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良性发展需依靠人才,更需着眼于未来。CCG从长远出发,始终关注国际人才的成长与培养,试图通过对全球国际学生流动趋势、出国留学、来华留学、国际学校、国际理解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国际教育理念与政策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参与全球化时代国际教育环境的重塑,推动中国教育的对外开放和全球教育交流与合作。 CCG与国内外知名大学、国际学校以及教育类行政部门、国际组织、民间组织和企业保持着长久而稳定的合作关系。自2012年起连续出版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系列蓝皮书和自2016年起连续发布的《国际学校蓝皮书》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可。CCG还发布了《打造全球治理体系下的世界文化新格局》、《国际理解教育在中国:现状与未来》等紧扣时代脉搏的研究报告,并适时向教育相关主管部门建言献策,应对教育对外开放中的机遇与挑战。此外,CCG还通过定期组织线上或线下国际教育主题研讨会,为中外教育专家搭建交流平台,为民众提供了解国际教育最新进展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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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在京发布《中国国际学校报告蓝皮书(2016)》
2016年11月26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北京王府学校联合在北京举办的2016“新聚合”首届国际教育高峰论坛上发布《中国国际学校报告蓝皮书(2016)》。
2016年11月28日 -
《2018中国国际学校蓝皮书》发布:中国国际学校“国际教育本土化”进入“新时代”
2018年11月3日,全球化智库(CCG)与南南国际教育智库研究院联合在大连举办的2018第三届新聚合国际教育高峰论坛上发布了《2018中国国际学校蓝皮书》。该报告对中国国际学校教师以及服务对象进行了调查,分析了“国际教育本土化”这一理念的内涵及其在践行这一理念时面临的挑战,并对中国国际学校未来发展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教育提出建议。这是CCG连续第三年发布该报告。 南南国际教育智库研究院院长王晓阳,CCG执行秘书长李卫锋在论坛上对报告做了详细解读。 李卫锋,CCG秘书长 王晓阳,南南国际教育智库研究院院长 报告对“国际教育本土化”理念的内涵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学校与国际教育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对在中国北方某地国际学校工作的教师和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基于访谈内容、研究兴趣和前期相关研究成果,研究小组设计了针对中国国际学校学生家长的调查问卷,总结了中国国际学校“国际教育本土化”培养目标、课程实践、学校管理这三大主题下的发展状况。从而揭示了中国国际学校在践行“国际教育本土化”这一理念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为国际学校发展提供了意见和建议。此外,报告提供了以美国、加拿大为例的英语国家“国际教育本土化”情况和以土耳其为例的非英语国家“国际教育本土化”的历程,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应对世界变革,培养终身学习能力是关键 报告调查显示,就“国际教育本土化”理念下的培养目标,78.57%的家长最希望孩子能够获得的素养是“应对世界变革与变化的终身学习能力”;58.53%的家长注重“多文化背景下的交流能力”;而37.5%的家长希望能够培育子女对于“多元文化的包容性”;36.7%的家长希望国际学校能够培育学生的“责任感”。另外,受访的国际学校教师也提到“批判性思维”或“判断能力”的重要性。大部分家长对于“国际教育本土化是否有利于民族文化的振兴,实现中国梦”和“国际教育本土化应当弘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教育理念”这两种说法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收入越高的家长越重视强调中国本土知识 报告结果表明,就“国际教育本土化”理念下的课程实践,67.46%的家长表示应当在课程上更加强调中国本土知识,同时也有21.42%的家长对此持模糊态度,以及近10%的家长认为国际教育本土化并不意味着要强调本土知识,收入越高的家长,也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度。超过一半的家长认为国际教育的教材应当符合中国的政策法律。33.13%的家长认为国际教育本土化应当增加中文课,而32.32%的家长反对, 34.52%的家长则持中立态度,其中,低年龄组和学历越低的家长越倾向于支持的态度。此外,26.39%和43.25%的家长认为国际教育应该采取更适合中国孩子的教学方法,而7.14%与4.37%的家长表达了对该问题不同程度的忧虑。 国际学校外籍教师多方面受肯定,部分家长担心外籍教师影响民族认同感 据报告显示,就“国际教育本土化”理念下的学校管理,25.99%和56.35%的家长不同程度的认为外籍教师能够给孩子带来更优质的学生教育,只有1.98%的家长对外籍教师能够起到作用感到一些质疑。其中,中等收入组的家长们比高收入或低收入的家长更赞同外籍教师在这方面的作用。超过90%的家长认可外籍教师在拓宽国际视野方面的作用,并对外籍教师培养孩子的文化适应力予以了厚望。此外,绝大多数家长对外籍教师在提高外语能力方面表示认可。40.28%的家长非常认可外籍教师的教学与管理方式,53.37%的家长也支持外籍教师的教学与管理方法,仅有0.8%的家长提出了不同程度的质疑。 受访中籍教师对于国际学校外籍教师评价很高。但中籍教师也提到中国传统的教学方式在课堂效率和对于学生学习专注度、坚持的品格、战胜挫折能力和知识基础扎实度的培养上更适合低幼学段的学生。同时,超过60%的家长表示外籍教师会影响孩子的国家与民族认同感,较低年龄和学历越低的家长对此担忧越大。43.25%的家长认为外籍教工流动性高,不利于学习的连贯性, 28.37%的家长对此观点表现了强烈的看法,仅有7.35%的家长认为外籍教师的流动对于孩子的学习不会产生具体的影响。 超五成家长认为教改将提升教学质量,超六成家长认为多元文化内容将受到影响 另外,对于近期《民促法实施条例草案》(送审稿)中家长关于境外教材的规定和近期开展的中小学教材排查的看法, 55.96%的家长认为教材改革后会提升教材质量, 27.98%的家长对此问题持观望态度, 7.34%和8.73%的家长对此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担忧,收入越高的家长表现出了更加乐观的态度。同时,52.58%的家长认为国际教材审查会让国际教育更加符合教育理念,但超过60%的家长认为教材审查后,其中的多元文化内容可能会受到影响。约一半的家长认为教师需要时间才能够适应教材改革,仅有7.34%的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能够适应教材改革带来的影响。 对于《民促法实施条例草案》(送审稿)中关于境外教材的规定和近期开展的中小学教材排查将对学校管理产生的影响,67.86%的家长认为,国际学校的教材改革会使得民办教育行业更加规范。但56.35%的家长认为国际教材改革将对国外大学的申请产生消极影响,且58.73%的家长表示国际教材改革会降低国际学校的性价比。在国际学校课程教材改革后家长对于孩子未来规划的打算,39.29%的人选择继续让孩子完成学业;而33.53%的人表示对改革的影响不清楚,而12.3%的人没有具体想法。 基于上述调查结果,《2018中国国际学校蓝皮书》针对中国国际学校未来如何走好“国际教育本土化”之路提出了以下建议: 1. 从粗放发展到精耕细作:中国国际学校发展进入“新时代” 调查结果显示,家长、教师和学生们认为国际学校培养了一大批能力出众、活跃在国内外舞台上的国际化人才,满足了一些家长在子女教育上个性化的需求;在引进国外教材的同时,积极接纳、开发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教材、校本教材,并不断探索中国学生能够接受的教学方式;聚集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国际教育经验、敢于开拓的本土和国外教师,为他们提供了交流和实验的平台;还为国内教育同行提供了不少可借鉴的经验。 随着“全球化”发展,走在“国际教育本土化”前线的中国国际学校呈现“粗放型发展”态势。从调查来看,《民促法实施条例草案》(送审稿)的出台和近期开展的中小学教材排查得到了多数家长的理解。研究团队相信接下来的改革,将是促进中国国际学校转向“精耕细作”模式的催化剂。对于中国国际学校来说,未来一段时间将是大浪淘沙、整体质量全面提升的时代。 2. 兼顾“国际性”与“本土性” 调查结果表明,子女“国际性”的养成仍是家长的主要期望和选择国际学校的首要动机。文化自信对 “国际性”与“本土性”素养的兼顾具有重要意义。包容国外事物固然重要,但正如受访教师所述,最关键的当属“判断的能力”或“批判性思维”。但是,如受访教师所建议的那样,应充分考虑学生个人发展情况,将批判性思维的锻炼作为高年级学段的重点教学任务。 3. 加大力度开发“中外结合”的课程组合,构建更有针对性的课程评审方案 针对《民促法实施条例草案》(送审稿)的发布和近期开展的中小学教材排查,获得一大部分学生家长的支持。但必须指出的是,家长们对于改革的效果还存在很多担忧,据被访教师反映,很多国际学校一直在做“中西结合”课程的尝试,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要达到“中西结合”课程组合这一目的,一方面,一线教师与教育研究者应加强国家课程标准与国际课程标准的对标研究,开发符合学生需求和国家需求的衍生课程。另一方面,建议教育主管部门组织有关专家,为国家课程标准设立多样化的实施方案,特别是针对有国际教育需求的学生设立实施方案,以使课程评审更有针对性。 4. 促进中外籍教师间的交流,出台中国国际学校教师资格认证机制 本次调查显示,家长认为中籍教师与外籍教师对于国际学校“国际教育本土化”之路同样重要,纯外籍教师或高外籍教师的配比不一定符合家长期待。因此,报告建议学校管理者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积极促进中外教师间相互学习、交流,打磨出一套更适合中国学生的国际教育教学方法。 当前,对于国际学校教师资格的认定通常以是否具备国外某项证书为准,为提高中国国际学校教师的整体水平,保证“国际教育本土化”道路的顺利进行,报告建议教育主管部门组织有关专家,出台中国国际学校教师资格认证标准,作为现行国际学校教师资质证明的补充。为保证国家标准的顺利推行,教育主管部门可与国际学校联合,对达到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双重资质的教师进行表彰、给予一定的职级评定或物质奖励。 5. 设置试验区,逐步推进各项改革 针对《民促法实施条例草案》(送审稿)的发布和近期开展的中小学教材排查引起了一些家长的担忧,以及研究团队在出入境管理相关研究中发现,外籍教师流动问题常常牵涉多个管理部门,因此,国际学校课程改革可能是一项牵一发动全身的过程。鉴于这些顾虑,建议循序渐进的推动国际学校课程改革。如可考虑将某个地区设为试验区,尝试进行各项改革,观测其成效与挑战,加强针对相关挑战的研究,及时总结经验,再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在推广过程中,各地区也应根据自身发展状况进行调整。 全球化智库(CCG)长期致力于人才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早在2012年,CCG就开始持续关注、研究国际学校,这已经是CCG连续第三年发布《中国国际学校蓝皮书》。2017年, CCG与南南国际教育智库研究院联合发布《中国国际学校蓝皮书(2017):“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中国国际学校发展战略报告》,研究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对中国国际学校的需求,西方主要国家国际学校走出去的战略与经验,“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国际学校运营与市场结构,并对中国国际学校如何“走出去”提出了政策建议。2016年, CCG与北京王府学校联合在北京举办的2016“新聚合”首届国际教育高峰论坛上发布《中国国际学校报告蓝皮书(2016)》,为更加深入地了解我国国际学校发展现状及其学生的发展状况具有重要意义,并为中国国际学校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和理论指导。 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以及面对越来越多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议题,使得人类已经进入一个互相联通、互相依存的时代,人力、资本和信息的跨国流动日益广泛,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也日益紧迫,国际学校通过提供国际化课程,为本土学生获得进入全球领先学府的国际资格,对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专业人才有着重大意义。而该报告的持续研究和发布,为中国国际学校发展、国际人才的本土化培养提供了全球视野和实践指导。 2018第三届新聚合国际教育高峰论坛由国家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指导,法政集团主办,CCG和南南国际教育智库研究院联合主办。以“立足时代,面向未来”为主题,秉承“跨界·融合·创新·共享”的理念,集结来自中、美、英、加、澳、法、奥、阿联酋等10余国家的政、教、商等行业精英与管理领袖,共商新时代教育创新改革发展。600余位教育主管机构及部门、教育企业管理者、国际学校校长及教师、国际教育行业从业者、关注国际教育的家长及个人出席了本届论坛。 《《2018中国国际学校蓝皮书》发布》 《中国国际学校蓝皮书(2017)》发布 《中国国际学校报告蓝皮书(2016)》发布
2018年11月9日 -
《2019中国国际学校蓝皮书》发布 聚焦中国国际理解教育
2019年10月18日,全球化智库(CCG)、南南国际教育智库研究院与北京王府公益基金会联合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的第20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暨2019第四届新聚合国际教育研讨会上发布了《2019中国国际学校蓝皮书--国际理解教育发展现状研究》。 “国际理解教育”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诞生,这一理念被引入中国后,越来越得到教育界重视,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有新的探索。中国国际学校自诞生以来,就与国际理解教育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该报告从“培养什么样的人”的角度出发,将“国际理解教育”概念界定为“为了培养具有全球意识,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关注全球议题,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并理解、尊重和发扬本国、本民族文化的人而开展的教育活动”。 报告以问卷的形式对中国国际学校学生、教师进行调研并对一些教育管理者进行深度访谈,梳理了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起源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概况,然后从理念建设、课程设置、主题活动、教师培训和对外交流与合作五个方面呈现,分析了中国国际学校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现状,并提出对于中国国际学校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展望与建议。 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女士,南南国际教育智库研究院副院长肖慧琳女士,北京王府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刘颖女士,就如何看待国际理解教育他国文化与本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基金会国际理解教育项目未来的发展方向等问题,进一步回答了在场媒体记者的提问。 苗绿女士就理解他国的文化与弘扬本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做出精彩回答,她说道:“他们的关系应该是既要理解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又要尊重和弘扬本国、本民族文化。现在的学生应该知道如何站在世界公民的角度去弥合世界的分歧,包括我们现在遇到的挑战。” 关于教师在国际理解教育开展过程中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南南国际教育智库研究院副院长肖慧琳女士表示教师应该提升自身素质,开拓视野,提升国际理解力。 基金会副秘书长刘颖女士在答记者问时指出:国际理解教育项目,是我们基金会正在全力推进的一个项目,“国际理解教育”对人才的定义是: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的复合型的人才,他既要理解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又要尊重和弘扬本国、本民族文化。这也正是我们20世纪未来30年人才培养的目标。 作为国内最早开展国际人才政策研究和该领域最领先的智库,CCG 成功参与推动了多项国际人才吸引和流动的相关中央和地方政策。自成立以来,CCG长期致力于人才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已在出国留学、海归发展、来华留学和国际教育等领域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早在2012年,CCG就持续关注、研究国际学校。本次已经是CCG连续第四年发布《中国国际学校蓝皮书》。2016年, CCG与北京王府学校联合在北京举办的2016“新聚合”首届国际教育高峰论坛上发布《中国国际学校报告蓝皮书(2016)》,揭示了中国国际学校面临的问题和挑战;2017年, CCG与南南国际教育智库研究院联合发布《中国国际学校蓝皮书(2017):“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中国国际学校发展战略报告》,为中国国际学校如何“走出去”提出了政策建议;2018年,CCG与南南国际教育智库研究院联合在大连举办的2018第三届新聚合国际教育高峰论坛上发布了《2018中国国际学校蓝皮书》,分析了“国际教育本土化”这一理念的内涵及其在践行这一理念时面临的挑战,并对中国国际学校未来发展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教育提出了建议。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深,信息、资本和人才的跨国流动日益广泛,各国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加。《中国国际学校报告》系列蓝皮书对深入分析我国国际学校发展状况、研究西方主要国家国际学校走出去的战略与经验有着重要意义,并为中国国际学校发展和国际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全球视野和现实指导。 附 录 目 录 引言 一、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缘起与演变 (一)国际理解教育理念溯源 (二)中国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演变 二、中国国际学校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现状调查 (一)理念建设 1.对“国际理解教育”了解的广度 2.对“国际理解教育”了解的深度 (二)课程设置 1.培养目标 2.隐性课程 3.显性课程 (三)主题活动 (四)教师培训 (五)对外交流与合作 1.与学校的交流与合作 2.与政府机构的交流与合作 3.与民营企业的交流与合作 三、结论与展望 (一)出台国家级专项文件,凸显国际理解教育的战略地位 (二)营造全民研习氛围,深化对国际理解教育的认识 (三)开发国际理解教育特色课程,践行教育精准扶贫 (四)丰富教师培训形式,提升全球议题与跨文化教学能力 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章中提到,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为此,习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加强“国际理解教育”,以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促进中外语言互通,进一步深入推进友好学校教育深度合作与人文交流,在青少年心中打牢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热爱和平、维护正义、共同进步的思想根基,向世界讲好中国的教育理念,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坚实基础。 国际理解教育最初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推动的教育理念,旨在增进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人们之间相互了解和宽容,加强合作,以便认识和处理全球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这一理念被引入中国后,越来越得到教育界重视,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有新的探索出现。中国国际学校自诞生以来,就与国际理解教育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然而国际学校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有何特殊之处,却鲜有报告加以分析。 本报告尝试通过呈现中国国际学校国际理解教育实施情况,以弥补这一不足。具体来看,报告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梳理了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起源与在中国的发展概况;第二部分为报告的主体,从理念建设、课程设置、主题活动、教师培训和对外交流与合作五个方面呈现并分析中国国际学校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现状;第三部分对报告主体部分进行了简要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于中国国际学校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展望与建议。 一、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缘起与演变 (一)国际理解教育理念溯源 二十世纪上半叶,传统教育很少关注国际事件以及不同民族、国家或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防止悲剧的重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提出了“国际理解”的理念。在随后的几十年中,UNESCO不断完善着国际理解教育的涵义、宗旨和方法。 1952年,UNESCO指出希望人们能够通过教育意识到一个全球性国际社会和组织的存在,促使人们承认各文明和民族的同等地位,加深对于不同民族间相互依赖的理解和认识,并且让人们为提升国际理解和合作尽到自己的责任。1964年,UNESCO表示,实现国际理解教育目标的方法包括推广最新的教育方法并且传播与联合国、普世人权以及其它国家情况相关的知识和信息。UNESCO认为没有国家或民族可以与世隔绝地存在,强调了国家间通过国际舞台寻求和解的必要性。同时,UNESCO也表示,世界各国不能够否认冲突的存在,否认这些事实是不负责任且危险的。在实践层面,UNESCO开始与别的联合国机构一起试着在不同阶段调整教育的目标和行为,同时在不断变换的世界环境中推动国际理解。 冷战期间敌对的意识形态给UNESCO的工作造成了挑战,但UNESCO仍试着通过教育消除仇恨,推动国际理解。1974年,UNESCO第十八届会议通过了《关于促进国际理解、合作与和平的教育以及关于人权与基本自由的教育的建议书》。该文件特别强调了国际理解对于国际社会的重要性,着重突出了包含“国际理解”、“合作”和“和平”在内的“国际教育”,这样的国际教育以发展人民与人民之间、拥有不同社会和政治系统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友善关系为原则,以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为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理解教育在近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与和平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全球公民教育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些理念一同在UNESCO的工作中被推广,相辅相成。 和平教育兴起于20世纪后期,这一理念认为,个人以及国家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应为了共同生存而团结在一起。和平作为为了实现社会发展和正义的动态社会-政治过程,是教育的最终目的之一,而国际理解则是为和平打下基础的重要途径之一。冷战的结束和新世纪的到来见证了国际社会所经历的新改变,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宗教仇视、以及其它各类仇恨和暴力活动愈演愈烈。在这一背景下,UNESCO于1995年发布《和平、人权与民主教育行动宣言与综合框架》,倡导建立一个由多行为体组成的教育系统,以实现和平、人权、民主及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目标。同时,这一文件还指出,国家和全球层面的知识、理解以及对其他文化的尊重是促使全球相互依存、推动地方行动的重要力量。2001年,UNESCO大会通过了第39条决议,再次指出了国际理解的重要性,“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命的核心,宽容、普世性、相互理解、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以及促进和平文化等价值观,鼓舞了国际组织、国家、民间社会和公民个人采取更多行动”。 在最近的二十年里,国际理解教育与联合国推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紧密结合在了一起。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2005-2014)的基本价值观是“尊重文化多样性,承诺在地方和全球构建一个宽容、非暴力以及和平的文化”。《宣布2016年为国际全球理解年(IYGU)》进一步解释了全球理解教育的内容,指出为了面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 等方面的全球性问题,遵循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倡导的综合性解决方案便十分重要。因此,人们需要丰富他们关于不同社会化背景的知识,并且通过尊重文化多样性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弥补国家间、地区间以及地方间在行为和决策上的差距。 近年来,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还在UNESCO对全球公民教育的推动中得到了体现。为了实现2030年议程,全球公民教育在培养能够实现和平可持续发展的优秀人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框架之下,所有国家和人民都正处于一个实现长期命运共同体的中间阶段。因此,培育有担当的全球公民成为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必要途径。可持续发展目标主张,全球公民教育旨在帮助人们获得能够解决全球挑战的认知和技能,以及构建一个更加和平、宽容、包容及安全的世界。全球公民教育包含认知、社会心理及行为等维度的教育。认知维度包括人们对全球议题及不同国家、人口之间相互联通和依存有关的知识、理解和批判性思考。社会心理维度则涉及人类的归属感、共享的价值与责任、心灵相通、团结以及对差异和多元的尊重。行为维度则倡导建立一个各层面上更加和平和可持续的世界。由全球公民教育的具体内涵可知,国际理解教育在世界公民教育发展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中国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演变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国际理解教育理念渐入人心,不断地启发着社会各界思考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培养人的问题。这些思考在不同时代的教育政策中都有所体现。 我国国际理解教育政策的产生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并于90年代萌芽。1983年9月,邓小平在景山学校题词时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随后,于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将邓小平的“三个面向”作为未来我国教育发展的战略方向。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二部分第十四章指出,“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加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发展和管理教育的成功经验”。该政策的颁布拉开了我国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繁荣发展的序幕,为中国与世界的双向理解与交流做了铺垫。1995年,中共中央第十四届五中全会宣布将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进一步拓宽了国际理解教育导入我国的外部条件。 2010年,“国际理解教育”这一名词正式出现在国家政策文本中。《国家中长期教育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第十六章提出,面对国际化,我国应做到“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由此可知,我国政府推行国际理解教育的重要目的在于培养国际化人才。 与此同时,各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开始积极推出多元化的国际理解教育政策。例如,2009年浦东新区出版了《世纪名片·国际理解教育系列读本》;2010年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之际,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在普陀区、浦东新区等地选定国际理解教育实验学校,对中小学各阶段国际理解教育课程量、教育内容做出了具体规定,闵行区于2012年开展了“多元·共生·融合”区域推进基础教育国际化的路径与策略研究;2012年5月,山东省淄博市教育委员会下发《关于实施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指导意见》;同年10月,江苏省常州市教育委员会下发了《关于加强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意见》;2014年9月,广东省东莞市教育委员会宣布全面实施中学阶段的国际理解教育;内陆地区的四川省成都市也颁布了《关于加强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指导意见》,宣布自2016年开始在中小学普及国际理解教育。 2016年,受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委托,由北京师范大学牵头的课题组发布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 标志着我国国际理解教育政策走向内涵式发展阶段。该框架由六大素养十八个基本要点组成,“国际理解”被归为六大素养之一“责任担当”中的一个要点。针对国际理解教育的内涵,该框架规定:“具有全球意识和开放的心态,了解人类文明进程和世界发展动态;能尊重世界多元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积极参与跨文化交流;关注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价值等。”较之于《纲要》,该框架提出的国际理解教育理念弱化了国际竞争力,更强调人类的和谐共生。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核心素养总体框架中,“国家认同”作为另一个要点,与“国际理解”相伴相生,印证了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 通过梳理,本研究认为,“国际理解教育”本身是一个复杂且不断发展的概念。为了明确研究的边界,本研究从“培养什么样的人”的角度出发,综合以往研究成果,将“国际理解教育”初步定义为为了培养具有全球意识,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关注全球议题,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并理解、尊重和发扬本国、本民族文化的人而开展的教育活动。基于尊重实践的原则,该定义并没有对国际理解教育活动的形式进行预判。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秉持开放的态度,将定义教育活动形式的权利交由实践者手中,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研究的全面性、及时性。 《中国国际学校报告蓝皮书(2016)》 《中国国际学校蓝皮书(2017)》 《中国国际学校蓝皮书(2018)》
2019年10月24日 -
全球人才流动助力中美高等教育合作蓬勃发展 ——CCG理事长在2019杜克国际论坛发表演讲
12月16至18日,2019杜克国际论坛在昆山杜克大学成功举办。本届论坛由昆山杜克大学中国创新研究与培训中心主办,以“迎接中美高等教育合作新时代”为主题,汇聚了来自中美顶尖高等院校、国际组织的专家学者,中美高等教育领域的教育家以及政策制定者等围绕中美高等教育的合作框架与未来战略展开研讨。会上,昆山杜克大学校长冯友梅、副校长丹尼斯·西蒙(Denis Simon)致辞。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理事长王辉耀应邀在会上发表演讲。 四十多年来,中美在高等教育及相关领域的合作迅速发展,已成为当今最重要的双边合作之一。在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缓和的关键节点,本届论坛通过探索中美高等教育的合作方向、合作战略、学术交流与人才培养以及教育政策等议题,旨在为推动中美高等教育合作的长期发展建言献策。 CCG理事长王辉耀博士在主题演讲中从中美人才交流和全球人才流动等多角度出发,分析了中美教育合作的重要作用。 王辉耀博士表示,跨国高等教育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发展迅速,高等教育国际化已成为全球无法阻挡的趋势。中美两国在合作办学方面已经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如昆山杜克大学和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的建立,就为培养国际化人才、加强中美教育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此外,留学活动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以及国际教育交流极为重要和有效的途径,使得中美两国都十分重视留学教育。如今,留学生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增长群体之一,每年中国赴美留学生量相当可观,2018 年就约有 36 万人。而随着中美人才交流地不断加深,其不仅带动了两国经济的发展,还为科技创新与合作以及产业升级带来新动能,有效刺激了世界经济发展。 从全球人才交流来看,王辉耀博士指出,全球化第一阶段的货物流动已经非常自由了,第二浪潮的资本流动带动了人才流动,成为了现在人类历史中最大规模的全球化人才流。随着全球化新时期的到来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全球人才流动,包括留学生和人才的交流将成大趋势。 但同时,王辉耀博士表示,目前世界人才流动与智力短缺并存,一些国家出现了“人才赤字”。因此,他建议中美应进一步参与国际人才流动治理,抓住经济发展的“人才红利”,在人才双向流动中找到新平衡,从而促进人才全球化。 最后,王辉耀博士强调,人文交流是促进人才流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学生,代表了全球化中的一个软实力。而中美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是促进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举措,留学等活动是中美两国加深联系的重要纽带。未来,双方应更加重视中美间的人文交流,鼓励双方学生留学,助力中美高等教育合作的蓬勃发展。 此外,美国杜克大学公共事务与政府关系副校长迈克·舍恩菲尔德(Michael Schoenfeld),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副校长David Fleshler,俄亥俄州立大学副教务长Gil Latz,南京大学国际事务副校长王振林和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五位高校领导向与会者分享了对于中美教育交流中存在的机会与挑战的见解。 港美中心主任、香港中文大学教育管理与政策兼任副教授格林·夏夫(Glenn Shive),昆山杜克大学常务副校长丹尼斯·西蒙(Denis Simon),宁波诺丁汉大学商学院创新学教授曹聪,美国南加州大学政治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斯坦利·罗森 (Stanley Rosen),布鲁金斯研究所 John L. Thornton 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友梅(Cynthia Ning),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高级记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卡琳·费舍尔(Karin Fischer)和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刘宝存等数十位教育者、学者及政策制定者分别就宏观角度看中美高等教育合作,中外合作大学,学术交流与人才培养,中美教育合作中的关键议题以及展望未来这五大主题发表了精彩观点。 参加本次会议的嘉宾还有,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院讲座教授David Zweig(崔大伟),南加大政治学教授Stanley Rosen(骆思典),密歇根州立大学写作修辞与美国文化系副教授Steven Fraiberg、副教授王西桥,美国教育委员会(ACE)副主席Brad Farnsworth,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高等教育纪事报》记者Karin Fischer,加拿大约克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部主任査强,上海纽约大学学术英语项目负责人、高级讲师Brandon Conlon,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教育项目主任Margot Landman,香港科技大学言爱基金社会科学教授李中清(James Z. Lee),香港大学教育学院讲席教授Gerard A. Postiglione(白杰瑞),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常务副校长Eliezer Shalev,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沈文钦和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杨锐等。 2019年是杜克国际论坛成功举办的第五年。自2015年起,杜克国际论坛分别聚焦跨境并购、中国与全球创新体系、绿色投资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关注热点领域,凝聚海内外业界领袖、专家学者、企业精英,旨在为全球发展建言献策,在国际上获得了高度赞赏。 CCG作为中国领先的国际化智库,自成立以来,持续致力于人才政策研究和创新, 在人才国际化、国际人才流动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从2012年起,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CCG国际人才蓝皮书系列丛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中国区域人才竞争力报告》等,填补了中国国际人才研究领域的空白。CCG还研究撰写了《人才战争》等著作,呼吁中国在全球人才争夺战的时代制定相应政策,吸引和培养国际人才。同时,CCG连续五年发布《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分析海归的发展情况、趋势与问题,为进一步促进留学人员回国就业传业提供政策建议。2018年3月,国家移民管理局正式成立,CCG持续十年呼吁的政策推动成果落地,成为社会智库影响和推动国家政策的典型案例。
2020年1月2日 -
问教live·高考季丨听王辉耀、王伯庆讲述“我的高考”
文章选自腾讯教育,2020年6月28日
2020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