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G 提倡人才开放发展。致力于人才国际化研究，CCG在国际人才、国际移民、华人华侨、出国留学和回国发展等领域开展并承接重大研究课题，举办系列活动，出版相关图书并发布系列研究报告。 政策影响力。基于扎实且富有创新力的研究成果，CCG提出一系列完善我国人才发展和移民体系建设的政策建议，在推动国家移民管理局成立等重大政策中发挥积极作用。 学术影响力。CCG在社科文献出版社连续出版发布《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报告》等蓝皮书，连续翻译出版国际移民组织（IOM）《世界移民报告》，在施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出版包括 “China' 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evelopment”在内的多部英文著作，填补了中国国际人才研究领域的空白。 社会影响力。CCG创办了“中国人才 50 人圆桌论坛”、“全球教育 50 人论坛”等品牌论坛，连续多年承办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举办“全球人才流动与国际移民学术研讨会”。CCG 提出的筹建“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倡议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和北京市政府的积极评价与支持，成功入选了首届巴黎和平论坛，并在第二届巴黎和平论坛上成功举办了“国际人才组织联盟--国际专家研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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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胜磊：“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发展提供思想引导力
文 | 全球化（CCG）智库特邀研究员张胜磊
2018年4月18日 -
张胜磊：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
文 | 全球化（CCG）智库特邀研究员张胜磊
2018年4月17日 -
于洪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于洪君，CCG顾问，中联部原副部长
2018年4月17日 -
沈建光：习近平博鳌演讲的启示
沈建光，CCG特邀高级研究员，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
2018年4月12日 -
庞中英：“公域困境”、全球问题和“中国方案”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最近，国际学术界有人纪念杰出的科学家哈丁发表《公域困境》一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by Garrett Hardin）50周年。 公域（the commons），可大可小，但是，不幸的是，公域是充满了问题的。“公域困境”，以前也译为“公地悲剧”。本文认为，这样直译tragedy也许是有问题的。哈丁的本意是借助tragedy（如同今天很多英语作者喜欢trap一词，以说明“问题”一样，trap也不幸在中国被直译为“陷阱”）。困境即问题。 哈丁之前，人们就注意到“公域困境”。但是，当时的“公域困境”并那么具有系统性的消极影响。但“公域困境”的提出却是至关重要的科学发现。提出问题后，关键是解决问题。问题的答案至关重要。 “公域困境” 真正回答“公域困境”问题的是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等人。奥斯特罗姆在1990年出版《治理公域问题：集体行动的制度演进》（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该书在国内被译为《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奥斯特罗姆尝试在理论上回答如何解决这种被概括为“公域困境”的问题。她的研究成就表明，“公域困境”不是不可以克服的。正是对“公域困境”等问题的科学贡献，奥斯特罗姆获得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治理公域》这一提法等于创造了一种公式，以后的人们都用“Governing某事”来说明各种各样的“治理”（governance）。有了这个公式，人们易于理解治理。当然，仍然有人把治理看做是统治（government）的一种方式、功能。实际上，治理是一个与统治、法律等并列的领域，尽管治理与统治、法律等密切相关。“治理气候变化”（governing the climate change）、“治理海洋”（governing the seas）、“治理互联网”（governing the internet）等，并不是“统治”（国际政治）或者“法律”（国际法）能够做到的，所以，才有了“治理”，尤其是在国际或者全球层面上的治理。 “公域困境”及其克服对于全球治理 在科学方面，这说明全球治理完全是可能的。当然，在全球层次克服“公域困境”要比在当地（地方）层次克服“公域困境”难多了。 在政策方面，克服全球的“公域困境”需要各国和他们之间形成的各种组织（国际组织）进行大的协和（不仅是协调）。协和是著名的欧洲“百年和平”（1815-1914）的主要原因（原理）。今天，为了克服全球的“公域困境”，需要更多、更深、更有效的全球协和（global concerts）。 集体行动中的“领导国家”？ 在全球治理中的国际领导就是提供解决全球“公域困境”的方案。当然，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不全是领导国家提供的，但是，领导国家提供的方案必须是真正具有领导意义的，即“引领”世界走出僵局、克服问题、再造秩序。 中国内外的学者早就提出“中国方案”的必要性。但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说“中国方案”则是不久前的事情。2014年，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中，代表中国政府，首次谈到中国要为全球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方案”。这是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到底什么是“中国方案”？如果真正为了克服“公域困境”，这个问题的答案只在科学讨论中。 目前，美国特朗普政府为这个世界增加了根本没有必要的新的“公域困境”，例如新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世界经济自由化程度在倒退，世界经济中的公平性却未见得提高。全球问题因为增加了而恶化。在这个时候，对解决全球问题的方案的需求更加迫切了。 许多讨论已经指出，应对特朗普政府制造的全球问题的最好办法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更进一步地开放。中国在全球的关键时刻提供的最重要的全球方案不是别的，正是继续的有效的更大规模的开放。 中国在过去30多年在解决“公域困境”方面其实有不少经验。如果把过去四十年成功的中国经验视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或者，中国在参加全球治理中发现和使用中国经验，全球问题之解决方案的供给就大大增加了。 当然，这些有效的可以被概括为“中国经验”的东西，主要是关于在中国的国内层面上解决问题的。但是，任何在国内层面上有效的解决方案在全球层次上也是有意义的。 中国要考虑一下，到底哪些在国内层次上解决“公域困境”的经验可以用来在全球层次上解决问题？中国到底如何为全球治理供应方案？或者“中国方案”如何转化为全球治理？ 这次中国政府的重组，强调了诸如国际发展合作和国际移民管理等，这是进一步在政府层次上应对全球挑战，但是，应对这些全球问题，仅有政府的统治或者管理是否足够，新设立的这些政府机构是否意味着中国找到了在国内层次上应对这些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是的话，这些解决方案是否将有助于在全球层次上的治理问题？ 文章选自华夏时报网，2018年4月4日
2018年4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