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引发大规模的研究热潮。对于“全球化”的观感是好是坏，目前仍是见仁见智，例如全球化对于本土文化来说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也会使得本土文化的内涵与自我更新能力逐渐模糊与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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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图书因何被长安街读书会推荐给干部学习？
2019年3月13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及CCG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全球化向何处去：大变局与中国策》入选了第20190304期长安街读书会干部学习新书书单（以下简称“书单”）。 该系列书单由长安街读书会发起。读书会旨在继承总理遗志，践行全民阅读。读书会成员来自长安街附近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中青年干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员、全国党代表、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等喜文好书之士以及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高端智库负责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专家和中央各主要出版机构的资深出版人学者等。 以下是书单中对《全球化向何处去：大变局与中国策》的介绍： “全球化”通过打通全球市场，连接各国生产、贸易体系，促成资本、技术、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为世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本书邀请了来自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相关知名学者，基于各自专业，在书中系统提出了他们对当前全球化遭遇困境的解释。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近20篇文章。上篇主要涵盖了国内全球化研究领域顶尖学者对全球化的系统阐释、对全球化趋势的判断；中篇主要为学者对目前世界上出现的反全球化以及逆全球化等现象的深刻反思与研判；下篇主要从经济贸易、外交、文化等不同领域提出了中国如何引导与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中国方案”。 同时入选本期书单的图书还有《共产党员的力量》、《红船精神问答》、《读懂中国》、《共产党员如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多彩贵州 发展新路》、《 一将难求：四野名将录》、《中国的红星》、《做新时代的追梦人》、《数字密码》等。 目录 上篇 不可阻挡的全球化 2017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以“美国优先”的论调开启了总统之路，颁布多国“旅行禁令”、退出TPP和《巴黎气候协定》……时隔一年，特朗普却开始表示，美国将重新考虑和TPP 11国进行单独或集体的谈判； 2018年新年伊始，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正式访华，提出打造“全球化英国”，推动中英“黄金时代”加速发展的访华意图……全球化大潮能否继续？新一轮全球化的第三次浪潮又会以何种形式兴起？ 【赵汀阳】为什么全球化之势无可阻挡 【苏浩 梁萌】人类历史循环维度中的全球化 【方晋】全球化：从替代型回归互补型 【高飞】“逆全球化”现象的实质与应对 【苗绿】中国与全球化的第三次浪潮—全球人才动态流动与联结 中篇 全球化的危机与反思 从历史上看，全球化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已经走过500多年的发展历程。它在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问题。今天，全球化正在生成一个世界旋涡模式，出现多种互相抵抗的流向，虽然全球化势不可挡，但历史大潮中的小漩涡，亦不可忽视。全球化面临哪些困境？给我们带来各种挑战？在危机之中我们又能寻求何种出路？ 【李奇泽、黄平】经济全球化与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 【时殷弘】全球治理和开明秩序面对的严重挑战 【黄仁伟】从全球化、逆全球化到有选择的全球化 【庞中英】全球化的风幡将如何飘拂？ 【朱民】全球金融市场的结构性变化 下篇 全球化的中国方案 2018年初，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将“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运” 定为主题，这是对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全球共同认可与延伸传承，不可阻挡的全球化已是世界共识，世界各国需要一个崭新的全球化框架，在维持全球化效益的同时进一步推动普惠性增长。201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过去40年里“中国奇迹”、“中国经验”成为世界各国关注和学习的对象。曾经作为全球化受益者的中国，将在新一轮全球化的进程中身处何种位置，又将为世界提供哪些思路和良方？ 【蔡昉】金德尔伯格陷阱还是伊斯特利悲剧? ——全球公共品及其提供方式和中国方案 【丁一凡】中国如何引领新一轮全球化 【王辉耀】以“中国分担”和“全球共治”突破全球化两大陷阱 【周晓晶】着力推进新型全球化带动全球经济走出十年萧条 【王义桅】“一带一路”能否开创“中式全球化”？ 【张蕴岭】全球化大趋势与特朗普执政下的中美关系 【屠新泉】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与WTO 的未来 【徐洪才】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将发生十大变化 【黄剑辉】积极构建促进亚非拉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的战略性、国际化、公司化投融资及运营主体 附 录 后 记
2019年3月18日 -
庞中英：怎么看待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全球治理会议进程？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摘要：不管这个世界有人多么主张单边主义或者极端主义，但是，如果真的要解决我们的全球化的世界面对的、存在的问题，多中心协和的全球治理是有效的。 2019年2月15-17日，本年度的慕尼黑安全会议（MSC）在德国举行。我们知道，慕安会前，以“普遍焦虑或者不安”为结果的以“全球化4.0”为主题的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WEF）于2019年1月下旬落幕。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世界经济论坛并不是政府组织间的会议，而是地地道道的非政府组织发起的全球会议，却一再创下各国政府组织参与的记录。 与世界经济论坛不同，在过去50多年，慕安会一直是德国政府主导的，参会的各国政府组织很多，各国政要人数与会的数字一再创下新高。然而，在每年的MSC主会场之外，有百场专题会议，涉及当前世界局势的几乎所有重要议题。例如“北极安全圆桌”（Arctic Security Roundtable）和 “欧洲防务圆桌”（the European Defence Roundtable）、“健康安全圆桌”（The Health Security Roundtable）。 慕安会号称是世界“最佳智库会议”（Best Think Tank Conference），非政府组织和各色智库把慕安会当做最重要的国际展示与交流平台。MSC上有一些早餐会和工作坊等小组讨论，讨论的议题五花百门，如女权、核武军控。MSC 的App也已经发起。 联合国、德国国际发展署（GIZ）、国际红十字会（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欧安会 （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北约（ NATO）等也在慕安会期间开会。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盖茨基金会（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博世基金会（the Robert Bosch Foundation），以及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院（Th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公司如西门子、微软、空客等也参加。哈佛大学等大学也在其中。慕安会中有新书发表会，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 Madeleine Albright）在慕安会讨论她的新书。 我们知道，在慕安会前不到3个月，2018年11月，由法国总统马克龙提议召开的“巴黎和平论坛”（ Paris Peace Forum ）起步。巴黎和平论坛聚焦5大全球问题：和平与安全、环境、发展、新技术和包容性经济。法国外交部支持巴黎和平论坛，但这个论坛却由非政府的基金会、智库或者大学主办（他们是，Körber Foundation, the Mo Ibrahim Foundation, the Institut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the Institut Montaigne, Sciences Po）。 巴黎和平论坛使用的两个提法让我感兴趣，念念不忘：“全球治理行动者”（global governance actors），也就是“全球治理的所有行动者”（ all actors of global governance）。 巴黎和平论坛的主办者说受到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谈判模式（the COP 21）的启示。请注意，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们知道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UNFCCC）在2015年取得了《巴黎协定》，而在2018年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波兰会议（The COP 24）上，尽管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进程却继续前行，通过了为落实《巴黎协定》而制定的实施细则。 结论： 如果说全球治理的起源是19世纪的欧洲会议（欧洲协和），那么，进入21世纪，诸如世界经济论坛、慕安会和巴黎和平论坛这些为所有全球治理行为体，尤其是非政府的、来自市场的、来自学术界的社会性的行为体参加的全球治理会议，其本身就是21世纪的全球治理。 多样的、多元的行为体参与一个复杂或者复合系统，在其中互动（包括冲突与合作），这种系统本身产生了一种结果，这种结果就是治理。194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夜，杰出的思想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把这种欧洲会议进程叫做促进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的“大转型”（a great transformation）。而我们知道，今天社会科学家，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政治学家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叫做多元的或者多种新的治理（polycentric governance）。奥斯特罗姆是杰出的研究者，是截止目前唯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学者。2005年，奥斯特罗姆发表了 《理解制度的多样性》一书（Ostrom, Elinor,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2009年，奥斯特罗姆发表了《超越市场和国家（的二分）：复杂经济体系的多中心治理》的诺贝尔讲座（Ostrom, Elinor, “Beyond markets and states: polycentric governance of complex economic systems”, Nobel Prize lecture, 8 December）。连同她开拓性的1990年发表的著作《治理公域：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一书，构成了奥斯特罗姆完整的全球治理理论。 英文“polycentric”这个词其实也不难理解。如果去过西方的一些号称的大都会，中国游客可能发现其只有一个“市中心”（city center）。这与我们中国的许多城市不同。中国的城市有多个“市中心”，尽管北京只有一个天安门广场，但那只是政治中心，而不是实际的市场中心。另外，我们如果熟悉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立场之一，或者中国对国际形势的主要判断之一，即“世界多极化”，我们就好理解“polycentric”。 既然现实以及趋势是“多中心”，既然不仅是政府组织或者政府力量方面是“多极化”的，而且在非政府力量方面是“多中心”的，要解决这个世界的跨国的、共同的、相互联系的、相互影响的问题，不管这些问题叫什么名字，都需要多中心之间的协调、博弈、相互制约、谈判、协约、合规等。 在实践上，目前的全球治理的危机或者全球治理的倒退可能让许多人对全球治理丧失信心。这也正常，因为全球治理本来是高难度的集体行动。“集体行动（国际合作）的逻辑”中包括其难题（“集体行动的困境”）。不过，最近几年联合国主导的全球治理并非乏善可陈，其成绩可以增加全球治理实践者和研究者的信心。上面提到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 COP）是成功的。实践的成功加强了诸如奥斯特罗姆等提出的多中心的集体行动的全球治理理论。 在我看来，经典的、19世纪的全球治理主要是国家（政府）参与的治理，其模式是政府权力之间的协和（concert of powers），而在今天，全球治理则是所有攸关方之间的复杂博弈，即COP。不过，我仍然能建议把COP中的C不仅理解为会议体系（conferences），而且要继续借助古老的协和（concertation）。 不管这个世界有人多么主张单边主义或者极端主义，但是，如果真的要解决我们的全球化的世界面对的、存在的问题，多中心协和的全球治理是有效的。 在亚洲，实际上，不仅有欧洲人出口来的会议，例如，讨论国际安全的著名的新加坡香格里拉论坛（SLD）是总部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院（IISS）主办的、新加坡人协办的，而且，印度人、韩国人和中国人主办的各种各样的一点不逊色于欧洲的，甚至规模更大的、更“全球”也更“全球治理的”的论坛越来越多。 文章选自华夏时报网，2019年2月18日
2019年2月27日 -
He Weiwen: What is the solution to globalization imbalance？
By He Weiwen, a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2019年1月29日 -
庞中英：最好的全球化讨论不是为“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进行辩护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2019年1月28日 -
Laurence Brahm: We have a smaller planet
By Laurence Brahm, a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CCG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ers in terms of their life attitude? I think those differences are becoming less and less, as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similarities. Those similarities are a factor of communication, trade, globalizing ideas, and the fact that we are having more global integration among more countries and cultures. You find Chinese people here drinking red wine and eating Western food. You go to America, and you find people eating Chinese food, Japanese food, Thai food and so on. You see Westerners learning traditional Asian martial arts. Now in the gyms trending across China, you see Chinese learning mixed martial arts fighting and Western boxing. The truth is that we have a smaller planet. This is a whole different era today. Chinese are all over the world. They are buying the international brands and, in many ways, driving the consumption of those brands. They have no barriers and no surprises. It’s not about seeing the foreigners, as they’ve seen the world. And they are bringing a lot of those ideas back, just like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618-907), when Chang’an was the melting pot and everything was coming in. In many ways, China’s major cities today, and now the second-tier cities, are melting pots. All kinds of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are coming in and mixing with Chinese culture in this kind of fusion complex, which has always really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hina’s own unique culture. It takes, it absorbs, it brings things together and it makes them uniquely Chinese. What’s happening is that we see more communication. With that, we will have more understanding, and a breakdown of barriers and stereotypes. You can enjoy my world, yes, and I can enjoy your world. In that sense, our world is smaller. What’s very important is if we can work together to save that world against the costs and threats of climate change, of human-induced pollution. Remember, this planet is just a little spaceship orbiting in a huge universe. We all have to work together to steer it in the right direction. While China was struggling with complete scarcity in the past, it is now one of the biggest buyers of luxury goods. Has the accumulation of wealth brought changes to the Chinese people’s value system? There’s a concept in economics called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When people suddenly have money, they want to show it. I remember when I just came to China in 1981, this was an economy of scarcity. There was nothing. You had money, but there was nothing to buy. Slowly with investment, with trade, with integration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y began to have things. In the 80s, they began to have electronics, and they filled their homes with refrigerators, washing machines and things that they never had before. Previously, people had to buy their food that day to cook for that day, because there were no refrigerators. At the end of the 80s, people’s homes were filled with electronics. It was not about being able to meet their needs; it was about wanting to show others that they had accumulated their wealth. Then they began the cycle of brand buying and showing off wealth -- who has the bigger house, or who has the bigger car. But that’s not the narrative of the young generation in China today. I’ve seen more young Chinese as hippies in Nepal and India. They see the world differently from their parents. Today’s youth in China are coming up with really creative ideas and having a whole different vision of values, and of presenting those values not through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but alternative styles. The whole vision of the Chinese future is changing very rapidly with the new generation. You can’t lock onto the old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and say that is China. That was China. But now with the millennial generation, and younger, it’s changing really fast.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happening now is that, with more and more foreign students coming to China and more Chinese students going abroad, a lot of the barriers that existed in the old generations are coming down, and they are coming down quite quickly. It’s one thing to read about China in the newspaper, or to see it on the news. It’s another thing to have gone to China to study, to work, to live, to be with people and to make friends locally. It’s this type of people-to-people communication. If it can be brought to the level of politicians, there will be no trade wars, and there will be no conflicts. It’s not a question of integrating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world’s culture, or vice versa. I think it’s a question of expanding the bandwidth of understanding. The more we understand something, the less we are afraid of it. Fear arises from lack of understanding. Fear arises from the unknown. If we know, then we are not afrai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happens to somebody when they leave their culture and live in another culture is that they evolve into that culture. You have in many ways a whole generation now of hybrid cultures and fusion cultures. I’d like to think of us as global nomads. We are international citizens who don’t necessarily belong to one culture or another. Hopefully we can embrace many cultures, and in that respect, bring our planet a little closer together. About Author Laurence Brahm, a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an author of Zhu Rongji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
2019年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