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引发大规模的研究热潮。对于“全球化”的观感是好是坏，目前仍是见仁见智，例如全球化对于本土文化来说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也会使得本土文化的内涵与自我更新能力逐渐模糊与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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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义桅：突尼斯代表惊呼，原来这才叫“一带一路”！
专家简介
2017年7月24日 -
王义桅：亚投行选对了方向走对了路
专家简介 王义桅，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 日前，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发布报告，给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AA的最高信用评级，评级展望为稳定。这是在今年6月获得穆迪最高信用评级后，亚投行再获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之一的评级机构最高信用评级。这两次评级，是亚投行备受关注、运行平稳、信誉良好的一个缩影。 事实上，自2013年10月由中国提出倡议，到2016年1月在北京正式开业，再到2017年6月成员数达80个，亚投行一直在吸引世界目光。亚投行是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也是由发展中国家倡议成立、吸收发达国家加入，并成为高标准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成功范例。其成功秘诀何在？就在于选对了方向、走对了路。 先说选对了方向。亚投行抓住了亚洲基础设施这个主题，可以说牵住了亚洲发展乃至世界发展的牛鼻子。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而资金保障有力是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条件。然而据测算，2010—2020年期间，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每年需要7000多亿美元，而在亚投行之前，多边开发银行在亚洲基础设施领域的年度投资规模仅约为100亿—200亿美元，可谓杯水车薪。设立亚投行，有利于填补资金缺口，支持域内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为亚洲发展注入新动力。 亚投行选对了方向，当然与中国有关。“要想富，先修路”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而这个“路”实际上是各种基础设施的代称。论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中国堪称全球冠军。中国在“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天电网、陆海空、人机交互、万物互联等传统、新兴基础设施众多领域，在设计、建造、运行、管理、资金、技术、人才等各个环节，都具有突出优势。亚投行由中国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强国倡议设立，天然带有底气。 再说走对了路。这体现在多个方面。第一，优势独特。亚投行的成员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同时包括不少发达国家，这一优势使其能够成为推进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的桥梁和纽带。 第二，合作共赢。亚投行不吃独食，成功携手亚行、世行等其他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创造互利合作共赢模式，反映了时代要求，顺应了国际社会期待。 第三，开拓新路。亚投行不仅激励国际金融体系变革，也在开创精益、清洁、绿色的全球治理新路径并且将遵循“公开、透明、择优”原则遴选管理层明确写入协定，这反映了它坚持贯彻现代治理理念，是一项区别于现有主要多边开发银行的创新之举。 第四，取长补短。亚投行充分借鉴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治理结构、环境和社会保障政策、采购政策、债务可持续性等方面好的经验和做法，起点很高；同时奉行开放的区域主义，开展联合融资、知识共享、能力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合作和良性竞争，取长补短，这些有利于提升多边开发机构对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度。 亚投行的成功，也是“一带一路”成功的折射。尽管亚投行并非仅仅为“一带一路”而设立，但二者确有相通之处。亚投行的设立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为亚投行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二者的成功说明，当今世界对公共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与落后的供给能力之间存在突出矛盾，而中国可以为解决这个矛盾作出贡献。 我们期待亚投行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不断前进，越走越远。 文章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7月20日
2017年7月21日 -
顾宾：亚投行的国际性与中国的主导权
中国是亚投行的倡议者，也是主导者，其对重大决策事项具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但仅凭这些能说明亚投行是“中国的银行”吗？ 亚投行成立不到两年，国际社会的反响总体很好。有观点认为亚投行打造21世纪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的承诺是真诚的，该机构也认真践行“精干、廉洁、绿色”的业务理念。但是，总有一些杂音；听得最多的说法是，亚投行是中国的政策银行，服务中国的外交政策，不是真正的国际组织。 这些人这么主张，主要还是因为，中国是亚投行的倡议者，也是主导者。中国出资额占到亚投行法定资本的30％，投票权占到总投票权26％，对重大决策事项具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但是，仅凭这些能说明亚投行是“中国的银行”吗？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有三家国际经济组织，其中两家即世界银行和IMF需要成员缴纳股本，美国在这两家是绝对的一股独大。再看传统多边开发银行体系下，共有“一大四小”五家银行，美国在其中三家长期一股独大。这些都是事实，丝毫不影响这些机构成为国际组织，而不是美国一家的机构。 而且，这些机构近年来朝着有利于新兴市场国家的方向进行股权改革，但作为大股东的美国不情不愿，甚至阻挠改革落地。一个典型例子就是IMF2010年份额与治理改革方案；没有亚投行成立带来的压力，这项改革迄今还不知能否实现。 对比之下，中国推动亚投行成为国际组织的诚意更加凸现。中国出资最多，唯一的目的是把机构建立起来。只要有人愿意入股，中国愿意把自己的股份降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早期倡议阶段中国愿意出资50％，后来降到30％的原因。中国之所以“一股独大”，是因为亚投行执行“域内外有别，以GDP为基准”的股本分配公式。这些股权分配和投票权制度安排，鲜明体现了亚投行的国际性。 亚投行的国际性还体现在日常业务和项目实践中。我有幸参加了两届亚投行理事会年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巧合。例如，在去年6月北京首届年会上，亚投行宣布下一届年会在韩国济州岛召开。但不久中韩关系就因为“萨德”问题陷入僵局，这并未影响在韩开年会的计划。今年6月济州年会最终很成功，韩国新任总统文在寅还亲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演讲。据说这是文总统在国际场合的首秀，如此礼遇在一个多边开发银行年会上并不多见。在文总统眼里，亚投行不是某些人担忧的“中国的银行”，而是服务于区域互联互通的国际组织。 在中韩关系陷入僵局时，中国没有打亚投行牌，韩国也没有抵制亚投行。这体现中韩两国政府的理性，也体现亚投行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中立性。而且，亚投行正在为改善中韩关系注入正能量。美国、日本的一些人如能抛开对亚投行的成见，亚投行还将成为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推进器。 在济州年会上，亚投行宣布第三届年会在印度孟买举行。巧合的是，一周后又发生了中印边界对峙事件并持续至今，被媒体称为“几十年来最严重的边界冲突”。这会不会像“萨德”影响中韩关系那样，对中印关系造成重大冲击？这还有待观察，但可以明确的是，中印关系走向没有影响亚投行作为国际组织的中立性。我举两个例子：在6月济州年会前夕，亚投行决定向印度基础设施基金投资1.5亿美元，这是亚投行的第一个股权投资项目，意义重大；7月初，亚投行又批准了对印度的3.29亿美元贷款。亚投行明年在印开年会的既定计划，也将不会受到中印关系走向的影响。 国际组织理论认为，国际组织具有独立于成员国的天然倾向。上面的例子印证了这一点。但是，成员国缴纳真金白银，目的是寻求对国际组织的最大影响。于是，代表成员国利益的董事与银行管理层之间的关系总是呈现相当的张力。怎么利用多边开发银行实现国家利益？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 以世界银行为例。美国是世行的最大股东，推动本国企业成功中标世行项目采购合同，一直是美国政府的优先目标。为此，美国政府不仅指令驻世行的美国执董负责收集并与国内企业分享项目信息，而且在世行设立特别基金，帮助美国企业占据先机，及早介入项目准备阶段。美国的做法启示我们，在维护国际组织的国际性、中立性的同时，股东国要理直气壮地依法行使股东权利、维护股东利益。 4月下旬我参加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中心的一个讲座，主讲人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一位主任，讲座题目是“多边开发银行在发展版图变革中的定位”。美国的使命是“保障美国对发展议题的领导力”，不仅印在这位主任的名片上，也体现在讲座现场散发的一份研究报告《如何利用多边机构实现美国利益》。这位主任最忧虑亚投行为中国利益服务了，这让听众“困惑不已”：凭什么美国可以主张多边机构服务美国的国家利益，亚投行就不能服务中国的利益？显然，又犯了“双重标准”的毛病。 总之，亚投行从2015年12月25日诞生之日起就是真正的国际组织，中国作为大股东也全力维护其中立性和独立地位。与此同时，亚投行管理层需要平衡并最大限度满足各成员的现实利益诉求。作为亚投行大股东，中国需要在与其他股东以及亚投行共商合作的过程中，依法行使大股东权利，维护其大股东利益。 作者简介 顾宾，CCG副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师。 文章选自FT中文网，2017年7月19日
2017年7月20日 -
庞中英：消除全球治理赤字路在何方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当前，世界经济出现向好势头，有关国际组织预计，今年世界经济有望增长3.5％。同时，世界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尚未解决，仍然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在日前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二十国集团要坚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大方向，为世界经济增长发掘新动力，使世界经济增长更加包容，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这一重要论述引发我们对消除全球治理赤字的深入思考。 “赤字”也叫“缺口”，多用于财政，意为亏本。从研究角度看，“赤字”是一种有效的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政策分析工具（方法），即借用财政分析方法或者“赤字”的隐喻强调某一议题的严重性。这一方法有助于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即理解为什么发生赤字、如何改善或者解决“赤字”甚至进入没有赤字的良好状态。 习近平主席提出：“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不同人对全球治理赤字的理解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全球治理赤字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冷战时，以美苏为两极，东西对抗，联合国安理会难以应对全球安全挑战，可以看作是典型的全球治理赤字，尤其是全球安全治理赤字。这一状况大约从20世纪4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不过，冷战的结束使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中的作用逐步发挥出来。20世纪60年代诞生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20世纪70年代诞生的七国集团（G7）等西方为主的国际组织或者国际会议，在管理、调节和控制世界经济方面一直发挥着中心作用，但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这些机构或者组织已经无法应对全球性的危机。这一情况反映了系统的、结构性的全球治理赤字。实际上，在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后，一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就认识到现存的国际金融治理无法预防下一次金融危机，于是，在1999年成立了包括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内的二十国集团（G20）。为了正视全球经济治理赤字，近年来，G20正在试图逐步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转型。总之，国际公认的结论是，全球治理赤字是现实，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需要全球治理却严重缺少全球治理，目前的全球性机构没有发挥出全球治理的应有作用。 讨论全球治理及其赤字离不开对全球化的深刻认识。全球化在带来世界经济繁荣、技术进步、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善和改变的同时，必然伴随其产生的问题。全球治理应当是关于全球对共同挑战和威胁的“国际集体行动”。除了国际合作，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另外，全球化产生了新的利益相关者，这些新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新兴经济体，也产生了对全球治理的强大需求。新兴大国崛起在现有国际体制中却没有导致新的国际秩序，这也是全球治理赤字存在的一个原因。 全球化的世界要求整体的和综合的解决方案，但各国宏观政策的协调与合作也十分困难。不过，全球治理的高难度并不意味着全球治理就不可能。总体来看，消除和填补全球治理赤字的途径和方法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改革现有的全球治理及其体制。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因此，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二是充分发挥联合国和联合国成员国的主导作用。联合国不畏艰难，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了进展，达成《巴黎协定》，树立了全球治理的一个典范。三是大国协调、大国合作、大国带头。如，联合国主导的气候治理进展，大国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再以全球金融治理为例，大国合作也至关重要，在这方面，G20应该起到相对有效而成功的协调和合作作用。四是坚持主权平等，形成完善全球治理的合力。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国与国规范彼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也是联合国及所有机构、组织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则。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各国平等参与决策，构成了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新形势下，要坚持主权平等，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同时，坚持与时俱进，建设新的国际组织、国际制度，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 文章选自中国经济网，2017年7月14日
2017年7月17日 -
魏建国：抢夺贸易大国“第一把交椅”
专家简介
2017年7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