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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穗生：抗疫不是制度竞争，合作没有输家2020年4月22日
■ 赵穗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职正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以“黑天鹅”面目给全球化带来巨大挑战，加剧了国际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程度。首先，疫情给全球化带来非常严峻的现实挑战。当前，全球化和反全球化、跨国合作与民族主义、合作共赢与零和博弈，这两股力量处在历史性的交锋点。从当前形势看，两股力量都非常强大。在人类历史上，这种博弈的结果通常取决于两种因素。一是战争、瘟疫等重大的灾难，人们会对全球化、国际合作、民族利益等问题进行重新思考；二是出现非常有影响力的大国或领袖人物承担领导责任，比如美国的华盛顿、罗斯福、里根，中国的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等，他们以其卓越的领袖素质思考全球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改变历史进程。面对波及全球的疫情，灾难呼唤大国承担责任、领袖人物出来改变历史进程。什么是全球化呢？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对其他地方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任何一个国家的决定对其他国家都有影响。这是全球化的重要表现。疫情绝对不是哪一个国家的问题，疫情已经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出现。疫情会对全球化产生影响，同样也要求用全球化的合作和协调方式来寻求解决方案，汇集全球所有的资源和力量来共同应对。近期，各国的一些学者、政府官员甚至政治领袖都在推动携手抗疫，共克时艰，如举办G20峰会以及一些学术研讨会议等，这表明合作的势头相当强劲。与此同时，反全球化的势头也很强。一些国家加强国界封锁，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非常兴盛。在全球化条件下，疫情传播有一个过程，总是从一些国家开始，逐步蔓延扩散到其他国家，所以有些国家通过封锁国界、以邻为壑，来应对危机。这是反全球化的方式。应该看到，这种反全球化的趋势不光是在疫情以后发生的。目前这一波全球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冷战后，其特点之一是每个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程度不一样，导致一些国家对全球化不满。这种反全球化的力量在一些国家非常强大，甚至可与全球化力量相匹敌，近些年已经导致了全球化在北美和欧洲的倒退趋势。目前的疫情危机出现在两股力量激烈博弈之时。在最需要全球化解决方案的时候，面对的是反全球化的挑战和全球化的倒退。这个时候就呼唤领袖，需要有远见的大国承担政治领袖的责任。二战以后，美国在历次国际危机当中曾经承担过大国领袖领导责任，但是最近这些年在推卸责任，不断退群。在最需要国际领袖的时候，世界面对的是领袖的缺位。3月27日，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话，强调两国要排除干扰，加强抗疫国际合作。歧视解决不了问题，因为病毒无国界，它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它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富人还是穷人，黄种人还是白种人，这种时候政治领袖的重要作用表现了出来。但是中美以及世界各国目前仍然存在对全球化的不同认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国应对疫情的方式。中美对全球化的理解不完全一样：美国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强调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私有化和市场化；中国的全球化强调政治的多极化、经济的跨国化、文化的多样化。有人认为这是两种政治制度的竞争，我认为这是一种治理方式和文化的差异。治理方式多样化和文化的多元化很重要。这些不同是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文化造成的。重要的是应对危机的效率和结果。要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历史和生活方式，各个国家的领导人要互相交流信息，形成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的各种双边、多边协调和沟通机制很重要。中美两个大国更应该相互沟通，相互尊重，相互支援。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大国领袖一定要从人类命运与共这个角度，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仅仅从本国利益、独善其身的角度，不可能找到解决全球化中出现问题的方案。其次，疫情之下大国开始重新认识共同利益。传统上的国家安全是军事安全，往往是零和游戏。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增长给本国带来了安全感，但是给其他国家带来了不安全感。美国之前的国家安全观强调的是军事安全，认为大国关系是零和游戏。此次疫情危机出现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大国关系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根本不是零和游戏，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都与其他国家的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能通过零和游戏的方式解决。过去我们说“安全两难”，指的是“我的安全就是你的不安全”，现在是你的不安全就是我的不安全，只有你安全了我才能安全。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包括气候变化、跨国犯罪、核武器扩散等，这些各国必须面对的现实安全问题，基本都是以非传统安全形式存在的。疫情使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其实有很多“非零和”的安全问题，这些问题必须要通过全球合作才能加以解决。疫情暴发之初，很多人站在旁观者角度用反全球化的方式对待疫情，但最终砸了自己的脚。这次疫情对全球各国的冲击，比“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甚至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影响都要大，只有从全球化的角度合作来找到解决方案。我现在很担心的是，美国在疫情开始之前就形成了一种“脱钩”理论，主张与中国脱离接触，要对在全球化过程中根据比较优势最优化组合形成的全球价值链进行人为重组，这种人为重组使得世界经济恢复的成本非常高。虽然这样有些国家可能会感觉安全一些，但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做到所谓的完全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疫情后会出现一些全球调整，这可以理解，但要人为重组全球价值链极不理性，这就要求大国领导人要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寻求解决问题的合作方式。虽然中国的疫情目前得到控制，经济开始恢复，但是如果其他国家疫情不解决，经济不恢复，中国的疫情不可能完全控制，经济也不可能完全恢复。反之亦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最后，大国一定要发挥领导作用。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目前全球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不足。像疫苗研发，各个国家几乎都是关起门来自己搞疫苗，像是国力竞争一样。大国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这不光是大国之间的问题，更直接关系到中小国家。中国目前基本控制住了疫情，我想美国动员起来以后，很快也能控制住疫情，但最害怕的是疫情在非洲等欠发达地区蔓延。目前，我对美国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比较失望。二战以来，美国能在全球得到认可，不光是经济和军事实力强大，也是因为在历次危机中提供了很多公共产品，但是这次没有，因为美国仍在“美国优先论”和单边主义影响下。中国在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多，展示大国风范、大国风度。近期，中国捐赠给美国纽约州1000台呼吸机，美国人民很感谢，中国有能力向更多处在灾难中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美国在这方面做得有问题。中国也有自己的困难，但是作为大国可以通过各种双边尤其是多边机制合作，如G20、联合国以及各种功能性组织等，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当前，美国遇到了很大挑战，但是我认为美国不会很快沉沦下去。有个词叫“wake up call”，重新唤醒，美国一开始反应慢，但是它的动员和纠错能力很强。我认为，这完全不是一个制度竞争的问题，而是治理能力的竞争。近些年美国治理能力弱化了，冷战结束后，美国过得太舒服了，这次疫情给美国敲了一次警钟。美国会犯很多错误，但是它终究会纠正自己的错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文化历史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美国不会照抄中国的作业，中国也不会走美国的道路。中美之间一定要加强合作，加强理解，共同对抗全人类的共同敌人，通过共同合作来造福世界和人类，包括进一步促进全球化发展。近日，中国有100名学者发表联名倡议，美国也有近百名学者高官联合呼吁放下成见，加强合作，携手抗击疫情。这两件事事先没有任何协调，是一种偶然巧合，这说明两边的有识之士都意识到要真心诚意地加强合作，因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没有输者，大家都是赢家，任何一国做得好都不仅是对自己有益，对其他国家也有益处，相互指责没有任何意义。我个人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说的这句话：“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两国一定要有正常的平等心态来相互合作，合作不排斥竞争，竞争和斗争是两回事，竞争不是把哪一方打败，而是通过一种良性向上的互动来增进共同福祉。文章选自光明日报，2020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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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穗生：新冷战思维在美或成政策现实令各界担忧2019年8月27日
■ 赵穗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职正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 近期以来，由美国前政要、学者、商界人士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致总统特朗普及国会联名公开信引起美国各界持续关注与讨论。公开信以"中国不是敌人"为题。据报道，截至8月5日，联署人数已从最初发表时的100名上升至187名。 公开信指出敌视中国对美国无益，这种做法或将孤立美国。该信强调，所谓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的恐惧被夸大了，中国参与并维护国际体系以及携手各方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至关重要。 这封公开信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傅泰林、前美驻华大使芮效俭、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文、美国务院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和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傅高义执笔。 日前，在公开信上联合署名的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中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赵穗生就相关话题接受了本网独家专访。中宏网记者：这封公开信以"中国不是敌人"为题，作为联合署名作者之一，您能否介绍一下这次联署行动的背景情况？赵穗生：以今年二月份出现的美国亚洲协会和圣地亚哥我的导师等人所写的《改变路径》研究报告为代表，对于特朗普政府毫无章法的对华政策提出批评，同时，也提出一系列相对理性，又有既定政策目标途径的政策建议。 在此政策建议之后，有一些对华政策持更加温和态度的学者，也就是这次公开信的发起者，包括史文、美国前代理助理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倪云裳、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等，其实也酝酿了很长时间。今年一月份在卡特中心开四十周年会时，他们已经在谈这个问题，我也跟他们有些交流。大家都对中美关系可能出现所谓脱钩，包括在人文交流各方面脱离接触，尤其是美方的直接打压，大家都非常担心。在此背景之下，七月份就出现了百人签名的公开信，更进一步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提出批评，而且提出新的政策方向。中宏网记者：G20峰会后，国际社会寄望中美关系回归理性轨道，但是，近期美方又故伎重演，单方面提出加征关税主张，严重背离中美元首共识，您对此怎么看？赵穗生：特朗普的极限施压尤其是在没事先跟中国方面沟通的情况下，在第12轮谈判刚刚结束，就单方面提出对3000亿中国出美产品征收10%的关税，导致中国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之下，中美贸易谈判面临走向破裂边缘的危险，中美贸易战正走向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 这样一个现状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为什么说是一种很必然的结果？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背景，是中美两国关系发展到目前阶段必然产生的一个现象。 这个大背景就是中美关系经过40年起起伏伏之后，在最近这些年出现非常多积累的问题。这些问题使中美关系逐渐走向全面的对抗和一种对峙的局面。这种对抗和对峙已经不仅仅是在某一个政策层面，也不是在某一个具体议题上，而是在一些新的方面，因为中美关系出现一些新变化。8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美百名学者联合署名公开信有关报道。中宏网记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关系无疑是其中关键一环。您对经历40年起起伏伏之后的中美关系，尤其是去年以来中美贸易对峙日益加剧等新形势如何研判？赵穗生：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中美关系出现这种僵持，不是某一个具体事件所导致，比如贸易逆差，或者南海问题、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等等，它是以往很多年中美关系问题积累的爆发。 这种积累的爆发产生一种危机，不仅仅是一种危机管理的模式，具体到谈判层面上能够很快找到解决方法，它所有的问题都是相互牵连，跟第二个变化连在一起，也就是说，中美之间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不是个别议题、个别政策上的问题，而是几乎所有问题都连在一起，贸易、经济、外交、地缘政治，台湾问题、新疆所谓人权问题等各个方面连在一起。导致不可能用某一个议题的解决来将这样相互联系在一起的累积问题有一个彻底的解决。 第三，就是美国国内和中国国内的可能都呈现一种趋势，对于相互之间利益的冲突大家越来越看到，对于双方的合作或者是共同利益的问题越来越悲观，尤其在美国，零和游戏的思维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两国都出现这种声音，尤其在美国，这种鹰派日益占据主导地位，而强调合作强调共赢的鸽派的声音越来越微弱。 即使鸽派有声音，比如说7月份的这份公开信，基本也处于守势。他们认为，尽管有这么多挑战，尽管中美之间需要合作，但是，这些问题的积累必须面对。对于中国的很多变化，他们基本上不同意特朗普的这些做法，但是，对于问题本身并没有回避。某种程度上，在美国国内业已形成共识，对中国需要更加强硬的方式，但是究竟怎么强硬，看法不一。 第四，在这样一种贸易战的背景下，这种逆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出现相互之间可以各自建立自己主导的一些经济或者政治上的一些中心。所谓新冷战，两极世界所谓的脱钩一类政策。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可思议的政策，居然在很大程度变成一种政策的现实，尤其是在美国这方面成为政策上现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第五，中美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不仅仅是在政策层面，而是国力的较量。从美国来看，他们认为中国这些年的崛起，中国国力的发展，不论是经济力量还是军事力量的发展，对美国的霸权，对美国的利益产生了直接的威胁，所以，他们对中国是要把这种威胁消除，而不仅仅是在某一个政策层面上跟中国有分歧而要改变中国的政策。文章选自中宏网，2019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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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穗生：特朗普面临选举，重压之下何去何从2019年6月11日
赵穗生，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克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职正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认为，特朗普在缩小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时，同时却在扩大与其他国家的逆差近日，中国教育部发布2019年第1号留学预警，提醒中国赴美留学生警惕学业受到影响，前段时间美国政府更是取消了许多中国学者的十年美国签证。由此窥见，中美之间的博弈与猜忌渐渐扩大，由于近期以来第十一轮经贸谈判受挫，外界对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走向都相对悲观。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穗生近期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中美之间都承担不小压力，很多驻中国的跨国企业在局势未明之前已经纷纷采取行动，特朗普面临的最大压力则是选举，他在重压之下让步的可能相对较大，但取决于中方提供什么样的台阶。如果中美贸易战开启持久战模式，中国的体制更有优势。外媒：特朗普的不确定性是中美谈判之间的最大变数，这一点是各界的共识，但同时是不是可以说，特朗普的唯一确定性因素是他会坚持不让步？赵穗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他需要给选民一个交代。按特朗普的说法就是，美国需要做出短期牺牲，换来长期的好结果。这一点我个人认为，还是为美国大多数群众所接受的。很多人也认为，特朗普对中国提的一些要求有道理，比如知识产权问题，很多美国企业在中国进行生产的时候也会担心技术随时被中国拿走，所以他们也相信长期是一件好事情。但问题在于这个“长期”要等多久，因为25%的关税对于很多企业来说，要撑过一年都很难。外媒：这可以理解为特朗普版的“共克时艰”，但关键在于美国民众能够承受多长的期限。赵穗生：以我所在的州举例，负责出口猪肉、牛肉的企业虽然在贸易战中损失很大，但这些企业仍然支持特朗普，如果能够在一定时间内达成协议，他们做出牺牲还是可以的。其实这部分出口虽然数量不小，但是占美国整个的出口市场比例不大，并且企业还可以开辟其他国家的市场。中国在整个基础产业链上有劳动力优势，但是美国现在正在慢慢掐断整个产业链，并且可能性非常大。刚才提到的滑雪手套制造厂，负责人曾告诉我，他们已经做好了中美贸易冲突加剧的打算，所以他们之前就在越南开了一家工厂，在欧洲也开了一家，逐渐把生产往越南转移。实际上，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特朗普在减少与中国的贸易赤字时，同时却在增加与其他国家的赤字，总体上没有太大区别，但是对中国的打击就大了。这些工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就业，不过，即使没有贸易战，这些企业也会慢慢转移出中国，因为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已经逐渐接近企业难以承受的地步，但是越南、墨西哥、南美和非洲和这些国家劳动力成本要低得多。外媒：产业链转移并不是某个国单方面可以操纵的，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使得各方利益深度交叉，另外中国的硬件基础设施以及人工的教育水平都不是朝夕之间可以被代替。但美国决策圈中鼓动中美脱钩的势力越来越大，美国真的能完全做到与中国脱钩吗？赵穗生：不可能完全脱钩，但美国可以渐渐展开行动。刚提到的越南这些国家，也在想办法吸引产业的转移，抓住这一波发展机遇，所以他们也在逐渐打造相关基础设施，中国当年也是从这个阶段慢慢过来，不能说中国人能做到，其他国家做不到。中国现在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产业链体系，生产也达到了一定规模，其他地区和国家也可以做到，但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几个月就能完成。最近，上海美国商会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在特朗普的关税压力下，前几个月还有很多人认为可以企业可以撑一段时间，而自从5月份特朗普决定将关税上调至25%之后，70%的产业都预计要从上海转移到越南这些国家去。美国商会的人认为，在中国本来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再加上25%的关税，已经难以为继。但是又不能立马就把产业转移出去，所以就出现了慢慢转移出去的倾向。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自己慢慢建立一条产业链。外媒：如果特朗普的决心不能维持超过几个月的话，这些企业是不是就不用面对这样的选择？赵穗生：现在很难预测，如果特朗普能够让中国做出让步，在未来几个月内达成协议的话，是双赢，对企业有利、对中国有利、对特朗普本人也有利。但是谁也不敢做这样的预测，尤其是特朗普突然变卦之后，未来局势的不确定性更大了。不管怎么说，中国会受到损失，但是这个损失不会是致命的，中国曾经承受过更大的损失，都挺过来了。所以，我觉得中国这次也可以挺过来，而且中国所遭受的损失不会让外界了解清楚，美国人不会清楚，中国的老百姓也不会清楚。所以中国最后也可以宣布打赢了贸易战，特朗普也可以宣布他赢了，其实特朗普是因为撑不下去才说打赢了，而中国是“打掉牙往肚子里咽”，然后说自己赢了。外媒：有一种分析认为，为了使得中美协议更好地服务于特朗普赢得大选的目标，对特朗普来说，晚一点达成协议可能时机更好一些。赵穗生：我觉得特朗普现在就很需要协议，等不了那么久。虽然特朗普一直在吹嘘自己的政绩，但其实已经乏善可陈，没有实际的成绩拿出来。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进程显然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在伊朗问题上，美国也没有取得实际进展；委内瑞拉局势上，美国本来可以轻而易举拿下，但现在看起来也遥遥无期。所以，特朗普拿不出像样的成绩，他急需在中国方面有所突破，这对他很重要。但目前看来，双方都拿出了打持久战的架势，不会轻易做出妥协。至于特朗普一直引以为傲的美国经济，在我看来底气并不足。因为到今年为止，美国已经经历了经济增长的最长周期，11年了，历史上没有过，这意味着，即使没有贸易战，美国也已经要步入下一个周期了。我预计这个周期已经开始，但还没有明显表现出来，但下个季度的GDP增长预期已经被调低了，如果下季度从2%的预期降到1%，再下一步就有可能衰退，也就是负增长，这一点完全有可能。现在的通货膨胀还没有达到2%，美联储定的标准，但贸易战肯定影响了通货膨胀，产生了财政赤字。加关税的正面效应完全被财政赤字的负面效应抵消。特朗普宣称加税是由中国买单，但其实是美国消费者买单，尤其是中低层的消费者，加税带来的好处其实是被本身收入就高的公司老总获得了。民众为贸易战下的消费品买单，价格调高同时对通货膨胀施加压力。如果危机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出现，产生滞胀（stagnation）就更可怕了，也就是经济增长减慢，但通货膨胀没有变化。现在通货膨胀还在可控范围内，但是我对未来的变化并不乐观，很多美国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历史上连续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本身就不可持续，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根据各种数据以及美国的前后政策，我直观觉得美国经济会出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并不仅仅是因为贸易战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有多大，而是美国经济本身的问题，再加上体制因素以及政客的选举压力，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客观来讲，贸易战对美国的压力确实比中国大。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中国的体制优势在就体现出来了，中国有能力和美国打持久战，但美国不行，美国总统要面临选举压力，最长在任时间也就两届，中国则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特朗普现在就要担心，如何度过今年年底，要看今年下半年，民主党初选选出谁，如果拜登（Joseph Biden）获胜,与特朗普也是旗鼓相当，现在特朗普的民调就低于他，就连桑德斯（Bernard Sanders）都超过他了，所以特朗普很悬。我并不看好特朗普，从一开始就不看好他。特朗普现在承担的压力，中国政府都没有，所以即使中国遭受的损失大于美国，中国老百姓不会知道，或者说知道得很少，中国国内对媒体的管制也是空前严格。有些中国媒体甚至黑白颠倒，说是美国人把150页的协议改成了105页，可见中国民众接触的信息太少，舆论完全可以被控制住，中国还可以动员爱国情绪，用“不接受不平等条约”稳住民众。而美国媒体对特朗普并不友好，此外，他还面临很多问题，几近于四面楚歌。家族税务问题被调查，步步被紧逼。他现在唯一能拿出来的一件事就是对美国经济复苏有很大作用的基础设施建设，他以此为赌注，与民主党博弈。早些时候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到白宫和特朗普谈，一分钟不到双方就炸了，特朗普真的是四面楚歌，他现在正拿所有东西作为赌注，拿美国的国运做赌注，我感觉他正把美国推向悬崖。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打得过中国？中国肯定挺得住，尽管中国损失比美国大很多，但大部分中国民众未必会有切身的感知。文章选自国际关系通讯，2019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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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穗生：川普执政下中美不会成为敌人 也不会进入冷战2019年3月4日
赵穗生，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克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职正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暨美中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赵穗生表示，美国现在对于大陆的态度是，“我了解不了解不重要，我是要跟你竞争”；至于中美之间是否已进入新冷战，以及双方是否为敌人，赵穗生则说，在美国总统川普执政时期的中美不可能成为敌人，也不会进入冷战。 由中国时报与全球运筹与战略中心主办，台湾公益研究会与夏荆山文化艺术基金会协办的“时事论坛：中美贸易战对台湾的影响”28日在台北举行。中国时报社长王丰、中国文化大学全球运筹与战略中心主任暨教授、全球两岸社会企业家学院院长赵忠杰均与会参与。 赵穗生表示，从历史来看，大陆与美国建交时有三个因素去驱动的，分别为地缘政治、经济上的因素与改变大陆。地缘政治上而言，美国起码达到对抗前苏联的目标，但经济上与意识形态上都没有达到。美方的想法是，想要改变大陆、改变地缘政治，最后创造一个大市场，大陆在意识形态上相近后不会与美方发生冲突；而陆方想利用美国的资金与市场达到富国强兵，将经济发展起来。 “但是美国很失望，中国这些年没有按照美国的这套思路改变，又很强调中国道路”，赵穗生如此表示。他说，大陆是威权体制加上半自由市场，这种发展在东方国家一定程度上相对成功，大陆的两位数经济发展证明这对它本身是适用的。然而，美国过去推广它的自由民主，但在推广过程中却又失败，用军事手段推广民主反而又引起混乱，其中美方又付出很大的国力与资源；而美国内则怨声载道，这让美国开始不当世界警察，认为管好自己就好。 赵穗生表示，所谓的中国模式让中国发展起来，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又让西方这些年出现很多问题。现在美国开始认为，不要改变大陆了，因为也改变不了，现在则是要跟大陆竞争，竞争经济利益与战略利益。过去想要改变大陆，给予大陆很多优惠；但美国骨子有竞争，川普能够选上总统也反映了美国民意：即美国要与中国竞争，美方不要去引导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了，要重新美国优先、美国第一。 赵穗生表示，美国与大陆现在是完全竞争，尤其在川普执政下是经济上的竞争。然而竞争下去是否中美冷战已经开始？赵穗生则说，中美之间不可能是天然的伙伴关系，更不可能是天然的盟友，但是中美之间不一定要成为敌人。在川普时期也不可能成为敌人，因为他是位商人，没有全面的战略头脑，他是一位交易型的领袖，他只要能够找到能做成交易的事情就会满意。文章选自中时电子报，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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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穗生：当下中美关系正经历又一个“生死存亡的坎”2018年7月11日
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反思在中美贸易战开打，市场一片哀鸿遍野的当下，反思中美关系变得愈发重要。中美是怎样从贸易伙伴变成竞争对手的？在过去40年中，美国究竟是如何看待中国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还站得住脚吗？本文整理了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职正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近日在全球化智库（CCG）会议上的讲座的内容，回顾中美接触40年的演变，反思当下中美关系的转变。一、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变化的时间结点 赵穗生教授在美国生活了33年，在中国生活了31年，是中美关系着40年变化的见证人。在他看来，这40年间，中美关系从战略伙伴变成战略竞争对手主要经过了下面几个时间结点： 首先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美国当时开始决定接触中国的目标除了战略调整，联中抗苏之外，更重要的是想要改变中国，让中国实现现代化，而当时的中国也想要改变自己，赵穗生将这种现象概括为中美之间的“理想主义共识”。然而，赵穗生指出，两国之间的共识实际上是存在偏差的。美方的预期是中国在进入现代化社会后，能实现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以此来达到价值观念上的共识。而中方的计划是早日走出文革阴影，将一个落后的、受屈辱的国家变成富国强兵的现代化国家，而不是美国人期待的自由民主。 虽然意识到这种共识存在偏差，但是有一部分的美国学者还是保持乐观态度，认为中国终究会改变的，接触政策要继续坚持。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WTO，美国之所以支持尚未实现市场化的中国以低条件入世，是希望中国能购买自由贸易的原则，逐步朝自己预估的现代化方向发展。 这套逻辑一直支撑着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直到冷战结束后相当一段时间，美国相对低位的衰落使得错位的共识终于开始破裂，美国对中态度由友好逐步转变为竞争。赵穗生认为，中美双方都对错位共识的破裂负有责任。 从美国方面来看，9.11事件把美国人从冷战胜利的狂喜中拽出来。美国过分掏空自己的资源，插手他国政治，发动战争，搞单边主义，无视他国国情强行推行民主，结果给自己和全世界的秩序造成混乱。9.11事件的发生预示着美国丧失了自己的道德制高点，没有了改变中国的道德制高点。 从中国方面来看，9.11和08、09年的金融危机让美国人在中国心中的形象出现崩塌，中国变得信心满满，敢于挑战美国，用中国模式来和美国的价值观相抗衡。中方思想上的转变让美国开始怀疑接触政策，转而用强硬的态度对待中国。二、特朗普时期接触政策的反思：做得多，做得少 自从中国开始挑战美国之后，美国人开始认为自己受骗了。美国反华学者白邦瑞在2015年出版的《百年马拉松》中认为，中国有秘密战略来取代美国，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会取代美国。中国人会《孙子兵法》，还会下围棋，这一类战略术数将帮助他们在美国不自觉的情形下实现“自我包围”。 对于接触政策的反思，究竟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呢？赵穗生的回答是：说得多，做得少。他以特朗普上台一年多的所作所为为例。特朗普在上台之前猛烈抨击中国，上台后先和蔡英文通电话，让中美关系顿时僵化。二月份和习近平通电话时，声称自己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四月份两人见面，又一副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的态度。对待台湾问题如此，对待贸易问题也是如此。“中国几个小公司要并购美国的公司，特朗普不同意并购，但是来中国访问一次，吃了烤鸭舌头马上变了，说可以并购。来之前信誓旦旦说3000多亿贸易逆差一定要解决，结果一到北京就变了说辞，将贸易逆差的责任从中国领带人转移到自己的前任身上。”赵穗生说。然而访问过后，特朗普再次改主意，不承认美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诸如此类，都说明特朗普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出尔反尔，反反复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法。三、坚持接触政策的必要性 一种系统性的贬斥取代了反思——在“修昔底德陷阱”思潮上升和美国相对低位的衰落下，美国政界及学界对接触政策批判的声音日益高涨。基于对此类声音的驳斥，赵穗生给出了四点理由： 第一，接触政策中国受益很多，美国也受益很多。金融危机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了30%，对美国的经济增长也起到了支撑作用。即使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当时中美建交的时候，美国处于一种滞胀状态，就是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并存，中国的廉价产品、廉价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美国走出滞涨。这些年中国是美国对外贸易增长最快的一个国家，也是作为单一国家对美国就业支撑最多的一个国家。所以如果打贸易战的话，美国绝对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第二，美国要想在亚太地区继续存在，就必须跟中国合作。因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十年以前绝大多数的东亚国家和美国的贸易额都超过这些国家贸易额的50%，现在只有20%左右，而中国和这些国家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50%。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想在亚太地区存在，跟亚太地区国家保持好的关系就必须和中国接触。 第三，接触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中美之间的对抗，对于中国的发展有利，对于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也非常重要。 最后，美国并没有放弃接触政策，而是转型了。过去的接触政策是要改变中国，现在是不求改变中国，只求维护美国的利益。也就是说过去的接触政策强调是用合作来定义竞争，而现在的接触政策是用竞争来定义合作。文章选自搜狐网，2018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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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穗生：中美规避战略误判之道2018年6月28日
赵穗生，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克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职正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观点摘要现在特朗普完全放弃了美国的价值观念，成为自由主义本身的一个挑战者，甚至可以说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自由主义理念、美国的人权价值观念的一个最大挑战者。对华接触政策在美倍受指责？赵穗生指出，今年美国政界、学界总结对华政策效果时，对接触政策的指责日益增加，一些人甚至认为对华接触政策为美国制造了一个竞争对手，并未达到美国的战略目的。对此，赵穗生首先系统回顾了美国对华接触政策40多年的演变史，并指出，中美当初达成合作共识，事实上是一种“错位共识”。因为美国想把中国变成一个像它一样的西方式的民主社会，而中国现代化的目的只是要富国强兵。在这样一种错位的共识下，中美之间的接触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很成功，美国认为中国正按照它想要的方向变化着。冷战结束后，中国按照邓小平的指引，韬光养晦，不出头，不搞对抗，加强合作。这又给在美国支持接触政策的人找到了根据，认为只要保持耐心，中国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一定会导致政治上的自由化和民主化。“然而，如今美国责备中国，说中国变了；中国责备美国，说美国遏制中国。”赵穗生认为，“美国逐渐认识到中国不接受它的一些理念，而它也没有能力改变中国。”分水岭就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赵穗生指出，金融危机对美国伤害很大，中国却从中很快走出来。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学者都对于中国发展道路越来越坚定信念。中国声音、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等对美国主导地位的挑战越来越强。所以，美国开始担心中国是不是要建立一套自己主导的国际秩序，替代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特朗普欲颠覆对华接触政策？ “这种背景之下，中美两国一个越来越没有信心，没有安全感；另一个则变得越来越自信，错位共识消失了。”赵穗生指出，因此接触政策受到了很大挑战。美国开始反思并认为接触政策难以为继，美国要改变战略，对中国实行强硬政策，并且主要集中在对华采取强硬的经济政策。 “特朗普上台后，其实还是继续停留在对华政策的上下、左右摇摆的周期。”赵穗生认为，特朗普他所关注的跟中国接触的问题中只有两个：朝鲜和贸易问题。他的问题点很集中，而这些贸易摩擦并不完全只针对中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不认为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产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赵穗生指出，美国把很多经济上的问题归结为政治上的问题。在安全问题上，一些学者认为中美之间产生修昔底德陷阱，可能会因为相互之间的恐惧而产生冲突和战争。中美关系一直是上上下下。一个新的总统要批评他的前任，所以会采取强硬政策，一段时间后会发觉中美关系很重要，开始软下来；然后一段时间发现新的矛盾和问题，又开始强硬起来。赵穗生强调，“特朗普并没有走出这样一种周期。” 对华接触政策呈强硬转型之势？ “十年以前绝大多数的东亚国家和美国的贸易额都超过这些国家贸易额的50%，现在只有20%左右，而中国和这些国家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50%。”赵穗生表示，“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想跟亚太地区国家保持好的关系就必须和中国接触。”并强调，尽管有这么多批评，但是美国没有办法放弃对华接触政策，主要原因有，接触政策中国受益很多，美国也受益很多；美国要想在亚太地区继续存在，就必须跟中国合作；接触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中美对抗，对于中国发展有利，对于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也非常重要。 “过去的接触政策是要改变中国，现在是不求改变中国，只求维护美国的利益。”在赵穗生看来，美国对华接触政策不会被放弃，却正在发生转型。“也就是说过去的接触政策强调是用合作来定义竞争，而现在的接触政策是用竞争来定义合作。” 对中美双方而言，如何规避战略误判，准确把握对方核心利益诉求，寻求新时代合作共赢之道或许是将这种曲折中走过近40年的中美接触政策进行到底的唯一正确出路。正如在此前的有关演讲中，赵穗生曾指出，美舆论认为中国要和美国竞争，重新塑造国际秩序的美式“担心”并不客观。寻求中美战略误判规避之道 “我觉得中国目前要做的事情并不是要取代美国，”赵穗生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中国现在还没有能够取代美国的硬实力。第二是中国软实力现在也还没有达到这样一个程度。第三，中国还是现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 “由于这三方面的原因，中国尽管对现存的国际秩序有不满，认为是在一定程度上不公正不合理，但是中国现在还没有条件替代美国在亚太地区或在全世界独自塑造国际秩序。”赵穗生认为，“多年来，中国被很多国家说为是一个搭便车者，中国现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求改革现存国际秩序，而不是要重新塑造国际秩序。” 赵穗生强调，如此中美两国之间就有相当大的合作空间和谈判空间，如果美国能够和中国谈判，让中国有更多发言权，美国让渡一些霸权，这两个国家就可以联手共同塑造现存国际秩序。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中国也应该明确向美国或者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是现存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因为中国仍然是受益者，中国要改革的是国际秩序当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或者激进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权。这是中美之间全球博弈的焦点。文章选自中宏网，2018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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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穗生：强起来的中国如何与美国共处？2017年11月27日
赵穗生，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克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职正教授中国是一个亚太大国，也是一个崛起的大国，所以要有全球布局，这里边牵涉的不光是地缘问题，也包括如何界定国家利益的问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其亚洲政策基本围绕朝鲜问题展开。这次亚洲之行则给了他一次全面审视亚洲的机会。他能意识到，亚洲议题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各国的关注点也大不相同。尤其是他所关注的朝鲜议题——当然这个问题很重要，但亚洲国家关注的很多问题是远远超过该议题的。 说到亚洲目前最主要的关切，在我看来，一个是地区的稳定和持续发展，一个是中国的崛起。中共十九大以后，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来的这些富有战略性的愿景，对周边国家乃至更远地区的影响同样深远。另外，特朗普此次12天的亚洲之行不但包括像中国、日本、韩国等牵涉到热点议题的国家，也包括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东亚峰会，这些会议同样也会反映亚洲的关切。 “只要踏上中国，就能感受到重要性” 目前特朗普没有明确的亚洲政策，所以这次访问对于他重新思考亚洲政策，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与此同时，美国国内议题正让他焦头烂额，无论是“通俄门”事件、税改问题、明年的中期选举，以及党内外的矛盾、政府内部的协调，都会在他的亚洲行中不断干扰他。但或许正因如此，他亦可以转移国内的注意力到外交方面，所以不排除会有很多作秀成分。 但对中国来讲，只要特朗普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会感受到中国的重要性，中国的复杂性，中国的活力，跟中国打交道的必要性。特朗普上台的时候，大家一度觉得中美关系会出现很多龃龉，但在海湖庄园实现元首会晤后，似乎立刻就把很多矛盾冲淡了。一年来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话有9次，这种高频率的私人交流，对于很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很好的渠道。 从这次访问结果来看，总体显示出中国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发展对美关系，并愈发占有主导性。这次中方给足了特朗普面子，但其实并没有给出里子，也就是说没有做出实质性让步。美国主流媒体则对特朗普持有批评意见，认为他没有从中国拿到什么实质的东西。这也说明他的访问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充分，都是临时根据访问情况发表讲话，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地考虑。美国媒体认为他这些即兴发言令美国失去了与中国进行有效沟通的机会。 对于特朗普此前关注的两个问题——朝核与经贸，我认为通过一次访问很难达到彻底解决。但是，通过跟各国高层面对面的交流，他会更理性地思考这些问题，也会把这些问题提到最高层次上加以全面考虑，然后在政策层面上反映出来。 谈到对华决策，特朗普目前的策略没有一条主线，而是变化不断。虽然奥巴马时候也有变化，但起码还有一条比较重要的主线，就是合作和冲突并存，以合作来避免冲突。特朗普似乎没有搞清楚什么是冲突，什么是合作，他只强调依靠所谓的结果导向来解决问题。我认为他也不会提出所谓的概念或者口号，因为他根本不具备这种意识，所有的事务对他而言都是“结果导向”的，在他看来问题解决了，这个框架就建立起来了。但对中国人来说，可能更习惯于先有框架、先有原则问题，再具体解决问题。对特朗普来讲，他要拿出的是能够让选民下一次投票给他的成果，比如让美国牛肉出口到中国，这样养牛户们就会投他一票。 特朗普在日本提到的“自由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被外界关注，甚至有声音认为这个会不会替代过去的“亚太再平衡”。但事实上，“印太”这个概念早在奥巴马时期就有人提出。在亚太地区，最大两个崛起国就是中国和印度，而随着印度东进、俄罗斯西进，主要国家在亚太和印度洋地区的利益是相互交织的。 由于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大国是中国，所以很多概念被视作是为了针对中国崛起而提出的。但我认为，不能狭义地去认为这个战略就是为了扼制中国，因为这里面同样包括怎么跟中国和平相处。虽然它有防范中国的一面，但也有如何同中国合作的一面。 另一个备受关注的是贸易问题，因为该议题是特朗普竞选时最重要的竞选纲领之一，他也将对华贸易问题当做其对华政策的重点。但是，特朗普目前的对华贸易政策似乎是建立在一种扭曲的、简单化的理解之上的。他只强调所谓的贸易逆差问题，但这个逆差是怎么形成的，结构是怎样的，所引发的结果是什么，似乎都忽略掉了。这种情况下，他谈到贸易问题时，仅仅谈的是中美贸易中很表层的一面。加上，特朗普是很容易受到他人影响的人，因为他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较缺乏。所以，我们也应当关注白宫究竟哪些人可以影响到他。 这次签署了空前的经贸大单，但其实其中很多是备忘录（MOU）的形式，未来的进展还需要观望。特朗普回国以后，同样可能会遭遇对华关系的反弹，比如国会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调查，所以也可能会变脸。因为他的很多出访观点并没有完全反应美国政府机构的意见，中方对此也要有充分的认识。 至于朝核问题，我觉得目前的解决方案近乎于零。现在朝鲜方面可以说是软硬不吃，美国这么多年以来的政策也毫无成效。现在所谓用制裁的方法打压，但这一定需要中国的配合。此外，特朗普在朝核问题上的表态总是前后矛盾，一会儿说要“摧毁朝鲜”，一会儿又说可以上谈判桌，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新的东西提出来。 “中国的责任、担当应与国力相匹配” 今年10月以来，我接受很多美国媒体的采访，他们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是：美国人为什么要关注中共十九大？我告诉他们，中国崛起以后，其内政已经不仅是单纯一个国家的内政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权力分配，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会给全世界都带来影响。现在所谓的中国模式是跟美国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这种道路上的竞争或许成为未来的亮点。 中共十九大的报告明确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此前中国领导人也多次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这个方向是对的，中国打开这个门就不可能关上。 在我看来，中国强起来的实际表现恰恰在外交方面。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你要有底气，也要有资源，才能负责任，才可以敢担当。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将来必然会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负起更多的领导作用。但你的国际责任与担当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和国力相匹配，不能超越国力。 这意味着，中国要选择性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不能犯美国曾经犯过的错误。美国作为一个“世界警察”，为世界做出很多贡献，但也把自己掏空了。中国现在还没有到这种程度。而且，正因为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受益者，所以更要反哺国际社会，在承担国际责任的同时，也要在道义上站得住脚，即对于大国小国要公平对待，而不是追求扩张。 特朗普上台以后，瓦解了美国此前建立的种种国际秩序，包括他所谈的“美国第一”、退出“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TPP）、代表美国退出《全球气候协议》、要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等。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确应当扛起一部分大旗。美国利用自己的霸权地位做的一些有损于很多国家的事情，中国要和美国一道来纠正这些事情。比如反恐领域，美国自伊拉克战争以来越反越恐，中美之间在这方面有很多共同利益，因为中国也有恐怖主义的担忧。而在难民救济的问题上，中国同样可以发挥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之初是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的，换言之，中国并没有直接参与二战以后国际秩序的建立。因此，当许多国际秩序和规则被制定的时候，中国并不在桌子上，没能参与进来，中国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充分反映出来。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全球的配比都发生了变化。然而，中国在国际秩序中发出的声音没有相应的跟着变化。所以，中国应当要求发出更多声音，包括提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贸易组织以及国际安全机构中的代表权，目前的代表权没能充分反映出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但这种地位的上升并不意味着要改变游戏规则本身。 现在的游戏规则，其基本着眼点是依据两个原则界定的，一个是所谓的全球化原则；第二个是传统的主权国家原则。主权国家仍是国际秩序当中最基本的单位，但这种主权又要受到一定限制，包括关税壁垒的减少、贸易自由化等等。以上两个原则所界定的共同秩序，是中国可以接受的。所以我一直说，中国在国际秩序中要改变的不是游戏规则，而是制定规则中的地位。它的地位应该和中国上升的大国地位相匹配。 放眼未来的国际格局，一种可能性是中国超越美国，即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这个可能性完全存在。但是，即使作为最大经济体，中国也不可能短时间内在国际影响力上超越美国。第二种可能性是，中国仍然不能超越美国，在相当一段时间要屈居老二地位，或者说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仍会主导中美关系的走向。 中国是一个亚太大国，也是一个崛起的大国，所以要有全球布局，这里边牵涉的不光是地缘问题，也包括如何界定国家利益的问题。中国现在所要追求的利益首先是在国内发展，也就是中国很多年来坚持的“中国国内本身的发展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此外，也应该聪明合理地运用中国发展起来的能力维护自身在地区和全球的利益，同时又要承担作为一个崛起中大国所要承担的责任。我想，这应当成为中国未来外交战略的主线。文章选自凤凰周刊，2017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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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穗生：中共十九大是继往开来的盛会2017年10月27日
赵穗生，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克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职正教授 中共十九大成为美国媒体、智库学者以及在美华人华侨当下讨论的“热词”。的确，中共十九大不仅对中国是大事，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就此本报记者专访了美国丹佛大学美中合作中心主任、《当代中国》主编赵穗生教授。中国五年来成就斐然 作为研究国际问题的知名学者，赵穗生近年来频繁往返中美两国从事学术交流。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在过去的五年中从过去的高速增长逐渐转入中速增长。近几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6%～7%的增速，实现了稳定增长的目标。中国政府针对具体经济问题采取了行之有效的调整措施，包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过去以投资和出口带动转向以内需带动经济增长，保持了经济相对平衡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创造经济发展新的“信心源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 赵穗生认为，中共自十八大以来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在反腐方面。通过反腐提高了党的纯洁性，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在社会发展方面，对扶贫工作和环境治理下了很大的决心，投入巨大的精力，重视程度前所未有。这些都是中共在过去五年执政中取得的突出成绩。 赵穗生说，中国这五年发展的一条重要主线就是中国梦。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这个强起来跟中国梦密切相关。中国要强起来，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一个在世界上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人民不仅自己要富起来、站起来，而且要为世界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 赵穗生认为，中国经济保持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作出的贡献，此外，中国在发展起来后还开始利用自身的能力积极为世界发展作贡献。在促进世界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不断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包括引领世界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不足之处进行补充并提出制度性的倡议，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 赵穗生表示，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发展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不仅通过发展自身经济为世界作贡献，而且为第三世界包括亚太地区和全球的发展作出贡献。此外，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国际金融改革等各方面，中国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海外学者积极研究中共十九大 美国不少研究中国问题或亚太问题的专家学者都对中共十九大给予高度关注。对此，赵穗生认为，海外学者关注十九大以及十九大之后的中国发展战略走向及其政策，是因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崛起的大国，其国内政策和国际战略对世界所有国家都会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的学者自然会关注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究竟会起什么作用，西方国家如何跟中国合作等。 除此之外，海外学者对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走向也非常关注。赵穗生说，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政策保证？中国的经济改革在中共十九大之后是不是会进一步加速？此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素市场化配置等，也都是学者关注的焦点和重点话题。 作为海外学者，赵穗生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平稳发展，在世界事务中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他表示，中共十九大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盛会，将在中国政治、经济和国际事务发展中树立新的里程碑。文章选自《光明日报》，2017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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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穗生：为什么说中美可联手塑造国际秩序2017年8月9日
赵穗生，CCG学术委员会专家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克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职正教授 国际秩序就是全球治理中的“游戏规则”，或者说一种通行的价值、概念和机制。它主要由大国塑造，小国追随和执行，新崛起大国常因不满意既成大国塑造的秩序而想打破这些规则，重新塑造反映自身价值观念的秩序。 现有国际秩序是什么样的秩序 当前这套秩序是二战后在美国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很多人认为，它现在正面临两方面挑战：一是来自中国。作为崛起大国，中国正挑战甚至要替代美国重塑现存秩序。二是来自美国自身。虽然美国领导塑造了这套秩序，但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做的很多事都在挑战甚至瓦解它。这使中国替代美国重塑这套秩序的机会大增。 美国确实出了问题，中国也对现存秩序不满，并在尽己所能参与国际治理。但我认为，中国不会取代美国，这取决于现有国际秩序的性质。 很多人说二战后的秩序是“自由主义秩序”，即一种全球化、跨越或侵食国界的秩序。这种说法不完全对。因为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由一种混合原则主导。一方面有很强的自由主义或自由化成分，另一方面又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协议建立的民族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础和指导原则。 这种混合原则广泛体现在按照联合国宪章建立的国际机构中。主权国家平等是联合国宪章最主要的原则，不能强制一个主权国家接受一个超主权机构做出的决议。同时，主权原则又受限制，比如一国要发动战争，需先经过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表决批准。因此，主权原则又得到了修正。这种修正不仅体现在安全事务上，经济、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更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之初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中国并没参与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但即使中国被认为挑战现有秩序，却并未建立背离现存体系、尤其主权原则的价值观念。比如1955年万隆会议时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基本的点还是互相尊重国家主权。正因如此，中国还是在1971年加入联合国以后，逐渐融入现存国际秩序，变成其利益相关者、参与者和贡献者。 中国参与现存秩序从“低政治”领域开始，比如经济、金融、贸易、投资等，但到了涉及国家安全、人权等敏感问题的“高政治”领域，则花了相当长时间适应。比如国际安全领域，中国从一开始的反对、弃权，到后来的不反对也不参与，再到现在成为包括联合国维和、国际武器控制等诸多领域的重要参与者。为何会有这种转变？因为国家能力发生了变化，国力强大后不再担心主权受侵蚀。 中国认为现有秩序不合理 既然如此，为何中国对现有秩序仍有很多不满？原因有三：一是现存国际秩序指导原则制定时中国不在场，它反映的主要还是西方那套自由主义、人权或对于主权侵蚀的价值观念。而中国因为国家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等原因，认为很多原则不可接受，其中有很多不公正、不合理之处。 二是经济力量变化没能及时反映在现存秩序的机构和组织结构中，中国还没获得与国力和影响匹配的代表权、发言权。因此中国要求改变，但这种要求受到美国压制，国际货币基金投票权的改革就是典型一例。 三是不满美国双重标准。美国缔造和主导现存国际秩序，但在很大程度上只要求别人遵守，它自己却不完全遵守，尤其是当某些规则对美国不利时。美国主导塑造自由主义、多边的全球化机构，而在全球化机构之外又搞了以美国为主导的联盟体系，这个联盟体系很大程度上是排他的，中国就被排除在外。 正因这些不满，中国加大了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和塑造，这被西方看成是对现有秩序的挑战和对美国的排斥。比如在亚太，中国参与发起的上合组织、亚信会议、RCEP等，都被认为针对美国。再如在海洋、太空和网络空间等一些新兴全球治理领域，中国提出和美国不完全一样的规则。 中国还替代不了美国 但我认为，中国所做的事并非针对美国，中国也还没有替代美国塑造和主导国际秩序的条件。 首先，硬实力不够。作为国际秩序的塑造者需要耗费诸多资源，美国在二战后成为主导者时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50%，尽管现在中国所占份额已经很大，但远未达到美国当年水平，还没那么多资源用于为现存秩序提供公共产品。 其次，软实力不足。获得全球领导地位不仅依靠硬实力，还需要软实力。很多国家铁了心跟着美国，就是因为信任美国，接受美国的领导地位和价值观。现在中国也开始有这样一些跟随国家，但数量和美国比还比较少，相关国家对中国价值理念、中国模式的认同，也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再者，中国仍是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亚洲相关国家间的恩怨、边界冲突等之所以能被抑制住，不可否认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在这里建立的一套安全体系。 基于以上原因，中国虽然认为现有国际秩序存在不合理之处，但还无法替代美国在亚洲甚至全世界独自塑造国际秩序。中国要做的不是改变游戏规则，而是改变自身在规则制订中的地位。 这样一来，中美之间就有很大合作和谈判空间。我和美国朋友讲过这个观点，就是美国应向中国让渡一定权力，使两国可以联手塑造现存国际秩序。中国也应明确态度，即中国是现存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它所不满和想要改革的，只是其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权等问题。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7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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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穗生： 中国和平发展的机遇与挑战2014年5月27日
中国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前所未有的宽松，经济发展活跃，其和平发展的机遇期对于中国的发展非常宝贵。中国在军事、政治、外交影响力方面仍是空前的强大。只要中国自己不把自己搞垮，就没有国家能把中国搞垮，中国自己不想发动战争，没有一个国家能把中国拖入战争。从这个角度讲，只要中国坚持这么和平发展，中国利用这种和平发展的机遇期，这种和平发展机遇期的环境就存在。今后中国政府妥善处理与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就可以充分利用一切机会来延长这一机遇期。 第一、中国周边环境对于中国的挑战。 从历史上看，中国与周边国家一直保持着睦邻友好的关系。在西方国际纷纷制裁中国的时候，是周边国家首先对中国伸出来橄榄枝。中国在与韩国、日本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上，充分显示了大国风范。 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由于中国在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的问题上过于强调“核心利益”，周边国家担心领土争端问题在中国强大以后不能通过双边的谈判和平解决，纷纷寻求美国的帮助来进行外交协调，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来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从而导致与中国在外交和军事上发生了一系列冲突。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但需要在今后的国际事务上发挥作用，而且需要为世界的和平和稳定承担更多责任。中国政府在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上，需要充分尊重他们的利益，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领土争端问题。 因此，中国媒体在宣传过程中需要大力宣传中国“永不称霸，和平发展”的理念，从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并取信于周边邻国。 第二、何如应对国际社会对中国期望值增加的问题。 东方文化提到领导权时，往往过于关注等级概念，强调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而当今的国际社会的事务处理上，更多是通过没有政府立场的代表团体（anarchy agencies）来进行商讨和解决。作为集体推选出来的代表需要负责主导对问题的讨论、游戏规则的制定和执行。 在信息化时代，话语权和发言权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领导权。以新加坡为例，虽然在经济和政治实力上算不上大国，然而其智库却在国际事务上发挥了重大作用。新加坡对众多的高校、研究机构和智库的优化整合，通过举办国际研讨会和座谈会等方式来加强与全球智库和研究机构的交流合作。 西方文化中的“大国”往往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义务（Better money to do better deeds）。同样，霸权国家（hegemonic power）在公共产品（Public goods）上承担更多责任。例如，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核武器扩散和自由贸易等国际事务上做出更多贡献，付出更多人力和物力。同样，霸权国家也是这些公共产品的最大获益者。 美国对国际事务的态度有两种观点：孤立主义（Isolationism）和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911事件之前，美国的孤立主义占上风，主张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不干涉原则；911事件之后，美国的国际主义重新抬头，主张美国需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需要在世界和平的使命中扮演更重要的作用；而在经过了10年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后，世界依然处于动荡中，孤立主义又受到了美国民众的支持，奥巴马大选获胜以后，明确表示会结束阿富汗战争。 美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也带给美国极大的利益，马歇尔计划换来了世界民主阵营的强大；美国海军在全球的巡弋确保了世界的自由贸易，从而使美国民众可以购买全球低廉的商品。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往往不乐于去承担责任，从而失去了在相关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非洲有200万中国人，这一数字远远大于美国人在非洲的数量，然而在非洲国家很少能看到中国的国旗。相反的却能经常看到美国的国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非洲民族的内心更加信赖美国政府。 第三、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的问题。 从中美的长期发展战略来看，中国和美国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中美之间的问题主要来源于两国在战略上的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对方的意图（Intention）。 首先要指出，美国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中国的发展，原因有四：1.遏制政策伤害双方的利益，美国当年的对苏联的遏制战略的成功主要得益于最大程度的和苏联减少经济、政治和外交上的接触。而在全球化的21世纪，中美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的利益共同点，遏制中国，减少与中国的接触，同样会对美国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2.亚太周边国家不愿意加入遏制中国的计划，他们联合美国只是为了制衡中国，从而有利于解决其与中国的争端问题。而遏制中国对于它们来说将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不利于其长期发展战略；3.美国国力的下降，不允许美国遏制中国。美国的军费开支不断下降，美国不可能同时在中东地区和亚太地区保持军事优势，同时实施亚太战略和大中东战略；4.美国将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大量投入亚太地区，不符合美国的全球利益，美国在今后的战略中心将会是中东地区。 中美两国政府需要不断推进两国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在亚太地区形成平分秋色的力量均衡（Balance Power），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而实行健康的合作。双方需要认识到：中美合作解决不可能解决所有的国际问题，但是大多数国际问题的解决需要中美两国的合作。中美两国在未来的国际事务中需要“同舟共济、风雨同舟”，甚至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作者系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职正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执行主任 赵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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