,应对“全球化4.0”带来的众多挑战例如难民安置、粮食问题、民主化和人口老龄化等,必须让全球有关各方都参与进来,将维护社会及民族凝聚力放在首位,通过协同合作达成共同目标,推动全球化进入下一个公平增长的新台阶。标普集团总裁Douglas Peterson指出,价值链的重要影响之一是促进科技发展,使得本土中小企业有机会加入全球贸易中,成为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每当价值链有较大的发展时,均伴随技术的快速发展(包装与运输的标准化等)。供应链的发展在未来将逐渐模块化,在3D打印、AI技术的推动下会更加全球化或者更加本土化。因此地缘经济(包括税率、政府关系等)逐渐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基础建设是提升供应链的基础,而目前基建设备落后是限制全球发展速度的原因之一。印度SCA集团董事Bhairavi Jani认为,孵化器和加速器等机构运用资本的力量使得小型科技公司在全球的革命中有机会扮演重要角色,推动价值链的发展。价值链的形式也逐渐多元化,价值端也不再固定,流动性取决于公司投入的方向,并且会不断的在国际贸易中变化转移。Jani最关注的是如何提升人们学习技能的效率,以及价值链是否可以完全信赖科技手段。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演讲指出,全球化当前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风险,十年前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犹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和国际保护主义的抬头,使得人民对经济增长信心低迷。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消除贫穷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际组织和体系需要直面问题并加快改革速度,应对新兴经济体日益增长的合作需求,各国不应该只局限于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而应该求同存异打造共赢。在此基础上,默克尔总理进一步强调多边主义的不可或缺性,以及推进全球化的合理架构需要世界各国摈弃旧的思想方式。我对兰德公司资深政治学者Michael J. Mazarr发言印象深刻。他总结了国际秩序发展的三个阶段,从国际秩序和全球化的历史中总结,我们现处于一个全新的秩序中,国际秩序是否能继续发展取决于我们是否有一个全新的根本的意识形态,技术的改进或更聪明的政策是远远不够的。尽管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争议不断,与会代表认为,全球化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生产效率,但难以避免会有一部分人在全球化中受损,因此应建立充分的国内补充和支持政策。建议让有关各方都参与进来,通过协同合作达到共同目标。各国不应只局限于本国的利益,而应求同存异打造共赢。这一过程中多边主义不可或缺,推进全球化的合理框架需要世界各国摒弃旧的思想方式。全球化可以实现多赢,但必须不断改进和发展多边体系来适应加速变化的世界。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提出一个重要理念,他在欢迎致辞中指出了全球化和全球主义的不同,全球化已经是一个现实,并会不断向前推进。如今,地球没有疆界,每个人是地球村的一份子,所有人都是互联互通的,这种联通关系还会继续增加。全球主义是一种哲学理念,世界经济论坛不支持没有任何限制的全球主义,全球化4.0应该更以人为本。同时,他强调全球化4.0应该更具包容性和持续性。7、 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仍然是大家关注的热点。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交锋中,联合国在3年前制定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似乎被遗忘到了一边。 在达沃斯讨论中,非洲和发展中国家再次强调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从文件到落实。据估测,目前每年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资金缺口大约是2.5万亿美元,如何融资?论坛与会者讨论了公共机构和私人部门如何合力达成这一目标。卢旺达总统Paul Kagame分享了本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强调公共和私人部门共同努力、国内税收筹集、采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性,卢旺达的增长率多年保持在7%-8%。IMF总裁Lagarde对未来发展的预测肯定了需要增加国内资源调动,以及最关键的是有效支出。同时,国内资源调动无法达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资金数额,私人部门商业必须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低收入国家不是要花钱制定新的战略计划,而要采取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将其转化为行动。ONE、RockCreek、TPG Growth三家致力于兼顾社会责任和企业利益的公司创始人和高管则表示,私营部门具有推动发展成功的巨大能力,可持续发展目标明确,但很难转化成真正的投资,挑战在于找到公私合作能够真正协同发展的解决方案,以及如何衡量和找到优秀的投资。Rise Fund表示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公私合作。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GDP不足以衡量一个国家的进步。为了更好地衡量经济和社会进步,人力资本、福祉、创新等指标也应该考虑在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数字经济项目主任Erik Brynjofsson指出,GDP和福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GDP可以衡量生产率等一些指标,但无法衡量一切。他认为我们应该采取更好的度量方法,二十一世纪我们需要基于利益的指标,而不是生产性指标。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创新与公共目的研究所创始人Mariana Mazzucato则指出了巨大的GDP数字背后的危险,英国的经济增长是消费驱动的,而消费又是债务推动的,这会带来经济危机的风险。她认为GDP只计算价格,却忽略了社会价值。新西兰总理Jacinda Ardern也赞同GDP的测量范围需要扩大,她以近期国际贸易争端和英国脱欧为例,从政治层面指出政策不是提供短期的解决方案,仅仅关注国家经济层面是与人脱节的,人民的福祉必须成为政策的核心。阿联酋幸福和福利国务大臣OhunyBint Khalfan Al Roumi以健康指标为例,指出医疗保健方面的数据忽略了人的体验,政策的制定一定要对成本、收益和福利进行全面分析。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Angel Gurría指出,一方面当GDP达到某个水平,人们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一些人则寻求社会的进步以解决移民、贫富差距、难民等社会不平等问题。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确实需要一套具有可比性的指标,可以通过比较找到更好的政策措施。会议也探讨了对当下脆弱经济体存在的担忧以及分享了各国家及群体援助工作的成果。国际救援委员会主席David Miliband表示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担忧,未来几年,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增加了对脆弱国家长期投资的疑虑。其中,缺少政治体系国家的权力可能会逐渐为民族政治与宗教让步,最终会导致国际政治体系比冷战和二战时更加脆弱分裂。国际红十字会主席Peter Maurer认为同意David观点,并分享了红十字会在支持脆弱地区发展时遇到的问题:1)原本用于长期项目的资金往往使用到短期目的中,2)人们的需求与援助能力之间差距逐渐增加,3)公众对“脆弱”的定义存在误区,往往这些国家和地区可以自我帮助只是缺乏必要的支持。未来,Peter将关注于如何更好的整合个人资源以及如何结合手段与技能提升援助效果。伊拉克绿色建筑咨询公司创始人Basima Abdulrahman 认为,需要在世界范围内消除短视,在加强人民赋权和社会平等性的基础上展开工作,在增长的同时促进公平,在社会中赋权人民给予更多机会。肯尼亚卡库玛难民营区域主席Mohammed Hassan Mohamud,Mohammed呼吁世界人民给予非洲难民更多的理解和关注,在教育以及就业等方面提供更多机会,从而实现授人以渔。尽管面临经济、金融、地缘政治的一系列全球挑战,本届会议认为气候变化是世界面临的最为重要、最为迫切和最为严峻的挑战。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与地缘政治议程负责人Aengus Collins报告了2019年风险预期问卷调查的一个特征是,风险关注点从经济问题转移到环境问题。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9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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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民入选“中国改革开放海归40年40人”2019年1月14日
2018年12月22日,全球化智库(CCG)、中国人才研究会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和中国留学人员回国服务联盟联合发布“中国改革开放海归40年40人”榜单,致敬改革开放及扩大派遣留学生40年来的留学回国人员优秀代表人物。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入选榜单。图为朱民关键词:朱民 海归优秀代表 改革开放约400字推荐阅读时间:2分钟朱民,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曾担任中国银行副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2011年,朱民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成为史上首位进入IMF高层的华人。2014年,朱民获得华人经济领袖称号,2016获得影响世界华人大奖。清华大学共有6位教师入选“中国改革开放海归40年40人”榜单,其他5位入选教师分别是:经济管理学院前任院长、文科资深教授钱颖一,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经管学院教授李稻葵,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施一公,苏世民书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薛澜,法学院教授高西庆。图为6位入选教师:钱颖一、李稻葵、施一公、薛澜、高西庆、朱民(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此外,还有3位清华大学校友入选榜单,分别是:1981级清华物理系校友、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1996级清华外文系校友、原中国女子乒乓球队运动员、奥运冠军邓亚萍,1996级清华生物系校友、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前麦肯锡全球合伙人李一诺。图为3位入选校友:张朝阳、邓亚萍、李一诺(从左到右)文章选自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2018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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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民:新兴经济体免疫的秘密2018年9月25日
专家简介朱民,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下月,政策制定者和专家们将齐聚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努萨杜瓦,召开IMF和世界银行年会。这个地点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印度尼西亚正是20多年前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的震中。这场危机给阿根廷、土耳其等当前面临动荡的新兴市场提供了重要的教训。 当前存在的问题是否真的会带来1997-1998年那样的危机,这个预测题我把它留给别人。尽管如此,为了更好地辨识出哪些新兴经济体最为脆弱,我们还是有必要把上代人的危机与当前的危机所面临的形势做一番比较。 最近几年发生的情况同1997-1998年危机之前有许多相似之处。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经济衰退后,美国维持了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与它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所做的一样。在那个十年的中期,美联储开始逐步收紧其政策,也像它今天所做的一样,而联邦基金利率在1995年的时候见顶。 不过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新兴市场尤其是亚洲新兴市场的对外借贷大量增多,从而造成货币和资产负债表的错配,引发了后来的危机。今天许多新兴经济体的情况并非如此,它们建立了充足的外汇储备,外债也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 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兴经济体就没有问题。毕竟,直到比索最近出现大幅贬值,阿根廷政府被迫向IMF寻求资金之前,阿根廷的外债水平也被认为是相对较低的。 事实上,并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法可以预防危机。当然,维持低水平外债,保持灵活的汇率,实施明智的宏观审慎政策,这些措施有助于避免灾难的发生。同样可以发挥作用的,还有显示信誉并保持市场信心的一系列难以言说的政策,用保罗·克鲁格曼的话说就是召唤“信心童话”的政策。 然而,正如病毒可以折磨最健康的人,危机也可以席卷一个有充分准备的经济体。这就是为什么各国除了预防性措施,还必须把眼光放得更长远,夯实帮助经济快速复元的能力。 为了弄清楚这在实践当中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有必要考虑各国从1997-1998年经济危机中复苏的速度差别。韩国的实际人均GDP在两年内回到了危机前的水平,马来西亚和泰国花了六年时间,土耳其花了八年时间,而印度尼西亚和阿根廷则花了十年时间才恢复到危机前状态。 区别并不在于每个国家的富裕程度,阿根廷就比除韩国以外的上述所有经济体都富裕得多。相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它反映的是生产与出口的结构及成熟度。1997年的时候,韩国在出口成熟度上排第一,接下来是马来西亚、泰国、土耳其、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这个排序也映射了经济复苏的持续时间。 为什么更成熟的出口基础有助于经济从金融危机当中复苏呢?正如IMF的2015年《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所显示,尽管全球价值链兴起,但汇率对出口增长仍然十分重要。并且,更精致、更具差异性的出口产品受汇率波动的影响往往也更大,因此危机期间发生的货币贬值,对生产基础更完善的经济体的出口与增长有更大的提振作用。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韩元贬值让三星公司的产品更有竞争力,公司得以扩大了其市场份额。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主要出口农产品,农产品受货币贬值的影响就小得多。 IMF的瑞达·切理夫、福阿德·哈萨诺夫和王立晨(音译)最近指出,出口成熟度是一国经济增长最稳健的决定性因素,也可能是经济复原力的强大来源。虽然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那些采用灵活汇率并限制本国外债的经济体有可能避开危机,但却无法保证它们一定能避免危机的发生。然而,拥有更为成熟的出口基础,长期衰退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文章选自中美聚焦,2018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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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民:八条具体措施建言中国金融市场再开放2018年6月4日
专家简介朱民,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导 读“相对于庞大的资本体量,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国际化程度与之并不匹配,远远不能满足目前我们资本市场的要求。” 近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40)学术顾问、浦山奖学术委员、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在PSF-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之主题晚餐会上说。此次晚餐会主题为“新时代:金融开放的机遇与挑战”,由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PSF)和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联合举办。此次活动还是CF40和PIIE联合主办的第七届“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活动”的系列活动之一。朱民在此次晚餐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就银行业而言,2007年外资银行占中国银行业资产比重达到最高,为2.36%,2016年这一比例下降至1.26%。“很明显,这个数据是不理想的,因为中国在开放的同时,在准入、股权、产品、范围、监管等方面,还是设置了很多条款,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他说。他还提到,当前中国债务率已经达到220%,超过国际上200%的警戒线,但朱民认为,中国并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主要原因有结构、资源配置和流动性支持等等一系列问题。但是,“债务高、资源效率低却是一个不能不引起注意的问题。”他说,与十几年前相比,贷款的效率降低了75%以上。效率低表明市场竞争、市场结构和市场制度不完善。如何改变这种效率低的情况,在朱民看来,可以通过金融再开放促进竞争,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确保金融结构能够满足未来发展的需要,提高金融效率,防范金融风险。中国金融业如何再改革、再开放?朱民认为,主要措施可以总结为八点: 第一,开放金融市场准入,这是基本问题。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第二,广泛开放金融业务。鼓励在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第三,金融服务开放。第四,资本市场开放。争取年内开通“沪伦通”。第五,银保监会推出最新开放政策,推动外资投资便利化。第六,证监会发布《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允许外资控股合资证券公司,逐步放开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统一外资持有上市和非上市两类证券公司股权的比例,完善境外股东条件,明确境内股东的实际控制人身份变更导致内资证券公司性质变更相关政策。第七,要建立现代化金融监管体系。最后,建立健康、有效、稳健的金融市场体系。实际上,这些措施也在不断落实推进过程中,根据4月中旬CF40学术顾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发言,今年内将落实11项金融开放的具体措施。 此外,在PSF-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之主题晚餐会上, PIIE安东尼·所罗门高级研究员Nicholas Lardy也发表了主题演讲,我们后续将发布其演讲内容,敬请期待。中国金融市场再开放:国内市场国际化金融再开放的核心理念是,打造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国际化中国金融市场。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是中国金融再开放的目标。四十年来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中国金融业在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第一,银行业的发展。1996年,按资产排名的全球前20大银行中,中国只有工商银行一家银行入选。从利润来看,1996年最赚钱的前20家大银行中,中国只有中国银行一家银行入选;2016年,最赚钱的前20家大银行中,中国有9家大型银行入选,中国工商银行排名第一,成为全球最赚钱的银行。第二,资本市场的发展。1993年,中国的资本市场占全球资本市场的比重基本为零。15年前,债券市场占比基本为零。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占全球资本市场的11.3%,成为了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债券市场、第三大保险市场。2011年,中国的上市公司市值占GDP的比率为45%,2016年上升至65%,提高了20个百分点。虽然这一水平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且明显落后于日本、美国,甚至远落后于韩国,但是增速很快。国际化程度滞后,债务水平高但是,相对于庞大的资本体量来说,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国际化程度与之并不匹配,远远不能满足目前我们资本市场的要求。第一,外资在中国的发展。就银行业而言,即使是最高点2007年,外资银行占中国银行业资产比重也仅为2.36%,2016年这一比例下降至1.26%。2016年QFII持股数量占A股比重仅为1.15%。2017年,境外机构在国债和金融债市场占比是2.44%。只有保险业,外资保险在中国保险业中的占比稍高一些,最高点是2015年的数据,6.9%,2016年降到6.1%。很明显,这个数据是不理想的,因为中国在开放的同时,在准入、股权、产品、范围、监管等方面,还是设置了很多条款,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第二,中国的债务水平总体偏高。国际经验告诉我们,高债务水平可能导致金融风险。日本、泰国、美国、西班牙,分别在债务达到220%、180%、180%、120%时发生了金融危机。200%的债务线是一个国际警戒线。中国现在超过了200%,但是我不认为中国会出现金融危机,因为这有结构问题、资源配置问题和流动性支持等等一系列问题,但是债务高、资源效率低却是一个不能不引起注意的问题。十几年前,1块钱人民币的贷款可以生产1块钱新增GDP,但今天要4块钱的贷款才能增加1块钱的新增GDP,贷款的效率降低了75%以上。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对贷款的依存度还在上升。效率低表明市场竞争、市场结构和市场制度不完善。此外,中国还有世界最高的储蓄率,如何配置高达46%的储蓄率,也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同时,一个重要变化是中国经济进入了新时代,经济结构调整初见成效,人均收入上升,服务业上升制造业下降,金融业如何服务新时代经济发展也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中国金融再开放的具体措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金融业需要新改革、再开放。第一,开放金融市场准入,这是基本问题。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第二,广泛开放金融业务。鼓励在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大幅度扩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不再对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单独设限,内外资一致。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与中资机构一致。第三,金融服务开放。放开银行卡清算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放宽外资金融服务公司开展信用评级服务的限制。对外商投资征信机构实行国民待遇。第四,资本市场开放。争取年内开通“沪伦通”。完善内地与香港两地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从5月1日起把互联互通每日额度扩大四倍,即沪股通及深股通每日额度从130亿调整为520亿元人民币,港股通每日额度从105亿调整为420亿元人民币。第五,银保监会推出最新开放政策,推动外资投资便利化。我们放开金融市场,放宽外资机构设立条件、扩大外资机构业务范围、优化外资机构监管规则,让中资金融机构与外资金融机构公平竞争,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还要应该看一下金融开放后中国金融市场的增长和结构变化情况。通过比较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金融市场依然是银行业为支撑的。第六,证监会发布《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允许外资控股合资证券公司,逐步放开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统一外资持有上市和非上市两类证券公司股权的比例,完善境外股东条件,明确境内股东的实际控制人身份变更导致内资证券公司性质变更相关政策。第七,中国要建立现代化金融监管体系。措施包括加强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加强宏观审慎监督和金融监管双重监管;建立金融机构风险预警和危机处理系统,实现风险监管的定量化和程序化;完善监管法律体系。最后,建立健康、有效、稳健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市场化资源配置、丰富资本市场层次、进一步推进金融业双向开放、完善金融监管。总结来说,经过四十年的开放,中国金融业强劲增长,中国需要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是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的新金融要求。通过金融再开放,可以促进竞争,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确保金融结构能够满足未来发展的需要,提高金融效率,防范金融风险,创立中国特色金融模式。文章选自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2018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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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民:人工智能世界由中美两国主导 需加强人才储备2017年12月6日
专家简介朱民,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新浪科技讯 12月1日晚间消息,在今日举办的“全球思想盛筵-人工智能与人类文明”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发表以“中美人工智能竞争与合作”为主题的演讲,称人工智能的世界是由中美两国主导。 朱民表示,中美投资者关注的领域很不一样,美国关注在基础和基本的技术,中国关注在应用。美国大量的投资在芯片,中国比例非常之小。机器学习的应用美国也很高,中国也很低。中国在计算机视觉,特别是在自动驾驶系统,还是走在前面的。 “人工智能的未来是不确定的,竞争的是人才。”朱民认为,中国的人才在中等规模的企业团队数目比美国会多一些,但是在大型和小型、初创的两极来看,我们的人才还是很弱的。 朱民进一步解释道,“从人力资源的储备来说,我觉得这个弱项特别明显。在这个层面上来说,我觉得中国人工智能的企业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中国在规模和基数上有优势。”他认为,在中国几乎没有看到成规模的人工智能的专业、人工智能的实验室等等,而这都是未来的人才。 朱民指出,在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是特别重要的概念,需要政府、企业、居民共同合作,来赢得这场未来的战争。(泽宇)以下为发言实录 感谢头条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和大家在这儿做一次沟通和交流,最近讲人工智能,大家经常讨论关于中美人工智能的竞争,我就想今天借这个机会把我的一些观察给大家做一个报告,我的题目叫“中美人工智能:比较与未来”。 如果把中国和人工智能相比的话还是很明显,人工智能企业的数目,大家可以看到美国有2000多家,中国第二,英国第三,所以人工智能企业数目还是中美两国。如果我们再看人工智能企业已经有的专利数,美国还是领先有26000例左右,但是中国在第二是15000例,日本企业的专利数其实也还是很高的。所以说人工智能的世界是中美两国主导,我觉得并不夸张。 但是再细分的话会发现很有意思,中美投资者关注的领域很不一样,美国大量的投资在芯片,中国比例非常之小。机器学习的应用美国也很高,中国也很低。中国在计算机视觉,特别是在自动驾驶系统,最近还是走在前面的。当然中国在无人机方面是遥遥领先的,语音识别像科大讯飞等等也是走在前面的。美国还是关注在基础和基本的技术,中国关注在应用,但是主要是在计算机视觉与图像,我们现在有商汤、Face++都在起来,以及百度做的自动驾驶都在起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可以看到重点的不一样。 但是如果看技术层面的话,怎么看技术?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看团队。从团队来看,这个区别特别有意义。我们仔细看的话,从中美人工智能各个领域团队人数的分布,我们可以看到在芯片处理的人数,中国的团队只有不到美国的1/10的,机器学习的应用中国也很低。在自然语言的学习,虽然我们的语音识别现在的量很多,但是在自然语言学习方面人类的储备,因为人工智能的未来是不知道的,竞争的未来是人才的竞争。 我们在智能机器人方面中国是机器人的销售大国,也是制造大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我觉得还是还是走在前面的。语音识别在中国是很小的领域,在中国是领先,但是领先的差别不是很大。 第二个是讲人才,未来是人才竞争。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是图中红色的,美国团队小的比较多,但是如果认真来看大规模的企业,就是指有5000个人工智能专家的团队,我们开始初步看到比如说百度、腾讯出现超过5000人的规模了,但是美国已经有4家了,每个已经有1家公司有1万人的规模。 因为人工智能的未来是不确定的,竞争的是人才。所以说从人才的分布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总体而言,中国的人才大概在中等规模的企业团队数目比美国会多一些,但是在大型和小型、初创的两极来看,这正是中国的重点,我们的人才还是很弱的,这是件很大的事情。 从人才的角度看大学的话,我觉得大学的差别是很大的。美国的大学比如说开始打造全套的人工智能人才体系,开始全面出现了。譬如说大学开始培养数据科学家、数据和软件开发人员、数据管理者。现在有顶级的20个大学开始出现人工智能专门的研究科目等等,在正常的教学培养以外,很多大学开始出现人工智能实验室进行创新、培育、探索,这在大学是很普遍的。在中国应该说我们现在几乎没有看到成规模的人工智能的专业、人工智能的实验室等等,这是未来的人才。 关于中美人工智能竞争的东西很多,讲投资、产品等等,但是我觉得如果要看未来的话,根本的竞争是人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前面的数字和这个数字加在一起的话,我们已经有的人才基数,以及未来培养人才的能力,我觉得中国还是很弱的。 在全世界人工智能影响力排名的头30名大学没有一家中国的大学。再说一次,人工智能未来是不确定的,竞争的是人才,竞争的是培养人才的环境、机制、机构和能力,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不能低估。但是中国的投资是很厉害的,我们把人工智能在2017年各个方面的投资来比较,在金融科技领域,中国的投资已经超过美国。大家看到虚拟现实中国第二、美国第一,差距很小。在自动驾驶方面,中美的差距也很小。可穿戴的技术,中美投资资本的涌入量也很大。中美两国几乎在全世界最主要的人工智能的领域里占据了投资的前两位,这是好事。但同时不不得问,如果我们的企业数目、专家、人才还是不够的话,那么这么多和高的投资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个投资对我来说,人工智能企业在中国存在着投资的泡沫,这是很明显的。 从企业来看,我们把企业看成产品、行业解决方案、技术平台和芯片这4个在根本上的企业面对的不同阶段的服务和核心技术。Google、亚马逊、Facebook、微软、IBM等等,基本上是从芯片起家开始,技术平台是一个大的部分,行业解决方法占据了他们的主要业务能力,然后是消费。中国的三大巨头开始起来,我们在芯片几乎是没有,我们在技术平台刚刚开始,大概落后世界一流企业2个级别。我们主要的技术解决方案,还是在比较单向的业务领域。当然我们的产品是好的,这是我们的特点。 在芯片来说,我们到现在为止大家都在走GPU、CMP的概念,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我们在讲到AI的开源平台的时候,百度、腾讯开始做AI平台,但是已经比一流的开源平台,从双方一流企业的对比来说我觉得核心竞争能力和竞争平台的框架差距还是很大的。 我们在座有关于中国580多家人工智能的数据库,把所有数据规整成这一张表,可以看到特别有意思的是,在所有的这张表里,用红的圈表明已经相对比较成熟在逐渐接近国际水平的,我们有三个大家,腾讯、阿里和百度在人工智能上还是和国际企业是在接近,在朝那个方向走。我们的云计算服务,从技术和规模来说现在走得很快。主要是在技术层,现在领先的是或者在往前走具有地位的是计算机视觉和语音识别。 我把所有的企业放在一起,特别令我惊讶的是,当我们说中国的产业产品和应用特别发达的时候,我在所有的产品和应用的公司里并没有发现成熟的有力的产品品牌技术,这是一个特别大的惊讶。 我们从中国的人工智能现在的发展来看,很明显从深度学习、搜索引擎、手势控制各种产品都有,非常发达。但是总体来说我们还在产品,我们的基础应用开始起来,但是在关键硬件和算法模型方面,特别是算法模型方面,我觉得我们现有所看到的技术能力和竞争核心能力还是不足的。未来竞争主要是计算能力、数据、算法能力,我们当然有数据,但是关键硬件和算法模型跟不上的话,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如果把所有的东西看起来的话,如果把中美放在一个近似可以比较平台上,严格来说不能完全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技术关注点是完全不一样的,美国在基础芯片、技术上、在平台上,中国更多在应用。从企业层面来看,美国一流企业更加完整地从产品、技术、平台到芯片是完整系列的,中国还主要在应用方面开始有技术平台和产品。 从人力资源的储备来说,我觉得这个弱项特别明显。在这个层面上来说,我觉得中国人工智能的企业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中国有优势,是规模和基数。我们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数据,譬如说电商。2005年的时候美国的电商是如此之大,占35%,中国的电商很小,而今天中国的电商近乎是美国电商规模的两倍。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手机支付规模已经是8000亿美金,几乎是美国的10倍以上。这张表特别有意思,中国独角兽的企业占比也很高,从34%涨到43%,涨到很快,表明了中国的独角兽涨得很奇,中国的AI企业发展很快。第二如果把前面所有拢在一起的,中国企业特别是人工智能企业投资的泡沫其实是存在的,反应在了这个方面。 与此同时,我们中国的基数还有一个是整体网络的使用是很大的,中国在网的居民7亿多,印度4亿多,整个欧洲是4亿多,美国是2.8亿左右。中国通过手机上网7亿,印度、欧洲和美国和中国的差距很大。中国数字的使用,在网上的情况也是遥遥领先这就是中国的基数。 alipay已经是美国最早的三倍了,基数会推动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时代,因为数据会不断地产生新的经验和体验、新的场景和新的迭代。在数据方面,2013年最快是雅虎,每秒能够处理的数据。百度2014年领先,阿里巴巴2015年,今年腾讯的速度远远是超过世界上的速度和规模。速度能不能转换成技术?这是一个不同的概念,基数可以转变成某一个技术,比如说速度,但是速度能不能转换成基本的技术?这又是一个概念,这又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机遇和挑战,第一个是从大的基数和市场走向技术,过去的历史表明在技术发展过程中,规模和市场可以走向技术,但是不一定必然走向技术,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案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想在这里说所有的案例。这是一个很大的机遇和挑战。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企业的话,中国机器人的企业市场是非常庞大的,大家可以看到中国机器人的销售占了全世界的23%左右,中国每百万员工持有机器人的比在世界的平均值一半左右,连发达国家美日,特别离韩国差别非常小,所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的制造业在2015年已经是美国、日本制造业的总和,人工智能向制造业的发展我觉得是未来人工智能的蓝海,是一个巨大的潜在的机遇。这又是有一个未来巨大的场景在等待着中国人工智能的行业去占有,这是一个非常有兴奋点的地方。 中国关于深度学习发表的论文,这是白宫的报告,红色的是中国,蓝色是美国,在2015年、2016年以来远远超过所有的其他国家,所以中国的研究水平也开始提高,这是一件好事。 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有了国家战略,这个国家战略要求在2017年到2020年同步世界先进水平,2025到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到2030年成为世界的创新中心。这都是好事,以后变成了国家战略。但是实施是一个很具体,也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因为归根到底是技术、是企业、是人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在看中美的人工智能比较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我看到中美两国人工智能在世界领先,这个总结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看到偏重的重点很不一样,美国偏重在基础,偏重在技术,我在这里没有讲基础研究,因为基础研究是一个更广泛的政府,更多和科学界的领域我更多讲的是商业层面的概念。中国更多偏重于比如说应用。 在企业界,中美的巨型企业的对比差距从基础技术、从技术平台、从开放平台、从产品来说,这个产品还是很大的。 人工智能的发展靠三样东西,算法、数据和计算能力。在这三者中,中国至少有数据,这是中国的长项,所以中国的基数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中国的计算能力也是可以逼近、可以改进的,但是算法需要长期持续地研究和发展。中国最大的好处是不但有基数,未来有一个巨大的市场,比如说我们的制造业,比如说我们巨大的网民形成的商业智慧的生活和智慧的社会。而这些都从需求端会推动整个的人工智能技术的供给端的发展。 关键的瓶颈是人才,中美的比较特别明显,我们的团队经验和数字落在后面,我们团队的规模落在后面,我们培养人工智能团队的基础环境、能力,比如说高校教育机构等等明显落在后面。所以要把今天我们已经有的东西,利用未来的基数和我们已经有的巨大的市场转换成技术的供给链的发展,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人才是决定中美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最为核心和关键的作用,我有20分钟,我刚刚用了二十分钟零八秒。 在人工智能的,合作共赢是特别重要的概念,我们是要政府、企业、居民共同合作来赢得这场未来的战争,这就是我的观察,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报告,再次感谢今日头条的邀请。文章选自新浪科技,2017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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