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引发大规模的研究热潮。对于“全球化”的观感是好是坏，目前仍是见仁见智，例如全球化对于本土文化来说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也会使得本土文化的内涵与自我更新能力逐渐模糊与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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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的建议 | CCG研究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留学生接收国，2016年来华留学生数量已经达到44万人，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重要的留学生来源地，也是来华留学发展最迅速的地区。本文将针对来华留学发展中仍然存在的问题：如质量不高，吸引力不强等，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2019年3月4日 -
陈健：顺势而为、趁势而上
陈健，CCG顾问，商务部原副部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成绩单很好啊！去年外贸进口增长幅度比出口还大，稳定发展的趋势很明显。但似乎有些还是对外贸发展的节奏存在误区，我觉得咱们可以先聊聊这个问题。”在很多圈内人眼中，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商务部原副部长陈健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豁达，这一印象从他看待事物变化时的角度可窥一斑。这两天，外界对于中国对外贸易能否在复杂预期下持续为其他国家带来信心这个话题较为关注。作为圈内人，陈健也在关注事情的进展，只不过，在他看来，静心看待问题，走出认识误区，对走好我们自己的路是有好处的。 “改革开放这40年，我们在开放方面的战略选择就是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承接国际产业。那些年，对外贸易增长都是两位数，所以大家惯性认为外贸增长越高越好，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对外贸易在GDP中的占比越大，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就越大，因此我们也一直期待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内需拉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外贸占比也要优化，这种优化不再是所谓的两位数，也不是‘被拉下来’，而是让其在国民经济总盘子里占有合理的份额。”陈健这样说。 谈到当前对外贸易发展局势，陈健坦言喜忧参半。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以往我们的商品集中销售于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未来，我们要让市场布局变得更加平衡。另一方面，我们要优化产品结构，粗放型产品线要收缩，精细化生产要提倡。另外，与货物贸易相比，服务贸易还有很大发展空间，特别是在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方面。 “本轮金融危机后，国际上很多国家都在探路，也在给本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找原因，很多问题想得并不透彻，个别国家奉行贸易保护主义，这些复杂的外部环境会让我们感到不适应。今年的外贸环境，困难的确会多一点，但这种情形，也可以被视为对我国政府部门和企业应对变局的‘考题’。在此情况下，我们需要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不要反应迟钝或反应过度。”陈健这样说。 展望未来，陈健有三个判断：第一，全球化趋势不可逆；第二，中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第三，人们在探索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有些问题听起来，对我们而言很有压力，但仔细看看，外部提出的所谓“难题”，其实也是我们已经计划要去解决的，与我们的发展趋势一致。因此要顺势而为、趁势而上，以更大的开放，让其他国家更了解我们，也让我们更了解世界。 文章选自人民政协网，2019年2月20日
2019年3月4日 -
崔洪建：欧洲切莫误入“新冷战”陷阱
专家简介
2019年3月1日 -
“全球英国”能重振英国吗？
图为2月15日，英国国防大臣威廉姆森在第55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慕安会）上讲话。 新华社记者 逯 阳摄
2019年2月28日 -
庞中英：怎么看待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全球治理会议进程？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摘要：不管这个世界有人多么主张单边主义或者极端主义，但是，如果真的要解决我们的全球化的世界面对的、存在的问题，多中心协和的全球治理是有效的。 2019年2月15-17日，本年度的慕尼黑安全会议（MSC）在德国举行。我们知道，慕安会前，以“普遍焦虑或者不安”为结果的以“全球化4.0”为主题的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WEF）于2019年1月下旬落幕。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世界经济论坛并不是政府组织间的会议，而是地地道道的非政府组织发起的全球会议，却一再创下各国政府组织参与的记录。 与世界经济论坛不同，在过去50多年，慕安会一直是德国政府主导的，参会的各国政府组织很多，各国政要人数与会的数字一再创下新高。然而，在每年的MSC主会场之外，有百场专题会议，涉及当前世界局势的几乎所有重要议题。例如“北极安全圆桌”（Arctic Security Roundtable）和 “欧洲防务圆桌”（the European Defence Roundtable）、“健康安全圆桌”（The Health Security Roundtable）。 慕安会号称是世界“最佳智库会议”（Best Think Tank Conference），非政府组织和各色智库把慕安会当做最重要的国际展示与交流平台。MSC上有一些早餐会和工作坊等小组讨论，讨论的议题五花百门，如女权、核武军控。MSC 的App也已经发起。 联合国、德国国际发展署（GIZ）、国际红十字会（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欧安会 （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北约（ NATO）等也在慕安会期间开会。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盖茨基金会（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博世基金会（the Robert Bosch Foundation），以及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院（Th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公司如西门子、微软、空客等也参加。哈佛大学等大学也在其中。慕安会中有新书发表会，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 Madeleine Albright）在慕安会讨论她的新书。 我们知道，在慕安会前不到3个月，2018年11月，由法国总统马克龙提议召开的“巴黎和平论坛”（ Paris Peace Forum ）起步。巴黎和平论坛聚焦5大全球问题：和平与安全、环境、发展、新技术和包容性经济。法国外交部支持巴黎和平论坛，但这个论坛却由非政府的基金会、智库或者大学主办（他们是，Körber Foundation, the Mo Ibrahim Foundation, the Institut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the Institut Montaigne, Sciences Po）。 巴黎和平论坛使用的两个提法让我感兴趣，念念不忘：“全球治理行动者”（global governance actors），也就是“全球治理的所有行动者”（ all actors of global governance）。 巴黎和平论坛的主办者说受到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谈判模式（the COP 21）的启示。请注意，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们知道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UNFCCC）在2015年取得了《巴黎协定》，而在2018年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波兰会议（The COP 24）上，尽管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进程却继续前行，通过了为落实《巴黎协定》而制定的实施细则。 结论： 如果说全球治理的起源是19世纪的欧洲会议（欧洲协和），那么，进入21世纪，诸如世界经济论坛、慕安会和巴黎和平论坛这些为所有全球治理行为体，尤其是非政府的、来自市场的、来自学术界的社会性的行为体参加的全球治理会议，其本身就是21世纪的全球治理。 多样的、多元的行为体参与一个复杂或者复合系统，在其中互动（包括冲突与合作），这种系统本身产生了一种结果，这种结果就是治理。194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夜，杰出的思想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把这种欧洲会议进程叫做促进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的“大转型”（a great transformation）。而我们知道，今天社会科学家，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政治学家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叫做多元的或者多种新的治理（polycentric governance）。奥斯特罗姆是杰出的研究者，是截止目前唯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学者。2005年，奥斯特罗姆发表了 《理解制度的多样性》一书（Ostrom, Elinor,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2009年，奥斯特罗姆发表了《超越市场和国家（的二分）：复杂经济体系的多中心治理》的诺贝尔讲座（Ostrom, Elinor, “Beyond markets and states: polycentric governance of complex economic systems”, Nobel Prize lecture, 8 December）。连同她开拓性的1990年发表的著作《治理公域：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一书，构成了奥斯特罗姆完整的全球治理理论。 英文“polycentric”这个词其实也不难理解。如果去过西方的一些号称的大都会，中国游客可能发现其只有一个“市中心”（city center）。这与我们中国的许多城市不同。中国的城市有多个“市中心”，尽管北京只有一个天安门广场，但那只是政治中心，而不是实际的市场中心。另外，我们如果熟悉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立场之一，或者中国对国际形势的主要判断之一，即“世界多极化”，我们就好理解“polycentric”。 既然现实以及趋势是“多中心”，既然不仅是政府组织或者政府力量方面是“多极化”的，而且在非政府力量方面是“多中心”的，要解决这个世界的跨国的、共同的、相互联系的、相互影响的问题，不管这些问题叫什么名字，都需要多中心之间的协调、博弈、相互制约、谈判、协约、合规等。 在实践上，目前的全球治理的危机或者全球治理的倒退可能让许多人对全球治理丧失信心。这也正常，因为全球治理本来是高难度的集体行动。“集体行动（国际合作）的逻辑”中包括其难题（“集体行动的困境”）。不过，最近几年联合国主导的全球治理并非乏善可陈，其成绩可以增加全球治理实践者和研究者的信心。上面提到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 COP）是成功的。实践的成功加强了诸如奥斯特罗姆等提出的多中心的集体行动的全球治理理论。 在我看来，经典的、19世纪的全球治理主要是国家（政府）参与的治理，其模式是政府权力之间的协和（concert of powers），而在今天，全球治理则是所有攸关方之间的复杂博弈，即COP。不过，我仍然能建议把COP中的C不仅理解为会议体系（conferences），而且要继续借助古老的协和（concertation）。 不管这个世界有人多么主张单边主义或者极端主义，但是，如果真的要解决我们的全球化的世界面对的、存在的问题，多中心协和的全球治理是有效的。 在亚洲，实际上，不仅有欧洲人出口来的会议，例如，讨论国际安全的著名的新加坡香格里拉论坛（SLD）是总部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院（IISS）主办的、新加坡人协办的，而且，印度人、韩国人和中国人主办的各种各样的一点不逊色于欧洲的，甚至规模更大的、更“全球”也更“全球治理的”的论坛越来越多。 文章选自华夏时报网，2019年2月18日
2019年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