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国际组织、区域合作和“一带一路”是CCG全球化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最早以全球化命名的智库，CCG创办了“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并设置全球化相关国际议题；在海内外举办了“WTO改革”、“多边治理”、“一带一路”等专题研讨会，把“一带一路”这一主题首次带到国际安全与治理领域的世界高规格会议——慕尼黑安全会议。基于多年对全球化领域的全面研究，CCG发布出版了《“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共赢方案及实现路径》，《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全球化向何处去：大变局与中国策》等研究报告和图书，其中Edward Elgar 出版社出版的Handbook on China and Globalization是为数不多的由智库在国际权威学术出版社出版的全英文书籍。CCG提出的两项倡议入选首届巴黎和平论坛，为中国智库更充分参与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开拓了崭新模式。此外，CCG与WTO、UN 、经济合作国家组织（OECD）、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众多国际组织、国际智库和相关机构建立了良好的长效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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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英： 从“发展”和“治理”的角度看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最近10年总是光顾“发展经济学”，有时甚至把“经济学奖”给了政治科学家。如果不能在“全球挑战”和“全球治理”上评论，我们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围观”就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许多人以为“贝尔经济学奖”(The Nobel Economics Prize)也是“诺贝尔奖”，应该说，这样说也没有错，只是不精确。“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的瑞典银行奖，奖励经济科学各门(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设立于1968年，1969年首次颁发。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Ragnar Anton Kittil Frisch）和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Jan Tinbergen）是该奖首届得主。瑞典曾是北欧强国，如今是世界上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瑞典有着各种各样面向世界的奖项（大多不是瑞典政府主导的），最有名的当然是“诺贝尔奖”，是瑞典在世界上代表性的“软实力”。 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Abhijit Banerjee, Esther Duflo和Michael Kremer三位经济学家，理由是他们“采用实验主义方法研究如何缓解全球贫困”。“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给了“发展经济学”家（Development Economists），是可喜可贺也是可忧可思的事。我是经济学出身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国上过最好的“发展经济学”课程。给我们讲“发展经济学”的是享年百多岁的杰出经济学家杨敬年老师。以后，我尽管不属于“经济学界”，但是，一直与经济学分不开，一直在观察“发展经济学”在世界的演变。在评论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我建议人们不要忽略了该奖评奖委员会给出的理由里面的“全球贫困”（global poverty）一词。尤其是不要忘了其中的“全球”。当前的世界，确实面对着“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发展”在全球范围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全球贫困”本来就位列头号一批的“全球挑战”。在过去30多年，由于各种原因，来自“不平等”、“气候变化”、“不可持续性”等导致的世界贫困问题早已颠覆了传统的“贫困”问题。世界范围内，“贫困”是“全球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用了“全球贫困”一词。对“贫困”问题的解决，不仅是一个“发展”问题，更是一个“治理”问题。这里的“治理”也不仅是在国内范围（国内层次）上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层次上，即“全球贫困治理”。全球贫困治理是过去30年，即冷战结束后以来，包括“发展经济学”在内的整个“发展科学”（发展研究各门学科）的一个主要趋势。我曾号召过自己所在的国际研究（全球研究）学科领域的“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学”（IPE或GPE）专业的学生以“诺贝尔经济学奖”为题做学位论文。“发展”与“治理”息息相关。这里讲的“治理”（governance）是与“统治”（government）很不同、相区别的概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最近10年总是光顾“发展经济学”，光顾与“发展经济学”密切的“治理”学科，有时甚至把“经济学奖”给了政治科学家（这可能使一些经济学家对该奖不满）。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William D. Nordhaus, 因为他研究“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是当代世界最大（在全球范围）的“大变局”，即“天变”。“气候变化”是“发展”带来的问题，反过来又制约了“发展”，恶性循环，成为当今的头号“全球治理”问题。“气候变化”在非洲、南亚、拉美等已经带来了更严重的非传统贫困。没有气候变化治理，也不会有21世纪的发展。对“气候变化”的治理，目前主要依靠一个全球治理框架（UNFCCCC）和一个个联合国成员。未来的“发展”是在气候变化和气候年治理的条件下的。2015年，苏格兰出生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Angus Deaton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因为他研究“发展”问题，尤其是研究“消费、贫困和福利”之间的关系。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大激励了广大的其他社会科学学者，尤其是全球治理研究学者，研究如何治理“公域悲剧”（governin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政治科学家Elinor Ostrom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目前，全球范围内，“公域”（例如气候、海洋、极地等）面对的问题更加严重，在很多场合和层次，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却不是Ostrom主张的制度主义。强势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更不愿意采纳制度主义（“规则为基础”）。特朗普的美国退出了气候变化治理的《巴黎协定》，不少国家在抢占公海、深海、远海等国际法规定的“人类共同财产”，“全球公域”的私有化不断抬头。到头来，全球的“公域悲剧”更加恶化；到头来，世界发展中的“可持续性”更不乐观。今日世界，呼唤“可持续发展”者很多，尽管不同的人、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学科、不同的机构说的“可持续发展”不同。“发展”就是“可持续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的不能叫做“发展”。号称“发展”的东西太多，但这些东西未必是真正的“发展”。“增长”未必带来“发展”，缺少“可持续性”的快速“增长”可能带来的快速破坏，并产生“发展的悖论”和“发展的停滞”。“可持续性”是“发展”的根本或者中心标准。我们看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实际上是以“可持续性”为核心标准的。结语：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发展中”的中国自然引起了不少评论。我看到的论者主要来自“经济学界”和“经济政策界”。不出所料，有人对之的评论再次反映了根深蒂固的狭隘民族主义，即为什么“发展成就这么大”的中国居然一直没有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光顾？为什么经济学科如此普及和发达的中国，为什么也有世界级的经济学家的中国，居然没有“中国经济学家”得到这一奖项？有人甚至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偏见，不承认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研究的成就。我认为大可不必如此反应。这个奖毕竟是目前最具有“全球”意义的、享有世界声誉的。我们还是好好地反思为什么我们缺少“诺贝尔经济学奖”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以及与发展相关的“全球（问题）研究”？进入本世纪，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一直在呼唤、号召“科学发展”和“有质量的发展”（高质量发展）；与美国特朗普政府不同，中国仍然留在《巴黎协定》，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贡献不小，但是，伴随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是否已经具有在解决“全球贫困”问题、在回答全球“可持续性”挑战上的非凡答案？ 文章选自华夏时报网，2019年10月21日
2019年10月23日 -
王元丰：如何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
王元丰
2019年10月23日 -
马丁·雅克：中国拥有一种对全球化本质的洞见
文 |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教授马丁·雅克
2019年10月15日 -
庞中英：从古特雷斯、特朗普和李显龙2019年联大演讲看全球化世界“大分裂”及可能后果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2019年10月9日 -
庞中英：从“发起建设国际组织”到“新的全球治理
专家简介庞中英：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 中国与现有（现存）国际（世界）秩序（包括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是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非常复杂的演变。本文主要从中国对待国际秩序的态度、中国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回顾中国外交的70年。 本文主要使用过去70年中国与国际秩序之间关系的一些主要“话语”或者“叙事”来分析中国与国际秩序之间关系的演变：第一，从“另起炉灶”到开始加入代表现有国际秩序（1945年后）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和联合国体系）。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大约从1949年到1979年；第二，正式地从1978年起，在几乎参与了所有的国际组织后的21世纪初，“崛起了”的中国却重申“不另起炉灶”，以“不”的方式再次提到“另起炉灶”。这是一个比第一阶段更长的过程；而2013年到今天则属于“新时代”，可以概括为从“发起建设国际组织”（如亚投行、新开发银行、新的全球化——“一带一路”等）到推动“新的全球治理”。 “革命外交”时代的“另起炉灶 ”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冷战爆发初期诞生的“革命”国家。“另起炉灶”是对外交的“革命”。“为了同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外交一刀两断，维护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毛泽东主张“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对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一律不予承认，将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只当作普通侨民而不当作外交代表看待，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要重新审查处理，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特权，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不过，说是“另起炉灶”，另一方面，并没有“另起炉灶”，新中国参加了当时的苏联“炉灶”，即“一边倒”。不过，“一边倒”不久，在美苏冷战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其他亚非国家之间发起了“和平共处”为主题的亚非会议。亚非会议是中国实际上在冷战时的“另起炉灶”，成为在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时代的“第三世界”的一部分的前奏。不过，在既不属于苏联集团，又与美国敌对的情况下，中国几乎是一个完全缺少起码国际联系的国家，只通过当时的香港和欧洲一些国家维持着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极少贸易。不能与外部接触和循环使中国在当时大体上成为一个封闭系统，而封闭系统往往发生内部的冲突。这就是中国持续了10年的文革。“文革外交”也是受“另起炉灶”的驱使，以“输出革命”——试图以另一种方式改变封闭状态，维持了与一些小国家（亚洲的斯里兰卡、欧洲的阿尔巴尼亚，以及广大的非洲等的合作），却恶化了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也缺少基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而形成的国际市场联系的支持，一些援非项目，如坦赞铁路，耗资巨大，在当时并没有发挥实际意义。 “ 入世之后”全面融入现有国际秩序 1978年后，中国逐步彻底告别了“另起炉灶”、“革命外交”，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下，开始积极参加国际经济组织，尤其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过，在冷战结束前，中国来不及参加全部的国际经济组织。冷战结束后，中国计划的恢复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中的席位——“复关”的努力没有来得及完成，GATT就被世界贸易组织（WTO）全面取代了，中国不得不在1995年变“复关”为“入世”。“入世”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象征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决心和全面融入已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政治意志。这种意志当时是如此的强烈，“另起炉灶”似乎进入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国际上，由于中国坚定“入世”，不再担心中国“另起炉灶”。在国内，中国对参与全球化、搭乘全球化、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中国成为现有世界秩序的一部分深信不疑。 2002年-2005年期间，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的非正式的国际论述。国际社会旋即广泛注意到这一论述。后来，这一论述改为正式的“和平发展”（字面上以区别于邓小平生前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和平与发展”）。不管是“和平崛起”还是“和平发展”，因为都是“和平”的，都意味着中国自改革开放开始参与世界秩序的持续。 “和平崛起”的叙述不算完善，也终于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更进一步说服力的宏观外交理论，但是，其传递出来的中国断然否定自己是改变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的含义是明确的。不过，国际社会，主要是来自周边的东南亚国家、跨太平洋的美国等，表达了对中国另一种担心：已经进入国际秩序的中国还不是国际共同体的“利益攸关方”，承担的国际责任不够。 2009年金融危机后，尤其是2010年以后，“另起炉灶”再次成为一个问题。这主要是当时的中美互动造成的。美国奥巴马政府决定“转向亚洲”——与中国等势力建立新的平衡（“再平衡”），迫使中国不得不“西进”——在亚欧大陆（具体表现为发起和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和非洲等开辟新的国际联系，而“西进”很快转化为公开探索新的道路，即“一带一路”。这几乎是21世纪的“另起炉灶”。不过，中国却强烈否定这是“另起炉灶”，不断重申，中国“不另起炉灶”。 本来，由于中国已经参加了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根本无需说明“不另起炉灶”，中国却在“大国崛起”的情况下不得不“不另起炉灶”。也即是说，在已经全面参加了已有国际秩序又在重申“不另起炉灶”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中国已成为世界秩序主要维护者 特朗普在美国执政的这3年（2017年1月以来），美国政府对待已有的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的态度大变。而英国脱离已经参加了40多年的远超越地区组织的欧洲秩序（脱欧）更是加剧了已有世界秩序的动荡与危机。“去全球化”风起云涌。在这一被描述为“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下，中国外交在大幅度地推进包括“一带一路”的国际计划，在“新的全球治理”的旗号下从“积极参与”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以分享“中国发展经验”或者“中国发展知识”的名义，输出“中国发展模式”；中国重申“不干涉别国内政”，却探索“建设性介入”；“不结盟”但结伴，“不称霸”但“引领”。中国前所未有地在世界上发挥“中国作用”，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这些情况，既不是传统的“另起炉灶”——中国成为现有国际秩序（如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的主要维护者。 世界的国际秩序向何处去？中国与国际秩序的未来是何种关系？这是最近几年国际上激烈争论的大问题。 中国克服了“另起炉灶”的冲动，在“不另起炉灶”的坚持中，从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大大受益，在对外开放和全球化的条件下，造就了长期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不过，中国面对的危机是，中国曾经受益的这一秩序正在远去。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持续了70多年、在冷战后在经济上包括了中国的开放、包容的“自由国际秩序”可能已经寿终正寝，美国不得不重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特朗普政府已经提议WTO去掉“差别化”。而“无差别化”的主张如果付诸实施，则等于重建全球贸易治理。 在对付其他重大的全球挑战上，联合国主导、欧盟等带头已经达成了一些全球协议，如对付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但是，美国等已经退出《巴黎协定》。国际集体行动正在遭遇重大挑战。一些国家可能跟随美国（最近继巴西之后，新加坡也宣布不再坚持在WTO中的“发展中地位”），另一些国家（如欧盟国家）则不顾美国缺席而继续追求原来达成的多边协议。 即使中国再重申“不另起炉灶”，未来中国的发展和治理不再如改革开放年代那样受益于既有的、稳定的、有保障的自由国际秩序。世界继续在动荡中，未来无非是有序或者无序两种情况。而中国可能为有序贡献。中国组织的国际组织并不能让一些关键国家（如美国）参加，而美国假如也构建其新的世界秩序，中国将不再被纳入。世界在秩序上可能走向分裂，多个秩序并存、相互竞争、相互冲突。 文章选自华夏时报网，2019年9月24日
2019年9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