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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为何世界唯独将眼光转向中国?2017年3月1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2016年,西方的政治发生了诸多重大变化,对全球的政治经济秩序造成冲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正在向世界传递着积极的信息,不仅一直为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提供着最大的贡献份额,还发挥出大国的能力,2017年,世界对中国这个大国抱有高度的期待。关切中国已经成为各国关切自身利益的必需。 去年是二战以来西方少有的一个政治年,先后发生了被很多人视为“黑天鹅”的重大政治变化,英国脱欧、意大利宪政改革公投失败、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等。人们把这些视为是“黑天鹅”,因为这些表示着不好的预兆。很明显,对西方来说,这个政治年其实还没有结束,2017会继续发生类似的政治变化。 特朗普和美国现存体制的对立已经公开化,从前是美国两党之间互相否决,现在已经演变成特朗普和整个旧体制之间的互相否决。这种情况不知道何时能够结束,美国政治何时能够稳定下来。 欧洲的情况同样令人担忧。英国已经正式进入脱欧程序,相信这不会是一个顺利和平稳的过程。法国极右国民阵线力量继续上升,而德国的右派选择党也不甘示弱。 实际上,欧洲的右派趋于结成区域联合阵线,甚至国际联盟。如果法国国民阵线赢得选举,欧盟就岌岌可危了。不管怎样,西方各国内部政治力量的对立已经公开化,政治斗争而不是政治合作,成为了西方的常态。 世界在寻找稳定经济的要素 西方的变化已经也必然继续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构成巨大的冲击。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到今天还没有恢复过来。如今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开始盛行,已经很糟糕的世界经济形势可能进一步恶化。 在地缘政治方面,特朗普想通过改善美国和俄罗斯关系来缓解局势,包括双边关系及美俄在中东和欧洲问题上的分歧,但看来事情并不简单。无论是特朗普本人还是其所任命的官员,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几乎在动摇着特朗普的合法性基础。这个趋势也不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明朗起来,美俄关系、欧俄关系、中东问题会继续处于高度不确定状态。地缘政治的这种局面又会对世界经济造成比较负面的影响。 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把眼光转向中国,并且唯独是中国。这并不难理解。当特朗普正式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时,澳大利亚立刻希望中国能够加入TPP谈判。其实,各国都明白,一个没有中国的TPP本来就没有多少意义;但现在一个美国退出、中国又没有加入的TPP,它就完全失去了其意义。欧盟面临英国脱离和美国保护主义的压力,也希望能够提前和中国讨论经贸关系,寻找稳定经济的要素。 如果从要发生的重要政治事件来衡量,2017年必然也是中国的政治年。“两会”马上就要召开、“一带一路”高峰论坛、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所有这些都是世界所关切的。实际上,今天中国内政外交的任何动向,都会牵动全球的关切,关切中国已经成为各国关切自身利益的必需。 为世界经济增长作贡献的持续力量 世界对中国的关注源于对中国的过去、现状和未来的分析与认知。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今天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一直为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提供着最大的贡献份额。 尽管近年来面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因为中国经济基数庞大,其贡献仍然最大。人们也相信,只要中国维持国家规划的经济增长水平,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只会增长,而不会减少。 再者,世界也发现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话语方面的进步和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了和世界经济接轨。中国似乎向世界传达出了一个积极的信息:当自由贸易这面旗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扛不下去的时候,中国会接着扛。 中国所提出的世界和区域经济的“中国方案”令人们更感兴趣。近年来,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主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尽管少数国家对中国抱有怀疑,但更多国家积极参与中国的倡议,因为它们看到中国的举动并非“另起炉灶”,建立自己的体系,而是积极配合现存的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必需的补充,或者说,中国所做的是在强化现行国际经济体系,这些正是世界所期待的。 同样重要的还有中国对待地缘政治的态度和方法。世界逐渐发现中国实际上对西式地缘政治并不感兴趣。尽管中国在保护其国家核心利益方面会不惜一切,但中国并没有任何企图向外扩张。 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有了全面的改善。今天,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家,已经把西式地缘政治搁置一边,回归亚洲式经济合作。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也开始在这些国家产生积极的结果,至少在经济领域。 中国关注内部治理 世界最为关切的还是中国的内部发展。贸易保护主义在西方的崛起,是因为西方内部的发展出了很大的问题,外交是内政的延续。那么,中国的内政又是如何呢?中国的内政支撑得了其外部的角色吗?这是世界的关切。 来自中国的信息是正面的。西方的问题在于内部治理,而内部治理问题的核心在于一个有效政府。西方的困难在于形成不了一个有效政府,精英之间没有共识、党派之间互相否决,造成今天体制内外对峙的局面。 而中国一直以自己的步伐和速度在发展。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不难发现,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方法,包括政府和市场的作用,避免了经济的激烈波动,以缓慢平稳的方式保证了内部稳定。 世界期待哪些积极的信息? 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更为积极的信息,是其消化全球化负面后果的决心和能力。全球化为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财富在各个社会群体中的分配不公平,造成社会的分化。西方政府无能为力,中国在全球化造成的这些弊端面前也不能置身事外。 近年来,中国政府发动前所未有的扶贫,要在今后数年内,帮助大量农村贫困人口脱离贫困。世界感觉到,这样的事情可能只能在中国发生。 中国要在十三五规划期间,提高人均国民所得,使其达至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精明的国际商界当然知道这对于他们的真实意义,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计算如何能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当中国成为一个内需导向社会时,意味着中国不会像过去那样依赖西方;相反,届时的西方需要依靠中国来发展和增长。这些正是世界关切中国的巨大动力。世界预见了一个不一样的大国的崛起,并对这个大国抱有高度的期待。对中国来说,世界给了自己巨大的责任和压力,但也给自己一个历史的机遇和机会。道理也很简单,当西方世界出现治理危机,而失去围堵中国的能力时,当全球化出现问题而需要有大国提供全球公共品时,中国就有了机会去加快自己的和平崛起。文章选自新华思客,2017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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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我们应该如何纪念邓小平2017年2月21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主要的进步是制度上的进步。尽管制度是人确立的,但制度比人更可靠。编者按2017年2月19日,是中国老一代领导人邓小平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日。郑永年教授认为,制度更是衡量政治人物政治遗产的最重要标准。邓小平的遗产之所以有持久影响力,就是因为他为执政党留下了一套制度。比如,领导干部任期制、年龄限制、集体领导体制、干部任用制度、基层治理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制度,都是在邓小平时代确立起来的。01制度比人更可靠就制度建设而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出台的改革文件,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具有方向性的。无论就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政治上的法治建设,两个文件不仅明确了制度发展的方向,也勾画出制度建设的具体轮廓。但一到执行领域,情况并不令人满意,而且在有些领域似乎正在失去方向。很多年来,中国各级政府习惯于抓工程建设、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意识形态工作,而对制度建设缺少经验。对一些党政官员来说,衡量他们成绩的,是诸如GDP增长那样可以加以量化的指标,而非制度建设。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也一直没有确立以制度建设来衡量进步的标准。这或许是因为制度建设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看到结果,不能以急功近利方式来进行。一些党政干部因此对制度建设没有多大的积极性。实际上,制度是人类文明的积累。对任何国家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是一切,所有其他方面的进步必须以制度的进步来衡量。尽管制度是人确立的,但制度比人更可靠;从历史上看,制度更是衡量政治人物政治遗产的最重要标准。制度化因此也是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界的永恒课题。制度建设永远不会终结,包括民主制度。美籍日裔学者法兰西斯·福山曾言,美国制度高度制度化,甚至是过度制度化,导致没有伸缩性。但其实不然,制度很容易遭人忽视甚至破坏。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福山不再持这样的观点,他甚至认为美国的制度正在失败或已经失败。特朗普基本上把整个建制搁在一边,自己搞一套制度来运作。其后果正在显现出来,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再者,如果类似于特朗普那样的黑天鹅,飞进一个制度化不高或没有制度的国家,那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福山也曾经拿中国和美国作比较,认为如果说美国过度制度化,那么中国制度化则远远不足。制度化不足也一直是西方担忧中国的不确定性的主要根源。但实践上并非如此,正是被西方视为具有最大不确定性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呈现出高度的确定性,而中国所具有的这种确定性,是以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建设作保障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主要的进步是制度上的进步。西方说中国制度建设低水平,不确定性高。这不仅仅是因为西方人对中国制度进步的认识不足,也是因为中国方面的原因。如上所述,中国本身也忽视了以制度建设来衡量国家的进步。自从中国近代传统王朝国家被西方一而再、再而三打败之后,中国的数代精英一直在寻找适合中国现实的制度建设。从晚清到孙中山再到国民党,其间因为内外部因素,制度建设经历了诸多失败。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才开始了没有外力干预的内部制度建设。02邓小平时代的制度进步毛泽东一代的政治功劳,不仅仅在于他们统一了国家,更是确立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构架。今天中国运作的政治体制是毛泽东一代确立起来的。毛泽东的功劳是制度建设,而不是今天左派或极左派所说的,诸如“阶级斗争”“文革”“取消市场经济”“消灭资产阶级”等。这些作为理想,毛泽东努力追求过,但没有在当时得到好的结果,也没有留下好的遗产。或者说,毛泽东思想中那些被左派追捧的部分,从来就没有在实践过程中实现过,而只是作为理想而存在。因此,只有到了困难时期,人们才会去怀念毛泽东;形势一好,人们(不管左派还是右派)就忘了他。邓小平时代的制度进步尤其显著。毛泽东时代,各种社会政治运动对毛泽东自己确立起来的制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破坏。邓小平一代经历了那个动荡的时代,因此把制度建设置于头等重要的位置。修改宪法、法制建设、领导干部任期制、年龄限制、集体领导体制、干部任用制度、基层治理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制度,都是在邓小平时代确立起来的。这也是邓小平的遗产持久影响力的制度保障。直到现在为止,人们可以讨论如何进一步改革或改进这些制度,但没有人可以轻易否定和取消这些制度。这些制度一旦被党政官员和大众所接受,便具有了自我生存能力。邓小平之后,1990年代,中国在制度建设上又有很大的进步。为了加入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中国实行了“接轨”政策,即通过改革自身的制度,在制度层面和国际标准接轨。进步尤其表现在经济方面,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构架,就是这个时期所确立的。同时,在政治上,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力主的“法治”写入党和政府的文件,并把“法治”确立为政治制度建设的目标。就经济发展而言,胡锦涛和温家宝时代成就很大。在这期间,中国的GDP翻了一倍。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可以说是前一个时期制度建设的红利。同时,胡温时代也继续进行前一个时期已经开始的制度建设。不过,这个时期最具有意义的制度建设发生在社会领域。这是必然。1990年代主要议程是经济发展,社会领域不仅建设不足,而且遭到很大的破坏。社会体制建设和社会政策是胡温时期开始的,包括普惠性的低保、社会保障等。不过,在政治方面,这个时期制度建设不足。法治建设不仅没有进步,反而被新出现的“维稳系统”的阴影所笼罩。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更是把精力投入到对付危机,而非制度改革。如果没有“维稳系统”的出现和2008年金融危机这两件事情,这会是个非常令人怀念的时代。对制度建设的规划,中共十八大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十八大之后高层所提出的“四个全面”,即“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除了第一个“全面”是关于经济发展之外,都是关乎制度建设的。1980年代中期,中共曾经设想全面的改革计划,协调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但1989年之后,改革不再具有全面性,而是有重点的局部突破。也就是说,十八大之前的诸多制度改革大都是局部和零星的,没有系统性。正如“四个全面”所示,十八大以来改革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全面”,“全面”就是“系统”。十八大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细化,四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可以说是系统的政治改革计划(尽管没有使用政治改革的概念),而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两个文件,则是对执政党本身的系统改革计划。03制度建设还未完成尽管外界关切的焦点在于中国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和经济的新常态,但如果站在未来的立场来看,十八大以来最主要的进步也在制度。甚至可以说,无论是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还是经济新常态,都是为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设提供环境和条件。当GDP主义盛行的时候,制度建设很难提上议事日程;同样,当腐败盛行的时候,政治体制和执政党本身的体制建设,很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就拿最为棘手和敏感的法治领域来说,制度进步也是明显的。正如前面所说,中共十五大就正式提出了“法治”的概念,但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并没有转化成为制度建设。在有些时候,出现停顿甚至倒退现象(例如维稳系统的正式确立)。在中国的政治背景中,法治的困难在于党和法之间的关联。西方和中国本身的很多人认为法治必然和多党制联系起来,或者说,一党统治下很难实现法治。当然,这个假设并不符合经验,因为很多一党独大的体制,例如日本和新加坡都发展出了健全的法治体制。十八大之后,中国也开始从制度层面积极探索法治建设。在司法层面,这些努力包括建立跨区域法院、巡回法庭、司法专业主义、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终身问责制等。这些制度设计至少要达到两个目标,即领导人不得随意干预司法和司法的相对独立,尤其是要消除历史上一直盛行的司法地方主义。在反腐败方面,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已经从制度层面消除了机构和权力过于分散、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自己的腐败自己反)丛生等现象,把权力集中在中纪委手中,中央各部委、省政府的腐败案件由中纪委直接来处理。在这一步完成之后,又开始了第二步,即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建设至少有几个主要目的。第一,通过整合和协调中纪委和监察委,把党的政治权力转化成为国家权力。第二,有效制衡政府的行政权力。从前监察部分是政府的一个部分,这就为反政府部门的腐败制造了困难,如果不是使得反腐败成为不可能的话。现在监察委的权力来自于全国人大,而非政府。这使得监察委具有了独立于行政部门的权力。实际上,监察权的设计类似于早期孙中山所设想的“五权宪法”中的监察权。第三,反腐败的效率。监察委整合了从前分散于各个部门的相关权力(即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监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机构),这减少了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使得监察和反腐败更加有效。制度进步并不表明中国的制度建设已经完成。在很多方面,例如如何处理核心与党内民主、核心与集体领导之间的制度关系,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之间的关系、党的领导和法治之间的关系等,都存在着巨大的空间,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同时,任何一项制度建设也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在制度建设过程中,也会有反复。在一些领域,制度建设往往迁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考量。制度建设是人来执行的,在执行过程中,执行者往往失去制度建设的大局观,而让局部利益观占据主导地位。不管如何,制度建设的大方向是明确的。中国人常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制度就是营盘,而官员和老百姓都是生活在制度之下的兵。一个政权的生命力之所在,就在于不断的制度建设和更新。由此而言,任何一个领导人或领导层的历史遗产,就是他们所塑造的制度。没有制度建设,就没有持久的遗产。文章选自IPP评论,2017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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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我对中国所谓的智库很悲观2017年2月7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我对中国所谓的智库很悲观主要是因为很多智库没有独立性,不客观。这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问题,更是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新加坡的知识分子比较独立客观。我以前写过文章说,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不见得一定跟政府有关系。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往往跟权力或者利益靠得太近。但换个角度看,中国的智库还是有发展的空间。中国有两拨人太多了,拍马屁的人太多了,骂政府的人太多了。这两拨人都没有建设性的东西,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因此有用的智库是非常少的。要搞好智库,独立观察与客观是最重要的。具体来讲,比如机制的设计、政治环境、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和文化问题等。美国的智库跟欧洲不一样,欧洲各个国家之间也不一样,日本、新加坡又不一样,但不管怎样,客观性都是普适性的标准。怎样做到客观呢,我想不同的政治环境、文化体系有不同的方式,中国目前也正积极探索。中国目前的智库虽多,但很多都是有库无智。2013年在北京开了个全国智库大会,大家就谈怎么对政府产生影响力。我认为智库不能老想着怎么产生影响力,只要我们能做出实实在在的研究,自然就会有影响。根据我的经验,只要你说的是真话,接近现实,即使政府不认同,最后还是会有影响。因此影响力只是一个副产品,而不是一个智库应当追求的东西。智库就是要在知与行之间建立起一个桥梁。马克斯·韦伯提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我们首先要问价值有没有可行性,没有可行性就是没有理性的东西,是乌托邦。智库的任务则是研究通过什么样的工具来实现这个价值,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智库可以告诉执政者实际情况如何,有几条路径可以实现这个目标。至于选择哪条路径,则由政治人物来决定,我们也无法干涉。具体到政策上,政府首先要鼓励民间智库,让其探索不同的道路,曲折一点也没问题。其次,要给它宽松的政治环境,允许大家进行理性的争论,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理性争论的空间就没有理性的共识。不过我的担忧还是在知识界自身,我觉得中国知识界不成气候。政府并不会限制你怎么想,只要你能客观地反映问题。而中国的知识界比较缺少独立、客观研究问题的传统。中国很多学者在做的都是假知识郑永年在2015年12月接受FT中文网采访时谈道:“我最失望的就是知识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有没有提出某种自己的思想。左派、右派整天照抄照搬西方的概念,有没有自己的东西?我在写一本新的书《知殇》。中国的文明是一个对话文明,但是以我为主的对话文明。中国古代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后来受到佛教的影响,宋朝之后又出现新儒家。先秦的百家争鸣是文明内部的对话,然后和印度文明对话,吸收了一些新的东西。近代以后中国和西方文明对话。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自己产生了什么?到现在还在照抄照搬。中国社会转型比起欧洲不知规模要大多少,欧洲转型产生了多少伟大的思想家,我们现在的转型呢?我们对世界社会科学的贡献呢?中国很多学者在做的都是假知识,用中国的素材来论证西方的命题,而我们自己的命题还没找到,都是假命题。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发表的内容,都是西方的命题加上‘来自中国的证据’(evidenceofChina),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我们大部分学者的脑子还是被西方殖民地化了。很多学者连西方实际上怎么运作的都不知道。把民主、自由、社会公正等在西方有独特历史的东西,都看成普世的东西,都是拿一个抽象的、西方都不见得存在的理想状态来评判中国,这能产生知识吗?如果你是政治人物,那你鼓吹什么主义我不管。但如果是做学问,一定要去探究西方的很多东西是怎么产生的。从经验出发,究竟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中国现在很麻烦的是,谁都想当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还没有当好呢,就想当公共知识分子,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这不是把自己当成政治家了吗?你在规范层面,因为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性,支持反对也好,都没有问题,但作为学者就不应该。你首先要搞清楚,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怎么样的。现在谁知道中国的社会、经济等体系是怎么运作的吗?我想知道的人不多,很多人是在拿西方的桔子来看待中国的苹果。”文章选自搜狐网,201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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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为何当下全球会发生“首脑危机”2017年2月7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今天的首脑危机,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密切相关,可说是今天西方民主政治的直接产物。首先应当说明的是,首脑危机并不是说今天西方各国没有了首脑,而是所产生的首脑没有能够履行人民所期待的角色和作用。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撰文指出,在很大程度上,今天美国、欧洲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已经预示在世界范围内,正发生着一种可以称之为“首脑危机”的现象。这无论对各国国内政治还是对国际政治,都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脑的作用不言而喻。自从人类有政治生活以来,无论是怎样的组织,都需要协调和统领组织的生活,因此都需要有首脑作为核心人物而存在。从原始部落的“头领”和“酋长”、封建时代的各种“国王”、帝国时代的“皇帝”到近代以来的各种体制的首脑(例如总统制里面的“总统”和议会制度里面的“首相”),无一不是围绕着首脑来进化和运作的。日本人把“总统”翻译成为“大统领”是非常形象的说法。 不过,近代以来的民主化给首脑注入了新的内容,无论是其产生、维持和退出,其行为、责任等各个方面都赋予了民主的内容。首脑必须由人民选举产生,其权力来自人民;同时首脑不能滥用权力(分权与制衡);人民保留让首脑去留的权利(定期性选举或者罢免);首脑必须对其政治行为负责等等。在西方,一般认为,民主是解决人类既需要首脑,同时又能保证首脑不滥用权力的最有效机制。 今天的首脑危机,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密切相关,可说是今天西方民主政治的直接产物。首先应当说明的是,首脑危机并不是说今天西方各国没有了首脑,而是所产生的首脑没有能够履行人民所期待的角色和作用。为什么这样说? 第一,庸人政治。民主制度所设想的,是要选举出“出类拔萃之辈”成为国家领袖。但是现在所选举出来的首脑,很难说是最优秀的。如果说所选举出来的政治人物是否“优秀”很难判断,从经验上看,他们没有多少是有所作为的。即使这些政治人物想作为,实际上也很难。这或许是因为首脑个人的能力之故,或许是因为首脑所面临的制约过多之故。不管是什么原因,结果都是一样的。 相反,人们看到的是,不负责任的首脑越来越多。最显著的行为就是首脑们动不动就进行公投。西方代议制产生的原因在于,现代大社会不可能让公民直接决策,所以选举出他们的代表来行使权力。不过,因为这些代表之间经常达不成政策共识,演变成党争,首脑只能诉诸于公投。这样,间接民主又转变成直接民主。 就其形式来说,公投是直接民主的直接表现。但问题在于公民对很多问题没有判断能力,他们公投表决之后又后悔结果。这在英国的“脱欧公投”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更为严峻的是,公投经常导致社会的高度分化,处于简单的“是”与“否”的分离状态。公投这一最民主的方式,导致了很不民主的结果,往往是51%的人口可以决定其余49%人口的命运。“出类拔萃之辈”不从政 第二,传统类型的“出类拔萃之辈”正在失去参与政治的动力。就民主政治所设想的“政治人”理论来说,参与政治(即参与公共事务)似乎是人类最崇高的精神。从古希腊到近代民主早期,这一设想基本上有充分的经验证据,从事政治的都是贵族或有产者(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阶级或者商人阶层)。贵族和有钱阶层往往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并且不用为生计担心,是有闲阶层,他们中的很多人有服务公众的愿望。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称这个群体为“职业政治家”。 但在大众民主时代,“政治人”的假设已经不那么和经验证据相关了。从理论上说,大众民主表明人人政治权利平等,有更多的机会让普通人参与政治过程。不过,很多政治人物不再是专业政治家,政治对他们来说是一份工作,并且是养家糊口的工作。与过去相比,政治的“崇高性”不再存在了。此外,在大众政治时代,政治人物所受到的制约越来越甚。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出类拔萃之辈”不再选择政治作为自己的职业,而选择了商业、文化或者其他领域,因为那些领域更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三,代之以传统“出类拔萃之辈”的,便是现代社会运动型政治人物的崛起。无论在发达社会还是发展中社会,这已经是非常明显的现象。当然,这种现象并不新鲜。在西方,每当民主发生危机时,便会发生社会运动。无论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还是由政治人物自上而下的社会运动,都会产生民粹主义式的政治人物。在发展中国家,二战之后反殖民地运动过程中,曾经产生很多民粹式政治人物。这不难理解,为了反对殖民统治,政治人物需要动员社会力量,同时社会力量也已经处于一种随时被动员的状态。今天,无论是发达的西方还是发展中社会,民粹主义到处蔓延,有左派也有右派民粹主义,一方面为新型的政治人物(也包括首脑)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第四,强人或强势政治的回归。民粹主义政治的崛起,正在促使政治方式的转型,从传统制度化的政治转向社会运动的政治。从社会运动中崛起的政治人物,往往具有强人政治的特点,不按现存规则办事。破坏规矩是民粹主义的主要特征,如果根据现行规则办事情,就出现不了民粹。西方民主政治一般被视为已经高度制度化,甚至是过度的制度化。不过,民粹主义式的领袖可以轻易对现存政治制度造成严重破坏。美国特朗普的崛起表现得非常清楚。 因此,首脑危机不仅体现在传统类型的首脑不再能够作为,也体现在给人们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的另类首脑的崛起。两者实际上相互相成,正因为传统类型的政治人物不再能够作为,导致了另类政治人物的崛起。是什么导致这种现象?社会经济形态变化 社会经济形态决定了政治人物(首脑)类型。如前面提到的,人类社会自古至今经历不同类型的首脑。不同类型的首脑取决于不同类型的社会经济形态,从原始部落、封建、帝国、神权、近代主权国家和现代工业社会,不同社会形态造就了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产生了不同类型的政治首脑。 今天的首脑危机就是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变化了,而政治制度没有发生变化,产生首脑的方式没有发生变化。今天西方民主是近现代工业民主的产物。工业革命造就了近代经济结构,所以也是近代社会结构。多元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表明利益的多元化,经济社会利益的多元化,是近代代议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数十年的全球化和技术条件的变化,已经改变了经济和社会结构。全球化导致了资本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促成了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这大大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和提高,为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 然而,财富在社会的不同群体中的分配高度不平等和不公平,财富流向了绝少数人,大部分人没有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利益,也有很多社会群体成了全球化的牺牲品。结果,西方社会普遍地收入差异扩大和社会高度分化。更为严重的是中产阶级的大大缩小。技术更是恶化着这种情况。因为电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生产过程机器人化,技术所产生的就业越来越少。同时,这些技术的发展有利于绝少数人,这些人可以利用这些技术获取巨额的财富,而大多数社会群体不能享受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好处。 经济技术层面的变化,对近代西方产生的民主形式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就在于代议制民主,已经和当代的经济技术结构不那么相关,甚至毫不相关。一方面,代议制民主无能解决经济技术变化所带来的各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代议制民主所产生的政治人物很难和社会现实具有相关性。人们把“建制派”称之为“既得利益”,是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反映社会的现实。在这种情形下,“建制派”被民粹派击败理所当然,因为前者和社会现实脱离,而后者则来自社会本身。 当代经济技术面的变化,已经要求出现新的政治形式和政治人物(首脑),现在的政治形式和政治人物满足不了现实的要求。这就是首脑危机的根源;很显然,危机来自于政治变革的缺失。如何解决这种危机?从历史角度看,还是要通过政治变革。近代西方民主到今天有200多年,尽管经济、技术和社会层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民主的结构和形式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没有政治变化,就会有政治危机,而首脑危机只是政治危机的一个侧面。 今天,西方民粹主义的崛起,表明政治变革的紧迫性。民粹主义、强人政治、反现行体制,这些现象历史上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内部的民粹主义又必然会导致外部的民族主义。这使得整个西方世界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首脑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现实。对西方来说,所需要的是政治变革。在这场变革过程中,西方需要回答一系列的问题:新类型的政治人物(首脑)如何产生?如何防止他们滥用权力?如何更新权力制约机制?如何更新代议民主?间接代议民主是否有条件转化成为直接民主?如何保障政治人物仍然是“出类拔萃之辈”而非蛊惑人心的政客呢? 对西方民主来说,历史没有终结。当代民粹主义的崛起和盛行,可说是西方新制度历史的开始。文章选自联合早报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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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特朗普还在以传统思维看待全球贸易2017年1月20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编者按中美两国谁能继续扛起全球化、自由贸易的大旗,势必是2017年最有看点的重大事件。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将正式上任。这关系到世界上最重要的一项议题:全球化。从竞选到现在,特朗普的诸多言论、政策,都与反全球化有关,诸如贸易保护、边境修墙、控制移民等;而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看来,在过去30多年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是显著的受益者之一。 也正因此,外界才会如此关注中美——毕竟这是全球化的两大支柱国家。中美两国会怎么做,谁能继续扛起全球化、自由贸易的大旗,势必是2017年最有看点的重大事件,也将深刻地影响未来的历史走向。 郑永年近日针对反全球化问题发表言论,谈及特朗普上台后可能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郑永年指出,特朗普是一个传统的商人,他还是以一种传统思维来看全球贸易,而如果他这么做的话,会促使全球经济发生比较大的衰退。郑永年认为,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将对全球化产生结构性冲击,面对这一现象,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把发展搞好,只有内部的继续发展,才有外部的加速崛起。 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化的冲击是结构性的 2016年,人们谈得最多的就是“全球化水平的倒退”,我认为,全球化有进有退,这在历史上是发生过的。2016年开始的“全球化倒退”,我个人的担心主要是结构性的。这是大的形态的退化,不是一般性的起伏。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现在说的全球化,指的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那一波全球化,是由西方,尤其是美国推动的全球化。它由资本和政府这两种力量推动。当然了,还有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参与,但主要是西方力量。 现在担心在哪里?是它的主导力量,也就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开始退缩了。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现在不但不能继续对全球化起到领头羊的作用,而且大家都去搞贸易保护主义了——这对世界经济、对全球化的冲击,是结构性的冲击,非常严重。 这种结构性的冲击在一战、二战前都发生过,这一次有点类似。但现在,贸易保护主义在那么多的西方国家成为主流,大面积地衰退,这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更深刻的地方在于,现在从美国到欧洲,反全球化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已经形成了。虽然反全球化从很多年前就一直存在,但之前只是一种社会思潮。政治人物是“不管你(社会上的声音)怎么反对,我都要推进全球化”。但是现在,逆全球化成了政治思潮,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都有。这很关键。 中国当务之急是要把发展搞好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波全球化,的确产生了很多问题。它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但是财富只是流到了一些国家、和极少数人手中。社会分化、收入分配,再加上技术因素造成的工作机会的流失,在各国都有。我们现在的收入分配也是受全球化影响的。 这个是关键,一战、二战,都是西方国家内部出现问题。内部的问题转化成国家间的战争。现在西方也是这样,因为内部问题,才转化成外部的贸易保护主义。当然,贸易保护主义只是第一步,以后解决不好的话,地缘冲突也可能发生。这是世界历史的逻辑。 中国可以从西方国家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一方面,我们要推进全球化,做领头羊,但主体还是国内发展和建设。中国领导人很多年前就说,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首先把国内搞好。这一点到今天也没有变化,而且永远不会变化。如果国内搞不好的话,做国际的领头羊的可能性不大。 从这一点上说,我们要特别强调,这一波全球化,中国确实获得了好处,但是国内也面临一些问题,例如收入分配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等。所以,当务之急还是要把国内的改革推进下去,把发展搞好。我们的政策、目标、口号都有了,要把这些改革落实下去,以支撑外部的全球化。 道理很简单,没有内部的继续发展,哪有外部的加速崛起?外部的崛起,完全取决于国内可持续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个关系要搞清楚。 特朗普还在以传统思维看待全球贸易 如果是像特朗普所说所做,要通过贸易保护主义解决经济问题,那可能近期对美国经济会产生一些正面影响;但如果从长远讲,反而对世界经济会产生衰退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全球化不仅是国家间的贸易、投资,还是一种公共产品。全球化体制下,各种的全球生产要素都在流动,一下子刹车停下来,要素就都不能流动,这个影响是全球性的。 现在世界经济变得非常复杂,以前中美贸易只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但是现在呢,中国出口给美国的一个产品,可能是几十个国家生产的,中国可能就是组装一下。很多零件都是日本、韩国或者东南亚国家生产的。所以中美贸易受损会影响到很多国家。 更重要的是,中国加入了全球化贸易体制后,成为了一个很大的推动者。中国的经济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还加入了很多西方的东西,比如西方企业在中国的经济。如果搞贸易保护主义,收这么高关税的话,不仅仅会影响到中国经济,也会影响到美国经济。 这些复杂的因素,我想特朗普的团队还远远没有考虑到。特朗普是个地产商,是一个传统的商人,他还是以一种传统思维来看全球贸易。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都看到了这一点,如果他这么做的话,会促使全球经济发生比较大的衰退。 特朗普看到了贫富差距、制造业空心化等问题,但是他的手段是错误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解决,更需要通过国际合作,用新型的全球化来解决这些老的全球化产生的问题。要通过继续全球化、继续发展来解决问题。 从这点来说,中国的态度和做法对世界下一步发展是很重要的。中美关系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中美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是世界的两个支柱。如果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也针锋相对搞贸易保护主义,那世界经济体系就彻底就完了。文章选自新华网,2017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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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这轮“逆全球化”是中国的好机会2017年1月16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1、2016年,人们谈得最多的就是“全球化水平的倒退”。这种倒退体现在哪些方面?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格局力量又发生了哪些变化?郑永年:全球化有进有退,历史上是发生过的。2016年开始的“全球化倒退”,我个人的担心主要是结构性的。这是大的形态的退化,不是一般性的起伏。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现在说的全球化,指的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那一波全球化,是由西方,尤其是美国推动的全球化。它由资本和政府这两种力量推动。当然了,还有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参与,但主要是西方力量。现在担心在哪里?是它的主导力量,也就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开始退缩了。美国和西方现在不但不能继续对全球化起到领头羊的作用,而且大家都去搞贸易保护主义了——这对世界经济、对全球化的冲击,是结构性的冲击,非常严重。这种结构性的冲击在一战、二战前都发生过。这一次有点类似。但现在,贸易保护主义在那么多的西方国家成为主流,大面积地衰退,这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更深刻的地方在于,现在从美国到欧洲,反全球化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已经形成了。虽然反全球化从很多年前就一直存在,但之前只是一种社会思潮。政治人物是“不管你(社会上的声音)怎么反对,我都要推进全球化”。但是现在,逆全球化成了政治思潮,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都有。这很关键。2、为什么会有如此大面积的衰退?我们觉得,很多跟其国内产生的问题有关,比如财富分配不均、精英和民众分离等等。中国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郑永年:是的。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波全球化,的确产生了很多问题。它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但是财富的只是流到了一些国家、和极少数人手中。社会分化、收入分配,再加上技术因素造成的工作机会的流失,在各国都有,包括中国本身。我们现在的收入分配也是受全球化影响的。这个是关键。一战、二战,都是西方国家内部出现问题。内部的问题转化成国家间的战争。现在西方也是这样,因为内部问题,才转化成外部的贸易保护主义。当然,贸易保护主义只是第一步,以后解决不好的的话,地缘冲突也可能发生。这是世界历史的逻辑。中国也一样。一方面,我们要推进全球化,做领头羊,但主体还是国内发展和建设。中国领导人很多年前就说,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首先把国内搞好。这一点到今天也没有变化,而且永远不会变化。国内搞不好的话,绝对做不了国际的领头羊。从这一点上说,我们要特别强调,这一波全球化,中国确实获得了好处,但是国内的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分化,包括成为世界加工厂后带来的污染问题等等,都非常棘手。所以,当务之急还是要把国内的改革推进下去,把发展搞好。我们的政策、目标、口号都有了,但要把这些改革落实下去,否则外部的全球化很难支撑。道理很简单,没有内部的继续发展,哪有外部的加速崛起?外部的崛起,完全取决于国内可持续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个关系要搞清楚。3、特朗普就要上任了。怎么看他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郑永年:如果是像特朗普所说所做,要通过贸易保护主义解决经济问题,那可能近期对美国经济会产生一些正面影响;但如果从长远讲,反而对世界经济会产生衰退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全球化不仅是国家间的贸易、投资,还是一种公共产品(Public Good)。全球化体制下,各种的全球生产要素都在流动,一下子刹车停下来,要素就都不能流动,这个影响是全球性的。现在世界经济变得非常复杂,以前中美贸易只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但是现在呢,中国出口给美国的一个产品,可能是几十个国家生产的,中国可能就是组装一下。很多零件都是日本、韩国或者东南亚国家生产的。所以中美贸易受损会影响到很多国家。更重要的是,中国加入了全球化贸易体制后,成为了一个很大的推动者。中国的经济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还加入了很多西方的,比如西方企业在中国的经济。如果搞贸易保护主义,收这么高关税的话,不仅仅会影响到中国经济,也会影响到美国经济。这些复杂的因素,我想特朗普的团队还远远没有考虑到。特朗普是个地产商,是一个传统的商人,他还是以一种传统思维来看全球贸易。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都看到了这一点,如果他这么做的话,会促使全球经济发生比较大的衰退。特朗普看到了贫富差距、制造业空心化等问题,但是他的手段是错误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要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解决,更需要通过国际合作,用新型的全球化来解决这些老的全球化产生的问题。要通过继续全球化、继续发展来解决问题。从这点来说,中国的态度和做法对世界下一步发展是很重要的。中美关系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中美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是世界的两个支柱。如果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也针锋相对搞贸易保护主义,那世界经济体系就彻底就完蛋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对习近平此次出席达沃斯论坛充满期待的原因。4、最近几年,我们明显感觉到中国越来越主动地去维护自己的主权利益,显示军事存在,外界也有不少质疑,认为这种行动不是和平崛起的态度。该怎么平衡这一点?郑永年:不矛盾。主要矛盾是,话语上我们没解释清楚。我非常认同一位哈佛教授的说法: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军事行动,不是去挑战世界秩序,而是巩固自己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这是两码事。这个军事现代化,并不是要挑战现有的秩序,而是正大光明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的国防力量体现在防卫意义上,而不是扩张。说来说去,中国的军事动作也主要体现在南海问题上,这是中国在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主权利益,而且中国是反应性的。越南、菲律宾都在做,中国一做,就说你是大国,人家是小国,大国欺负小国?没这个道理。西方有人故意误解,但有些人看得很清楚,知道中国不是要挑衅。即使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也一直强调,航行自由没有问题,这是美国的利益,也是中国的利益。中国85%的海上贸易都要经过这里,怎么会去影响航行自由?我要做的只是保护自己的岛礁,保护自己主权的利益。西方的帝国主义,像马克思列宁所说的,到处在全球占领人家的土地,驻军,也是跟他的经济利益相关。中国也要思考,当我们走向全球的时候,怎样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如果不走西方的老路,中国走什么样的路?尤其是海上的航道安全,海盗要不要防呢?这些都要考虑到。像中国在吉布提建基地,还是需要的。这不是驻军,而是海上力量补给、供给的地方。这些中国的舆论有点扭扭捏捏,我觉得是光明正大可以说的东西。西方国家现在全球有多少驻军? 中国除了维和部队还在哪个国家驻军了?没有。所以,不说清楚反而被人猜疑。我们不是做错了,而是我们没有话语权。这也是我们下一步推进全球化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5、您觉得习主席在达沃斯的讲话可能会突出哪些方面?未来中国将在全球化上提供怎样的中国方案?郑永年:首先是结构。全球化是公共产品,贸易体制是公共产品,在美国不能提供这些公共产品的时候,中国能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这是首要的问题。其次是政策。全球化、全球贸易的自由化、一个世界的自由经济秩序,确实对每个国家都有好处。至于国内收入分配不公平,那是国内体制改革的问题。但是自由贸易,几百年来确实是一种很好的体制,每个国家都能共赢。我们要考虑的是,中国跟现在国际自由贸易体制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种公共产品,对哪个国家都会有利。以前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作为一种制度,还是有利于各个国家的。中国要处理好跟自由秩序、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当西方扛不动自由贸易的大旗的时候,中国接过来扛下去就行,没必要纠结于那么多的意识形态。西方早期推进全球贸易是非常赤裸裸的、暴力的,首先是殖民主义,后来搞帝国主义,用船坚炮利打开其他国家的门户。以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走不下去的时候,西方就在二战以后确立了今天这个秩序。尽管我觉得这套秩序、制度是西方建立起来的,但是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公共产品。所以中国首先是要维持这套公共产品。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就是这么做的,叫接轨,而不是另起炉灶。第二点,中国要在这个体制里改革这个体制,做一个改革者。第三步很重要,中国能提供什么样新的体制来补充?这几年,一带一路、AIIB、金砖银行,都是让大家看到中国吸收了以前全球贸易体制的规范和规则,只是这次是中国主导罢了。这是中国推进全球化的重要抓手。中国一吸收,二改革,三创造,我们要向世界说清楚。我们承认,全球化确实产生了问题,同时也要指出,像特朗普还有欧洲的这些贸易保护主义不是解决方式。我们要提出中国解决问题的方式。这就是大家期待的。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一旦西方意识到他们还要继续引领全球化的时候,你很难在这个体制里面往上爬。当西方出现问题的时候,中国的机会就来了。美国当年的运气实在太好了,欧洲在一战、二战的时候,互相之间打得不可开交,后来就等于邀请美国来,你可以当世界老大了。现在也不是说西方在邀请,而是现在确实是缺少领军国家、领头羊。所以中国完全可以在这种形势下,考虑怎么样扮演领头羊的角色。文章选自侠客岛, 2017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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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一带一路”与经济和安全的“再平衡”2017年1月5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领导层很快就放弃了毛泽东时代对东南亚国家推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把重心放到了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上。正是这一战略转移完全改变了中国和东盟(亚细安)的关系。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东盟关系进入了一个被称之为黄金发展时期。 中国和东盟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受中国-东盟自贸协定的影响,东北亚的其他两个国家,即日本和韩国也分别和东盟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在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形成了三个“10+1”机制,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10+3”机制。尽管期间也会产生了一些问题,但中国和东盟能够互相调适,不断提升双边的关系。 在西方,甚至在一些东盟国家内部,中国的崛起经常被视为是对东盟的威胁。很早就有人预测,一个崛起的中国迟早会和东盟国家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但中国把重点置于发展经贸关系的战略,不仅打破了这种西方式的预言,更取得了中国东盟双边关系上的实质性的进步。中国考虑到一些东盟国家传统上和美国具有战略关系这个事实,容许这些国家在和美国保持战略关系的同时和中国发展出深层的经贸关系。 再者,中国也考量到美国在本区域的实际存在这个事实,没有出台自己版本的“门罗主义”,试图把美国赶出亚洲区域;相反,中国希望美国继续在本区域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在冷战之后的数十年里,美国所卷入的很多区域(主要是南欧和中东),冲突和战争不断,但唯独亚洲保持着和平发展的势头。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和平是双方互相调适的结果,而中国的“重经贸、轻战略”的战略为这种和平提供了前提。 但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不仅导致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导致了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尤其是那些和中国有南中国海主权纠纷的国家)之间的高度紧张。美国明言,其“重返亚洲”是针对中国的崛起的。尽管中国并没有要把美国赶出亚洲,但中国的崛起被视为是对美国的亚洲霸权构成威胁。这一(抱有恶意的)意向从一开始就决定了“重返亚洲”不会成功,因为这是美国西方国际关系“零和游戏”逻辑的延伸,并不符合中国本身的国际关系逻辑。 首先,鉴于中国的国家规模和其文明的特点,中国具有不可围堵的特点,并不是美国可以围堵和遏止的。历史上,中国曾经被北方少数民族所“征服”,但征服者最后反被中国文明所驯服,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近代以来,西方殖民地可以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但唯独征服不了中国。中国没有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如毛泽东所言,中国是“半殖民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美国西方曾经想围堵中国,但即使在很穷的情况下,西方仍然围堵不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美国也并不是没有想围堵中国,只是有心无力罢了。诚如李光耀先生生前所说,西方围堵不了中国;西方的围堵只能给中国制造一些困难,拖延中国的崛起,但很难遏止中国的崛起。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大国,更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围堵中国了。 其次,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设计过于仓促,呈现病态。美国这一战略本身没有能够做到经济和军事之间的平衡。理论上说,美国的战略由经济和军事两部分组成,但这两方面都出了问题。具体地说,经济上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美国并非是TPP的发起国。当新加坡等国家发起TPP时就邀请区域所有国家都来参与,只不过是没有多少国家感兴趣。但一旦美国进来成为主角时,TPP具有了排他性,主要是把中国排挤在外,并且美国也明确扬言,TPP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尤其是中国的国有企业。 因此,美国接手TPP之后,至少对美国来说,这更多的是一个政治协定而非经贸协定。也正因为此,TPP没有对美国内部的因素有足够的考量,遭到美国国内的强烈反弹。尽管从经济上说,人们对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退出TPP感到可惜,但从政治上说,美国的退出是必然的。 从军事上说,美国为“重返亚洲”战略寻找到了一个错误的基点,那就是南中国海问题。南中国海是中国和东南亚相关国家(而不是整个东盟)的古老历史问题。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包括人造岛礁)仅仅是对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同样行为的有限反应。但美国“错误”地估计局势,不仅把这个问题搞成了中国和东盟的关系问题,而且也搞成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美国的出发点是典型的美国逻辑,即要通过南中国海问题把中国塑造成东盟的“敌人”。 不管怎样,尽管美国的政治经济力量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强大,但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大国。而这个事实促成了美国战略向更糟糕的方向发展。经济“重返”很难,但航母军舰很轻易地在本区域耀武扬威。也就是说,经济不行了,美国就过分强调军事上的“重返亚洲。”而这必然导致中国军事上的强烈反应,南中国海局势因此加剧。 再次,美国有意或者无意地向东盟国家传达出极其错误的信息。对中国的崛起,美国有恐惧,因此一直要防止各种来自中国的“威胁”。但同时,美国也有现实主义的一面,在逐渐缓慢地向中国的崛起作调整。很简单,无论在双边关系上还是在国际层面,中美两国一直在合作,也需要合作。不过,对东南亚国家,美国所传达出的信息则完全错误。美国对东南亚国家说,“你们可以大胆地对抗中国,而美国必将站在你们这一边。”美国的这种错误信息也导致了一些东南亚国家的错误判断。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带来的挑战 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因此对亚洲区域的和平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尤其动摇着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经贸关系。很多年来,尽管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因为南中国海问题而呈现紧张关系,但双方的经贸仍然进行。即使与越南和菲律宾,中国也没有中止和这两个国家的经贸往来。中国毕竟不是美国,没有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制裁的传统。不过,在话语方面,安全问题则成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主流话语,而经贸话语消失了。反映在实际层面,人们越谈安全,越感觉到不安全。 很显然,如果美国把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关系重点脱离经贸而引导到战略上,那么不仅中美之间而且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冲突,从长远来看就会不可避免。经验地说,安全(尤其是基于军事之上的安全)往往是零和游戏,而经贸则是双赢游戏。或者说,军事安全是绝对的,一个国家的绝对安全就是另一个国家的绝对不安全;而经贸关系则是相对的,是钱多赚少赚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版的“再平衡”战略,意在把中国和东盟关系的重点再从安全方面拉回到经济贸易上。通过这些年中美两国的较量,不难看出中美战略之间的巨大差异。简单地说,美国是军事为主,经济为辅;而中国则是经济为主,军事为辅。美国军事为主是因为经济相对衰落,而军事仍然强大。中国经济为主、军事为辅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总是商贸大国,而没有军事扩张主义的文化基因,其军事发展仅仅维持在有效国防水平。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美国军事上的“重返亚洲”,中国在进行了有效的反击的同时进行了有效的管控,防止发生公开的冲突。这些年来,中国的重点是“一带一路”,即经贸战略。在今天看来,这一战略在有效抵消了美国“(军事)再平衡”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和东盟国家关系的可持续发展,为实现双赢局面创造了条件。 中国近年提出提升中国东盟现有的自由贸易水平,在过去“黄金十年”的基础上再创造“钻石十年”。这既符合中国本身的利益,也符合东盟的利益。就中国本身来说,需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不仅要在今后数年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而且要尽快把自己提升为高收入的发达社会。这需要国际经济合作。在西方经济走下坡路的情况下,中国迫切需要开拓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而“一带一路”针对的就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 就东盟来说,大多数国家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有些甚至是低度发展国家,它们的要务也是发展社会经济。这些国家的很多政治问题都是因为社会经济的不发展而产生的。而中国所具有的产能、资金和技术等要素,都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所迫切需要的。在基础设施极其落后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经济很难发展起来。 “一带一路”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为自己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经济发展而精心打造的。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金砖银行、东盟基金等等都是实施这一战略的工具。随着围绕“一带一路”各种项目的落实,这个战略正在给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人们对“一带一路”沿岸、沿边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非常看好。 也同样重要的是,正如很多观察家已经指出的,“一带一路”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来本区域的地缘政治的变迁。不过,由经贸发展促动的地缘政治变化,可望避免西方从前通过军事手段而实现的地缘政治变迁。至少可以如下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中国通过经济再平衡来化解美国安全再平衡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可以预见,在特朗普时代美国还是会凭借其军事优势对中国构成压力。但是,从近年双方的较量来看,中国的经济再平衡会大大抵消美国的军事再平衡。一个显然的原因就是,没有经济实力支撑的军事再平衡是不可持续的,甚至是虚假的。再者,对东盟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而非军事。其实,对美国本身来说,也是如此。今天美国所出现的内部困局就是因为经济因素。 第二,中国通过经济再平衡把和美国的竞争再次引导到经济上来。在军事上,从历史上看,中国从来没有军事帝国主义传统,也就是说,中国不会有意图和美国搞军事竞赛。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军事竞赛不仅不利于两国关系,也不利于区域其他国家。中国当然会发展军事进行有效国防,但中国所能使用的更有效的办法就是把美国拉回到经贸轨道上。经贸轨道上的竞争也不可避免,但经贸竞争不是零和游戏。 第三,更重要的是,中国通过经济再平衡而追求自身和他国的安全。这和西方美国传统上通过军事扩张的道路全然不同。经贸关系促成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互相依赖,而互相依赖则有助于和平。文章选自联合早报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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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与经济相比,中国文化更加危险!2016年12月28日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当今中国文化的现状所谓文化,其核心的东西就是其价值观和道德体系。无论是西方的民主、自由,还是东方的儒家文化,其本质都体现了一定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如果从这个标准来看的话,我们当代文化是很苍白的。我们有什么呢?与当代中国的巨大转型形成对照的是,我们对此缺少体现和解释自己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念的知识体系。当然这里也包括缺少解释道德和价值转型的知识体系。不用说1949年之前,更不用说晚清以来的转型,单是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转型,这是多么巨大的历史转型,其内容十分丰富。我们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吗?经济社会的转型、社会道德的转型,有人去解释吗?没有解释。现在流行的,要么是对传统儒家的再解释,要么是贩卖西方的概念和理论。但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并不属于我们自己的当代文化。对儒家的再解释,其典型是新儒家。但什么是新儒家?只是存在于几个人的脑袋里而已。新在哪里?没有人搞得清楚。儒家是农业社会的产物,逝去了的东西很难复生,更难创新。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自五四运动之后从来就没有出现生机过。到了工业社会,儒家已经无法与工业社会和商业社会结合起来。但是,儒家文化作为人们个人或者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没有问题,即便在新加坡、日本、韩国、越南和我国的香港、台湾,儒家的意义也仍然体现在私人和社会生活中。面对伟大的经济社会转型,试图用儒家去解释是行不通的。同时,如果你拿别人的东西来解释你自己,比如西方的概念和知识体系,那也不能说那是你自己的文化。用他人的东西可以“包装”自己,但不能解释自己。现在的文化界,喜欢贩卖西方的知识,这在本质上跟中国的加工业很类似。你用人家的技术加工中国的原材料,这样的产品对他们有吸引力吗?我认为,没有。一种文化要有吸引力,首先能解释这个时代和社会,不能解释这个时代的话就不能说是你自己的文化。你去看,欧洲文化为什么吸引你?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马克思和雨果的作品,其魅力都来自对社会转型的解释。中国模式就是当代文化的贡献吗?我们的转型实践与西方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没有把它概念化和理论化。中国的转型,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成长,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和方向,向人们展示除西方之外,也可以有不同的工业化道路。事实已经证明西方那条路,也会经常出问题。即便是发达国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也发现中国的经验可以有参考之处。他们发现,中国的宏观调控方式有可借鉴之处,在把握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上如何增强政府的调控手段。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迫切地想认识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可是我们的文化界,不能提供丰富的有信服力的解释。因此,我认为,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实践是有其成功的方面,但作为一个文化上的概念还是远远不够的,就是说还没有提到一个文化的层面。中国和19世纪末的美国一样,发展迅速,也产生过很多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出现都是正常的,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模式是完美的。中国模式不管怎么样,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它是客观存在的。作为客观存在,这个模式本身是没问题的,它的存在具有它的历史合理性。比如,中国人对教育投资的重视,一家人为了子女的教育,有时候甚至可以做到倾家荡产。此类现象和中国当代的发展有关,都是文化的表现。但现在人们都不这么看,也不去总结这些东西。有很多东西需要人们去总结,就像当年日本和四小龙总结亚洲模式一样。至于说国内的争论,很多人已经把中国模式的概念意识形态化了。一群人认为它好得不得了,另一群人则很讨厌它。本来是好端端的一个概念,让他们弄得很糟糕。当务之急,不是去争论中国模式的好坏,不是简单地加上一个价值判断,而是去研究中国模式的来龙去脉,去解释中国的转型。文化创新要完成三个解放要实现文化创新,我认为要改变三种文化思维方式。首先,要从被殖民地的状态解放出来。自五四之后,中国开始引进西方的各种主义,即便是当代新儒家也大都是从西方出口转内销舶来的。但是你会发现,所有拿来的主义,没有一个是可以解释中国的。现在很多学者,依然拿着西方的东西去解释中国,思维被高度殖民化了。其次,从对权力的迷恋中解放出来。中国的文化人分为两种,一种是拥护权力,依附于权力,另一种是反权力,通过反权力来获取权力。从本质上来看,这两类人都是权力的迷恋者。我认为,知识分子的权力和使命首要是解释事物,而不是改变事情。但是五四之后,中国的不少知识分子都跟抢政治家的饭碗,要改造世界。问题在于,世界都没解释清楚,你怎么去改造世界呢?结果是,只能把社会改得一塌糊涂。这是文化人与政治家角色的错位的恶果。最后,还要从利益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传统的中国文化人,从始皇帝的焚书坑儒到当代的反右运动,很多还是比较有骨气的。但现在商业革命汹涌而来,一大批知识分子都投降了。到处都可以看到利益腐蚀文化人的现象。温家宝总理曾经问,为什么没有穷人经济学家?很简单,为穷人说话没有利益,但为外国大公司说话,为国企代言时,则有利可图。如果没有上述三个解放,我认为谈文化崛起很难实现。政府是掌权者,跟文化创造者是两类不同的群体。所以政府跟文化领域之间一定要有边界,政府要尽可能减少对文化的直接的干预。否则,文化领域就会经常挑战政府,而政府则要去控制后者,这样就容易导致恶性循环。文化的产生大都是自下而上的,很少有自上而下的尝试是成功的。没有哪个国家的文化是政府创造的。你说欧洲的文艺复兴跟国家有什么关系?它是一种社会自觉和道德自觉。中国的历史也证明这一点。历代文化昌盛之时,当时的中央集权大都处于相对消解状态,比如春秋张国、三国、五代十国和清末。反观现在,政府控制的文化体系和符号,老百姓往往看不懂。更不用说出国了,这些东西怎么走出去?孔子学院算走出去的典型吗?不算,它推广的只是一种语言,而不是某种核心价值观。表面上看,中国的文化界是百花齐放,但实际上很贫穷,相互之间也缺少认同。这和我对当代文化的整体感知有关。在我看来,文化界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不关照中国的现实。如果大家都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那么就比较容易形成文化共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奉之为真理的东西,都是从西方拿过来的,人们总想着拿西方的真理去改造中国自己的世界,而不是去着力解释中国的现实,怎么能形成共识和认同呢?我这么说,很多人肯定觉得很受伤,觉得一棒子打死一群人。但事实就是如此。之前,费孝通他们那一代人,比如梁漱溟、晏阳初等,他们在解释中国上用力颇深,做了很大贡献,但他们走了就走了,没有人传承这个传统了。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上,从来就没有按照种族或者民族的原则(就是西方的民族主义原则)来组织过国家。民族、种族等因素在中国是存在的,但中国并不把它们作为组织国家的原则。组织中国传统国家的是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儒家。近代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也发生了演变。例如,在孙中山先生那里,民族主义也只有工具价值。因此,在推翻满清皇朝之后,他就主张要“五族共和”。实际上,现在继续提民族国家在国际政治上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在民族国家的发源地,欧洲已经逐步告别民族国家,走向一体化的欧盟了。美国也从来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美国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非宗族和民族概念。所以,从长远看,中国要建立的应当是一个非民族国家,而非民族国家。但我并不很认同,甘阳先生提的文明国家。文明国家强调的文化的聚合力,哪个国家没有呢?哪个国家不是文明国家呢?凭什么说人家不是文明国家?如果说中国的文明绵延时间很长的话,那也只是时间的长短不同而已,并不能说明其特质。我自己也在尝试,从非民族国家的角度,构建一个非西方的理论去解释中国。我的初步想法是提倡“共和国家”,强调公民权和国家认同。公民权面前,人人平等。在这里,不对一个种族有特殊的优待政策,也不对另一个种族有特殊的歧视政策,人为地将人与人是分开来,人为地创造等级和偏见。相反,一个国家的公民应该都平等地享有权利。节选自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文章选自凤凰国际智库,2016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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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门罗主义”?2016年12月27日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01中国并不想把美国赶出本区域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领导层很快就放弃了毛时代对东南亚国家推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把重心放到了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上。正是这一战略转移完全改变了中国和东盟的关系。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东盟关系进入了一个被称之为黄金发展的时期。中国和东盟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受中国-东盟自贸协定的影响,东北亚的其他两个国家,即日本和韩国也分别和东盟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在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形成了三个“10+1”机制,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10+3”机制。尽管这期间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但中国和东盟能够互相调适,不断提升双边的关系。在西方,甚至在一些东盟国家内部,中国的崛起经常被视为对东盟的威胁。很早就有人预测,一个崛起的中国迟早会和东盟国家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但中国把重点置于发展经贸关系的战略,不仅打破了这种西方式的预言,更取得了中国东盟双边关系上的实质性的进步。中国考虑到一些东盟国家传统上和美国具有战略关系这个事实,容许这些国家在和美国保持战略关系的同时和中国发展出深层的经贸关系。再者,中国也考量到美国在本区域的实际存在这个事实,没有出台自己版本的“门罗主义”,试图把美国赶出亚洲区域;相反,中国希望美国继续在本区域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在冷战之后的数十年里,美国所卷入的很多区域(主要是南欧和中东),冲突和战争不断,但唯独亚洲保持着和平发展的势头。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和平是双方互相调适的结果,而中国的“重经贸、轻战略”的战略为这种和平提供了前提。02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紧张但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不仅导致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导致了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尤其是那些和中国有南海主权纠纷的国家)之间的高度紧张。美国明言,其“重返亚洲”是针对中国的崛起的。尽管中国并没有要把美国赶出亚洲,但中国的崛起被视为对美国的亚洲霸权构成威胁。这一(抱有恶意的)意向从一开始就决定了“重返亚洲”不会成功,因为这是美国西方国际关系“零和游戏”逻辑的延伸,并不符合中国本身的国际关系逻辑。首先,鉴于中国的国家规模和其文明的特点,中国具有不可围堵的特点,并不是美国可以围堵和遏止的。历史上,中国曾经被北方少数民族所“征服”,但征服者最后反被中国文明所驯服,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近代以来,西方殖民地可以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但唯独征服不了中国。中国没有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如毛泽东所言,中国是“半殖民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曾经想围堵中国,但即使在很穷的情况下,西方仍然围堵不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西方也并不是不想围堵中国,只是有心无力罢了。诚如李光耀先生生前所说,西方围堵不了中国;西方的围堵只能给中国制造一些困难,拖延中国的崛起,但很难遏止中国的崛起。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大国,更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围堵中国了。其次,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设计过于仓促,呈现病态。美国这一战略本身没有能够做到经济和军事之间的平衡。理论上说,美国的战略由经济和军事两部分组成,但这两方面都出了问题。具体地说,经济上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美国并非是TPP的发起国。当新加坡等国家发起TPP时就邀请区域所有国家都来参与,只不过是没有多少国家感兴趣。但一旦美国进来成为主角时,TPP就具有了排他性,主要是把中国排挤在外,并且美国也明确扬言,TPP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尤其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因此,美国接手TPP之后,至少对美国来说,这更多的是一个政治协定而非经贸协定。也正因为此,TPP没有对美国内部的因素有足够的考量,遭到美国国内的强烈反弹。尽管从经济上说,人们对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退出TPP感到可惜,但从政治上说,美国的退出是必然的。03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失误从军事上说,美国为“重返亚洲”战略寻找到了一个错误的基点,那就是南海问题。南海是中国和东南亚相关国家(而不是整个东盟)的古老历史问题。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包括人造岛礁)仅仅是对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同样行为的有限反应。但美国“错误”地估计局势,不仅把这个问题搞成了中国和东盟的关系问题,而且也搞成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美国的出发点是典型的美国逻辑,即要通过南海问题把中国塑造成东盟的“敌人”。不管怎样,尽管美国的政治经济力量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强大,但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大国。而这个事实促成了美国战略向更糟糕的方向发展。经济“重返”很难,但航母军舰很轻易地在本区域耀武扬威。也就是说,经济不行了,美国就过分强调军事上的“重返亚洲”。而这必然导致中国军事上的强烈反应,南海局势因此加剧。再次,美国有意或者无意地向东盟国家传达出极其错误的信息。对中国的崛起,美国有恐惧,因此一直要防止各种来自中国的“威胁”。但同时,美国也有现实主义的一面,在逐渐缓慢地向中国的崛起作调整。很简单,无论在双边关系上还是在国际层面,中美两国一直在合作,也需要合作。不过,对东南亚国家,美国所传达出的信息则完全错误。美国对东南亚国家说:“你们可以大胆地对抗中国,而美国必将站在你们这一边。”美国的这种错误信息也导致了一些东南亚国家的错误判断。04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带来的挑战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因此对亚洲区域的和平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尤其动摇着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经贸关系。很多年来,尽管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因为南海问题而呈现紧张关系,但双方的经贸仍然进行。即使与越南和菲律宾,中国也没有中止和这两个国家的经贸往来。中国毕竟不是美国,没有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制裁的传统。不过,在话语方面,安全问题则成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主流话语,而经贸话语消失了。反映在实际层面,人们越谈安全,越感觉到不安全。很显然,如果美国把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关系重点脱离经贸而引导到战略上,那么不仅中美之间而且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冲突,从长远来看就会不可避免。经验地说,安全(尤其是基于军事之上的安全)往往是零和游戏,而经贸则是双赢游戏。或者说,军事安全是绝对的,一个国家的绝对安全就是另一个国家的绝对不安全;而经贸关系则是相对的,是钱多赚少赚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版的“再平衡”战略,意在把中国和东盟关系的重点再从安全方面拉回到经济贸易上。通过这些年中美两国的较量,不难看出中美战略之间的巨大差异。简单地说,美国是军事为主,经济为辅;而中国则是经济为主,军事为辅。美国军事为主是因为经济相对衰落,而军事仍然强大。中国经济为主、军事为辅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总是商贸大国,而没有军事扩张主义的文化基因,其军事发展仅仅维持在有效的国防水平上。在南海问题上,对美国军事上的“重返亚洲”,中国在进行了有效的反击的同时进行了有效的管控,防止发生公开的冲突。这些年来,中国的重点是“一带一路”,即经贸战略。在今天看来,这一战略在有效抵消了美国“(军事)再平衡”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和东盟国家关系的可持续发展,为实现双赢局面创造了条件。05东盟地缘政治将有大变迁中国近年提出提升中国东盟现有的自由贸易水平,在过去“黄金十年”的基础上再创造“钻石十年”。这既符合中国本身的利益,也符合东盟的利益。就中国本身来说,需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不仅要在今后数年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而且要尽快把自己提升为高收入的发达社会。这需要国际经济合作。在西方经济走下坡路的情况下,中国迫切需要开拓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而“一带一路”针对的就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就东盟来说,大多数国家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有些甚至是低度发展国家,它们的要务也是发展社会经济。这些国家的很多政治问题都是因为社会经济的不发展而产生的。而中国所具有的产能、资金和技术等要素,都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所迫切需要的。在基础设施极其落后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经济很难发展起来。“一带一路”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为自己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经济发展而精心打造的。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金砖银行、东盟基金等等都是实施这一战略的工具。随着围绕“一带一路”的各种项目的落实,这个战略正在给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人们对“一带一路”沿岸、沿边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非常看好。也同样重要的是,正如很多观察家已经指出的,“一带一路”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来本区域的地缘政治的变迁。不过,由经贸发展促动的地缘政治变化,可望避免西方从前通过军事手段而实现的地缘政治变迁。至少可以如下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中国通过经济再平衡来化解美国安全再平衡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可以预见,在特朗普时代美国还是会凭借其军事优势对中国构成压力。但是,从近年双方的较量来看,中国的经济再平衡会大大抵消美国的军事再平衡。一个显然的原因就是,没有经济实力支撑的军事再平衡是不可持续的,甚至是虚假的。再者,对东盟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而非军事。其实,对美国本身来说,也是如此。今天美国所出现的内部困局就是因为经济因素。第二,中国通过经济再平衡把和美国的竞争再次引导到经济上来。在军事上,从历史上看,中国从来没有军事帝国主义传统,也就是说,中国不会有意图和美国搞军事竞赛。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军事竞赛不仅不利于两国关系,也不利于区域其他国家。中国当然会发展军事进行有效国防建设,但中国所能使用的更有效的办法就是把美国拉回到经贸轨道上。经贸轨道上的竞争也不可避免,但经贸竞争不是零和游戏。第三,更重要的是,中国通过经济再平衡而追求自身和他国的安全。这和西方美国传统上通过军事扩张的道路全然不同。经贸关系促成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互相依赖,而互相依赖则有助于和平。文章选自IPP评论,2016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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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西方政治向右转,中国怎么办2016年12月26日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在郑永年看来,如果理性克服了恐惧、焦虑和自大,西方政治极右化对中国而言便是机会;如果反过来,则是危机。】 这是2016年12月的N-TALK。 这一次,它汇聚了商业、经济、人文、科学等领域具有影响力的一些代表人物。我们希望每一场talk,都可以成为一次奇幻漫游,它会引领我们重回这一年创造力的滥觞之地,然后以某种身临其境的方式激发更多的共鸣。我们无法给你一个明确的路径,但也许他们能帮你找到,在这个大时代里最主动、放松的状态。 2016年在世界政治史上具有指标性意义,因为所有的重要迹象都指向巨大的(如果不是革命性的)政治变革。英国进行脱欧公投,尽管两大政党(保守党和工党)的精英们都希望英国留在欧盟,但老百姓投了反对票。美国富商特朗普成功当选总统,使得整个建制惊讶不已。意大利宪政改革公投失败,大大巩固了右派“五星党”的力量,即使“五星党”不能赢得全国选举的胜利,但也具有了足够的力量来制约左派力量。而明年即2017年更是关键。人们等待着更多的选举,更多的政治不确定性。首先是法国的选举。无论是内部因素诸如经济不振、恐怖主义、社会分化,还是外部因素,法国极右派国民阵线力量继续壮大。政治左派已经出局,即使中间派也不得不向右派靠拢。德国今天被西方视为西方自由民主的最坚强堡垒了,但总理默克尔也在积极调整其政治路线了,或者说为了保持政治优势也不得不向右派妥协,例如大幅度调整早先坚持的难民政策。如果法国国民阵线赢得胜利,那么就有很大可能步英国的后尘,进行脱欧公投。欧盟承受得了英国的离去,因为英国本来就和欧盟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但绝对承受不了法国或者意大利的离去。一旦法国离去,欧盟便会解体。欧盟是二战以后欧洲进步左派的最大的政治项目;欧盟一旦解体,必将造成欧洲的大变局,也是世界的大变局。 一句话,西方政治极右化。问题在于为什么极右化,极右化意味着什么。今天西方政治向右转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根源。在西方,左派一直代表进步力量,也是西方的变革力量,而右派则被视为保守力量的主体。一战、二战可以说是进步的力量打败了右派的力量。二战以来,左右派政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左派的变化非常显著,其立场几乎和右派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例如英国的工党,在很长时间里走“第三条道路”。同时,很多右派政党也往中间靠,能够容纳劳工阶层的利益。左右派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实际政策上的趋同现象主要是因为二战之后西方中产阶级的庞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要照顾中产阶级的利益。在中产阶级庞大的情况下,一个政党左一点,一个政党右一点,不至于走向极端。 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全球化状态下,无论是左派政党还是右派政党,都成为了“资本党”。用中国的话来说,比较容易理解,即唯GDP主义。左右派政党都屈从资本的利益,结果经济发展了,但政党严重脱离了社会现实。全球化带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财富,但也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收入差异和社会的高度分化。左右派政党也都变成了既得利益,忙于分享全球化所带来的财富,而遗忘了社会底层、小城镇和农村。不仅社会底层尤其是少数族群的利益被忽视,而且西方社会的主体即白人的利益也被忽视。而这种“忽视”便是今天右派民粹主义崛起的社会根源。 极右派政治在欧洲历史上多次出现过,最典型的便是德国纳粹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美国在冷战期间也有麦卡锡主义的出现。所有极右政治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对内控制,即控制反对力量和批评者,对外侵略,例如搞贸易保护主义,甚至帝国主义。二战期间亚洲的日本也有同样的历史。 那么今天的情况如何呢?尽管时代变化了,但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忽视今天的极右政治所能带来的冲击。从特朗普开始竞选美国总统到现在所释放出来的信息来看,方方面面都具有深刻的不确定性。 就内部来说,或许人们并不否认特朗普要复兴美国的良好愿望,但能否做得到是另一回事。西方和美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技术结构变化和全球化两方面因素结合的产物。技术进步所产生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有效地减少着就业;而全球化又促动着资本和技术超越主权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特朗普的右派政治如何改变这种技术结构呢?对外来说,又如何控制资本而去逆转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呢?更令人担忧的是,特朗普所“说”的,违背了美国人一直所持有的价值观,例如保护少数族群,保护社会底层的权利,自由贸易等等。特朗普的内阁是由亿万富翁和将军组成,有观察家甚至说其是“军事内阁”。 特朗普的做法,无论是内部发展还是外交,都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说,如果特朗普搞他所说的贸易保护主义,或者对中国产品征收高关税,或者通过税收或者货币政策的调整来吸引资本回流美国,那么必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又比如说,如果特朗普要改变美国政府已经恪守了数十年的“一个中国”政策,或者在南海方面制造新的事端,那么中国的国际环境就会变得更加严峻。 那么,中国应当做什么呢?邓小平生前应对国际风云变幻的话在今天仍然适用,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在内部,中国必须继续沿着中共十八大以来所确定的改革路线往前走;在外部,中国既不用恐惧于特朗普的各种“勒索”或者“恐吓”,更不应当错失因为特朗普犯“颠覆性错误”而为中国提供的机会。 对中国来说,内部建设仍然是重中之重。美国和西方出现了极右政治,是因为社会出现了严重问题和危机。德国的希特勒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也是通过民主方法产生的,就是说,也是当时的德国人民和意大利人民选举出来的。因为社会面临巨大的危机,人民感到无望了,希望出现一位“救星”。 中国的问题仍然必须通过发展而得到解决。发展仍然是硬道理。只要在发展,所有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发展一停顿,问题便会永恒化。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已经往制度化反腐和治党这个方向走了实质性的一步。监察委员会的成立更可以整合原先过于分散的反腐败机构而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政策落实需要动员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这四种主要经济力量,它们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今天仍然如此。没有这些经济主体的积极性,经济很难得以好转。尽管一些干部、一些企业家在以往也犯过一些错误,但应当创造制度和法律条件容许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再为国家的进步做出贡献。在这方面,各级领导尤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在外交政策上,中国会不惜一切维护核心利益,尤其是主权利益,包括台湾、南海、东海等。台湾尤其重要,因为这表明中国国家仍然处于分裂状态。因此,一旦台湾当局误判形势,犯“颠覆性错误”,例如搞“台独”,那么中国也不应当,也不会放弃追求国家统一的机会。在南海方面,中国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可以消耗美国力量。中国没有任何计划把美国驱离亚洲,而只是要求美国在亚洲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而非麻烦制造者。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积极推进新一波全球化。美国、欧盟、日本等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中国不要低估中国市场本身的力量,因为话语权往往来自市场实力。西方话语占据主导地位,仅仅是因为西方市场的力量。中国本身可以通过有效使用市场的力量来塑造话语权。而且,西方的保护主义压力也并非全是负面的。2008年以来,中国在努力拓展内需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市场两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面临西方贸易保护主义,中国有能力推动新一波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这符合中国本身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经济的利益。 因此,换一个角度来看,西方政治极右化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理性克服和取代了恐惧、焦虑和自大等情绪,那么便是机会;但如果是后者克服和取代了前者,那么便是危机。文章选自《南方周末》,2016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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