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国际组织、区域合作和“一带一路”是CCG全球化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最早以全球化命名的智库，CCG创办了“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并设置全球化相关国际议题；在海内外举办了“WTO改革”、“多边治理”、“一带一路”等专题研讨会，把“一带一路”这一主题首次带到国际安全与治理领域的世界高规格会议——慕尼黑安全会议。基于多年对全球化领域的全面研究，CCG发布出版了《“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共赢方案及实现路径》，《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全球化向何处去：大变局与中国策》等研究报告和图书，其中Edward Elgar 出版社出版的Handbook on China and Globalization是为数不多的由智库在国际权威学术出版社出版的全英文书籍。CCG提出的两项倡议入选首届巴黎和平论坛，为中国智库更充分参与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开拓了崭新模式。此外，CCG与WTO、UN 、经济合作国家组织（OECD）、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众多国际组织、国际智库和相关机构建立了良好的长效合作机制。

• 全球治理
• 国际组织
• 区域合作
• 一带一路

• 

  希腊危机中的经济失灵与政治失灵

  储殷/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 　　近日来，希腊危机在经过了漫长的拉锯之后，终于走向爆发点。对于"欧元区"与希腊而言，这场危机是一次无法避免的摊牌，它实际上是在欧洲一体化建设中经济失灵与政治失灵的总爆发。 希腊危机是一场被拖延的经济危机。对于希腊人来说，应当很容易理解希腊经济为什么会面临崩溃。除了旅游之外，这个国家在近几年里，几乎没有什么太拿得出手的东西。希腊曾经在港口、物流、造船业上不乏亮点，但随着福利的改善与劳动力价格的快速上升，这些严重依赖于人力的行业，逐渐失去竞争优势。希腊经济的衰退，本质上更类似于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即快速上涨的劳动力价格，让其对不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下降，而创新、科技与劳动效率的停滞不前，又让其难以追赶发达国家。坦率而言，今天欧盟的许多国家，尤其是南欧与中东欧的国家，都存在类似希腊的风险。 希腊危机也是一场被放大的政治危机。希腊对欧盟经济的影响其实相当有限，这场危机更严重的地方在于，它实际上暴露了欧洲政治在国际与国内上的两个死结。 一方面，在国际上，尽管欧洲的一体化建设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但它仍然无法消除多主权国家体系与跨区域治理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欧元今天的问题从根本上讲，就是每个国家尤其是小国、穷国的债务风险，被欧盟这张"大饼"摊薄了。在可以"搭便车"的情况下，这自然刺激了这些国家过度消费的行为。可是，这种过度消费造成的危机，并不能总是靠富国对穷国的补贴和帮助来解决，因为这些富国与穷国并不是同一主权之下的不同地区。说白了，默克尔可以把原西德的大饼分给原东德，却不能总是把德国的大饼无偿分给希腊。 另一方面，希腊危机的失控也是其国内政治失灵的后果。一般来说，欧洲政治通常是左、右派轮流执政的局面，左派强调高税收、高福利，右派强调低税收、低福利。但这两个本都说得过去的选择，在民主的实践当中，却被选举的压力严重扭曲了。因为"任性"的人民往往既想要高福利，又想要低税收。所以，左派上台后加福利但不敢加税，右派上台后减税收但不敢减福利。久而久之，国家财政严重失衡，最后只好靠举债度日。希腊的问题本质上讲就是如此，不过是因为加入欧元区以后，举债更加容易，也让危机爆发得更加猛烈而已。 尽管从理智上来讲，希腊危机有其必然性，而且债权国家要求欠债还钱也有其合理性，但从情感上来讲，看到老人因为领不到800元人民币的退休金而绝望哭泣，看到希腊人因为政客的无能与自私而陷入屈辱与窘困，却的确是一件不好受的事情。所以，希望欧元区国家能够在坚持拒绝对希腊政府让步的同时，尽可能地帮助希腊人民。前者是出于理性，后者则是出于同情。文明并不仅仅是照章办事，它也意味着更多的慈悲。更何况，如果德国真正想成为欧洲的带头大哥，哪里可能一点"便宜"都不被人占? （本文刊于《中国青年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7月10日
• 

  总理访欧，产能合作要冲三节点

  储殷/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 近日来，克强总理再次出访欧洲，这既是与中欧建交40周年相符的外交活动，也是中欧关系处于蜜月期的明证。此次出访，除了签署大单贸易协议之外，克强总理还将与欧洲方面就深化中欧经贸关系进行进一步的磋商。在大势看好的背景下，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正在向更高层次的合作进化，而在这个进化的过程当中，有三个重要的问题必须得到高度的重视。 “一带一路”与“容克计划”的对接问题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终点都放在欧洲，如何连接亚洲与欧洲，亦是“一带一路”成败的关键，而中东欧地区则是中国自欧亚联盟进入欧洲的关键节点。在2014年11月，我国与中东欧国家设立了投资常设秘书处（“16+1”秘书处），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水平。但是与此同时，我国也面临着如何将我国在中东欧国家的工作与欧盟在中东欧地区的战略相协调的问题。尤其是，当欧洲的“容克计划”提出以后，中欧如何在中东欧地区展开产能合作，更成为了近期中欧关系的重点。 坦率而言，欧盟对于中东欧地区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一方面，尽管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经贸发展非常迅速，但是时至今日，中东欧国家的经济仍然主要依附于欧盟。中欧诸国基本上都是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而其主要出口对象皆为欧盟，并且比例一般都接近或高于80%。相比而言，中东欧国家对中国的出口一般都在1%左右，并且大多数没有到达1%。就进口而言，除保加利亚从中国进口份额达到全国进口总额50%以上外，其余中东欧国家都不到10%。因此，欧盟对于中东欧国家巨大的经济影响力，是中国拓展中东欧市场所必须面对的事实。另一方面，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6+1框架中，有11国是欧盟成员国，4国是候补国。这意味着欧盟的价值观以及制度安排，已经基本为中东欧地区所接受。中国在中东欧的经济行为同样要受到欧盟制度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出台容克计划，增大对于中东欧地区尤其是中东欧地区基础建设的投资，实际上可能进一步缩小了中国在中东欧的存在感。因此，加强与欧盟的协调，拓展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空间就成为了当务之急。中国在亚投行上为欧洲打开了大门，欧洲也不应该在中东欧的发展上将中国排除在外。“容克计划”可以也应该为中国的“一带一路”留下接口。 中俄合作与中欧合作的协调问题 由于此前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在欧亚联盟诸国获得了十分积极的回应，中国与欧亚联盟的合作也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因此，如何对接“中国-欧亚联盟-欧盟”这一线就成为了现阶段的工作重点。这绝非物理联通那儿简单的问题，而是涉及到诸多法律、贸易、货币、关税制度的协调问题。尤其是在欧俄关系进一步恶化，欧盟可能会长期制裁俄罗斯的情况之下，协调工作将更为复杂。坦率而言，乌克兰的分裂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欧亚联盟与欧盟在制度上无法对接带来的悲剧。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东欧诸国对于俄罗斯警惕颇深，对于中国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也倍加关注。除塞尔维亚等极少数亲俄国家之外，中东欧国家都将俄罗斯视为其国家安全最为重大的威胁。因此，中东欧国家在政治上对于美国和北约都表现出高度的依赖。波兰新总统杜达就是典型的主张防务上向北约和美国一边倒的代表。中国要切实推进“一带一路”在中东欧的紧张，就必须考虑解决中东欧国家的这种安全焦虑。 中法合作的进一步深化问题 在目前的“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与欧盟核心成员国的合作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但是相比于德国与英国，中法关系仍存在极大的提升空间。坦率而言，法国的优势项目与中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合，比如它的高铁、核电也是其产能输出的拳头产品。因此，如果处理不好与法国的产能合作，那么中法之间很有可能会形成竞争大于合作的态势，而这将对中国与欧洲的产能合作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中法在高铁、核电上虽然都有优势，但其实各有所长，完全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比如中国核电强在中前期的基建能力，而法国核电则强在中后期的核废料处理等环节，正好形成前后完整的链条。又比如中国高铁强在硬技术，而法国高铁则强在运营与管理的软实力，这又正好可以形成软硬搭配的结构。也正因为此，李克强总理此次访欧的一大重点，就是推进中法的产能结构。其中最鼓舞人心的动议，莫过于中法共同进军英国的核电市场。这样既把可能的竞争对手变成了合作伙伴，又借助法国人良好的口碑打开了市场，还可以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学习对方的管理、运营上的经验，可谓一举三得。 从根本上来讲，中欧之间由于没有国家安全上的冲突，其合作大于竞争的态势将会长期存在，但是在合作的过程当中，一些由于文化、经验等方面的原因，的确会存在一些制度上的壁垒。如何协调一致、打破壁垒，将是中欧产能合作进一步提升的关键，而这也是李克强总理此次欧洲行的重要目的之一。 文章选自光明网，2015年7月1日 （本文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7月6日
• 

  【CCG智库实践探索】塑造政策影响力

  　　CCG通过国家课题、政策报告和其他建言献策方式，影响和推动着政府相关决策和制度创新。如“国际人才竞争战略与千人计划”、“中国绿卡待遇完善”、中国“人才签证”、等，都曾是中央部委层面推出相关重大政策时的重要决策参考依据。

  2015年7月2日
• 

  对不起，大学不能教会你成功

  储殷/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 　　本文刊于《中国青年报》第2版，2015年5月29日 每到临近毕业季的时候，做老师的总是会被学生各种“约谈”，谈出国、谈读研、谈工作、谈当公务员的诀窍。然而，每次谈完之后，我却多少有些惶恐，因为大学老师本就是一个平平淡淡、踏踏实实的职业，若是我能教你成为马云，我为何不自己去做马云？也许厘清教育与成功的关系，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的主题之一，因为它既让教育承受了太多不应该的压力，也让学生背负了太多不切实际的扭曲。 在今天这个大众教育的时代，学位的含金量实际上已经大大降低了。考上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乃至考上博士研究生的结果，常常不过是让学生找到一份普通的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有助于受教育者避免“失败“，而并非让受教育者获得“成功”。大学毕业，基本上能够获得一份温饱自足的工作，从某种意义来讲，现在的高等教育是一份托底的保险，它让受教育者有一个潜在的保障，而非给人人一个美好未来。 今天的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职业教育，它已经丧失了在计划经济时代，让受教育者成为“城市居民”的巨大作用，也并不具备与传统科举制度相同的“从政”意义。务实地讲，它给予受教育者的回馈是非常有限的。它提供的只是一个基础性的能力与智识，由于其一般性、规范性的特点，这种基础性的能力与智识，也并不会让受教育者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超额利润”。国外的高等教育其实也同样如此，除了少数名校与专业之外，大多数大学的就业情况，并不比专业性的学院或技校好。 大学已经成为大众教育、通识教育、基础教育，而不再是精英教育，更不是通向成功的教育。它面向的是普通人，培养的也多是普通人。对于国外的大学生而言，这只是一个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自然结果，但是对于中国的大学生而言，这却往往会造成巨大的心理落差。因为我们的许多家长和学生，并不是以普通人的心态看待大学教育。他们仍然保持着科举传统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心理惯性，要求大学成为通向成功的阶梯，甚至能够彻底改变命运。坦率而言，这样的要求对于大多数的大学来说，多少有些力不从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随着大众教育时代的来临，知识已经不那么稀缺了。以前的教育是让人改变命运，今天的教育可能更倾向于让你积极地面对命运。大学已经成为培养普通公民的场所，而不是贵族的摇篮。知识并不一定有助于通向成功，将是这个社会必须接受的事实。关键在于，我们的社会要立足于让普通人的命运不再那么坎坷，让不能获得成功的平凡并不那么失败。让大学不再是千军万马挤向成功的独木桥，而是一条平凡却又平坦的普通人的幸福道路。 任何一个社会，都只有少数人才能成功，以追求成功为目的的教育，其实是把大多数人都变成失败者的教育。中国社会最应该做的，是让高等教育回归平常，让它服务于平凡，服务于人性，而不是让它成为塑造少数成功者与大多数失败者的角斗士学院。作为一名老师，我并不是很在意我的学生能成功，我更希望的是，他能够平静、坦然地面对生活。 （本文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7月2日
• 

  谁来保护未成年的孩子不被同龄人侵害？

  储殷/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

  2015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