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引发大规模的研究热潮。对于“全球化”的观感是好是坏，目前仍是见仁见智，例如全球化对于本土文化来说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也会使得本土文化的内涵与自我更新能力逐渐模糊与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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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吸储全球优秀人才 | CCG研究
《人才战争 2.0》 | 王辉耀、苗绿 著 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对海外移民政策的开放，也许世界第一大搜索公司至今尚未出生，因为他们的创始人布兰就是从前苏联而来的移民 。 ——搜索巨头谷歌（Google）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康奈尔大学、英士国际商学院（INSEAD）联合发布的“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 显示，美国创新指数排名第4位，仅次于瑞士、瑞典和英国。 美国缘何创新领先全球？答案是这里集聚了创新人才。无可否认，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科技创新源于灵活的移民政策、联邦政府和企业对创新的投资以及1980年《拜杜法案》的通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移民政策让美国积累了大半个世纪的人才。 数数目前活跃于硅谷的那些大佬们吧—— 谷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出生在前苏联一个犹太人家庭，1979年5岁时跟随父母移民美国；微软CEO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和谷歌新任CEO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均是印度裔；SpaceX、特斯拉、SolarCity 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出生于南非，18岁时移民加拿大，又辗转到了美国；……此外还有众多不那么著名的科技人才。 美国信息技术创新基金会（ITIF）2016年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有35.5%的技术创新者是海外移民，另有10%的人在美国出生，但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来自其他国家。 事实上，美国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多年来一直受惠于外来人才。可以说，自二战后至今，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从全球人才战争当中受惠如此之多。从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主要领导者之一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登月行动“阿波罗”项目主管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氢弹之父”爱德华·特勒（Edward Teller）、“电子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到硅谷、华尔街的那些大佬们，这些改变美国也影响世界的科学家、创新创业者和金融精英，许多来自美国之外的国家。 福布斯2016年度“美国400富豪榜” 显示，42名富豪出生于外国，占比达10%以上，其中有14名比名列第156位、身家37亿美元的美国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还要富有，他们分别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以色列人最多，有6个；华人有3名。当被问及为何选择美国时，匈牙利裔企业家、拥有120美元净资产的金融品程序化交易大亨、盈透证券的创始人托马斯·彼得菲（Thomas Peterffy）说，“在美国，我相信勤奋就有收获，衡量人的标准是能力和追求成功的毅力”；印度裔企业家、私募股权公司Symphony Technology Group创始人兼CEO、拥有30亿美元净资产的Romesh Wadhwani说，“在美国，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做‘大梦’”；韩裔商人Do Won Chang和Jin Sook则感激美国提供给自己的诸多机会。 在美国政界，被特朗普政府任命为交通部长的赵小兰是一位中国移民，祖籍上海嘉定，8岁时随着父亲举家移民到美国。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进入内阁的华裔，也是内阁中的第一位亚裔女性，曾在小布什政府中担任劳工部长8年。 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逐步把自己打磨成一块“人才磁石”，不光在政策上重视吸引外来人才，整个社会也形成了多元、开放、兼容的人文环境，政府、商界和学术界也一向高度评价移民的作用。 美国的整个移民体系可谓环环相扣，面面俱到：1952年、1965年和1990年《移民法》奠定了美国移民政策为人才战争服务的战略，规定了美国急需的、受过高等教育、并有突出才能的各类高技能人才以及能在美国进行投资或创造就业机会的经济移民连同家属将被优先考虑；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劳动部、国务院即外交部、健康与社会服务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负责外国人的准入、准居留事务和出入境事务等；移民入境制度中的职业移民瞄准杰出人才、优秀人才、专业人才、特殊人士和投资者；同时默认双重国籍，不承认公民的外国籍，但也不会因为公民拥有外国籍和担任外国公职而剥夺其本土公民身份。 美国移民入境制度本质上是为其人才战争服务，美国所谓的自由、开放、多元的移民风格，是建立在“学历”和“技能”的限制之上的，写满了“只欢迎人才”。 美国将入籍、绿卡、签证等移民入境制度当作武器，既设置临时工作签证应对短期人才需要和人才环流，又设置劳工证要求与本土人才互补，避免“临时居民”转正为永久居民会变成美国的负担。而对于各个领域世界顶尖的“杰出人才”以及能够贡献美国“国家利益”的人才，则不拘一格地特别表示欢迎。 世界银行最新研究显示，美国是全球高技术移民首选目的国，吸纳约40%的全球人才，中国、印度则是最大来源国。 除了直接从海外吸引高级人才，美国还通过吸引留学生来为本国培养所需的人才。2016年，在美国际留学生达到104.4万人，同比增长7.1%，首次突破百万大关。 为获得数百亿元的“留学红利”和无价的“人才宝藏”，美国近年则制定了一系列吸引海外人才求学与工作的政策，覆盖了留学生从入学到工作乃至移民的全过程。例如，2014年11月，时任总体奥巴马宣布将中国公民赴美留学签证延长至5年；2016年5月，STEM专业（科学、技术、工程、数学）OPT（实习许可）延期的新法案正式生效，留学生毕业后可有长达36个月的实习期，从而提升了获得H-1B签证的几率；在美留学的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国际学生，均可以申请为期12个月的实习许可，从而为在美国合法全职工作奠定基础。 数据显示，中国大陆是美国第一大生源地，2016年在美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学生达到32.9万人，占美国吸引留学生总数的约31.5%。 虽然近年来回国人数也节节攀升，但在美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回来比例还是少的，据美国能源部所属橡树岭科学与技术研究所2011年发布的调查数据：2006年获得科学与工程类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2007年滞留在美国的比例为92%，2009年这一比例下降为89%，到2011年下降为85%。但85%的滞留比例依然很高，为所有其他国家留美学生中的滞留比例最高的。 2017年4月18日，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签署了行政命令，拟要求联邦部门紧缩H-1B签证，“通过这项行政令，我们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我们将捍卫我们的工人，保护我们的工作，最终把美国放在第一位。目前H-1B签证是以完全随机的抽奖方式发放的，这是错误的。相反，它应该给予最有技术和最高薪水的申请人，永远不应该被用来替代美国人（的工作）。”特朗普这一招确保只有外国高级专业人才才能获得H-1B签证在美国工作，在挡住非法移民和中低端人才的同时，他并不想阻断最优秀的高级人才入美的通道。8月2日，川普再出重拳，宣布了旨在未来十年内大幅度降低合法移民数字的移民改革议案：《改革美移民强化就业法案》（Reforming American Immigration for Strong Employment Act）草案，川普将此议案称为是美国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移民改革。虽然这份《改革美移民强化就业法案》还停留在提案阶段，却深刻反映出美国决策者对移民尤其是非技术、低技术移民的风向趋紧,而更加专注地吸引美国需要的高精尖人才。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人才战争 2.0》， 王辉耀、苗绿著，东方出版社。
2019年2月15日 -
CCG发布《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发展报告》，为建设湾区国际人才特区建言献策
CCG报告 点击下载 2018年11月21日，全球化智库（CCG）在广州南沙举办的第五届“中国人才50人论坛”圆桌会议上发布《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发展报告》。该报告是首个对粤港澳大湾区人才进行系统研究的分析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大湾区人才发展基础及面临的机遇、挑战，在此基础上为粤港澳三地合理打造一体化的人才发展优质环境、建设湾区国际人才特区提出对策建议。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王辉耀发布了报告。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新时代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整合优化三地优势，抓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重大机遇，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今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广东调研时也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至今，国家为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已推出了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表明要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视角认识大湾区建设，用改革开放的新举措成就大湾区建设，推进大湾区建设。 在此背景下， CCG发布《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发展报告》，旨在为粤港澳三地合理打造一体化的人才发展优质环境、建设湾区国际人才特区提出对策建议。报告共分为四个部分：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发展的优势及机遇、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发展面临的挑战、著名湾区的对比借鉴和分析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发展的政策与建议。 图：粤港澳大湾区城市2017GDP表现 来源：2017年广东省统计年鉴 报告首先根据目前最新的GDP数据，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2017年GDP表现进行了分析，并通过预测模型计算对2022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及增长率进行了预测。报告指出，依托世界级海港群和空港群，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的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机场旅客量、进出口贸易总额等在全球湾区中独占鳌头， 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将超过东京湾区和纽约湾区，在世界四大湾区中GDP总量排名第一。经济基础与完备的产业链为人才发展提供了基础。其次，报告发现湾区内产业优势互补，第三产业比重正逐步增加。报告还指出，粤港澳三地丰富的高校资、粤港澳大湾区集聚的一大批高水平的重点实验室与科研机构、以广深港澳科技走廊为核心形成的产学研合作区等高端创新资源的汇聚为大湾区人才创新、创业创造了环境。此外，大湾区交通规模可观、港口群能力领先、湾区内地医疗机构的“量多质优”以及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的专业化、优渥的文化教育资源等宜居宜业宜游的特性为人才安居提供了保障。 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发展面临的挑战，报告指出，目前大湾区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较低，据统计，受高等教育人才占常住人口的比例香港是26.18%，深圳是25.19%，而东莞只有15.74%。其次，大湾区当前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较低，具体体现为大湾区创新人才对产业发展贡献支持相对不足以及技术的输出与吸纳能力均存在明显不足。此外，报告表明，粤港澳三地合作不够紧密，抑制了人才流动的积极性。问题包括，一、税制冲突明显，影响湾区人才集聚。因为与港澳税制相比，内地仍属于高税区，这会影响港澳人才北上内地进行创新活动。二、出入境欠便利，影响湾区人才流动。三、公共服务衔接尚未建立，影响人才安居乐业。比如，湾区内地与港澳医疗保障体系和医药准入标准不同，难以长期留住人才。在社会保险方面，三地居民在就业过程中未能享受同等待遇，造成人才在湾区内相互流动不畅。第四、粤港澳科技创新合作不紧密，特别是珠三角地区企业的联系并不够紧密，产学研协同创新有待加强。最后，报告还总结，新一、二线城市“抢人大战”，给湾区人才引育留带来了挑战，尤其是先进省市超越历史力度的引才新政以及各地自由贸易港规划陆续推出，都削弱了湾区人才竞争优势。 报告分析指出，与著名的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人才聚集力相对较弱，大湾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仅为17.47%。而旧金山湾区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劳动力占全体劳动力的比重达到46%，纽约湾区也达到42%；东京湾区的东京都、神奈川县及琦玉县的大学和研究生院的学生数量在2010年就超过106万人，占全国的比重高达36.7%。其次，大湾区人才国际化程度偏低。根据联合国数据，2014年国际人才占常住人口比重的全球平均水平为3.3%，发达国家高达10%左右。当前深圳作为湾区内地创新及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广州作为湾区发展的核心枢纽城市，其外籍人才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仅为0.2%和0.36%。此外，大湾区科技创新投入强度偏低。无论从研发经费投入还是从每万人口PCT国际专利受理数来看，大湾区都落后于世界三大湾区。报告显示，大湾区第三产业占比和高端产业数量都相对较低，并且在全球城市人才竞争力中，广东对全球优秀人才的吸引力还相对较弱。根据数据，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航空市场规模领先全球，但对比发现，大湾区发达的航空交通系统并没有吸引到大批海外人才往来。 最后，报告为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基于对大湾区人才发展的分析，提出了以下建议：建立大湾区人才一体化运行机制；借鉴香港人才社会化、市场化的行业协会认证模式，实行“三地”人才执业资格互认制度；建立粤港澳三地9+2政府组成的大湾区建设发展协调委员会；打造大湾区国际人才自由港，建设人才保税区；建立人才保税区；实施粤港澳三地人才流动计划，增强三地人才资源的交流合作；推动粤港澳三地人才的“社保+医疗+教育”互认互通；.取消“粤港澳”人才三地来往的通行证，实现三地人才来往“无证化“；允许在港澳外籍高层次人才直接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借鉴香港的税收政策，降低在大湾区工作的港澳及外籍人才的税负水平；试行30天免签政策；放宽外国留学生在大湾区实习就业限制；放开大湾区大学毕业生在港澳就业的限制，实现人才流动自由化；实施假期工作签证；设立海外华侨华人交流中心，试点对海外华人发放华裔卡；制定和试行大湾区外籍人入籍归化的政策；粤港澳三方合作，共同建设湾区大学；实施全球英才招聘计划（或工程）；打造大湾区全球人才大会品牌，建设“全球人才大会”永久会址；打造大湾区国际金融服务中心；构建高端智库集群促区域软实力建设。 全球化智库（CCG）是中组部人才理论研究基地，长期致力于人才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连续多年出版《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中国海归发展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海外华人华侨专业人士报告》等多部有影响力的蓝皮书和数十部人才研究著作，奠定了在人才研究领域的领先定位。 近期发布的《人才战争2.0》一书全面分析了各国人才新政和世界各国人才吸引模式，书中还就如何将国外人才和即将流失的人才留在中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公安部2016年初出台的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新政，CCG全程参与了该项课题的研究，所提出的多项建议被采纳。CCG还常年积极开展多种人才相关活动，包括中国人才50人系列圆桌论坛、2018全球人才流动、移民与移民法研讨会、新时代国家中心城市人才发展论坛、“人才争夺战”座谈会、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论坛、中国海归创新创业成果发布会暨海归创新创业论坛、大湾区人才发展战略（南沙）峰会、海外华人政策研讨会以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暨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等。 中国人才50人圆桌论坛”是集国内人才理论研究专家，政府人才工作政策制定者和中国企业界精英人才而搭建的国内高层次跨界交流平台。“中国人才50人圆桌论坛”坚持深入探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聚焦中国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为提升中国人才理论发展、推动中国人才学的建设，为人才强国战略的不断深化和发展建言献策。该系列论坛自2015年首次举办以来，已在北京、四川和上海成功举办四届。第五届“中国人才50人论坛” 由广州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南沙区委区政府、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支持，CCG、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等共同主办，政、产、学、研、商精英就“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发展优势和愿景——建设广州国际人才港和南沙国际人才特区的机遇和调整”进行了探讨。
2018年11月26日 -
2018年中关村论坛闭幕论坛王辉耀演讲
王辉耀博士在2018中关村论坛闭幕论坛上做题为“国际型人才与面向未来的创新城市”的主旨演讲 日前，2018年中关村论坛在北京举办，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全球化创新与高质量发展”。在本届论坛闭幕式上，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博士在论坛上发表了以《国际型人才与面向未来的创新城市》为主题的主旨演讲。 2018中关村论坛闭幕论坛的主题是“中国科技园区三十年与面向未来的创新城市”，旨在回顾中国科技园区三十年发展，借鉴世界一流科技园区经验，展望创新发展的未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闫傲霜、科技部党组成员夏鸣九出席论坛并致辞。论坛由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张志宏主持。中关村几代企业领袖共聚一堂，共同畅想创新发展的未来；中外科技园区代表热议新科技革命与创新城市。 王辉耀表示，未来的城镇化、城市创新需要大量的国际人才，需要更多的国际人才来中国创新。美国攻击中国人才吸引项目10年来吸引了几千人，其实美国是全世界人才竞争最大的赢家，每年从世界各地吸引14万技术人才和另外发放8万人才签证，远远超过中国吸引人才的比例。不光是美国，也包括德国、日本、法国、以色列、韩国等等其他国家，这些国家都加入了国际人才的竞争。
2018年11月12日 -
朱永新：制造业大国呼唤高素质技工
朱永新，全球化智库（CCG）顾问，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摘 要
2018年9月18日 -
变革中的澳大利亚“离岸”政策 | CCG研究
摘 要 近年，国际移民发展趋势呈现出以下特点：国际移民数量增加，所在区域相对集中，但流动性下降；经济发展刺激短期迁徙；移民流动形式多元化，尤其在大规模移民流中，迁徙的动机具有很强的混合性；被迫流离失所者规模巨大，重新安置与返乡者的比例较低，但增幅开始出现放缓迹象。主要西方国家近年反映出的政策收紧趋势并不能反映政策变化的全貌，各国根据自身发展，在移民政策变革上各有侧重。劳务移民、就业与创新，一直处于移民政策争论的中心位置。美国与英国虽然不断加高投资移民的门槛，却特别制定了吸引企业家移民的政策与规则。在移民政策“收紧”之外，新加坡为增加人口规模相对放宽移民规划，加拿大结合国际教育战略增加了高素质移民的数量。虽然中国大陆地区国际移民占总人口比重仍是世界最低，但中国也在不断从国际移民来源国，成长为治理方式与机制不断进步的国际移民目的国，外国人“来华逐梦”也呈现上升趋势。“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也成为中国规范移民的重要流向地区。 世界主要西方国家的移民政策趋向 （四）变革中的澳大利亚“离岸”政策 2017年，澳大利亚是移民国家中移民政策与治理体系变革最突出的国家，澳大利亚于2017年12月20日成立了内务部（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除了原先的移民与边境保护部的功能归入内务部之外，还将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联邦警察、边防等联邦机构归入新大部，重构了国家安全、执法、运输安全、紧急情况管理、网络安全等新部功能，商贸、多元文化事务也同样归入其中。首位内务部部长仍由原移民与边境保护部部长彼得·都顿（Peter Dutton）担任。新内务部可以看做是英国的内政部和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的澳大利亚版本。本次机构改革之所以重大，因为这是澳大利亚第一次专门设置高级内阁部长来完全专注于澳大利亚的优先事项--国家安全。 在临时签证批准中，澳大利亚批准的学生签证和临时居留签证正逐年缓步增长，2016年分别达到31.08万和13.08万份。2015年增设的海员与过境签证2016年也有增长。但与工作相关的临时签证--工作假期计划和临时工作（技术）则逐年降低。（见图23）除了各类劳务移民数量的降低外，通过难民与人道主义项目获得签证入境澳大利亚的人继2014年大幅降低后，2016年回升至17555人（其中包括为叙利亚和伊拉克流离失所难民设置的1.2万个名额中的3790人）。这与2015年大规模寻求庇护者前往澳大利亚有关。 威胁澳大利亚的完整和安全的命题总是同来澳寻求庇护的人联系在一起。部长都顿的权力在新部的重组过程中得到扩大，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任移民与边境保护部部长期间组织和遣返来澳船只的成功。他认为，如果没有迁入移民系统与边境安全系统的整合，澳大利亚政府无法保证国家安全。当然这次新机构的成立也广受争议，因为澳大利亚政府在宣布新部门成立时并未提到寻求庇护者、难民这些最脆弱的群体，也回避了新部成立的战略对澳大利亚非人性化政策该承担的责任与影响。同时澳大利亚也是因为“离岸”处理寻求庇护者问题成为备受争议的国家。 事实上，从数年前开始，在前总理托尼·雅培（Tony Abbott）领导的澳大利亚政府就以驱赶难民船只、阻止登陆、遣送寻求庇护者去太平洋偏僻岛屿的拘留营这些严厉的措施，来试图终结不受需要的移民进入澳大利亚。这种已经频频受到国际社会指责的应对寻求庇护者的措施，就被称为“离岸”政策。澳大利亚海军并不评估海上到达的寻求庇护申请，而是将其船只拦截，将其拖回或者放入密封舱内送往印度尼西亚方向。到达澳大利亚领土的人，则被送入位于瑙鲁或是马努斯岛的扣留营中。这些扣留营都是由澳大利亚政府出资，由私人承包方经营的。被扣留者可以在扣留营中申请庇护，但不能在澳大利亚，然而还是处于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状态，以此阻止其他人通过相似的途径赴澳大利亚寻求庇护。 该政策的逻辑非常简单：送返船只、拒绝入境，建立国外难民营。武力与大量的财政支出是政策实施的基础。从2013-2016年澳大利亚为了拦截移民船共花费96亿澳元。并不是对移民的“管理”，而是让国家杜绝移民，不惜一切代价将不受欢迎者阻挡在海岸线之外。这种方式对杜绝澳大利亚本土的寻求庇护者作用立竿见影，但却引发了身处瑙鲁以及马努斯岛扣留营中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还对其他国家地区应对大规模危机迁徙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雅培的“离岸”方案还对欧洲极右翼势力产生极大的感召力，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正成为欧洲极右翼的效仿对象。 从法国到荷兰和丹麦，极右翼政治家指出澳大利亚将2015年大规模难民涌入时采用的离岸外包的模式，是欧洲难民危机的解决办法。英国独立党（Ukip）领导人奈杰尔·法拉吉（Nigel Farage）宣布：“如果像澳大利亚人处理类似问题那样，原本是可以阻止溺水事件的发生。”独立党议会成员道格拉斯·卡斯维尔认为（Douglas Carswell）认为：“澳大利亚那里有可以学习的经验教训，它提出了有用的东西。”在法国，国民阵线党的（Front National）地方领导人法维尔（Yohann Faviere）认为澳大利亚模式是唯一可行方式。“当他们在海上找到船只时，他们把移民送返。”他深受移民溺水问题的困扰，但坚决认为欧洲不应该成为救难者。在地中海发现的船只应该被送返回原地。荷兰中右翼VVD党的领导人Frits Bolkestein，也同意澳大利亚的方式能够解决欧洲当前的问题。当被问到这种离岸方式是否真的能解决寻求庇护方式时，他也承认不可能。他说：“我们一直在西方接受的培训，是认为凡事都有解决办法，”他说。“没有解决办法，除非我们采取这些令人厌恶的措施。” 对于澳大利亚这类先进的西方民主国家，将处理安置寻求庇护者的工作外包给太平洋贫穷的岛国，虽然远离了本土安置可能带来的治理问题，却使得真正需要国际救助的危难者远离可能会对难民表示同情的媒体和民众，而处境不断恶化。而这些缺乏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的方式，或许符合澳大利亚自身的法律，却伤及澳大利亚的国家形象。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全球化智库（CCG）编写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
2018年8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