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安全】习近平为什么要提公共安全精细化

2015年10月8日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储殷

  近日,习近平对公共安全工作做了重要的指示,要求“推进公共安全工作精细化、信息化、法治化,不断提高维护公共安全能力水平”,“努力建设平安中国”。9月23日,在大连召开的全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也着重强调了这些概念。

  在我看来,孟建柱在全国综治会上的讲话,有几个要点非常值得关注。首先他直面了世界进入风险社会的事实,意识到公共安全因此面临新的问题、必须提升理念。另外,讲话中还强调,维护公共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这意味着,平安建设不再被理解为单纯的管控,而是镶嵌在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中的有机部分。这其中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在现代化、城市化、民主法治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公共安全管理机制正在开始从观念、结构到技术全面升级。

  孟建柱的讲话,也对习近平“推进公共安全工作精细化”的说法作出了回应,“倡导以尊重事实、推崇理性、强调精确、注重细节为主要特征的‘数据文化’理念,把精细化、标准化、常态化理念贯穿于公共安全工作全过程”。

  “推进公共安全工作精细化”是较为罕见的提法,习近平为什么要提“精细化”呢?这和现代社会高风险的特质有关,旧有的粗放管理思路,早已不能和这种特质相调和。

  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让中国社会在享受到现代化、城市化带来的物质繁荣之余,开始越来越多地面临着现代化、城市化所带来的风险。传统社会用来维系公共安全的熟人环境、稳定秩序,正消逝于高速流动的现代生活之中。公共安全的维护越来越依赖于大规模的社会治理。现代社会的严密组织性,让风险不再局限于某一环节,而是随着社会生活的环环相扣,向社会的各个角落扩散。霓虹闪烁的高楼中,暗藏着火灾的危险;人流如织的地铁里,潜伏着挤踏的灾难。城市可以让生活更美好,也随时可能成为污染、骚乱、火灾、犯罪的土壤。这就要求更加严谨、科学、细密的专业分工、安全管理,以最大程度防范制度缝隙之中的魔鬼。

  中国当代社会的公共安全管理体制,主要脱胎于全能国家、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架构,它将原子化的个人局限于静态的框架之中,以此为基础维持社会秩序。这种体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限制性的管理,在强大、宽泛而笼统的权力之下,作为被管理的个人,自由程度是非常有限的。它与国家更多地发生行政与刑事上的联系,其自由有赖于权力的认可,凡是权力未明确认可的,原则上都是禁止的。

  在法无明文禁止即为允许的市场经济逻辑下,这种权力范围的笼统性不仅不能带来以前管理上的便捷,反而因为含糊不清,成为管理上的重大问题。在公共生活中的新生事物中,旧的思路无法填补管理空白,另一方面,它又可能造成有关部门在行使社会安全管理权力时,态度投机、随意甚至任性,让公共安全链条出现衔接上的巨大缝隙。

  近几年,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大与社会流动的急速加快,这种传统管理机制的失灵暴露得越来越明显。比如城中村无人负责的乱象,食品供应链条中的执法空白,网络空间的隐私权保护困境,都突出地反映了这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精细化分工,来构建权责清晰的管理机制,就成为了提升公共安全水平的必然选择。说白了,所谓精细化,既要解决谁来管,也要解决管什么,还要说清楚管不好找谁的问题。

  现代化的社会是一个高速流动的陌生人社会,也是一个纠纷爆炸、信息爆炸的社会。所谓精细化,自然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在基层警务、司法、管理、综治等一线部门,案件爆炸已经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基层管理人员疲于奔命、超负荷工作已经成了普遍现象。北京基层法院的法官年平均受理案件300起以上,基层派出所的警察、基层政府的管理人员每天也都平均加班近2小时左右,几乎已经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在近几年来,许多一线工作人员长期处于高强度工作压力之下,生理与心理疾病频发,甚至已经发生了多起加班劳累猝死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依赖科技进步提升管理水平,解放过劳的一线工作者。而以智能化优化流动社会管理,从而避免执法资源全覆盖所带来的刚性缺口,已经成为唯一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只有充分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中心,从多源的、分散的、碎片化的大数据中找到规律,才可以真正做到事前预测、事中管理与事后补救结合,在流动性的社会中构建公共安全无缝隙监管体系。

  中国的公共安全管理,长期以来存在着“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难题。这其中的症结,在公共安全管理体制中没有厘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果不摒弃全能国家的管理思路,以社会为管理对象、以政府为唯一的管理主体,就只能有两种结果:要不一刀切、运动式地全面收紧,要不就是选择性执法。

  在社会生活日益扩大、公民权利意识日益提升的今天,这种家长式的管理已经越来越陷入力不从心的窘境。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观念,将公共安全视为政府与社会合作管理的领域,建立一种以政府为主导,以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为辅助的公共安全机制。换句话说,既要依靠党委和政府,也要充分相信并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培育社会的自治能力,让有限的管理资源能够高强度地集中于特定的领域,达到好钢用在刀刃上的效果。

  换句话说,让凯撒的归凯撒,朝阳群众的归朝阳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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