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引发大规模的研究热潮。对于“全球化”的观感是好是坏，目前仍是见仁见智，例如全球化对于本土文化来说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也会使得本土文化的内涵与自我更新能力逐渐模糊与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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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连起：后营改增时代的降税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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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23日 -
徐小平：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感情摆在我面前，但是我选择了猪宝宝 |“那三届”的中国记忆
- 冬 - 很久很久以前， 有这么一帮“社会青年”， 他们已然吃了十几年的土， 却仍然没有忘记世间的美好， 等待着终将属于他们的 那片七彩祥云。 - 春 - 十一月渐进寒冬， 刚啃完手上掺着野菜的地瓜干煎饼， 抄起街边已经揉成一团的人民日报， 模模糊糊地认出了 那行沾着几片油渍的大字： “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 - 夏 - 幽暗隧道尽头射进一束光， 重新点燃了那久违的对知识的渴望。 一路屁颠屁颠地奔回村子， 熟练地倒腾出了 那几本藏在干草堆中的 《青年自学丛书》， 寻思着今晚求村长借村门口点着的 那盏煤油灯使唤使唤， 虽然那火苗晃得厉害, 但还真有那么点 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味道。 - 秋 - 随着时间的车轮缓缓滚动， 几位西装革履的绅士步入了会议厅。 互相点头示意之后， 纷纷落座于属于他们的位置。 优雅地从水果盘里拣起一颗葡萄， 对着面前的摄像机 保持着礼貌的微笑， 娓娓道来 属于那一代人的中国记忆。 曾经 有一份真挚的感情 摆在我面前， 而我 却选择了 猪 宝 宝 “那三届”的中国记忆 徐小平： 77、78级那个时候真的是高考改变了我们大家的命运，我是78级的。 22岁的时候，我在泰兴文工团拉小提琴，那个工作就是到处走街串巷，到处卖唱献艺，当然卖艺不卖身，在一个乡镇演出一天，第二天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和瞎子阿炳的命运差不太多。我就在想，前途没了嘛，就到工厂里做一个宣传干部，因为宣传干部挺轻松的，做宣传队演出那种，当时就想到工厂去，25岁结婚，生孩子，一辈子就这样了。 高考来了以后，1976年泰兴有两个名额工农兵学员，我听了以后特别激动，就回家跟我妈妈说，能不能走走关系，上工农兵大学。我妈一听脸上就变了，说文教局长不喜欢你，我一下就蒙了，文教局长不喜欢原因是我当时谈恋爱了，21岁谈恋爱认为早恋你知道吗？这有人性吗？没有。最恶心的是，一个人的前途就靠一个局长的喜好，而且还只是个县的文教局局长。他阻挡了我的前途和爱情，那可是朴素的乡村少年的感情。 中央音乐学院招生的时候，22岁的我正在乡下演出，借了五毛钱得到了招生简章，说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招生，全国招十个人，我一想我的机会来了，就去上海考。去上海考了三天，初试3天，6门课，考完以后要再等3天去复试，那时候泰兴去上海坐公共汽车五六个小时，现在两个小时，我就回泰兴了，因为我根本不认为我有机会考得上，我就回家了。 我把我家的地址留给了同届的一位考生，让他看见发榜有我的话就给我发个电报。复试发榜的那天，我下午在家里坐卧不宁，一直等到5点钟，终于来了一个电报，让我赶快去复试，这时候已经没有汽车了。 我爸爸是江苏泰兴县泰兴镇副镇长，3万人的小镇，就叫了一个装生猪的养猪场卡车，我坐着车到江阴黄田港，坐了五等舱，这船是去上海卖东西的。左边一笼鸭，右边一笼鸡，前面还有一群猪娃娃。多亏了这群猪娃娃一路的保驾护航，我准时踏进了江阴的考场。 当天夜里，我5点收到了电报，是那个考生打来的，我们两个都考上了，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把命运交给陌生人”，这个考生就是担任了中央音乐学院22年院长的王次炤先生，我对他感激一辈子。 这是我的高考故事。我知道22岁时，当国家的青年人没有前途，没有机会时那种迷茫的心态。就想混日子，对社会充满了无奈。但是踏进大学校园之后，对知识的渴望、对外部世界的神往成为了驱动我一生的力量。 我1983年毕业，到今天30多年的时间已经过去，明年是我高考的40年。我这一生就是向往着知识，向往着开放的世界，就希望能够给自己以及更多的人带来机会增加，实现梦想，生命绽放的机会。 简单一句话，我们的命运是被“那三届”改变的，而更多的“那届人”则改变了这个世界，决定了我们国家的未来。希望未来更多的年轻人继续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推动中国的进步、繁荣...... - 尾声 - 最终， 不负这个时代！ BY CCG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本文根据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在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那三届研讨会——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暨77、78级毕业35周年”上的发言整理，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6月23日 -
童世骏: “我们这代人” 是一个理想概念 |“那三届”的中国记忆
本文为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校党委书记童世骏在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那三届研讨会——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暨77、78级毕业35周年”上的发言： 这里说的“我们这代人”，并不是一个经验概念，覆盖“那三届”的每一个成员；而是一个理想概念，指的是我希望自己也能被包括在内的这样一群人：走进大学校门之前的人生经历他们并没有虚度，高考恢复带来的人生转机他们并没有滥用，中华民族过去四十年所取得的伟大进步他们并没有旁观。这种意义上的“我们这代人”有一些共同特点，我想用三句话来概括这些特点：知足感恩但又不满现状；不满现状但又乐观向上；乐观向上却又怀旧思乡。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当然非常复杂，但作为一个教育者，我觉得这些特点可能与我们对“劳动”和“科学”的理解，有特殊关联。 同时是“爱劳动”的，才是真正的“爱科学” 我们大多在文革之前上过小学甚至中学，从小就接受“五爱”教育，从小就被教育既要“爱劳动”，也要“爱科学”。但后来，我们却被教导说，“爱劳动”比“爱科学”更重要；不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东西，哪怕是科学知识，也是不应该敬若神明、系统学习的。 但什么是劳动呢？有时我们被告知，劳动是教育人的；有时我们又被提醒，劳动是惩罚人的。我们多数都有到工厂尤其是农村“接受再教育”的经历，那时的我们，虽然“知识青年”的身份要求我们能对作为教育的劳动与作为惩罚的劳动做出理性区分，但高强度劳动的体验，“干校”、“劳教”等建制的性质，却使我们不仅对科学，而且对劳动，也越来越迷惑不解。高考恢复，让我们走出了这种迷惑，或者说，一下子让我们不用再思考要不要继续“爱劳动”，而齐刷刷都转向了“爱科学”。曾经流行多年的“读书无用论”，逐渐被“不读书必无用论”所代替。 四十年后，当我们回顾自己成长经历的时候，当我们反思当代社会现象的时候，当我们在为发扬“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而大声疾呼的时候，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为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之普遍匮乏而痛心疾首的时候，我们意识到，不管劳动到底是教育人的还是惩罚人的，忽视劳动一定是非常糟糕的教育，鄙视劳动一定会受到严厉惩罚。我们也意识到，科学事业的核心是创造而不是模仿；只有把科学当做一种“改变世界”的劳动，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的静观，我们才算真正理解了科学-换句话说，只有我们同时是“爱劳动”的，我们才是真正“爱科学”的。 教育满意度也体现在人民不愿意重走以往教育的老路 衡量“成功”的，不应仅仅是现在所处的高度，而应是与过去相比现在达到了什么高度。对一个国家来说，“发展是硬道理”；对一个人来说，成长是硬道理。与此类似的，不同类型的高校有不同的“好大学”的标准，不同类型的教育也有不同的“让人民满意”的标准。这些标准不管有多少差别，有一条却是共同的：真正意义上的“好大学”，首先是那种正在不断变得更好的大学；真正意义上的“让人民满意的教育”，其首要体现应该是人民不愿意抛弃今天的教育而回到昨天的教育。对后面这点我想特别强调一下：要了解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人民对教育的态度，我们或许不仅要测量他们面对当前教育的“满意度”，而且要测量他们回到以往教育的“愿意度”。 成功应看如何拥有所得到的东西，以及社会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幸福 衡量“成功”的，不应是看你拥有多少东西，而应是看你是如何拥有这些东西的。坐享其成而不是奋斗有成，算不上是什么成功；不劳而获的东西再多，不择手段得到的东西再多，伤天害理换来的东西再多，都是人生的败笔，甚至是人生的绝路。 衡量“成功”的，也不应该仅仅是物质生活方面的幸福，而应该更多是-至少同时是-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幸福。物质生活上的身体健康，消费宽裕，当然重要。但社会生活中的与人为善，受人尊重，以及精神生活方面的心安理得，光明磊落，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对于走出贫困的“后小康社会”的中国人民来说，尤其如此。 （本文根据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校党委书记童世骏，在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那三届研讨会--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暨77、78级毕业35周年”会议上的发言整理，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6月21日 -
中巴建交：台湾从来就没有“外交”空间 当局勿存幻想
文章选自爱上评论，2017年6月13日
2017年6月16日 -
黄日涵：老欧洲面临“新选择”
黄日涵，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
2017年6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