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引发大规模的研究热潮。对于“全球化”的观感是好是坏，目前仍是见仁见智，例如全球化对于本土文化来说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也会使得本土文化的内涵与自我更新能力逐渐模糊与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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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论坛三“新时期的人才发展政策和创新环境”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城市认识到要实现创新发展，就必须更加注重发挥人才的支撑作用。2018年上半年，出现了20余个城市密集出台“揽才新政”的“人才战”。在此背景下，各地应如何优化人才发展政策和创新环境，提升城市人才竞争力？人力资源市场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海归人才创新创业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2018年8月19日，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主办，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第13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暨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上，来自政府、企业、创业园区等领域的嘉宾从不同角度就“新时期的人才发展政策和创新环境”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大会论坛三“新时期的人才发展政策和创新环境” 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李卫锋：新时期人才发展环境呼唤创新 新时期人才发展环境呼唤创新，需要社会各方的努力。对于政府来说，中央要做好新时期人才发展环境的顶层设计，着力破除人才分布不均衡的问题，地方政府要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历史传统明确自身的人才需求，营造更好的人才发展环境；对于人力资源企业来说，要发挥企业活力，引入AI等新技术推动人力资本形成新动能，特别是在当前各地都越来越重视人才的背景下，人力资源产业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对于海归人才自身来说，也要做好自身定位，加强对国情的了解，积极融入国家发展。 中共中央组织部人才工作局原副巡视员胡建华：人才创新创业最好的时代即将到来 我国人才工作的突破和高速发展，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通过恢复高考、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展现了国家对人才的重视。发展到现在，“人才是第一资源”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当前我国面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这需要各方面的政策配套。在人才领域，就是中共中央于2016年推出的《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改革，根本上就是要建立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将以前阻碍人才发展，抑制人才发挥作用的障碍破除掉。目前各地正在结合当地情况出台具体落实措施。可以预见，人才创新创业最好的时代即将到来。 法政集团总裁副主席王广发 ：人才创新创业“对号入座”很关键 创业选择什么产业，选择什么区域，非常关键。粤港澳大湾区、杭州湾区、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不同区域需要的人才是不一样的。海归人才要了解自己，了解不同区域的需求，实现“对号入座”。这样你的发展空间才更大，创造的价值也才更大。 此外，国家发展需要人才，而教育是更根本的问题。以国际组织为例，担任高层管理岗位的中国人还不多。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需要“走出去”，要与国际接轨，要在培养国际思维、创新意识上突破。而海归人才要融汇中西先进教育理念，推动中国教育“走出去”。 北京科锐国际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副董事长王天鹏：要注重人才分布不均衡的问题 科锐是国内第一家人力资源服务上市公司，主要帮助企业找到想要的人，帮助人才找到合适的机会。成立22年以来，累计给企业推荐高层次人才几十万，其中很多是海归人才。我们最初主要是服务企业，但近几年随着规模的做大，也给许多地方政府、产业园区做项目。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这说明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人才。但目前，我们国家人才资源市场的问题是人才总量大，但分布不均衡。这需要国家做好顶层设计，实现经济发展的均衡，人才发展环境的均衡。作为企业来说，我们也愿意尽一份力，比如在地方政府、产业园区的规划上，提供人力资源方面的规划建议，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吸引人才。 中智财务咨询公司总经理、中智智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咏生 ：央企很多关键岗位都欢迎海归人才 中智是国资委直管的央企中唯一一家专门从事智力服务业的一家集团化的公司。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到了“在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这对人力资源产业是个重大变化。 央企目前的人才环境相当不错，很多关键岗位都对海归人才敞开怀抱，我本身就是一个例子。我90年代末留学美国，回国后经过一些辗转腾挪，进入了中央企业从事管理岗位。目前，中智就正面向全球公开招聘高管。但我们需要复合型人才，既要有科技、技术、工程等领域的“硬技能”，又要有领导力、沟通力等“软技能”。
2018年8月27日 -
大数据透视海归就业创业 一定有你关心的点
2018年8月24日 -
PPT | 2018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
2018年8月21日 -
变革中的澳大利亚“离岸”政策 | CCG研究
摘 要 近年，国际移民发展趋势呈现出以下特点：国际移民数量增加，所在区域相对集中，但流动性下降；经济发展刺激短期迁徙；移民流动形式多元化，尤其在大规模移民流中，迁徙的动机具有很强的混合性；被迫流离失所者规模巨大，重新安置与返乡者的比例较低，但增幅开始出现放缓迹象。主要西方国家近年反映出的政策收紧趋势并不能反映政策变化的全貌，各国根据自身发展，在移民政策变革上各有侧重。劳务移民、就业与创新，一直处于移民政策争论的中心位置。美国与英国虽然不断加高投资移民的门槛，却特别制定了吸引企业家移民的政策与规则。在移民政策“收紧”之外，新加坡为增加人口规模相对放宽移民规划，加拿大结合国际教育战略增加了高素质移民的数量。虽然中国大陆地区国际移民占总人口比重仍是世界最低，但中国也在不断从国际移民来源国，成长为治理方式与机制不断进步的国际移民目的国，外国人“来华逐梦”也呈现上升趋势。“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也成为中国规范移民的重要流向地区。 世界主要西方国家的移民政策趋向 （四）变革中的澳大利亚“离岸”政策 2017年，澳大利亚是移民国家中移民政策与治理体系变革最突出的国家，澳大利亚于2017年12月20日成立了内务部（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除了原先的移民与边境保护部的功能归入内务部之外，还将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联邦警察、边防等联邦机构归入新大部，重构了国家安全、执法、运输安全、紧急情况管理、网络安全等新部功能，商贸、多元文化事务也同样归入其中。首位内务部部长仍由原移民与边境保护部部长彼得·都顿（Peter Dutton）担任。新内务部可以看做是英国的内政部和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的澳大利亚版本。本次机构改革之所以重大，因为这是澳大利亚第一次专门设置高级内阁部长来完全专注于澳大利亚的优先事项--国家安全。 在临时签证批准中，澳大利亚批准的学生签证和临时居留签证正逐年缓步增长，2016年分别达到31.08万和13.08万份。2015年增设的海员与过境签证2016年也有增长。但与工作相关的临时签证--工作假期计划和临时工作（技术）则逐年降低。（见图23）除了各类劳务移民数量的降低外，通过难民与人道主义项目获得签证入境澳大利亚的人继2014年大幅降低后，2016年回升至17555人（其中包括为叙利亚和伊拉克流离失所难民设置的1.2万个名额中的3790人）。这与2015年大规模寻求庇护者前往澳大利亚有关。 威胁澳大利亚的完整和安全的命题总是同来澳寻求庇护的人联系在一起。部长都顿的权力在新部的重组过程中得到扩大，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任移民与边境保护部部长期间组织和遣返来澳船只的成功。他认为，如果没有迁入移民系统与边境安全系统的整合，澳大利亚政府无法保证国家安全。当然这次新机构的成立也广受争议，因为澳大利亚政府在宣布新部门成立时并未提到寻求庇护者、难民这些最脆弱的群体，也回避了新部成立的战略对澳大利亚非人性化政策该承担的责任与影响。同时澳大利亚也是因为“离岸”处理寻求庇护者问题成为备受争议的国家。 事实上，从数年前开始，在前总理托尼·雅培（Tony Abbott）领导的澳大利亚政府就以驱赶难民船只、阻止登陆、遣送寻求庇护者去太平洋偏僻岛屿的拘留营这些严厉的措施，来试图终结不受需要的移民进入澳大利亚。这种已经频频受到国际社会指责的应对寻求庇护者的措施，就被称为“离岸”政策。澳大利亚海军并不评估海上到达的寻求庇护申请，而是将其船只拦截，将其拖回或者放入密封舱内送往印度尼西亚方向。到达澳大利亚领土的人，则被送入位于瑙鲁或是马努斯岛的扣留营中。这些扣留营都是由澳大利亚政府出资，由私人承包方经营的。被扣留者可以在扣留营中申请庇护，但不能在澳大利亚，然而还是处于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状态，以此阻止其他人通过相似的途径赴澳大利亚寻求庇护。 该政策的逻辑非常简单：送返船只、拒绝入境，建立国外难民营。武力与大量的财政支出是政策实施的基础。从2013-2016年澳大利亚为了拦截移民船共花费96亿澳元。并不是对移民的“管理”，而是让国家杜绝移民，不惜一切代价将不受欢迎者阻挡在海岸线之外。这种方式对杜绝澳大利亚本土的寻求庇护者作用立竿见影，但却引发了身处瑙鲁以及马努斯岛扣留营中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还对其他国家地区应对大规模危机迁徙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雅培的“离岸”方案还对欧洲极右翼势力产生极大的感召力，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正成为欧洲极右翼的效仿对象。 从法国到荷兰和丹麦，极右翼政治家指出澳大利亚将2015年大规模难民涌入时采用的离岸外包的模式，是欧洲难民危机的解决办法。英国独立党（Ukip）领导人奈杰尔·法拉吉（Nigel Farage）宣布：“如果像澳大利亚人处理类似问题那样，原本是可以阻止溺水事件的发生。”独立党议会成员道格拉斯·卡斯维尔认为（Douglas Carswell）认为：“澳大利亚那里有可以学习的经验教训，它提出了有用的东西。”在法国，国民阵线党的（Front National）地方领导人法维尔（Yohann Faviere）认为澳大利亚模式是唯一可行方式。“当他们在海上找到船只时，他们把移民送返。”他深受移民溺水问题的困扰，但坚决认为欧洲不应该成为救难者。在地中海发现的船只应该被送返回原地。荷兰中右翼VVD党的领导人Frits Bolkestein，也同意澳大利亚的方式能够解决欧洲当前的问题。当被问到这种离岸方式是否真的能解决寻求庇护方式时，他也承认不可能。他说：“我们一直在西方接受的培训，是认为凡事都有解决办法，”他说。“没有解决办法，除非我们采取这些令人厌恶的措施。” 对于澳大利亚这类先进的西方民主国家，将处理安置寻求庇护者的工作外包给太平洋贫穷的岛国，虽然远离了本土安置可能带来的治理问题，却使得真正需要国际救助的危难者远离可能会对难民表示同情的媒体和民众，而处境不断恶化。而这些缺乏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的方式，或许符合澳大利亚自身的法律，却伤及澳大利亚的国家形象。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全球化智库（CCG）编写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
2018年8月17日 -
《2018年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
2018年8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