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引发大规模的研究热潮。对于“全球化”的观感是好是坏，目前仍是见仁见智，例如全球化对于本土文化来说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也会使得本土文化的内涵与自我更新能力逐渐模糊与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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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剑辉：推进开放银行建设 构建全新商业生态
黄剑辉，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 导读 “开放银行”是基于API等技术实现银行与第三方之间数据共享的平台合作模式。目前多国政府制订了较为明确的标准框架，但商业模式仍处探索阶段。尽管产生条件不完全具备，但开放银行概念在国内迅速升温，国有大行、股份行、民营银行等纷纷推进开放银行建设，未来政策应以审慎推进为原则。 对国际银行业影响 无论是各国政府还是银行，其推进开放银行的核心目的都是为了抢占金融科技高地。从政府角度看，推动具有数据优势的传统银行和科技实力更强的中小机构或金融科技公司更深层次协作、竞争和创新，不仅可以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也有助于推进本国金融创新，争夺金融科技趋势下的金融中心地位。从银行角度看，其发展开放银行并不仅仅为迎合监管要求，更是为了通过强化跨界合作来弥补自身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不足，通过构建开放式创新生态使自己在金融科技时代持续抢占先机。 综合各国开放银行政策框架来看，银行数据大体被分为五类，其中开放银行所涉及的主要是公开数据和账户及交易数据。此外，第三方服务提供商对银行数据的权限有两种：读取权限和写入权限，二者均需通过开放API向第三方服务提供商开放。 从银行业来看，目前开放银行商业模式仍处于探索阶段。从开放内容上看，各商业银行目前开放API的主要功能是账户信息访问和支付启动，不过开放API在存贷款等其他领域也已被开发应用。从组织形态上看，传统大型银行、新型数字银行再到中小银行呈现出的组织形态大为不同：大型银行往往自主搭建开放银行平台；中小银行尽管也有独自搭建平台的案例，但更多是通过第三方平台的开放API融入金融科技生态圈；一些新型数字银行以及纯粹第三方开放银行平台则致力于成为连接中小银行和其他金融科技公司的中介平台。总体而言，全球范围内尚未形成一个成熟、稳定、明晰的开放银行商业模式。 开放银行可能会对国际银行业带来如下几方面影响：一是银行在业务生态中进一步呈现出“场景在前、金融在后”的特征，未来“平台+生态”将成为银行业的新商业范式，银行许多产品都需要无缝嵌入到各个场景和生态中，这无疑会加速银行品牌的流失。二是银行业竞争加剧、差异化进一步加大，这一方面源自品牌忠诚度下降带来的竞争加剧，同时“先发优势”与“赢者通吃”可能会得到强化，因此对于银行而言，差异化、特色化创新将是应对竞争环境的关键。三是银行经营理念及模式被迫加速转型，将从重自建到重融入，从重获客到重转化，从单纯场景嵌入到深度产品创新，从前端拓展到体系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开放银行会从根本上改变银行、金融科技公司及客户之间、数据控制者、数据使用者和数据所有者之间的权利平衡。实际上，欧洲之所以敢于推进开放银行，是与其落实号称“史上最严”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密切相关。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开放银行能通过共享数据实现种种益处，然而如果一国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存在隐患，则推进开放银行更有可能会将问题放大。 国内发展情况及未来趋势 从市场层面上看，API经济在我国确实进展迅速，各行各业都试图抓住与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的机会，借助API经济模式打造新价值网络，实现转型创新。部分银行也希望借开放银行在科技开发实践中进一步转变经营理念、寻求差异化定位的表现。实际上，早在开放银行概念在国内被热炒之前，已有一些商业银行不同程度地通过API共享服务能力、整合上下游厂商及合作伙伴。 然而从政策层面上看：第一，开放数据理念尚未成为广泛共识。尽管近些年在“推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方面确有积极进展，但从目前看，开放数据理念尚未在政府部门以及私人部门成为广泛共识。在政府机构、商业机构等都将数据视为自有资产和利益的情况下，各个主体持有数据的碎片化程度依然较为严重。第二，金融科技公司创新有余规范不足。我国的金融科技已经走在世界前端，然而与之相伴的也有许多打着金融创新、科技创新旗号的金融乱象，即便一些金融科技巨头，也存在频踩监管红线的问题，这与许多推进开放银行的国家有较大差异。因此，总的来看，开放银行的产生条件在国内并不完全具备。 在此背景下，国内开放银行尽管概念迅速升温，包括国有大行、股份行、民营银行在内的诸多银行相继推出或计划推出自己的“开放银行”，但发展水平偏低。第一，平台资源更多是为服务分支机构或合作伙伴，而非面对更加广泛的外部使用者，大多应归为内部API或伙伴API。第二，理念上大多仍停留在希望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导流，而非借此构建全新的商业生态和盈利模式。 展望未来，从政策角度看，尽管我国在开放银行领域的顶层设计会加速出台，然而作为基础是数据信息保护目前依然问题严重，同时我国金融科技总体发展较快，部分领域甚至过快，这与许多推进开放银行的国家情况有较大差异；此外我国银行业在准入、利率定价等方面尚且未实现充分市场化，推进开放数据这种更高层次的市场化为时尚早。 因此，综合判断，政策当以审慎推进为原则，以规范及建立行业标准为主。从市场角度看，开放银行不仅意味着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间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同时由开放平台带来的分工细化也会令银行间及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间的竞争格局更趋复杂化。此外，与国际银行业相似，开放银行在国内的加速推进可能也会使领先者享有“先发优势”，并且在政策规则不明确的情况下引领市场规则的建立，这会令行业内部由此形成一定的马太效应。 加快推进开放银行建设 积极跟进开放银行建设，保持平台灵活度。商业银行宜积极跟进开放银行建设，并将其作为落实金融科技战略的抓手之一。通过开放式平台建设，既能发挥银行品牌、风控和牌照优势，又能充分利用客户数据以及现有的基础设施，加上金融科技公司的技术输入，能为客户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产品和服务。 由于开放银行整体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模式并不明朗，因此初期开放平台用户体系可考虑广泛囊括内外部开发者、B端用户、C端用户。然而需保持平台建设的灵活度，紧跟业务实际开展情况及国内外开放银行发展形势调整平台业务侧重点。 稳健分步推进API产品服务开放进程。一是先内部开放，后外部开放。初期可优先满足内部诉求，外部对接可定位于核心平台。待交互平台更加稳定、易用、安全且输出输入环境自主可控时，再进行全平台开放。 二是先存量改造，后增量推广。可首先对现有的手机银行、信用卡、直销银行等自有移动平台及业务进行整合和改造，打造适合开放产品投放的“客户+用户”服务转化机制。 三是先拳头产品，后广泛类别。初期可精选少数适用性强、性能成熟的API接口，尽快覆盖重点数字场景以“抢占先机”并打造品牌。后期再逐渐扩展服务群体与相应产品体系。 转变客户服务理念，强化银行内部建设。应转变客户服务理念，从最终用户的实际需求出发真正践行“以客户为中心”。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在传统个人和企业客户外，要将第三方合作伙伴及开发人员也视为银行有价值的客户，而不仅仅视其为流量导入方。 同时，API平台及产品竞争的背后，实际上是银行综合实力的全面比拼。因此需要在架构、流程、文化等方面有针对性的调整，强化行内不同条线板块、不同部门之间的业务协作，全面提升获客、运营、风控、科技等能力，以增强开放性产品的适配性，使其可以更好地借助各类渠道高效输出。 审慎应对开放银行带来的风险挑战。开放银行使得业务风险敞口更多，拉长了整个风险管理的链条，不仅可能提高管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等传统银行业务风险的难度，并且数据泄露、网络安全、法律合规等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也会加大。因此，一方面，针对开放银行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在此基础上审慎确定开放的业务和数据类型，健全平台准入和治理机制，采取充分的信息安全保护措施；另一方面应建立充分的缓释和隔离机制，尤其应建立一整套事前授权、事中跟踪、事后补救数据安全防控机制，确保数据交互可追溯，并制定紧急补救措施和追责制度。 文章选自中证网，2019年5月7日
2019年8月5日 -
刘世锦：中国经济不可能出现V型或U型反弹
专家简介
2019年8月5日 -
丁一凡：中国经济这三大优势，无法动摇
丁一凡，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亿阳讲席教授。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的复苏并不坚实，中国经济却有些例外。它一直保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只是最近几年有所放缓。同时，国际媒体依然时不时就爆出一些唱衰中国经济的杂音，但是它们很快就被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所淹没。 中国经济有三大特点，当前的贸易保护主义回潮、民粹主义泛滥等现象都无法动摇中国经济的这些优势。 第一，中国基本实现了工业化，这在人类历史上，在上10亿人口的国家中是第一次。因为有庞大的市场，它使中国经济可以充分体现出“规模经济”优势。中国经济可以大规模地把工业制成品的成本迅速“摊薄”，可以实现工业所需的各种复杂配套生产，可以把各种工业制成品造成“白菜价”。特别是，这种复杂的工业体系非常有利于新技术的大规模产业化，有利于新技术产品的诞生。 一位“天使投资人”讲过一个生动的故事，充分说明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美国加州硅谷的一家创新公司想出了点子，要造一个新产品的样品，但因为美国的工业生产已经不齐备，需要从德国、韩国、中国进口许多小零件，所以他们计划用6个月来生产这个样品。一位长期在中国经营投资的人建议他们到深圳来看看。于是，这几个人到了深圳。结果，他们在深圳用了两个星期，就找齐了所有的配件，把那个样品做了出来。两个星期对6个月，这就是中国经济在工业生产上的竞争力。 因为有这种优势，所以特朗普政府从2018年初开始酝酿与中国进行贸易摩擦以来，美国企业并未如愿把从中国的进口转移到其他国家去，它们宁可多付点关税也还要从中国进口。而按美国经济学家的估计，这场与中国的贸易摩擦让美国企业亏损了14亿美元，让美国消费者增加了30亿美元的负担。 第二，中国工业正在更新换代，高端制造业增长势头喜人。中国人喜欢辩证思维，认为每一次危机都孕育着新的机遇。只要自己能积极应对危机，就可以把危险化成机会。虽然全球化遭遇了低潮，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明显卷土重来，但这也给中国提供了更多调整自己的机会。 上一次危机，让中国最大的出口省份广东实现了“腾笼换鸟”，淘汰了低端的过剩产能，换上了高端制造。那些过去生产箱包、鞋帽、成衣的村镇，现今都成了工业机器人、无人机的配套工厂。这一次贸易摩擦，又让许多企业看到了转型、调整的机会。最近两年，中国制造业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就是高端制造业，其增长幅度远远超过工业投资与生产的平均水平。 比如世界无人机领域主要是中国大疆、法国帕罗和美国三维机器人三家公司，其中，中国大疆在世界市场的份额是70%，占据压倒性优势。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工业成套设备最大的生产国与出口国，最大的工业机器人生产国与使用国，最大的无人机生产国、使用国与出口国…… 这大大提升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提高了发展的质量，提高了生产效率，也使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利润。 第三，中国的数字经济正在蓬勃发展，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增长动力，使未来中国经济的形态更加令人期待。2018年，中国的数字经济高达31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5%，在全球经济体中比例最高。 数字化技术可以应用于各种经济形态。工业生产的数字化与自动化结合、与人工智能机器人相结合，可以使工业生产更加精细，生产效率与精度都更高，使工业制成品质量更高，更加整齐划一。网络技术还使工业生产程序更容易操作、更可控制。任何一个生产环节都在监控程序内，使生产杜绝了浪费，减少了次品，等等。网络技术应用于服务业，能起到更大作用。网络技术与服务业结合，可以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通过线上线下的服务结合，可以为顾客提供更贴心、更完善的服务。 中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还因为它是一个跨产业界的融合，各类企业都积极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思维推动数字化的转型，培育新的服务，创造出许多新模式和新业态。这些企业间合作也使中国经济更加开放，资源共享。 数字经济的发展与网络传输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中国在上一代通信技术上已经显示出了它的优势。中国的全国4G网络都非常好，使中国在电子商务与电子支付领域迅速成为全球耀眼的明星，大大缩小了中国城乡之间的服务质量差距。未来，中国在下一代5G通信技术上优势更加明显。截至2019年4月，中国企业申请的5G通信系统SEPs件数占全球34%，傲居全球第一。其中，华为更是拥有15%的SEPs，为世界5G专利龙头。一旦中国全国都实现了5G的商业化运行，中国的数字经济势必还要更上一个台阶，会催生出更多的新业态、新的经营模式、新的企业与更多、更新颖的就业形式。 正因为中国经济的这些特有优势，无论外界舆论如何评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必定更加光明。 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9年5月10日
2019年8月5日 -
张连起：坚定不移推进制造强国
专家简介 张连起，CCG特邀高级研究员，财政部会计标准战略委员会委员。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制造业的强弱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体现。经过新中国70年不懈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制造业具备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五大支撑条件： 一是制造基础雄厚。世界500种主要工业中，我国有220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我国是世界上首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大类、中类、小类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增速最快，其中又以重化工、制造业等为“重”。同时，我国拥有众多工业制成品产业链配套完整的优势，形成了一批竞争力较强的产业集群。 二是创新能力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发展，不断加大研发投入，2018年全社会R&D经费约1.94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15%；搭建了以国家科学中心、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为引领的一批高水平创新平台，设立了一批高质量的“双创”基地，培育壮大了一批高科技企业。 三是市场规模庞大。201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38万亿元，而且这个市场每年保持较快增长。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人口已经超过4亿人，其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将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 四是制度框架基本形成。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供给和政策保障。 五是中美经贸摩擦促使全社会形成共识。从政府、企业到社会各界，都充分认识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推进制造强国需突破的痛点、难点 一是制造企业发展信心不足。近年来，受税费、融资、用能、人工、用地、物流等成本的叠加影响，规模以上制造业主营业务利润率只在6%左右，企业家积极性不足，预期不稳。 二是关键设备和核心技术具有明显短板。高性能芯片高度依赖进口、高端数控机床供给不足、工业软件缺乏自主研发、关键基础零部件性能质量欠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技术、新能源等领域的“卡脖子”技术现象比较普遍。 三是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水平。从供应链和价值链看，我国制造业大部分以“代工生产”模式嵌入全球供应链体系。即使是高技术产业，我国也主要以加工贸易方式参与全球分工，通过进口技术含量高的芯片、制造设备、关键部件加工组装为成品出口，缺少研发设计能力，也不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营销渠道和品牌。 四是低端产品过剩和中高端产品不足并存。一方面，受长期积累的低水平投资、过度扩张的影响，我国制造业中低端产能严重过剩；另一方面，受技术和人才制约，拥有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国内消费升级的需要。 五是科研与制造业存在“两张皮”现象。2018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研发经费近2万亿元，但基础研究经费仅占0.2%左右，远低于美欧日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 此外，在金融供给方面，金融对制造业的支持存在突出瓶颈。在人力资本方面，中高端人才从事制造业意愿不足。 改进制造业“大而不强、全而不精”问题的建议 第一，正确处理好四个关系：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自主创新与开放发展的关系、稳定预期与减税降费的关系。加快构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评价体系、绩效考核体系。引导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细分产业比重结构。 第二，建立关键核心技术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受制于人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从源头提高创新成果质量，特别是大力开展基础性、原创性技术研发，努力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对接近“临门一脚”的核心技术加速攻关，对“踢过中场”的核心技术集中资源形成合力，对“已经发球”的核心技术积极有序推进。 第三，以企业为主体推动技术创新升级，培养一批国家级“小巨人”企业、单项冠军企业、隐形冠军企业。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建立健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广渠道和扩散机制，确保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用得起、用得好”，以新技术引领各行业各领域高质量发展。 第四，畅通金融“活水”流入制造业的渠道。重点是修好三条“导流渠”，打通资金流向制造业的梗阻。一是优化金融体系供给结构，积极发展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为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提供便捷可及的融资渠道。二是完善资本市场，加快推出科创板，同时培育发展包括种子基金、天使投资在内的多元化创业投资主体。三是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支撑金融机构开发针对高技术制造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和信贷模式创新，提高融资风险容忍度。 第五，在开放合作中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引进来”和全方位“走出去”并举，统筹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重点，搭建高水平引资引技引智对外开放平台，对标国际一流标准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支持高铁、电力装备、石化、汽车等行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鼓励家电、机械、轻纺等企业“走出去”，建立全球化生产体系和跨国供应链，带动国内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倒逼国内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第六，让减税降费落地生根，让制造业轻装前进。聚焦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下硬功夫打造好发展软环境。强化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形成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的市场环境。 第七，夯实制造业人才发展基础。制定未来三年行动计划，扎实做好高等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与聚集。 文章选自人民政协报，2019年4月26日
2019年8月5日 -
张连起：中国经济“半年报”怎么看、怎么办
近日，2019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出炉。一系列数据传递出哪些信号？中国经济将为世界带来什么？
2019年8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