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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湘泉：青年失业率的“短线”与“长线”2023年7月19日

  曾湘泉，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原院长。

  曾湘泉

• 曾湘泉：促进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四个途径2023年3月15日

  受“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影响，大学生不愿进工厂和不乐意做服务类性质工作使得结构性矛盾进一步突出。为缓解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我们需要多措并举。

  曾湘泉

• 曾湘泉：中小企业就业景气变动与政策应对2022年10月10日

  稳就业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国家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重要内容。中小企业以其吸纳就业数量多、占比高和容量大，成为承载这项战略任务的主体。但在各类市场主体中，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更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因此，稳定中小企业的发展，特别是推动其吸纳就业能力的不断提升，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曾湘泉

• 曾湘泉：完善立法是推动反就业歧视的重要方式2022年4月18日

  将反歧视提到议事日程，凸显了新形势下稳就业工作的一些新变化和新要求。受劳动力年龄人口下降、数字经济发展、服务业比重上升和就业弹性增加等有利因素影响，国内就业形势基本保持稳定。但也应看到，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这三重压力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就业市场景气有所下降，稳就业工作面临新的挑战。

  曾湘泉

• 曾湘泉：仅靠一张文凭就能换一个好职业的时代结束了2022年4月14日

  随着逐年扩招，将今年高校毕业生总数推上千万人，但是伴随人才培养过程中结构性矛盾的逐渐积累，在今年供需矛盾加重的情况下更增加了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难度。

  曾湘泉

• 曾湘泉：制造业“招工难”怎么破？2021年10月19日

  企业需要大力提高对人力资本投资重要性的认识，加大对工人知识更新和技能提升的投入。通过增加企业产品附加值、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加工人工资收入，是稳定制造业就业队伍的方向，也是提升制造业就业质量的根本。

  曾湘泉

• 曾湘泉：提升未来就业者价值创造能力和创业能力2020年7月6日

  曾湘泉，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原院长。

  专家观点 曾湘泉

• 曾湘泉：改革开放40年，中国就业市场的新变化及应对策略2019年1月4日

  专家简介曾湘泉，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原院长。本文作者：曾湘泉，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文章来源：本文根据第15届中国人力资源管理新年报告会暨中国人才发展高峰论坛 曾湘泉《就业市场的新变化及应对策略》主题分享整理而成。大家好。我讲的题目是《就业市场的新变化及应对策略》。首先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改革开放40年以来就业市场的变化。人力资源市场的概念由来40年前，中国没有就业市场这个概念，也没有劳动力市场的概念，最初是叫劳务市场，后来出现了人才市场、人力资源市场的概念。中国就业市场与中国经济体制在过去的40年中的改革和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人大劳动人事学院是1983年成立的，学院名称就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当时劳动部和人事部合并，劳动人事部和人大联合办学院，所以就叫劳动人事学院。40年前，中国的产品实行统购包销，劳动力实行统包统配。大学生统一招生，统一分配工作，相应的就是户籍管理、商品粮、计划招工三位一体的城乡隔离制度。1992年, 邓小平南巡讲话时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这一点。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历史上，大学生开始第一次有了双向选择，大学生可以自己选择单位，用人单位可以自主在学校选择学生，也即在中国有了就业市场。人力资源市场概念的提出是后来的事情。以前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下属的市场称之为劳务市场，而国家人事部下属的市场称之为人才市场，二部合并之后，相当长时间内两个名称一直并存。到了2007年国务院法制局起草《就业促进法》，当时征求我和蔡昉对《就业促进法》的意见和建议，在讨论两个市场如何统一名称时，我提出统称为人力资源市场。大家可以看到，2007年8月发布、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就业促进法》第三十二条的表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培育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为劳动者就业提供服务”，这是我国劳动法律文件首次提出的对人力资源市场概念的表述。实际上，在国际上，理论界一般将此称之为“劳动力市场”（labor market），现实中称之为“就业市场”（job market）。由此可见，这些概念的变化和演变，充分反映了我国就业市场的特点，以及其背景的深刻变化。中国的就业情况总体而言比较稳定    从40年的变化来讲，中国的就业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说40前，就算是30年前、20年前，就业市场主要的矛盾是要解决庞大的、源源不断的、无限供给的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化问题。工业化主要不是解决城市就业问题，而主要是解决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问题。即便到今天，经过这么多年，这个过程也不能说已经完全结束了，尽管如此，还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40年过去，我们的就业工作在全世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世界上有两个关于各国竞争力的权威排名，一个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第二个是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在瑞士洛桑管理学院排行榜上，我国的平均排名是18位，而国内经济、劳动力市场、就业则排在全球第一位。很多人其实并不太了解这一点，这说明我们的就业工作做得很不错。这些年来，我国的就业政策实施、就业形势总的来讲是比较稳定的，很多指标都可以体现这一点。不管是从登记失业率、调查失业率这些国家发布的指标数据，还是我国中国就业研究所，基于智联网络招聘大数据发布的CIER指数（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来看，就业情况都是比较稳定的。最近舆论环境掀起了对裁员的讨论，其实部分企业的裁员并不表示宏观就业形势不好，我们不能用感觉去判断，而要用宏观的数据来说话。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就业市场发生了四个变化改革开放经过了40年，中国的就业市场确实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是40年前难以想象的。对这些变化，我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人口老龄化对就业市场开始产生深远影响从2012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当年下降了345万人。去年，即2017年则下降了600万。也就是说，从2012年到现在，如果加上今年的数字，劳动年龄人口累积估计要下降接近3000万。我们利用统计局数据进行预测分析，2018年12月31日，我国就业总量将首次产生下降，大概会从77600万降到77500万之间。就业总量的下降是一个标志性的信号，因为它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包括现在经济的增长速度。人口老龄化会间接引发很多与就业相关的问题。首先会影响劳动参与率的变化。按照国际劳动组织的定义，劳动参与分为三个年龄段，其中最重要的年龄段是22岁到55岁的黄金年龄段。这个年龄段是比较稳定的阶段，按照我们的计算平均是85%左右。而劳动参与率主要反映在另外两个年龄段产生的变化。一是16到24岁的青年劳动力，随着时代发展，青年劳动力劳动参与率肯定是下降，因为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另外一个是，55岁以上的老年劳动力参与率变化，分析和预测表明，这个年龄段的参与率正在急剧下降。我们的研究发现，十年前，老年劳动力的参与率是上升的，而十年后则不断下降。影响老年劳动力劳动参与率最重要的因素是养老金的水平。过去十年，我国每年养老金水平都在稳步增长。有人开玩笑说，世界上最幸福的老人在哪里？就在中国，中国的广场舞大妈是发自内心的快乐。但以前不是这样，我过去做院长时接到过很多群众来信，15年前，当时在陕西汉中一带有一批三线建设的工程师，他们是哈工大、西工大毕业的高工，50多个人曾联名写信给我，反映他们养老金水平偏低，无法保持生活的问题。90年代末至20世纪初，我国的养老金确实很低，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因为养老金水平低，所以大部分的老年人都要到市场上再就业，所以参与率就比较高。近些年，我国老年人社会福利和养老保障得到很大提升，每年年老金增长10%，老年人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甚至出现倒挂的现象，即在职工作拿2000元，退休后拿5000元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老年劳动参与率必然下降，而在老龄化加剧的大背景下，如何提高劳动参与率，进而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就成了问题。其次，社保征缴对裁员的影响。有人讲，目前中国的企业正在经历三大风暴：第一是环保风暴。因为环保标准的提升，很多企业产品成本上升，利润下降，甚至导致关门。比如，很多造纸厂关了，纸张和原材料价格就必然上涨。第二个是中美贸易摩擦的风暴。第三个是大家都广泛关注的，也是各方面都比较忧虑的，对裁员可能影响较大的社保风暴。我国社保的问题，现阶段主要体现为名义费率太高。社保名义费率，世行说法叫劳动契税，包括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等，达到工资总额的45%，有的可能已经超过50%。包括我们在内的很多研究表明，我国的社保名义费率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至少是前三位，甚至是最高的。当然这个原因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时的大背景有关。1997年7月，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中国的正式建立。而1998年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以前参加工作的个人账户实际上是空账，在这个背景下，缴费率就定的较高。另外一个原因，是老龄化产生的。比如说，家里有4个人，40年前可能是家里有3个人工作，一个人养老。现在可能是4个人中间，3个人养老、一个人工作。谁养这3个人？所以，增资的问题很突出，全国统筹、省级统筹，甚至有的市都没有统筹，社保经费来源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今年机构改革决定把人社征缴的功能移到税务，谁也没有想到，很多企业就因此紧张了起来，因为很多企业担心税务征缴社保后实际费用提高。以前社保名义费率很高，比如说企业是20%，个人是8%，合计是28%，但实际只收了14%，也就是说只收了一半。现在如果要按照实际征缴，不考虑历史欠费追缴，很多企业都会感到吃不消。所以机构改革方案一出来，有企业就进行相关调整了，比如裁员，以及改变用工方式等。所以，社保这件事情对就业的影响，会成为当前和今后的一个大问题。2新技术革命对就业不确定性的影响这个问题，各方面讨论非常多，包括国际和国内。2015年，我应邀参加法国经济学家俱乐部年会，这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会议，邀请发言的嘉宾就200多人，参与者有3000多人。主要讨论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劳动世界的影响。从经济理论分析来讲，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就业的影响有两种效应：第一种效应是规模效应，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生产力的提高，会提高人的收入，会带来需求曲线的右移，市场规模会扩大。同时，技术革命会带来替代效应，由于机器的出现，很多工作就不需要人了。一个月前，我上新生研讨课，打算带学生去海底捞用餐，了解海底捞的人力资源管理，给海底捞打电话订餐，接听的是机器人。现在，对于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研究越来越多，但新技术对就业市场带来的影响究竟是什么？结论还不清楚。有极端的悲观论，认为谁拥有了机器人谁将拥有世界；也有乐观者认为，这件事没有什么了不起，机器人仍然需要生产、搬运、维修，同样需要很多人。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就业市场的极化问题。有一部分职业会增加，比如说美国前几年最热门的专业是BA（business analysis），即商业分析。现在最热门的职业不是BA而是人工智能。一方面，高精尖产业人才需求会极速增加，另外一方面，基础的维修、搬运工作需求，也就是为机器人服务的“农民工”需求也会增加。问题是，中间的大多数那部分就要减少，甚至消失。在座的HR，也属于这个区间。所以大家都很有危机感。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就业极化，而是收入极化问题。今年我们在广东开劳动科学教育年会，有一个来自企业的学生出了一个题目，让我们研究研究企业内部薪酬问题。比如有企业发年终奖，多的发十个月，十几个月，还有的发到一百个月的年终奖。据说王者荣耀的员工拿了一个亿奖金。现在的薪酬状况是我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教科书里的领先型、匹配型、落后型等等，都已经适用不了当前情况。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不只是中国问题，也是全球问题。美国、欧洲、传统的低收入国家，这个问题都很突出。3结构矛盾持续存在对就业产生的影响过去40年中，就业的主要问题都是总量问题。1990年《经济研究》出了一个专集，讨论90年代的发展战略，邀请赵履宽老师和我写一篇有关90年代就业战略的文章，我们的主要观点就是如何通过招商引资，扩大劳动需求的问题。但大家看到，如今我们面临主要矛盾正在转化，结构问题超过了总量问题。大家都在说裁员、就业困难，但另一方面，很多地方却招不到人。比如说蓝领，现在很难招人。地方政府过去40年当中，要做的如何解决当地的就业，即把当地富裕劳动力怎么安排出去，现在想的是要从哪儿找到人。从就业市场景气指数看，技术操作工的供需比是24，24个岗位只有一个人。另外，区域的不平衡也很明显，珠三角、长三角方兴未艾，但是东北的就业困难的情况则一直未有改观。结构问题当中，青年就业问题是一个重点。特别是大学生就业。分年龄段来看，青年失业率要高出平均失业率的两倍多。青年失业率高在各国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在中国这个问题伴随着高校盲目扩招，问题则尤为突出。目前留学海外的毕业生规模也在迅速增大，就业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比如，留学生，每年回国总量已达到40万左右，海归变“海待”的现象时有发生。在美国好的学校读本科，4年下来要一两百万，而回国到就业市场找工作，月薪三五千块钱，大都认为不划算，于是很多人就选择慢就业，甚至不就业。青年就业问题已成为各方面关注的重点。4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的变化也是我们40年前不能想象的。我们以大量产品出口换取外汇，与美国等世界各国的消费市场发生了深层次的连接，但是，由于对美长期贸易顺差，外贸不平衡导致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中美贸易摩擦（美国提高关税）对就业实际影响，各方面研究的表明，并不是很大。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中国出口的产品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的出口已经从鞋帽、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转向机电产品等，这些产品的人工成本比重并不很高。另外今年人民币贬值也抵消了一部分影响。尽管实际影响不大，但是对人们的心理影响则非常大。我们针对珠三角和江苏地区的企业做过一些访谈，发现大家对未来都很忧虑。资本市场的状况也反映了这一点。股市市盈率并不很高，经济实际状况也并没有那么差，则天天看跌。在很大程度其实是受到人们心理作用的影响。美国的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席勒写过一本书叫《动物精神》，讲述了人的自然本能和情绪影响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中美贸易战对中国就业问题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这种观点。宏观经济大势下，中国就业市场的应对策略 改革开放40年，就业市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的政策重点需要调整，不是一个简单的提一句实施“就业优先”或者“积极的就业政策”就能解决的。面对宏观经济形势，中国就业市场需要怎样的应对策略？我认为有四点。第一，研究提升劳动参与的各项政策，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支持。“稳就业”是在七个“稳”的首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三强调稳就业。所谓“稳就业”，首先就是要稳企业。企业需要的，首先是大幅度降低包括社保名义费率在内的各种税收和费率，社保名义费率28%，实际14%。国家也提出明年要降低社保名义费率。当然解决这个问题还面临很多压力，牵扯到社保收入和支出的总体平衡问题。对政府而言，要出台有利于提升劳动参与率的激励政策。现在的参与率，短期看没有问题，但是长期来看，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问题会进一步暴露。最终就业问题看的是质量。我们现在的就业定义用的是国际劳动组织的概念，参考期（调查周前一周内）一个小时工作即为就业，我认为用这个标准测量中国就业状况没有多大意义。按照这个标准，包括中国内的发展中国家，就业率很高，失业率很低。但问题是就业质量不高。要提高质量，就要推动经济增长，就是要提高工资。如果经济不能持续增长，人们的收入也无法提高！所以，劳动参与的问题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一方面我们要考虑社保的问题，社保如果降了费以后怎么办呢？可以考虑启动延长退休。企业的员工可能不同意，对延长退休有看法。但是，要是降低费率，不增加劳动供给怎么解决问题呢？当然，要制定各项激励政策，鼓励老年劳动力提高劳动参与率。比如，海南出台了百万人才计划，包括银发工程等。另外，也要研究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政策。随着二胎政策出台，女性就业参与率还会下降，因为我们的公共服务设施，比如公立幼儿园等，支持不够，这方面的问题要研究解决。 第二，对于新技术革命，我们要积极且应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激励政策。新技术革命，对我们目前的阶段来讲是积极的推动力，因为劳动力供给短缺，机器换人可以缓解这个问题。30年前，日本人给我们送自动售货机，我们不要；2008年，日本人给我们奥运会送自动售货机，我们还不要。现在，我们的自动售货机开始出现，并不断增长。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自然使得机器开始取代人工。目前，AI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缓解劳动力供给短缺是一个好消息。但是，政府应该重点激励AI对危险性工作、艰苦性工作和条件比较差的工作的替代。政府不应该做的，是干预企业和市场正常选择。有些地方政府，拿出钱鼓励企业以机器换人。机器换人，是市场行为。如果企业觉得划算就换，觉得不划算就不用换。而政府对市场的这种干预是不恰当的。政府应该鼓励什么？应当有明确的激励政策，但不应直接干预。这些都是一些人工智能专家的观点，我认为都是很有价值的。第三，强化中介服务，提升工作匹配效率。我们就业市场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缺人”的问题。比如，工作搜寻期过长，工作搜寻期成本高等，都与我们的就业中介服务有关系。我们就业市场大楼建得很好，但解决中介作用的重点则不在此，而在于高水平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职业指导。在目前就业市场上，中学生没有职业指导，家长和学生都不知道专业和职业的关系，不知道应当读什么专业？这个专业和未来的职业是什么关系？高校有职业指导，但专业化、职业化的程度太低，做职业指导人的都是兼职的，很多学校只是设置这么一个岗位而已。这导致职业指导效果大打折扣。为什么在就业市场上，会看到几乎所有的人都很茫然，这其实与职业指导不够，职业生涯管理缺失有关。从就业市场的信用体系和基础平台来讲，我们的职业化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至少差50年。以美国为例，未来十年哪些职业会诞生，哪些职业会增加，哪些职业会消亡，都有一系列的预测和分析，且十分具体详实。在这方面我们中国几乎还是空白。中国的大学有职业指导课，其实首先应该在高中设置这门课，至少要有专业的职业指导老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升工作匹配的效率，提升就业的质量。第四，深化教育培训改革，缓解结构矛盾。要落实教育型大学办学目标，把人才培养作为首要工作。中国的大学目标都搞错了，都要办研究型大学。办研究型大学除了要有自由的学术氛围，最重要的是要有充足的资金。哈佛大学捐赠基金规模今年达到创纪录的392亿美元，有了这样的财力基础，办研究型大学，拿出钱来让有研究能力的人、有研究意愿的人做研究，为人类的知识体系做贡献没有问题。说实话，我们的北大清华都不可能。大部分的学校主要目标应该是培养解决问题的实用人才。为此，要建立明确的人才素质模型。我们大学提的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目标，太宏观和太宽泛，与中学和小学没什么区别。各类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需要构建更科学和更具体的素质模型。比如，国外的大学就提出了8项能力的素质模型，其中6项都是软技能。要推动课堂改革，重视实践性人才师资队伍建设。除了理论型和研究型学科，大量的应用型学科人才培养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是动手能力的缺乏。这与应用型学科师资的缺乏有关。除了理论型较强的学科师资要求有博士学位外，大量的应用型学科要大力引进高水平的实践型应用人才。由此才可能推动课堂改革，增强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最后要说的是，应该引进用人单位，特别是企业对高校专业的评估。专业评估很重要，可以大幅度提升我们的办学质量，但是最重要的是，要由来自专业人士的专业评估。比如评估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直接请在座的一些优秀的HR人士来评估就很好。时间关系我就分享到此，谢谢大家！文章选自人大人力资源，2019年1月2日

  专家观点 曾湘泉

• 曾湘泉：就业市场面临的四重挑战及四点政策建议2018年12月7日

  专家简介曾湘泉，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　　2018年11月24日，智联招聘举办的“智场·未来”2018中国人力资本国际管理论坛在成都香格里拉召开，国际雇佣与劳动关系协会（ILERA）执委、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出席了活动，发表了题为“就业市场的挑战及应对策略”的演讲。　　曾湘泉表示，企业的HR和管理者不仅需要聚焦在内部管理，还应持续关注宏观经济这一外部环境。从各项指标看，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整体呈现“稳中有变”态势。迄今，中国的就业工作获得了国际上的高度认可，2017年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发布的《2017年度世界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国家整体排名在第18位，其中国内经济、就业及劳动力市场三项指数则位列全球第一。通过国内就业市场的数据也可观察到这一点。从政府近期公布的数据看，今年前三季度登记失业率为3.82，9月份全国调查失业率为4.9。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和智联招聘发布的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即CIER指数来看，近年来均大于1，也反映了中国就业市场整体稳定的状况。　　曾湘泉认为，尽管中国就业市场总体稳定，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新技术革命，以及中美贸易摩擦上升等因素，也呈现出“稳中有变”的格局，这些“变数”主要来自四方面的挑战。　　首先是人口老龄化的冲击，就业及就业政策的拐点开始到来。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2012年开始至今，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不仅下降，且造成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总量增长率持续下降。据预测2018年底，我国城乡劳动力的就业总量有可能首次出现下降。未来一段时间，面对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支付压力将不断上升，如何在保持黄金年龄段（25-55岁）劳动参与率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提高55岁以上的劳动参与率，缓解经济增长与社保之间的平衡将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一项重要的挑战。　　其次，“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重构生产模式和就业模式。从理论上来讲，AI将会对现有的部分劳动岗位产生规模效应和替代效应。尽管规模效应会增大就业规模，但替代效应会使一些职位面临消失的风险，另外，最重要的是，就业市场将会出现严重的“就业极化”现象。特别是高技能与低技能员工之间的收入分配将会出现巨大落差，出现所谓“收入极化”的社会问题。这不仅在中国劳动力市场，就全球劳动力市场范围而言，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第三，中国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持续存在，并呈现一些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一方面在经济下行和就业总量压力增大的同时，部分地区仍存在招工难的突出问题。不同行业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职业之间，存在供需关系严重的不平衡，极化现象凸显。特别是，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青年失业率一直处于高位，且就业质量不高的问题十分突出。如何清除劳动力流动制度障碍，改革教育和培训体系，加大青年就业指导和管理，缓解当前日益突出的结构性矛盾，是摆在就业理论研究与实践部门面前的另一项重要挑战。　　最后，尽管各种研究表明，中美贸易摩擦的范围及程度，对我国就业市场的影响有限，不会产生大范围的冲击。但对资本市场的心理影响已十分显著。对我国就业市场的心理预期影响也不应忽视，从近期外贸企业招聘需求变化中已有显现。如何进一步缓解中美贸易摩擦对就业市场的心理预期影响，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针对以上挑战，曾湘泉提出了四点应对策略，首先是要重视就业中介服务，重点解决信用差、职位空缺信息缺乏等，大力提升求职者和用人单位的匹配效率；其次是要完善劳动力市场基础设施和平台建设，通过完善职业分类、建立大学生就业数据库等，提供客观详实数据，为就业决策提供参考和支持；第三是增设职业指导或职业管理专业学位，推进就业指导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就业指导工作的质量；最后是深化教育改革，摒弃重概念和重理论，不重实践和能力的传统教育和培训模式，深入研究如何提高人才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通过提升劳动力，特别是青年劳动力的价值创造能力，大幅度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质量 。文章选自中国企业家报道，2018年11月28日

  专家观点 曾湘泉

• 曾湘泉2018年1月13日

  曾湘泉，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原院长，我国劳动科学领域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富布莱特项目高级访问学者，德国DAAD（德国国家学术交流中心）项目访问学者。

  专家观点 曾湘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