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实，1977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后在国家事业单位担任工程师四年，此后成为外资公司在华首席代表。1997年，进入清华紫光集团，曾担任下属上市公司总经理。现任维信诺集团顾问。三十年沧海桑田，历经中西企业文化的碰撞融合，见证时代起与伏，感悟人生名与利。

　　文革的结束使我藏在内心深处的梦再次开始萌发，对未来也有了一种新的期待，而如何能有上大学的机会却仍不明朗。知识青年开始陆续返城，对于能否恢复高考，高层仍处于激烈的争辩之中。要害是1971年一份关于大学招生的纪要，招生的方式和标准都不利于恢复高考，而这份纪要是毛泽东圈阅过的。住在高等学府清华，时常会听到一些关于争论的小道消息，不好的消息总是要多一些。1977年10月份，恢复高考的决定终于公布了。虽然大家认为恢复高考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但当决定真的公布的时候，还是突然得让人不敢相信，很多人一下子有了一种人生命运即将发生转折的预感。按现在的话，应该叫“屌丝逆袭”吧。

　　考试的时间定在当年的12月份，不到3个月的复习时间，没有现成的复习资料，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复习——很快大家就进入了一种手忙脚乱的状态。中国11年没有高考了，报志愿也是稀里糊涂的，但在当时，似乎志愿也没有那么重要，只要能有上大学的机会就好。12月份，中国沉寂了长达11年的大学考场，聚集了多年来丧失了高考机会的570万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有着不同阅历，覆盖了十几年的年龄区间，内心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期待——这种场面现在回忆起来，仍让人觉得难以置信。

　　77年高考录取人数只有29万人，包括大专，本科实际录取21万人，录取比例不足4%。这样低的录取比例，似乎此后没有出现过，但这样容易的考题，同样也没有出现过。和同龄人相比，被录取的29万人成了那段不幸历史的幸运者。回首那段往事，除了感谢命运对我们的垂顾，更多的是期望中国永远不要再重复那段荒谬的历史。

　　高考结束，我被录取到清华大学化工系。

　　我们那一代人，在应该接受教育和成长的路途上，失去得太多，耽误了太多。当终于实现了大学梦，进入到校园以后，恨不得立刻把过去那些损失补回来。和在中小学就寒窗苦读，入大学后反倒有所放松的后代们不同，我们入学以后那种疯狂读书的劲头，现在大约是不多见了，理工科尤其如此。除了吃饭睡觉，当年学生们的主要时间都泡在教室和图书馆。清华的主楼有一个“不夜城”，夜里是不熄灯的，这里就成了很多勤奋的学生经常光顾的场所。也有的学生会改造宿舍的电路，在宿舍集体熄灯后还能留一盏“长明灯”在那里。在学校对我们的学习时间进行调查时，发现很少有人只用8小时时间学习，而用16小时读书的却不是个别人，平均起来，每天大家用于学习的时间大概在12小时左右。

　　学习的动力主要来自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前景的期待，但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由于历经文革浩劫，对于经历过的那些苦难和未来国家的命运，大家也有着很多深入的思考。我们在学校的时候，经历了真理标准讨论，三中全会，中美建交，对越反击战等等一系列的重大事件，改革开放也开始启动。人们的思想既迷茫混乱，又积极活跃，有对前景的美好期望，也有对现状的不满抱怨。同学之间经常会有一些不同形式的讨论，争论起来互不相让。尽管看法上存在着不少争议，大家却并不愿意总是纠缠那些过去的事情。那个年代有两个很有影响的口号，一个是北大学子喊出的“振兴中华”，一个是清华学子喊出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说明了这代人始终有着立足当前，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的抱负。

　　清华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既传授知识又引导做人的学校。我们在清华读书的时候，“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还没有作为明确的校训提出来，连我这个地道的清华子弟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校训，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清华文化对我们的熏陶。这种文化的传承是潜移默化的，是在一种浓厚的氛围里反复感受和体验，逐步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老师们在授课的过程中，不断地把科学的思维方法贯穿其中，让大家有了一套严谨的思维逻辑。对于那些没有根据，似是而非的说法，违反客观规律的做法，不论来头多大，有多么权威，都很难得到我们的认可。学校提倡的严谨、勤奋、求实、创新、行胜于言、团队合作这些精神都对我们日后的工作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徐小平，1977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系。新东方创始人之一，创立“真格”天使投资基金。他在新东方提出了鼓励留学生回国创业并成为新东方精神象征之一的“彩虹计划”，他是新东方留学、签证、出国咨询事业的创始人和独立董事，被中国青年一代尊称为“人生设计师”。

　　“深井巷的尽头有三口深井，那里是女人们聚集的地方，洗一篮青菜洗一筐衣裳，洗不尽张家短李家长。”这是我写的歌曲《深井巷》，我就出生在泰兴城的深井巷。

　　我的身上打上了那个年代的孩子不幸的时代烙印：在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了三年饥荒，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几个星期前挂起来的“风干肉”；在读书的时候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不得不放弃学业，去当地一个剧团跑龙套，从这一个公社到那一个公社，从这一个大队到那一个大队。

　　在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名校情结”，只有“我要读书”的高玉宝式“读书情结”。半夜鸡叫，我不用起来做工，但却要起来读书。我们有一个多么好学然而却失学的青春岁月！

　　高中毕业后为逃避上山下乡我进了泰兴文工团，拉手风琴和小提琴，还是“上山下乡”，到周边各个公社演出，有时候深夜回来了，就在库房里睡稻草地铺。但我无法将自己的激情和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音乐上，苦闷、空虚，我发疯似地学习古文、汉赋、唐诗、宋词等等，将自己的满腹抑郁和激情寄托于中国古典文学。当改革开放即将开始的消息传到江苏小城时，我彻夜狂奔在泰兴县城的大街小巷，但却找不到一个知音来宣泄内心的喜悦和对未来的向往。

　　在文工团工作了四年，1976年，我心急火燎地让父母给我找人通关系，搞一个工农兵大学的指标，完成我的大学梦。不幸的是，或曰幸运的是，我爸爸的地位在江苏泰兴小城还不够高，我的这个梦想，未能如愿。这种“游吟歌手”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我来到南京，听到了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才有了改变。

　　听到恢复高考消息的那一瞬间，我知道时代在变，学习知识的门再一次向我们打开了，我不能放弃！当了几年的“游吟歌手”，我也热爱生活，热爱音乐，于是我填报了音乐界的最高学府——中央音乐学院。十年“文革”积压了大量的人才，这所只招收两百多人的学校居然有几万人填报，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报了，因为参与就有机会——哪怕不大，不参与就完全没有可能。

　　我是被“文革”耽误的一代，后来没想到，这个悲惨经历却成了我的宝贵人生财富，我经常拿它来教育我的学生，告诉他们，一万年太久，不争四年，像我这样的人一样有出息。

　　这一次，幸运的大门向我敞开，我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了，这一年我22岁。进入音乐系后，积蕴多年的能量爆发出来。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文化、艺术书籍。回首这么多年，音乐已经成为我生命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音乐奠定了我性格的基础：活泼、热情、开朗、热爱生活；是音乐给予了我生活的品味：睡不着的时候我会听巴赫，在巴赫的音乐中我能感到一种灵魂的冲撞，于是心被感动了；是音乐让我有了对人生独特的思考：音乐作为最抽象的形式都能表达人类最丰富的感情。思索问题的时候，我会哼一段音乐；有心事的时候，我会用手指敲打桌面，模拟钢琴的演奏。打开我的博客，音乐的重量无所不在。

　　说在音乐学院里熬了五年也一点不假。我没有音乐天才，但却被迫与全国最了不起的一群音乐天才们圈在一个院子里生活，比如当时就已经崭露头角的谭盾、叶小刚之流，那日子真是“相当”难受。看着那些浑身上下颤动着音符、散发着仙乐的女子十二乐坊们在你身边走来走去，你真的恨不得就做她们乐器上的蛇皮或鼓皮，让她们溜溜地拉来让她们溜溜地敲……

　　熊晓鸽，湖南大学77级外语系学士，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研究生，波士顿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现任IDG全球常务副总裁兼亚洲区总裁。IDG资本创始合伙人，是最早将西方技术风险投资实践引入中国的人士。

　　我们新三届是追梦的一代，梦想的起点大家往往都会提到高考，因为恢复高考的确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于我而言，人生正是从那一年高考开始真正变得精彩而有意义，让我从一名电工到做梦成为歌唱家、新闻记者，到现在成为商业投资企业家并追逐着新的梦想。如果我真的是一只早晨的鸽子，那么1977年高考就是早晨那第一缕阳光，驱走了一切命运的阴霾，照亮了精彩人生的前路。

　　1977年，中国高等学府在“闭关”多年之后，重新向望眼欲穿求学若渴的百姓子弟敞开了大门。这扇轰然开启的知识大门透出的灿烂阳光，从此照亮并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

　　我便是这第一批幸运儿中的一个。

　　1977年，我还是湖南湘潭钢铁厂刚出徒的电钳工，整天在马达轰鸣钢花飞溅中无知无畏地虚掷着宝贵的青春年华。从工厂广播中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只是本能地觉得，机会来了，一定要试一试。

　　于是，我向工厂请了两个星期的假，捡回阔别多年的课本，开始以拼命三郎的方式日以继夜地复习备考。父母把他们住的大房间让给我，大床上堆了半床的复习资料，床头还放了一筐父亲专门买给我的桔子。整整半个月，我在这间屋子里足不出户，闭门苦读。母亲每天宽慰我，让我别太紧张，考不上也没关系，一家人好好在一起过日子。停电的时候忙着给我点油灯，备蜡烛，三更半夜还惦记着给熬夜读书的我煮宵夜。

　　两个多月没日没夜“头悬梁、锥刺股”式的复习，换来了一张薄薄的湖南大学入学通知书。欣喜之余，却也有点遗憾：当了三年多电钳工，一心一意想报考工业自动化控制专业，却被学校“擅自”调整到基础课部英语班——一个有志青年科学救国的梦想，就这样被“扼杀”了。不过我母亲却心满意足，在她心目中，湖南大学是离家最近的、最好的大学，有此两点，夫复何求！

　　匆匆忙忙脱下油渍斑斑的工作服，欢欢喜喜跨进绿荫森森的校园，诚惶诚恐搬进古色古香的学生二舍，战战兢兢翻开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书本，满目皆是似曾相识其实陌生的ABCD。

　　说句实在话，当时的我只会说一句完整的英语：Albania is a socialist lantern in Europe。同学之中却已有人能够捧着英文版的《红楼梦》读得津津有味。如此巨大的落差足以让人望尘嗟叹。好在我虽然惊慌万状，但还不至于惊恐失措。笨鸟没有机会先飞，总还会慢慢飞吧。我和也是从工科转到英语班的张明春同学定了个“君子协议”：每天每人必须背熟一篇英文小故事，不会的第二天就要乖乖受罚，帮对方买饭打开水。正像俗话说的，功夫不负有心人，不知不觉间，我也能和班上最优秀的同学一起比肩而坐，比翼齐飞了。

　　如今仔细体味，当年的那一股不服输、不气馁的执拗劲儿，得益于自己当过几年工人，能吃苦耐劳，同时也得益于湖南大学淳朴务实的校风，得益于这所千年学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旺盛人气与文脉。

　　试想，每天，脚踩着唐宋以来由一代代学子跋山涉水万里求学的执着脚步踏平的山道，聆听着长年累月回荡在岳麓山谷绵延不绝的琅琅书声，瞻望书院“千百年楚材导源于此，近世纪湘学与日争辉”的联匾，哪一个风华正茂的学子不热血沸腾豪气干云！在同样的讲台上，朱熹、张栻、王阳明、高世泰、王先谦等一代宗师曾倾囊相授；在一样的浓荫下，彭龟年、王夫之、陶澍、魏源、左宗棠、蔡锷、蔡和森等名士闻人也曾“日常闻教，夜自研习”……与巨人同行的肃然与敬意，敛聚陶冶成一股砥砺、催逼后来者奋力前行的强悍内驱力。遥想当年——半个多世纪之前，那位在隔岸相望的湖南第一师范就读的青年湘潭同乡，伫立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或许，他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经过千年蕴蓄勃然焕发的力量的感召之下，激发出浪遏飞舟、挥斥方遒的壮志与雄心！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所千年学府以其丰厚的底蕴、渊博的学养，给予它所培育的学子一个坚实的起点，一种永远的、温厚的支持。

　　陶景洲，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取得学士学位后，成为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研究生。曾获得“中国反倾销第一人”、“亚洲地区最优秀的仲裁律师”等称号。

　　我们这一代人，冲破三年自然灾害，跨越十年“文化大革命”，沐浴数十载改革开放的春风，可以说是“历经风雨沧桑”。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第一届学生，回想起这些年的点点滴滴，我一直相信，一个人的际遇，有自身的努力，时代的催化，而于我而言，还总有命运的眷顾。

　　1977年的那次高考，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年轻，心中装满了非北大清华不读之傲气，即使父母偷偷地把他的志愿改为安徽大学和安徽师范大学，但在关键的最后时刻，他把志愿又改回了北大。这个小年轻，就是三十多年前的我。虽然我知道“父母在，不远游”，也知道一个小县城的孩子，在偌大的北京城举目无亲，可能举步维艰。但是，这个傲气的年轻人，还是毅然决定要开启一段“冒险”的旅途。记得当时北大法律系是绝密专业，对学生的政审很严，我们这届法律系一共招收了82名新生，来自安徽的，只有李克强、张恒山和我。北大的杨敦先教授多年之后亲切地称呼我们为“黄埔一期”。当时，北大名师如云，有到过延安的陈守一系主任，也有国际法教授王铁崖，还有国际经济法教授芮沐。其中，对我们影响颇大的一位老师就是已故的宪法、行政法和政治学家龚祥瑞教授。他早年曾赴英国深造，兼具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学的素养。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龚教授家的小庭院里，我们一帮人经常一起讨论欧美政制和宪政。龚教授使用他自编的教材，指定我们一个人作报告，其他人听完后作出点评。我印象最深的是龚教授对“责任”的讲解：“责任就是你必须完成交给你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解释原因；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必须完成人民交给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向人民解释原因，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政府。”龚教授的这些宪政真义，就好像是天降甘霖，滋润了那个苦涩的年代，也为我们驱散了眼前的迷雾。

　　除了法律的专业课程，我们也学英语。因为是“文革”后的第一届，我们高考时根本不考英语，进校时，我一个英文字都不会。还有的同学在中学时学的是俄语。当时我和许多同学都有同样的学习工具：一个用橡皮筋扎起来的小卡片本子，一面写着英文，一面写着中文。我们一有空就会拿出来背。

　　当然，我们的生活也不仅是专业或语言的学习，还有很多“诗情画意”。比如，我的收音机就是当时的休闲“神器”，宿舍里七个人常围在那个收音机旁，收听刘心武《爱情的故事》；我们也会骑着自行车，到未名湖开诗歌朗诵会，或者到美术馆看展览。整个北大，到处都充满了我们的身影，那种奔忙和喜悦，也许可以说成是一股“穷折腾”的劲头，却让整个北大“热气腾腾”。

　　四年的学生生活，在那些泛黄的老照片上显得灰白又朦胧，但是在我们心里，却永远那么斑斓而清晰。四年的大学生活是我人生的盛宴，是生命中一大幸事。三十多年过去了，上铺何山（原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巡视员）均匀的鼾声时常让我忍俊不禁；武树臣（曾任北京奥组委法律部部长）对古文的推敲和朗读总是那么深沉饱满；何勤华（现华东政法大学校长）那腰间裹着的保暖护胃的宽带和几乎每天必燃的小灶总是让人感觉心里暖融融；徐杰（现浙江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和刘凤鸣（现美国通用电器中国副总裁）醉卧的姿态也不时闯入我的脑海；和李克强（现国务院总理）就英文单词的争论也还在耳畔回响。那四年里的点点滴滴，如今仍然历历在目，点缀我生命中最宝贵的回忆。同窗之情，师生之谊，刻骨铭心。

　　王辉耀，广州外国语学院1977级毕业生，现担任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1977年，当代中国历史风云变幻的一年，无疑也是改变整整一代人命运的转折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最初提出两个重大举措：对内恢复高考、对外派遣留学生，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作为接受再教育的高中毕业生，我在1976年初夏来到了地处四川丘陵地带的金堂县龙王公社，从一个城里人转眼间成了中国最底层的农民，过起了在茅屋中与老鼠共眠的日子。遇到雨天，根本没办法穿鞋在泥泞的乡村小路上行走，只能光脚，大脚拇指要使劲压住路面，这种感受至今印象深刻。没有自来水和电，照明靠每月配给的半斤煤油，饮水靠喝井里不卫生的生水。为了接受再教育，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就出门干活，到晚上十点才能收工，每天劳动只能记七个工分。即便如此，单纯的对知识的渴望一直支撑着我如饥似渴地学习英语和各种知识，因为做铁路工程师的母亲和曾参与援建坦赞铁路的父亲不断鼓励我：知识能改变一切。我点起煤油灯看书学习到深夜，在蚊虫弥漫的酷暑，穿着长衣长裤浑身大汗地看书；在寒冬，干脆喝辣椒水取暖。那个年代也赋予年轻人满腔热情，我在日记本上找到了当年写下的句子：“去了，去了，终于去了，十七岁的我终于来到了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人生的道路就从这里开始了。”然而，激情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残酷的现实替代了。到晚上，不通电的村里简直伸手不见五指，每天劳累一天回来还要自己做饭。四川农村做饭靠烧稻杆，烟熏火缭，我每做一顿饭，就被熏得泪流满面。严重的挫败感油然而生，继而变成强烈的不理解和深深的绝望：为什么古今中外都是随着社会发展，人口不断从农村迁移到城市，而我们却恰恰相反？难道我的青春只能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耗下去？

　　1977年10月12日晚，公社广播的大喇叭中传来消息：正式恢复在十年“文革”中被中止的高考制度。平地一声惊雷，这个消息让所有知识青年欣喜若狂。万分激动的我知道，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冥冥中感觉一直在等待这一刻。

　　1978年3月，我如愿以偿地收到了翘首以盼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踏上了开往广州外国语学院的列车。 一到广州白云山下的广外，就发现这里山清水秀，非常适合读书学习。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就被宿舍前后的外语朗读声吵醒了。广外在学习方面有着良好的传统，校风严正。而77级的入校更是给学校注入了一股强大的生机和活力。77级中不少人已工作五年，甚至十年以上，但不管每个人的经历或背景如何，大家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那时候，学校对文革“矫枉过正”，开始大张旗鼓、名正言顺地抓教学质量，校园学习氛围十分浓厚。大家学习都十分拼命，你追我赶，谁也不愿意落后。你六点起床，我就五点半起床，别人十一点睡觉，我就十二点就寝。那时，学校教室也不熄灯，学生读书到晚上一两点钟是经常的事。广州夏天的蚊子特别厉害，我怕蚊子咬，只好穿上厚厚的牛仔裤，浑身大汗淋漓，仍然苦读不止。

　　虽然学的是英美文学，但我觉得，不论学什么专业，都应该把自己训练成为一个复合型人才。在广外学习的四年，也是我博览群书的四年。随着中国70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大批的旧书得以重新开放或重印出版，同时也有不少新书被介绍过来。当时《读书》杂志复刊时曾发表过一篇很好的文章叫做《读书无禁区》，从此打破了“文革”以来读书方面的许多清规戒律，我便省吃俭用订阅了《读书》杂志一直到毕业，至今仍然保留着当年读过的这些刊物。

　　广外可以说是我精神成长的一个故乡，那四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黄金时光。在这里，我的思想、眼界、胸怀与心灵都经受了一场知识海洋的洗礼，世界观、人生观与生活态度都为之一新。广外打下的基础，一直伴随着我闯荡世界，人生从这里扬帆起航，走向了更加广阔的世界。

本文摘自《那三届——77、78、79级大学生的中国记忆》一书，主编王辉耀，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作为该书的智库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