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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对“一带一路”的初步评估2017年9月11日
目前央企拥有高达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的巨额海外资产。对这些海外资产,“基本上没有进行审计,存在大量监管空白”。编者按“一带一路”沿线牵涉到中亚、东南亚、南亚、中东、北非、东非及欧洲各国,规模极为广泛。在一个层面看,中国国内各方面都在跃跃欲试,想要参与“一带一路”项目,所有31个省份都已经或者正在出台参与方案,涉及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投资、经贸合作、能源资源合作、金融合作、人文合作、生态环境、海上合作等各个领域。我们该如何评估“一带一路”的效果?且听郑永年教授的最新分析。 01一带一路关键是金融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速放缓,经济结构需要调整,不可避免地使得一些产业面临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共十八大前中国取得了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意味着当时的产能可以支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现在经济增长下行到6.5%和6.7%之间,出现产能过剩不难理解。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看,“一带一路”提供了向外释放这些产能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强调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产能合作的原因。对中国的许多企业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利好消息。再者,中国拥有强大的基建方面的工程技术能力,如高铁、高速公路、电讯、港口、机场和输油、输气、输电等等。实际上,中国经常被视为是“基础设施建设国家”。“一带一路”的关键是金融。注册资金为10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400亿美元规模的“丝路基金”,都支持沿线国家的重点项目建设,这也是“一带一路”发展的一个优势。“一带一路”项目从国际上的基金和金融机构等中介机构融资,也可以平衡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一些风险。产能、基础设施技术和资金,这些要素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着有效的支持。同时,“一带一路”广受沿线国家支持,因为这一倡议符合这些国家的发展需要,很多沿线国家也有提升其基建设施的需求。不少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在基本设施建设上有资金和技术方面的不足,中国在基本设施建设的经验和工业生产能力,和这些国家的需求互补。除此之外,沿线国家建设的自由贸易区、跨境经济合作区以及各类产业园区,也是可以互惠互利的地方。02一带一路仍需厘清的问题由于其牵涉到众多的国家,庞大的资源投入和对国内各部门的重要影响,“一带一路”仍然须要重点厘清一些领域的问题。首先,目前来看,主要是中国政府主导“一带一路”相关的政策和项目。中央的“一带一路”领导小组是由发改委牵头,发改委负责制定中央层面的相关政策,而各地有关部门也都准备了相关方案。尽管已经公布了部分清单,但对外界来说这些远远不够,仍然需要更多的具体细节。制定相关的“一带一路”具体行动方案是非常必要的,应至少包括具体的参与国家,重点瞄准的地区以及项目。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台行动方案之前,中国方面应该与沿线国家进行充分的沟通与谈判,对对方关心的问题有所准备,可以避免出现中国“一头热”的状况,也要尽量避免把所在地国家仅仅定位为能源和资源供给国,因为这可能会引发当地的反感。重要的是,有关行动方案也应该考虑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相互促进。其次,“一带一路”的性质和适用范围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其他区域合作的组织和协议区隔开来。“一带一路”的优势是在经济领域如经贸、金融、基础设施、第三方开发等经济领域的合作。然而,现在各种各地举办的活动包括智库的研究项目、会展活动等都被冠上“一带一路”的帽子。这些活动讨论的题目往往涉及政治、安全、文化等,这就导致了一些不必要的负面效果。一方面,这样对“一带一路”过于宽泛的解读,沿线国家的政府和社会就会顾虑经济之外的问题;另一方面,过度强调“一带一路”的战略性质,其他区域经贸合作协议的作用会变得模糊。比如不少东盟国家人士对“一带一路”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分工和合作关系心存疑问。这种情况往往会对未来的经济合作,带来不必要的困扰和阻碍。第三,具体的政策落实层面,目前不少沿线国家不知道中国国内具体负责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机构,究竟是哪一个单位。在“一带一路”领导小组的框架下,发改委是牵头单位,负责制定相关政策,但对沿线国家来说,还有很多部门也在对外宣传“一带一路”。究竟是哪家有权威性的机构在协调“一带一路”的实施与方案制定,沿线国家并不清楚。例如,国家开发银行在“一带一路”相关的政策和项目上相当活跃,对沿线国家来说,发改委与国开行两者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似乎还不太清楚。另外,一些地方政府也在推动“一带一路”的项目,实施的原则究竟以哪个部门的规定为准是一个问题。第四,除了各部门的协调问题之外,“一带一路”出现了企业缺位的情况。原则上说,“一带一路”应该是政府提出相关政策、企业作为主体进行经济上的合作,展开贸易等等。但目前的情况是以政府的政策倡议为主,企业跟进有限,出现了主体错位的现象,其实不少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存在着走出去的意愿。政府的角色就是如何通过相关政策,支持和服务走出去的企业。企业始终是对外经济合作的主体,政府的政策应集中于如何解决企业走出去的障碍。比如最近德勤公司对50多家国企的一项调查显示,获取资金和风险管控是企业走出去的两个主要障碍。政府可以向对外投资的企业开放融资平台如丝路基金等,解决企业走出去的难题,同时政府也可以向企业发布投资指引,让企业了解存在的投资风险。03一带一路项目的投资风险第五,评估未来各种项目的可行性是另一个“一带一路”实施上的关键问题。目前许多项目是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原则上说,基础设施项目具有投资规模大、投资回收期长以及投资收益率低的特点。此外,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波动大,对债务和外汇的管控能力有限。在这些国家的长期投资风险较大,这也是为何不少沿线国家存在基础设施投资缺口的原因。如果没有良好的项目选择与项目设计,私人资本参与投资的可能性不大。如果从这些项目长期收益来看可以收回投资,中国政府或者国企的资金投入可以给其他投资者信心,从而有助于完成这些项目。但关键问题是,中国政府或者国企最终对这些项目的投资风险是否有相关的评估。如果政府投入资金的话,要做好承担风险的准备,政府可能需要支付项目建设支出。此外,中国政府对单个项目有过高承诺的话(如印度尼西亚高铁项目中,中国承诺不动用印尼的国家预算、无需政府担保等),未来沿线国家其他项目的投资期望也会随之变化。这样的话,中国政府或者国企可能会随之承担更多资金方面的责任和风险。实际上已经出现这个问题,并且相当严峻。因为中方的条件过于优惠,有关国家开始在“一带一路”上搞“政策寻租”,即追求好处,向中国要钱,但不那么负责任。例如印尼的高铁项目进展缓慢,有一半的地都还没有征用完,工程一直推迟。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条件过于优惠,印尼各方无需承担责任,过于优惠的政策使得印尼感觉不到自己是“利益相关方”,工程的推迟损害的是中方的利益,而不是印尼方的利益。第六,国企在“一带一路”的制度建设需要再思考。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企开始“走出去”,同时国企也承担了不少战略性的海外投资。对战略性投资而言,经济的效益并不一定是主要的考虑。但就如上面讨论的,“一带一路”主要强调的是经济上的互惠互利。未来的国企投资主要方向还是要强调“在商言商”,让国企重视效益,同时,要把国企在市场的表现,和其管理层的激励机制挂钩。国企不应当是通过“一带一路”项目单向面地输出中国资本,而是要从中为国家赚钱。目前来看,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首先,对项目风险的评估十分重要。国企的投资许多是高额的投资基本建设项目,牵涉到的风险不小。近年来,中国投资参与的某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被所在国暂缓或以其他名义“叫停”。此外,国际市场的商品价格的波动也会带来风险,比如全球油价下跌导致委内瑞拉的财力大幅下降,缺乏配套资金开展前期的基础设施建设,导致了中铁在委内瑞拉的高铁项目的亏损。还有所在国税率、税种、劳工、环保法律的变化,也会造成项目预期回报无法实现。还有,如何应对已经发生的风险,需要思考建立一个危机管控的机制。比如,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中止项目;什么情况下,需要诉诸法律程序等等。其次,除了加强项目评估外,对于对外投资企业的相关监管机制也需要加强。根据新华社的报道,目前央企拥有高达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的巨额海外资产。也据新华社转发国资委的调查报告,对这些海外资产,“基本上没有进行审计,存在大量监管空白”。近年来,国企在海外亏损的新闻也并不少见。对国企的海外投资行为,需要监管来确保投资的回报。此外,有些企业在海外投资并购的项目金额巨大,给向这些企业融资的国内金融机构也带来了风险。中国政府应该对“一带一路”的推进状况进行定期评估。例如,根据事先设定的日程表,当前的“一带一路”建设究竟推进到什么地步了?同时,是否能建立一个专门的知识库,总结一下过去对外合作、投资项目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这些经验可以分享给以后到海外投资的企业,提高企业对当地情况的认识。文章选自IPP评论,2017年9月6日
专家观点 -
郑永年:如何看待中印洞朗对峙的结局?2017年8月31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编者按:据中国外交部消息,8月28日下午14时30分许,印方将越界人员和设备全部撤回边界印方一侧,中方现场人员对此进行了确认。至此,中印长达71天的对峙全面结束。中印边界对峙和平解决,对于中印两国而言都是理想的结局。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在对峙期间,网络上充斥着众多主张开战、贬低印度的言论。在对峙得以解决的当下,我们该如何看待网络上的激进言论呢?民族主义情绪对国家外交乃至国家建设究竟起到积极作用还是消极影响?针对上述问题,正角评论独家专访了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正角评论:昨天印军撤离的消息出来后,有一部分自媒体马上做出阴谋论的解读,说中国是因为惧怕印度不参加金砖四国会议,所以一定是我国开足了价码,给了印度足够好处,印度才撤离的。其中一些自媒体还给出理由,说我国提供了上百亿美元的贷款给印度修建铁路用于配合一带一路战略,印度才“满意”离去。这些自媒体还引用了一段已经被删除的国外媒体在国内的微博发文,称这是中国服软,以给钱的方式息事宁人。自媒体人还抓住我国官媒中一句中印双方都从对峙点撤离的“撤离”二字做文章,说是不解我们的军队在自己的土地上为什么要撤离,意在说明我们撤离就是让步。郑老师您能点评一下这些反馈么?郑永年:我个人的看法是,无论是对对峙的反应,还是对对峙结束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类情绪的反映,而不是人类理性的反映。正如上次我们所聊到的,“阴谋论”始终是愚昧者的自我解释。这次对峙的结束是中印两国理性外交的胜利,即双方外交谈判的结果。中印双方在对峙期间从来没有中断过对话和谈判。这里面哪有那么多的“阴谋”? 把双方结束对峙和经济方面的交往牵连起来,更是没有理性。中印两国之间一直有经济交往,并且越来越密切,这次对峙也没有影响到经济交往。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中国是用经济手段和印度达成交易的。前两年,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和菲律宾、越南的关系也非常紧张,但也没有影响到双方的经济交往。即使中国有能力用经济手段来解决战略问题,那么也表明中国的强大和外交的文明性。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多么巨大的灾难,不过很多人还是希望用战争和冲突来解决问题。这是人类的悲剧之所在。当然,这不仅仅发生在中国,而且也发生在印度,或者其他很多国家。 “阴谋论”根本站不住脚。首先,如同这些愚昧者自己都说了,中国对印度是贷款,而不是赔款。如果贷款是表示服软,那么现在世界上到处服软的国家就是美国,因为美国的银行体系给全世界其它国家提供的贷款最多。按照这个逻辑,美国就是当今世界第一弱国。实际上,随着中国的崛起,尤其是“一带一路”的继续,中国给其他国家的贷款会越来越多。 其次,“撤离”不是割地,印军如果已经退出了我国领土,我国军方没必要继续“站在”原地和印军“对峙”。用“撤离”来描述我国军队完成任务后离开对峙现场没有任何问题。自媒体牵强附会的咬文嚼字不过是哗众取宠,显示出自我愚昧的一面。 最后,这些自媒体称印度向我国贷款修铁路、配合我国“一带一路”是我国对印度服软,这种在逻辑上根本没有理由的言论会在国内互联网上竟有那么大的市场,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在社交媒体时代,人们朴素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者爱国主义情绪经常被利用,转化成流量和商业价值。 正角评论:目前而言,这次冲突已经结束了。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中印开战,您认为可能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郑永年:开战的可能场景应当是人类的理性首先应该想到的。有几点是可能明确的: 首先,中印之间大规模的置对方于死地的战争不会发生。两国都是地域大国,战争一旦发生,双方各自的生存能力都很强。更重要的是,两国都是核大国,局部的冲突也不至于诉诸于核武器。正是因为任何一方都不能将另一方置于死地,所以双方对战争的结果的评价也不相同的,也就是说没有绝对的失败方,或者绝对的胜利方。可能性更大的是,双方都宣称自己是胜利者,把对方称为是失败者。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对对峙结束的评价,不仅双方的评价是不同的,中印两国内部也存在不同的观点。 不过,中印如果在这类对峙中一旦失控,出现类似1962年一样的军事冲突也不是不可能。正如很多人所指出的,就实力而言,如果中印开战,中国在战场上必然会取得胜利——当然,如果失败,中国就会彻底失去崛起的可能性。但战场的胜利也不见得是中国的胜利。如果中国取胜,那么印度就要二次蒙羞,就会成为中国永远的敌人。虽然印度成为敌人也不见得能对中国造成致命的威胁,但是印度完全有能力给中国制造麻烦。我们上次讨论过,无论是西藏问题、中巴关系问题、印度洋问题和眼前的“一带一路”问题等等领域,印度都是有能力制造麻烦的。 更严重的是,如果印度战败,那么完全有可能改变地缘政治格局。印度独立以来,其外交政策还是坚持独立的,它和所有大国打交道,但没有依附任何一个大国。但如果二次失败,印度有可能会放弃独立的外交政策,投入美国和日本等大国的怀抱,甚至成为这些国家的正式联盟。如果这样,在这次对峙中,中国的胜利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招致更大更高层面国家利益的流失。 这样说并非虚构。实际上,美国和日本这年来一直想方设法拉拢印度。美国方方面面“宽容”印度,即使在核武器问题上也如此。日本更是要和印度建立“民主价值同盟”来围堵中国。这次对峙以来,美国内部就有人一直主张,美国政府应当表态,支持印度。中国和印度的长期对峙,或者是冲突甚至是战争,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所以,看问题需要格局,因为格局决定了利益。这方面,还是需要学习毛泽东。中国在1962年冲突中取得了胜利,但马上撤回,并没有占领印度的领土。毛泽东还建议在中印边界上建立一个“缓冲区”,双方都不要进入。毛泽东试图用这个方法来求得30年的和平。结果,这个战略已经保持了50年的和平了。今天,那些认为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军力强于印度,所以我们能轻松获胜的人,其实是无知与愚昧的体现。幸运的是,领导层保持着一场清醒的头脑,不会受社会公众的影响。 顺便说一点,外交政策不会受一部分“民意”的影响和制约,这也是中国制度的一个优越之处。一旦外交“民主化”,那么就完全没有外交了。中国在重大的外交领域,例如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俄罗斯和越南的边界谈判等,国内都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如果受制于这些声音,那么今天的中国会是怎样呢?执政党也是领导党。毛泽东曾经说过,既不要当人民的“大老爷”,也不要当人民的“尾巴”。中国外交所取得的成就就是领导层不当人民的“尾巴”的结果。 正角评论:网友们在面对中印事件时,有两种声音,一种是主张坚决跟印度开打,我们拥有绝对优势的军力和综合国力,没有理由对印度示弱;另一种声音则相对温和,主张不要主动升级这次对峙,因为印度目前没有像1962年那样展开武力行动,而是入境对峙,没有开枪。主张和解的理由很充分,因为中国目前的崛起需要和平,跟印度这样的大国开战,无疑会中断我们的崛起进程。不过主张对印度强硬动武的声音中,除了作秀与哗众取宠的喊打喊杀,也有一个理性的声音是,如果不对印度进行强有力的回应,周边各国今后就都会肆无忌惮的想侵占我国有争议的边界,这种妥协会招来更多事端。他们呼吁国家效仿俄罗斯的普京大帝,发生冲突的第一时间就应该开火驱逐。这种声音听起来也有一些道理,您如何看待以上言论? 郑永年:不仅仅是网友,整个政策研究界大体上也就是这两种相反的声音。对于强调要对印度强硬,以此来保持对周边国家威慑的说法,看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这里的问题在于,我们该强硬到什么程度?我们当然需要强有力的回应,但是强有力的回应不代表过度回应。 过度回应会将本来可控的冲突,变得失控。印军在这次事件的性质是非法越境,不是像1962年一样演变到了军事攻击。对于非法越境,我们在越境区域控制他们的行动,形成了对峙是属于正常反应。但是如果我方贸然开火,单方面将对峙变成军事冲突,就是不必要的过度反应。 其次,正确的反应是要建立在正确的预判上。印度在整个对峙期间,没有像中印1962年一样直接煽动明确的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今天的印度具有非常强大的民族主义情绪,但莫迪并没有进入动员状态。莫迪在印度国庆阅兵时的表态,仅仅是提到印度有能力抵御外敌,并没有说具体的外敌是谁。这种表态的方式结合莫迪所选择的印度崛起路线来看,应当理解成对印度国内舆论的正常反应,而不是蓄意煽动针对中国的民族情绪。 其三,印度的发展并不像二战前日本的发展,经济服务于军事,印度目前的道路更多是用经济发展来为印度人民谋福利。 从这三个理由来看,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印度单方面升级对峙为军事冲突是大概率事件。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忘记了如何寻找战争和冲突之外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我国在过去70余天的边境对峙处理并没有过度反应,这是国家理性的表现。实际上,并不是中国没有看到自己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优势,更不是担心一旦发生冲突中国会失败,但是领导层克制了诉诸于冲突方法的冲动,而诉诸于理性。当社交媒体上喊打喊杀的时候,双方都在寻找和平的、非暴力的解决方式。 网民效仿普京大帝的观点其实是一些不了解国际时政的人的臆想。 首先,普京并非如网友想象的那样非理性。普京的确在国际上以强硬著称,但是外交如果是如此机械的你来我打,就不存在所谓的外交智慧了。普京实际上从来没有以如此机械地应对外交事件。举个例子,2015年11月,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行动中,其战机就被土耳其空军击落。这次事件的严重性远超印军的非法越境,普京并没有不顾一切喊打喊杀,而是一贯的理性应对。 再者,对普京强硬外交的评级,不同的人的评价是很不相同的。普京的强硬外交广受国内民众的支持,但在国际舞台上,这种强硬外交并没有给俄罗斯这个国家加分。今天的俄罗斯面临严峻的国际局势,仍然处于相当鼓励的状态。这对俄罗斯各方面的发展并没有什么好处。 正角评论:很多网民把那些呼吁双方冷静与对话的人骂做“不爱国”。在您的著作(《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民族国家向何处去》中,您早就提到过,中国民族主义的爱国情绪在近代是后发国家对外部殖民主义的反应。亚洲的后发国家无论中国或者当年的日本都有此情绪。自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以来,可以说,民族主义是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力量。民族主义既是民族国家形成的意识形态基础,也始终主导着主权国家的外交政策。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民族主义无处不在。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义,尤其是强化国家认同感的爱国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公民生活美德。我们大家都认同当年我国人民上下一心,热血抗击侵略者的爱国情怀。但是时至今日,我们面对的不是外族要将战争强加于我们,而是我们是否选择战争。理性的网民已经有了一个共识,就是喊打喊杀的义和团主义只能给当今的中国崛起带来危害。今日的中国要进一步完成民族的崛起与伟大复兴,既然民族主义无处不在,也始终主导着外交政策。那么,在这个全新的历史时段,我们应该倡导一种怎样的民族主义? 郑永年:民族主义情绪在外族将战争强加给中国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当的民族主义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往往也是致命的。近代以来,各国大概都经历了民族主义的崛起时刻。但一些国家(例如英国和美国)成功了,另一些国家失败了(例如德国和日本)。因此,我们要理清我们需要一种怎样的民族主义。这就要认清我们目前所处的国际形势。尤其在亚洲,当美国在亚洲的霸权衰落后,亚洲的和平与安全取决于中国如何来履行作为大国的角色。 中国历史上早就有“王道”和“霸道”的争论。中国是亚洲的大国,其崛起必然会把中国至于一种天然的“领导”位置。这种“领导”作用如果应用的方式不妥,就会被称作“霸权”。霸权往往是恶的化身,因为霸权可以利用其国家力量,对他国实行强权政治,从政治和经济各方面控制他国,如二战前的日本;但“领导”也可以是善的化身,因为其也可以利用其它方面的影响力,协调各国的利益,解决国家间的纠纷。 国际政治关系是实际上的不平等与形式上的平等的混合体。我们在过去处于弱势时,习惯于看到了各国之间实际的不平等,但是我们忽略了原则和形式上的平等。现在中国强大了,如果中国也学以前的大国,赤裸裸地凭借国力妄图对国际秩序施加影响,那么必然会失去其合法性,将其它国家推向美国。所以国际政治上,大国的领导地位一定要具有道德性,和原则上的平等性。弱国服从于强国才能成为该服从而不是不得不服从。在这一点上,全盛时期的美国做得很好。 美国不管是政府的态度,还是媒体舆论,都倡导自由、平等的价值观。美国实际是二战后对外军事行动最频繁的国家,但是很多国家也乐于服从美国的领导,核心就在于此。美国不会把自己的出兵在舆情上说成是维护其全球霸权,而是一种“大国责任”。 同样,我国民众在中国大国崛起的过程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对内以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共同塑造一个良好的国内舆情环境。这样才能让我国在国际上有一个善的大国形象,才能减少其它国家对我国不必要的抵触与防备,降低我国国际政治经济战略的执行阻力。 如果我国的舆情整天是义和团主义的喊打喊杀,是动不动就要灭掉印度,荡平日本,扫灭南海,我国的国际形象就会是一个亚洲和平的威胁,我国的经济崛起和军事崛起就会引发更多的猜疑和抵制。这点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今天,中国的电视和社交媒体到处充斥着军事和战争节目,而有关当局则是抱着“政治上正确”的态度而不管。或许出发点是为了爱国主义或者国防意识,但结果是培养着人们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目前西方很多持“中国威胁论”的团体,正是利用我们这样的国内舆情,在妖魔化我国的国际形象。如果我们国民对内不抵制这样的舆情,就会无形中帮助那些西方反华势力把本来的同盟和朋友推向对手的阵营。 我们的国民不应助长那些以喊打喊杀的极端言论哗众取宠,博取流量的自媒体。这是我们在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应有的爱国素质与责任。大国地位的最重要的支撑就是大国的国民。国民没有大国心态何以成为大国呢?那些以极端言论获取关注,实现个人商业利益最大化,而不顾国家舆情导向与国际形象者,实则与汉奸无异,是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客观的结果往往是牺牲国家利益。 具体到这次中印对峙,一个健康的、有利于我国大国崛起的舆情导向应该是理性的,我们强调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就算是最后冲突升级,我们出兵目的也是以公平的国际准则出发,维护藏南边境上多国的合法边界;而不是如某些公知所说要将印度这个国家从地图上抹平。一些人认为,中国应当鼓励印度内部分离分子闹独立,也有人说印度本来就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应当把印度打回“部落”社会。这些人说的可能是真的,但结果必然刚好相反。如果中国这样做,必然造就一个强大的印度民族国家,使得印度从今天的准“部落”状态快速转型成为一个整合团结的民族国家。近代以来,大多数民族国家包括我们中国本身都是在外力的威胁下形成的。 实际上,未来的中国,成败都在民族主义。中国今天的民族主义现状远远不足以支撑中国的崛起,更难支撑中国在国际上的道德地位。所以说,随着硬力量(例如经济和军事)的继续崛起,中国迫切需要建设软力量(例如“王道”和国际观点)。文章选自正角评论,2017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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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一直被低估的中印关系,重要性仅次于中美关系2017年8月15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仅次于中美关系的双边关系是中印关系。他强调,中印关系的重要性一直被低估,而印度是一个上升中的大国,其行为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需要加强重视。编者按中印边境的事情闹大了。从六月中旬开始,印度军队便非法进入我国西藏亚东县内的洞朗地区,至今已接近两个月。印度罔顾中国屡次要求其撤出的警告,至今依然执意在此逗留滋事。这是30年来中印首次出现这么严重的事态。8月2日,忍无可忍的中国外交部发布了《印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界进入中国领土的事实和中国的立场》文件。8月3日深夜,中国国防部也发表谈话,表示克制不是没有底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再次接受正角评论(微信公众号:zhengjiaopinglun)独家专访,详细解释了中印边境危机背后的大国关系和地缘博弈。郑永年表示,以地缘政治为基本判断依据,中国对外战略中中美关系居于第一重要位置,但中美关系之后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什么,尚模糊不清。在他看来,仅次于中美关系的双边关系就是中印关系。郑永年强调的是,中印关系的重要性一直被低估,而印度是一个上升中的大国,其行为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需要加强重视。不过,印度民族具有较强独立性,因此中国不必过分忧虑美国介入未来可能的中印冲突。郑永年三论中印边境危机郑永年:如何解决目前的中印边境危机郑永年:在中印对峙之际再谈莫迪和印度01美国之外,中国还需要重视印度印度是一个上升的大国。一个上升的大国如何行事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美关系不能取代中国的地缘政治、并不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部,所以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即中美关系之后是什么。正角评论:长期以来,中美关系一直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居于首要地位,但中美关系也不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部。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国力的提高,中国的外交战略也面临调整。你对中国未来的外交重点有什么建议?郑永年:很多年来,中国对外关系中以中美关系为重中之重,这是没错的。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是由地缘政治决定的。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强霸权,而中国崛起后,其和美国的距离拉近、两国互动也越来越频繁。中美同处一个结构,双边互动对全球会产生巨大影响。 不过,中美关系并不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部,所以中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中美关系之后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什么。 正角评论:那么从当前全球的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中国对外关系,除了美国外,下一个重心是哪里呢? 郑永年:地缘政治有两种形式。传统上,军事关系是地缘政治的核心。这在冷战期间很明显。现在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地缘政治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力量,经济重心在哪里,地缘政治就会出现在哪里。也就是说,地缘经济决定着地缘政治。 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看,今后很长历史时期内,其世界经济中心会在亚太地区。世界上最大的三大经济体(美国、日本和中国)在这个地区,印度的经济也在很快崛起,加上原来的四小龙,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中最有活力。02美国之外,中国还需要重视印度 对中国来说,对外关系的重要性无论就传统地缘政治还是从现代地缘经济而言,美国之后就是亚洲。正角评论:那么就亚太范围而言,中美关系之后,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什么? 郑永年:区域内的几个大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对中国都很重要。但其中中印关系的确定性最小。中国跟日本和俄罗斯的历史恩恩怨怨很多,同它们打交道都有相当的经验。中国从来就没有忽视过日本和俄罗斯,今后也不会忽视。和俄罗斯,中国已经有上海合作组织等多年架构,和日本的经济整合非常高。 然而,中印关系却一直被低估。亚太地区,除了中国,印度的崛起最为显著。这就决定了印度和中国一样会对亚洲倍加重视。中印两国同在亚洲,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两国如何相处有待探讨。 正角评论:为什么中印关系一直被低估?对中国而言,印度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哪些层面? 郑永年:印度是一个上升的大国。一个上升的大国会如何行事,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中国人心理上也还没有(对印度崛起)做好准备。 印度有很多内部问题,像中央和地方关系、宗教关系(如穆斯林跟印度教的关系)、不同的种族关系、种性关系、毛派等等。印度内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决定了其民族主义的强度。印度的民主政治整合了整个国家,但控制力量不强。而且,在中国官方致力于控制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印度一些官员则经常鼓吹民族主义,尤其是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印度是民主政治,其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通过其政治机制与过程传导给外交政策。印度的民族主义一旦爆发出来,就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多年以来,印度的民族主义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独立以后,印度外交一直是向西的,即重视西方世界。现在随着世界经济和战略重心的转移,印度外交重心也转移到亚洲,开始“向东看”,但印度在经济上和亚洲国家合作的同时,在战略上防备中国。 从近代至今,中印两国一直互相缺乏了解。中国没有很好理解印度的民族主义,尤其是对印度民族主义情绪对印度外交的影响了解很有限。此外,印度与中国同样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国对这一点的了解也不深刻,特别是对印度希望其文明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缺乏认识。03中印相处应注意轻重缓急 任何国家的国际战略都取决于其地缘政治,而周边国家的力量变化是地缘政治中最重要因素。正角评论:印度今天的外交政策“向东看”,有什么原因? 郑永年:任何国家的国际战略都取决于其地缘政治,而周边国家的力量变化是地缘政治中最重要因素。 今天印度的地缘政治变化了。首先,全球地缘政治重心转移到亚洲,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毛泽东时代中印曾经打过一架,这使得中国崛起对印度民族主义来说,更为耀眼。中国的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全球化和“走出去”战略迫使印度往东看,注意中国。 正角评论:中印两国现在在边界问题等方面尚存有争议,对于中印双边关系中的矛盾,你有什么建议? 郑永年:在边界问题上,双方领导层都有意愿解决问题。然而,客观地讲,中印边境问题大家可以谈,但不可以太着急。就如一些学者所言,很多问题在民族主义还高涨的时候是不可以去触摸的。欲速则不达,搞不好还会引起很大的负面效果。 正角评论:中印产业结构没有较大差异,技术水平上也大致相当。印度工商界特别担心,中国制造业对本土制造业会造成强烈的冲击,所以中印FTA一直没谈下来。你对此有什么建议? 郑永年:印度经济体开放程度比中国差,很注意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在选举压力下,印度政治人物也很难向国外做出妥协。 中国现在提倡自由贸易,是国际社会声音最响亮的。但是,中国不要像西方那样,把自由贸易作为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意识形态来推广,不能把自由贸易搞成宗教。每个国家都会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谈自由贸易,有好多自由贸易区都是一步步形成的。04中国要设计自己的普世价值 中国需要有普世价值。中国应主动提出自己的普世价值,既符合中国传统,也能被其他文明所接受。正角评论:如何看待美国对印度关系的重新重视? 郑永年:这一点值得注意。美国面对中国的崛起想拉拢印度,这是事实。美国在主观上想要制约中国,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是说,印度和美国做了什么,就是针对中国的。 我觉得中国不要太担心印度会完全靠向美国。印度的外交政策话语尽管受西方的影响,但与美国结盟来对付中国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作为一个大国,印度如果紧随美国,其在国际社会的空间反而会受到制约。 这就是说,印度和中国在战略上的合作还是有基础的。 正角评论:美国曾推动包括印度在内的亚洲四国搞价值联盟,但很多时候,美国所鼓吹的价值就蜕变为了意识形态。美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或者鼓吹自由贸易,或者呼吁就业保护。美国已习惯自由地运用意识形态来为企业和国家谋求利益,中国应该如何更好地应对? 郑永年:美国人做事是符合其国家利益的,例如,美国对自由贸易态度的变化就是随着其国家利益调整的。不过,实际上人们不用太看重所谓的价值联盟。美国人谈价值联盟、民主联盟谈了多少年了,但并没有多少响应者,进展不大。在物质利益面前,民主价值有些时候是毫无作用的。 当然,民主国家政治空间大。不管喜欢与否,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已经成了西方政治人物操纵政治的一个目标。 此外,虽然美国常常错误地把中国当作敌人,但和美国相比,中国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世界秩序观,只是加入当前的国际体系。中国真正走向世界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情,在国际事务上还缺少经验。中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形成自己的秩序观。 正角评论:在你看来,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观? 郑永年:西方民主自由制度的扩张似乎已经到了顶点。即使没有到顶点,中国也是不能完全照抄的。 中国应该从文明的视角来塑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观。中国也应该能主动提出自己设计的普世价值,既符合中国传统,也能被其他文明所接受。文章选自IPP评论,2017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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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财富去哪儿了?2017年8月14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财富流向海外的现象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至今没有减缓的迹象。在政府控制外汇的时候收敛一下,一旦控制放松就会恢复常态。01贫穷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很快找到了发财致富的有效手段——引入市场机制。在很短的时间里,市场机制为中国社会创造了巨量财富。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贫穷国家(或者“贫穷社会主义”),跃升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即使就人均国民所得而言,也从当时人均不到300美元提升到今天的近9000美元,大部分人口拥有包括住房那样的资产。这样的成就在世界经济史上罕见,因此被称为世界经济奇迹。不过,从总体社会结构上看,中国的中产阶层还很小,社会底部仍然巨大,也就是说,中国还没有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即学术界所说的“中产社会”。更重要的是,中国还没有建立一个需要大量财富支撑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也是近年来人们争论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亚洲那些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即早先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在经济起飞的30多年时间里,不仅实现了经济奇迹,从贫穷经济体提升为发达经济体(即高收入经济体),还实现了社会奇迹,即培养了占这些经济体70%的庞大中产阶层。相比之下,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将近40年,取得了同样的经济奇迹,但社会奇迹并没有出现。中产社会没有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的收入分配机制出了问题,即财富集中在绝少数人手中。因为中国社会人口巨大,这部分“绝少数人”的绝对数量也不少。不难理解,从海外看中国,中国俨然已是一个富裕社会。这种印象当然是虚假的,因为中国社会收入差异巨大。日本和“四小龙”的社会奇迹,是由这些经济体的有效收入分配机制所造就的,即这些经济体都实现了公平的经济增长,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没有出现巨大的收入差异。不过,1990年代以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这些经济体也开始出现很大的收入分配差异。02财富去哪了 直到今天,中国社会大部分还是处于低收入甚至贫穷状态。近年来进行的“精准扶贫”运动很好说明了这一点。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曾经使数亿人脱离了贫穷,但今天仍有很大规模的贫穷人口;除了原来没有脱贫的人口之外,新的贫穷人口也在出现。在任何社会,中产阶层是财富的“载体”。中产阶层没有壮大,表明财富没有积累起来而流失了。国家财富去了哪里呢?实际上,研究中国财富的去向(或者流向),甚至比研究财富的获得更为重要。创造财富固然重要,但保护财富更为重要。如果没有有效的财富保护机制,所创造的财富就会流失。中国的财富流向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考量。第一,财富向海外流出。财富流向海外的现象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至今没有减缓的迹象。在政府控制外汇的时候收敛一下,一旦控制放松就会恢复常态。无论是对外投资、购置不动产,还是存入外国银行或其他形态,归根究底,财富离开中国而长驻海外。第二,财富到处流转和折腾。财富在海内外倒来倒去,换一个名称,内资变外资。很多中国企业一旦做大了,就到海外注册成为海外企业,但实际上海外也没有多少赚钱的机会,就再到中国投资赚钱。这种身份转换尽管可能并没有转换主人,但财富已经不属于中国。第三,财富的浪费。财富的浪费是惊人的。很多企业因为种种原因到海外投资,但海外并不能找到理想的投资环境,造成损失,甚至是完全的失败。这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其中,国企在海外的亏损尤其引人注目。国企“走出去”有其必要性,但往往低估了当地社会的政治经济风险,甚至光考虑政治需要,而忽视了经济要素。国企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委内瑞拉、斯里兰卡、缅甸等国的大额投资,往往因为政治或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严重亏损。在“一带一路”推动下,国企更是获得了走向国际的巨大“动力”,但如果不能有效控制风险,财富浪费会是惊人的。国内的国企也一直在消耗着大量的国家财富。很多国企尤其是地方国企,尽管有大量的亏损,但没有倒闭。无论用财政还是金融方法来弥补亏损,都是在消耗财富,因为政府的钱不管用什么方式获取,最终还是来自老百姓。第四,各种类型的腐败。正如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运动所揭示的,中国腐败的深度、广度和额度都是史无前例的。腐败不仅干扰正常的经济生活,影响财富的创造,更造成财富的巨大浪费。就官员来说,因腐败而得来的“财富”是死的,既不敢消费,也不敢存入银行,往往是东藏西藏。03财富需要法律保障 如何理解中国的财富行为呢?这里的因素也很多,但如下几个方面是可以考量的。第一,没有有效的法治保障,财富缺少安全感。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建设法制和法治方面努力不少,但建立和建设一个完善的法治体系需要很长的时间。再者,即使执政党在理论上一直强调法治,但落实到具体执行时,很多党政官员缺乏法治观念,对财富(财富的拥有者)“乱作为”。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意识导向出现问题,财富更感不安全。无论是投资者还是上层中产,只要有机会,就拼命往海外跑。李嘉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且像李嘉诚那样的商人绝非少数。第二,缺少社会公平。收入差距过大,社会过于分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引入的可以说是原始市场机制,需要政府确立的社会保护机制不足,甚至没有到位。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创造的大量财富流向绝少数人,而大部分人没有获得应当得到的财富,少部分人甚至成为牺牲品。尽管这种情况并非中国所独有,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但中国贫穷人口过大,部分人仇富心理很浓,资本和财富对“均贫富”和“劫富济贫”的传统实践产生恐惧心理。从1980年代到现在,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扶贫运动,也不能说不重视社会政策建设,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不公平的情况。只要这种情况继续,社会的激进思想就不会停止。而激进思潮的存在对财富是一种威胁,世界各国都是如此。第三,公权力没有限制或不作为。法治不健全就决定了公权力没有限制。在公权力面前,更多的财富也无济于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总体上“亲商”,但这种“亲商”往往以腐败为前提,即官员和商人的关系表现为“吃了你的、喝了你的、拿了你的,就得为你办事”。官员对商人往往是一种掠夺关系,前者经常直接向后者要钱。在很多地方,政商关系一直没有走出传统的“一朝天子一朝商”的恶性循环,领导人一变动会导致一大批商人的“死亡”。除了权力对财富的掠夺,公权力的不作为也影响财富的创造和安全。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财富需要寻求政治权力的保护,但一旦掌权者失去提供保护的动机,财富很快就会感到不安全。例如在反腐败的高压下,一些官员的态度变成“不吃你的、不喝你的、不拿你的,为什么要为你做事”。再者,反腐败运动以来,几乎每一个腐败官员都可以牵出一大批商人,商人感到不安全,就连带其财富出走国外。第四,没有有效的监管。这也是政府失责的结果。至少有两个结果:一,没有有效的监管,市场经济盛行“大鱼吃小鱼”的现象,金融业和互联网企业大肆收购实体企业,导致金融、互联网、房地产业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也就是说,实体经济所创造的财富被不当收购。二,政府为了鼓励发展新兴产业,往往简单地通过不监管的办法任其发展。这种无政府状态下的发展最终必然出现大问题。一旦出了大问题,政府又简单地采用粗暴的方法,用行政力量关停企业、“抓人”等办法来整治它们,造成财富的大浪费。第五,财富本身失去方向。资本的本质是自我积累和扩张。在中国,这种简单的积累和扩张并不可行。企业长大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不正当的政商关系,因为政府不放心企业财富的“政治化”,企业需要政府的支持进行再扩张。在西方,企业可以向慈善发展。中国的慈善文化还没有发展起来。慈善的不发达不仅仅是企业家层面的问题,更是政府层面的问题,例如有关慈善的税收体制不完善。实际上,即使财富进入了慈善领域,政府也有很多理由不放心。04多管道留住财富如何留住财富呢?明白了上述财富流失的根源,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加紧建设法制与法治。这是根本,因为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法治经济。市场与法治的关系人们已经讨论很多,似乎不用多说了。第二,追求公正社会。不仅要加紧社会政策建设,而且要尽快推行房地产税、遗产税等有利于社会公平的政策。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即不安全,法治也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第三,建立新型政商关系。原来腐败的政商关系不可行,现在已经提出要建立“亲、清”的政商关系。如何把这个目标落实到制度层面呢?第四,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政府放任企业在无政府状态中发展并不是“亲商”,因为最终当企业出现了问题,有关部门必将粗暴地对待,甚至加害于企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有待有效的监管。第五,通过实行“基金制度”等方法来解决“富不过三代”的问题。引入基金制度等可以实现财富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让专业人员管理财富,避免财富处于纯“消费”状态。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积累很丰富的经验,不难引入。一个穷人占多数的社会永远是不稳定的,所以古人言,“有恒产者有恒心”。“恒产者”即中产者。无论是穷人的减少,还是中产阶层的壮大,都关乎财富。没有有效的财富保护机制和没有有效的财富创造机制,一样很难保证国家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更不用说进入高收入社会了。在找到创造财富的机制后,人们更须找到有效的财富保护机制。实际上,只要同时拥有两者,一个国家的经济才可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文章选自IPP评论,2017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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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一带一路”改变国际规则书写方式2017年7月28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意味着中国书写国际规则时代的到来?雄安新区建设对中国城市化进程意味着什么?日前,在北京召开的“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上,就这些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专访。记者:“一带一路”倡议与其他国际协定、计划相比独特性在哪里?郑永年:西方以及国内一部分人对于“一带一路”的看法不是那么科学。“一带一路”是“发展”导向,而不是“规则”导向,也就是说,不是写好规则,让别人去遵守,因此,“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不一样,计划就是美国制定好了以后,你来接受。中国强调“一带一路”是“倡议”,不是“计划”,也不是“规划”,“倡议”是开放的,包容的,通过大家参与来制定规则。它不是不需要规则,它也需要规则,但这个规则不是中国制定好了要其他国家接受。现在国际上的问题不是缺乏规则,是规则过多。我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革命”,这个革命是deregulation,就是减少规则,现在特朗普在美国也要做。但是在国际上,大家一直没有减规则,而是一直在加规则,都是强国大国做好了规则让小国家接受,都是发达国家做好了叫欠发达国家接受,这样导致了规则过多,导致了发展中国家不发展。发展中国家要接受比如国际和平组织等资助的话,都要接受它们的规则,比如人权、民主。但发达国家在过去的发展中没有碰到这些问题,它们发展到高收入水平后制定的规则怎么能应用到低收入的国家呢?这些规则阻碍了低收入国家的发展。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规则怎么制定呢,就是大家讨论,一起商量来制定。最明显的一个案例就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它一方面吸收了国际通行的一些规则,还有一方面就是大家都参与进去以后“共享规则”,如果从共享经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中国将改变书写规则的方法和过程,这是一个开放、包容、参与的过程。记者:有一些西方媒体和学者认为“一带一路”的定义并不清楚,比如包括哪些国家、投入多少资金等等都未明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郑永年:这都表明“一带一路”是一个倡议而非计划。如果是计划,比如马歇尔计划,一切都很清楚。我的理解,中国是刻意这样做的。这是一个模糊、开放的概念。“一带一路”也欢迎美国、日本参加。我们有时候画两条线,说这就是“一带一路”,其实不是这样一个概念。这是一个全球化的项目,不局限于特定的线路。现在有个不太好的倾向,人们常常这样做:传统丝绸之路经过了哪里,画一条线,海上丝绸之路经过了哪里,画一条线。这样太机械,没有与时俱进。不是说丝绸之路以前经过了哪些国家,现在“一带一路”也要经过这些国家。丝绸之路是一个和平的象征,“一带一路”从哲学层面借用这个传统概念,而不是机械地重复过去做过的事情。记者:你如何看待“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郑永年:因为全球化,人类历史上从未像今天一样成为一个共同体。以前,中国消费者消费什么、不消费什么跟世界有什么关系?那是一个自给自足、和外面很少发生联系的社会。现在中国消费者消费什么,什么就变得很贵,反之亦然。美国、俄罗斯也一样。我们担心欧盟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因为即使是一个小国家,比如希腊,也会影响到全世界。从经济上说,就是一个地球村。不是说中国要去凭空造一个命运共同体,大家的命运已经息息相关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做,这是要思考的问题。我们现在讨论的全球化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事实上,全球化在19世纪已经开始。鸦片战争就是当时全球化的产物,资本主义从西方扩展到东方。记者:对雄安新区、和北京通州副中心建设,你如何看?郑永年:我非常支持这样的做法。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我一直对两种现象持批评态度:一个是大城市化,一个是大城市群。北上广深都是2000多万人口,这就很危险,很难有持续性。另外一点,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城市有行政级别的国家。中国有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城市的资源分配是根据行政级别来的。如果所有的优质资源都集中在一线城市,其他方面的改革难以奏效。如果所有最优秀的大学、最优秀的医疗资源都在北京,医疗改革怎么改,教育改革怎么改。大家拼命都要往这里挤,怎么赶也赶不走,这是人性使然。所以像雄安新区这样的“副都”、通州这样的“副中心”可以分散行政资源、优质资源,也利于社会公平。这一点光靠市场是不行的,必须通过行政手段。这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城市几千年来一直是行政主导。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激进的观点,能不能再来一次“三线建设”?现在北上广深房价居高不下,而三线四线城市却有大量空置商品房,那里房价便宜大家为什么还不想去呢?因为没有其他资源。所以要走分散的路线。你看美国联邦政府多分散,每一个城市都有联邦政府大楼,安全也好、税收也好。行政资源过于集中不利于国家建设。以前由于交通、通讯不方便,很难协调、管理、控制。而现在,空间和距离的障碍已经大大削弱,很多条件都具备了,我们可以走一个相对分散的路线。现在,中国的大城市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改革的方向是对的。只要方向对,城市化是不用着急的。我们的城市化率已经有50%以上了OECD(经合组织)也只有70%,中国只差十几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追求的是质量的城市化,而不是数量的城市化。数量城市化得来的GDP是附加值很低的GDP,也不可以持续。雄安新区、通州副中心是有可复制性的。记者: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新加坡的学者,你认为中国城市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向新加坡借鉴?郑永年:新加坡比较小,学习新加坡不是把它整体复制过来,但它的有些精神是可以借鉴的。举个例子:新加坡560万人口,只有一级政府,最多一级半政府,而珠海市200万人不到,却是三级政府四级管理。中小型城市需要那么多级政府吗?能不能只设一级政府?再如新加坡的混居政策。各个民族都要混合居住,不可能整栋楼都是华人或者印度人或者马来人,因为要种族和解,要互相了解。上海车牌拍卖政策就借鉴了新加坡的经验。很多技术性细节都可以学。不是“描红”,不是完全复制过来,但精神是一样的。文章选自中国一带一路网,2017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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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制裁?战争?中印之间没被看清的问题2017年7月20日
最近,中印边界事端再起。6月26日,中国外交部、国防部连续对印度媒体“爆料”的“中印边境两军对峙”事件进行表态,外交部发言人更是拿出照片,证明印度边防人员“非法越境”。截至目前,印军仍停留在中国领土上,事态仍未解决。针对这起争议事件,正角评论独家专访了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教授。 正角评论:最近,“中印边界两军对峙”引起很大关注。有观点认为,自从莫迪上台之后,他对克什米尔有了明确的战略目标,这会导致印度蚕食中国的利益。还有就是西藏流亡政府就在印度,这会导致藏独势力越发猖獗。 郑永年:这是两个相关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印度并不是不清楚那个地方是有争议的;如果他们要占领该地区,也就会促进中国把这个夺回来。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主权。大家都在等着谈判,因为谈判是和平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方法。如果印度方要用武力,中国也会同样会采用武力,这会导致冲突,甚至战争。 印度挑起这起对峙,主要是出于国内的原因。莫迪上台以来,想学习中国的邓小平推动印度的经济改革,但举步维艰,要不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要不有进展(例如金融改革),但激起社会的不满。当一个国家内部事情难以处理的话,就会在外面搞事。这在历史上经常发生。今天,这更是一个大趋势。俄罗斯总统普京是这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如此。所以,我们要搞清楚印度为什么会这样?其行为什么时候会发生变化?如果搞不清背后的原因的话,就会理不清问题的本质,找不到有效的反制举措。 中国今天的克制并不是说中国害怕印度,毕竟中国现在的力量比印度强大得多。不过,保持区域和平也是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如果能够和平解决,那么是最好的结果。这并不是说,中国迟缓一点,就表明中国弱了。印度的国防部长说今天的印度已经不是1962年的印度了(1962年,中印发生武装冲突,印度失败);同样,中国更不是1962年的中国了。我想印度人也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不管怎么说,强硬的语言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至于西藏问题,或许因为中印的边界纠纷而变得更加复杂。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印度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流亡政府的态度。这方面,中国当然要高度关切。不过,我个人认为,这不太可能影响西藏地区的稳定。 正角评论:就在中国与印度在边界对峙的同时,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军队在克什米尔地区激烈交火,双方均指责对方朝己方开火并造成人员伤亡。有网民戏称,巴基斯坦这是在帮忙中国打印度,您怎么评价这个说法? 郑永年:我认为,两起事件是偶然发生的,没有必然性。印度跟巴基斯坦是历史“仇敌”,两者之间经常爆发冲突。这次印度挑起争端,巴基斯坦进行了回击,刚好中印也发生争端。人们把这两期事件联系在一起,只是满足大家的好奇心,因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铁哥们”。 中国与巴基斯坦拥有良好的外交关系,但这并不损害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中国同时与印度和巴基斯坦发展着友好的联系。在巴基斯坦方面,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部分;同时,中国也想与印度通过“一带一路”促进关系,但印度方面并不那么乐意,怀疑中国。在国际政治上,一个大国怀疑另一个大国,就像中国怀疑美国一样,是很正常的。问题是怎么去处理。 正角评论:之前您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们处理中印关系的时候,要考虑到不把印度推向美国阵营。巧合的是,7月10日,美国、日本和印度在印度东部金奈港附近海域举行海上联合军演。面对这个局面,中国该如何理性处理? 郑永年:如果这次“中印边界两军对峙”促进了美国、日本和印度结盟,这个后果对中国来说会比较麻烦。中国自己是不搞结盟的,只有“战略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与结盟不一样,战略伙伴是针对共同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而结盟是针对第三方,即“敌人”。 不过,我认为,印度也不会很乐意就成为美国的附庸。印度是一个大国,它不想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附庸。一旦成为美国的同盟,就会失去自己在外交方面的自主权。日本就是一个例子,外交上只是一个半主权国家,而不是一个全主权国家。我不认为印度会放弃完全主权,但是它为了对付中国,在某些方面会采取和美国、日本更紧密的合作,这是有可能的。如果这样,对中国非常不利。我们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需要很多智慧。 即使中国与印度发生局部冲突,也不会导致印度马上倒向美国,除非是发生大规模战争。对印度来说,就像中国搞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印度也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目前来说,西方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都没有很多钱去印度搞投资,中国的投资对印度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我一直强调,印度对中国来说很重要,以后会更重要,但是中国对印度缺少了解。每当发生外交分歧,民间都会喊着打回去。但是,为什么两国之间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它背后的理性是什么?没人知道。这是对印度研究不够导致的。 正角评论:有一个现象,在以往的外交争议中,有部分网友习惯主张制裁或者抵制对方。这次“中印边界对峙”事件也不例外,有观点认为,印度人购买很多中国货物,但是中国人很少使用印度商品,因此中国可以考虑对印度采取制裁措施。您觉得制裁的方式可行吗?会有效果吗? 郑永年:发生这种事,大家首先想到怎么去制裁,这个容易理解,但是不可行。为什么印度买中国的东西,中国不买印度的东西,因为两个经济体不一样。中国已经经历了大规模的工业化,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印度是非常有限的工业化,基本上还属于一个农业国家。印度作为一个经济体,它的开放程度不如中国。一个经济体的开放程度越高,它对外界的制裁越敏感,越封闭越不敏感。比如北朝鲜本身就是一个封闭国家,外面怎么制裁都没用。相反,制裁往往会引起被制裁国家民众的仇恨,民族主义情绪会高涨起来。 印度对中国本身带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因为1962年中印战争印度失败。印度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就像中国对日本的民族主义。再者,印度这个国家自身是团结不起来的,语言有一百多种,缺少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组织把国家组织起来,所以唯一可以用的就是民族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制裁印度,必然会激发印度的民族主义,使得印度更加团结,这对中国非常不利。如果换一下问题会好一些:中国要不要帮助印度发展?如何帮助印度发展?如何在帮印度发展的同时消解掉印度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问题才是需要考虑的,而不是动不动就想着制裁。并且中国也没有这个传统,去年中国和菲律宾等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关系很紧张,中国也没有动用经济制裁。 正角评论:我们留意到,中国民间对于印度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分歧,一方面是轻视,认为印度是一个脏乱差的国家;另一方面是称赞,认为印度在教育、科技、经济等方面发展迅猛。为什么会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 郑永年:很遗憾,中国对印度的了解远远不够,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印度没有像有些人认为的要超过中国,但是印度也不是一个一些人所认为非常贫穷、愚昧的国家。中国民众只是通过看新闻了解到印度存在治安事故、种姓制度、宗教冲突等等,都没看到一个真实的印度。这是人们想象出来的印度,就像以前西方针对中国一样。印度是一个文明大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困境与机遇并存。另一方面,称赞印度的人往往接触的只能印度的上层人士、科学家和学者,了解到印度一些方面的发展,例如科技,就得出印度要超越中国的简单结论。这也不准确。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术界所做的研究倾向于中美关系,但是人们对美国也没搞清楚,更不用说印度了。中国现在有很多游客去印度旅游,但去研究印度的专家学者很少。这就导年轻人对印度的了解不全面,光是情绪性的东西。 无论是经济还是科技等领域,中国都在追赶美国,而印度也在追赶中国。需要注意的是,你不能忘了追赶你的人,光看着前面的人,这会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正角评论:作为亚洲地区有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中国和印度未来的关系走向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最近中印边境的紧张气氛使得“中印十年之内必有一战”的观点在流传,这种推测合理吗? 郑永年:首先是冲突的规模问题。小冲突并不见得是战争。例如印巴对峙,经常导致士兵牺牲,但人们并不认为这是战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坚持和平崛起。不过,和平崛起并不是一点小冲突都没有,而是意味着中国必须有能力控制区域性和世界性大战的发生。如果连一点小冲突都不敢,那么就只能做投降者了。实际上也不是这样。像对待菲律宾挑起的南海争端、日本挑起的钓鱼岛争端,两者之间发生了小冲突,但这些小冲突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 特别要注意的是,虽然印度国内也有很多人主张借鉴中国的发展模式,但是印度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强烈。他们学习中国,是为了增进印度的利益,绝对不是放弃印度的利益。当然,两边也有很多共同的利益在里面。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对印度做的功夫不够,像“一带一路”,中国和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都有实质性的联系,但印度这么重要的一个国家,我们却重视不够。 长期以来,印度在战略上一直对中国有警惕,近年来这种警惕性一直在提高。比如中巴经济走廊,印度一直认为这对他们是很不利的。这些怀疑是有的,是客观存在的。现在,两国的媒体只会挑起情绪。如果看两国的媒体,好像两国很快就要开战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没有人真正去做研究,没有真正认识对方。如果你了解了对方,把握了对方,就能控制对方的行为。这对中印两国都是如此。文章选自正角评论,2017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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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信息技术让大多数人变得越来越愚蠢2017年7月14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最近,人工智能阿尔法围棋的故事,正在促使人们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思考。第一代阿尔法围棋仅仅依靠记忆,完全是人工的产物,而第二代阿尔法围棋已经具有“自己”的分析能力,通过“自我学习”,超出人的控制。那第三代、第四代和第X代呢?如果人工智能演变成“细菌”,那人类就会有大麻烦。细菌具有自我复制、更新、变种的能力,永远在超越人类社会,走在人类之前,而人类社会一直在忙于应付新的变种。不过,所谓的人工智能就是由人类所创造的智能,接受了人类本身所输入的信息。如果人类所创造的技术具备了自我学习的能力,能够产生新的信息,超越人类的控制,那就很难叫人工智能了。当然,人们也可以相信,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人类控制技术的智慧也会随之进步。01人工智能的两大负面影响实际上,人们真正应当忧虑的是人工智能所能给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带来的多重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已经在发生,只是人们没有认识到,更不用说如何应对的知识准备。迄今为止,人们关切最多的莫过于技术对就业的影响。人工智能正在大规模地替代人工。传统上,技术产生产业和就业。然而,今天的技术所能产生的就业越来越少。在各产业当中,首当其冲的应当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大量的工作被机器人所取代。这种情况已经产生两个极其负面的结果。其一是收入的不平等,机器人的拥有者(或者资本)获取了高额的利润,而那些被机器人所淘汰的则沦落为穷人。发明机器人本来是为了减轻人类的工作负担,但现在演变成和人类抢饭碗,由这种技术进步所导致的社会(收入)不平等正在加速发展。其次,技术使得政府失去大量的税收。这点和前一点相关。从前政府对人(劳动者)收税,但随着劳动者的减少,政府的税收自然减少。在全球化时代,因为资本是流动的,可以去任何一个其要想去的地方;如果一地的税收过高,资本可以选择离开到别处去。这更加重了政府税收的流失。因此,最近经济学界开始出现对机器人纳税的观点和主张;不过,如何成为现实仍然是一个大问号。技术的进步不仅仅影响就业和税收,也影响人本身。如果社会的大多数人失去了工作,或者不用去工作(如通过对机器人征税来养活人类),那他们会干什么去呢?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技术是对人的解放,人类从劳作解放出来之后,可以从事人们真正想做的事情,例如可以做义工服务、进行艺术创作等。不过,马克思等人看到的只是人类光辉的一面,忽视人类时刻堕落的本质。这一点至少可以从欧洲一些高福利国家的发展看出来,毒品、性、社会破坏等也经常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选择。02互联网是民主化的使者? 在政治上,人工智能的出现开辟了两种政治可能性,即专制和专制之下的无政府。其一,人工智能有助于政治的高度专制和集权。互联网产生之初,西方社会一片叫好声,认为互联网有助于政治民主化、公民社会的成长等,有人甚至称互联网本身是“民主化使者”。不过,至少到现在为止,互联网并不符合人们的期待。尽管互联网也赋权社会,但更赋权权力者。互联网出现后,一些国家可以说是越来越专制,当然这种专制并不是传统的专制,而是当代专制,即有效的管治。管治依赖有效的信息收集,而信息技术赋予统治者收集信息的能力是前所未有的。再者,信息技术更有可能导致大众民主的消失和死亡。科学技术是胜于一切的集权因素,这一点在美国社会反而比中国社会表现得更为突出。精英集团(无论是资本、政治精英或知识精英)可以通过垄断技术,特别是医疗、信息、金融、法律和影视等技术,利用新开拓的市场和政治领域,绕开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和政府,而实现直接统治。社会的多数在信息时代则变得更加愚昧无知(下面会论述),任凭精英意识操纵,没有多少进步的空间和时间。在民智低迷的时代,传统民主政治变得毫无意义。专制之下的无政府似乎有些矛盾,但在信息技术时代,专制和“无政府”两者变得并不矛盾。专制就是上面所说的有效集权和管制的情况,而“无政府”指以下两方面:其一,统治者的“直接统治”,即绕过传统政府机构对人民进行直接统治。今天的美国就类似这种情形。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依靠传统政府结构进行统治,实际上特朗普对建制始终抱有“敌视”态度,数百个政府职位到今天仍然空着。推特是特朗普治理的有效工具。政治领域的情况实际上和经济领域差不多。在经济领域,技术使得很多人失业;同样,在政治领域,从长远看也会使得很多政治人物失业,只不过今天这些政治人物(作为既得利益)还在拼命抵抗,反应不是很明显罢了。当然,左派人士会说,技术为直接民主提供了有效条件。不过,如果这样,这种直接民主必然表现为高度的专制,因为在领袖直接面对大众的情况下,权力就失去了有效的制衡。其二,信息技术甚至会使得政府变得毫不相关,从而导致“无政府”状态。社会之所以需要政府,是因为社会的存在需要诸多公共品,包括法律、秩序、公共服务等,这些公共品并非大众本身所能提供,而需要政府来提供。人类社会也是组织的社会,所以通过组织(包括政府)来得到公共品。不过,信息技术已经开始改变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说,信息社会也可以被视为“后组织社会”。信息随手可得,社会变得越来越小,而非越来越大。人们只选择和自己相关的社会因素,而把不相关的因素排挤在外;今天互联网上的各个“群”,就类似这种情况。各个“群”之间的交换也无需通过传统的市场或组织,而是通过互联网本身。也就是说,信息技术使得社会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组”能力。信息已经大大消减了政府传统的功能,从“大政府”到“小政府”再到“无政府”必然成为一个趋势。除非政府转变功能,否则会变得毫不相关。03信息技术导致智力领域的“数字分化” 不过,信息技术对人类的影响远远不止于经济、政治组织等方面,而已经影响到人本身。尽管“数字分化”(digital divide)早已被人们所关注,但人们关切的是社会经济方面的,而智力上的“数字分化”一直被忽视。智力方面的“数字分化”更能影响人类社会的未来。简单地说,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和长足进步,我们无可奈何地要面对一个“活尸人”社会。信息技术已经促成了新社会形态的出现。技术的本来意义是要解放人,但最终便使得人类成为自己所创造事物的奴隶。前面所讨论的失去工作对人类是小事,而人类最终因为不用思考而变得不会思考才是大事。自互联网产生以来,一个总体发展趋势是绝少数人(例如人工智能的创造者)变得越来越聪明,大多数变得越来越愚蠢了。人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人工智能促成人类的“非人化”。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创造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会劳作,会思考。不过,在人工智能世界里,人类无须劳作和思考,这就剥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条件。今天,大凡所有通过实验室工作、逻辑推演、模型推演等而来的所谓的“科学知识”,都在逐渐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第二,互联网发展成为互不联网。这里又有几个主要因素。首先是政府的控制,即政府决定我们可以接触哪类信息,不可以接触哪类信息;其次是资本的供给,资本告诉我们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再次,这更关乎于我们自己的选择,是我们自己选择了互不联网,即我们只选择我们自己感兴趣的信息,而排斥我们不感兴趣的信息。这不仅使得人们的世界观越来越小,也因为格局越来越小而变得越来越非理性,例如自我激进化。其四是技术本身的要求,因为人类有限的记忆力和时间,不得不进行高度的专业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一个大趋势。第三,人工智能社会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这里出现了两种等级秩序。其一,人类社会和人工智能,即人与机器人。其二,在人类社会内部中,除了极少数能够设计、操作并且还能够和人工智能者与时俱进者外,其余的大多数人的思维和智力必将退化,成为弱智。人类到今天为止的智力水平,是数千年甚至更长时间劳动实践的结果。就人类生存来说,知识不再短缺,而是过度。04人类智力退化成“活尸人”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不用像从前那样使用大脑追求满意的生活了,信息到处都是,随时抓取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不用太多的思考,甚至不用思考,长久下去,大多数人的思维能力必然衰退和弱化,从而演变成高度依赖外界提供信息而生活的“活尸人”。到现在为止,人类仍然是决策者,人类仍然可以决定使用还是不使用人工智能。也就是说,现在的智能仍然由人工产生,人仍然是主人。按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即由人工产生的智能将控制人本身。就技术发展历史来看,这个趋势不可避免。像谷歌这样的技术公司不可避免会成为欧洲文明的终结者。欧洲文明把人推高到至高无上的地步,现在则把人变成了技术的奴隶。或许人们会说,正如今天的反全球化运动一样,总有一天,人类也会起来反技术进步。不过,人类的反抗会是无效的,反技术就会像今天反全球化那样毫无作用。人类历史上也出现过反技术运动,但并没有阻碍技术的进步。实际上,人类越反抗,技术进步越快,少数人(技术创造者)总是比多数人聪明。资本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加上政治力量的辅助,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技术的进步。对人类来说,未来是不确定的,但没有退路,只能适应,没有选择。文章选自联合早报网,2017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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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不仅要有地理上的大湾区, 还要有制度上的大湾区2017年7月11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我们现在要建立的大湾区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湾区,还要建立一个制度上的大湾区。欧盟毕竟是由主权国家组成,各国之间利益难以协调,而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大湾区内部相对欧盟其实更有优势。2017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概念以来,“粤港澳大湾区”热度持续升温。6月25日,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深入阐述了他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观察和思考。南方周末:珠三角是一个多年袭用的中国区域经济概念,同样是差不多的地理位置,国家为什么要在这个地区提出一个湾区概念?郑永年:珠三角内部一直存在的问题就是行政分割,珠三角包括港澳这些城市各自分头干、重复建设,城市融合度不高。由于行政分割,在珠三角地区内部,有时候,不仅仅是“一国两制”,而是“一国十一制”,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些自己独特的制度,不仅珠三角9个内地城市跟港澳之间缺乏有效协调,珠三角9个城市之间也缺乏有效协调。广东很多年前就开始做“同城化”的努力,在交通、通讯设施等方面已经实现了互联互通,但还有巨大的改进空间。香港澳门更不用说了,港澳的教育、医疗、金融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和珠三角其他城市没有实现顺利对接,阻碍了珠三角内部的资源合理配置。今天,广东和港澳都面临着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问题。尽管港澳和珠三角9市各有各的优势,但由于一些制度壁垒,资源融合的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比如,广州的商贸,深圳的高端科技,香港的优质金融制度和教育科研实力,珠三角腹地的传统制造业,各个城市在各自领域都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但各地的优势没有实现高度整合和有效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就是要打破这种行政分割,实现资源优势融合互补,产生化学反应。南方周末:最近几年,广东其实也一直有提环珠江口大湾区、粤港澳合作等概念。郑永年:对。广东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之前广东提的这些政策跟现在的粤港澳大湾区相比,有些内容是重合的。不同的是,粤港澳湾区概念超越了广东一省,上升到了中央层面。在世界其他大湾区,企业在经济乃至社会整合方面扮演巨大角色,但在粤港澳湾区,企业面临行政分割导致的巨大制约,起不到整合作用。粤港澳大湾区还是需要政府来整合。由于涉及“一国两制”,以及港澳与广东三地,靠广东一省协调肯定会比较吃力。但粤港澳大湾区提升到中央层面,粤港澳三地资源协调配置的困难就不是无法克服的。粤港澳大湾区现在内部的整合水平远不及欧盟,例如在劳动力市场、人员流动、关卡管理、科研合作等方面。我们现在要建立的大湾区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湾区,还要建立一个制度上的大湾区。欧盟毕竟是由主权国家组成,各国之间利益难以协调,而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大湾区内部相对欧盟其实更有优势。南方周末:目前阻碍大湾区资源整合配置的主要因素是什么?郑永年:原因很多,总的还是意识问题。比如与港澳的资源整合,一方面“一国”的意识还要继续加强,一旦涉及具体利益问题,内地、香港和澳门三地可能纠缠不清,谁也不让利,一点小问题可以纠缠多年而无法及时解决。另一方面,“两制”优势还要更充分地利用,不能各搞各的,造成重复建设和巨大的资源浪费。例如香港具有金融、教育和科研资源,澳门具有优质服务业资源,但是这些都没有和珠三角其他地方整合起来,进行通盘考虑。广州和珠海多年来发展教育,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方面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发展效果并不符合预期。广东为什么不能充分利用香港的教育资源呢?在“一国”构架下,广东和香港的教育资源整合完全是可以做到的,只是人们没有这个思想意识。再比如香港的金融制度资源。这个制度在香港已很成熟。这些年,广东为了照顾香港的发展,本身没发展金融体系,但广东也没充分利用香港这个金融平台,造成巨大浪费。南方周末:您认为解决的方法是什么?郑永年:要进行体制上的整合创新,不只停留在经济层面,还要考虑社会层面的整合创新,尤其是珠三角与港澳在社会经济上的体制融合。我提出一个“单边开放”的理念。我们之间跟港澳进行合作时,强调双边开放,你给我开放一个领域,我也给你开放一个对等的领域。这种开放还是囿于“一国两制”考虑。但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单边开放,广东能不能先向港澳开放,比如劳务市场、房地产市场,再比如能不能在社保政策、医疗政策上先向港澳开放。我国改革开放早期就一直是单边开放。因为单边开放,才有异质的东西进来,才能实现资源之间的化学反应。南方周末:现在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三大城市广州、香港、深圳的讨论很多,尤其是所谓哪个是核心城市的讨论。郑永年:哪个是龙头,哪个是核心,这些提法太局限了。粤港澳大湾区内11个城市,其实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比较优势,关键是如何进行资源的配置。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各大城市有没有在整合过程中结构升级,不应该过分看重谁是核心。开放的本质是流动,经济要素只要动起来,经济就会变活,大家都会获得好处。南方周末: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明确提出建设的第一个湾区,为什么放在粤港澳,而不是其他地方?郑永年:国内其他地方缺少异质性。粤港澳的区位优势不仅包括经济总量、人口总量这些优势,还包括它的文化、社会、制度优势。中国要构建一个国际平台,其他地方都不存在可能性,只有在珠三角,因为它毗邻港澳。大湾区的概念不能只是看经济,也要关注社会、法制,而社会法制最终也将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互补的关系。我们要构建的湾区是要吸引国际的资本,要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胜出,这些都是其他区域所不具备的。南方周末:今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粤港澳大湾区对香港未来有什么影响?郑永年:粤港澳大湾区是推进香港发展的新思路。近年来,香港少数人开始搞“认同”政治,甚至港独运动。因此,大湾区建设不仅仅是要追求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也追求粤港澳地区的进一步整合和国家的统一,加快社会经济的整合,通过社会经济方法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大湾区就是在充分发挥“两制”优势的基础之上的“一国”建设。客观地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国”建设不够。南方周末:广东在粤港澳湾区建设中将扮演什么角色,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郑永年:广东在中国经济版图中一直是排头兵、先锋队。现在中国大力推进经济的转型升级,国家希望把珠三角作为突破口,因此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大湾区能不能做好,还是要靠地方。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是以广东为中心的,但这是一个国家级项目,而不仅仅是一个广东项目。广东需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这不仅是一个经济概念,而且是体制创新、区域整合这个层面的概念。南方周末:粤港澳湾区与世界三大湾区之首纽约湾区有哪些区别和优势?郑永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港珠澳大湾区相对于纽约的优势都是显然的,现实和发展前景都优于纽约。但港珠澳大湾区这些庞大的数据能否转化成生产力呢?能否在劳动生产力方面超于纽约呢?纽约的优势在于它是一个单一城市,企业是纽约湾区的主体。港珠澳大湾区有11个城市,这些城市的基础设施都很好。问题在于政府是大湾区的主体、行政分割仍然严重、企业无力承担湾区整合的责任。因此,港珠澳大湾区建设不仅仅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体制改革和建设,通过体制变化来促进整合,谋取发展。文章选自南方周末,2017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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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参照京津冀协调模式2017年7月3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近日发表题为《粤港澳大湾区与制度创新》的文章,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文章称,粤港澳大湾区由广东境内的九个城市和香港、澳门两个城市组成。这不仅仅是中国的巨大城市群,也是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城市群,这11个城市的经济总和相当于世界第十大经济体。 文章称,为什么中国要提粤港澳大湾区?第一,大湾区建设就是要实现湾区本身的可持续发展。第二,实现国家的进一步整合。第三,把湾区建设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化经济贸易、科技创新平台。 文章称,就国家的整合和统一而言,大湾区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大湾区建设不仅仅是要追求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也追求粤港澳地区的进一步整合和国家的统一。 文章称,不过,各地的优势没有整合与利用,也就是没有做到资源有效配置。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没有利用各自优势,各搞各的,造成重复建设和巨大的资源浪费。例如香港具有金融、教育和科研资源,澳门具有优质服务业资源,但是这些都没有和珠三角其他地方整合起来,通盘考虑。 文章称,广州和珠海多年来发展教育,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方面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发展效果并不符合预期。广东为什么不能充分利用香港的教育资源呢?在“一国”构架下,广东和香港的教育资源整合完全是可以做到的,只是人们没有这个思想意识。再者,是香港的金融制度资源。这个制度在香港已很成熟,在世界领先。这些年,广东为了照顾香港的发展,本身没发展金融体系,但广东也没充分利用香港这个金融平台,造成巨大浪费。 文章称,在大湾区内,行政分割过于严重,很多问题都是由此造成的。 文章称,怎么办?因为是“一国两制”,较之其他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整合有其难度。但因为存在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行政分割所造成的困难也不是无法克服的。有几方面路径可以考量: 第一,优质城市建设。湾区可以对标国际一流城市建设来进行。湾区内部很多城市的基础设施已经跟上,甚至不亚于港澳,但管理水平远远没跟上。这方面,湾区各城市可以通过服务业的整合快速得到提升。应当指出的是,广东现在的服务方式和水平本来就和港澳经验相关。 第二,城市群建设。城市群建设已经提升为国家计划,湾区可以参考其他国家的湾区建设经验,例如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等。除了要参考这些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更重要的是这些湾区如何克服行政分割的限制,让企业和社会在湾区整合方面起主导作用。 第三,湾区范围内的制度整合。这方面,有很多湾区“共同市场”有待建设,包括共同制造业基地、共同金融市场、共同劳动力市场、共同房地产市场、共同教育市场、共同服务业市场等。如上所述,香港的金融、教育、科研优势,为什么广东不能用?如果这些湾区共同市场建成了,就可以实现湾区内部资源的有效配置。 第四,世界性贸易平台建设。在这方面,湾区要深入研究成功的案例,把国际多边主义的规则内化,变成“一国”之内大湾区自由贸易区的规则。因为这些规则具有国际性,也比较容易为国际企业所接受。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这样做尤其有意义。 第五,中央高层组织协调。鉴于“一国两制”的复杂性和城市之间的严重行政分割,这11个城市之间或广东省一级很难产生有效的协调机构。如果没有有效的协调,本来很容易解决的一些具体利益问题,就会被放大到阻碍湾区的整体整合。因此,可以参照京津冀协调模式,由高层组织协调机构。没有这样一个顶层设计,很难达成上述几个方面的目标。文章选自参考消息,2017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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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崛起过程中,中国如何建设“软力量”?2017年6月27日
近代以来,一个大国崛起的首要标志是“硬力量”。所有“硬力量”的基础都是经济,没有经济上的崛起,就不会有包括军事、外交在内的各方面的崛起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近代以来,一个大国崛起的首要标志是“硬力量”。所有“硬力量”的基础都是经济,没有经济上的崛起,就不会有包括军事、外交在内的各方面的崛起。或者说,没有经济的崛起,其他方面的崛起不足以使得一个国家产生国际影响力。 大国首先是经济大国,然后是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这里并不排除一些国家即使没有强大的“硬力量”,但可以发展出很强大的“软力量”,例如文化、艺术等。古代很多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大国包括传统中国就是这样。 但是,光有“软力量”而没有“硬力量”的国家,其对他国的影响力也会是有限的。例如今天很多小国都有很多“软力量”(文学艺术和宗教等),但他们的国际影响力,也就是它们影响和改变他国行为的能力,并不显见。再者,如果“硬力量”不足,那么国防就成为大问题,“软力量”不能自保,作为“软力量”载体的国家也不能自保。 另一方面,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硬力量”必须软化,否则“硬力量”就很容易会被其他国家视为是威胁。一个国家光有“硬力量”,从“硬力量”所能得到的影响力就会有限,也是不可持续的。 从历史经验看,尽管“硬力量”和“软力量”两者很少有可能同时发展,但在一个国家发展“硬力量”的同时也要开始建设“软力量”。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现实中,一个国家的“硬力量”和“软力量”的建设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如果没有“软力量”,维持“硬力量”的成本就会非常高,因而不可持续。前苏联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中国各方面的“硬力量”正在崛起,继续的崛起也不可避免。因此,如何建设“软力量”便是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挑战。实际上,自从中国开始崛起以来,各种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正因为这样,中国官方在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期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话语,希望化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担忧。 中国硬实力的崛起必然引出其他国家的担忧,这是正常现象。不管中国政府做如何的努力,这种担忧不会消失。问题在于,为什么外界对中国崛起有如此的担忧?这里其中一个要素就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硬力量”的发展,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在崛起,并且变得很强大。 而从国际关系历史上看,民族主义经常导致国家间的冲突。或者说,中国官方意在化解外界对中国崛起担忧的政策话语远远抵消不了民族主义的崛起所带来的“负软实力。” 矛盾的是,尽管民族主义在国际社会往往是一种“负软实力”,但对民族国家内部来说,则是一种相当有效的“软实力”。民族主义的崛起是一个国家崛起过程的必然现象,同时民族主义也是有利于国家内部不同要素的整合。不过,民族主义必然对一个国家的外部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 从现象上看,民族主义往往和种族优越、民族优越、文化沙文主义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民族主义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必须超越的一环。中国也一样。随着国家的崛起,人民对国家的自豪感变得不可避免。但令人担忧的是,直到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往往体现在简单的“义和团主义”,包含了近代以来的受害者情结和崛起之后的复仇情结。 再者,在西方,很多政治人物和学者仍然受欧洲历史的影响,把中国的崛起和欧洲德国的崛起联系起来。在亚洲,人们也把中国民族主义和日本战前的民族主义做比较。言下之意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也有可能重复德国民族主义和日本民族主义往日的道路。 我们对这种关联不可忽视,因为一旦这种关联成为其他国家决策者所考虑对华关系的起点,那么中国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冲突有可能变得不可避免。例如,当尼克松政府发动越南战争时,就认为胡志明就是欧洲的希特勒。如果胡志明就是希特勒,那么越南战争就是合符道德的正义战争了。因此,中国必须有意识地避免其他国家把中国民族主义和德国、日本的民族主义相提并论,在实践层面,更需要回避走这条导致自我击败的道路。 中国当然不存在德国、日本那样的战争导向的民族主义,这种概念只是西方的误解。正因为这样,中国政府近年来选择了“文化走出去”。这里的理论前提是:外在世界之所以对中国有这样的误解,主要是因为外在世界不了解中国、中国的和平文化,等等,如果外在世界了解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那么外在世界的这种担忧就会消失。“文化走出去”政策背后的这种理性并非没有一点道理。但是,“文化走出去”现在面临着很多问题。 一个严酷的事实是,大家都知道了中国文化要走出去,但谁也不知道文化方面什么东西要走出去,什么样的文化才能改变他国对中国的看法,不再感到中国有这样那样的威胁。正如商家做营销,首先自己必须有产品,营销只是包装和策略问题。营销得当就能够改变人们对你所有的产品的认知,甚至确立对你的产品的认同感。但无论如何,首先必须有高质量的产品。如果产品质量低下,营销做得怎么好也会无济于事。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一种文化要成为“软力量”,至少需要三个条件: 第一,这个文化,不管是产自本土还是结合了从外面“输入”的因素,必须是能够解释自己。如果一种文化不能解释自己,那么如何能够让“他者”了解自己呢? 第二,这种文化必须能够让“他者”信服,信任。如果“他者”对这种文化不能信服,不能信任,那么便是没有“软力量”。 第三,也是更为重要的,“他者”能够自愿接受这种文化,“自愿性”是“软力量”的本质。具备了这三个条件,文化是不需要被推广的,尤其不需要通过政治力量而得以推广。 在唐朝,没有政府到处去推销文化,但文化到达了东亚社会的各个角落。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传播,基本上也不是依靠政府的力量的。如果一种“软力量”需要政府去推广,那么人们一方面就可以怀疑这一文化是否“软文化”,另一方面也会感觉到很硬。例如,西方的民主自由等价值是西方政治“软力量”的核心,但如果西方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要把这些价值强行推销到其他国家,强迫其他国家接受,那么便不是“软力量”,而是“软力量”的反面。 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样一种软文化,因此很容易理解各种“推销”行为为什么显得那么吃力。中国现在所有的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要不依附于自己的历史传统,要不依附于西方文化。 中国文化里面包含有传统因素,或者外国文化因素,或者是两者的结合,这不仅没有问题,而且也是优势。但这种文化必须能够满足第一个条件,即能否解释自己。传统文化曾经辉煌过,但已经不能解释现实中国了。中国现在缺少的是能够解释自己的文化产品。 今天,我们所有的产品是大多是复制品。政府一直在提倡“文化创新”,但很多人在进行所谓的“文化创新”过程中,要不简单照抄照搬,要不就是应用性,也就是西方技术,中国材料。 在很多方面,中国往往是用人家的话语来说明自己,结果是很显然的,就是,越说越不清楚。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国家,而且是基于文明之上的国家,很难像一些非西方的小国那样,用西方的话语来打扮自己。再者,因为中国努力抵制西方式政治制度,而不能像日本那样把自己打扮成为西方国家。中国强烈反对西方把自己的逻辑强加给自己,这没有错,问题在于,什么是中国自己的文化逻辑呢?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因此,也不难理解,中国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最重要的议程就是要文化创造,一种既能够解释自己、又能让他人了解自己、并且自愿接受的文化。这样一种文化才具备“软力量”。 自近代以来,从经验上看,一个国家在创造这样一种具有“软力量”的文化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如何克服内部的民族主义,二是如何建设其他国家所能接受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或者普世价值)。 中国也不例外,而且这两个任务都很艰巨。 第一个任务是如何软化民族主义。如前面所述,民族主义有其正面的地方,那就是强化人民的民族和国家认同感。但民族主义必须超越“义和团主义”的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排外,二是非理性。也就是说,中国需要实行民族主义的转型,使得其拥有包容和理性的特征。这并非不可能。 西方一些国家也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但也具有包容和理性的特征。英、美、法、德等国家的民族主义并不是本来就具有开放性的,而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转型过程。美国早期很排外,但现在很包容。德国的民族主义更是基于种族之上,为其他民族(尤其是犹太民族)带来灾难,但现在也很开放。民族主义的开放、包容和理性是转型的结果。 如何改造民族主义?这就和第二方面紧密相关,那就是要增加现有文化中具有普世价值的成分,或者说要创新文化使得其具有普世性。 中国现在还没有发展出能够让其他国家欣赏和接受的文化价值。要发展具有“软力量”的文化,中国迫切需要建设中国本身的知识体系,任何一种文化的内核就是知识体系。在国际关系层面,这个知识体系必须是理性民族主义和普世文化价值的结合。 民族主义所要表达的就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特殊性,而普世文化所要表达的则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普世性,也就是说和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共同性。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特殊性和普适性的结合。换句话说,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其自身的核心价值,但同时也具有和其他民族和国家共同享有的共享价值。 简单地说,中国的“软力量”文化的建设就是要把自己的核心价值和作为人类共同体一员的共享价值有机的结合起来。体现自己核心价值的文化或者知识体系就能够解释自己,而包容普世价值的文化和知识体系就能够为他人所理解和接受。文章选自正角评论,2017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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